西镜东像

第三节 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

　　无论从作品数量还是从影响力来看，贾平凹都可以说是中国新时期文坛上举足轻重的重要作家。他不仅在国内备受关注，在国外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韩、越等不同文字，受到海外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并获得了美国、法国的重要文学奖。本文重点探讨贾平凹的作品在英语、法语世界的译介、影响和研究情况，并分析他在国外受欢迎的原因。

　　一、贾平凹作品在国外的译介与影响

　　贾平凹的作品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传播到国外。一是中国官方主办的旨在把中国文学推向国外的英语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和“熊猫丛书”（Panda Books）刊登、出版了一些译成英文的贾平凹作品；二是国外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集收入了部分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三是国外的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翻译出版了贾平凹影响较大的长篇、中篇小说。

　　《中国文学》杂志在贾平凹创作初期就开始译介他的作品，并一直坚持不断，使得贾平凹的很多短篇小说以此种渠道传播到国外。以时间为序，《中国文学》刊登的贾平凹的小说和散文主要有：《果林里》（1978年第3期）、《帮活》（1978年第3期）、《满月儿》（1979年第4期）、《端阳》（1979年第6期）、《林曲》（1980年第11期）、《七巧儿》（1983年第7期）、《鸽子》（1983年第7期）、《蒿子梅》（1987年第2期）、《丑石》（1987年第2期）、《月迹》（1993年第2期）、《我的小桃树》（1993年第2期）。创刊于1951年的《中国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作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一个重要窗口，它翻译登载了大量反映新时期中国人民心声的文学作品，贾平凹以其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清新描写，赢得了《中国文学》的青睐，也由此走进了国外读者的视野。

　　1981年问世的“熊猫丛书”出版了贾平凹的两部作品集，一是《天狗》（The Heavenly Hound，1991），收入了《天狗》、《鸡窝洼人家》和《火纸》三篇小说；一是《晚雨》（Heavenly Rain，1996），收入了《晚雨》、《美穴地》、《五魁》、《白朗》四个中篇。另外，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贾平凹的英文版散文集《老西安：废都斜阳》（Old Xi‘an：Evening Glowofan Imperial City，2001）。“熊猫”丛书发行到世界上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让贾平凹的作品更好地走向世界，扩大了他在国外的知名度。

　　国外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中也收入了贾平凹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朱虹编译的《中国西部：今日中国短篇小说》中收入了贾平凹的《人极》和《木碗世家》；萧凤霞编译的《犁沟：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家，现代中国的故事和历史》收入了贾平凹的《水意》；从《中国文学》杂志上选编的作品集《时机并未成熟：中国当代最佳作家及其作品》收入了贾平凹的《火纸》；汉学家马汉茂与金介甫编选的《当代中国作家自画像》收入了贾平凹的《即便是在商州生活也在变》；汉学家吴漠汀编的《20世纪中国散文译作》收入了贾平凹的《秦腔》、《月迹》、《丑石》和《弈人》；英文版的“乡土中国”系列中《故乡与童年》收入了贾平凹的散文《春》。

　　国外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贾平凹作品有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浮躁》和罗少颦翻译的《古堡》。

　　以上是贾平凹的作品在英语国家的译介与传播情况。此外，贾平凹在法国也很有影响，据笔者粗略统计，他的译成法语的单行本和作品集主要有《废都》、《被吞没的村庄》和《背新娘的驮夫》，其中《背新娘的驮夫》由《五魁》、《白朗》、《美穴地》三个中篇组成。另外，贾平凹的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收入了《中国新时期作品选》和《中国文学：过去与现在》等法文版的中国当代作品选集。

　　贾平凹的作品不仅在国外得到大量译介，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称誉，这从他的作品在美国和法国获得的重要文学奖可见一斑。贾平凹的《浮躁》1988年获得美国的“美孚飞马文学奖”。贾平凹获得该奖后在美国出现了一股评价他的热潮，其《浮躁》也正是在这股热潮中被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成英语，于1991年出版。为了庆祝《浮躁》一书的英文版在美国首次发行，美孚石油公司“飞马文学奖”顾问委员会特别邀请贾平凹偕夫人访问美国。1991年10月，贾平凹踏上了美国的旅程，在华盛顿、丹佛、洛杉矶等地朗读自己的作品，他那伴着地方歌谣的朗诵把中国的文学、文化带进了美国人民的心田。

　　获得美国的文学奖九年后，贾平凹又以《废都》获得1997年度的法国国际“费米那文学奖”，同时被法国《新观察》杂志评为1997年度“世界十大杰出作家”。“费米那文学奖”是法国的主要奖项之一，与龚古尔文学奖、梅迪西文学奖共称为法国的三大文学奖，每年奖励世界文坛中一部最优秀的作品，而且规定销售量要达到8万册以上才能入选。贾平凹获得“费米那文学奖”也是亚洲作家第一次获此奖项。2003年，贾平凹又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法国驻华大使在给贾平凹的贺信中说：“您的作品在法国影响很大，这项荣誉是授予您作品内容的丰富多彩性与题材的广泛性。”

　　二、贾平凹作品在国外的研究

　　贾平凹的作品不仅在国外得到大量的译介，还引起了研究者的热忱，仅就英语国家的博士论文来看，1998年至2004年就有四篇以贾平凹为专题的研究论文，分别是悉尼大学王一燕的《叙说中国：〈废都〉和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多伦多大学司徒祥文的《农民知识分子贾平凹的生活与早期创作的历史-文学分析》、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郑明芳（音译）的《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四部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和方金彩（音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莫言、贾平凹创作中的男性气质危机和父权制重建》。

　　王一燕的博士论文修改后于2006年成书出版，

　　霍米芭芭的“国族叙述”（nationalnarration）为理论框架，探讨了贾平凹的《浮躁》、《废都》、《妊娠》、《逛山》、《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作品。

　　司徒祥文的论文结合贾平凹的生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贾平凹的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比如《红楼梦》、《金瓶梅》等的联系；贾平凹的创作和其他中国作家比如沈从文、高行健、钟阿成的关系；贾平凹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道家和佛家思想；贾平凹作品中对待女性的态度。

　　郑明芳的论文主要研究了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四部作品《废都》、《白夜》、《土门》和《高老庄》的悲剧意识。论文作者在梳理西方悲剧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贾平凹上述四部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他们跨越城乡界限的努力以及小说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展示。作者的结论是：贾平凹具有一种悲剧意识，并且成功地将这种悲剧意识以艺术的形式传达出来。

　　方金彩的论文从女性主义角度，在20世纪80-90年代呼吁重建儒家父性权威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解读中国当代三位著名作家张贤亮、莫言、贾平凹的三部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红高粱》和《废都》。该论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为什么当代男性气质的重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性，在具体论述时剖析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男性感到失去男性力量和女性化的主要原因，2）重构理想男性气质的意识形态框架，3）这些框架是如何建构男性的性别地位并影响男性对女性的看法和感情的，男性是如何让女性参与他们的男性气质建构的。

　　从国外对贾平凹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他的译成英文的《浮躁》、《古堡》以及《废都》、《人极》等作品上。

　　《浮躁》是英语世界研究贾平凹的重头戏。在1991年出版的英文版封二、封三上有这样的话：“融史诗、爱情和政治寓言于一体的《浮躁》，让读者置身于一个《易经》和《毛泽东选集》和谐共处的世界，最狂热的理想和诱惑、放荡、政治交织在一起。但在小说中，人性超越了文化和政治差异，作家对农村生活的全景式观照--污秽、野蛮、欢乐、痛苦的大合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读罢掩卷长思，挥之不去的是州河上静谧的月光、两岸摇曳的灯火，还有名为‘看山狗’的鸟儿的叫声。”英文版的《浮躁》出版后在西方世界立刻引起关注，出版当年（1991）就有5篇书评分别在《新书推介》、《柯克斯评论》、《纽约时报》（2篇）、《图书馆学刊》上发表，1992-1993年又有5篇评论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威尔森图书馆学报》、《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今日世界文学》等报刊杂志上与读者见面。

　　《柯克斯评论》上刊文说：“这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个复杂微妙而又躁动不安的故事……既真切感人，又带给人以启迪。”索尔兹伯里1991年10月1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书评中说：贾平凹在《浮躁》中所描述的商州，位于黄河文化的发祥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那里虽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至今仍保留着很多传统的东西，正是这些传统的东西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安斯科特泰森发表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难得的描写中国一个小镇的农民，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十年改革中所经历的浮躁生活的小说，作品情节曲折，充满着对生活的真知灼见。贾平凹以当地的方言和粗鲁的幽默，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中国农村中支配农民精神和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忍耐。”《图书馆学刊》上的评论指出：“贾平凹描写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活的小说……会让所有的美国读者爱不释手。”

　　与报刊杂志上的短评相比，澳大利亚华裔学者王一燕从学术研究的高度对《浮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她认为“《浮躁》以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关注独树一帜。……‘浮躁’首先指的是州河，描写州河能量无限奔腾咆哮，穿山越岭滋润田地摧毁家园。其次是指小说中男主人公金狗浮躁的心态，进而泛指中国八十年代末期广大农民的心态。社会变革带给农民可望可求的致富机会，村村寨寨都跃跃欲试，不再‘安居乐业’。”并指出：“过去与现在的紧密联系在《浮躁》中……具体真实地存在着，乡村的经济改革显然受制于传统的中国政治的运作方式，现代性与传统激烈冲突，陕西南部的山村毫无疑问成为当代中国的缩影。商州州河的激流俨然是商州青年八十年代胸中激荡的热情与希望，是中国社会当时对改革的向往。”

　　从以上的评论来看，国外对《浮躁》的解读与国内的评论比较一致，即都以肯定为主。《浮躁》在国内出版后，《人民日报》、《文汇报》刊发专文报道，称“要了解当前的中国社会，不可不读《浮躁》。它的出现，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国内著名的评论家、作家，像唐达成、何振邦、刘思谦、陈俊涛、李健民、石湾、朱卫国、董子竹、李星、汪增祺等，都纷纷发表自己对《浮躁》的看法，认为“《浮躁》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从整体上所做的对时代情绪，对时代的文化心理的准确概括。”正是由于《浮躁》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国民心态的理性思考，才引起了中外读者、评论家的一致好评。

　　如果说国外对《浮躁》的接受主要集中在英语世界的话，国外对《废都》的接受则是英语、法语世界并驾齐驱。如果说国外对《浮躁》的评价与国内基本一致的话，国内对《废都》毁誉杂陈的评论与国外对《废都》几乎一边倒的赞誉形成富有意义的对比。

　　《废都》出版后，不仅中国的学者、评论家争相阅读、评论、发表看法，海外的中国学者像哈佛大学的陈建华、旅美华人查建英、国外的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也撰文发表他们的观点，甚至在国外举办的一些亚洲研究会议上，贾平凹的《废都》也成了热门话题。

　　哈佛大学的陈建华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废都〉及其启示：末世文士的历史“覆影”》的文章，认为《废都》艺术上的优劣、性暴露等不过是次要问题，它的价值在于“对当前大陆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回应及其回应的方式，对知识分子挟裹在政治权势、残存意识形态和都市文化畸形关系之中这一特殊窘态的描写。”陈建华指出，《废都》使一些批评者感到惋惜或愤怒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反“理性”的方式，尤其是以自我“作贱”的方式弃绝对作家身份的认同。陈建华认为，这整部作品不啻是明清各种通俗文类的后现代“覆影”--通过明清通俗文类这一镜像，映照出当代文人荒诞和颓废的众生相，使作品带有中华帝国晚期的美学情趣。但这个作为中介的文类镜像同时被作者自己的美学想象所“幻化”，出现某种属于“后现代性”的主体的自我揶揄与自我消解。

　　旅美华人查建英就《废都》撰写了一篇题为《黄祸》的文章，认为该“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用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痛快淋漓地一步一步揭开了一个在各方面都走向腐败的旧都城的生活画面，这个昔日繁华的都城如今到处充斥着贪婪、堕落、虚伪，迷信盛行，色欲涌动，权力扭曲。……小说里面的人物举目四望，没有一个是真诚可爱的，即便主人公庄之蝶也是一个反英雄，他对政府官员阿谀奉承，为一己私利让情人嫁给市长跛脚的儿子。”并引用一位欧洲汉学家的看法：“性描写是小说中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贾平凹对性一无所知，只是从中国古典小说中猎取了一点皮毛。小说最吸引人、最有光彩的部分是它无情而又细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体系从内到外的运作--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交易，庸常生活下的各种暗箱操作，行贿受贿、人情冷暖、互相利用，人们在生活的泥淖中搅作一团。”“中国当代作家中没有人能像贾平凹写得这样好，”“他不给你任何生活的庄严，他把是一个懦夫、一个骗子推到你的面前，”“他表现的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人们知道他们无法逃脱这种生活环境，也知道如何在这种环境里周旋。”

　　澳大利亚华人学者王一燕认为“《废都》以中年作家庄之蝶在古城西京的日常生活为主线来勾画中国社会现状，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现状。”“《废都》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心设立在古城西京，又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蜕化成文人骚客，并在此之上进一步制造当代文人传统及其身份特质和性行为方式，”主人公庄之蝶“以感官及性欲的满足来消解社会异化对他的无情打击，”他“本人以及他的各路朋友都极为接近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旧式文人”，“废却的都城隐藏着中国文化历史的集体记忆，又为中国文化史提供了空前‘真实’的场景”。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方金彩从男性气质角度，对《废都》里的男女主人公做了富有深度的分析。其博士论文认为：“《废都》可看作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寻找失去的男性气概的旅程。”主人公庄之蝶推崇道家和儒家，因而在“才子佳人”模式中寻找理想的男性气质。方金彩指出，《废都》里面隐含着古典“才子佳人”小说中一夫多妻的影子，对主人公庄之蝶来说，理想的家庭模式以男人为中心。在小说中，他和好几个女人有染--既有妻子牛月清，又有情人唐宛儿、柳月、阿灿。“性和女人实际上是庄之蝶寻找男性气概的象征，因为他拒绝向压迫人的现实社会妥协”。但方金彩得出的结论是：以庄之蝶为代表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男性气概的寻找最终一无所获，“因而《废都》只不过是一曲感伤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失去男性气概的挽歌。”

　　女性主人公也是《废都》中不可忽视的存在，方金彩认为她们是“男性重建男性气质的附庸”。小说不是从欣赏女性出发的，女性是为了建构男性气质而存在的，她们是男性标准审视下的理想女性，不仅是男人心目中漂亮迷人的尤物，还乐于为男人献身。“在庄之蝶的男性气质建构过程中，女人和性是他的最后防线，是他最后的存在形式。”男人有得意和失意两个世界，女人和性是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和平衡器，在从男性主宰的受人尊敬的第一个世界跌向男性气质失落的第二个世界的过程中，庄之蝶试图借助女人和性来维护、留住男人的威权。但建立在弱者之上的力量不算是真正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庄之蝶尽管有征服女人的快乐，但很快又陷入深深的恐慌和悲哀之中的原因。当沉溺在征服女人的快乐当中时，他感到自己是女性王国里的王；当回到男性主宰的社会现实中来时，他又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是个懦夫。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位研究者郑明芳从悲剧意识层面剖析了贾平凹的《废都》，指出“《废都》主要刻画了城市里的一群文化人。时代的突变引起价值体系发生变化，造成人们无论道德上还是思想上都有无所适从之感，引发人们思考历史的荒诞性，思索当前的生活。时代突变中的人们丧失了道德和伦理基础，滑向堕落的深渊，而且在自身走向堕落的过程中也伤害着他们深爱的人。”

　　多伦多大学的司徒祥文认为贾平凹的“《废都》里面既有方言、俗语，也有文学语言、西化的散文句式和普通话。因此，从表面上看小说充满着矛盾，既是一本通俗小说，当然是基于生活真实的通俗小说，又是现代“文人小说”的典范，只有具有文学素养的人才能真正读懂它。”

　　另外，在哈佛、悉尼、蒙特利尔、多伦多举行的亚洲研究会议上也有学者提交有关《废都》和贾平凹其他作品的论文。比如哈佛大学的陈建华在1996年的“亚洲研究学会中国分会”会议上提交了题为《被放逐的幻想和悲剧：贾平凹的〈废都〉和顾城的〈英儿〉》；在1997年的“亚洲研究学会中国分会”会议上，蔡荣提交了《贾平凹〈废都〉中的变位与男性权威危机》；1997年在悉尼举行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联结会议”上，王一燕提交了《语言、时间和自我反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贾平凹比较研究》；1997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鲍勒尔举行的“国际研究年会”上，王一燕提交了《国族小说和国族叙事》；2000年在蒙特利尔大学举行的第36届“亚洲及北美国际会议”上，司徒祥文提交了《贾平凹〈人极〉中的农民价值观》；2000年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举办的“第一届研究生年会”上，司徒祥文宣读了《贾平凹建立的中国知识分子新角色/身份》的论文；2002年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举办的“第三届研究生年会”上，司徒祥文又做了题为《古老山梁上流淌的现代水：贾平凹的本土身份》的发言。这些会议论文标志着贾平凹在国际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在法国，翻译成法文的《废都》于1997年出版后，法国一时出现了热议《废都》的局面。《世界报》1997年10月17日发表书评，认为《废都》“确实是一部了不起的伟大作品”，“是贾平凹描绘的一幅茅盾或巴金式的社会画卷”，小说除了描写主人公庄之蝶“令人不可思议的堕落和精神上受到的巨大伤害”外，“还讲述了省城其他有影响的文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大师）的社会活动和爱情生活，这些人放荡、贪婪、投机钻营”。《费加罗报》也刊登《废都》书评，认为“贾平凹给读者提供了一幅中国当代生活的巨幅画卷，他以讽刺的笔法，通过对知识分子和显贵阶层的细腻分析，揭示了当代社会的精神荒原。由于平庸、退让抑或物欲，人们不知不觉地在生活中沉沦，被阴谋所吞噬。”法国读者也注意到了《废都》中暴露的性描写：“与中国现代文学格格不入的是，贾平凹大胆地描写了这些人物放纵猥亵的性生活”。但法国读者认为性描写是为揭示腐败和堕落服务的，他们对贾平凹的这部小说持肯定态度：“《废都》是一位为揭露这片土地上的堕落而不懈努力的作家献给世人的一部力作。”

　　综合国外对《废都》的评价，主导倾向是正面的肯定。“废”和“性”是《废都》所表现的两个重要方面，西方读者着重于“废”，即关注小说对中国当代生活中阴暗心理、腐败现象的揭露。他们对小说中的性描写并未大惊小怪，这是因为西方文化并不像中国文化那样对性讳莫如深。

　　较之于国外对《废都》总体上倾向于正面的评价，国内对《废都》的看法却是毁誉参半。1993年《废都》刚出版时，国内学界一片哗然，批评的声音像雨点一样纷至沓来。唐先田认为《废都》给中国文坛带来了负面影响：“《废都》和‘废都意识’显现出的与道德规范的严重不和谐，在中国文坛的负面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肖夏林甚至认为《废都》就是黄书、淫书：“《废都》张狂的性描写简直是一种犯罪，是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作家堕落行为。《废都》无疑是一部令人心惊的黄书淫书，实在与中国的第一淫书《金瓶梅》没有什么差别。”雷达在《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中把《废都》比喻为妖冶的女子：“它那熟悉的封面在到处招摇，好像妖冶的女子哪里都不会拒绝。它甚至悄悄地把王朔从书摊上挤了下来，同时似乎不无讽刺地告白着，文学的轰动效应并没有过去。”《废都》1993年上半年出版，下半年就以“格调低下、夹杂着色情描写”的名义遭禁。

　　当然，批评的声浪过后，国内的评论家又在《废都》中发现了其所蕴含的巨大价值。白烨称小说是惊人、醒人之作，而决非媚人、惑人之作。陈俊涛把小说称为40年来文坛没有见过的。曾镇南指出，该小说的卓异奇绝之处在于既对当前都市生活中异常广泛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毫无讳饰的真实描写，又对当代文化人的人生悲剧和精神悲剧做了深刻揭示。阎纲称赞贾平凹对文化的深刻领悟、对文学的独到把握，在小说中都有超凡的表现。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肯定《废都》，认为小说20年后必然大放光彩。

　　《废都》的正面评价和它在2009年的解禁说明这部作品拥有经得住岁月淘洗的文学价值，国内的评价和国外的看法统一到一个方向上来了。

　　除了《浮躁》和《废都》外，《古堡》、《人极》也在国外受到关注。

　　英文版的《古堡》“前言”中说道：“《古堡》中的三条线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一条是从道家角度重新讲述战国时期的改革家商鞅（公元前390-338年）的故事，……第二条线索描述的是1958-1966年的当代商州，……第三条线索是小说中导演和他的电影采景组在村里较长一段时间的安营扎寨，……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组成小说最重要的结构和思想框架。”《古堡》英文版出版后不久即有书评在《今日世界文学》上发表，书评认为：“《古堡》是贾平凹1985-1986年发表的‘商州系列’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一篇……尽管贾平凹对贫瘠的黄土高原的文学描写中不乏粗粝的现实社会经济场景，但他对神话、象征和草莽英雄主义的娴熟运用赋予该小说一种史诗性特征，使它不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还催生了很多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该评论者指出，尽管在翻译方面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小说本身的魅力和作者的重要地位使得《古堡》非常值得一读。”

　　朱虹在将《人极》翻译成英语时这样评价道：“中国西部作家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即突破了模式化的社会主义英雄形象，这些新的先驱性形象既有传统的美德，又掌握新的致富本领，他们实实在在地造福当地人民，尽管在造福于民的过程中仍然受到种种限制。”朱虹指出：“该作品真正感动读者的是主人公试图建立起一种权威。”

　　汉学家雷金庆专门撰写长文，评价《人极》。他认为《人极》是贾平凹从性别和阶级角度对男性气质的张扬。雷金庆指出，贾平凹在《人极》中塑造了农民“硬汉子”形象光子。光子具有“硬汉子”的所有品质，坚韧、刚强，尽管在生活中受尽磨难，却永远保持道德的高洁。光子身上既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也体现出新时代的特征。与《水浒传》中以武力著称的“好汉”不一样，光子有意识地避免使用暴力，同情遭受强暴的亮亮和白水，对待妻子温和、体谅。但雷金庆也指出：“《人极》中光子和亮亮的命运揭示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不遵循传统分配给他们的性别角色，就会变得男不男、女不女。虽然阴阳论中强调阴、阳可以彼此调和，相互转化，但《人极》却告诉我们，如果违反了阴阳的本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苦难的岁月把亮亮折磨得没有了女性的妩媚与温柔，由于长期为自己和家人的蒙冤奔走呼号，亮亮患上水肿病，身体臃肿，脾气急躁。而光子也不能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男人，因为虽然他和亮亮结了婚，但由于妻子身体有病，无法怀孕生子，光子也只能是一个无法完成父亲角色的男人。

　　三、贾平凹作品在国外被接受的原因

　　贾平凹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得到积极的评价和接受同他主动分析、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同时敏锐地抓住中国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心态问题，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达到最高的人类相通的境界”有很大关系。虽然并不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贾平凹却表现出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在世界文化层面上审视本民族文化的自觉。他既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又自觉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本土文化，对外国文学的认识和接受经历了扬弃、借鉴和融合的过程，这使得他的创作中渗透着世界性因素，从而受到海外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

　　贾平凹虽然是一个地域色彩极浓的作家，但对外国文学并不隔膜，实际上，他认真研读、思考过外国文学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理念。

　　贾平凹认为西方文学具有大境界。“那些现代派大家的作品除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不同、思维角度不同外，更重要的是那些大家的作品蕴有大的境界和力度，有着对人生的丰富体验和很深的哲学美学内涵。”贾平凹所谓的大境界，一是作品要表现人类相通的意识。他说：“要做一个好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就是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态度不仅是自己的，也表达了更多的人乃至人类的东西。”二是作品要有宏阔的涵盖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贾平凹在接受《文学家》杂志的访谈时说道：“他们创造的那些形式，是那么大胆，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什么都可以拿来写小说，这对于我的小家子气简直是当头一个轰隆隆的响雷！”并说：“我长期思考一个问题：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为什么能典型地概括那个时代的特点。我觉得是人家能够从现实生活中抓住当时时代社会心态问题，抓准了，抓得有力，涵盖面就大。”贾平凹认为，西方文学最主要的特点是分析人性：“对于人性中的缺陷与丑恶，如贪婪、狠毒、嫉妒、吝啬、罗嗦、猥琐、卑怯等等无不进行鞭挞，产生许许多多的杰作。越到现代文学，越是如此。”在对西方文学进行研读、思索的基础上，贾平凹的创作走出了“山地笔记”编写感人故事的狭小圈子，逐步走向关注人类生存、人类命运的博大境界，思考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明、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等一系列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追求“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抽象而丰富”的境界。贾平凹自《浮躁》以来的小说“从现实生活中抓住当时的时代社会心态问题”，真实地为时代、社会做记录，准确地再现了时代精神和民众心态，在表现复杂人性的同时，批判现实中的丑恶，宣扬美善理想，探讨“人类究竟怎么样才生活得好”。他的《浮躁》描绘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民对经济社会的向往和传统文化心理深层上的微妙变化，准确地概括出了弥散在各个阶层的“浮躁”情绪和“浮躁”心态；《废都》写出了城市人在旧观念失去、新观念未确立之时心灵无以附着的惶惑状态；《古堡》揭示了变革与守旧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来自各方面的变革阻力；《土门》真实地表现了传统被现代无情摧毁的必然命运；《美穴地》、《白朗》、《五魁》逼真地呈现了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正是因为他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原生态，艺术地再现了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表现了“一些人类相通的东西”，才在国外受到欢迎。

　　贾平凹主张学习西方文学的大境界，而在具体写法上，却强调要凸显本民族的特色。他说：“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成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贾平凹也曾模仿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但他很快就注意到我国当代模仿西方现代主义写法的作品并不受读者的欢迎，他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学应该借鉴的是西方文学的境界。“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著名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发展的在文学史上只能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说法，我觉得哪儿总有毛病发生。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要阐述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应该借鉴的，无论古人与洋人。”“我写作品，在境界上借鉴西方的东西，在具体写法上，形式上，我尽量表现出中国人的气派、作派，中国人的味。”他在探索如何“用中国的水墨画写现代的东西”，认为中国文学不能只借鉴西方的表现技巧，而应该努力丰富基于东方的重整体性感应的写作技巧，“达到最高的人类相通的境界中去”。贾平凹上述在国外产生影响的小说，都是既有西方文学的大境界，又体现着浓郁的中国地域色彩的作品，他不仅追求西方文学的大境界，还写出了中国的味道，把自己民族性的创作通向了人类最后相通的境界。贾平凹以这样的创作走向了世界，昂首迈入世界文学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