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九节 颠覆与维护：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透视

　　一

　　任何民族文学中的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异国这一他者是作为形象塑造者的欲望对象存在的，形象塑造者把自我的欲望投射到他者身上，通过他者这一欲望对象来进行欲望实践。形象塑造者把他者当作一个舞台或场所，在其间确认自我，展示自我的隐秘渴望，表达自我的梦想、迷恋和追求，叙说自我的焦虑、恐惧与敌意。一国文学中对异国的想象，经常是该国文化自身结构本质的投射和反映，它意味着该国文化自身的本质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断裂，于是就以想象的形式投射到异域形象当中去，这种异域形象实际上渗透着自身内在的本质特征。

　　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通常并不是现实的客观呈现，而是具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一般来说，如果形象塑造者用离心的、反形象塑造者社会的模式及异于其社会话语的语言来塑造异国形象，那么基本上是乌托邦化的形象；而按照本社会的模式，使用本社会的话语所塑造的异国形象，则大多是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维护和保持现实及现实秩序；而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存秩序的，具有颠覆、构建社会的功能。意识形态化的形象将塑造者一方的社会群体价值观投射到异国形象身上，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认可的象征模式，从而消解和改造异国形象，达到归化异国的目的；而乌托邦化的形象是塑造者一方力图否定其社会的群体价值观，创造出一个根本不同于自我世界的异国形象。因此，对异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不会造成自身文化传统结构的变化，它只是在既定视野内提供一套编码符号，将异己的信息消融在自身传统之中；而乌托邦化的形象则是将他国作为一种异己力量，促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调整。

　　二

　　从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来看，正体现了这两方面的功能。我们通过考察英国作家塑造的中国形象，发现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主要有正面和反面两种，正面形象多具有乌托邦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英国社会的质疑和颠覆，目的旨在促进英国社会的改造和变革。从历史上看主要是两个时期，一是19世纪以前的英国文人及19世纪的某些英国作家对中国的文明富庶、哲人治国、文官考试制度等方面的颂扬与借鉴，二是20世纪初忧思西方文明的英国知识分子对东方智慧的希冀和畅想。负面塑造多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英国社会的维护与整合，通过对中国形象的贬抑，达到消解他性，维护自身的目的，这主要表现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叱咤环寰的大英帝国倾向于利用丑化的中国形象来彰显自我，凸显霸气。

　　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往往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身文化传统所进行的重组、重写，渗透着本民族的情感与观念，是一种文化构想物。英国文学中对中国的想象和利用源远流长。早在14世纪，被誉为“坐椅上的旅行家”的曼德维尔就在其作品《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of Sir John Mandeville，1357）中描述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乌托邦中国。这是一本有关中国的虚构小说，在曼德维尔爵士眼中，遥远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那里富庶瑰丽，世间的珍奇无所不有，大汗的宫殿富丽堂皇，大汗的权势威震四方，大汗统治的国度安居乐业。曼德维尔游记中的古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幻想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英格兰来说，古代中国是一个世俗天堂，而此时的英格兰非常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来获得一种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启示。曼德维尔对中国的物质化想象，正迎合了这样一种需求，它为英国人提供了一个超越的尺度，使他们超拔于当时有限的现实。曼德维尔的中国形象旨在颠覆基督教对人性中世俗欲望的压抑和泯灭。

　　17世纪许多英国文人更对中国不吝赞美。博学之士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以其不朽的《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of Melancholy，1621）向世人提供了一付医治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忧郁病”的灵丹妙药，那就是模仿中国，像中国那样治理国家。他从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游记与著述中了解到有关中国的知识，认为繁荣富庶、文人当政、政治开明的中国是一个堪为效法的榜样。尤其是中国选拔人才的制度，深得伯顿的称颂，他说：“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学之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选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高贵，”而自己国家的官吏只知道“放鹰打猎，吃喝玩乐”，根本无暇顾及国家的治理。这里，伯顿对英国的讽刺和批判显而易见，其目的旨在质疑当时英国的社会秩序，寄托一种变革的愿望。

　　17世纪另一个对中国情有独钟的英国文人是散文大师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他以世界性的眼光，认为中国的一切，无论是政治道德，文化艺术，还是哲学医学，都是英国效法的榜样。坦普尔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得益于其时欧洲对中国的报道，坦普尔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中国多有褒扬，特别是在《论英雄的美德》（Of Heroic Virtue，1657）中，他热情赞扬中国是世界已知的最伟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比任何别的国家更加优良的政治体制，惊讶于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憧憬的哲人治国的理想在中国竟是现实，称赞孔子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人，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利于人才选拔，远胜过只注重世袭门第的英国贵族制度。坦普尔目光高远，17世纪欧洲文人关于世界最宏阔的认识也只是“从巴黎到秘鲁，从日本到罗马”，而坦普尔却语出惊人，“从中国一直到秘鲁。”不仅如此，他还将异域文明当作一面镜，认为遥远的民族不但可以提供一幅异域生活图景，而且可以启发对自身的反思与省察。

　　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的《世界公民》（Cit-izenofthe World）借用中国的故事、寓言、哲理、箴言，讽喻英国，寄托颠覆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变革英国社会现实的愿望。他在书中有许多美化、夸大中国之词，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当时的英国并不需要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需要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一个文明富庶、政治稳定、司法严明的乌托邦，以期用它来开启国人的智慧，激发起国人变革现状的热情，这应该说是哥尔斯密的真正意图。

　　18世纪以后，英国在国力上不断强盛，种族优越感助长了英国人的傲慢和霸气，雄霸天下的野心与日俱增，再加上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失败，一股敌视、蔑视甚至诬蔑中国之风日盛。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文学中利用中国质疑自我之声几乎销声匿迹。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被嘲笑的对象，雪莱将中国人看做“未驯服”的“蛮族”，狄更斯借笔下人物之口质疑中国的哲学。但在这股逆流中，仍有作家特立独行，其中之一就有兰陀。

　　19世纪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兰陀（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在他享有盛誉的《想象的对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1824-1829）中，有一篇是在中国皇帝与派到英国去的钦差庆蒂之间展开的，名为《中国皇帝与庆蒂之间想象的对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 Between Emperorof Chinaand Tsing Ti”）。当然，这完全是兰陀想象性的虚构，他旨在借中国人的眼光来观察英国社会，对其弊端进行批判嘲讽。以东方人的眼光来审视欧洲文明并对之进行批评是英国文学乃至欧洲文学的一个传统，但在贬抑中国之风盛行之日仍能坚持这一传统，确非独立不倚的品格不能为之，兰陀正是这样一个孤独傲世、超群拔俗的人物。兰陀在《中国皇帝与庆蒂之间想象的对话》中，以理想化的中国图像同英国的现状进行对比，以批评英国的弊端。他以中国的赏罚严明同英国的赏罚不明相对照；用中国皇帝对和平的热爱反衬英王的穷兵黩武；用中国科举制度给每一个人提供的均等进取机会批评英国的贵族世袭制。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一切都那么不协调，那么令人沮丧，这就是兰陀借中国之镜对英国时政的评价。

　　时光流转，但欧洲国家借异域文明来批评自身的传统并没有中断，这应该算是人类的一大幸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打破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幻想，欧洲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许多西方文化人在反思之余，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中国，希望从中国文化里面寻找拯救欧洲危机的曙光，英国作家迪金森（G。Lowes Dickenson，1862-1932）和哲学家、文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其中两个重要的代表，但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和利用已不是像以前的英国文人那样，直接用来批判英国的社会或政治，而是从美学和哲学上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他们怀疑西方现代文明中用进步、富足来衡量一切的价值观念，求索西方人精神危机的深层原因。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东方，正如学者周宁所说的，他们“开始在西方文明之外、现代文明之前，在古老的东方，寻找启示与救赎。中国是这个文化东方的重要代表，中国形象作为前现代想象中的‘他者’，在时间上代表着美好的过去，在空间上代表着遥远的东方，表现出现代主义思潮中那种怀乡恋旧的寄托与精神和谐的向往。”迪金森在《约翰中国佬的来信》（1901）塑造了一个现代审美视野中的乌托邦中国，赞叹中国的文人善于感受、捕捉生活中的真善美，月夜花园中的玫瑰、草坪上的树影，盛开的鲜花、松树的清香，都会凝结成优美的文学作品，而这些在英国则被机器的轰鸣、工厂的浓烟淹没了。西方的人们终日孜孜求利，片刻不得安闲，更谈不上从容地享受生活，感受自然，欣赏艺术。

　　罗素于1920年来到中国，寻求拯救西方文明的东方之光。罗素认为中国人对生活的享受，对自然美的享受，是他欣赏中国文明的重要理由。因此，相对于儒家，他更欣赏道家，儒家的繁文缛节使他厌倦，而老庄的一切遵循自然，悠然、宁静、恬适的生活方式在他眼里散发着一种自然的魅力，艺术的魅力。这也加剧了他对西方工业社会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厌恶，认为天性的幸福或生活的快乐是西方人在工业革命和生活重压下失去的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中国人虽然在物质上并不富裕，而且大多数人还相当贫穷，但他们懂得享受生活的快乐。他说中国文化是在丝毫未受到欧洲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中国现在虽然政治无能、经济落后，但它的文化和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而我们却大有将它毁坏的危险。”并告诫西方人：如同与中国人做生意能使我们的口袋鼓起来一样，中国的思想也能丰富我们的文化。

　　三

　　以上我们谈的基本上都是对中国形象的正面塑造。当然，英国文学中也有对中国形象的负面描写，而且与法德等国相比，在英国总有一些文人对中国持怀疑、贬斥、轻视的态度，他们不时发表一些贬抑中国的言论，在欧洲“中国热”的退潮中，英国人有意无意地起了带头作用。

　　在18世纪初期，我们就听见笛福（Daniel Defoe，1660-1713）对中国的严厉批评。他在《鲁宾逊漂流记续编》（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感想录》（Serious Reflections of Robinson Crusoe，1720）等作品中说中国人怯懦、愚昧、奸诈、自以为是，中国的港口、贸易、城市、宫殿也无法与欧洲相比。中国不仅物质贫乏，知识、学术和科学技术也相当落后。尽管中国有天体仪或地动仪，但对天体运动所知甚少。普通百姓更是愚昧无知，当发生日食时，“他们便以为是一条大龙在进攻太阳，要把它夺走，于是全国的人都去击鼓敲锅，响成一片，想以此吓跑那恶龙，这情况就像我们把一群蜜蜂轰进蜂箱。”中国的官员贪婪、虚荣、傲慢；中国的军队纪律涣散，士兵懦弱，根本没有战斗力；中国的宗教只是可怕的偶像崇拜。笛福是以一种殖民主义心态来看待中国的，他是商业时代的鼓吹者，主张贸易就是一切，他最尊重的人是商人，认为解决贸易所带来的商品市场问题的主要办法就是扩张殖民地，自然对自给自足、不愿意与别国贸易的中国无甚好感。他对中国的严厉批评，意在从贬低中国中获得一种发展商业贸易，维护自身社会的力量。

　　19世纪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也是个贬华派作家，他是英国文学史上鸦片吸食者之一，鸦片带给他短时的乐趣，也带给他无穷的痛苦，这种痛苦表现为侵扰他后半生挥之不去的恶梦，而梦的来源和场景都是东方人和东方。他在《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自白》（The Confessionof An Eng-lish Opium-eater，1821）中说，如果让他生活在中国的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他宁愿同疯子和野兽待在一起，也不愿意在中国生活。在他眼里，中国是一个无生命力的国度，中国人是非常低能的民族，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因此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卖鸦片，而且主张依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德昆西笔下的中国体现出一种自信自大、蒸蒸日上的文明需要一个陪衬的异域形象，一个停滞、可鄙、堕落的异域形象，以加强英国的优越感，凸显自身的文化与制度。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在《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1915）中将来自中国的宋先生刻画成“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令人感受到一个强大起来的民族的傲慢与偏见。毛姆曾于20世纪20年代到中国旅行，并把在中国的旅行见闻形诸文字。从反映毛姆中国观的重要作品《在中国屏风上》（On AChinese Screen，1922），我们可以看出他最感兴趣的是那暮色里消失的东方神奇与奥秘，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汉宫魏阙，是唐风宋采，是一种凭藉着自身文化优越感发出的异国情调的慨叹，典型地透露出他的东方主义心态。萨义德在引起东方国家理论震级的《东方学》中，以一个学者的睿智，一针见血地剖析了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和幻想：“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毛姆也正是带着东方主义的心理定势来品味中国的，他到中国是来寻觅古风远韵的，他置重的是历史的中国，狭窄街道上雕刻着精致镂花的店铺，呈现出一种衰落的豪华，他幻想着在其中发暗的龛橱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神秘莫测的东方古玩。而暮色里驶来的一辆北京轿车（the Pekingcart），满载着东方的神奇与奥秘，车上或许坐着一个歌妓，穿着花团锦簇的刺绣缎褂，青可鉴人的头发上簪着一块碧玉，正要去伺候一个宴会，和风流蕴藉的公子哥优雅地应对。

　　毛姆这种东方主义心态还表现在他对中国的看客心态上。他把中国的苦力（thecoolie）称为“the Beastof Burden”，对他们非但没有怜悯和同情，反而觉得那些不堪重负、靠出卖力气糊口的下层中国人构成一幅有趣的图画：“当你第一次看见苦力挑着担子在路上走，触到你的眼帘的是逗人爱的目的物……你看那一个跟着一个一溜上路的苦力，每人肩上一条扁担，两头各挂着一大捆东西，它们绘就一幅令人惬意的图景。看着他们反射在水田里匆匆忙忙的倒影，是非常有趣的。”这里，毛姆是一个看客，中国苦力则是被观看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西方人以一种西上东下的思维结构来想象中国，西方人是理性的、贞洁的、正常的，而东方人是非理性的、堕落的、不正常的。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

　　四

　　从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来看，不管是被高山大洋阻隔、各民族相互隔膜的中世纪，还是现代交通、通讯将世界变成地球村的20世纪，中国始终是作为一个参照物、作为一个非我的他者而存在的。18世纪以前，英国人对中国的知识很有限，绝大部分是想象，英国人把中国当作补偿自己缺憾的理想国。当他们所渴求，所构想的东西在现实中无法满足时，便幻化为一种“他性”，投射到中国形象上面，表达一种愿望，激起一种追求，从中国形象中汲取某种改革现状，颠覆现实的力量。19世纪以后，一方面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爆发力使英国国力陡增，优势日彰，另一方面随着对中国现实了解的增多，发现了中国文明的弊端，中国人蓝色的衣袍下面露出一双泥足。更重要的是，当英国人用进步观念来审视中国时，发现中国相对于欧洲在科技等各方面进步缓慢，于是一股蔑视中国之风蔓延英国，中国成了英国验证自身、彰显自我的对象，被塑造成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化的形象。可见，社会基础，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实力在异国形象塑造中起着重要作用。当被塑造者比塑造者强大时，塑造者往往将其纳入视野的中心，多采用仰视视角，以仰慕的态度把对方放在重要位置，用理想化的形式来描述对方，同时赋予其强大、先进、发达、进步、文明等特征。相反，当被塑造者比塑造者贫弱时，塑造者倾向于将其放在次要位置，采取俯视视角，以轻视甚至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对方，趋向于用低劣、愚昧、落后、贫穷等词汇来描述其特征。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打击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对自己的文明失望、绝望之余，英国人又想到了曾经受惠的中国，在新的视野里发现了利用中国的新的可能性。然而，不管肯定、否定如何变换，英国作家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始终是自身的对立面，作为与自我相对的“非我”、“他者”而出现，在这种非我、他者、异己的意向中，体现着英国人的文化价值观。英国人需要中国形象，就像他们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国人塑造的中国形象里面，体现的是英国精神生活的真实。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制约着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主要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英国自身的问题、需要和欲望，这些问题、需要和欲望是英国作家塑造中国形象的过滤器。

　　自中世纪以来，中国之于英国作家一直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被想象，被塑造，被赋予颠覆和维护两种功能，被置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极间的张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