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七节 布勒特哈特的异教徒中国佬

　　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1836-1902）是19世纪以描写美国西部而闻名的作家，也是把地方色彩引入美国文学作品的重要作家。他出生于美国东部，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出后，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从中东部蜂拥来到西部，哈特也抱着发财致富的愿望于1854年来到这里。在加利福尼亚的这段时间里，他从事过邮递员、司药员、排字工人、小学教师、报社编辑等各种职业，虽然没有获得财富，却学到了许多东西，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了解到美国西部世界里奇特的性格、环境和风土人情。1868年，他的短篇小说《咆哮营的幸运儿》在《陆路月刊》上发表，旋即轰动美国。次年，另一个短篇《扑克滩放逐的人们》问世，更使他蜚声海外，被称为美国“西部幽默小说家”、“乡土文学作家”。

　　在哈特一生的创作中，有一部分是描写美国西部华人的，如诗歌《诚实的詹姆斯的老实话》（Plain Languagefrom Truthful James，1870），短篇小说《费德城插曲》（The Episodeof Feddle City，1873）、《异教徒李顽》（Wan Lee，the Pagan，1874）、《加布里尔康洛伊》（Gabriel Conroy，1875-1876）、《海盗岛的皇后》（The Queenof Pirate Isle，1887）、《四邑人》（See Yup，1898）、《加拿大城的美少女》（A Belleof Canada City，1900）、《千里达岛的三个流浪汉》（Three Vagabondsof Trinidad，1901），与马克吐温合作的剧本《阿新》（Ah Sin，1877）等。我们在本文中重点讨论《诚实的詹姆斯的老实话》和《异教徒李顽》。

　　在哈特描写中国人的作品中，《诚实的詹姆斯的老实话》是影响最大的。这首诗共六十行，十小节，以诚实的詹姆斯讲老实话的方式叙述了一场打牌赌钱的经过：詹姆斯和比尔奈打牌，因缺人便与华人阿新凑成一局，阿新声称自己不会打牌，似乎是勉为其难地上了牌桌。詹姆斯和比尔奈本来想联起手来赢光阿新的钱，没想到次次输给阿新。后来詹姆斯发现尽管比尔奈偷偷藏牌，但表面木讷的阿新藏得更多，这使詹姆斯义愤填膺：

　　Which Iwishtoremark，

　　关于这点我有话要说，

　　Andmylanguageisplain，

　　我绝对直言不讳，

　　Thatforwaysthataredark

　　论到歪门邪道，

　　Andfortricksthatarevain，

　　或是诡计多端，

　　Theheathen Chineeispeculiar，

　　异教徒中国佬实在精于此道

　　Whichthesame Iwouldrisetoexplain。

　　对此容我慢慢道来。

　　Ah Sinwashisname；

　　他的名字叫阿新，

　　And Ishallnotdeny，

　　我不否认

　　Inregardtothesame，

　　这个名字

　　Whatthatnamemightimply；

　　所隐含的意思，

　　Buthissmileitwaspensiveandchildlike，

　　但他的笑容既忧郁又孩子气，

　　As Ifrequentremarkedto Bill Nye。

　　这一点我经常向比尔奈提起。

　　……

　　Then Ilookedupat Nye，

　　然后我抬头看看奈，

　　Andhegazeduponme；

　　而他也两眼朝我直瞪，

　　Andherosewithasigh，

　　他站起来，叹了一口气，

　　Andsaid，“Canthisbe？

　　说道：“这难道是真的？

　　Weareruinedby Chinesecheaplabor，”

　　中国贱劳工毁了我们。”

　　Andhewentforthatheathen Chinee。

　　于是他扑向异教徒中国佬。

　　Inthescenethatensued

　　此后发生的各种事件，

　　Ididnottakeahand，

　　我袖手旁观决不参与。

　　Buttheflooritwasstrewed

　　整个地板飞满纸牌，

　　Liketheleavesonthestrand

　　像河滨的满地落叶，

　　Withthecardsthat Ah Sinhadbeenhiding，

　　都是阿新藏起来的牌，

　　Inthegame“hedidnotunderstand”。

　　来玩这“他不会的游戏”。

　　……

　　这首幽默歌谣体诗歌刊出后大受欢迎，后来将标题改成诗中多次重复的《异教徒中国佬》，不仅风靡全美，还穿越大西洋，转载在英国的《旁观者》杂志上。

　　这首诗在当时引起的热烈反响超乎哈特的意料，他曾表示创作此诗完全出于无心，他的本意或许是嘲笑白人本想欺骗华人反而被欺骗这样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丑行，并对中国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同情，但他的白人同胞误读了他的本意，认为这首诗具有排华意味，迎合了当时的潮流，因而普遍接纳了它。比如当时一位评论家就作如是观：“中国人蜂拥来到加利福尼亚……虽在许多方面遭到反对，仍坚持他们自己的行为习惯。布勒特哈特富于远见地看到了这一切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并认为通过用一种幽默的笔调来描述这种状况，能够适时地提醒公众注意这个问题。”就连为哈特立传的亨利W。伯伊顿（Henry W。Boynton）也这样写道：“‘廉价的中国劳工’已经吹响了涌入美国的号角，而布勒特哈特凭借他对现实问题的敏锐的直觉，用极为简单而又强有力的形式，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针对这一偏离作者原意甚远的误读，哈特不得不站出来辩护，解释说如果这首诗里含有意识形态成分的话，那也是要指控白人矿工的贪婪，不知廉耻地戏弄、坑害其他种族的人，结果反而被倒打一耙。尽管如此，很多白人还是愿意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解读这首诗：首先，中国人是“廉价劳力”，与“自由的白人”相比是低一等的；其次，从外表上看，中国人总是笑容可掬，笑起来傻里傻气的样子，那他们就应该是智力低下、愚钝、痴傻的异类，但事实上，中国人在赌桌上诡计多端，所以中国人是欺诈者、骗子。

　　由于《异教徒中国佬》一诗反响热烈，一时间群起效仿，推动出现了一批侮辱嘲弄华人的打油诗，“异教徒中国佬”也成了一个描写中国人的定型化词语。“异教徒”最初是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称谓，本质上只是表示信仰的不同，不是什么贬义词，但在美国人的偏好解读下，这个词带上了“善恶分野”的内涵。称华人为“异教徒中国佬”不仅反映了美国人的优越感，也反映了在这种优越感的支配下，美国人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关系的处理方式，即在现实生活中从西方中心的心态出发，要求华人放弃自己的信仰、道德伦理甚至日常生活礼仪，皈依基督教。一旦这种心理得不到满足，便视华人为劣等人种，中国人的智慧也带上了妖魔化色彩，就像阿新的牌技一样不可思议。哈特的这首诗使中国人和异教徒牢牢地联系起来，从此成了美国人以轻蔑、厌恶的口吻来谈论中国人的一个惯用语。

　　尽管哈特创作《异教徒中国佬》的目的是要讥讽自己同胞的贪婪，对远离故土、在美国备受捉弄、殴打的华工表示同情，但他的白人读者却主要解读成对华人的讥讽和嘲弄，并为此欣喜若狂。哈特本人对西方公众的误读感到可笑，对由此而给华人带来的损害感到内疚，便想在此后的创作中做些弥补，于是另一篇关于华人的短篇小说《异教徒李顽》诞生了。

　　在哈特有关华人的作品中，写得最哀婉动人的当数《异教徒李顽》。主人公李顽的故事按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讲述。第一阶段发生在1856年，那时的华人和白人基本上相处融洽。小说的主人公李顽是“在内廷变戏法的老王”的头生儿子，华商辛和（Hop Sing）邀请老王为几个尊贵的美国客人表演，美国人看了表演之后很赞赏，高兴之余就认老王的儿子为教子。第二阶段是九年之后的1865年，由于李顽的“性命目前正受到旧金山文明学校里你们（指白人--笔者）很有教养的文明子弟的威胁，而遭到了危险”，辛和把李顽送到朋友（孩子的一位教父，也是小说中的“我”--笔者）所在的报馆去当学徒。但聪明而又淘气的李顽常常搞一些恶作剧，比如送报时弄坏了订户的报纸，报复捉弄过他的工头，偷邻居的鸡蛋，甚至抢劫邮包，但他与报馆里的美国人相处得还算融洽。第三阶段是在两年以后，这时候的种族关系已经变得相当严峻复杂。李顽被带回旧金山，进入一所教会学校学习，并和房东家的小女孩建立了亲密的友情。小女孩“白白胖胖的脖子上挂着闪闪发亮的十字架，”而李顽的“褂子里揣着丑陋的瓷菩萨像”。李顽为小女孩做各种各样的玩具，小女孩则为他弹琴、唱歌、读书，并送给他一根黄缎子扎小辫子，还带他去主日学校。中国孩子竟敢和白人孩子有如此亲近的关系，带有浓重种族歧视眼光的白人不能容忍。于是，接下来发生了持续两天的袭击和屠杀华人的暴动：“居民中有一伙暴民袭击并残杀了手无寸铁、不能自卫的外国侨民，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是属于另一民族、宗教、人种的人，因为他们乐意为他们能够得到的随便多少工资而工作。”就是在这次暴力袭击中，李顽被一伙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和基督教学校的学生用石头砸死在旧金山的街道上。哈特怀着悲凉的心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死了，可敬的朋友们，死了！在旧金山街头，活活被石头砸死，正是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是一群半大不小的顽童及基督教学校里的学生下的手！

　　当我郑重地将手按在他的胸膛上，感到衣服下面有个碎裂的东西……是李顽的陶瓷菩萨像，那些喊叫着铲除偶像的基督徒，亲手用石头将它打得粉碎！

　　对于这段凄婉的描写，虽然有人会说哈特像狄更斯那样感伤，但我们能感受到哈特字里行间对中国人的真诚同情，似乎是在对自己以前不明朗的态度做些补偿。

　　在这个故事里面，哈特讽刺的笔触部分放在那些信奉基督教的美国人以基督的名义犯下的罪孽。哈特的父亲信仰天主教，母亲信仰新教，但哈特感到母亲的新教不能给人以鼓舞，父亲的天主教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不具体信奉某一个教派，只是偶尔对一个教派的教义表现出兴趣。他在早期的一个小册子《皈依基督的异教徒与传教士之间的对话》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喜欢那个没有皈依基督的异教徒吗？不，不是这样的！”哈特一生都坚持这种观点，当然，在《异教徒李顽》中这种思想也有明确的流露，比如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这个小女孩很高兴能够在李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基督善心慢慢地影响他。”白人女孩和黄种男孩能够毫无芥蒂地亲密友爱，十字架和菩萨像两相辉映，说明在哈特心目中中西两种信仰、两种文化并非不能共容，这是哈特美好的理想，至少是他良好的愿望，正因为如此，他在小说中才对李顽的死渲染得如此悲凉，对种族主义的愤慨使他突破了惯常所用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同是描写华人，布勒特哈特和马克吐温明显地不一样，吐温把他对种族主义的愤怒和对华人的同情态度明朗地展现在作品中，而哈特基本上采用客观的手法，尽管带有揶揄和有意夸大的成分，但主观感情很少渗入和流露，他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愤慨表现得比较平和、委婉，将中国移民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深深地隐藏在作品之中，或是巧妙、自然地点到为止，一般不做过分的渲染。而且他还擅长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减弱种族冲突，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不满，都掩映在幽默、玩笑的氛围里。相比之下，《异教徒李顽》就是一部立场较为鲜明的同情华人的作品了。

　　也许是《异教徒中国佬》那首诗给哈特带来了太多的荣誉和金钱，1878年，他又写出了一首以阿新为主人公的诗《中国人最近的愤怒》（The Latest Chinese Outrage）。在这首诗里，白人矿工在狩猎回家的路上碰到华人洗衣工，其中“异教徒阿新”向白人索要洗衣的工钱，白人拒绝付费。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难道束手无策，让亚洲/这些野蛮的家伙横行在文明之邦？”明明是自己拖欠华人的洗衣工钱，白人却表现得满腔义愤：“这些人卑劣低下，/污浊不堪，/迷信如来，/难道还能算债权人？”于是在阿新的带领下，中国人袭击了这几个白人矿工，抢走了他们的猎物及其他财物以抵洗衣费。更令白人惊讶的是，这些中国人竟然掳走了一名欺骗他们的白人矿工约翰逊（Johnson），并以中国人的方式审判他：给他穿上中国人的服饰，剃掉眉毛，脸上涂上油彩，嘴里塞上烟枪。然后捆住他的手脚，塞进一个竹笼里，挂在树上，外面放个标签，上面用中文写着：“有个白人在此！”然后，静悄悄地离开，“任他悬挂在那儿，像个熟透的果子。”

　　1877年，哈特还与马克吐温合作，写了一个剧本《阿新》，又称《异教徒中国佬阿新》（Ah Sin，the Heathen Chinee），于当年5月份在华盛顿“国家大剧院”上演。在英文中，“阿新”的字面意思是“啊，罪孽”，以这样的名字为剧中的主人公命名，显然不是要塑造一个正面形象，而是一个集中国移民所谓的邪恶、诡计多端之大成的化身。剧中的阿新潦倒、酗酒、偷盗，尤其精通赌博，表面上显得愚蠢、可怜，实际上工于心计。最后，一直被人作弄的阿新却把自以为聪明的布劳德里克“耍了”：“万恶的中国佬，他让我伸长脖子钻进绳套。”布劳德里克对着阿新大声吼叫：“你这个罪恶（sinful）的老强盗，滚回中国去！”剧本重点突出了华人的狡诈，在巴尔蒂摩的演出海报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阿新拖着长长的辫子，嘴巴大张着，眼睛鼓着，穿着袖子宽大的对襟大褂，手攥一把扑克牌，头往上仰，鼻尖上立着一张王牌，和哈特的幽默诗《异教徒中国佬》里面长袖子里藏牌的阿新如出一辙。吐温和哈特对华人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只是把他们视为可怜无助的族群。两人出于正义感和同情心借华人来讥讽本国人的暴力和偏见，但如果华人表现得比白人聪明，便会惹恼白人观众：“让一部戏剧围绕一个精明的华人转，尤其是他可以轻易胜出周围的白人，也许就要求得太过分了--即使不是对戏剧，对观众也是如此。”这也许是剧本《阿新》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哈特对华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表示同情，但他又是带着好奇的眼光来看待华人的，将华人视为诡秘的异教徒：漠然的面孔、怪异的装束、灵巧的肢体、神秘的特征和整体上的难以捉摸。哈特的描写与当时美国民众对中国人的好奇心和神秘感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这既是一个民族在遭遇另一个与之有着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的民族时所不可避免的初始状况，也是19世纪遍及欧美的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余绪，是文学中追求异国情调的表现，而这种异国情调的东西，用写实的手法罗列出来，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环境和氛围。

　　贯穿《异教徒中国佬》始终的是华人所谓的表里不一、不可捉摸，他们整日面无表情，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生活在迷信和诡秘之中。剧本《阿新》中，主角阿新透出一股冷漠的神秘感。剧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个赌徒、骗子、偷窃者，剧终时却摇身一变，从一个邪恶之徒变成了惩治恶人的英雄，令白人观众感到华人是一个戴着多重面具的种族。

　　而在《异教徒李顽》中，哈特对华人的诡秘性做了更深层次的揭示，特别是中国的民间文化--变戏法，其中小李顽在魔术表演中的神秘现身，则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在观众焦急的等待中，表演魔术的地下室里静极了，甚至能听到大街上的钟鸣声和偶尔驶过的马车的哒哒声。那种紧张得近乎恐怖的氛围被哈特渲染到了极点：“观众怀着凝神期待的心情，看到朦胧、神秘的微光笼罩在怪模怪样的中国神像上，地下室里弥漫着一股跟香料混合在一起的轻微的鸦片气味，再加上我们真正等待的事情难以捉摸的恐怖性，这一切使我们很不舒服地脊背发凉。”紧接着，小李顽终于在魔术师老王神秘莫测的表演中，从看上去一无所有的虚空中显现出来：

　　“围巾下面有东西！不错--有一件先前不在那儿的东西，起初，只不过有一点凸起的迹象，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可随着每一分钟的流失，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明显……那个隐蔽的东西成了一个躯体，从围巾中央顶起了五六英寸。现在毫无疑问了，这是一个完整的小躯体，胳膊和腿全显现出来了。……老王站起身来，用一个迅速、利落的动作，一把将围巾和绸子扯开，露出一个中国婴孩儿，安安静静地睡在我的手帕上！……这是一个一周岁的可爱男孩儿，看起来像是用檀香木雕刻成的一个丘比特。”

　　不仅中国的魔术不可思议，中国的商品也带有神秘的异国气息。哈特在《异教徒李顽》中这样描述中国商人辛和的批发店：

　　星期五晚上八点钟，我走进了辛和的批发店。里面充满着我早先就注意到的那种芬芳中浸润着神秘外国气息的香味；还有原先一直摆在那儿的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那排成一行的罐子和陶器，那琳琅满目的怪诞、灵巧、精致的玩意儿，那些不断叫人联想到脆薄易碎的质地的物品，它们的色彩一点儿也不协调，但每件物品本身又都美丽、罕见。……瓷质和青铜的菩萨塑像，造型夸张地丑陋、可怕……还有上面写满了孔夫子至理名言的糖果罐子、看起来像草篮的帽子和看起来像帽子的草篮……

　　这些描写既透露出哈特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也表现出由于好奇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化的神秘感和敬畏心理。

　　中国人的沉默寡言也是哈特有意放大的一个方面。远渡重洋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华工，最初几年由于补充了美国西部劳动力的短缺，带去了精湛的手工艺，再加上他们温和的性情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白人的好感，被称为“天朝的子民”。但好景不长，随着金矿的采尽和贯穿美国东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完工，华人很快被视为与白人争夺工作机会的异类，他们迥异于美国白人的习俗、穿着、语言和行为习惯也成了遭受攻击的借口。尽管哈特对华人的了解比当时普通的美国人要多，他仍把中国人视为一个待解的谜。“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中国人”、“不善交际的中国人”是哈特经常用来描写中国人的词语。在《加布里尔康洛伊》中，他对中国人不善于与白人沟通做了这样的描绘：

　　阿福脸上的表情瞬间踪影全无，加布里尔问的那个简单的问题，比一块湿海绵还要完全地擦掉了他那空洞、灰白脸上的表情和内心的想法。阿福以令人不解的平静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提问者，慢慢拉了拉已经盖过手指的长袖子，以一种东方式的姿势，将双手顺从地放在前面，明显地是在等待加布里尔问一个他能听懂的问题。

　　在美的华人沉默寡言，一方面是出于在排华处境中保护自己的愿望，避免祸从口出而三缄其口，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赋予中国人的一个重要性格特征，和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尊重等级制度、重视家庭内部和谐、强调以中庸之道处理事务的环境与方式有关，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惯于以自己的标准评价别人的西方人，由于对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缺乏了解，武断地得出中国人难以捉摸、不可理解、不愿沟通的结论，并藉此排斥、攻击华人。哈特关于中国人的作品中也表露出一种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异教徒李顽》中的商人辛和是哈特倍加赞赏的一个华人，他一派绅士风度，会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但无疑这种赞赏的背后是东方主义的思维定势，辛和是受到西方文明的教化而成功的极端例子，在《异教徒李顽》中，哈特对他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是一个相当庄重、正派、英俊的上流人士，他的肤色就像一块上等的棕色上光细棉布，除了蓄辫子的地方，整个头都是那种颜色。他的眼睛又黑又亮，眼睑总是保持着15°角，他的鼻子笔直、端正，嘴巴很小，牙齿洁白。他穿一件深蓝色绸子上衣，冬天的时候再加一件羔皮短外套。……他的态度尽管有些过于严肃，却彬彬有礼。他的法语和英语讲得都很流利。总而言之，我怀疑你们能否在旧金山的基督徒商人中找到一位与这位异教徒店老板相媲美的人物。

　　辛和在哈特笔下之所以受到关照，是因为他会说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和那些满口洋泾浜英语的中国下层“苦力”截然不同。语言的教化随之带来举止行为的大方得体以及交际范围的扩大，辛和与联邦法院的法官、政府的要员、报社的编辑、显赫的商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往来。

　　哈特还以东方主义的视野将中国人的聪明、灵巧涂上妖魔化色彩。他的一些作品有意夸大中国人作弊的手段，并认为这是阿新和他的同胞共同具有的特征。在短篇小说《费德城插曲》中，哈特用特写描绘了阿福（Ah Fe）利用宽大的袖子作弊的情形：

　　忽然，……阿福在桌布下面偷偷地伸出了一只手，又将手伸进袖子，动作缓慢、小心，像蛇爬行一样不易为人察觉，然后将东西塞进了裤子里面。……几秒钟之后，红缎子桌布在神秘的刺激下泛起一丝波纹，之后停在阿新的手掌下面，又是一阵同样复杂的动作，之后桌布不动了。

　　两年之后，在《加布里尔康洛伊》里面，另一个阿福“将一块金子和一封信迅速地藏在袖子里面”。在二十多年之后的《加拿大城的美少女》中，又一个阿福玩弄这个把戏：“从袖子里忽然抽出一张字条，然后迅速、灵巧地将它转到手里。”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早期的华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美国的铁路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就连哈特这样对华人心怀同情的作家，也不能正面表现中国人的智慧。不过总的来说，哈特主要还是怀着同情的心态来描绘华人形象的，哈特本人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所以一般美国白人的那种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优越感对他来说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对哈特来说，美国不是大熔炉，而是充满令人不安的甚至暴烈因素的对抗之地，他虽然无意为华人辩护，但《诚实的詹姆斯的老实话》确实有“对白人背叛行为的轻松揭露”，从《异教徒李顽》里面也可以读出对“以武力杀害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外族人”的谴责。他笔下的“异教徒中国佬”虽然多数时候显露出谦卑懦弱的一面，但是哈特希望他们能够具有仇恨之心，获得一种令人畏惧的气质，找到伸张正义的机会，来回击那些关于低等民族天生该被奴役、被践踏的无聊叫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