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五节 美国大众文化中华裔男性的身份建构：以傅满洲和陈查理为典型个案

　　傅满洲（Fu Manchu）和陈查理（Charlie Chan）一度是美国大众文化中定型化的主导华人形象，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内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在辨析意识形态时曾这样说：“文化实践和政治权力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詹姆逊也认为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是任何其他当今流行的阐释方法所“不可逾越的地平线”，提出用政治视角阐释文学作品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虽然他们的观点在文学理论异彩纷呈的当代受到一定冲击，但将其应用到美国华裔男性身份的建构研究中仍有其指导意义，因为我们在本文中撷取的个案傅满洲和陈查理在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沉浮，与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变迁存在一种同构关系，可以说他们二人在美国大众文化中的起伏沉落，几乎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晴雨表。

　　一

　　傅满洲和陈查理都被塑造成一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定型化形象，其种族属性和性别内涵不可分割。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者林爱美指出：“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的对应关系惊人而准确。前者不但与后者相联系，而且为后者所确证。男人强于女人，同样，一些民族也强于另一些民族。”傅满洲代表着西方人对华人的憎恶和恐惧：从政治上来看，他要控制整个世界，威胁西方文明；而从身体特征上来讲，他又令人不解地被剥夺了男性气质（masculinity），贬低为仅能繁殖高智商后代的生物。陈查理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华人侦探，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东方人的耐性机智地破获了一个又一个疑案。但就是这样一个代表美国法律和正义的华人形象也被剥夺了男性特征，成为一个缺乏男子汉气概的“非性化”典型。

　　关于男性气质，美国学者罗伯特康奈尔（Robert Connell）将其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masculinity，一译“霸权男性气质”），指“那种文化动力，凭借着这种动力，一个集团声称和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学者迈克尔基梅尔进一步指出，支配性男性气质是以霸权、男性至上、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男性气质是用来界定白种人、中产阶级、青壮年和异性恋男性的，是其他男性要效仿的，是他们的尺度和通常所需要的东西”。华人男性被排除在这一高雅群体之外，原因很简单：居支配地位的男性不包括有色人种的男子。二是从属性男性气质（subordinated masculinity），指同性恋男性对异性恋男性的从属。康奈尔认为：“在当今欧洲，美国社会中突出的情形是异性恋处于统治地位，同性恋处于从属地位。”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在《大哎呀！美国华裔与日裔文集》中痛心地指出：“今日美国自由派白人认为：华裔男人说得好听一点是缺少男人味、暗地搞同性恋的家伙，就像陈查理；说得难听一点，他们是同性恋威胁者，就像傅满洲。”男性同性恋者类似于女性，在社会、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北美的一些商业录像经常把亚洲男子描绘成神秘、具有异国情调、搞“同性恋”的异类形象，旨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中所宣扬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观点。三是共谋性男性气质（complicitmasculinity），指那些支配性男性气质不明显，而又从支配性男性气质中受益或潜在地支持男性霸权的男性。有色人种的男性，由于被排除在霸权男性之外，带有共谋性男性气质。尽管由于族裔属性而受到白人男性的排斥，他们仍然能从父权制中获得好处，但渴望成为霸权男性的诱惑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促使他们挣脱共谋性男性气质，以攻击性的行为去成为霸权男性中的一分子，这对霸权男性气质来说是一种显在的或潜在的威胁。傅满洲就被塑造成带有这种气质的有色人种男性，他身上的“黄祸”特征既是对西方世界的威胁，也是对白人男性霸权的威胁。第四种是边缘性男性气质（marginalizedmasculinity），“指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与从属阶级或集团的边缘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边缘性男性气质总是与统治集团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权威性相联系着。”康奈尔提醒我们，有色人种的男性被边缘化了，他指出，即使一些有色人种的男性体现出霸权男性的性征，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仍被居支配地位的男性推至边缘，少数有色男性的成功并不能改变他们之中多数人的处境。

　　对美国华人男性气质的讨论自20世纪70年代就在亚裔美国文学中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家张敬珏（King-kok Cheung）指出：“要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性别问题，不从历史上挖掘华人男性被女性化的事实，不面对民族性的定型化形象和民族主义的反抗，或者更重要的，不厘清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中关于男性和女性的陈词滥调，是不可能的。”亚裔男性在美国大众文化中被阉割了，他们不断地作为女性化、缺乏性吸引力的形象出现，很少扮演浪漫的主角。在美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是维护父权制社会秩序的，华人男子被表述为没有力量、缺乏男性气概的从属性、边缘性群体，被排斥在霸权异性恋男性之外。

　　二

　　傅满洲和陈查理，一个被塑造成恶魔，一个被塑造成模范少数族裔，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缺乏男性魅力的华人男子。傅满洲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塑造的一个负面华人形象。罗默关于傅满洲的小说一共有13部长篇、3部短篇、1部中篇，他的第一部傅满洲小说是《神秘的傅满洲博士》（1913），小说一出版即获得巨大成功，后来他在签名时甚至将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S写成美元$的符号！二战以后，罗默来到纽约，并最终定居美国，继续为美国读者创作惊险、神秘的傅满洲故事。许多傅满洲系列故事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电视剧，以更加通俗直观的形式，深入到美国的大街小巷，傅满洲在西方世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傅满洲是邪恶的化身，“黄祸”的代表。欧洲著名东方学家莱昂内尔巴顿爵士（Sir Lionel Barton）认为傅满洲是“一个利用昆虫、细菌、窒息和不知名的毒液，在一个星期之内比希特勒一年里面造成的伤亡还要多的敌人。”罗默在小说中用不同的犯罪手段来加强这一形象的异域色彩和邪恶性。小说中反复说明他代表着一个崛起的亚洲政权，其行为是由亚洲文化和种族决定的，异国情调和阴险邪恶交织在一起。傅满洲的独特特征固定在了罗默的脑海里，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下面这段描写总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述出来，以加深读者对傅满洲的印象：“试想一个人，高高的，瘦瘦的，肩膀高耸，长着莎士比亚的额头、撒旦的脸，脑袋刮得精光，细长的、不乏魅力的眼睛闪着猫一样的绿光。他集东方人的所有残忍、狡猾、智慧于一身，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调动一个财力雄厚的政府能够调动的一切资源。试想那样一个可怕的人，你心中就有了一副傅满洲博士的形象。”

　　傅满洲这一定型化形象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华人的内在特性，而是来自于白人中心社会的外在需求，正如奥尔波特（Allport）所指出的：“定型化形象是自反性的，与其说它说明着被定型化的形象，不如说更能说明定型化形象塑造者自身。”罗默关于东方的知识是东方主义的，他不是在真实地反映东方，而是根据西方的需要改造东方，将傅满洲这一形象“东方化”，满足美国人要制造一个假想敌的需要，目的是要强调西方文明的优越，维护白种男人的优势地位。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完全符合美国人的社会记忆，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和美国人完全不同的、偏执的民族，在文化、宗教、道德、体貌特征上都与西方人格格不入，是神秘、不可捉摸的异类。

　　显然，傅满洲形象体现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内涵。虽然傅满洲在每一部小说中都精心策划，但最终总是被代表正义的史密斯（Denis Nay Land Smith）机智地解构。史密斯和傅满洲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个人冲突，更重要的是延伸到了种族、文化和性别，是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的冲突，是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冲突，是截然不同的男性气质的冲突。在罗默的第一部傅满洲系列小说《邪恶的傅满洲博士》中，史密斯的助手皮特里（Dr。Petrie）这样说道：“它（指奇异的香水）是来自东方的气息，是伸向西方的一只黄色的手，象征着傅满洲身上那种狡猾的、难以赋形的力量；而内兰德史密斯身材魁梧、灵活，面庞被缅甸的太阳晒成古铜色，代表着英国人的高效率，与险恶的敌人周旋。”“狡猾”、“难以赋形”是傅满洲的性格特征，而内兰德史密斯则磊落、魁梧，两人判然分明。更重要的是，将香水和东方人连在一起揭示出东方男子的女人气，而西方则代表标准的男子汉气概：高大、敏捷、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的健康肤色。

　　如此看来，傅满洲的男性气质包含着两种互为矛盾的内涵，一方面，他力图统治别人，主宰西方民族。既然霸权男性是要获取支配其他男性的权力，那么傅满洲博士属于这一类型。但另一方面，罗默在小说中对傅满洲的描写又突出他没有任何男性魅力，也没有表现出正常的性需求。实际上，炼长生不老丹和吸鸦片是他压倒一切的生理需求，只是在想要一个聪慧的孩子时，他才对欧洲女人感兴趣。傅满洲被塑造成缺乏性吸引力的男性，他强暴女性只是因为想生育出高智商的后代。

　　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在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一个和傅满洲截然不同的文学形象。傅满洲邪恶，威胁到西方人的霸权地位，而陈查理则代表着善良、对西方人没有任何威胁的华人男子。1925年，比格斯受檀香山一个华人侦探所的启发，创造了陈查理这一形象，他先是出现在《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的专栏里，随后以书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比格斯共写了6部陈查理小说播、电视剧里面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被好莱坞拍成48部电影和39集电视连续剧，最终以聪明、幽默、富于喜剧色彩，但又缺乏男子汉气概的形象定格在西方人的记忆里。

　　在许多美国读者和观众看来，陈查理被塑造成代表法律和正义的正面形象，是一位好公民，为什么却得不到华裔美国人的认可和喜欢？他们没有意识到，尽管比格斯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个正面形象，对亚裔美国人表现出了同情，但陈查理其实仍然是一个从属性、边缘化的男性形象，至多被赋予了某种“种族歧视之爱”。在美国白人眼里，有色人种的男性不应该对支配性的白人男性构成威胁，陈查理就是这样一个符合他们标准的男性范式：他有着睿智的头脑，超凡的技艺，但心无旁骛地为白人服务，然后回到自己远离美国内陆的檀香山家中，谦卑、与世无争，没有任何威胁白人的企图。另外，如果说美国白人是霸权男性、支配男性，陈查理则是典型的从属性、边缘性男性。与白人主人公要么英俊潇洒，要么美丽性感截然不同，陈查理表情呆板单一，身体肥胖臃肿，缺乏男子汉气概，女人气十足，是一个被阉割的形象。下面这段描写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出现在比格斯的陈查理小说中：“他确实很胖，但却迈着女人似的轻快步伐。他那象牙般肤色的脸像婴儿一样可爱，黑头发剪得短短的，深褐色的眼睛有点斜视。”陈查理被比格斯沥去了男子汉气概，被孩童化了，其目的是要塑造一个没有任何威胁的典型。桑德拉郝莉在《陈查理的重要性》中认为这位体态肥胖的中国侦探被同佛联系在一起：“陈被描写成一尊心地纯净、面无表情的佛，一尊安详、像石头般静止不动的佛，一尊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阴郁而冷漠的佛。”将陈查理描写成像佛一样沉静，突出了他对生活的满足和对种族歧视的宽容。顺从和屈服的奖赏是被塑造成“正面的”少数族裔形象，一种从属性、被剥夺了任何家长制权威、在种族和文化上被驯化的形象。

　　陈查理作为一个中产阶级侦探，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华人或移民社区，而是上流社会的白人，他们还经常瞧不起他。他虽然有11孩子，仍然被描写成没有性感的男人。种族歧视对他没有太大的触动，在外办案时不断地渴望回到他在夏威夷的家，而这个地方象征着自我边缘化。陈查理缺乏热情，没有生动的表情，英语说的磕磕巴巴，突出了他和美国主流社会的不协调。和美国白人相比，他是二等公民，谦卑驯服。他是富裕美国白人家庭的高级仆人，是和他们不一样的文化“异类”。厄尔德尔比格斯通过将陈查理界定为低于霸权男性的异类男性，把华人男性边缘化了。

　　三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流行范式，对一个国家的民众和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对东方知之甚少，西方的读者和观众必定依赖各种媒介来认识世界上其他民族，由此，关于东方的小说也获得了一种权威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一个民族仅知皮毛的人成了这一民族文化的专家。罗默和比格斯都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的认识很肤浅，但由于创作了关于中国的小说，因而被看做“东方”事务的专家。但他们不可能描绘出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而是从白人的种族立场和自我需要出发，将中国和中国人“东方化”，甚至不顾历史事实歪曲、丑化中国形象，建构出一种“虚假真实”，将想象的、虚构的、歪曲的说成是真实的、正常的、自然的。

　　英国传媒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对大众文化及其意识形态作用有精辟的见解，他提出三种解读立场，即偏好解读或主导解读（thepreferredreading）、协商解读（thenegotiatedreading）和对抗解读（theoppositionalreading），被誉为诠释的典范。他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探讨了偏好解读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认为文本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文化符码预先决定，很大程度上它还要受社会主导话语的影响：“符码间的内涵是不相同的。任何有着不同程度封闭性的社会文化都趋向于将其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世界分类。这些构成了一个主导文化秩序……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都被指定进了话语的版图，按等级组织偏好意义或主导意义。”这种偏好解读一旦被大众所认可，就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当一种形象被偏好地解读成定型化的形象时，往往将其视为一个种族或族群的代表，不熟悉这个民族或族群的读者和观众就会下意识地，甚至有意识地以这样一种形象（尽管是虚构的）为参照，去理解这个民族及其文化。美国大众在面对傅满洲和陈查理这样定型化的中国形象时，会采取一种萨义德所说的“文本态度”（textualat-titude），将这种文本形象（包括文学作品、电影和电视中的形象）作为参照看待中国，而不愿面对真实的中华民族。

　　各种主观、片面、扭曲的定型化中国形象，由于系统制作和反复演变，构成一种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种族法则”（grammarof race），对当今海外年轻一代华人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像傅满洲和陈查理这样的定型化形象，通过纵向的继承，将华人男性边缘化了。被边缘化的男性总是缺乏支配性异性恋男人的男性气质（hegemonicheteromasculinity），结果，美国华人被迫要去证明自己的异性恋男性身份，要不就被污蔑为从属性的被阉割者、无性能力者或男性同性恋者。

　　被誉为“美国亚裔文学的良心”的赵健秀一直在致力于打破种族歧视性的定型化华裔形象，他一反华裔谦卑、顺从、消极、遵纪守法的旧形象，致力于在他的作品中重塑具有华裔男子汉气概的新形象。在他的短篇小说《陈查理的儿子们》（Sonsof Chan，1988）中，赵健秀以陈查理之子的视角，探讨推翻形象继承的问题。赵健秀让陈查理的一个儿子作为叙述人，不无讥讽地让人们注意到陈查理作为神话的复杂内涵。他指出，一个白人作家在小说中虚构了陈查理这一形象，在后来的电影中又一直由白人演员扮演，这是一种殖民行为：华人的地位和形象均被美国白人决定和控制着。为了阻断和破坏陈查理这一主导形象，赵健秀小说的叙述人宣称他要杀掉“电影中的父亲形象”，重塑他的中国祖先，用暴力展示华裔男子的男性身份。既然认为比格斯的象征性殖民行为明显地阉割了华人男性形象，赵健秀针对性地让他的主人公发动一场旨在对抗“电影上的祖先”的战争，寻求恢复被美国大众文化否定的华人支配性男性气质。

　　更令人担忧的是，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色彩的定型化形象已经内化为某些华裔美国人思想的一部分。在赵健秀看来，大量华裔女性（据他估计是50%左右）背弃本族裔男性而愿意嫁给白人，这是华裔轻薄自己的一个标志。白人对华人男性的歧视加上来自华人自身的偏见，极大地挫伤了华人男子的心智，许多人感到他们已经无法洗去无能的纹身，当他们质疑自我的时候，已经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对他们的偏见。因此，在美国大众文化中重建华裔男性的阳刚形象已显得十分突出，而重构华人男性的身份无疑就要拒斥、否定、破除那些定型化的形象。安东尼陈（Anthony Chen）花了大量时间对美籍华人进行广泛访谈，总结出四种方法：替补法（compensation），即用霸权男性形象取代充满偏见的定型化男性形象；偏移法（deflection），把注意力从定型化的行为上移开；否定法（denial），拒绝承认定型化形象；批驳法（repudiation），批驳使定型化形象得以存在的男性文化机制。

　　由于历史的沉重积淀，改变对华人男性的偏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人认为需要发起一场华人男性运动，以提高华人男性的社会地位，维护他们充满活力、儒雅、有男性魅力的形象。也许从华人内部着手更为重要，华人男女应携起手来，自觉抵制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偏见，同时争取白人的认可和合作。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期待早日根除定型化形象的不良影响，让中国男性的魅力在世界上放出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