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四节 “中国佬”与“金山客”：不同称谓背后的文化冲突和认同

　　“中国佬”和“金山客”是早期赴美华工在异域美国和国内家乡的不同称谓，前者含有歧视和排斥的成分，后者带有羡慕和敬畏的意味。但不管是“金山客”还是“中国佬”，不同称谓背后这一群体离乡背井、在陌生国度所承受的艰辛和苦难却是共同的。本文通过考察怀有不同民族认同的作家--美国本土作家和华裔作家，对这个华工群体相互映照的描写，力求全面、深入地探讨早期华人在美国的遭遇。在还原他们历史镜像的同时，倾听他们的哀叹，体验他们的悲欢离合，思索他们不幸遭遇背后的深层文化根源。

　　一、美国本土作家笔下的“中国佬”

　　早期赴美华工主要指1848年之后去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矿工和19世纪60年代参加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的筑路工人。他们在美国西部开发尤其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中，表现出卓越的智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初建议雇佣华工的克罗克说：“不管把他们放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好样的。……假如我现在包下一件定有期限、我急于尽快完成的大工程，我一定要雇佣中国劳工。”1869年5月，当东、西两段铁路并轨时，克罗克在庆功会上提到华工的贡献：“我希望各位不要忘记，我们建设这条铁路之所以提前完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被称为华人的穷苦和遭受歧视的华工，归功于他们所表现出的忠诚与勤劳。”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前加州州长斯坦福在给时任总统约翰逊的信中也写道：“如果没有中国人参加，要完成这样一个宏大的美国交通大动脉是难以想象的。”

　　但由于种族歧视和文化差异的原因，华工对美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并没有在这一时期的美国边疆文学作品中得到表现，他们的勇敢、坚强、智慧、力量是缺席的，不仅铁路竣工的庆功仪式上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华人形象是“苦力”（coolie）。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华人身材矮小，不讲卫生，且携带疾病，行为上不仅委琐、被动，而且狡诈、不诚实。他们的长相在美国人看来没有多大差别：一样的长辫子，一样颜色、一样布料的衣服，而且一样的道德堕落--赌博、嫖妓、吸鸦片。早期的华工在美国文学作品中是作为笑料、填料等负面形象出现的。下面我们从这一时期大量的文学作品中采撷几个典型，具体看看美国“边疆诗歌”、“边疆小说”、“边疆戏剧”、“边疆漫画”、“边疆歌谣”中的“中国佬”形象是怎样的。

　　在早期有关华人的美国边疆诗歌中，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的《诚实的詹姆斯的老实话》（Plain Languagefrom Truthful James，1870）影响最大。这首诗以诚实的詹姆斯讲老实话的方式叙述了一场打牌赌钱的经过：白人詹姆斯和比尔奈拉华人阿新一起打牌，两个白人想合伙戏弄阿新，赢光他兜里的钱，没想到阿新出的牌点总比他们的大，而且每次都能赢。后来詹姆斯发现尽管比尔奈的袖子里塞满了大牌，阿新宽大的衣袖里藏得更多，这使詹姆斯愤慨万分：“关于这点我有话要说，/我绝对直言不讳，/论到歪门邪道，/或是诡计多端，/异教徒中国佬实在精于此道。”这首诗因多次重复“异教徒中国佬”后来干脆就将标题换成了《异教徒中国佬》。这首幽默歌谣体诗歌原是作为补白刊登在《陆路月刊》上的，没想到问世后风靡全美，不仅使《陆路月刊》销量大增，各地报纸也争相转载，艺术家们把它改编成流行歌曲传唱，书商们把它绘制成连环画兜售。

　　由于《异教徒中国佬》一诗反响热烈，一时间群起效仿，推动出现了一批侮辱嘲弄华人的打油诗，“异教徒中国佬”也成了一个描写中国人的定型化词语。在描写中国人而名声大噪后，哈特继续在小说中书写“阿新”和他的同胞。1874年，哈特发表了描写华人的小说《异教徒李顽》（Wan Lee，the Pagan）。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中国古老文化的神秘性不乏敬畏和理解，但对异教徒中国佬也流露出揶揄和嘲讽。在对中国人的塑造上，尽管作家对种族歧视给主人公李顽带来的悲惨命运深表同情，但仍有妖魔化的倾向。在小李顽身上，作者渲染了中国人的诡秘，小李顽是在魔术师制造的魔幻氛围中，从一块围巾下神秘现身的。总的来说，哈特是把中国人当作神秘的“他者”来刻画的，其中既有因缺乏了解而带来的陌生感和好奇心，也表现出某种优越感和种族偏见，这是一个民族在遭遇另一个有着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的民族时不可避免的原初状况。

　　这一时期美国剧作家亨利格里姆（Henry Grimm）的剧本《中国人滚回去》（The Chinese Must Go，1879）是一出典型的反华宣传剧。剧中布莱恩一家正为失业焦头烂额，吃苦耐劳、低薪就业的中国人自然成了他们一家攻击的对象。布莱恩的妻子埋怨丈夫不帮儿子弗兰克找工作，布莱恩对中国人的怨恨爆发了：“这几年我不是一直在找工作吗？你没看到工厂和商店里的岗位都被那些可恶的中国人占去了吗？”“中国苦力不断蜂拥而来，像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要找份合适的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布莱恩是排华分子的代言人，他的儿子弗兰克同样对华人义愤填膺：“中国人正像寄生虫一样每天在吸白人的血，一个白人如果深知他的国家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而任听之任之的话，那么，他要么是个白痴，要么是在自我毁灭。试想如果一任这些中国寄生虫吸吮美国各州的血液，侵蚀山姆大叔的肌体，过不了几年美国就会垮掉。”该剧中，中国人对美国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被抹杀得干干净净，给美国带来的所谓“问题”却被夸大得无以复加。类似的反华剧在当时并不少见，一些剧作家不仅写反华剧本，还参与到反华活动当中，把剧院当作政治立法的舞台。

　　美国排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华人抢了白人的饭碗。排华分子认为，华人侵占白人的工作岗位不是因为华人比白人干得更出色，而是他们提供廉价的劳动力。1882年，美国的《黄蜂》杂志登载的一幅漫画很夸张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画面分左右两部分，左边是一个华人身体上伸出11只手，每只手从事一项工作：熨衣、卷烟、修补、做木工。……而在右边，在中国人的工棚外，七个白人站在那儿无事可做。漫画作者把身兼数职的华人和无事可做的白人并置在一起，寓意很明显：白人之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为那些华人工作狂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二者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歌谣也成为这一时期侮辱华人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什么！从来没有？》（What！Never？1879）当中，主角是一个吹牛撒谎的华人，合唱队则用来证明这位华人的可笑与欺诈。歌谣中华人独白者极力辩解，说他绝不是白人所说的那种人：“我是一个善良的中国人/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不偷不抢不委琐/而且从来不撒谎……我既吃牛肉也喝粥/但我从不食老鼠。”而一旁的白人合唱队质问道：“什么！从来没有？”华人则怯怯地回答：“有时候是这样。”白人合唱队一步步进逼，华人愈来愈胆怯地承认。歌谣以一种戏剧性的效果，证明这个华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进而得出华人不仅不值得信赖，而且胆小如鼠的结论。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歌谣中，中国人的陋习被一味地夸大，中国人的勤奋工作却丝毫不被提及。

　　早期来美华工在美国的边疆诗歌、小说、戏剧、漫画、歌谣中的形象是一样的：前额剃光，长辫子拖在脑后，上穿深色褂子，下着裙子似的宽松裤，脚趿拖鞋，眼睛斜睨。他们的身份不是铁路工人、商人、农夫，而是家仆、强盗、洗衣工。白人作家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能方便地赋予后者更多滑稽可笑的特征，带来喜剧性的效果。美国音乐史家克里斯廷莫恩（Krystyn Moon）认为这种选择和当时美国民族身份的论争有关。他说：“有关中国人的歌曲……是19世纪后半叶认同美国身份的和弦之一。歌手及词作者有意无意地迎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宣扬中国人是一个难以同化的低等民族，这些歌曲印证了立法和美国白人生活中的歧视行为。”

　　总的来看，美国本土作家笔下的华人多是负面的，被描写成入侵者，抢夺白人的饭碗，带坏白人的道德，威胁白人的安全，而华人对美国西部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华人在美国遭受的种族歧视以及肉体、心灵上的折磨与苦难，则少有表述，因而他们塑造的华人形象充其量只是一幅片面的、扭曲的、漫画化的失真图画。他们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以自己的民族认同为诉求，对华人的描写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尽管有个别作家，如布勒特哈特、马克吐温等带着同情之心，试图为中国人鸣不平，但在甚嚣尘上的“黄祸”叫嚣中，他们的声音太弱小了，而且由于身为白人的原因，他们也只能是有限度地为华人申辩。

　　二、美国华裔作家笔下的“金山客”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早期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生活状况，我们换一个视角，探讨一下局内人--美国华裔作家对“金山客”的书写，来矫正白人作家塑造中国形象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以接近华人移民在美生活的本真面目。由于华裔作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在本文中无意对他们的创作做全面的探讨，只把论述的重心放在与“金山客”有关的作品上，涉及的华裔作家有水仙花、汤亭亭、徐忠雄、赵健秀和他们有关金山华人的作品。这四位作家都以对抗的姿态，塑造了与美国主流文学中迥异的华人形象。

　　水仙花（Sui Sin Far）原名伊迪丝莫德伊顿（Edith Maud Ea-ton，1865-1914），她满怀对中国人的同情，真实客观地描写了在美华人的境遇。针对当时美国主流话语中认为华人是“道德肿瘤”、“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水仙花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创作指出：美德不是白人的专利，被白人视为不可理解的“异教徒中国佬”同样充满了仁慈之心，同样具有高尚的道德。美国华裔文学学者林英敏称叹道：“在她之前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如此充满同情地、如此全面细致地描写北美华人，也没有人能如此深入地触及他们的内心世界。”水仙花有关中国人的作品主要是一些短篇小说，收入1912年出版的《春郁太太》（Mrs。Spring Fragrance）之中。在这些小说中，水仙花一方面对华人进行正面描写，如《一个嫁给中国男人的白人妇女》（The Storyof One White Woman Who Marrieda Chinese）和《潘特和潘恩》（Patand Pan）突出华人的友情和华人家庭的温情；另一方面，水仙花采取对抗的书写策略，以反讽、对比的手法，从侧面暴露白人的劣迹，来达到她对华人的维护和对白人主流话语中华人形象的反拨。如《阿燕速写》（OYam-ASketch）强调华人即便是受到白人的攻击，也不做暴力的反抗。相比之下，白人倒成了入侵者、暴力施行者。

　　水仙花是第一位以客观的态度，真切而富有同情心地描写华人的美国华裔作家，她用白人读者熟悉的“主流话语题材”讲述与白人作家不同的华人故事。在她的讲述中，华人是富有正常情感的主人公，白人则成了“外人”和“他者”。但遗憾的是，水仙花的创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没有引起重视，美国主流文化制造出来的缺乏男子汉气概、女性化、柔弱、没有胆识和创意、缺乏自信和活力的消极华人形象，构成美国公众对华人的主要认知。华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被消隐，华人所受的歧视与侮辱被遮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上异军突起，他们以觉醒的族裔意识，直面华人所遭受的种族压抑，通过钩沉历史，利用对抗记忆，展现华人对美国历史的巨大贡献，解构美国主流文化塑造的华人形象，重塑华裔男性勇敢、刚毅、充满活力的英雄形象。下面我们以汤亭亭的《中国佬》（China Men，1980，又译为《金山华人》）、徐忠雄的《天堂树》（Homebase，1979，亦译为《家园》）、赵健秀的《唐老鸭》（Donald Duk，1991）为个案，探讨他们对参与修建美国铁路的华工的书写。

　　米歇尔福柯提出一种撰写历史的新方法--对抗记忆法。他认为历史并非简单的就是逝去的事情，如果重新审视和建构，过去的历史将会产生出新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追溯历史是有意义的，它向我们表明现存的东西在过去并非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往往是在不稳定的、脆弱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机会和偶然性共同造成的……这就意味着这些事情都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既然这些事情是形成的，那么只要我们了解了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就能解构它们。”福柯认为看似牢固可靠的、被人们习惯性地当作真理的历史，实际上掩盖了无数有意无意的错误，仔细考察历史就会发现它极为脆弱，经不起推敲。而且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的历史，往往会受到压制，掩盖了其本来的真实情形。最后福柯提出了撰写历史的新方法--对抗记忆法（countermemory），认为可以“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形式”，来达到对历史的有效书写。与传统历史书写方法相比，对抗记忆通过另一种方式来重叙过去的事件，以根除传统历史中虚假的东西，瓦解人们把历史当成一成不变、僵化的知识和绝对真理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对抗记忆是通过重新组织、重新判断历史事件来重新记忆，力求贴近历史的原貌。面对华人修建横贯美国的大铁路却在美国历史上被消音的现实，汤亭亭、徐忠雄和赵健秀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对抗记忆的方法，力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华人以勇敢、强壮、坚毅的本真形象。

　　汤亭亭的《中国佬》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借助古老的中国神话故事，把家族史转变为美国华裔的集体史诗，重构了一段包括美国华人贡献的美国历史，凸显了华人的男性气概，以此来揭露美国官方历史对早期华工的消音，挑战美国主流社会对那段历史的说法。

　　《中国佬》中的曾祖父迫于天灾人祸来到夏威夷的种植园，被白人老板苛令砍伐作业时不准禁讲话。嗜说成瘾的曾祖父为了缓和自己以及同胞们被消音的痛苦，受国王把王子长了猫耳朵的秘密对着洞口喊出来的故事的启发，在地上挖了一个大洞，身子贴在地上痛痛快快地喊出了自己的思念、期盼和苦难，然后把洞口掩埋起来，就像把话“埋”起来，“种”进地里。小说中的祖父来到美国后，成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一名筑路工人。汤亭亭在这里把华工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巨大付出和所受的歧视几乎原样呈现出来：华工中“有的人耳朵冻掉了，脚趾冻掉了，有的人手指被粘在冰冷的银灰色的钢轨上”。突然的雪崩将很多华人埋到雪堆里，冰雪消融的春天来了，华工们看到正在解冻的工友的尸体：“其中有些死者站立着，手里还握着工具。……他们已经记不清死者的人数。”“若是没有中国人，就不会有这条铁路。”但在白人看来，铁路只是美国人创造的奇迹：“阿公从来没有在纪念铁路竣工的照片里出现过。”最后一句话含蓄精辟地点出了美国对华工的销声灭迹之举，建造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是美国华裔集体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华人用生命、血汗和智慧建造铁路的伟大贡献，直到汤亭亭发表该作品时才开始被认识和研究。小说中的父亲来美国时已是《排华法案》颁布之后，他先是被关押在天使岛，后来通过层层审查最终成为一名洗衣工。洗衣过去完全由妇女承担，华人男子在美国实际上已经被迫“女性化”了。

　　《中国佬》中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故事清楚地反映出早期华裔男性在美国社会被象征性地阉割、去势、被女性化、被迫进入沉默的女性主体位置，屈辱地在异乡挣扎的沉痛经历。但汤亭亭并不代祖先悲观地认命，在曾祖父故事的结尾，作者写道：“在挖出坑的地方，新的绿草不久就会长出来……风儿将会诉说这些故事。”作者在此暗示华人劳工的秘密虽然深埋在美国的土地里，华人劳工的贡献虽然被从美国的历史上抹去，但总有一天这些事实会为世人所知，从而真相大白于天下。汤亭亭更富创造性的是，她在这部小说中专门用了一小章的篇幅，列举了美国从1868-1978年制定的针对中国移民的各种不平等法律，不仅为她的华人叙事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也“使得原先不甚生动、甚至被抹煞的历史，成为有血有泪、感人肺腑的族裔经验与记忆”。

　　华裔作家徐忠雄同样致力于颠覆美国主流话语中华裔男性柔弱、女性化、温顺的刻板形象。他的《天堂树》通过一个第四代华裔美国人瑞恩弗德陈（Rianford Chan）的成长经历，以讲故事、书信、想象、梦境与现实的不断交错、过去与现在的反复跳跃等叙述策略，向我们展示了华裔立足美国的复杂经历。对家的渴望，对自己位置的思索，对祖先的缅怀，是小说构建对抗记忆的主要线索。

　　《天堂树》中主人公瑞恩弗德陈的曾祖父是参与建设穿越内华达山脉的铁路工人，亲眼见证了华裔劳工为美国的早期建设所做出的牺牲：许多铁路工人被冬天的严寒冻死在铁路沿线，要等到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这些华人劳工才可以顺着铁路线，从一个营地走到另一个营地，收拾在寒冬里死去的工友们冰冻的尸体，所以对这些铁路工人而言，春天是哀悼的季节。被曾祖父送回国内的祖父长大以后以“纸儿子”（paperson）的身份进入美国，闯过重重难关，最终成为一名农场工人。他参加过美国的公路建设，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勇气成为“华裔牧马人”。“牧马人”的职业表现了祖父英勇、彪悍的男子汉雄风，颠覆了美国白人作家笔下华人只能做仆人、管家，从事洗衣、烹饪等“女性化”职业的刻板印象。瑞恩弗德陈的父亲继承了父辈的英雄传统。他不仅上了大学，而且成为一位优秀的美国海军工程师，“二战”时到日本关岛服役，爱好游泳和田径运动。父亲纵容儿子瑞恩弗德对飞机、汽车、火车、牛仔、英雄的迷恋和幻想，而瑞恩弗德从家族传统中继承的英雄主义精神，使他成为游泳健将和水球高手，被选为“最有价值的球员”。徐忠雄在这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广阔的游历和丰富的想象，重新发现了一百年来有关华裔的“隐匿的历史”，揭示了美国正统历史对华裔历史的消音和扭曲。

　　同汤亭亭、徐忠雄一样，赵健秀也旨在通过挑战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文本建构策略，创建一个“从文学形式到主题都完全迥异的华裔美国（文学）传统”，即书写建立在文化英雄主义之上的华裔美国人的认同观。而且，赵健秀对华人“族裔感性”的感受更为深切，其认识也更富理性色彩。赵健秀最强有力的观点是华裔美国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意识被美国主流文化彻底扭曲了，“被主流文化框于定型化的丑陋形象之中，因此成了温顺、娘娘腔、怪异等的代名词。”早在1974年，赵健秀在与陈耀光、徐忠雄等人合编《哎呀！--美国亚裔作家选读》时就确信，对华裔和整个亚裔男性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偏见集中体现于一种僵化的思维上，即对亚裔男性蓄意进行“去雄化”的文化贬损。用他的话说：“不分好坏，亚裔男性在主流文化根深蒂固的偏见中统统不是男人。更为恶劣的是，亚裔男性令人厌恶--他们不仅女人气，而且一身脂粉气。传统男性的文化品性，如创造性、果敢性、勇气等，在他们身上一片空白”。赵健秀痛苦地意识到，由于美国政府在立法上排斥华裔，在文化操作上丑化华裔，在历史叙事中抹煞华裔的作用和贡献，最终“导致华裔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学意义上已经死亡”。他的小说《唐老鸭》借一个华裔男孩顿悟成长的故事，创造性地将美国种族歧视的现实、早期华工在美修建铁路的历史，同中国的古典文学、唐人街的华人习俗结合起来，叙述了一段在白人中心权力话语下被压抑和隐匿的历史，消解了西方白人中心话语所鼓吹的白人建造了铁路奇迹的神话，彰显了华人参与塑造美国历史的光荣业绩，重新恢复了民族记忆。

　　三、不同称谓背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

　　不同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不同。英国文化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对此说道：“希罗多德认为史学家是辉煌历史事件的护卫者，而我更愿意将史学家视为社会集体记忆暗箱之中那些尸骨的守望者……因为这些尸骨揭示了宏大理论和非宏大理论的软肋。”用柏克的历史观来对照美国本土作家和华裔作家对同一华人群体的不同描写，可以看出前者只记载太平洋铁路的奇迹，而将对铁路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华工放进了社会集体记忆的暗箱之中；后者则采用对抗记忆的方法，把美国白人社会置放到暗箱中的社会集体记忆，搬出来放在耀眼的阳光下。中国人形象是一面镜子，不同称谓背后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双方对各自文化的认同。

　　美国本土作家将华人视为异国形象，而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法国学者巴柔在对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进行定义时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美国本土作家以局外人的视角，突出的是中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强调的是对美国文化的认同。

　　19世纪后半期，美国在种族问题上流行一种人相学观点，认为一个种族的外部特征是其内在本质的反映。在美国白人看来，中国人斜眼睛、猪尾巴，与金发碧眼的白人格格不入，认定中国人的这些外部“缺陷”与“古怪”是其民族低等的表现和明证。因而，在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文学作品中，白人作家极力夸大中国人迥异于美国白人的种族特征。戴夫威廉姆斯（Dave Williams）高度概括了19世纪后期美国通俗文化中典型的中国人形象：“中国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单身汉，留着长长的辫子，穿着宽松的工装，这使得要想融入他们当中十分困难；他们的饮食习惯也非常古怪。在美国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他们地位低下，靠做仆人或洗衣谋生。他们的英语说得嗑嗑巴巴，浓重的口音和明显的重音错读常常会引来白人的嘲笑和蔑视。他们的名字通常类似一串奇特的、带有幽默色彩的英文单词的组合，而且每个人都没有值得夸耀的地方……不管是醉酒后还是清醒时，他们都愚笨不堪。”威廉姆斯的这段话形象地说明美国白人对中国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凝视。研究美国之亚洲形象的美国学者詹姆斯S。莫伊（James S。Moy）认为，美国白人以两种形式凝视中国人：一是在娱乐制品、马戏表演、博物馆中，中国人是带有戏谑、蔑视意味的被看者，用以愉悦白人；二是一种窥视，这种窥视超越了愉悦范畴，“用来印证观看者的权威性，这时被看者往往是牺牲品，以定型化的形象出现。”在莫伊看来，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中国问题”越来越引起美国白人的忧虑，美国文学、文化制品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向第二种凝视转变，华人形象不仅是提供笑料的源泉，更重要的是美国人确认自我、认同自身的一种方式。为了印证美国人的阳刚和强大，华人的男性气质被有意忽略，凸现的是他的长头发、裙子似的装束和洗衣、做仆人等女性化的工作。威廉姆斯对这一点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美国白人剧作家赋予中国人的职业是使他们被动化、女性化而又对白人无害。剧中的白人矿工、商人、枪手和冒险家，不管是恶棍还是英雄，在实现目标时无一例外地都体现出个性、自主性和充沛的精力。相比之下，剧中的中国人就像当代刻板的女性形象：没有自由，缺乏主动性，他们在社会的边缘挣扎，干体力活或从事女性化的职业。”随着当代形象学从对他者文化的阐释转向对自我文化的确认，借助他者形象这面镜子认识自我是形象塑造者的一个重要动机，无论形象创造者对他者文化持肯定还是批判的态度，无论是从他者文化中去寻求差异性还是同一性，其结果都可能是对形象创造者自我文化认同的强化和补充。

　　与美国本土作家不同，华裔作家则以局内人的身份，反映的是美国白人对华人的歧视和不公，彰显的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水仙花被誉为“义不忘华”的女英雄、女斗士。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她本可以装成白人，去过平静的、不受歧视的生活，实际上她的妹妹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听起来像日本人的笔名，而她却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水仙花”，并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达二十年之久，公开捍卫中国人的权力。她说：“我们需要中国人站出来为中国人伸张正义！”难怪对其他华裔女作家多有苛刻言辞的赵健秀对水仙花却推崇备至，在《真假亚美作家一起来吧》一文中他这样评价她：“在华裔美国文学中，唯一没有遭受阉割和性别排斥的华人男性形象只有在水仙花、戴安娜张、韩素音三位欧亚裔作家的作品中才能找到。……她是为了华裔美国人的真实而奋起抗争的孤独的战士，终其一生都在为反对猖獗的种族刻板形象而战，为排除种族主义歧视而战。”

　　汤亭亭在《中国佬》中借喻唐敖故事中的“耳”与“嘴”，来象征美国历史或白人主流话语对华人在美国所做出的贡献的隔离与抹杀。历史学家们的耳朵被堵塞，就像最后用泥土填塞的“大地的耳朵”。不管中国劳工如何大声诉说，他们的功绩依然无人记录，就像被埋入地洞深处的话语，无人知晓，无人提及。而唐敖在异域遭受的苦刑则象征着华人在美国遭受的迫害，华人在美国遭受的种族歧视又经常表现为对他们男子汉气概的侮辱。

　　在徐忠雄的《天堂树》中，华裔主人公瑞恩弗德在旅行中经常梦见曾祖父、祖父及父亲，他们向他叙述自己的故事，教导他、启蒙他。旅行之前，瑞恩弗德感到自己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踏上旅途之后，他寻访了多处他的华人祖先工作过甚至葬身的地方，了解了华裔美国人的历史，他骄傲地宣称：“时至今日，我们华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了一百二十五年。我不希望我们只是因为待得时间长就自然有了家，我想要一个真正的家，一种归属感。”

　　赵健秀在重建华裔美国人的历史时，将关公的英雄主义精神贯注在所展现的隐性叙事中。唐老鸭在梦境中看到“关姓汉子（华人铁路工人的领班--笔者）手握克罗克的六响枪。在克罗克还来不及露出惧色之前，他已经跃上马鞍，手里挥舞着缰绳。他勒着马忽东忽西，克罗克浑身溅满了淤泥。关姓汉子转过头来对唐老鸭说，‘上来，孩子，我要你听着……’他抓住唐老鸭，往身后的马鞍上一放，就朝中国人的帐篷飞奔而去。克罗克在后面追赶，……关姓汉子在淤泥中疾驰奔往卖点心的帐篷，用克罗克的六响枪连开三枪。……‘明天！十英里！’关姓汉子吼道：‘十英里的铁轨！’”赵健秀推崇以关公为代表的中华英雄主义传统，小说中的关姓汉子是关公的化身。在赵健秀那里，关公的忠诚、英勇、正直是中国人伟大人格的体现。关公形象中蕴含着英雄主义精神，他通过将华裔祖先和关公融为一体，有力地消解了西方白人眼中华人是生性懦弱懒惰、缺乏进取的女性化形象。他挑战美国官方历史的权威性和真实性，通过挖掘早期华人被压制的历史，提供了从华人角度出发的另一种历史文本，在美国主流历史的断裂处和缝隙中重构了华裔历史，并赋予其英雄主义的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意义。

　　同一个华人群体，为什么在美国本土作家和华裔作家笔下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归根结底是由于主导其创作的文化认同不同。对前者来说，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它一方面照出了扭曲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也照见了美国人自己，显现了他们自身的欲望、恐惧与梦想。对后者来说，这面镜子更多地照出了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真相，照出了美国对华人曾有过的极度不公与深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