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一节 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逐渐兴盛，而90年代以来，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日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套话”（stereotype）是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描述异国异族形象的一个术语，是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的存在形式，是陈述异族集体知识的最小单位，“是对精神和推理的惊人的省略”，它“传播了一个基本的、第一的和最后的、原始的形象”。因此，研究套话就成为形象研究中最基本、最有效的部分。本文拟从套话的角度，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进行梳理、分析，并做一深层的透视，以期在东西方交往上消除偏见，增进理解，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审己察彼，共生互补。

　　套话指“一种与范畴有关的夸大的信仰，其功能是合理地解释我们按照该范畴做出的行为”，或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物恋的表现形式”，其特征是“固结性和虚幻性”。Stereotype一词的汉译不一，澳籍华人学者欧阳昱在其著述《表现他者》中将它译为“滞定型”，但在中国大陆，“套话”一译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认可。套话原指印刷用的铅版，因其反复使用而引申为“老框框”或“陈规旧套”，即人们认识一事物时的先在之见。1922年，美国学者瓦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首先将它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把套话描述为“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先入之见”。在比较文学领域，套话则是指将异族形象固定在相对恒定的认识模式中。

　　关于异族的套话虽经作家之手创造，但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因为作家对异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因而套话是自我关于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并且它一旦形成就会融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本族人对异国异族的看法。套话具有持久性和多语境性，它可能会长时间处于休眠状态，但一经触动就会被唤醒，并释放出新的能量。

　　套话高度浓缩地表达了一个民族对异民族的认识和感受，其产生同双方的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军事力量对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透过套话，我们既可以审视被注视者（他者），也可以透视注视者（自我）。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这样说道：“‘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想说他者（最常见到的是出于诸多迫切、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因此，“自我”在言说“他者”的同时，也言说了“自我”。

　　哲人王（philosopherking）

　　古代中国是一个具有灿烂文化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高度修养的民族。早在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将一个富庶、文明、繁荣的契丹蛮子国（古时对中国的称呼）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令他们叹为观止。14世纪中期，英国座椅上的旅行家曼德维尔在其虚构的小说《曼德维尔游记》中再次用这一想象中美丽神奇的传奇国度，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二人都对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忽必烈大汗赞赏有加。在马可波罗眼里，忽必烈大汗英气照人，骁勇而有道德。曼德维尔更是在其游记中用了将近70%的篇幅盛赞大汗：大汗的国土辽阔，统治严明，大汗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连欧洲的长老约翰也不如他伟大。此后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的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皇帝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通过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研究，他们发现这是由于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哲人--孔子，是孔子的思想在中国创立了一个开明的君主政体。四书五经赋予中国皇帝以贤明、旷达，使他们用知识、用爱而不是用暴力来治理国家和人民，于是一个西方关于中国的正面套话“哲人王”便诞生了，并成为西方“中国热”的一个重要方面。欧洲人在中国不仅找到了一种哲人思想，而且找到了实践这种哲人思想的典范--康熙皇帝，这便是“哲人政治”，它在18世纪被欧洲的启蒙主义者用作反对暴政和神权的一面旗帜。哲人政治在西方有悠久的渊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提出由哲人来治理国家：哲人王式的领导者在一批知识精英的辅佐下，以绝对的公正和仁慈管理着他的子民。这种哲人政治的理想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一直深藏着，16-17世纪中国哲人政治的现实把它激活，并成为一种改造现实的力量。1669年，英国学者约翰韦伯（John Webb）著文劝说英王查理二世效法中国君主实行仁政；英国政论家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盛赞中国政府是哲人统治的政府，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实现，是英国政府应当效法的楷模；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Philppe-Marie Grimaldi）神父在17世纪70年代著书建议欧洲所有的君主都要仿效中国皇帝：国王要加强自身修养，让哲学家参与辅佐政治；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希望中国能派哲学家到欧洲传授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

　　18世纪末期，随着欧洲“中国热”的降温，“哲人王”一词也逐渐沉入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但套话具有持久性和多语境性，一旦外部条件适宜，就会立即复活。“哲人王”一词在20世纪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时代又复活了。

　　19世纪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日益衰微，至20世纪初，已被看做一个停滞、腐朽的国家：中国百姓抽鸦片、吃腐食，中国官员凶狠残暴、贪污腐化。但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越过重重险阻，进入中国的解放区延安。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与西方人眼中完全不同的中国：到处平等、民主，生机勃勃，尤其是那里的领袖毛泽东，非常像17世纪法国传教士白晋（Bouvet）所赞扬的康熙，集学者、哲人和领袖于一身，散发出“哲人王”的魅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特别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乐观向上，团结友爱，互助合作，更让陷入精神困境的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再次成为一个道德理想国，而执掌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智慧完美的哲人王--毛泽东。

　　当然，不管是17世纪的哲人王康熙，还是20世纪的哲人王毛泽东，都被西方人涂上了浓重的想象色彩，带有理想化倾向，目的是要利用中国形象来改造自身。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用它抨击暴政，挑战神学；20世纪的西方人则试图用它来拯救被战火和功利燎焦的灵魂。

　　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

　　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到了19世纪来了一个大逆转，中国由开明、富饶、发展、繁荣一变而为专制、贫困、停滞、腐朽，中国人由聪明、勤奋、坚强、质朴变成愚昧、奸诈、怯懦、保守，西方的中国观由钦佩、狂热、仰视到批判、憎恶、蔑视。诚然，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即使在“中国热”高峰期也有不和谐的音符存在，如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续编》中对中国的指责与不屑，黑格尔“中国停留在历史进程之外”的论断，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制度的谴责等等。但19世纪以后，这种认识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被丑化、弱化、女性化、妖魔化，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缺乏理性，阴险邪恶，道德沦丧。一个新的套话“中国佬约翰”应运而生。英国著名的《笨拙》杂志在1858年4月10日上刊登了一首诗，题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诗中对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极尽丑化谩骂之能事，声称约翰牛（John Bull）逮着机会就会好好教训中国佬约翰。在美国，“中国佬约翰”则是一个对华人劳工的蔑称，最早出自美国作家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的笔端。华人劳工在19世纪50-60年代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做出过贡献，曾一度受到美国人的亲善，被称为模范移民。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部经济前景的暗淡，华人的勤劳、节俭变成威胁美国白人生存的“邪恶力量”，美国公众开始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敌意，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布勒特哈特发表于19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短篇故事。在他笔下，中国人怪异、诡秘，不可理解，讲一口洋泾浜英语，其表面的愚蠢、木讷掩盖的是本质的邪恶和诡计多端。在一篇题为《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的小说中，哈特有这样一段描述：“持久的卑微意识--一种在嘴和眼睛的线条中隐藏着的自卑和痛苦……他们很少笑，他们的大笑带有超乎寻常的、嘲笑的性质--纯粹是一种机械的痉挛，毫无任何欢乐的成分--以至于到今天为止，我还怀疑自己是否曾经见到过一个中国人笑。”哈特有关中国的作品表露出一种“东方主义”的思维，贯穿《中国佬约翰》的是华人的呆板、麻木、不可捉摸。

　　异教徒中国佬（Heathen Chinese）

　　与“中国佬约翰”相伴而生的另一个关于中国的套话是“异教徒中国佬”，它同样源自美国作家布勒特哈特的小说。1870年，哈特写了一首《诚实的詹姆斯的老实话》（“Plain Languagefrom Truthful James”）的幽默诗，发表后逗得美国公众捧腹大笑，随即被大量转载，甚至贴在理发店的橱窗上。后来，这首诗以《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e”）之名在美国家喻户晓，由此，中国人便和“异教徒”牢牢地连在了一起。异教徒本是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称谓，但从此便演变为美国人对中国移民轻蔑而厌恶的称呼。“各种阴险古怪的方式/各种愚蠢的诡计把戏/异教徒中国佬真是特别！”中国人的聪明智慧被蒙上了妖魔化色彩，就像《异教徒中国佬》中阿新的牌技一样，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时代不同了，中国也不再是18世纪西方人眼中那方由自然神学支配的国土，仅仅需要基督教的完善就能臻于完美了。此时，它已变成了邪恶之地，堕落之所，只有西方的宗教才能拯救它、教化它，中国人也随之变成了只能由西方人训导、保护的对象。

　　傅满洲（Fu Manchu）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强烈的种族歧视和美国对华人的排斥及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使13世纪成吉思汗遗留给欧洲的“黄祸”（Yellow Peril）情结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一时间，各种耸人听闻和肆意歪曲的言论混淆着世界舆论的视听，什么“黄带子将占领全球”，什么“上帝制造的最低劣的民族”会威胁西方人高贵的血统和纯洁的道德……不一而足。这一方面体现了西方中心、白人至上的荒谬论调，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西方人内心深处对中国人（还有日本人等）的恐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潜在的力量，以及中国正在从屈辱与压迫中奋起与反抗的形象。最充分体现“黄祸”论调的文学人物是“傅满洲”（也译为“付满楚”），他几乎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最初出自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之手，成书之前首先在英国杂志上连载，受到关注。1913年，罗默发表了小说《傅满洲博士的秘密》（The Mysteryof Dr。Fu Manchu），傅满洲成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角色。罗默一生写了很多关于傅满洲的小说，包括13部长篇、3部短篇和1部中篇。傅满洲邪恶、凶残，令人恐惧而又充满诱惑，“他手指的每一次挑动都具有威胁，眉毛的每一次挑动都预示着凶兆，每一刹那的斜视都隐含着恐怖”。罗默在《傅满洲博士的秘密》中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生动的画像：试想一个很高、很瘦又很狡猾的男人，双肩高耸，长着莎士比亚般的眉毛，撒旦的脸，脑袋刮得精光，一双细长的眼睛闪着猫一样的绿光，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智慧于一身，这个可怖的男人就是傅满洲博士。

　　傅满洲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也是“黄祸论”思想体现得最彻底的典型，他在罗默同时代和他以后的许多作家笔下反复出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被好莱坞搬上银幕，成为邪恶、妖魔的化身。傅满洲暴露了西方人恶意丑化和诬蔑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一个高傲自大、蒸蒸日上的文明需要一个停滞、落后、堕落的异域形象来陪衬，中国就是这个异域国家，傅满洲就是这个异域形象。福柯认为，主体需要客体，不是去理解对方，而是为了验证自身。这种观点用在19世纪以后西方关于中国的负面套话中是再符合不过了，西方的文明、发达需要中国的愚昧、贫弱来验证，西方人的种族优越需要中国人的阴险、狡诈、邪恶来衬托。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事迹激起了美国公众的同情，傅满洲在美国销声匿迹过一段时间，但随着蒋介石的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美国对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恐惧，随后朝鲜战场上的交锋更加深了美国人的恐惧，因此，“黄祸论”沉渣泛起，变成“红色威胁”（Red Menance）主宰了美国官方对中国的认识。适应美国歪曲中国的需要，傅满洲再次复活，以更加邪恶和恐怖的面目，活跃在好莱坞电影中。

　　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再度趋于紧张，一些美国新闻传媒人物又一次翻检出陈旧的历史记忆，让傅满洲的幽灵以变形的面孔渗透进对华宣传中。1994年，《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Nichlas D。Kristof）和伍洁芳（Sherry Wu Dunn）合作出版了一本书China Wakes。“Wakes”一词一语双关，既有“觉醒”的意思，又有“守灵”的含义，而“守灵”也正是作者的醉翁之意。此书描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作者眼中，虽然中国表面上热闹繁荣，实际上却腐朽衰微，混乱不堪，如形尸走肉，苟延残喘地为自己守灵。这是美国大众文化制造者惯用的以妖魔化中国的方式来配合其意识形态的伎俩。历史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昭示中美关系的傅满洲形象却依旧幽灵般地复现。

　　陈查理（Charlie Chan）

　　20世纪20-4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西方人出于恐惧和西方中心论而创造出的傅满洲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又被（主要是美国）看做欧洲和日本侵略的牺牲品，值得同情和怜悯。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邪恶、诡秘、狡诈的傅满洲充斥西方的文学创作与影视之中时，另一个与其相对的形象陈查理也引起了西方公众的兴趣。

　　陈查理是一位著名的华人侦探。1925年，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受檀香山一个华人侦探所的启发，创造了陈查理这一形象，他先是出现在《星期六晚邮报》的专栏里，随后以书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最初的三部是《没有钥匙的房间》（The House Withouta Key，1925）、《中国鹦鹉》（The Chinese Par-rot，1926）、《在幕布后面》（Behind That Curtain，1928）。比格斯1933年去世之后，陈查理又在喜剧、广播、影视作品中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被好莱坞拍成47部系列电影，最终以聪明、幽默、富于喜剧色彩的形象定格在西方人的记忆里。如果说傅满洲是邪恶、妖魔的化身，陈查理则是正义、法律的象征，他具有处理复杂案件的非凡能力，在探测作案动机和与恶人周旋方面表现出老谋深算的智慧。但美国人并不是丝毫不带种族偏见地塑造这一形象的，陈查理谦卑、温和，对美国人恭敬顺从。尤其是其神秘的行踪，满口的“子曰”，使他更像一个马戏团的小丑，成为美国读者和观众的笑料。而且好莱坞影片中白人扮演的陈查理在西方人的蔑视面前谦卑驯服，行为举止缺少阳刚之气，动作矫揉造作，女子气十足。这一塑形折射出西方人在中国形象塑造中的东方主义心态，即将东方形象女性化、柔弱化、异国情调化。

　　功夫（Kung Fu）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种关于中国人形象的新型电影出现在好莱坞影坛上，这就是中国功夫片。黄面孔的演员李小龙是这一类影片的主演，惩恶扬善是其所要传达的主要道德信息。华人演员李小龙在银幕上也是正义的化身，从道理上讲这应该是西方塑造的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中国男子形象，但事实并不如此。李小龙扮演的功夫高手虽然武艺高强，但不近女色，缺少人情味，只知蛮打蛮拼，毫无对女性的温情和绅士风度，这是西方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剥夺东方男子的性象征，把东方男子刻画成性冷淡、性无能的后殖民心理在作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无论中国人如何聪明，如何有智慧，也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西方人将种族偏见揉进老少皆宜的娱乐故事中，使这种偏见更加深入人心。

　　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不管是积极、正面、肯定的，还是消极、反面、否定的，都不是中国形象的真实情形，而是掺杂了很多想象成分，是西方欲望与恐惧的产物。也许西方人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只需要一个根据自己的需要构建出来的虚幻，作为他们观照自我、理解自我的一面镜子。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惯于用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对于中国形象，西方人也是将其置于欲望的两极，它或是一个欲望的天堂，或是一个恐怖的地狱。当西方人对自己的国家制度、宗教信仰、世俗生活不满意时，他们就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的乐园：中国哲人王统治的国家理性、宽容、祥和，而自己的国家则相形见绌，于是他们将一个美化了的中国作为变革自身的楷模；而当他们羽翼丰满，想掠夺中国、侵略中国的时候，就妖魔化中国，把中国人说成是天生的劣等动物，未开化的野蛮人，残忍嗜血的狂徒，将中国作为反证自身优越的材料，同时也为他们可耻的侵略行径辩护。无论西方人对中国持什么态度，褒扬、仰慕、亲善也好，贬斥、蔑视、憎恶也罢，他们始终把中国放在“他者”的位置上，视自身的需求不断地加以虚构。中国是西方的异类世界，帮助西方人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想象当然是不真实的，但想象背后所蕴含的心理基因却是真实的、可信的。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西方人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贪婪与恐惧，照出西方人曾经如何苛待别人，宽容自己，也帮助西方人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一段梦游般的经历。

　　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大多具有种族歧视色彩，个别像“中国佬约翰”还是带有侮辱性的种族绰号，就连陈查理、“功夫”这样的正面套话也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其实，关于异域形象的套话，特别是强国关于弱国的套话，也是一种权势话语，因为套话的褒贬和一个国家的社会地位，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有很大关系。当作为他者的异国处于强势地位时（比如16-18世纪的中国），观者（定为西方）往往将其纳入视野的中心，以仰视的视角，对他者抱以仰慕的态度，用一种理想化的套话来描述他者，比如“哲人王”；当作为他者的异国是贫弱之国时（比如19世纪末的中国），观者就倾向于将其放在次要位置上，采取俯视的视角，居高临下地以轻蔑的套话来绘制他者，比如“中国佬约翰”、“异教徒中国佬”；当作为他者的异国显示出自己强大的潜力，并可能给观者造成威胁时（比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觉醒和发展的中国），观者就会对其持敌视的态度，以妖魔化的方式来塑造它，比如“傅满洲”和他的变形幽灵。

　　套话虽然具有一定的时间性，会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隐退，但它带来的套话思维方式却顽固地制约着、影响着一个民族对他民族的看法和态度。在人类生存越来越需要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更加密切协作，以对付人类共同的威胁和灾难的今天，如何有效地铲除这些不平等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套话，是一个关系到地球村建设、关系到全人类共存共荣的大问题。上个世纪末以来，多元并存成为一种共识，国际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宽容空间也不断增大，互为他者、互动认知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21世纪，东方文化仍然是西方文化的他者，但这个“他者”不应再仅仅是西方欲望化的虚幻和西方自我的镜像，西方要承认这个东方“他者”同样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和言说自我的能力与权力。只有有了这种认识，东西方关系才能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西方那些关于中国的套话和套话式思维才能销声匿迹，人类也才能迎来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