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道

第九章 泰卦：低成本合作秩序

　　礼塑造礼治秩序，在此秩序下，人际间呈现出何种状态？泰。《序卦》：

　　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

　　程传：履得其所则舒泰，泰则安矣，泰所以次履也。为卦：坤阴在上，乾阳居下。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

　　礼让每个人各得其所，如此而得泰。何谓泰？泰之大义为“通”，人相交通，往来。这样，泰卦与履卦之间就呈现出相反而相成之关系：《论语学而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履者，礼也。礼发挥作用之机制是“别”，清晰地界定每个人的位及其权益。然而，别只是手段，由此达成的效果则是人与之间最低成本的沟通、协调、合作。此即泰。泰者，交也，通也。相互有别之人，又相互交通、往来，而形成可扩展的合作秩序。由此，每个人皆可低成本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又可运用他人的资源，实现自己的目的，且共享合作剩余。

　　泰就是人间治理之理想状态。泰卦所论者，正是人际间交通、协调、合作之道。

　　卦辞、彖辞：合作秩序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程传：“小”，谓阴。“大”，谓阳。“往”，往之于外也。“来”，来居于内也。阳气下降，阴气上交也。阴阳和畅，则万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朝廷之泰也。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君子来处于内，小人往处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时有污隆，治有小大，虽泰，岂一概哉？言“吉亨”而可包矣。

　　泰卦之根本在“往来”二字。《礼记曲礼上》：“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治之基本要求是有往、有来。往来就是人际的相互交通，包括情感的分享，人情的往来，利益的交换，知识的交流等等，一切人际、乃至天人之际的沟通、交流、交易、共享，都可归入“往来”二字之中。

　　更进一步，泰之往来是有其显著的价值趋向的，那就是“小往大来”。如传统解释，下体乾为阳，为大，上体坤为阴，为小。卦体之构造，乾体自外而来居于内，坤体自内而往居于外，故为“小往大来”。

　　然而，从往来、也即人际交通的角度，也可对“小往大来”给予更为直观的解释，那就是，往来双方都享受到合作剩余，因而都可做到，收益超过付出，而有剩余。这个合作剩余就是礼治秩序的红利。礼治秩序是最为普惠的公共品，每个人都从中得到收益。泰之后的否之时，情况与此相反，卦辞曰“大往小来”。因为缺乏秩序，故双方的往来没有产生合作剩余，每个人的收益都小于其付出。

　　如此“小往大来”的格局自然是吉的。吉就是善，每个人都从相互往来中得到超出其付出之收益。因而，往来本身即可改善每个人的境遇，给人们带来收益。这样的人际关系格局及维护此关系的规则和制度，就是善的。《彖辞》和爻辞将揭示这种制度是什么。

　　由吉也带来泰之时的另一明显社会特征：亨。亨者，通也。因为小往大来，人人都可从往来中获得收益，所以人们乐于相交、往来。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礼治秩序，人们相互间可以最低成本相交、往来，由此也就强化了人们的交易天性，合作天性。合群是人的天性，人内在具有合作的倾向。然而，如果没有正当行为规则体系的规制，人们的预期总是落空，或者总是遭到伤害，那么，人的合作天性就必定遭到抑制，而自我封闭，拒绝往来，甚至把他人当成敌人看待。否之时就是如此局面。而良好的礼治秩序则明晰每人的权益、责任，降低交易成本，人们能够较为顺畅地往来。而往来每每得益的经验，又激励人们更深入地卷入交易、合作网络。这就是亨，人们具有相互交通、往来、交易、合作之强烈意愿，以至于成为文化本能。

　　由此，文明与政治体进入一种健全而完整的状态，成为一个活的机体。小畜之时，共同体之要素聚集于一处。履之时，抽象而普遍的礼制规则体系联结、贯通所有要素，令其各安其分，各定其志。由此，这些要素之间形成稳态联系，且可以最低成本相互往来，且不断获取合作剩余。人们切实地感受到共同生活的好处，而对与自己往来的人产生并保持信赖。合作天性借助于持续获得合作剩余之生活经验的支持，而塑造人们的“共同体感”。也即，在规则的联结、制度的整合之外，休戚与共之情感渗透于人际。至此，原本离散的一堆人，成长为愿意共同生活之共同体。一个有机的、充满活力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完整地生成。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集解》：何妥曰：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为道，本以通生万物。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各自闭塞，不能相交，则万物无由得生。明万物生，由天地交也。此明人事泰也。上之与下，犹君之与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济养民也。天地以气通，君臣以志同也。此明天道也。阴、阳之名，就爻为语。健、顺之称，指卦为言。顺而阴居外，故曰“小往”。健而阳在内，故曰“大来”。

　　崔觐曰：此明人事也。阳为君子，在内，健于行事。阴为小人，在外，顺以听命。

　　程传：“小往大来”，阴往而阳来也，则是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万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则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阳来居内，阴往居外，阳进而阴退也。乾健在内，坤顺在外，为“内健而外顺”，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所以为泰也。既取阴阳交和，又取君子道长。阴阳交和，乃君子之道长也。

　　《折中》：集说：邱氏富国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气交，气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阴、阳以气言，健、顺以德言，君子、小人以类言。“内外”，释“往来”之义。阴阳、健顺、君子小人，释“小大”之义。

　　《彖辞》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卦体之上下而言。泰之为卦，坤体在上，其性阴，为小，有地之象。乾体在下，其性阳，为大，有天之象。故《彖辞》说，卦辞之“小往大来”，其意思就是在上之地气与在下之天气相互交通。故当泰之时，就宇宙而论，天地、阴阳之气无不相交，“刚柔相摩”，而生成万物。“乾知大始，坤作成物”(1)，没有乾坤、阴阳之气的相交，就不能生成万物。

　　同时，上体坤之三阴与下体乾之三阳均相交相应，此象万物各自的阴阳之气相交相应，万物之间相互往来，形成复杂而无穷的互惠关系系统，如宇宙体系、天人合一、生态系统、人际合作秩序等。在此诸多系统中，要素之间相互往来。并且，唯有当按照小往大来之原则运转，系统才是稳定而富有生机的。

　　一切复杂系统的生机都在于要素之相交、往来。系统内各要素若自我封闭，没有相交、往来，则根本就不存在系统。而脱离了系统，要素自身其实也是无法生存的。单个生命体之维系和成长依赖于持续不断地从外部汲取资源，没有外部资源，生命体立刻死亡。因此，与外部相通，乃是生命体存在的构成性条件。在此相通中，生命体汲取资源，同时也成为其他生命体汲取之资源。没有往，就没有来。而只有在一个健全的系统中，要素才能做到“小往大来”，在自己付出的同时，得到更多。此为宇宙万物生生之机。人的生命体之存续、繁荣，同样如此。人的生的过程就是与其他人相交、往来之过程。

　　具体到人事，“小往大来”则意味着上下交通，而形成共享的志意。这里的上下主要指陌生人组成的公共性君臣关系，两者间当然有严格的尊卑之别。然而，双方的心志却是可以相交的。在健全礼治之下，君臣上下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各得其宜。在礼治规则引导下，他们完全可以同心同德，相互信赖，合作无间，成为从事一项共同事业的伙伴。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位置上，贡献自己的心、力于此事业。其志同，并不等于臣完全顺服于君，而是说，双方均以完成那个共同事业为自己的志向。这个共同事业乃是双方共同的心之所向。唯有当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处在这种相交而志同的状态，此事业才有可能成功，而双方均可从中获得收益。

　　《彖辞》第二部分，则从内外立论。

　　泰之为卦，乾在下、在内，坤在上、在外。“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形容当泰之时，个体生命之品质。就卦气言，乾为阳，坤为阴。当泰之时，共同体成员普遍具有这样的气质：内阳而外阴。内阳就是内在的阳气充沛，驱动生命积极向上。外阴就是外在的呈现较为柔和，生命的形式是内敛的、节制的，将无谓的损耗控制在最低限度，故可长可久可大。如此内阳外阴，可谓阴阳得宜，均衡而无偏失。否卦与此相反，“内阴而外阳”，内在无力，而外在虚骄。气血不足，难以维系。

　　就卦德而言，乾有刚健之德，坤有柔顺之德，故泰之卦德，内刚健而外柔顺。当泰之时，共同体成员人们普遍具有这样的品德：自强不息，精进不已，尤其致力于自身品质之提升；然而，与人交接，则谦恭退让，柔和温顺，不与人争。具有这种品德的共同体成员积极地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又完全依照伦理和法律规则行事，绝不相互伤害。否之时，则与此相反，“内柔而外刚”，人们普遍地对人苛刻，而放纵自我，如此则难以相互往来、合作。

　　总之，《彖辞》这一部分阐明共同体实现“小往大来”的合作秩序之条件：成员普遍地具有内阳而外阴之气质，内健而外顺之品德。当然，礼治秩序所塑造的“小往大来”之经验，又可塑造、强化其成员此种气质、此种品德。

　　第三部分，《彖辞》从政治上立论。

　　坤在上，为阴，象小人；乾在下，为阳，象君子。泰时之政治具有这样的特征：纳君子而出小人。君子居于内，小人出在外。也即，君子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上升，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上升，掌握更多资源，获得更多权力。小人则相应地下降。这是社会治理达到相对健全状态的基本条件。社会总是需要人来治理的，资源总需要人来使用的。给定体制，掌握治理权、运用资源者的品质，决定社会治理的状况与资源运用的效率。事实上，什么样的人掌握治理权的几率更大，君子还是小人，是判断体制优劣的最为重要之标准。一种体制，若能敞开君子上升之通道，就是良好体制，泰之时的体制即是如此。反之，君子上升之通道被杜塞，那就是败坏的体制，否之时即是如此。

　　需要注意的是，“内君子而外小人”的用词表明，政治上，不必消灭小人。这是不可能的，任何时代都有小人，小人是与君子相对而言的。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君子，事实上，在德行、技艺、威仪等方面同时卓越的君子，永远都是少数。大多数人必然存在各种各样明显的缺陷，因此而属于小人。治国者不可有洁癖，而须含容。事实上，小人也各有其用。小人可能掌握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的能力，在具体情境中是十分珍贵的。政治优良的主要表现是，君子居于内，担负领导之责；小人出于外，接受君子领导。如此，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分工而合作，此所谓人尽其才。

　　《彖辞》接着指出，因为纳君子而出小人，而产生广泛的激励-约束效应：“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君子上升的通道打开，得以获得名位，领导社会，这种经验可激励普通国民自我提升，成为君子。另一方面，在占据社会显著位置的君子之示范下，在君子所守护的制度之约束下，小人也会致力于自我提升。如《论语颜渊篇》所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两种机制共同推动“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整个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风尚。当泰之时，社会就有这样的风尚。当否之时，“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当道，由此产生的结果则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社会风尚败坏，人们竞相奔向底线。如此反向社会激励机制，只能导致“大往小来”，人际合作秩序解体。

　　泰之卦辞揭示人际合作秩序之性质，即“小往大来”，每个人都在往来中得到超出其付出之收益。否之时的“大往小来”则是相互伤害的人际关系体系。至于《彖辞》，首先指出往来之发生基于要素间的相交而互通，接下来阐明达成“小往大来”之合作秩序的四项条件：共同体成员普遍具有“内阳而外阴”之气质，“内健而外顺”之品德；共同体治理架构具有“内君子而外小人”之激励性格局，整个社会具有“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的风尚。当然，这四个条件之间有复杂互动关系。

　　大象传：君王责任：助成往来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集解》：郑玄曰：财，节也。辅，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顺阴阳之节，为出内之政：春崇宽仁，夏以长养，秋教收敛，冬敕盖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

　　程传：天地交而阴阳和，则万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当体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裁成”，谓体天地交泰之道，而裁制成其施为之方也。“辅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则万物茂遂，人君体之而为法制，使民用天时、因地利，辅助化育之功，成其丰美之利也。如春气发生万物，则为播植之法。秋气成实万物，则为收敛之法。乃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辅助于民也。民之生，必赖君上为之法制，乃得遂其生养，是左右之也。

　　《折中》：集说：蔡氏渊曰：气化流行，笼统相续，圣人则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节。地形广邈，经纬交错，圣人则为之裁制，以分东、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杀，此时运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势之所宜。圣人则辅相之，使当春而耕，当秋而敛。高者种黍，下者种稻。此“辅相天地之宜”也。

　　以卦象言，乾象天，坤象地。以二者之性言，乾之气上行，而在下。坤之气下降，而在上。天地、乾坤之气得以相交，是为泰。《大象传》不说坤上乾下，而说天地交，旨在突出泰之根本特征，那就是相交，往来。否卦则与此象相反：乾在上，其气上行；坤在下，其气下行，两者不能相交。否的特征就是相互背离，不能往来。理解泰之各爻，当紧紧围绕“交”与“往来”之大义。

　　沟通、合作的前提是分别。乾坤、天地象征别之两个极端。物各有别，人与人有别，组织之间也有分别。人本来就有禀赋、成长环境之别，社会注定了是多元的。礼正是基于人之别，而界定其各自的权利、义务，比如，君臣之别，夫妻之别，父子之别。然而，礼明确每个人角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生活在分离的状态，恰恰相反，是为了让人更为顺畅地相交、往来，沟通、合作。通过明晰每个人的角色，人们相互之间可有更为确定的预期，往来、合作的成本得以降低。故《大象传》特别强调了相交之义。

　　“后”观此天地相交之象而有所作为。如孔颖达所说，后不限于王，而包括诸侯，但不包括卿大夫等普通君子。总之，后是那些承担天下、邦国治理之责的人，他们可祭祀天地、山川，可立法创制，从而对民众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普通君子则没有这样的权威。而后之立法创制则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财成天地之道”。财成者，裁剪而成就也。天地相交，气化流行，笼统相续，圣人为之裁制，确定春、夏、秋、冬四时之节。同样，地形广邈，经纬交错，圣人为之裁制，确定东、西、南、北四方之限。这也是别。至关重要的是，因为这样的别，万物得以相互分别。每个具体的物、每个具体的生命，都可确定在天地之际某个清晰的位置上，可定位于具体的时空相交点上。这是万物相别之前提。若无这样的别，万物无从确定自身，没有确定的限界，无从相互识别，也就无从相交、往来。

　　后之立法创制的第二个方面是“辅相天地之宜”。宜者，宜于人者也。“天地之宜”者，天地万物之所宜于人者也。人在天地之间，自当顺乎天地而生，借助天地之间的万物而生。春生、秋杀，此时运之自然。高处适宜于种黍，低处适宜于种稻，此地势之所宜。社会治理者明乎此，而确立生活之法度：当春而耕，当秋而收；高者种黍，下者种稻，如此等等。天地所宜之物，各安其性，各得其宜。社会治理者在此发挥的作用是“辅相”，也即辅助，也即让人认知时运之自然，把握地势之所宜，因天时而顺地利。

　　这两项立法创制，都发挥了“左右民”之功用，“左右”的意思是协助、扶持、养育。社会治理者观泰之象而采取的上述两项措施，均有助于万民之生存、繁荣。这两者创造和维护万民相交、往来之条件。

　　一方面，顺乎天地之宜，则各地、各时之生机必定不同，各人、各群体之产出必定各不相同。如此，则各人、各群体为了生存，就不能不相交、往来。有分工，就有交易。通过交易往来，每个人的状况均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没有时间、空间概念体系，人是无法往来的。后本乎天地之道而确定之各种标准、规范，比如协调度、量、衡标准，或者则天道而订立之伦理和法律规范，均有助于人们的往来。人之相交、往来，离不开规范，离不开规则，后则法则天道、地宜、人情，创制立法，确立并执行这些规范。

　　初九：君子合群而上进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王弼注：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茹”，相牵引之貌也。三阳同志，俱志在外。初为类首，己举则从，若“茅茹”也。上顺而应，不为违距，进皆得志，故以其类“征吉”。

　　程传：初以阳爻居下，是有刚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时之否，则君子退而穷处。时既泰，则志在上进也。君子之进，必与其朋类相牵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则牵连而起矣。“茹”，根之相牵连者，故以为象。“汇”，类也。贤者以其类进，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进，必以其类，不唯志在相先，乐于与善，实乃相赖以济。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独立不赖朋类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则天下之贤，萃于朝廷，同志协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则不肖者并进，然后其党胜而天下否矣。盖各从其类也。

　　《折中》：集说：刘氏向曰：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

　　泰之时的根本特征在于相交而往来。之所以相交，完全是因为其独特的结构：泰之为卦，乾在下体，坤在上体。下三阳皆有上行而交于上阴之意，上三阴皆有下行而交于上阳之志，因而相互交通、往来。

　　《周易》取象之妙可见于本爻。初九取茅之象，因其在下。初九以阳居于下，有上行之强烈愿望，故“拔”而上行。此处之“拔”，实为自拔。《小象传》点明了这一点。茅之为物，丛生而相连，故拔一茅则牵连而起，此所谓“茹”。以，与也。汇，类也。征，进也，上进。爻辞以“拔茅茹”之象比喻君子与其同类共同上行。

　　泰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泰的局面需人之创造和维护，需人们积极地相互交通、往来。下三爻虽在下，未必拥有权势，掌握资源，然其性为阳，其德刚健，故象君子。君子是人间相互交通、往来之驱动性力量。“小人喻于利”，小人关注的是肉体所能感受的物质利益之得失，故小人是自我封闭的，倾向于漠视他人，甚至敌视他人。君子反是。“君子喻于义”，君子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故君子善与人交。君子的社会功能就是合群，君子发挥其功能的途径就是交人，并且，主动交于人。这就是“征”。征就是前行，走出自我之封闭状态，而与外人相交。《小象传》对此有说明。

　　而人际之交通、往来，除了意愿，还需要力量。力量来自于合群。君子欲推动人际的交通，必须首先自己相互交通，结成较为紧密的团体。这就是“茹”、“以其汇”的含义。个体君子当然可以影响于一定范围内的人，但毕竟有限。君子唯有结成团体，才有能力建立各种制度，从而创造有利条件，让更大范围内的人们相互交通、往来。

　　从这个角度看，君子“群而不党”的含义不是君子不结党，而是君子不止步于结党，而是以君子自身之小党推动更大范围内的人之合群。君子之合群不可能由零直接至无限大，而必定是自小而大、自近及远的。因此，君子必定结党。君子同气相求，结集为群，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结党是君子政治之自然现象。唯有结党，君子才有合群之力量。

　　君子不同于小人之处仅在于，君子不会止步于小范围的党，止步于小团体利益之最大化。君子有更高远的目标，志在于天下。借助自身之组织化，君子行动之力量大幅度提升，也就有能力运用更多资源、手段，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人之合群。党是君子持续不断地合群事业中的一个环节。从最消极的角度说，君子互通声气，也可以增强信心。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传：时将泰，则群贤皆欲上进，三阳之志欲进同也，故取茅茹汇征之象，志在外，上进也。

　　《折中》：集说：杨氏万里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初九何以“征”？就爻位而言，“外”指上体之四。初九与之正应，故有自内而外与之相交之志。

　　这个“外”象征着我以外的一切陌生人。人间普遍的相交、往来，有赖于人的创造。除了极少数例外，人自然地合群。具有血亲关系的人之间，自然地相交、往来。人间治理之关键问题在于，人对外人的态度、趋向，尤其是对陌生人。小人关注自我，故对外人是封闭的。君子则志在于外，具有与外人、与陌生人相交之强烈意愿。君子也具有与人相交之德，《论语颜渊篇》：“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因此，天下之优良秩序之行成和维系，实有赖于君子。正是借助君子，相互陌生的人们合群，而有相交、往来之制度，从而推动群的范围不断扩大，人际相交、往来之成本不断降低。本爻深刻地指出，君子欲合群，自身先须合群。

　　九二：君子通天下之道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王弼注：体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秽，受纳“冯河”者也。用心弘大，无所遐弃，故曰“不遐遗”也。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以“得尚于中行”。尚，犹配也，“中行”谓五。

　　程传：二以阳刚得中，上应于五；五以柔顺得中，下应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刚中之才，为上所专任，故二虽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四者处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则政舒缓而法度废弛，庶事无节。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秽之量，则其施为宽裕详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则无深远之虑，有暴扰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冯河”：泰宁之世，人情习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惮于更变，非有冯河之勇，不能有为于斯时也。冯河，谓其刚果足以济深越险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刚断之君，英烈之辅，不能挺特奋发以革其弊也，故曰用冯河。或疑：上云包荒，则是包含宽容；此云用冯河，则是奋发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刚果之用，乃圣贤之为也。“不遐遗”：泰宁之时，人心狃于泰，则苟安逸而已，恶能复深思远虑，急于遐远之事哉？治夫泰者，当周及庶事，虽遐远不可遗。若事之隐微，贤才之在僻陋，皆遐远者也，时泰则固遗之矣。“朋亡”：夫时之既泰，则人习于安，其情肆而失节。将约而正之，非绝去其朋与之私，则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牵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妨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则为之难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则能合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义也。尚，配也。

　　《本义》：九二以刚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应，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秽，而果断刚决；不遗遐远，而不昵朋比。则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折中》：集说：龚氏焕曰：初九“以其汇”，九二则欲其“朋亡”，何也？初九在下之贤，则欲其引类而进；九二大臣，所以进退天下之人才者，故欲亡其朋类。唯亡其朋类，则能用天下之贤。若独私其朋，则天下之贤，有不得进用者矣。此其所以不同也。

　　如《本义》所言，“得尚于中行”一句说明，九二为泰卦之主爻：九二在下体之中，与上体之中六五正应。由此似乎可以解释，何以《彖辞》没有如它卦指明本卦之主爻。本爻既为主爻，则为沟通天下者。《彖辞》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本爻既为泰卦之主，则通万物、通天下之志者，实在本爻。

　　九二在乾体中，有刚健之德。居下体之中，得中，能行中道。由刚、中二德引申，本爻揭示君子通天下之志之道有四。《程传》定爻辞之四德为对治泰时存在的社会问题之道，不甚确切，但对四德的诠释大体还是比较准确的：

　　第一，“包荒”。包者，包容、含容也。荒者，荒远、荒秽也。“包荒”者，最大限度地包容、含容天下所有人，而与之相交、往来。邦国之泰，要求上下、左右、前后之心志普遍相交、往来。君子群体作为文明与政治体之主体性力量，当主动地与所有人交通，沟通其心志。透过他们，君民之心志、国民之间的心志得以沟通。若无包荒之心，而胸怀偏狭，尤其是对社会底层、对存在明确缺陷的人，心怀忿疾，则共同体之相互交通、往来就有窒碍、梗阻，就不是泰。

　　第二，“用冯河”。爻辞取“冯河”之象，甚为妥帖。人被阻隔于河之两岸，相互隔绝，而不能往来。君子的责任就是让人们越过中间的河流，相互往来。而这是需要勇气的。《论语述而篇》：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注疏》：孔曰：“暴虎，徒搏。冯河，徒涉。”“冯河”就是无舟而渡河，可见其人之刚勇。“用冯河”的意思就是刚健勇猛，克服一切障碍。初九曰“征”，君子欲通天下人之志，须具刚健果决之德，克服妨碍人际相交、往来之一切障碍、险阻。君子的这种勇气就是天下人相交、往来之桥梁。王注合“用冯河”于“包荒”之中，不妥。《程传》对“用冯河”之阐释，亦不甚准确。

　　第三，不遐遗。遐者，远也；遗者，弃也。“不遐遗”就是不遗弃疏远之人，主要是陌生人。君子当交通天下之人，而对任何人来说，天下人实可分为两大类：熟人，陌生人。与熟人交通，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君子欲交通天下，则不能止步于这种自然情感，而应更进一步，主动地交通那些在社会、政治关系上与自己疏远之人，与陌生人相交。初九之“志在外”，九二更需如此。

　　第四，朋亡。朋者，朋党也。“朋”与“遐”相对而言。“遐”是疏远之人，“朋”则是亲昵之人。君子固当亲近熟人，然君子不同于小人之处在于，君子亦不可疏远陌生人。为此，君子就不可完全受自然情感支配，而与亲近之人结成朋党，人为限制自己交通之范围。相反，君子在一定程度上疏远自然的、社会的亲近之人。这就是“朋亡”之含义。唯有在与熟人相交时保持节制，君子才能与疏远之人广泛沟通。“朋亡”不是说君子当疏远朋，而是说不能只亲近朋，在熟人与陌生人之间保持平衡。

　　上述四德实为相反而相成之两组：“包荒”和“用冯河”为一组：“包荒”强调含容，“用冯河”则突出刚勇。合而观之，君子当以含容之量，勇于交通天下之人。“不遐遗”和“朋亡”另为一组：“不遐遗”意为不疏远陌生人，“朋亡”意为不过分亲近熟人。合而观之，爻辞以为，君子当在熟人、陌生人之间保持平衡。

　　这两组德行之相反相成体现了君子之中道。九二以刚居柔，刚柔相济而又居于下体之中，故能持守中道。这是九二具有上述四德的根本原因。“尚”者，配也。“中行”，就是中道。王弼以为，如此九二，能上配于六五。六五为帝妹，将下嫁于九二。程朱则以为，九二如此之行，合于中道。九二自然之位就决定了其有中行之德。两说可以合一。持守中道，故君子具有四德，而能广通天下之志，使天下达于普遍相交、往来之状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德、功，九二君子得以尚六五之帝妹，以为人间最美之婚配。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传：《象》举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义，言如此，则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显大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前后两句代指整个爻辞，进而总结九二之德，就是“光大”。光者，广也。“光大”者，广而大也。具体而言，“包荒”、“用冯河”就是“广”，更多地形容君子交通之范围。“不遐遗”、“朋亡”就是大，更多地形容君子之胸襟。君子胸襟广阔，无所局限，故能通天下一切人之志。正是借助于君子之努力，化解人际交通之隔阂，降低人际往来之成本，而维护健全的合作秩序。

　　九三：相交之盛时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集解》：虞翻曰：艰，险；贞，正；恤，忧；孚，信也。王弼注：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与升也。

　　而三处天地之际，将复其所处。复其所处，则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复也，无平而不陂也。处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陂，时将大变，世将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动不失其应，艰而能贞，不失其义，故“无咎”也。信义诚著，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故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

　　程传：三居泰之中，在诸阳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环，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于泰之盛与阳之将进，而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险陂者，谓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谓阴当复也。平者陂，往者复，则为否矣。当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时，不敢安逸，常艰危其思虑，正固其施为，如是则可以“无咎”。处泰之道，既能“艰贞”，则可常保其泰，不劳忧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为“孚”。如是，则于其禄食有福益也，禄食谓福祉。善处泰者，其福可长也。盖德善日积，则福禄日臻，德逾于禄，则虽盛而非满。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丧败者也。

　　《程传》以为，三在泰盛之时，即将转否，故予以告诫。参考《彖辞》，似不确，故不取。

　　九三当上下体之际，本身就与六四相交，处在阴阳、天地交接之际。此为泰之盛时，在万物相交最直接、也最深刻的状态。此刻，“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凡是平者，均变为倾者。最深刻的交通是双方互换位置，阳居于阴原有之位，阴居于阳原有之位。九三、六四之间就有这种可能。另一方面，此时，凡有所往，必有所来，事物的交通极为顺畅，而没有一丝一毫阻力。用经济学术语说，此时已达到均衡状态，所有人的预期都处于相互协调状态。

　　正因为九三交于阴至为容易，故爻辞特别告诫以“艰贞”。就客观态势而言，九三与六四本在相比、相邻的状态，无需什么作为，即可相交。这一态势，远远好于初九、九二：初九之交，需要“征”；九二之交，需要“尚于中行”。九三与六四自然已在相交状态。然而，恰恰处此态势，君子可能傲慢，放纵自己，而不能与上相交。故爻辞告诫，当此之际，首先当“艰”。艰是告诫，告诫君子当意识到人际相交之艰，不敢放弃努力，而应以敬意与人相交。

　　同时，当此之际，君子还应当“贞”。贞，正也。当此阴阳交接极易之地，君子可能失之于不正。九三与六四相比因而相交，固然是好事。然而，如果九三只交于六四，则不够正大。所谓正，就是无所偏私，具体到本卦，广与一切人相交，如初九之“志在外”，九二之“包荒”，相交的范围就极为广大。九三则容易与六四之间形成过于密切关系，止步于小团体之“党”，而不能扩展至于群，则不合万物相通之大义，故爻辞戒以“贞”，告诫君子当有开放的胸襟，与一切人相交。

　　唯有“艰贞”，方可“无疚”。君子若能做到艰与贞，意识到相交之难，而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则可把握相交的一切机会，尤其是在条件较好时广泛相交。如此自然无可咎责。归根到底，“艰贞”以心灵的自觉为基础。始终对自己生命的意义、对自己的社会责任保持自觉。如此则在任何环境中，都一贯而行，而不会因为环境而飘荡不定。

　　爻辞又说“勿恤其孚”，不必忧己之孚。这同样是因为，六四在乾坤、天地相交之际，尤其是九三与六四相比邻，只要九三有孚，六四立刻可以感受到。如王弼所说，“信义诚著，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孚，信也。与人相交，以信为本。君子自强刚健，充满孚信，与人交接，立刻可被人感受到，而为人所信。

　　有孚，自可“于食有福”。“于”、“有”皆为虚字，为保持四字句而增添。“于食有福”者，食福也。食者，食禄之食。福者，禄位也。九三君子在下，以充盈的孚信与在上者相交，在上者感受到其孚，而慷慨地给予其禄位。

　　初九、九二皆未言及孚，乃是因为，两者主动上进，以求与人相交，其孚不言自明。九三所处之位极好，与人相交极易，反有可能忽略自身之孚，故爻辞特别予以强调。而唯有具备艰贞之心，才有可能始终保持孚信。很多人身处相交之良好条件，而不能与人相交，合群以有为于世，就是因为缺乏艰贞之心，而没有孚信。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程传：“无往不复”，言天地之交际也。阳降于下，必复于上，阴升于上，必复于下，屈伸往来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际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为戒也。

　　“无往不复”实际上是整个爻辞的缩写。爻辞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说明九三在相交有利之位。“艰贞，无咎”是对处于这种状态的九三之告诫。“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同样带有告诫意味。《小象传》指出，爻辞的这些大义，其实皆缘于九三之位：九三在乾坤、天地相交之际。身在这个状态，条件极为有利，君子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条件，而同时始终保持清醒，处之以艰贞之道，如此则可最大限度地合群，而大有为于世。

　　六四：在上不骄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王弼注：乾乐上复，坤乐下复。四处坤首，不固所居，见命则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乐下，己退则从，故不待富而用其邻也。莫不与己同其志愿，故不待戒而自孚也。

　　程传：六四处泰之过中，以阴在上，志在下复，上二阴亦志在趋下。“翩翩”，疾飞之貌，四翩翩就下，与其邻同也。“邻”，其类也，谓五与上。夫人富而其类从者，为利也；不富而从者，其志同也。三阴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实，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从，不待戒告而诚意相合也。夫阴阳之升降，乃时运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过中，则将变矣。圣人于三，尚云“艰贞”则“有福”，盖三为将中，知戒则可保。四已过中矣，理必变也，故专言始终反复之道。五，泰之主，则复言处泰之义。

　　《折中》：集说：李氏简曰：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乃天地之交泰也。上以谦虚接乎下，下以刚直事乎上，上下相孚，乃君臣之交泰也。君臣交泰，则天下泰矣。故下三爻皆以刚直事其上，上三爻皆以谦虚接乎下。四当二卦之交，故发此义。

　　案：《传》、《义》皆以此爻为小人复来。然以《彖传》“上下交而其志同”观之，则四、五正当君相之位，下交之主，两爻《象传》所谓“中心愿也”，“中以行愿也”，则正所谓“志同”者也。爻辞“不富”，与“谦”六五同，皆言其谦虚而不自满足尔。

　　泰卦何以能相交而往来？皆因为其独特的卦体结构：上体为坤，下体为乾。否卦之卦体结构与此相反，故不能相交。

　　以社会结构论，此卦象社会下层有上进之心，刚健之德，而社会上层有接纳之意，柔顺之德。通常，前者是自然的，人皆有上进之心。后者却较为困难。接纳上进之下层，至少从表面上看，可能损害上层的权威和利益。因此在很多社会的很多时代，上层拒绝接纳下层。而这必定产生严重后果：社会丧失流动性，阶层分化日益严重，乃至于极化，双方难以沟通。最终，社会紧张日益加剧，乃至爆发严重冲突。当泰之时，上层却具开放心态，乐于接纳下层，与下层相交、往来。上体三爻具有这样的特征，尽管其程度不等。

　　六四“翩翩”，此为禽鸟自上而下滑行疾飞之貌。六四在坤体，有下行之志。与初九正应，而有与之相交、往来之强烈愿望，故向下疾飞。“翩翩”与初九之“征”形成对比。两者都在行，只不过，初九在下位欲上行，难免艰难，故爻辞用“征”，有奋力之意。处于下位的君子上进，需要自我提升，需要克服诸多观念上的障碍、社会结构上的险阻。反之，处于社会结构之上位的人士，接纳在下位者，则容易得多，故爻辞用“翩翩”，鸟儿毫不费力地自上而下滑翔，从容而优雅。她们不需付出多大努力，重要的只是具备谦逊、含容的心态，下一句说明了这一点。

　　六四何以翩翩下行？因其“不富”。在《周易》，阳爻为实、为富，故阴爻为虚、为不富。六四在上体，相对于初九，占有位之优势，实际上是贵而富者。然而，六四却不以为富，也即，并不恃位自傲，蔑视下层，自我隔绝，而是保持节制、谦逊心态，对下开放。这就是《论语为政篇》子贡所说的“富而无骄”，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孔子所说的“富而好礼”。因有这种心态，故六四乐于接纳在下之优秀者，与之相交、往来。

　　六四不仅自己向下疾飞，还带动上体之二阴下行。这与初九恰相对应。初九“以其汇”，六四也“以其邻”，两者的含义相同，都是与其同类同上或者同下。初九、六四各在下体、上体之初，其做法均对其同类有示范作用。他们积极地上行或下行，而与异类相交、往来，自然引领同类采取同样的行为策略。相别之人的相交、往来不是自然的，需要人为的努力，尤其是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相交、往来，更需要群体中有人自觉地垂范、引导，否则，群体很容易陷入搭便车困境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君子。

　　“不戒以孚”者，则针对六四特有之位而言。六四、九三在乾坤、天地相交之际，其已在相交之位，是相交条件最好的时刻。因为条件太好，人们反而可能忽略“孚”这个相交、往来之大本。故九三戒以“勿恤其孚”，九三在下，欲相交于上，应当充分展现孚信，不要怕对方看不到。相应地，六四亦戒以“不戒而孚”，如王注，不待告而孚，不要等别人提醒，就有孚。六四在上，与在下之阳相交，不应以在下者呈现出孚信为相交之前提，而应当首先表现自己的孚信。与人相交、往来而设定前提，则不能相交、往来，尤其是对在上者而言。对上者与下相交，所需要的其实就是孚而已，所以，在上者更应当主动地呈现出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折中》：集说：俞氏琰曰：“失实”，与蒙六四“远实”同，皆指阳为实也。阴之从阳，犹贫之依富也。今三阴在外而失所依，故曰“皆失实也”。愿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时，上下不相疑忌，盖出其本心，故曰“中心愿也”。

　　案：王弼以阴居上为“失实”，而《传》、《义》从之。考《易》中皆以阴、阳分虚、实，不因乎上下也。故凡阳爻为实、为富，阴爻为虚、为不富。则“失实”之为解“不富”，明矣。“失实”，“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失实”解释爻辞中的“不富”，意思首先是说，上三爻皆为阴。但不富、失实还有更深层次含义，不富就是不以己位为富；《小象传》更为显白地指出，“不富”就是“失实”，“失实”就是自失其实，也即自虚，自虚其心。也即，心灵保持开放，愿意接纳在下位者，愿与之相交、往来。社会上层如果不能自虚其心，则必然骄横而封闭，导致社会陷入否隔不通的状态。

　　因为虚其心，故能翩翩下行，自觉自愿地下行，没有一丝一毫的勉强、做作。此即“中心愿也”。《小象传》说明，在上位之六四下行与阳相交，乃是其内心本有之意愿，绝非外人所强迫。这里强调了六四对于相交、往来之自觉。《彖辞》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相交，共同体才可贯通为一体。初九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其“志在外”，立志于与外人、包括与在上位者相交、往来。六四同样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自觉地、自愿地与在下位者相交、往来，故其下行有“翩翩”之美。

　　本爻与初九合观，说明上下相交之基本原则：初九“志在外”，本爻“中心愿”，两者相应，故其志相通。人之相交、往来，需要双方心志之共同发动。人际合作涉及两人，需要双方同时产生合作意向。单有一方的心志是无法相交、往来的。在下者和在上者相交、往来，同样如此。

　　六五：君、民往来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王弼注：妇人谓嫁曰“归”。“泰”者，阴阳交通之时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降身应二，感以相与。用中行愿，不失其礼。“帝乙归妹”，诚合斯义。履顺居中，行原“以祉”，尽夫阴阳交配之宜，故“元吉”也。

　　程传：史谓汤为天乙。厥后有帝祖乙，亦贤王也。后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称“帝乙”者，未知谁是。以爻义观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礼法者也。自古帝女虽皆下嫁，至帝乙然后制为礼法，使降其尊贵，以顺从其夫也。

　　六五以阴柔居君位，下应于九二刚明之贤，五能倚任其贤臣而顺从之，如帝乙之归妹然，降其尊而顺从于阳，则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尽善者也，谓成治泰之功也。

　　五为君位，有帝王之象。六五为阴，又有帝之妹之象。爻辞同时指明两者。六五与九二正应，有夫妇婚配之象。帝之妹是天下至尊之女，而下嫁于在下之君子。此为阴阳、上下相交之最佳象征，也就是泰之最佳象征。泰的本质就是相交、往来，其中最为困难的是上下、尊卑之间的相交、往来。最为尊贵的帝妹下嫁于在下之君子，说明这个时代的上下、尊卑之间的相交、往来没有任何隔阂。

　　而爻辞特别强调，“帝乙归妹”，帝乙主动将其妹向下嫁于九二。帝妹是天下最为尊贵的女子，无人可以强求。唯有帝之主动、自愿，帝妹才能出嫁。由“帝乙归妹”，可见天下之最尊贵者以开放的胸怀对待在下之君子，而愿意与之相交、往来。也就是说，君与民之间相交、往来。

　　当然，九二本身也具有与帝妹相配的意愿和能力。他具有“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之四德，因而虽在下位，却有能力通天下之志。而这样的德能对于天下达致优良治理秩序，最为重要。有鉴于此，帝乙主动地将帝妹下嫁于九二。由此，九二也就获得了位，而帝乙则获得了治理天下之君子，社会治理者群体增强了治理的德行和能力。

　　本爻阐明，优良社会秩序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结构之开放，至少有一部分最重要的位是依据德行和能力分配的。因袭的权威对于社会保持稳定是重要的，它可以承载国民的秩序想象。然而，社会治理群体欲有效治理天下，需要足够的德行和能力。这两个因素应当保持均衡。只有前者，社会结构比较封闭，则上下阻隔，在下之德能卓越者没有上进的机会，不仅弱化精英群体之治理能力，更有可能在体制外转化为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开放的结构则可以让社会治理阶层不断地自我更新，始终保持较高的社会治理能力，消除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更为重要的是，对下层开放，维护上下流动渠道之畅通，可让社会治理者群体始终有能力沟通整个社会之志。社会治理者承担着治理所有人的责任，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又必然形成自己的风尚、观念、价值。若不加以节制，这些风尚、观念、价值很可能与中下群体脱节，而分裂整个社会为两个世界。这就是否隔不通。克服此一危险的惟一办法是，保持社会流动渠道之畅通，让下层之精英能够上进。这些下层精英实为下层之代表，他们本身就是上下交通之力量，可以阻止阶层间的隔膜，可以让社会治理者群体与被治理者群体之间在风尚、观念、价值等方面的差距不会太大。总之，下层向上的流动性，可以保持社会之整全性和贯通性。

　　帝乙下嫁帝妹于下层社会之君子，两个当事人都得到福祉。通过与帝妹结合，在下之九二得到位；通过与在下之九二结合，帝妹得到德能出众之君子为夫。这对夫妻同时享有世袭的权威与卓越的德能，当然是莫大的福祉。

　　而整个社会将因此而“元吉”。元者，大也。“元吉”，大吉也。这是全卦中最好的。初九只是吉，九二、六四爻辞没有明言，九三无咎、有福，上六是吝，而六五则是元吉。在上者的开放心态对于保持社会结构的开放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有助于保持社会活力。毕竟，在上者掌握着位，在下之有德者能否得到位，取决于在上者是否愿意把位开放给德行。有很多时候，在上者宁愿以情感、利益决定位的归属。在上者让有德行者得到位，这样的社会就有充分的流动性，而依然保持活力，且维持秩序。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程传：所以能获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愿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刚中之贤。所听从者，皆其志愿也。非其所欲，能从之乎！

　　何以得到“以祉元吉”？皆因为六五居中，持守中道，故自愿下行，归于九二。六四、六五皆言下行相交之愿，六四言“中心愿也”，六五言“中以行愿也”。其志相同，而有微妙区别：面对相比之九三，六四下行之愿真诚、强烈，故为“中心愿”。“中”指内心，这里强调的是心愿。六五则持守中道，这里的“中”指中道。六五在尊贵之位，基于中道，做出下嫁决定，而有下行之愿。其下行更为理性，也就更为主动、坚决，她自“行”其愿。这里强调的是行动。六五为尊，九二虽有德，却不能主动，而只能由她主动。而她虽然为柔，却在阳位，因此有能力主动下行。而由她的行成全了位与德之匹配，而达成最为完美的人间相交、往来。这种局面之达致，实赖于帝及其妹之中道，因此中道而有下行之愿，且有行愿之果决。

　　上六：不往来则乱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王弼注：居泰上极，各反所应。泰道将灭，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复于隍”，卑道崩也；“勿用师”，不烦攻也；“自邑告命，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

　　程传：掘隍土积累以成城，如治道积累以泰。及泰之终，将反于否，如城土颓圯，复反于隍也。上，泰之终，六以小人处之，行将否矣。“勿用师”，君之所以能用其众者，上下之情通而心从也。今泰之将终，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离散，不从其上，岂可用也？用之则乱。众既不可用，方自其亲近而告命之，虽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谓亲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贞凶”、“贞吝”有二义：有贞固守此则凶吝者，有虽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贞凶”而云“贞吝”者，将否而方告命，为可羞吝，否不由于告命也。

　　王注、程传皆以为，此爻为泰之极，将归于否矣。然而，泰何以归于否？言之未详。仍当从上下交通之角度理解本爻之义。

　　上体三爻皆为阴，六四、六五皆有向下交通之强烈意愿，六四翩翩而下，六五穿越三、四下嫁于九二。上六与此有所不同。它也在下行，然而，其下行之意愿已然趋于淡薄：隍是城墙外干涸的壕堑，城墙就是用由此挖出之土构筑而成。而今，城墙向下倾倒，回复于自己脚下之隍。其义为，上六相交、往来之范围极为有限，今相交、往来于与己亲昵者。

　　以人事而言，爻辞曰：“勿用师，自邑告命。”勿者，不也，否也。师者，众也。“勿用师”就是不用众，不借用众人之力。邑者，自身所在之邑。“自邑告命”的意思是，只对自己亲昵的人下命令。也就是说，上六只相信自己的熟人，与之交通、往来，而与众人隔绝。

　　凡此种种，皆与九二之“包荒”、“不遐遗”、“朋亡”恰成反对，也就有由泰而否之趋势了。这种状况就是古代贤人所论之“同而不和”。《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由此，上六把自己置于自我隔绝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虽贞犹吝。贞，正也。欲成就大业，固然需要事业本身是正的，也必借众人之力。为此，须与众人广泛交通，与尽可能多的人同心同德。不与众人广泛交通，不依赖众人之力，即便自己的事业是正的，也仍然无法成就大业。吝，可鄙吝。上六未必失败，毕竟，他还与人相交，因而可能小有成功。但他所交之范围有限，终究成就不了广大的事业，广大的事业需要广泛的参与。

　　至此，上六逼近下一卦，“否”。现在的状况是少交、少往来，由此更进一步，就是不交、不往来。不交、不往来则意味着邦国生命力之衰竭。

　　帛书《昭力篇》对上六爻辞有所阐释：

　　又问曰：“柰（泰）以之‘自邑告命’，何胃（谓）也？”子曰：“昔之贤君也，明以察乎人之欲亚（恶），诗、书以成其虑，外内、亲贤以为民冈（纲）。夫人弗告，则弗识；弗将，不达；弗遂，不成。”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外内、亲贤”。外者，疏远也。这就是比之六四“外比”之“外”。内者，与自己有血亲等亲昵关系之人。外内者，贤君必定疏远戚属，如此才能够亲贤。贤君为什么必须如此？因为人不告，则无知识。将者，助也，送也。人不送，则君不能达到目的。遂者，进也。人不进，则君不能成其事。“城复于隍”则反是，其所相交、往来者仅局限于自己的戚属。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周易全解》：爻辞中两个命字，意义有别。前一个命字是命令、指示。后一个命字当是古人所说“天命”的命……这就是说，“城复于隍”，“天命”变了，该当如此。

　　命者，共同体之命也。借助于规则，人们相交、往来，相互离散的要素才凝聚、贯通为一个有机生命体。此即共同体之泰。在其中，每个人可以做到“小往大来”，这可养成人们的共同体感，和而不同。人和，则有天命。《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随国贤人季梁对随侯言：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相交、往来才有和。人和则神降之福，天护佑之，而有天命。若君臣、君民、臣民上下不交，尤其是在上者不与在下者相交、往来，那么，共同体的要素就开始离散，共同体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表面上，人们仍生活在一起，但其志不同，而离心离德，也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了。这个共同体的天命趋向衰败。

　　由此再进一步，就是否。本爻预示了否卦，而否之《彖辞》已揭示了否隔不通的可怕之处：“‘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本爻尚是“其命乱也”，至否卦，则无命矣。

　　经义概述

　　经过小畜，共同体之要素全部聚集。经过履，礼治确立。由此，共同体进入泰的状态，泰乃是社会秩序之理想状态。

　　泰的根本特征是在阴阳、上下相交、往来，而且是小往大来，也即，人们可以最低成本相互往来，而可获得合作剩余。

　　那么，泰之时，何以能够相交、往来？《彖辞》指出，泰之时，人们普遍具有良好的气质：内阳而外阴；具有良好的品德：内健而外顺。从政治结构上看，内君子而外小人。由此，形成健全的激励机制；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也。

　　爻辞着眼于交通，凡是上下相交最为顺畅者最好。泰之为卦，乾在下，坤在上。乾为阳，为刚健，初九、九二皆有卓越的德行和能力，且有上行之志；而坤为阴，为柔顺，六四、六五都有强劲的下行相交之愿。

　　因其处境不同，下体与下体之心态也有微妙差异。相对而言，在下者更多地在行动，初九“以其汇征”，九二通过包荒等努力，“得尚于中行”。对在上者而言，最为重要的则是保持心灵的开放，具有交通的意愿：六四“中心愿也”，六五“中以行愿也”。以人情之常而言，在社会结构中，在上者更为消极被动，容易安于现状。在下者则有向上而往的冲动。唯有通过实际行动，在下者才能被在上者得知，而与之相交、往来。相反，在上者所需要的只是接纳的意愿，也即需要其有巽顺之德。凭借巽顺，在上者能对在下之德能卓越者开放在上之位，愿意接纳他们共同治理天下。这打开了社会底层上升的通道。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结构激励下，在下者致力于养成自己的德行，提升自己的能力。

　　不过，礼治秩序始终隐含着一层严重风险：社会结构的僵化。因此，从根本上说，泰是脆弱的，甚至可以说是短暂的。泰之后一定是否。上六已预示了这一点。在上者只与亲近者相交。至否，则完全颠倒：乾在上而坤在下，如此则不能相交。因为，乾在上，上层群体刚健，则必然失之于傲慢。他们不能以柔顺的态度对待在下者，拒绝对在下者开放在上之位，而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在下者没有上升通道，也就不可能养成德行，提升能力。社会结构上下隔绝的结果是，在上者自我循环而败坏，在下者自暴自弃而堕落，社会将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