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道

第三章 需卦：财政之道

　　《序卦》：

　　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

　　程传：夫物之幼稚，必待养而成，养物之所需者，饮食也，故曰“需者，饮食之道也”。云上于天，有蒸润之象，饮食所以润益于物，故需为饮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须待之义，《序卦》取所须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进者也，乃处坎险之下，险为之阻，故须待而后进也。

　　前卦为蒙，开心智之蒙；本卦所论为养，将养身体。人没有饮食，将无从生存。不过，饮食男女乃人之本性，在建国的规划中，本不必特别思考、讨论。本卦所论者，不是个体之养，而是邦国之养。邦国没有营养，将无法维持共同体的生命。

　　后世注疏多以须待之义理解本卦之大义。需确有须之义。然而，《序卦》已清楚说明，本卦所论者，乃饮食之道，也即养人之道。从邦国层面看，本卦讨论财政资源之获取与分配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邦国的饮食之道。

　　卦辞、彖辞：总论财政之道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孔颖达正义曰：此需卦系辞也。“需”者，待也。物初蒙稚，待养而成。无信即不立，所待唯信也，故云“需有孚”，言需之为体，唯有信也。“光亨贞吉”者，若能有信，即需道光明，物得亨通，于正则吉，故云“光亨贞吉”也。“利涉大川”者，以刚健而进，即不患于险，乾德乃亨，故云“利涉大川”。

　　程传：“需”者，须待也。以二体言之，乾之刚健上进而遇险，未能进也，故为需待之义。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为需之主，有刚健中正之德，而诚信充实于中。中实，有孚也。有孚，则光明而能亨通，得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济？虽险无难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则吉者，当辨也。

　　九五为本卦之主爻，在君位。以一阳居于上体二阴之间，有中孚、充实之象。孚有信之义，亦有实之义。九五象君王之中孚，也即，君王所代表之政府拥有充足的资源，足以供养邦国之需。一个健全的邦国当然需要健全的财政，没有充足的收入，邦国将无力充分地提供公共品，比如维护邦国之安全，救济鳏寡孤独废疾者。并不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越低，治理秩序就越健全。邦国必须做到财政资源充足。重要而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获取收入，如何分配、使用这些资源。爻辞接下来将会讨论这些问题。

　　九五居上体之中，且以阳居阳，有刚健之义，故曰“光”。光者，广也。九五掌握充足的资源，而其使用资源，遵循子贡所说的原则：“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就是广。广的对立面是窄，也即，君王将邦国资源用于狭窄的范围，比如，用于满足自己的欲望，或邦国财政之好处仅及于自己的近戚。这样的君王没有刚健之德。

　　九五之君中实而又宽广，其效应则是，邦国之“亨”。亨者，通也。君民之间相通：君取财于民，而复用之于民，上下交通，这是亨的第一义。君所取之资源如同血气，周流于邦国身体之各个部位，邦国因此而血气畅和，这是亨之第二个含义。由此，邦国繁荣，国运亨通，这是亨之第三义。此亨源于中孚而光，也即政府拥有充足资源，且广泛惠及所有人。如果财政资源仅及于少数人，则邦国之身体必然血气不通，或有淤积，或有不足，而在不健康状态。

　　九五还具有第三个美德：贞。贞者，正也。九五居中，而以刚居阳位，是为正。九五具有中正之德。正就是不受感情影响，无所偏私，同等对待所有人。九五之君取民之财，以财养民，而不受私人情感影响，公正地养育邦国一切人等。这样，邦国之公共品就能被万民公正地享有。

　　正与广相关，但又有所区别：广指普遍而无外，正指无所歧视。广就范围而言，正就在对待此范围内之成员的态度。广和正构成邦国财富分配的基本原则。君王如此使用邦国财源，则吉无不利。

　　这样，爻辞提出了邦国健全财政之三大原则：第一，中孚，财力充足；第二，广，博施于民；第三，正，公正使用。如能做到这三点，则政府既具有强大的财力，又因为遵循广、正的原则，故邦国可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因此，邦国可涉大川，也即，面对再大的艰难，也能渡过。积极地说，这样的邦国有能力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每个伟大的邦国，都应具有伟大的理想。然而，邦国要实现伟大的理想，需要强大的力量，包括财政资源。没有财政资源，邦国不可能实现伟大的理想。不过，邦国的财政资源又必须广泛而公正地用之于国民。否则，财政资源越多，邦国越危险。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王弼注：谓五也，位乎天位，用其中正，以此待物，需道毕矣，故“光亨贞吉”。

　　程传：“需”之义，须也。以险在于前，未可遽进，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刚健，而能需待不轻动，故不陷于险，其义不至于困穷也。刚健之人，其动必躁，乃能需待而动，处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赞之云“其义不困穷矣”。五以刚实居中，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为“有孚”之义。以乾刚而至诚，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大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贞正，虽涉险阻，往则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刚而能需，何所不利？

　　程传等注疏多从须待之义理解需卦，这是需卦的一个涵义，但并非惟一义。需卦另有更为重要的涵义，它由主爻九五揭示出来了。“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云云，指出本卦之主爻为九五。邦国财政资源汇集于九五，又由九五分配，故健全财政之道，可见于九五。

　　《彖辞》指出九五之位与德。九居五，乃为君位，天位。九五居上体之中，而以刚居阳位，是为正。故九五具有中正之德。“正中”当为“中正”，为协韵而调整字序。既然九五为需卦之主爻，则整个卦义当从此爻索解。此爻之爻辞为“需于酒食，贞吉”，所论者乃饮食养育之事。这就是需卦之本义。《折中》于九五爻下案：

　　需之为义最广，其大者莫如王道之以久而成化，而不急于浅近之功；圣学之以宽而居德，而不入于正助之弊。卦唯九五刚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能尽需之道者，故《彖传》特举此爻，以当彖辞之义；而《大象传》又特取此爻爻辞，以蔽需义之全。盖继屯、蒙之后，既治且教，而所谓休养生息，使之乐乐而利利，渐仁摩义，使之世变而风移者，其在于需乎？观需之卦而不知此爻之义，但以诸爻处险之偏乎一义者概之，则需与蹇、困何异哉？

　　此处矫正以须待理解需义之偏，甚为精当。不过又归于渐仁摩义，则失之于宽泛。这里又指出，须待者，乃不急于求成，为政以宽，亦颇为精当。

　　依据《序卦》、《爻辞》及《小象传》，“需”之本义就是养人所必需者，国之需就是国家这个生命体为了存活、繁荣而必需者，也即财政资源。至于须待之义，乃是第二义，也当于此中理解。它更多的是邦国获得其必需品之策略，也即，须待之义指示了邦国获得资源之制度和程序。

　　《彖辞》首先说，“需，须也，险在前也”：邦国有所需，取之当以须，因险难在前也。险在前也有二义：第一，邦国有险，而不能不暂停下来，此即须待。然而，须待期间，邦国不可无所作为，而应当积极地筹措资源。为此，也就不能取财于民，这就是须待之实体内容。然而，第二，取民之财，乃是险事。邦国为应付危机，而取民之财，若处置不当，这种行为本身就会给邦国带来巨大危险。因此，取民之财，也应有须待之心。也即，不可急于求成，不可鲁莽，而应从容从事。具体地说，应当严格地按照程序征取邦国所需之资源。这当然要耗费较多时间，花费较多成本，此所谓须待也。然而，这样的须待成本是必须承受的。

　　就卦象而言，需之为卦，上体为坎，有水之象，下体初九、九二、六三三爻之爻辞，皆取此象：水象民，又象民所拥有之资源，君取国用于此。下体乾健，上行取水。对取水者而言，水既是资源，又是危险所在，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衷公篇》）。取之有节，则水是资源，可以滋养邦国。取之不当，比如取之过激，水就成为险难，也即，民众将有所不满、反抗，所谓水能覆舟。

　　就坎体来看，九五在坎陷之中，这就是《彖辞》“刚建而不陷”之象。这句话指出，九五乃是需卦之主爻。下体乾体刚健上行而入于水中，但并未陷没，而如舟船浮于水上，“水能载舟”最可形容九五之状态。另，九五刚健，有中实之象，表明邦国财力充足，而并没有陷没。这就是“其义不困穷”。《周易集解》：侯果曰：“乾体刚健，遇险能通，险不能险，义不穷也。”困穷从君、民两个方面都成立：政府自身并不困穷，政府也没有让民众限于困穷状态。君、民各得其所，由此，民就不是险，而是载舟之水。

　　《彖辞》接下来解释，何以《卦辞》言“需有孚光亨贞吉”，原因在于“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君的资源分配规划之所以光、贞，也即广、正，原因主要在于，九五位于天之位。乾健上行，而居于九五之位，故九五具有乾之德。乾之德为何？乾卦《文言》曰：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集解》：虞翻曰：美利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故“利天下”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故利者大也。

　　程传：乾始之道，能使庶类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盖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赞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乾始利天下之德，就是需九五分配资源之道，那就是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人们设立君之位，就是为了利天下。唯有具有天之德，君之位才是天位。接下来《彖辞》指出，九五确实具有利天下之德，那就是中正之德。凭借着中、正两大美德，君王合理地分配资源于天下。

　　最后，《彖辞》解释“利涉大川”曰，往而有功。一个伟大的邦国，一定有一个长远的理想，并向着这个理想前行，此所谓“往”也。邦国财力充足，而又运用得当，自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可实现其伟大的理想，所谓有功。邦国如果没有财源，或者虽有财源而分配不当，则不可能实现伟大理想，则或者不能往，或者勉强而往，却难以为继，因而无功。

　　大象传：自愿原则与两大用途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程传：云气蒸而上升于天，必待阴阳和洽，然后成雨。云方上于天，未成雨也，故为须待之义。阴阳之气，交感而未成雨泽。犹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于用也。君子观“云上于天，需”而为雨之象，怀其道德，安以待时，饮食以养其气体，宴乐以和其心志，所谓居易以俟命也。

　　由卦象言，需之为卦，乾在下，乾有天之象；坎在上，坎有水之象。然而，《大传象》不言水或雨，而言云，也即水气，这是为了说明，水气只是水之一部分，政府只是取得民众资源之一部分以为国用。《小象传》也不言天上有云，而言“云上于天”，这是为了说明，在下的民众之资源，上达于政府，为邦国所用。

　　“云上于天”之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邦国可支配之财政资源，乃是民众自愿供应给政府的。云是自行上于天，并不是天自上抽取的。《大象传》揭示了财政之根本原则：自愿原则。一切资源皆为民所创造，所拥有，民众将其中一部分交给政府，期望政府以之生产和提供公共品。民众希望，借助这些公共品，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增进自己的幸福。基于这一点，民众自愿地把自己拥有的一部分资源交予政府。

　　这种自愿，体现为政治过程中的集体同意。没有这种同意，邦国强取民众之资源，乃是不正当的。天不可能强取于地。“云上于天”表明，邦国所需资源绝不能自上强取于民，此非上天之德。

　　另一方面，云上于天，终究会以雨水的方式撒回大地，为万民所普遍享用。天无所求，天无所留，天之德是广利天下而不言所利。政府取之于民的资源，也必定重新返回于民，全部用之于民。且上于天者为云，降于地者为雨。政府得到民众交付之资源，将其整合，其生产公共品之效率，远远超过个体零散使用那些资源的效率。

　　君子见此象，确定邦国资源必用于民之基本政治原则：民众自愿交付部分资源给政府，政府又以更高的效率运用这些资源于万民。天之象也指出了，政府利用这些的伦理：公正地对待所有人，无所偏私，无所歧视。

　　《大象传》进一步指出邦国财政资源之两个最为重要的用途：“饮食”和“宴乐”。饮食者，以衣食等物资养民也；宴乐者，以酒食礼仪礼敬贤人也。

　　本卦六爻有四阳二阴，其中的阳爻，贡献或掌握资源，阴爻则是被养者。其中，六四象普通民众，邦国当饮食之，如《礼记礼运篇》：“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人缺乏生存能力，而天生万民，人人皆有生存之权利，故邦国当代天养之。基本的福利制度对于邦国而言是必须的。此为仁政之基础，邦国提供民众所期待之基本福利，方能保持邦国之稳定。

　　上六象贤人，邦国当宴乐之，《诗经小雅》有多篇描述君主宴乐贤人之景象，如《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嘉乐嘉宾之心。”《南有嘉鱼》：“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凡此诗句皆记邦国宴乐贤人之盛况。

　　而邦国养贤之目的，是改进邦国之治理，这是可以惠及所有人的公共品。对民众来说，优良的社会治理及由此达成的合作秩序，乃是最大的公共品。邦国不能陷入物质主义，仅向民众提供物质福利是不够的。邦国必须超越物质，致力于推动德、能在国民中之发育、扩展。给那些贤人以充分的尊重，让他们参与治理，就有助于德、能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向民众提供基本福利，通过养贤而改进社会治理，这就是邦国财政资源两个最为重要的用途。两者都指向了共同体之善。归根到底，财政资源的用途必须增进共同体之善，其中以这两者最重要。前者有助于邦国之稳定，后者有助于邦国之提升。而一个邦国，不提升则堕落。一个不能养贤的邦国，注定走向败亡，包括其生产物质的能力也会迅速下降。《大象传》在健全的财政资源分配规划中突出养贤，需之义大矣哉！

　　初九：取财有道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王弼注：居需之时，最远于难。能抑其进以远险待时，虽不应几，可以保常也。

　　程传：需者，以遇险，故需而后进。初最远于险，故为“需于郊”。“郊”，旷远之地也。处于旷远，利在安守其常，则“无咎”也；不能安常，则躁动犯难，岂能需于远而无过也？

　　卦体上坎取水之象，而兼有两义：一为险难义，于行者而言，泽水为险难，比喻邦国面临之危险。二为财富义，以水喻万民，或者更具体地说，比喻万民拥有之财富。下体乾卦取健之义，又可分解为二义：一为前行义，邦国前行，遭遇上体之险难。“郊”、“沙”、“泥”比喻国家所处之三种情境：越逼近于水，邦国越危险。二为取财之义，三阳爻上行取坎中之水，比喻政府从民众那里取得资源以为邦国的财政收入。

　　上述两个意思之间又有密切关系：邦国的安全程度决定了邦国取资源于民之水平：邦国处境越危险，邦国获取资源的意向就越强烈，取之于民的资源就越多。本卦前三爻就围绕这一点展开，具体讨论了邦国在三种处境中的三种财政模式及其可能的后果。

　　初爻讨论邦国可能面临的第一种境况。

　　郊者，旷远之地。初九距上体险难最远，说明邦国没有显著的危险。也即，邦国处于正常状态。在此状态下，邦国的财政需求也是正常的。邦国只是正常地取上体之水，以满足正常的公共需求而已。

　　这个时候，邦国当“利用恒”，利者，以之为利。利用恒者，利于用恒也。恒者，常也，常法也。既然邦国处于常态，则邦国当取民之财以常法，这包括“使民以时”。所谓常，意思是，民众负担之数量是事先确定的，且行之久远，为民众所熟悉和认可，因而，至少隐含地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常也意味着，政府取之于民的程序也是确定的。同时，这两者之所以是常，也一定因为，这两者合情合理，政府也在长期而稳定地实施。那些不合乎情理、不被民众认可的规则、程序，是不可能成为常法的。

　　政府取之于民，或可有咎。然而，邦国若能做到依循常法，也即按照事先确定的比例，严格依照程序安排财政，也即，从民众那里取得邦国所需要的适当的资源，则“无咎”。民众不会对政府有任何怨言，政府也就不会有什么过失。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个“常”之间的关联：国家处于常态，财政也当依常法处理。邦国不可随意增加民众负担。当然，在常态下也无此必要。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小象传》首先说明，既然“需于郊”，那就当“不犯难行”。难者，上坎有险难之意。犯，冒犯，侵犯，僭越，欺凌。邦国当然要取之于民，取于上坎之水。但是，邦国当取民有道。“犯”则反乎是，取之非道，也即逾越常规。但现在，邦国并没有遭遇明显的危险，邦国的财政需求处于常态，所谓“需于郊”，也就不必逾越常规，加重民众的负担。

　　《小象传》接下来解释，“利用恒”之所以“无咎”，原因在于“未失常”，也即没有背离常法，严格依照既定的规则、程序取民之财。若能做到这一点，则政府虽然取民之财，也“无咎”，不会遭到民众之咎责，也即，民众不会抱怨。

　　总之，对于常态下的政府而言，在财政问题上守“常”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可以做到守常。不过，事实上，很多时候，政府并不能做到这一点。要守常，就需要政府自我约束，尤其是从制度上自我约束。否则，在财政上不守常，无端加重民众负担，将导致邦国陷于险难之中。

　　九二：民富与国富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王弼注：将近于难，故曰“需于沙”也。不至致寇，故曰“小有言”也。近不逼难，远不后时，履健居中，以待其会，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程传：坎为水，水近则有沙。二去险渐近，故为“需于沙”。渐近于险难，虽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难之辞，大小有殊。小者至于有言，言语之伤，至小者也。二以刚阳之才，而居柔守中，宽裕自处，需之善也。虽去险渐近，而未至于险，故小有言语之伤而无大害，终得其吉也。

　　本爻讨论了邦国可能面临的第二种境况：形势发生变化，邦国已可难感受到外部的危险，仿佛涉入水滨之沙中。为应对这一险难，邦国不得不增加财政汲取力度。邦国取上体之水的力量有所加大，仿佛深可见沙。

　　负担加重的民众一定会发出怨言，此即“小有言”。相对于下体之乾之阳，上体之坎为阴，《周易》中，阳为大，阴为小。“小有言”者，上体之坎，也即小民有抱怨之言也。政府取财于民众的力度加大，民众负担加大，当然会发出声音，比如，质问其合理性，进而表示不满、抗议。面对政府的负担，民众也会主张自己的权利，在古典话语中，“言”常有主张权益之义。财富本来属于民众，民众对邦国的义务本来也是固定的，突然增加，民众必以为政府在侵害自己的权益，而对政府主张自己的权益。

　　尽管如此，“终吉”，最终还是吉的。因为，邦国之所以加大财政征取力度，乃是为了应付邦国面临的较严重的危险。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样的危险，公共利益可能遭受严重损害。这一点，民众最初可能无法充分认识，民众可能并不了解邦国之处境，或者民众即便有所了解，也未必愿意付出，此为集体行动之困境。

　　当此之际，政府须正确对待民众的抱怨，而妥善地处理。邦国若能有效地利用增加的资源，应对邦国所面临之危险，则民众最终将会承认邦国此举之正当性。从民众的小有言到终吉之间，政府的措置是否得当，决定着邦国能否渡过危难。终吉不可能自然到来，而需要政府之积极作为。

　　民众之所以初有言而终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小象传》予以说明：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终吉也。

　　程传：“衍”，宽绰也。二虽近险，而以宽裕居中，故“虽小有言”语及之，“终”得其“吉”，善处者也。

　　邦国的财政需求虽有所增加，不过，相对于民众拥有之财富而言，负担尚不算十分沉重，尚有余力承担。这就是“衍”。

　　衍者，宽裕也。民众的承受力既取决于政府的征取强度，也取决于民众的财富水平。如果民众不那么宽裕，那么，政府略微增加负担，民众就将无法承受。反之，如果民众向来较为宽裕，则在非常时期，其可供应邦国的资源就有较大空间。政府虽增加负担，民众还可承受，故虽有所抱怨，但最终将会接受政府的做法，邦国将从中获吉。

　　本爻《小象传》暗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财政原则：常态下，当藏富于民。政府财政资源，只能去之于民。财政资源与民众财富，为此消彼长之关系。政府取之于民者多，则民间所藏者少。政府取民者少，民间所藏者多。那么，哪种财富配置模式更为合理可取？当然是后者，邦国当藏富于民。为此，需要约束政府取之于民之比例。

　　如此，则民众较为宽裕，这就为政府在非常时期增强汲取力度留出一定的余裕。一旦邦国面临危险，政府可以在短期内临时提升财政汲取力度，而民众并不会感觉无法承受。如果常态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较高，接近于民众可承受之极限，则当邦国面临危险、需提高财政汲取力度时，政府将会发现，民众那里已没有余地。此时，邦国很可能因为财政支持无力，而陷入危险境地。

　　因此，常态下的低税负、藏富于民，实为治国之大智慧。邦国总会面临危险，为了在危险来临时财政上有回旋余地，就需要在平时克制汲取的力度。弓弦平时处于弛的状态，战时要用，才有足够张力。如果弓弦始终绷得很紧，则战时略一用力即断。而做到这一点，既需要统治者之明智，也需要制度上的约束。

　　九三：紧急状态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王弼注：以刚逼难，欲进其道，所以招寇而致敌也。犹有须焉，不陷其刚。寇之来也，自我所招，敬慎防备，可以不败。

　　程传：“泥”，逼于水也。既进逼于险，当致寇难之至也。三刚而不中，又居健体之上，有进动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则致丧败矣。

　　至三，邦国处于危险状态：九三在下体之极，切近于坎，与险难相接，也即邦国已面临切实而迫在眉睫的危险，仿佛陷入水滨之泥沼中，而有灭顶之灾。这样情景也许不多，但确实可能出现，而处理不当，必导致邦国崩溃。

　　为应对这样的危险，邦国不得不大幅度提升财政汲取力度。由此，民众的负担陡然增加。这个时刻，政府若处置不当，民众将起而反抗，是为“寇”。本来，上体为坎，为水，民众是水，水能载舟。但现在，政府取之于民的强度增加，民众之水翻滚，而完全可能覆舟。

　　爻辞特别说明，此乃“致寇至”。此处之寇，并非外部的危险。《尚书舜典》：“寇贼奸宄”。孔安国传：“群行攻劫曰寇”。寇起于内。政府取财无度，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人为地在邦国内部制造出寇。《小象传》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程传：三切逼上体之险难，故云“灾在外也”。“灾”，患难之通称，对“眚”而言则分也。三之“致寇”，由己进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进，则无丧败也。需之时，须而后进也。其义在相时而动，非戒其不得进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折中》：集说：《朱子语类》：问：“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细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险处防有吃跌，便是慎，慎是唯恐有失之之意。如思虑两字，思是恁地思去，虑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政府何以需索如此紧迫？因为，“灾在外也”，九三切近于上体之险难，己身之外确有灾祸，险难已经显而易见，迫在眉睫。然而，治国者为了应付这个外部之灾所采取的措施，却在内部制造出寇盗，此所谓外患引发内乱。此处之内乱，其实完全是因为自己处置不当引起的，所谓“自我致寇”。解决问题的努力反而变成了问题，邦国之灾由一个反而增加成为两个，内外交困，邦国危乎怠哉。

　　《小象传》提出治国者身处九三这一境况所应奉持的原则：“敬慎”。切近于险难，这是邦国无法避免的可能处境之一，比如，邦国遭受外敌入侵。身处此境，治国者须十分敬慎，在解决外患时，决不可制造内乱。

　　敬什么？核心是敬民，为内乱者乃是邦国之民。邦国欲应付危险，不能不增加财政收入，并动员其他资源，包括人力。当政府就此决策时，当始终有敬民之心。比如，必须尊重民众的意愿，征得民众的同意。比如，必须考虑民众的承受力。

　　慎是慎重，也即深思熟虑。身处险境，不可惊慌失措，反应过度，遽然大幅度增加民众负担。即便提高资源动员率，也可采取较为合理的方法，以让民众更容易接受。

　　总之，邦国总有可能身处迫在眉睫之险境，这个时候，邦国将陷入两难境地：应付外患的财政需求，可能引发内乱。然而，内外交困也不是必然的，还是有办法走出上述两难困境的，那就是治国者做到敬与慎。情势危险，但人的德行仍能指引出险之路。只要治国者做到敬慎，就可立于不败之地：邦国既可以获得足够资源，用于应付外部的祸患，又不至于在内部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内乱。

　　六四：以财养民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集解》：《九家易》曰：云从地出，上升于天。自地出者，莫不由穴。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

　　程传：四以阴柔之质处于险，而下当三阳之进，伤于险难者也，故云“需于血”。既伤于险难，则不能安处，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顺以从时，不竞于险难，所以不至于凶也。以柔居阴，非能竞者也。若阳居之，则必凶矣。盖无中正之德，徒以刚竞于险，适足以致凶耳。

　　程传等仍围绕险难解释上三爻，不取。《九家易》以四为穴，且云自此上升，颇为可取。

　　下体三爻皆上进于上体之坎，其一义为入于险难，另一义则为取财于坎水。而上体本身为坎，有水之象，故自四以上，坎就不再是被取之对象，而为养人之资源。《说卦》：坎“为血卦”。政府取民之财，汇聚而为财政，即为邦国的生命体赖以生存之血气，故爻辞言“血”。四在坎之最下，象邦国府库，也即“穴”。邦国取之民的财富汇聚于此。邦国作为一个生命体，依赖蓄聚于此穴的血气滋养而存在、而生长、而繁荣。

　　邦国需要血，民众需要血。六四以阴柔之质处于险难之中，在万民之中，他们是“鳏、寡、孤、独、废、疾者”。他们无力自养，需要邦国提供营养，这就是“需于血”，丧失生存能力的国民需要邦国的供养。供养他们也是邦国的责任。下三阳取之于民之财聚于邦国之府库。当民众需要这些养分，邦国即自府库出之，分配于民，这就是“出自穴”。

　　“云上于天”，又当以雨的方式降落于大地。财政资源有聚就有出，享受其惠者，首先是庶民。本爻所述就是《小象传》所说之“饮食”，以邦国的资源滋养民众，尤其是那些缺乏自我存养能力的人。

　　这就是财富的再分配。邦国既为一个精神和政治共同体，就不能不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政府取自于民之财，首先用于安全等普惠的公共品之供应。然而，面向特定人群的再分配也是不可少的。毕竟，在共同体中，有些成员天生缺乏或者后天丧失生存能力，而天生万民，人人皆有生存之权。邦国供养这些成员体面地生存，就是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惟有如此，这些人士才不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而愿与其他人继续在此共同体中共同生活。从根本上说来，邦国之财富再分配努力未必在于促成人的物质上的平等，而旨在保持所有人的共同体感。共同体的团结，并不依靠其成员之平等，而依靠其成员共同生活之意愿。因此，财富再分配之必要性和程度，当更多地从精神层面考量。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说卦》：“坎为耳”，坎有耳之象，自有听之义。四以柔居阴，故有顺之德，故《小象传》曰“顺以听也”。所谓“需于血”者，民众对邦国有财富再分配之需求，“出自穴”者，邦国顺乎民之呼声，听从民之需求，出邦国府库之财，救济阴柔而居于险难之民众。这就是“顺以听”。

　　“顺以听”是邦国使用财政资源的基本原则：当顺从、听从民众之意见。政府取财于民，聚集于府库，政府由此而掌握了财政资源的分配权。但是，政府如何分配才是最可取的？是由官员高高在上自行决定，还是听从民众之意见？《小象传》给出明确回答：“顺以听”。当然，是顺以听民。邦国资源的分配当依据民众意见，对民众的意见，政府当持以恭顺的态度。

　　“民为邦本”，邦国之资源既然来自于民众，“云上于天”，民众自愿将自己拥有的部分资源交付于政府；那么，相应地，政府也就应当按照民意，分配邦国的财政资源。听从民意，这是政府确定财政资源投入方向的惟一指针。唯有顺以听而形成的政府的财富分配方案，才具有最大的正当性。而唯有具有正当性的财富再分配方案才会增进邦国的团结，而不是相反。不具有民意正当性的财富再分配方案只会让邦国分崩离析。

　　为做到顺以听，邦国需建立一套机制、程序和制度，以聚集民众的意见。经由这套机制，政府更为准确地决定邦国资源的使用方向，使之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最多数的民众。

　　不过，养民只是邦国财政资源的第一个用途，邦国财政资源还有另一个重要用途，见上六，而九五将有所提示。

　　九五：用财之道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折中》：集说：郑氏维岳曰：《系辞》曰“需者饮食之道也”，《象》曰“君子以饮食宴乐”，爻曰“需于酒食”。以治道言，使斯民乐其乐而利其利，期治于必俟百年之后，而不为近功者，须待之义也。

　　下三阳爻取之于坎水之资源，均汇集于六四之穴，而为邦国之血气。这些血气由九五支配，九五在君位，《彖辞》所说“位乎天位”也。九五之君拥有这些资源的支配权，但不应据为己有，专为己用，而应“以美利利天下”。九五以刚居阳，刚健发散，作为君，他的职能就是让这些资源为天下所分享。因此，九五作为邦国资源之支配者，实际上是这些资源的分配者。

　　而因为邦国仰赖这些资源之供养，故掌握着资源分配权的君为邦国所需，或者说，为邦国各色人等所需。而邦国取之于民的资源，经过公共过程之生产、转换，可以两种形态供应于民众：酒或者食。食象征着物质福利，酒象征着礼乐文明。邦国之公共品，无非这两类。前者是物质的，改进国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后者则是精神的，提升国民的生命品质。两者同等重要。爻辞指明九五之君的分配责任：以酒、食两种形态，也即以礼乐和物质两种形态，分配邦国之公共资源于天下人：宴乐贤人。

　　接下来，爻辞提出政府分配这两种公共资源所应达成之状态：贞。贞者，正也。君主分配资源，不论是饮食庶民，还是宴乐贤人，均需达到正的状态。何为正？正因义而成立。义者，宜也。《论语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子注：“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春秋繁露仁义法》：“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义者，据理而应得者也。人得到其所应得者，即为正。邦国资源之分配涉及多人，此时之正，就是人各得其所应得者。正是财富在人们中间的分布格局。在此一格局中，不同人所得者并不相同。但是，共同体之中，每人各得其宜，各得其应得者。这就是正义的状态。

　　政府进行的资源再分配当追求正的分布格局。如此则吉，谓邦国得吉也。取财于民，民众付出代价。然而，财富用之于民，而且是公正地，令每人各得其宜，那么，这些财富就能发挥积极作用，给民众带来福利，其收益之总和超过民众付出的代价。正义的财政过程必然是善的，可增加邦国和民众的利益。当然，治理者同样能从中获益。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程传：需于酒食而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尽其道也。

　　《折中》：集说：郑氏维岳曰：内多欲则有求治太急之患，德惟中正，所以需合于贞而得中正，即孚贞意，是推原所以能需处。

　　九五爻辞提出分配邦国资源之原则，正，也即在邦国中正义地分配资源。《小象传》则解释，要做到资源分配之正，就需要分配者具有中、正之德。此就九五之德而言，九五居上体之中，是为中；又以刚居阳位，是为正。九五内在地具有中、正之德。而唯有具有这两个德，才能做到资源分配之正。

　　与爻辞相比，这里多出了一个中字：正是再分配所达成之健全格局，中、正则是再分配之美德。分配格局无所谓中，只可以正言之。每个人得其应得者，就是正。这样的正，与作为分配者之德的正有所不同。

　　作为美德的正，意指面对他人，摒除激情、偏见。这样的激情、偏见常会影响分配者的判断和行为，使之无法同等地对待每个人。正的基本含义就是同等对待每个人，所谓正直，无所偏私，无所妄曲也。如《洪范》所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君道的关键就是正。

　　不过，分配者要实现正的再分配格局，尚需要中的美德。事实上，作为分配者的美德，中比正更为重要。这是《易传》特别阐明的一贯理念。“恒”九二《程传》：“能恒久于中，则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震”六五《程传》：

　　六五虽以阴居阳，不当位为不正，然以柔居刚，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则不违于正矣，所以中为贵也。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九二、六五可见。

　　诸卦之各爻，二、五经常较善，即便不正。原因就在于，居中，则可以得正。对此，朱子有所解说：

　　“中重于正，正未必中”。盖事之斟酌得宜、合理处便是中，则未有不正者。若事虽正，而处之不合时宜，于理无所当，则虽正，而不合乎中。此中未有不正，而正未必中也。

　　中首先是一种内在品质，是将自己的心灵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状态的坚定的精神倾向，如《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在这种心灵状态下，人可逼近于事物之理，而合宜地处理事务。以财政而言，中之德表现为取之于民恰如其分，既可满足邦国之需求，又在民众可承受之范围内。如此则邦国可有效生产公共品，而民众没有怨言。

　　持守中道，乃是治国者、分配者的首要美德。孔子提出中庸理念：《论语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朱子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中庸者，常用中也。君子最为重要的品质就是持久地坚守中道，面对任何人、事，无过、无不及，令其恰到好处。

　　中亦有其客观化之呈现。圣王为政之要道为“执中”：《尧曰篇》：尧曰：“允执其中。”《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朱子集注：“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舜之执中，就是从众说纷纭的不同意见中发现众所认可之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中”。可见，这个中是“顺以听”的结果。为践行中之德，君子当建立发现公众之共识的程序和制度。

　　唯有执中，政府作为汲取者，才能在国民中恰当地分配财政负担；唯有执中，政府作为分配者，才能在国民中恰当地分配财政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如郑维岳所说，政府需要抑制自己的欲望，节制喜怒哀乐之激情。政府最易出现的倾向是多欲，多欲则必然取之过多，而分配不当。

　　总之，分配者的中之德，就是自己的心灵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状态，且透过众人之共识，探究取民之财与再分配之水平、方案；分配者的正之德，就是公正对待所有人，无所偏私，无所歧视。分配者具有中、正之德，循此分配邦国资源，则可得财政之宜，令天下人各得其分，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此即分配之正。

　　上六：以财养贤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程传：需以险在前，需时而后进。上六居险之终，终则变矣。在需之极，久而得矣。阴止于六，乃安其处，故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后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谓下之三阳。乾之三阳，非在下之物，需时而进者也。需既极矣，故皆上进。“不速”，不促之而自来也。上六既需得其安处，群刚之来，苟不起忌疾、忿竞之心，至诚、尽敬以待之，虽甚刚暴，岂有侵陵之理？故“终吉”也。或疑，以阴居三阳之上，得为安乎？曰：三阳乾体，志在上进，六阴位，非所止之正，故无争夺之意，“敬之”则“吉”也。

　　至上六，需道大成。小象曰：“云上于天。”邦国所需之财富入于府库，邦国拥有充足的资源，此所谓“入于穴”。

　　因为邦国资源充足，故贤人不请而来。“三人”者，下体之三阳爻，刚健明达，为贤人之象。三阳以乾健而居下体，必然上进。“不速之客”者，不请而自来者也。唯当邦国府库充实，贤人才不请自来。

　　本爻所描述者，就是贤人“归往”之象。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而构成统治权转移的一个重要标志。《史记周本纪》记载：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这些归往周室的贤人，就是本爻所说的“不速之客”。他们的不请自来，就是天命转移，也即上天所命之统治权转移的最好证明。《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贤人乃是民之代表，他们的选择代表了万民之选择。他们的归往，也就是天意之所在。经由贤人之归往，文王证明自己的革命乃是革卦《彖辞》所说之“顺乎天而应乎人”。

　　这些贤人之所以归往周室，乃是因为，周文王治国有方，尤其是“善养老”。老就是贤，这里的善养老也就是善养贤。

　　善养老的基础在于爻辞所说之敬。谁敬？敬的主体当然是九五之君，他是邦国资源之分配者。然而，君在五，位为阳，至上之位，转而为阴矣。相反，归来之贤人为阳，君以一阴而面对三阳。此象君王与贤人之关系。

　　对于邦国之优良治理而言，贤人至关重要。那么，面对贤人，君王应当采取何种态度？“敬之”。贤人具有德能，因而是刚健的。面对贤人，君当屈身柔顺。君王虽在位上占有优势，然而，治理邦国实有赖于贤人之共同参与。君王单独一人是不能有效治理邦国的，君王当求贤若渴，且礼敬之。如今，贤人不请自来，君王自当以宾客之礼宴乐贤人。

　　宴乐贤人需消耗资源，君王善养老，说明邦国有充足的资源，可以丰盛的礼乐宴乐贤人，令其从容优游。由此，邦国终究可以获得利益，也即得吉。“终”字颇耐寻味。宴乐，也即以丰盛的礼仪养老、养贤，要支付相当高的成本，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种奢侈。然而，这样的支出对于邦国终究是有利的。因为，贤人可给邦国带来德行，给君王带来治国的智慧，这些贤人也可成为君王的共同治理者。总之，贤人能让邦国治理趋于优良，这是邦国最大的善。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王弼注：处无位之地，不当位者也。敬之则得终吉，故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程传：不当位，谓以阴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阴为所安，《象》复尽其义，明阴宜在下，而后上为“不当位”也。然能敬慎以自处，则阳不能陵，终得其吉，“虽不当位”，而未至于大失也。

　　“不当位”有两个含义：首先，君王与贤人皆不当位。不速之客自下而来，反居于九五之君以上。正常情况下，君为至尊。然而，当君王与贤人相遇，两者的关系则是，君王自居为阴，为小；贤人则被尊为阳，为大，君王以此礼敬贤人。这是第一种“不当位”。其次，作为敬的一个表现，君王授予贤人以高位，与之共同治理邦国。而这些贤人未必皆能当其位。也即，他们的能力很可能不称其位，邦国花费大量资源宴乐他们，但未必收到显著效果。

　　不管是上述哪种情形，皆“未大失也”，邦国并不会蒙受多大损失。君王自居于下，礼敬贤人，实乃邦国之福。因为，邦国可得到贤人之德与能。哪怕具体一个贤人不当其位，邦国所采取的礼敬贤人的做法本身，仍能令邦国受益：这个态度可以吸引更多贤人归往本邦。而贤人之加入，可以改进邦国之治理，从而提升资源生产效率。

　　九四阐明邦国财政资源的第一个重要用途：以饮食养民；本爻阐明邦国资源的第二个重要用途：以宴乐养贤。养民在于安定民心，为此，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君当“顺以听”，以确保再分配之正；养贤在于改进邦国之治理，为此，君王当礼“敬”贤人，以增进邦国的资源生产能力。养民是重要的，养贤同样重要。养民安邦，养贤则让邦国的繁荣可长期持续。养民安定当下，养贤创造未来。

　　经义概述

　　本卦经义长期被局促于“须待”，故历来注疏多探讨君子面临险境敬慎须待之道。然而，通观《序卦》、《卦辞》、《大象传》，本卦主要讨论饮食之道，也即邦国获取资源、为民所养，反过来又以公共资源养民、养贤之道，也即讨论邦国财政资源之获取与分配问题。从卦序来说，如此理解也更为合乎情理：屯卦走出自然状态，初步建立政治秩序；蒙卦开启民之心智，为邦国之构建准备了合格的国民；需卦则解决邦国的资源问题；此问题涉及财富之再分配，最易引发纠纷，故继之以讼卦。

　　本卦下乾、上坎：乾健上行，或上行取财于坎，或为上行之贤。坎为水，或为险难之义，或为财源之义。下体乾三爻阐明邦国在危险程度由低到高的三种境况下汲取财政收入的三种模式。上体三爻则涉及邦国所获资源之分配问题，也即讨论财政支出之原则与结构。九五为君，为邦国资源之分配者，其分配资源之基本原则为：以中正之德，追求正的分配格局。六四、上六二爻则阐明邦国滋养两个不同对象的原则：六四养民，当遵循顺以听的原则；上六养贤，当遵循礼敬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