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第八章、漫天烽火，革命！革命！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人在上海修建的沪淞铁路，于1876年7月建成通车。为讨好地方当局，这条铁路的火车头分别命名为“天朝”号和“先锋”号，但这并不能打消那些清朝官吏们的疑虑。特别那冒着黑烟的蒸汽机车和发出巨大响声的汽笛，立马把那些封建士大夫们吓得半死，他们以破坏祖宗成法为由，多方交涉，要求火车停运；而火车经过之处，那些农民也叫苦连天，他们看到这从来没有见过的庞然大物横穿田地，骚扰自己的家园乃至祖坟。当火车开过来的时候，这些愚民们更是被吓得抱头鼠窜。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所难以容忍的。

　　沪淞铁路通车后的第二个月，发生了一个事故：一个兵丁和火车抢道被撞死，这下把沿途士绅和愚民们的怒火全点燃了。在清朝官员和地方士绅的煽动下，沿途的民众们冲进沪淞铁路办事处，捣毁了英国人的铁路公司。骚乱既起，清廷也不能坐视不理，便高价将铁路买下后全部拆除，最后将那些铁轨等全部抛进了吴淞口外的江海之中。

　　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民智渐开，“要想富，先修路”，国人也渐渐明白这“大铁牛”原来也有很多的好处，而清廷也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随后，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最开始的时候，清廷制定的政策是“合股官办”。但由于当时民间资本和官方资金一时难以募集，而西方的财团则盯上了中国铁路投资的黄金机会，因而当时修建的数条铁路的资金主要来自与外国资本。但是，外国资本在修建铁路的同时也控制了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和购料权等。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铁路的借款合同往往规定，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

　　正因为“合股官办”的模式存在路权丧失的种种弊端，清廷后来便也倾向于鼓励民间集资国人独立建造铁路的方式。特别在庚子之役后，“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几乎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1904年，随着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由此，中国人“不借洋债、自行筑路”便也成为热潮，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是，铁路建设是一向周期较长的大投资，商办铁路往往修筑多年仍未见成效，或者后路未修，前路已坏。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譬如广东筹集股本一千四百万两，相当于广东境内粤汉铁路投资的一半；湖南筹集五百万两，不到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投资的五分之一；四川筹集一千六百万两，只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徒增负担。而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几年下来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四川在1949年前仍无铁路）。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奏办多年，多无起色”的那些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当时国内极度缺乏铁路建设和管理人才，因而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外方派出这方面人才，这似乎也不为过，谈不上有意控制中国路权。就这点而言，民族主义固然激越动听，但在效果未必上佳。

　　在这种民族主义纠葛的背景下，清廷的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举借外债、实行铁路干线由国家建设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触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新上任的邮传部领导盛宣怀偏偏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推出了一个稍欠妥当的政策，那就是在皇族内阁成立后的第二天，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按照这个国务院第一号令，宣统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

　　盛宣怀早年跟随李鸿章办理洋务，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织布局等，一度还被张之洞聘请经理汉冶萍公司。后来，盛宣怀受命督办铁路总公司，也算是搞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后来，袁世凯势力起来以后，他因与袁不和，其权力大部被夺。1906年，铁路总公司先后被唐绍仪和梁士诒主管，盛宣怀很是失意。直到后来袁世凯被赶下台，盛宣怀才得以复出，出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上台伊始，便决定执行干路国有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粤汉、川汉铁路，并重新起用了前不久因照相问题被免职的端方为督办大臣。

　　从道理上来说，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的确有不妥之处。盛部长经营铁路建设多年，其想法不能说不对，只是做法也未免心急了点。他在宣布政策不到半个月，便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巨额借款修路合同。更不明智的是，盛宣怀明知此政策势必引起反对，却在上谕中宣称“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盛宣怀的决定，对当时民情汹汹而政府威信丧失殆尽的情况完全考虑不足。

　　果然，消息传出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千人集会，要求朝廷收回上谕，并声称“如有外人强事修筑，则立即集全力抵抗，酿成巨祸亦在所不顾”（和如今招引外资投资内地的热情度对比，国人观念在百年间已是判若两人）。不过，在湖南巡抚杨文鼎和湖广总督瑞澂或软或硬的手段下，加上保路会内部的分化，两湖的保路运动也渐趋消沉。广东的保路会虽然得以开展活动，但也未掀起大的波澜。

　　但此时的四川却风云突变，掀起了更为猛烈的保路风潮。1911年5月16日，川省铁路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决定向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王总督见群情汹涌，只得答应代为上奏，请求暂缓接收。不料奏章上去后，反遭到朝廷的斥责，说川路公司“亏倒巨款，殃民误国”，连王人文也被申饬。

　　当时的川省铁路董事会实际上是由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人控制，他们请愿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朝廷拒绝，而这次对于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更是极为的愤慨。按当时邮传部的办法，湖南湖北的路股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发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四川路股则只退还现存的七百余万两。

　　对此办法，川路股东拒不同意。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界代表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将股本照数发还。对此，盛宣怀声称政府不能把从全国老百姓聚集到国库的钱，用于补偿民办铁路公司由于自己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如果要将已用之款和亏损之数照数发还，就必须要以川省财产为抵押再借外债，双方无法达成妥协。话说回来，盛宣怀拒绝由政府支付川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虽说有一定道理。但是，政治决策不能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而更应该着眼于政治上的大局。可惜的是，盛宣怀的表现更像一个商人。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盛宣怀和端方失去了耐心，8月中旬，他们派人强行接受了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

　　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出现听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街头出现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供以香火，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大家走上街头，群情汹涌。很快，成都的罢课罢市之风传到了四川各地后，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已在一步步走向失控。

　　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川督王人文罢免，调素有“屠夫”之名的赵尔丰即刻入川。但是，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木牌，赵尔丰也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的好转，而此时的朝廷也已经对此失去耐心，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带兵前往四川。

　　严令之下，赵尔丰则于9月7日在成都设法诱拘了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蒲殿俊、罗伦、张澜等十余人，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及相关的报刊，以试图平息事态。不久，赵尔丰令贴出告示，命令“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不料“格杀勿论”的恐吓居然没有生效，当天便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当时的总督衙门已成风口浪尖，激越的呼喊声和人群的阵阵涌动，令荷枪实弹的总督卫队都为之紧张得发抖冒汗。

　　此时的赵尔丰正在后堂，他也是焦虑万分，但又束手无策。在掂量了许久之后，赵尔丰断然下令：开枪！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人群一片惊慌和尖叫，顿时陷入混乱和血泊之中。随后，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彻底驱散人群，当时被践踏者无计其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在这个血案里，共有五十多名无辜百姓被枪杀或者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事后，这些死难者被诬为“乱党”，却发给恤银——这些人等于是白死的。

　　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纸后分投江中，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方式将消息传遍四川，人称“水电报”。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展开行动，成都附近的同志军（以哥老会为主）甚至次日即进攻成都。七、八天后，各地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将成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只得急切通电求援。

　　面对四川的危局，清廷对赵尔丰也失去了信心，随后便决定饬派鄂、湘等6省援军赴川。同时，清廷还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并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其它的官员对控制四川危局和清廷也同样失去了信心。后来被责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愿去蹚四川这趟浑水。赵尔丰无奈之下，将蒲殿俊等人全部释放，但也不足以挽回败局。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夺取荣县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式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10月26日，清廷将“误国首恶”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11月28日，被清廷委任为署理四川总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杀。12月22日，成都血案的制造者赵尔丰被成都军政府正法。

　　王朝的末期，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就像熊市里利好也会被当成利空来炒作。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本无大错，却由此引发保路运动，进而导致清王朝的覆灭，这大概也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

　　1911年9月14日，武昌楚望楼10号来了一批年轻人，这便是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成员。由于当时四川保路运动已经是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这两派人在接触了几次后，便决定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积极合作。

　　共进会是当时同盟会分化而来的外围组织。当时由于同盟会东京总部闹不团结，而孙中山、黄兴等人则以南洋为基础，专事西南起义又屡不得手。对此，一些长江中游数省的同盟会员湖北刘公、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翚等人便认为，同盟会不重视在长江流域的起义，因而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这便是1907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共进会制定红底十八星军旗，自称为同盟会的“行动队”，准备在长江中游伺机起事。

　　1908年冬，共进会员孙武和焦达峰等人先后返回国内，并于次年在武汉和长沙分别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和湖南分会，他们积极发动会党，组织革命力量。与此同时，江西共进会也在原有的反清小团体易知社的基础上，由邓文翚的主持下秘密发展。在1909至1910年间，孙武等人发现会党纪律散漫，不受控制，依靠他们举事难以成功，于是便将联络的重点转向了新军。

　　事实上，在当时的新军中已经有个类似的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其实和文学根本不搭界，它是由同盟会员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革命组织，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由于活动被发现，最后改名为文学社，以掩人耳目。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3000多人，比共进会还有多一倍。这两个组织发展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由于四川的局势并无好转的迹象，清廷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入川，而部分湖北新军也准备调防汉阳、汉口和市外他县。在此情况下，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再度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发动起义。

　　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消息传开后，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队伍，于是便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特别在中秋前的几天，瑞澂更是紧张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并节日期间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子弹一律入库。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桂花飘香，皎月悬空。武昌城内，不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是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9月28日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而由于军队调防，起义指挥系统等也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在过完了极度紧张的中秋节后，湖广总督瑞澂刚把悬起的心放下，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原来，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筹划准备工作时，有人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屋内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孙武脸部当下被烧成重伤，被赶紧送往医院救治。正忙乱间，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随后，俄租界巡警便将刘同等人和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清方。

　　这可是个大案子。瑞澂一声令下，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按照花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危急时刻，被调防岳州的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并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当天下午，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当晚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

　　但不幸的是，由于城内戒备森严，命令并没有及时的送到南湖炮队。这样，午夜十二点到了，大家仰望星空，但都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那一声炮响。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时候，军警们已经搜查到小朝街85号，蒋翊武侥幸逃脱，而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十来个人被堵了个严严实实。抓到这些革命党后，瑞澂下令连夜突审，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凌晨便被害于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上午，军警们依旧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查，革命党人的据点相继被抄，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而这时的湖广总督瑞澂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他得意的电告朝廷请功，说“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为所动，一意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等各员，无不忠诚奋发，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不过，瑞澂也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当晚，城内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于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在得知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的消息后，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心急如焚，最后决定不再等待那南湖的炮声，而是约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事，不再拖延。

　　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和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并承担了发动起义的责任。就在当晚七点多的时候，工程营中的排长陶启胜查棚时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似有枕戈待旦之势。于是陶排长便怀疑其图谋不轨，意图造反，上前要缴金兆龙的枪。金兆龙在与其揪斗时大呼“同志动手！”于是同棚的士兵程定国赶来相助，并用枪击伤陶排长的腰部。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一枪，宣告大清王朝的即将落幕——从偶然性决定历史的角度来说，陶排长可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两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居然被他这个小排长的贸然行动给葬送了。

　　陶排长被击伤后负痛逃走就不说了。枪声一响，熊秉坤等人立刻赶到，于是便当机立断，宣布起义。在他的召集下，革命士兵迅速行动，督队官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和排长张文澜等人见势不妙，慌忙出营阻拦，士兵们嚷嚷道：“各位长官，跟我们一块革命罢，同去同去！”阮、黄等人还没有摸清形势，居然大声喝阻，可怜话还没有说完，枪弹已钻入他们胸膛。于是士兵冲出营外，凡阻挡的一律请他吃枪子。

　　到了楚望台军械所那边，还有数十个旗兵拦阻，不料军械所里也有革命士兵，他们听到动静后，里应外合，一阵排枪便将旗兵们打得无影无踪。于是士兵们打开军械所，迅速分发武器弹药。当时赶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约有400多人，由于熊秉坤军阶太低（相当于副班长），难以指挥服众，所幸他胸怀全局，欣然顺应了士兵要求，公推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原本是日知会会员，日知会被摧毁后便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也算是老革命。而且，吴兆麟做事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他受命后一边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一边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夜渐深沉，但形势发展却向着革命党人的这一边发展。几乎在陶排长被挨一枪的同时，武昌城外的塘角也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原来，和熊秉坤等一样，驻守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协辎重营士兵也相约当晚发动起义。晚上七点后，革命士兵李鹏升等人用洋油灯点燃了堆积的马草，宣布起义。

　　熊熊的大火，清脆的枪声，驻守武昌的新军各兵营立刻沸腾了，革命士兵们纷纷冲出自己的营房，他们本能的向枪械所、炮台、制高点冲去。当时的19标（相当于团）、30标离最早发难的工程营最近，革命士兵分别由代表蔡济民、彭纪麟率领，直奔楚望台。临近的测绘学堂学员听到枪声后也迅速整队奔赴楚望台，加上驻扎左旗营房的第31标和第41标的部分士兵，楚望台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的制高点。

　　而在城外的塘角那边，大火燃起之后，辎重营、工程队和炮队11营的士兵纷纷响应，他们迅速进城攻占了凤凰山高地，而另外一些士兵则前往楚望台接应。同时，城南的南湖炮队第8标宣布起义，他们在工程营的接应下顺利进城，随即在楚望台和蛇山等高处布置炮阵。南湖炮队举义以后，附近的第32标和马队第8标也响应革命，他们也纷纷行动，汇集到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地，集体行动。

　　新军士兵的起义可不同孙中山和黄兴那些人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军事专业人士，一旦动起来可就是非同小可了。当时陆续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经达到近四千人，而清军的兵力也不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革命军都集中了兵力，而真正和革命军对抗的只有守卫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镇司令部约两千清兵。因此，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士气上，革命军都占据优势。

　　当晚十一点后，革命军在蛇山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向总督署连续发起了三次猛烈的进攻，终于在凌晨两点攻占了第8镇司令部。瑞澂见势不妙，慌忙带领卫队逃往江上的“楚豫”舰，而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兵败将撤往汉口刘家庙。

　　当清晨的第一缕眼光洒落在昔日威武的督署辕门时，这里已经成为了革命士兵的占领地。在这天上午，那位自诩“不动声色”的总督大人和“忠诚奋发”的统制大人早已逃之夭夭，而剩下的那些布政使、提法使、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员，都很面无表情的逃离了他们职守的衙门，并无一人反抗或者殉节。这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何等的悲凉啊。

　　当日上午十一点，在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红底十八星的大旗，它宣告了一个旧官府的死亡，也同时宣告了一个新政权的成立。

　　但是，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参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谁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他们首先找来的是湖北谘议局的议员们，并准备公推议长汤化龙作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虽然表示赞成革命，但却自称非军人，以“不知用兵”的借口加以推脱。大家想来想去，便想到了一个人。

　　这便是湖北新军中地位仅次于统制（师长）张彪的协统（旅长）黎元洪。说来有趣，黎元洪原本是海军出身，他188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随同“广甲”舰参加了中日黄海大战，舰毁后黎元洪凫水获救。战争结束后，北洋海军的军官一律被斥革，后来黎元洪投奔了张之洞，参与修建炮台和训练新军，并曾三次赴日考察军事，后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本是旧派军官，在编练新军中多次镇压革命活动，并曾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武昌起义时，他自知情况不妙，躲到了在幕友刘文吉家中。

　　正当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来了。情急之下，黎元洪躲进了床底，但最终还是被拽了出来。在吴兆麟等人的簇拥下，黎元洪无可奈何的来到谘议局。但他得知革命士兵要他当军政府都督的时候，他惊慌的连道：“莫害我！莫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上签字。革命士兵一怒之下，自己拿笔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于是，“黎都督”之名在武昌城不胫而走。

　　12日，汉口和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之手。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黎元洪的态度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表示：“自此以后，我便是军政府之一人，愿与诸君共生死”。而谘议局的汤化龙等人异常活跃，他们和黎元洪频频商议，对军政府的组合问题进行了精心设立。在17日“祭天大典”宣布后的军政府名单中，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其它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革命士兵的起义成果被他们轻易的掠夺了。

　　就在同时，清廷在得知五省通衢的武汉三镇被革命党人占领后，大为震惊，在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南下镇压的同时，又派出萨镇冰率海军军舰和长江水师前往助剿。而革命军的这边则来了个黄兴，双方在武汉三镇展开激战，互有攻守。

　　北洋军是很厉害，但陆军大臣却指挥不动，这些人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队伍，非袁宫保不能指挥，袁世凯让他们走，他们就走；让他们停，他们立马不动了。面对革命形势已渐如星火燎原之势，各方声音都在喊：“非袁不可！”载沣无可奈何，只能去请袁世凯来收拾局面。

　　但是，载沣不要人家的时候一脚把人踢开（还真就找了个足恙的借口），出了事又找上门去，那袁世凯岂是那么好摆弄的？

　　三、袁世凯再度出山

　　再说那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后，心里既羞且愤，但形势容不得他多想，只得含怨带屈的带着一家老小，还抱了个小电台，凄凄惶惶的离开了北京城。

　　偏此时袁世凯还不能回老家。原来，当年袁世凯在山东剿杀义和团之时，下手太狠，以至于那些支持“义民反洋”的朝廷人士对袁世凯大加弹劾。袁世凯为平息众怒，只得将他时任营官（补用知府）的长兄袁世敦拿出来顶罪，说他纵勇扰民，残害百姓，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如此一来，袁世敦的大好仕途，便被弟弟毁于一旦。

　　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做得有点过分，明眼人一看就是知道，这其实是袁世敦代弟受过而袁世凯弃兄自保。由此，袁世敦灰头土脸的回了项城老家，也不免含恨在心。后来，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去世，袁世凯希望将其葬入祖茔正穴（刘氏虽然是侧室，但已扶正多年）。但袁世凯的这个要求遭到袁世敦（原配所出）的坚决拒绝，其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这表面上似乎是嫡庶之争，但真正原因是还是当年之旧事，袁世敦是有意给袁世凯难堪。由此，兄弟两人闹翻，袁世凯气愤之下，发誓再也不回项城老家。

　　袁世凯这下算是倒霉到了极点，北京容不下他，老家也不好意思回，后来他只好在河南河南彰德（今安阳）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别墅安身，姑且在此隐居。洹水又名安阳河，据说两千多年前，那位纵纵横捭阖的辩士苏秦便曾经提出“令天下之将相，相会于洹水之上”。如今洹水依旧万古长流，而昔日的英雄将相早已化为一抹黄土。

　　袁世凯之所以选中这里，倒不是因为苏秦的预言，而是这里“前临洹水，左拥太行”的开阔风景。当时这座别墅本是天津盐商何炳莹修建，袁世凯住下后觉得太小气，于是加以扩充改建，成为“洹上村”的巨宅。与众不同的是，这座巨宅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并建有几座威严的炮台，另外，还有两营全副武装的护卫马队，更使得这座奇特的建筑象是旷野上突兀而起的中世纪城堡。

　　不过，围墙内的风情却大不相同。经过精心的修整后，宅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颇有园林之景象；另外，院内还特意凿了一条小渠，将洹水引入后，院内多处小桥流水，到处泉水叮咚，倒也颇显安逸。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园内还有一个大水池，春天的时候，池边桃李芬芳，争鲜斗艳；而夏天的时候，则荷花飘香，鱼虾成群，供袁世凯垂钓之用。

　　这座花园，袁世凯给它起了个名叫“养寿园”，意思在归隐与此，颐养天年。袁世凯在此住下后，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和兄弟亲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

　　文笔一向不佳的袁世凯，这时倒写了几首颇有意思的诗，姑且撷取数句一赏：“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颇有自嘲之意；“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而这首似乎颇为不甘之意。最逗的是这句，“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为此，袁世凯还特意将自己那副著名的“披蓑垂钓图”公布于《东方杂志》，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的意思。不过，那幅图中，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既然要钓，那就钓大鱼，反正是愿者上钩，我自岿然不动。在袁世凯住处不远，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便是这座园林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及时的和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间的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些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尽在掌握。

　　据说袁世凯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请了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1911年10月11日，是袁世凯的五十二岁生日，这天养寿园内高朋满座，锣鼓喧天，袁世凯的亲信故旧如赵秉钧、倪嗣冲等人“咸集洹上”，来为袁世凯贺寿。正当园子里排开酒席、戏班开唱，主客相互恭贺致礼时，一封报告武昌起义的急电递到了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看后，顿时脸色大变，当即下令停止寿庆，并对“相顾失色”的客人们说：“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袁世凯毕竟是练兵出身，眼光果然老道。与农民起义和革命党人的会党冲击相比，袁世凯深知新军举事是完全可能断送大清王朝的。果不其然，武昌义旗一起，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各省的警报都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手足无措，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

　　但是，皇族内阁的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没事的时候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这动真格了，这下倒好，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也是束手无策。这下可把摄政王载沣给气得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奕劻资格最老，这时不得不出来说话，他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把革命党搞定。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你说此人会是谁？不就是那位被赶回老家的袁世凯？听后，载沣沉默良久，嘿然不答。奕劻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无奈之下，只得厚着脸皮排派人去请袁世凯。

　　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洹上村，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但几乎就在同时，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杨度也到了，他的目的则是要阻止袁世凯轻易出山。对于出山的问题，袁世凯是不用考虑的，但何时出山却是个大问题。袁世凯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动声色，试探下清廷的底线再说。

　　于是，袁世凯端出架子，以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不过，说句实话，袁世凯对湖广总督这条小鱼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按他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位置。现在好了，皇帝不急急太监，他袁世凯有的是资本和时间慢慢等下去。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环顾左右，自己的两个弟弟，一个军咨大臣，一个海军大臣，都是少年亲贵，哪里能收拾得了当前的局面。而此时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前往湖北救援时，因北洋军大部是袁世凯的旧部，一个个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既然是熟人，袁世凯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六点要求：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4.解除党禁；5.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袁世凯还特别强调，此6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

　　徐世昌回到北京把消息一公布，朝中的那些亲贵们大骂袁世凯漫天要价，趁火打劫，无耻之尤。但袁世凯无所谓，条件一个字都不能改，爱办不办，他可不在乎。当他的心服爱将冯国璋到彰德请求面授机宜时，袁世凯还要求冯国璋暂作壁上观，“慢慢走，等等看”。清廷眼看着武昌火种不熄，各地群起响应，而前线的北洋军在袁世凯的遥控下，毫无进展，荫昌也是无可奈何。

　　当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清廷只得按照袁世凯的奏请，改派冯国璋为前线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随后，荫昌被清廷召回，由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授予前线的一切军事指挥大权，包括随时撤换将弁，“统制以下如有煽惑观望及不遵命令或退缩不前者”，准袁世凯“即按军法从事”。

　　兵权到手后，袁世凯才勉勉强强的从河南彰德出发，在和荫昌办理短暂交接后，便前往湖北督师。而在这时，形势进一步向着有利于袁世凯的方向发展。1911年10月27日，驻军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将领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要求，并公然致电南方的革命党，表示自己断不会督师南下与革命军作战。紧接着，山西太原新军与10月29日起义，阎锡山被推为军政府都督。30日，昆明新军起义，蔡锷被推为军政府总督。31日，南昌新军也宣告起义并成立了军政府。

　　新军将领提出的要求和袁世凯不谋而合，而来自军队内部的威胁更是让清廷惊恐万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清廷以极快的速度颁发了四道谕旨：一是罪己诏，皇上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并誓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交资政院办理；三是取消皇族内阁，建立完全内阁，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四是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

　　11月1日，袁世凯督率北洋军攻下汉口，并蓄势进攻汉阳。就在这天，清廷批准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及国务大臣载泽、载洵、溥伦等人的辞职，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

　　如此一来，等于是完全满足了袁世凯的6条要求。袁世凯不愧是乱世之奸雄，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成功了。据说，袁世凯接到诏旨后放声大笑，这三年多来，他总算是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

　　11月13日，袁世凯进京组阁，仅花了三天时间便组建了自己的新内阁，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度支大臣严修等心腹赫然在榜。组阁后的袁世凯并不急于武汉的战事，他先要做的，是将军咨府的皇族亲贵载涛和毓朗以“亲贵不得预政”的借口扫地出门；随后，在袁世凯的压力下，清廷被迫于12月6日，让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退回藩邸。

　　载沣长舒了口气，他终于可以从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政事中解脱出来，“去抱孩子了”（载沣语）。但就在清廷盼望着袁世凯人能尽快的剿灭武汉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本来，武汉前线在冯国璋的指挥下，已经攻克了汉口、汉阳，并占据龟山，威逼武昌。革命军这边则损兵折将，士气低落，汤化龙和黄兴都相继离开了武昌。眼看胜利唾手可得，冯国璋却接到袁世凯的一封电报，让他暂时停战，以便议和。

　　由于收复了汉阳，冯国璋刚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他没法理解，为什么在士气大振的情况下，不能一鼓作气的拿下革命党的地盘以建立功勋呢？于是冯国璋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表示。

　　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心想这冯国璋实在是太没有政治头脑了，一个小小的二等男爵就把他乐成这样！随后的三个小时内，袁世凯发了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切勿在轻举妄动。

　　说到底，冯国璋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这么多道道，更不懂得他的袁主帅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这盘很大很大的棋，断非当时冯国璋那脑袋所能理解。

　　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接管了清廷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到底是清廷的救世主，还是掘墓人，这时谁也说不准，就连袁世凯自己，恐怕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四、分崩离析半边天

　　在清末25万新军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参加了辛亥年的反清革命。清廷编练新军本意是保卫政权，不料新军竟然反戈一击，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这看起来有点黑色幽默，却道破了历史的真谛，正如伟大领袖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

　　当湖北的革命军在和清军激战正酣的时候，湖南新军也于10月22日起义响应。在革命党焦达峰等人的策划下，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率先发难，几乎没有受到像样一点的抵抗，便已经占领了巡抚衙门。且说这些革命士兵尚未到达巡抚衙门，便远远看到院内竖了根大旗杆，旗杆上飘着个大白旗，走进一看，上面写着“大汉”两字。原来，巡抚余城格早已逃之夭夭，特树一旗表示诚意。于是，湖南的革命除放了三声信号枪外，便已是兵不血刃，顺利光复了长沙。革命成功后，湖南便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建立了湖南军政府。后来立宪党人谭延闿策划兵变，将焦达峰和陈作新谋害，自己当上了湖南军政府的都督。

　　就在湖南起义的同一天，陕西西安的革命党也宣告举事。当时西安将军文瑞和护理巡抚钱能训自知新军不可靠，便准备将其调出西安，以分散其兵力，不料消息走漏，革命党反先行一步，逼得文瑞投井自杀，钱能训举枪自伤。当时发难的指挥，分别是管带张凤翙和张益谦，两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又加入了同盟会，由此一呼百应，自然革命成功。西安光复以后，张凤翙和张益谦两人便被推为正副两统领。

　　陕西革命党起事的后一日，也即是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军便宣告独立，将九江知府朴良赶走，公推标统马毓宝为都督。这九江一独立，省城南昌便受波及，不过一周，革命党人便冲进南昌，把巡抚衙门占了，原巡抚冯汝骙又羞又愤，竟然吞金自杀，成为汉人官僚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真是可悲可叹又可敬。

　　就在九江独立后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又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给炸死。看来，这广州将军的位置真不吉祥，前任将军孚琦被革命党刺杀于街上，而凤山这次乘船南下接任，刚刚登岸进城，还没来得及施展官威，便听“轰”的一声，凤山连人带轿，一起被炸得粉碎。据说，当时有一名叫陈军雄的革命党同时炸死，其余人等见已得手，便迅速散去。那广东一向就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两广总督张鸣歧也知朝不保夕，只得于11月9日接受地方士绅“和平独立”的要求，不料当众人推举他做都督的时候，他假意接受，随后便逃到了租界。没奈何，只得将革命党胡汉民从香港请来做广东都督。胡汉民一来，革命党人便也蜂拥而至，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全部齐聚广州，连伍廷芳也做了外交部长。

　　再说陕西革命后，邻省的山西革命党也跃跃欲试。山西巡抚陆钟琦和新军协统谭振德心中恐慌，正待设防，革命党已经发动起义。10月29日，山西新军发难，迅速攻占了巡抚衙门，并将巡抚陆钟琦与协统谭振德当场击毙，太原宣告光复。随后，山西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开会，公推标统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竟然成就了老阎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清廷听说山西革命，十分慌张，便派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剿杀革命，不料吴禄贞本是个老革命，老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居然让他混进北洋军做了师长，也是奇事一桩。那吴禄贞哪里会去镇压革命，他反与阎锡山暗通声气，并联络了第20镇统制张绍曾，密谋要反攻北京。袁世凯得知后，觉得吴禄贞要坏他那盘很大很大的棋，便派人将吴给先行刺死。

　　接下来宣布革命的便是云南。10月30日，一贯倾向革命的新军协统蔡锷和革命党人唐继尧等人经过多次密谋后发动起义，随后同总督李经羲和19镇统制钟麟同的清兵展开激战，最终将钟麟同击毙并俘获了李经羲，昆明光复。云南独立后，蔡锷当上了云南军知府的都督。

　　再说那浙江巡抚增韫见各省纷纷独立，心里也是愁灼万分，每日都要召开官绅会议讨论，偏偏那些绅士每日以“独立”为请，增韫听了连连摇头，绅士们见状也只好默默退走。大家想，这浙江本就是革命党活动频繁之地，光复会、同盟会都在四处活动，他们见武昌首义成功，自己哪能无动于衷？当时便有陈其美等人在左右策划，要到杭州和上海同时举事，把场面闹腾大点。不料尚未准备妥当，上海的革命党便率先发难，浙江的革命党一听党人不甘落于人后，便于次日组织了敢死队揣了炸弹，摸近巡抚衙门后，便闯入大门扔炸弹。你说这第一个扔炸弹的是谁？此乃一女革命党尹锐志，说起来和秋瑾是同乡，并且去过日本留学，接受了革命思想。这炸弹一响，革命党便纷纷冲进署门，那巡抚的卫队竟然不敢抵抗，个个目瞪口呆，急得巡抚增韫只得往马厩里藏身。不巧革命党眼明手快，给逮了个正着，可怜增巡抚被一把抓住，所幸没有要他的命，只是拖到福建会馆幽禁了事。至于那杭州将军德济，开始尚且不肯服软，两边正要开炮相斗，幸有当地绅士潜入清营，好说歹说，才两下谈和，免得生灵涂炭。于是德济、增韫等人被礼送处境，杭州便告光复。随后，浙江成立军政府，推立宪派首领汤寿潜为都督。

　　要说浙江为何革命党起事，最后反推了立宪党为都督，这得从上海革命说起。本来杭州上海两地的起义都是陈其美来组织，不料11月3日闸北巡警率先发难，宣告闸北光复。随即商团武装又在南市起事，上海道台刘燕翼和知县田宝荣被夹在中间，只得仓皇逃往租界保命要紧。随后，陈其美率领革命党攻打最后一个堡垒江南制造局，那总办张士衍尚在里边负隅顽抗，一时久攻不下，陈其美发燥，便只身前往劝降，不料反被其扣下。直到次日凌晨，在援军和局内工人的配合下，制造局被攻克，张总办逃之夭夭，陈其美重新获释。于是，11月4日，上海便告光复，陈其美也无暇顾及浙江之事，姑且先当了上海都督。

　　就在上海举义的同一天，贵州革命党人也率兵攻打贵阳城。早在数日前，谘议局的议员们便劝告巡抚沈瑜庆反正，沈巡抚不听。11月3日，革命军打进城来，沈瑜庆见大势已去，只得拱手交出政权，宣布下台。最开始的时候，贵州是由当地的自治学社革命党控制，后来因为派系相争，云南的唐继尧率滇军进入，遂由唐继尧当了贵州都督。

　　武昌首义不到一个月，各省便纷纷响应，那些尚未光复的巡抚也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最后有两个省的巡抚一狠心，也宣布独立，参加革命，这便是广西与安徽两省。那广西巡抚沈秉堃见梧州已经先行独立，也只事不可为，只得接受革命党和立宪派的建议，宣布独立，咸与革命，至少沈秉堃还落了个都督干干，可惜没多久便被副都督、革命党人陆荣廷给挤走了。

　　那安徽的事情就比较复杂。开始的时候革命党在安庆密谋起事，后来因为指挥不当，起义竟然无疾而终，是当时革命中比较少见的。但安徽其它地方没有消停，合肥、芜湖等地相继宣告独立。安徽巡抚朱家宝见此情况，只得在省城安庆也宣布独立，并自任都督。不料此举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不准朱巡抚自行革命，于是便在11月11日宣布重新独立，并以王天培为都督。后来朱家宝有煽动巡防营闹事，夺回军政大权。革命党人大愤，向九江军政府求援。于是李烈钧便排兵进入安庆收拾残局，最后由革命党人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

　　最为搞笑的是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反正。11月4日晚，起义成功的革命党派出50人的小分队前往苏州策反新军，次日新军和革命党便进入苏州，占领了各大衙门，要求程德全宣布独立。一向谨小慎微的程德全倒还算镇定，说：“值此无可奈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便顺应了革命。为表示革命的诚意，程德全特命人用大竹竿将巡抚衙门大堂上的檐片挑去几片，在大瓦片哐当落地声中，江苏也宣布进入了革命阵营，程德全昨天还是大清的江苏巡抚，一眨眼便成立江苏军知府的都督。

　　在龙旗频频落地中，也有反抗颇为激烈的，譬如在福建。福建本来革命基础尚好，当时革命党人彭寿松从日本回来后，争取到福建新军协统许崇智等人的支持，于是便决定在11月12日起义。11月8日，福建谘议局议员劝告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但松寿脑子不开化，偏要顽抗到底。受此刺激，革命党当天晚上便发动起义，那松寿也组织了旗兵拼死抵抗，双方竟然激战了一个晚上。最后，革命党和新军击溃旗兵，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福州将军被击毙。于是，福建便也落入了革命党人的手中。

　　再说那引发众多革命的四川，倒反晚于其它省份独立。11月22日，重庆首先宣布独立，随后其它各府、州、县才陆续独立，唯独剩下个省城成都被革命包围着。11月26日，新授四川总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他带领的湖北新军士兵所杀。端方本是满人中最为开明且有才干的官员，并无恶行，值此反满风潮，也是可怜被冤杀，白白糟蹋了一个栋梁之才。赵尔丰在端方被杀的次日宣布反正，并以蒲殿俊为都督，而他本人未及逃走，后被革命军正法。

　　如此一来，南方各省便都已宣告独立。随之而来的，长江上的十多只海军军舰，也在革命党的策划下，投了革命军。在那南方革命的省份，飘扬的旗帜却大不相同，这湖北、湖南、江西打的是十八星旗，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飘的却是青天白日旗。至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用的却是光复会的五色旗。而陈炯明在惠州举义时，手里拿的居然是古老的“井”字旗。至于那些反正的省份，也用不着那么复杂，他们只管挂出一面白布算是顺风旗，顶多在旗上写上“大汉”或者“兴汉”几个大字。

　　北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就连那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山东巡抚孙宝琦，居然也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清廷伤心。好在后来孙宝琦良心发现，他在袁世凯军力的支持下，又宣布取消了这一独立闹剧。东三省也不太平，吉林、黑龙江也搞了保安会，奉天也杂入革命军，并以革命党蓝天尉为都督。

　　所幸疾风识劲草，板荡见忠臣，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及辫帅张勋忠于清室，尽管南京城孤兵少，四面楚歌，还在顽强和革命军对抗，这让清廷未免感到一时的安慰。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宁军总司令徐绍桢，镇军总司令林述庆，还有浙军总司令朱瑞，苏军总司令刘之杰等，会集三万多兵力，向南京猛攻。提督张勋倒也有几分能耐，他督率十八营如狼似虎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未见吃亏。最后革命军实在攻得紧了，张勋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便落入了革命党的手中。

　　南京的光复可谓是意义重大。当时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便以“首义”的资格向其它各独立省份发出筹建全国临时政府的通电，而两天后，上海、江浙都督也提出了类似的提议，并电邀各省代表来沪商谈。这一下革命阵营出现两个声音，正为难间，上海方面为尊重武昌首功，同意了在武昌会议的通电。

　　不料在武昌开过一次会后，由于袁世凯北洋军大兵压境，武汉眼看不保，这个临时政府筹备便移到新光复的南京继续进行。但由于各省革命党也是派系林立，无人可以服众，一时间相互纷争，临时革命政府竟然无法出台。

　　这时来了一个人，这便是孙中山。说实话，这时也只有孙中山有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和威望。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5日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这次你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一愣，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来回者，惟革命精神耳！”

　　于是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当上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诞生。而正在暗箱操作的袁世凯听说孙中山已经当上了临时大总统，这下可把他可气得半死。你想这时的袁世凯，他之所以不肯用兵猛攻革命军而热衷于南北和谈，其目的就是要逼迫清廷和革命党同时交出大权，这可惜一盘棋的段数要求实在太高。

　　而此时的南方革命党对北伐也没有信心。他们觉得袁世凯太强大了，如果袁世凯能够反戈一击，倒向共和，岂不是可以避免过多的流血牺牲，而早日实现推翻清朝的目标？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表示愿虚位以待，让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袁世凯当然不肯立刻亮出底牌，他委派唐绍仪去和谈时，故意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搪塞，什么“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等等。在听说南方革命党想以总统之位换取他支持共和的建议后，袁世凯佯装大怒：“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

　　正说着，袁世凯私下里却唆使北洋军冯国璋、段祺瑞等将领联名电奏道：“共和国体，原已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威迫，四面楚歌，京津两地，暗杀制动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事至今日，皇上欲求之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特别是最后一句，更是杀气腾腾，这北洋军要是回师北京，这清廷上下还有活路？袁世凯把这电报往上一交，除了那不懂事的宣统小皇帝还在宫里无忧无虑的玩耍外，其余皇族亲贵一片惊恐，个个目瞪口呆。无可奈何之下，隆裕太后即使眼泪汪汪，也只能选择退位保命之举了。

　　§§尾声：迟到的《十九信条》与清帝退位

　　据说溥仪登基的时候，古城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呼啦啦两年半过去了，这大清朝还真就说倒就倒了，一点都不含糊。

　　为了保住皇位，清廷作了最后一次让步，这便是在1911年11月3日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简称《十九信条》），并宣称即将速开国会，并迅速编纂宪法，以确定立宪政体。但是，迟了，清廷的信用早已丧失殆尽，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毛泽东说，“一切反动阶级，你不打，他就不倒”。孙中山说，“不打倒满清，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了那些统治者一贯如此，无论他们怎么开明，也绝不会把手中的权力，真诚而和平的交给另一个集团。当时的条件下，指望清廷自动放弃政权并建立民主国家，对于反抗者来说，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仅此而已。既然那些皇族亲贵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革命者者似乎也没有必要去学会妥协。

　　不过，不懂得妥协并不是件好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妥协便是专制，不懂得妥协，往往也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本就是一种有风度的对抗，而不应是街头政治。正因为如此，清廷颁布的《十九信条》还是颇有可看之处的。这十九条的内容并不复杂，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较，应该是有了本质的差别。研究者和读者如果将此轻易的放过，未免过于可惜。

　　且看《十九信条》的内容，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第四条，“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这四条是君主立宪国的通例，也意味这皇帝的权力已经被基本剥夺，向英国的“虚君”制发展了。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依国会之议决；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加上第八条“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的规定，其实已经排除了皇族亲贵干政的可能性。

　　后面的这些，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行之”；第六条，“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第七条，“上议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解散国会，即内阁总理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第十条，“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但除紧急命令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委任者为限”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之议决，不得缔结，但宣战、媾和，不在国会会期内，由国会追认之”。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第十四条，每年出入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预算；又预算内规定之岁出，预选案所无者，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第十八条，“国会之议决事项，由皇帝宣布之”；第十九条，“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会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这些规定，其实是确认了国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立法权，而且责任内阁和司法机关的产生，都取决于国会。这相对于沿用了两千多年的一元专制结构来说，《十九信条》体现的变化已经触及到中国传统政体的结构性问题，带有有三权分立的味道了。对于清室来说，也已算让到了极点，其地位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家差不多了。如果以此建立民主制度，也未尝不可。但是，此时已是形势不饶人，革命党非嚷着要皇帝退位。妥协，哪那么容易！

　　袁世凯见革命党许诺给大总统做，斟酌再三后，决定牺牲清室，管不了那么多了。1月16日，袁世凯亲自拿着折子到养心殿去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说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看似伤心欲绝，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小皇帝哪里知道，这个矮胖老头袁世凯哽咽声中，说的竟全是逼其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什么“环球各国，民主好比尧舜禅让，是顺民心之所归，非历代亡国之可比”；“读法兰西革命史，要是那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于被杀无遗”；“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惊，被赶出紫禁城？”所以请太后务必“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这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孤儿寡母，哪里下得了这决心？可此时摄政王载沣也已经解印回府，即使他来，又有何用？袁世凯见隆裕太后迟疑不定，便又买通了老庆、那桐和太监小德张等人不断在隆裕太后面前危言耸听，借以恫吓；这还不算，袁世凯最后来了个杀手锏，让那些北洋将领公开要求清帝退位，否则便要回师北京。养兵千日，一日反噬，这下已经是彻底的完了。偏这时还有几个忠心的皇族亲贵，搞出个什么宗社党，非要保大清不亡。这下恼了那革命党，1月26日晚，那宗社党的首领良弼便被活活炸死，吓得那些亲贵忙不迭的奔到天津租界，先保自己的平安再说。

　　隆裕太后听说良弼被炸死，吓得是几天都睡不着觉。这还有什么办法？只好退位保命罢。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认可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包括：清帝仍旧保留皇帝的尊号，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每年供给皇室四百万元的费用，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宗庙陵寝等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此外，还规定了皇族和八旗的权利，如王公世爵照旧保留，免当兵之义务；王公、八旗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私产一律得到保护等等。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清帝正式逊位。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莫非也是天数所致。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当时离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隆裕太后也蛮可怜的，由慈禧太后指婚给光绪后，并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慈禧、光绪一死，这大清灭亡的责任还得她来背负。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九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凄惨悲凉，可想而知。

　　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虽然倒了，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马良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指出，“就中国传统而言，皇权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很多时候则是一种象征。皇权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威慑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反，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科举那个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

　　辛亥革命后近四十年的内乱表明，国人在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利而又缺少了皇权的保护，这对国人来说是一种双重迫害——至少以前还有皇上做主呢。一味的要求废除皇权，照搬他国模式，未必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辛亥革命的理想虽然看起来很美，但除了赢得中华民国的一幅空招牌，其他的还是一切照旧。更有甚者，那些没有皇帝头衔却没有任何约束的大大小小军阀的统治，比之皇权之治，其实更加的黑暗。

　　革命的破坏，就好比将病人枪毙了事，固然简单易行，但这不等同于制度的再造。事实上，很多革命重建的效果远远不如改良的重构，革命带来的往往是暴力的反复，而不是进步的归宿。但可惜的是，这种简单的民族主义思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掩盖了国家和民族真正需要思考的目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