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第七章、宪政迷局与绝望的革命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

　　就在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宣布预备立宪筹备期的三个月后，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光绪的遗诏中说，“尔京外文武臣工，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足见慈禧太后和光绪仍以立宪为念。1908年底到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也以宣统皇帝的名义连续发布诏旨，一再重申“恪遵前次懿旨，仍以宣统八年为限，理无反汗，期在必行。”

　　1908年7月，在宣布预备立宪前，清廷便已经公布了由宪政审查馆拟定的《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按照预备立宪的计划安排，1908年各省开始筹备谘议局，1909年便举行谘议局选举。在官方文件中，谘议局和资政院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谘议局对应的是地方议会，而资政院对应的国家议院。由此，立宪派也就迅速行动起来。

　　按照章程的规定，各省谘议局设议长一名，副议长两名，各省议员定额按“各省学额总数的百分之五为准”，均选举产生。谘议局的职责主要是议决地方上的兴革之事、预决算、地方法规、税法公债、选举资政院议员等，功能类似于地方议会，也是地方自治的基础。

　　当然，我们对当时的民主程度不能报以过高的期望。譬如选民资格，就必须具备章程中规定的以下几个条件之一：一是具有中国或者外国中学堂以上学历者；二是有举人贡生功名者；三是曾任实缺文七品或者武五品官且未参革者；四是曾在本省办理学务或公益事务满三年者；五是在本省有五千元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另外，章程规定，选民除了具备以上五个条件之一，还必须是二十五岁以上的本省男子；如果不是本省人士，参加本省选举的话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并年满25岁者，二是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的营业资本和不动产者；而作为候选人，则必须具备以上条件之一，并且须是30岁以上之男子。

　　当时的选举采用的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复合选举制，譬如陕西谘议局按学额规定是66人，初选时先选出十倍的名额也就是660名候选人，然后在这660人中互选66人组成谘议局。按照当时的选区划分，初选在州县，复选在道府。由于选民资格的限制，当时各省公布具有选举权的人数非常少，多的如直隶（河北）也就16万人，而少的如黑龙江只有4千人。即使是江苏这种文化发达的省份，其选民所占人数的比例大概是千分之四，也就是说，一千个人里面只有四个人是合格的选民。而当时江苏是3200万人口，当时分到的谘议局名额是121人，仅次于直隶（140人）。

　　从这些规定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谘议局选举是按照教育程度、财产等来划线，而且女子没有选举权。从局限性来说，谘议局选举把大部分人划在了线外，而使之成为一场地方士绅的政治游戏。不过，我们对此也没必要太过苛责，毕竟用选举的办法来办谘议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遭，称它具备了划时代的意义并不为过。

　　可以想象的是，中国第一次办选举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乱。很多地方督抚接到宪政审查馆的咨文后大都茫然无措，这些传统的官僚根本就不知道选举为何物，更别说该怎么办了。譬如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划分选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选民登记、投票监票、初选复选等，除了端方等少数几个熟悉宪政的官员外，其它人对这些东西简直就是闻所未闻。于是乎，宪政审查馆的人员和一些从国外学习政治的留学生立刻成为地方上的香饽饽，各省督抚都抢着延请他们来指导选举工作。

　　不过，我们也别小看了那些地方大员，虽然各省办选举是“大姑娘上轿——头一着”，但在1909年的10月，除了新疆实在是因为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而申请缓办外，其它各省虽然还是“民智未开”，但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成立谘议局的任务。从各省谘议局议长的名单来看，其中还是不乏地方精英的，比如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

　　张朋园先生在其著作《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特地分析了那些谘议局当选议员的背景和特色。他发现，有五种人当选的概率最大，一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的绅士阶层；而是受过新式教育或者留学日本者；三是曾任官府职官者；四是出身富有之家者；五是大多为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士。其中，以有功名的绅士居多。

　　当然，在选举过程中也不乏一些不和谐的小插曲。譬如五千元资产的资格限制问题，由于中国人大都怕露富，而且对选举并无了解，因此，地方官要他们进行选民登记时，他们死活不肯，以为这是要进行征税调查；某些文化落后地区的投票点则门可罗雀，几至于无人投票，主动放弃了选举权；而有的地方则争抢选票，甚至贿买，一票五十到三百两银子不等，结果还没有等到开箱验票，便已知谁是当选者；更有甚者，直隶安肃县、广西桂林等地的选举现场竟然因为拉票而出现械斗事件（这些乱象和目前的台湾选举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不过，总的来说，大部分地区还算正常，特别以江苏、浙江、直隶、山西等省最为完善。说句实话，第一次搞选举，能这样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在各省设立选举产生谘议局的同时，1909年10月，清廷又按照预备立宪的筹备计划颁布了《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资政院作为建立国会（上下议院）的准备，分钦定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定额100人，但不包括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四名正副总裁。其中，钦选议员包括宗室世爵16人，满汉世爵12人，外藩王公世爵14人，宗室觉罗6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硕学通儒10人，纳税额多者10人，共计100人。民选议员则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中互选产生，定额也是100人。资政院的权限，一为“协赞立法”，二为“参议预算”，三为“弹劾大臣”。

　　1909年11月，由于新疆谘议局尚未成立，两名民选议员名额空缺，其它各省则互选出资政院民选议员98人，其中吉林、黑龙江和贵州各2人，奉天、甘肃、广西各3人，福建、陕西和云南各4人，安徽、湖北、湖南、山西和广东各5人，江西、山东和四川各6人，江苏和浙江各7人，直隶9人最多。为了与民选议员平衡，钦选议员中的宗室王公世爵名额减少2名，这样民选和钦选的议员分别为98人。

　　1910年9月23日，资政院宣布成立。本来资政院原定的办公地址在京城的贡院旧址，但由于废除了科举考试，贡院年久失修，以至于第一次开会不得不改在京师法律学堂进行。10月3日，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院典礼是这样进行的：是日上午，资政院议长、副议长、秘书长和秘书官们早早的恭候在会场门口，不久，朝廷的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都陆续到达会场。有意思的是，这些平时朝珠朝服的高官们这天一律穿着便服到场，以示对资政院的尊重。不久，摄政王载沣也亲临会场主持开院典礼。典礼结束后，载沣带着朝廷大臣们离去，资政院便开始正式开会。

　　应该说，这些议员们也是第一次进行这种民主会议，他们既显得有些紧张，但也十分的兴奋，似乎在寻找他们向往已久的自由感和民主感。由于是首次开会，会场次序未免有些乱。议长和议员们或舒缓或激烈的发言，偶尔也会被时起时落的拍掌声和哄笑声所打断，会场气氛倒颇为的活跃和自由。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民选议员，他们的发言最为无所顾忌，敢于大胆放言，如早稻田大学毕业的议员雷奋，最喜发言，又好辩论，给会场带来了不少的乐趣。还有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的刘春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他的发言雄健有力，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相比之下，那些钦选的议员则大都随声附和，逊色很多。

　　10月22日，由于各省国会请愿代表的上书已经递到资政院，众议员便强烈要求搁置其它议案，首先讨论“速开国会”案，这些会场顿时“声浪大作，议场骚然”。在此情况下，议长只好同意先议“速开国会”案。随后，罗杰等议员相继上台发言，全场轰动。在表决时，民选议员们主张用起立进行表决。群情激昂之下，会场上的议员竟然全体起立，即便是那些钦选议员和王公世爵也不例外。在欢声雷动中，会议的气氛达到高潮。据当时凭票入场旁听的《民立报》记者报道：“此次资政院表决此案时，自王公以及民选议员全体赞成，三呼万岁，外人脱帽起敬，电告本国。”

　　在资政院放言高歌的自由气氛中，会场渐趋平静，议员开始平心静气的讨论预算、教育等方面的议案。1911年1月10日，首届资政院大会圆满结束。应该说，资政院作为中国议会政治的首次尝试，表现得如此有声有色，实在是出乎世人的意料。譬如当时辩论最为激烈的弹劾军机案，便差点让奕劻等人去资政院接受议员们的质询。资政院的这种大胆行为，对于军机大臣乃至清廷的尊严和威信来说，可谓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隐然已有三权分立之态。可以想象，位高权重的奕劻等人当时是何等的尴尬和恼怒，就差不能派人冲进资政院将这些大胆的民选议员们给统统抓起来了。

　　议员们除了在会场上行使自己的权利外，很多西方民主政治的萌芽也在悄然形成，譬如政党的组织和地方自治的兴起。早在1906年，“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1906年12月，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以迎合清廷的预备立宪。1907年3月，康有为以保皇派为班底成立了帝国宪政会，初具政党之雏形。1907年10月，梁启超策划成立政闻社，以马相伯为名义领袖，鼓吹立宪政治，可惜不到一年便被解散。办政闻社的时候，梁启超本想拉拢湖南才子杨度加盟，但杨度不甘居于人下，后来他自己创立一党，这便是1907年5月在东京成立的宪政公会。不过，后来杨度被张之洞等人保荐入了宪政审查馆，宪政公会无人打理，于是也就自然消亡。

　　在当时的资政院中，隐然形成两派，一派是劳乃宣等人发起的帝国宪政实进会，俗称“白票党”，另一派是政学会，俗称“蓝票党”。在国民大请愿运动中，以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议院为班底形成的宪友会，当时的势力也很大。另外，资政院的几名活跃议员罗易、长福等人在1911年6月组织了辛亥俱乐部，并在各地发展支部，会员一度达到200多人。除此之外，地方上还有一些立宪团体，如吉林自治会、贵州宪政预备会等也都相继出现。

　　地方自治也是预备立宪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两江总督端方所言，“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基础”。1909年1月，民政部便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交由宪政审查馆核议，随后经朝廷正式颁布。由此，各省地方都开始筹办地方自治事务，如城镇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乡设立议事会和乡董事，各设自治公所作为办事之地。其中，议事会议员和董事均由选举产生，经费出自地方，地方行政官负有监督之责。为了更好的实行地方自治，各省在宪政审查馆的指导下，纷纷设立自治研究所，以学习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职员。在1910年到1911年，各省和地方都初步设立了各级自治组织，尽管最终没能很好的运作，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从谘议局、资政院、组织政党和地方自治等实践活动来看，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则民众（主要是地方士绅）的政治参与热情将持续升温，最后将象洪水一样无法阻挡。换句话说，政治改革一旦启动，便只能前进而不能倒退，否则民众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其可怕的。从动机上来说，清廷是希望以立宪来换取万世一统、江山永固，但是，任何改革措施的结果都是各种力量较量后的妥协，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譬如清廷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其本意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一旦诞生便会自行滋长，它们一旦真的履行起民主和监督功能的话，它就不再仅仅是个橡皮图章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引进西方民主的运作方式对破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固习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如选举制度破除了传统政治的非竞争性，议会政治挑战了专制统治的非公开性，组织政党克服了民众参政的非组织性，地方自治瓦解了集权体制下的非自主性。加之当时的新闻限制未严，其舆论的公开助势，更是缓解了信息的非对称性，民众也得以畅所欲言。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来自于结构性的变化，不是革命，胜似革命。在立宪党人和民众的努力下，假以时日，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逐步转型，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在立宪派为谘议局和资政院的事情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革命党人却愤愤的向地上啐了口唾液，他们和立宪党人很快便分道扬镳，继续专注于革命大业。

　　不过，和立宪派的欢欣鼓舞不同的是，革命党人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这几年中却屡遭挫折。首先，同盟会的内部就闹不团结。由于同盟会是原有几个革命团体的联合，虽然孙中山在国际上和革命党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创立的兴中会当时已经几近消亡（只剩冯自由和梁慕光两人加入同盟会），而其中实力最强的是黄兴、宋教仁等人创立的华兴会。1907年2月，孙中山和黄兴便因为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激烈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而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

　　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该立刻毁弃。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的时候，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当时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当时旁观的原华兴会主要成员宋教仁站在黄兴的一边，他认为孙中山这个人“素来不能开诚布公，做事近于专横跋扈”，“不如另外早以为计，以免烧炭党（太平军）讥”，于是也要提出辞职。眼看事情越闹越大，黄兴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让一步。虽然黄兴最后勉强服从了孙中山的决定，但其本人仍旧是“意颇怏怏”。这件事对同盟会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退让下去，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和孙中山心存芥蒂了。

　　1906年12月，同盟会的刘道一和蔡绍南在江西的萍乡、万载和湖南的醴陵、浏阳，发动会党和矿工举行起义，东京的同盟会员得知后，争先回国从军。当时江苏新军第九镇的赵声和倪映典等同盟会员也有意响应，但起义不久便被镇压，刘道一等人在长沙遇害，赵声等人被革职。1907年3月，清廷得知萍醴浏起义是同盟会所为后，便要求日本引出或者驱逐孙中山。在清廷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赠送孙中山五千元，另有日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要将孙中山礼送出境。

　　孙中山接受了这两笔钱之后，也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商议，便留下两千元做《民报》的经费，然后带着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离开日本。孙中山开始的本意呢，其实是打算将余款用做军费，前往西南边境发动起义。

　　孙中山走了之后，《民报》的主编章太炎（原光复会员，《苏报》案坐牢期满后于1906年东渡日本接管《民报》）得知孙中山还接受了其它款子，他便立刻跳了起来。经章太炎这么一嚷嚷，这下同盟会本部可就炸开了锅了。同盟会的人一个个拍桌摔凳，张继说：“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钱干什么！真是丢人！”刘师培则骂道：“孙文受贿！”章太炎更是火气冲天，他上前一把撕下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相片，然后批上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数字。这还不解气，他以为孙中山在同盟会香港分会，便又将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会东京本部闹成一团的时候，孙中山这时却正在西南联合会党发动起义。1907年5月，孙中山和冯自由联络参加了同盟会的三合会首领许雪秋、余丑等人在潮州黄冈起义，但起义坚持了数天之后便告失败。同年6月，为了策应潮州起义，孙中山又派邓子瑜联络会党在七女湖起义，但同样遭到失败。消息传到东京后，同盟会内部的“反孙”声浪更是进一步高涨，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等人纷纷要求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

　　张继等人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揆一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张继便和刘揆一互相扭打起来；而章太炎则意气用事，他以明码电报泄露孙中山购买枪弹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秘密。由于事态严重，刘揆一急忙致急函给黄兴和胡汉民，希望孙中山向同盟会本部引咎自责。孙中山复函说：“党内纷争，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而黄兴则复函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并要求众人消除误会。经过黄兴和刘揆一的努力调解，第一次“倒孙风波”才告平息。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很是明显，孙中山后来也不太过问同盟会本部事务，而同盟会组织也有涣散之势。

　　在同盟会本部为孙中山赠款事件而吵闹不休的时候，原光复会的一些同盟会员在徐锡麟和秋瑾的筹划下，准备在安徽和浙江两地同时举义反清。徐锡麟是浙江山阴人，别号“光汉子”。他在1903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光复会，1905年创办半军事化的绍兴大通学堂，为举义培养干部。后来徐锡麟试图打入清政府内部，于是便通过表伯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抚）的关系，得到了安徽巡抚恩铭（俞廉三的门生）的重用，当上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及陆军小学监督，并掌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之后，徐锡麟便让秋瑾接管大通学堂，两人在安徽和浙江分头准备举义。

　　秋瑾和徐锡麟是老乡（同为浙江山阴人），别号“鉴湖女侠”。她在1904年东渡日本，1905年分别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浙江负责人。1906年，秋瑾回国后参与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中国女报》，并大力提倡女权主义。1907年3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总办，并秘密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成光复军，号称有七千人之众。后来，秋瑾与徐锡麟商定于7月19日（六月初十）在浙、皖同时起义。不料6月中旬有会党提前起义，导致官府对徐锡麟和秋瑾的动向有所察觉。徐锡麟得知消息后，便决定先下手为强，率先起事。7月6日，恰逢安庆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和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都前来祝贺，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掏出手枪对恩铭连发七弹，其它数十名学生也纷纷行动，抢占军械所。但是，由于敌众我寡，虽然徐锡麟将恩铭击毙，但他们很快便被镇压了下去。

　　徐锡麟举事失败的消息传来后，秋瑾便立刻安排大通学堂的人员掩藏枪弹，焚毁名册，并迅速疏散。很快，安徽方面便查获了徐锡麟和秋瑾的往来通信，并通知浙江方面迅速捉拿。秋瑾认为自己系一女子，且无确凿证据，即使被捕也无妨，便让其它人散去后自守大通学堂，从容待捕。绍兴知府贵福平时与大通学堂多有来往，与秋瑾关系也还熟悉，便将她送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讯。李钟岳审讯秋瑾也颇为难，一来他敬仰秋瑾确是才女，二来因她是女子无法动刑，便请示贵福如何处理，贵福怕秋瑾牵连自己，便电禀浙江巡抚张曾敭，将秋瑾“先行正法”。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最后于绍兴古轩亭口就义，年仅31岁。秋瑾就义前，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我系一女子，死后万勿剥我衣服”。

　　在徐锡麟举义失败后一年，由于时值光绪和慈禧太后的国丧期间，打入安徽新军内部的同盟会员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密谋乘机举事。熊成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1904年考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后参加了安徽公学教员陈独秀和柏文蔚等人创立的岳王会。岳王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秘密组织，后来在柏文蔚的主持下，会员大都加入同盟会。

　　1908年秋，清廷安排湖北、江苏、安徽等省的新军在太湖举行秋操，也就是联合军事演习。熊成基等人当时在安徽新军中担任队官等职务，便想乘机发动起义夺取安庆，然后攻占南京，北进中原。1908年11月19日晚上，在熊成基的指挥下，马、炮、步各营出动，会攻当时的省城安庆。不料安徽巡抚朱全宝早有防备，熊成基的人马攻了一个晚上也没能拿下。按事前约定，城内的范传甲等人本应打开城门响应的，不料朱全宝先行一步，派人将城内的新军营房锁死，范传甲等人直到黎明时分才得以脱身，但这时熊成基那边已经传来失败的消息。范传甲大愤，独自前往行刺清军协统余大鸿，结果被捕遇害。范传甲刑前大呼：“我是汉族无用之人，致此次革命未得成功，愿我同胞共同杀贼，勿因我之未成而气馁也！”

　　由于清军援兵已至，熊成基只好率起义军突围退至庐州（合肥），最后因为军心动摇，只得就地解散。熊成基先是逃到日本，后潜入东北谋刺海军大臣载洵，1910年因被人告发而被捕，最后在吉林遇难。熊成基临死前，供词中声称：“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

　　而此时的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则继续在西南频繁举行起义，他们在潮州黄冈和七女湖起义失败后，他们在1907年9月又联合加入同盟会的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在钦州发动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占了防城，并发展到3000多人，但在进攻钦州和灵山的时候均告失利，又无饷械接济，起义军大都散入十万大山，王和顺则避往越南。

　　1907年12月，加入同盟会的广东会党领袖黄明堂被孙中山封为镇南关都督举行起义，队伍攻占了镇南关炮台。孙中山、黄兴等人闻讯后大喜，亲自赶到镇南关炮台助阵。数日后，大批清军援军前来进攻，义军发现镇南关炮台的大炮居然被固定（只对着越南一方），一时束手无策。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黄明堂等人虽然奋勇抵抗，但最终不敌而退入越南。

　　1908年，孙中山等人再接再厉，继续在西南发动起义，这就是两广钦廉上思起义与河口起义，也是孙中山领导策划的第七次和第八次武装起义了（其它六次分别为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和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7年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越南。孙中山临走之前，安排胡汉民留守河内，并命黄兴为总司令准备再入西南发动起义，自己则前往香港南洋等地筹款。经过共同努力，黄兴后来在越南武装了一支两百人的“中华国民军南军”，并于1908年3月进入钦州。这支起义军与清军郭人漳部几经苦斗，在钦、廉、上思一带转战了四十多天，终因孤军深入、粮弹不济而被迫就地遣散，黄兴等人再次返回了越南。

　　与此同时，孙中山又联系前几次举事失败的黄明堂、王和顺等人再次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河口是滇南门户，与越南老街毗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清军在河口设有督办和炮台，有四个巡防营把守，装备全是德制毛瑟枪。黄明堂与王和顺等人潜入巡防营进行策反，并答应“凡带枪投诚者给银元一枚”，于是起义在4月30日凌晨爆发。起义军分三路从越南保胜暗渡河口，发起猛攻，而清军部分营勇倒戈响应，起义军在两小时后便攻占了河口。这一仗打得痛快，起义军缴获德式枪支千余支，子弹二十万余发，队伍扩充到三千人。

　　随后，起义军便以河口为根据地，分兵三路，深入云南境内三百里，声威大震。不过，会党毕竟是会党，其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太差，当时起义军粮饷殆尽，那些投降的清兵个个抱怨，不肯前进，甚至有的又反降过去。黄明堂等人没办法，只能向坐镇河内的胡汉民催款。胡汉民哪里有钱，只得再去问孙中山要钱，而孙中山一时间也没有，真是一筹莫展。

　　最后，孙中山没有送钱去，反派了黄兴前往云南河口前线督师。黄兴到河口后，黄明堂和王和顺等人发现黄兴没有带钱来，心生怨气，便不服指挥。而那些投诚清军更是不听调度。譬如黄兴亲领一军进攻蒙自，此军都是些投降清兵，他们没有拿到饷银，便一齐朝天开枪。黄兴愕然，问：“何事鸣枪？”众兵打着哈欠说：“走不动”，便乱哄哄抱枪坐于路边，不肯前进。黄兴又是急拉、又是苦劝、又是力推，这些兵都不予理会，最后居然一哄而散。

　　无奈之下，黄兴也懒得回河口便直接去了越南，想筹集了资金弹药再去进攻。不料，黄兴途经老街时被暴露，给法方截留并遣往新加坡。这时的河口起义军饷械不济，很快陷入困境。而此时清军增兵十营，分兵两路，将起义军三面包围。最后，起义军在坚持了近一个月后，河口失守。六百多名义军在黄明堂等人率领下，突围后撤入越南，后来被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西南武装起义的连续失败，导致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威信严重下降，同盟会内部开始出现动摇。有人消沉，有人变节，有人改信别的主义。就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也发表文章批评共和主义，如主编章太炎指责革命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论调很是悲观。1908年9月，陶成章带着章太炎所印的数百张《民报》股票前往南洋筹款，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倒孙”风潮。

　　陶成章，浙江会稽人（今绍兴），原是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曾参与创建大通学堂，后来加入同盟会，是《民报》的第二十至二十四期的编辑人。陶成章本人倒是严于律己，但其性情褊狭，不能容人，一贯与孙中山不和。1908年9月，陶成章到新加坡找到孙中山后，要求拨款三千元作《民报》的经费。

　　时值河口起义失败，六百多义军被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遣送到新加坡，孙中山当时正为这些人的安置问题而头疼，他自己都得靠变卖自己的手表衣物相接济，最后他只能向陶成章摊牌说自己也无能为力。陶成章很是失望，便提出由孙中山开介绍函到南洋筹款的要求，孙中山表示同意。不过，当时南洋正处于经济危机，筹款也很难，很多华侨的手头也不宽裕，认捐的人不多。陶成章不知就里，便怀疑是孙中山在暗中捣鬼，一怒之下便决计撇开同盟会，重整光复会的大旗。

　　1909年初，陶成章在王文庆等浙江籍人的支持下，在爪哇重新成立光复会，并在南洋各地设立分会，以和同盟会分庭抗礼。不仅如此，陶成章还不断散布流言，说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等等。接着，陶成章又纠集一些人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发表《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孙文罪状》，其中指责孙中山“谎骗营私”、“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三种十二项“罪状”，说孙中山贪污两万革命经费，在汇丰银行有巨额存款。陶成章等人还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而在法国的张继此时也叫嚷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与陶成章遥相呼应。

　　对于陶成章等人分裂行为和恶劣攻击，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发起了反击。当陶成章带着《孙文罪状》到东京要求黄兴召开同盟会讨论此事时，遭到黄兴的断然拒绝。黄兴随后与谭人凤、刘揆一等人联名致函南洋同志，为孙中山辩护，而当时支持陶成章的只有章太炎等少数浙籍人士。孙中山则断然拒绝了陶成章的无理要求，他回函说：“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讧，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于是，陶成章的“倒孙计划”最后也不了了之。

　　随后，在汪精卫等人续办《民报》的时候，将陶成章、章太炎排除在外，这下又激起了更大的风波。章太炎愤怒之下，发表《伪民报检举状》，而陶成章也作《布告同志书》一册，两人合力痛斥孙中山“借革命为新骗术”，“直言孙文种种之非”。最后，他们干脆公然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恢复了光复会的名号。

　　同盟会的内讧，导致革命党内人心思变，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对此，前两年被《民报》弄得灰头土脸的梁启超听说后高兴得不得了，他曾欣喜地对别人说：“数年前革命之说遍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夫一诏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则民气不期靖而自靖。”

　　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仍未气馁，决心发动新的起义，以激励人心。1909年10月，胡汉民、黄兴和赵声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开始策划广州起义。当时，原岳王会的同盟会员倪映典打入广州新军，朱执信等人通过陆军中学堂等渠道发展了不少同盟会员。在一切准备妥当后，起义准备在1910年的2月24日（元宵节）发动。不料之前广州新军和巡警营发生冲突导致事态扩大，两广总督袁树勋怀疑有革命党人在中煽动，便下令加强戒备，并收缴部分新军的枪械弹药。倪映典见情况紧急，便下令提前发动起义，但在进攻广州城的时候遭到水师提督李淮等部阻击，结果起义在次日即告失败，倪映典被乱枪扫死。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正大家情绪低落之时，孙中山在欧洲给黄兴等人发电报，说正在和美国财团谈判商借巨款以继续革命，并建议在广州再次起义。1910年11月，孙中山在南洋槟榔屿召集同盟会干部开会，黄兴、胡汉民、赵声和同盟会各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再次举行广州起义，具体计划是以青年革命党志士组成一支五百人的先锋队在城内首先发难，随后联络新军、会党、民军群起响应，攻占广州，随后北进中原。

　　会后，各人分头准备。1911年1月，黄兴在香港成立起义统筹部，黄兴自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统筹部下设八课，负责交通、调度、储备、调查等，分别由赵声、陈炯明、胡汉民等人担任课长。另外，为了制造炸弹和暗杀工具，又设立了实行部，由方声洞负责。随后，各课人员纷纷潜入广州，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多处，各自开展活动。

　　这次的起义准备很充分，孙中山等人在南洋、欧美等地筹集了15万多元，购买了800多杆枪支和数万发子弹，并精选了一批年轻党员为先锋队（也就是敢死队），开始为5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诸如为人所熟知的烈士林觉民、方声洞等人，都纷纷写下和亲人诀别的遗书（悲壮悱恻，一字一泪），以表示以身殉难的决心。另外，朱执信、谭人凤等人纷纷前往新军、民军和会党中进行联络，以作呼应。

　　4月8日，黄兴在香港统筹部召开发难会议，决定在4月13日举事，分十路进攻：第一路由黄兴亲率，进攻总督衙门；第二路由赵声率领，进攻水师行台；第三路由徐维扬率领，进攻督练公所；第四路由陈炯明率领，防截旗满界等等。另外，还专设放火委员，以备临时放火，扰其军心。

　　虽然起义日期定在4月13日，但由于从日本订购的军火尚未到齐，而另外发生了两件意外之事，一是革命党人吴镜从香港运送炸弹时被查获，二是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这使得广州的气氛大为紧张。于是黄兴等人决定把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6日。

　　但当时清方似乎已经觉察了革命党人的举动，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淮都加强了戒备，巡警们也纷纷出动，在大街小巷开始盘查。这时，革命党内部发生了分歧，陈炯明、胡毅生等人主张推迟起义，而喻培伦等人则坚决主张立即起义。黄兴当时也是举棋不定，后来被喻培伦等人的情绪感动，便决定在27日下午5点半发难，并调整了进攻计划，由十路变成四路，分别由黄兴、陈炯明、姚雨平和胡毅生率领。但由于各种原因，陈炯明、姚雨平和胡毅生这三路并没有按时举行，实际上只有黄兴一路孤军作战。

　　27日下午5点半，黄兴宣布起义，他亲率敢死队一百七十余人，臂缠白布，直奔总督衙门。不料，张鸣岐早有准备，他听到外面的枪声后立刻从后门逃到了李淮的水师行台。黄兴等人冲进总督衙门一看，里面已是空无一人，而敢死队撤出的时候却和总督衙门的卫队及李淮的大队人马遭遇。双方随即展开激战，互有伤亡，黄兴也在激战中被打断两指。由于其它三路人马和新军会党等都没有响应，实际上只有黄兴的敢死队在孤军奋战，最终寡不敌众，敢死队大半捐躯，极为壮烈。次日，赵声和胡汉民率二百多人从香港赶到，但已是无济于事。

　　是役，革命党殉国遇害者八十六人，皆为取义成仁的民族英秀。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敢死队员，平时大都是些文弱书生，是各省从各种专门学校毕业的有知有志的青年才俊，但在起义中却表现极为英勇，如喻培伦胸前挂一筐炸弹，“一人当先，抛掷炸弹，防勇为之披靡”，朱执信“攻署督时，奋勇当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还有林文、林觉民等人，都最终抛头颅、洒热血，喋血街头。据统计，这次广州起义死难者有名有姓可考者86人，其中有72人的遗骸被党人潘达微收葬于广州东郊白云山麓的黄花岗，也就是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了。

　　青山有幸葬烈骨，黄花无情度春秋。真是太可惜了，这些人原本都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最终却只是作为革命小卒子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是役后，孙中山语也曾是沉痛的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而起义领导者黄兴更是痛不欲生，赵声则在起义后不久愤然病卒。在失败的气氛下，革命一时陷入了低潮。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

　　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当时有一种异样的论调突然广为流传，那就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不远了。这种暗杀行为，我们曾经称之为“革命义举”，但要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这就属于典型的“恐怖主义”了。

　　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就好比现在国际社会上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和美英的强大武装力量对抗，他们的仇恨和怒火，只能化成不对称的人体炸弹或者汽车炸弹，在杀伤敌人的时候也自取灭亡（当然，我们即使在同情的时候也不应对此表示赞成）。同样，暗杀作为暴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在清末的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暗杀这种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产生于绝望的革命嘛。

　　《史记·游侠列传》里对古代的游侠有这么一番描述，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到了清末，这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便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古代的荆轲、聂政也都成了他们的精神尊崇对象。

　　另外，暗杀风潮的涌动和当时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也有很大关系。正如《民报》所鼓吹的，“破坏的无政府党之运动有二：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杀”，“暴君污吏民不堪命，于是爆弹短铳为博浪之狙击，此第三法也。掌此三法者，或称胁击团，或曰执刑团，盍对于暴君污吏处以逆民之罪，使若辈反省悔过耳”。陶成章后来从同盟会分裂出去后，也一直专注于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不过，他倒没有做过成功的暗杀，自己反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12年）被人给成功的暗杀了。杀人者，蒋志清（介石）是也。

　　据统计，清末总共发生了19次暗杀事件，为我们所熟知的有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其中，最厉害的是陶成章，他的谋刺对象是慈禧太后，其次是汪精卫等人，他们试图谋刺摄政王载沣（可惜他们都没有成功）。被革命党人计划谋刺的大都是掌管军事的高官，如陆军部长铁良、广州将军孚琪和广东水师提督李淮。李淮也是被谋刺最多的，他总共被四批革命党人试图暗杀。

　　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这些暗杀中，成功案例的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吴樾谋刺出洋的五大臣，炸弹响了但未取得效果，而汪精卫等人大都行刺未遂，反而被捕。

　　清末的最后两年（1910年和1911年）是暗杀活动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这也反映出当时革命的绝望性。而且，暗杀地点主要发生在北京和广州两个地方，主要原因是北京的高官多而广州得革命风气之先。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不仅对于推翻清王朝有相当影响，而且，民国初年的诸多暗杀活动如宋教仁案，陈其美案等也与之有渊源关系。

　　暗杀具有游侠精神，因而那些身体力行的志士故事极多。1905年试图用炸弹扔宪政考察五大臣的吴樾，他就认为暗杀是革命排满的好办法，杀他一个就少一个祸害。吴樾曾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吴樾还是给他们来了一下子。当然，结果是五大臣没事，自己倒给炸死了。当时革命风气还没有起来，国内舆论对吴樾的举动大都持批评态度。

　　后来革命党的暗杀行动就有点“斩首行动”的味道了，譬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范传甲谋刺协统清军协统余大鸿和同盟会员林冠慈、陈敬岳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淮。后来刺杀广州将军孚琪的同盟会员温生才也属于这种。这种暗杀活动，主要是为了给起义扫除障碍，并起到相应的震慑作用。

　　譬如徐锡麟在安徽起事时，就计划在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前来出席典礼的省内文武大官发动突然袭击，杀几个大员，并占领安庆。毕业典礼正进行的时候，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暴起，掏出短枪向安徽巡抚恩铭连连发射，其它学生也纷纷相应，抢夺军械，会场顿时一片哗然，各文武官员们抱头鼠窜。但是，斩首行动还不彻底，虽然恩铭被刺毙命，但大队清军人马已经赶到出事现场，将徐锡麟的百余人马团团围住，最终革命党人或死或被擒，起义仅四小时便告失败。恩铭也是糊涂，徐锡麟本是他的老师、原山西巡抚俞廉三（徐锡麟之伯父）所举荐过来的，他一直把徐锡麟当自己人，让他担任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并兼巡警学堂会办等重要职务，没想到居然会惨死在徐锡麟的手下。

　　前来参加典礼的巡警部侍郎毓朗亲自审问徐锡麟，喝令徐锡麟跪下，徐锡麟说：“你别洋洋得意，你若慢走一步，恐怕也被我击毙了！”接着，徐锡麟又问：“恩铭死了吗？”安徽按察使联裕等人骗他说巡抚大人仅受微伤，徐锡麟听后很泄气，低头不语。联裕便说：“你可知罪？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徐锡麟听后忽然领悟，大笑道：“看来恩铭死了嘛！恩铭死了，我志得偿！我志既偿，即使千刀万剐，我也在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突然，徐锡麟用手一指联裕，道：“你运气好，没死！”联裕被他一指，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徐锡麟也不用什么审讯了，便自己拿笔写供词说：“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是“光汉子徐锡麟”。当毓朗等人问及其是够和同盟会的孙文有关系时，徐锡麟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当晚，徐锡麟被凌迟处死，用的是最毒的酷刑，先击碎睾丸，再挖心剖肝，极为惨烈。

　　不过，虽然刺杀敌酋能够震慑敌人并对革命阵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有适得其反的，比如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孚琪那天兴致勃勃的参观飞机试飞回来，坐着大轿回将军署的路上，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将将军大轿拦下，不等众护卫醒悟过来，已经是五声枪响，孚琪在轿中当场毙命。温生才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岐讯问他与孚琪有何冤仇，温生才从容答道：“惟专制之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慨耳！”张鸣岐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益？”温生才道：“杀一儆百，我愿已偿”。张鸣岐无语。随后，张鸣岐和水师提督便加强了广州的戒备。受此影响，黄兴等人本计划在后六天举行的广州起义被迫推迟。

　　当然，暗杀故事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无论是其过程还是结果，都是那样的出人意料。当时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被连续的起义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而当年论辩中的手下败将梁启超也趁机嘲讽革命党领袖们，说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远距离革命家”本意是讽刺孙中山的，因为孙中山的确没有亲自参加过任何一场起义，他在当时的主要功能，似乎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在世界各地筹款供革命之用。相对而言，黄兴更加实干，他多次亲临一线，后来在黄花岗起义中还被炸断两指。汪精卫当时也主要跟随孙中山在后方做组织工作，听到梁启超的讥讽后也是如芒在背，大为羞愧。

　　愤激之余，汪精卫认为非再有激烈之举，不足以毁败清廷的伪立宪，也不能昭雪立宪党人对革命党人的诬诟，并振起日渐消沉的革命士气。于是，他决定要去北京干一票大的，刺杀当今的准“皇上”：摄政王载沣。他要让梁启超这些人看看，革命领袖也不全是贪生怕死之徒。

　　但是，汪精卫的决定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大家都认为，作为同盟会一个重要的领导干部，怎么可以去做这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傻事呢？这样岂不是太不合算。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他听说汪精卫作了这个决定后，立即电令冯自由将汪精卫截留在香港。但冯自由也没有把汪精卫堵截住，最后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招募志同道合者，策划暗杀之事。

　　随后，汪精卫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四川人黄复生，另一个则是在后来的黄花岗起义中英勇战死的炸弹专家喻培伦。当然，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便是汪精卫后来的老婆，南洋美女陈璧君。1910年3月，汪精卫等人到北京后，假装开了间“守真照相馆”，准备刺杀载沣、载洵和载涛三兄弟。当时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进宫上朝的路上有座甘水桥，汪精卫等人便决定在桥下埋设炸弹，待到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将载沣炸死。不过，汪精卫等人毕竟不是职业刺客，没得经验也不够专业。他们去桥下埋炸弹的晚上，不巧被人发现，结果招来了巡警，虽然汪精卫等人得以脱身，但炸弹被巡警发现，此计划宣告失败。没过几天，大批警察便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企图暗杀摄政王，而且行刺者竟是革命党高干汪精卫，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当时便亲自前来审问，令人吃惊的是，两个案犯竟然争着说自己是主谋，把全部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善耆听后颇为动容，放下朱笔，连称“义士”、“义士”。于是乎，最后的审判结果也是出乎意料。按理，这种罪大恶极的叛逆之事判个凌迟、株连九族也不为过，但善耆经请示载沣后，汪精卫和黄复生不过判了终身监禁而已。这样的结果，既保住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性命，又为载沣和善耆赢得了“爱才”之名，这大概是清末暗杀事件中最皆大欢喜的一例。

　　当然，汪精卫不愧是有才之人，他在狱中写的几首诗也是脍炙人口，如这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过，本应在狱中苦熬一世的汪精卫不但没能“引刀成一快”，相反，由于外面的革命形势也变化太快，汪精卫入狱不过一年半，武昌楼上一声炮响，清王朝随即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同样，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关键时刻，刚刚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为了今后的发展，主动请求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保释，汪精卫也由此大红大紫，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不过，令人扼腕长叹的是，这位清末大英雄和革命元老在后来的抗战中居然投靠日本，做了头号大汉奸。世事无常，夫庸何言？

　　也许有人想，汪精卫当时要是死了，那该是一个多美好的传奇啊。

　　四、宪政的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

　　按照1908年的筹备立宪路线图，清廷要进行九年的预备工作后方能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但正如前文所说，一旦民众的力量被发动起来，其进程和结果便不是改革的设计者所能控制和预料的了。诚然，清廷在1909年和1910年设立了谘议局和资政院，但立宪派认为谘议局受制于督抚，而资政院为非驴非马之议会，因而大都希望能在两三年内便召开国会。1910年资政院在讨论“速开国会案”时，议员们全体赞成并起身欢呼，足以见其心情之迫切。

　　从1907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12月18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1910年1月，各省请愿代表团代表到北京后，向都察院呈递了由直隶谘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的“速开国会”请愿书，“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

　　都察院的大人们对此类干涉朝政的帖子向来十分反感，因而没有为他们代奏。代表们失望之余，便开始遍谒朝臣，寻求支持。他们开始去求见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奕劻一向圆滑，他对请愿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那桐也表示赞成。在经过他们的争取后，鹿传霖和戴鸿慈也表示理解。但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和镇国公载泽则避而不见。但让代表们感到安慰的是，贝勒载涛和毓朗则表示将“竭力相助”。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致电清廷，请求“俯从舆论，速开国会”。随后，御史江春霖（也是资政院议员）特意上折“奏请缩短国会年限”。不仅如此，连旗民也加入请愿队伍，他们“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

　　不过，令代表们失望的是，1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请愿速开国会之事作了答复。上谕中虽然对代表们的爱国热忱“深表嘉悦”，而且保证“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但还是以“国家幅员辽阔，国民智识不一，邃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安”为借口，拒绝了代表们的请愿要求。

　　对于这个结果，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动吃惊——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于是，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发动请愿，而且要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并广泛征集请愿签名，以壮声势。同时，请愿代表们还制定了章程并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北京设立总部，各省各埠设立支部，隐然已有政党之雏形。

　　1910年6月初，经过“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努力，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150人，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6月16日，进京请愿代表再次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到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如果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与其等“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

　　这次都察院没有为难，而是立刻代奏朝廷。请愿书上去后，朝中大臣开始分化，有人力主“严旨震嚇”，以免代表们“哓哓不休”；有人则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须婉言对付，免生枝节”。据说载沣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这些大员们讨论下来，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服软；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于是，这次朝廷发布的上谕口气更加严厉，“毋得再行渎请！”

　　第二次大请愿失败后，代表仍未气馁，他们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讨论形成三个决定：一是请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正式请愿时，各府、厅、州、县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近省至少100人以上，远省至少50人以上；二是分发签名册，并约定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三是交叉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再向各省督抚请愿。

　　1910年7月1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声援请愿代表团，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看来留日学生支持立宪的也为数不少）。随后，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当时的各大报纸、杂志也大造舆论，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一时间，“请愿召开国会”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请愿速开国会的热潮。

　　1910年8月15日，国会请愿团召开会议，决定各省各团体代表在农历八月前必须到达北京，九月上书资政院，请开国会。另外，国会请愿团向各省谘议局致电建议，国会召开之前不承认新租税，各省谘议局开年会只讨论一个议案，那就是速开国会案，目的不达到，各谘议局即行解散。不久，各代表便陆续抵达北京，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与请愿。更有甚者，山西代表到达北京时，在京的山西籍官员全体驱车乘轿，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本省代表，一时热闹非凡，轰动京师。

　　10月7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来到，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忍痛踉跄而去。代表们亦泪流满面，为之感动。10月22日，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案，随后具折上奏。

　　与前两次请愿不同的是，立宪派这次广泛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签名和游行活动。10月5日，直隶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10日后，河南各界人士3000多人在开封游梁祠举行请愿签名活动，随后列队到河南巡抚衙门请愿，巡抚宝棻亲自出来接见并答应代奏朝廷；10月23日，山西太原民众1000多人集会，签名支持请愿活动，并前往巡抚衙门请愿；同日，山西谘议局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召开了上万人的请愿大会，当场签名的就有5000多人，随后列队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

　　10月30日，福建各界人士5000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同日，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请愿大会，到会者6000多人，并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的率领下，大家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请愿，总督赵尔巽答应代为转奏。在各省请愿同志会的组织下，其它各省如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的签名请愿活动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特别是东北三省，请愿活动开展尤为热烈，当时奉天各地集会人数均在万人以上，签名者近30万。

　　谘议局这边的请愿活动也很顺利，各省谘议局基本上都通过了呈请速开国会的议案，并组织好进京请愿代表。在民众的请愿热潮下，各省督抚也受其感染，10月25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等18个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召开国会，以免人心沸腾。

　　各省实力派官员的表态，对立宪派发动的国会请愿活动是极其有力的支持。在此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1910年11月4日，摄政王载沣宣布将原定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改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议院。对此，江浙等省的立宪派则觉得朝廷已经让步，不宜再行追逼。但部分请愿人士感到不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等三年，特别是东三省的请愿代表，更是坚决要求速开国会；12月2日，奉天省城学生数十人前往省谘议局面见议长和副议长，当场割指刺股写血书，要求进行第四次请愿活动。

　　但是，清廷不愿意再行更改，随后下令遣散请愿代表，并强行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还将直隶代表温世霖找了个借口发配新疆充军，以杀鸡儆猴。与此同时，清廷则命各省举行欢庆活动，以表示对朝廷“五年立宪”决策的拥护。于是各地在官方的组织下，张灯结彩，军乐队开道，群众和学生手提红灯，高唱爱国歌，三呼万岁，“庆祝国会”四个大字则随处可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不管怎么说，在这场运动中，那些雪片般的请愿书，蜂拥至京的请愿代表，数百万的民众签名，还有那些割臂、割股写血书的壮举，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民众正在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致力于促进一种大变革的发生。从这点来看，第三次国民大请愿运动不仅可以与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相媲美，即使与后来的五四运动相比也毫不逊色。

　　但事情很快又突转急下。按照修订后的预备立宪规划，宣统三年（1911年）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组建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新发布的内阁官制章程中，对新内阁的组织结构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和理藩院十部）。应该说，这种构架和当年袁世凯力争的责任内阁基本相似，在推进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还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但是，载沣任用满族亲贵的祸端也在这次内阁名单上彻底暴露。当时的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举国都为之哗然。立宪派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责任内阁，但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内阁就更是让那些立宪派至为的失望。因为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清廷在不经意间犯下的巨大错误，这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这等于是在给革命党人加分助力的愚蠢之举。

　　梁启超在第三次请愿之前，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对于“皇族内阁”的出台，梁启超更是愤懑至极，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一贯主张改良的梁启超都这么说了，不要说宣统八年，就是宣统五年恐怕也再不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