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第六章、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

　　一、迷雾重重的光绪和慈禧太后之死

　　据清人野史《十叶野乘》中记载，1908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渐暗，有个名叫赵士敬的士人和一群朋友吃完了饭，大家正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候，突然窗外有大光亮，同时空中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飞鸟。这时，院子外面的仆人大叫：“呀，这么大的一个流星啊！”赵士敬等人听后，都急忙出屋观看。大家出来后，只见天上真有一颗大流星从西北掠过，声音如雷，尾长数十丈，极为耀眼，且速度很慢。伴着爆裂的声响，这颗大流星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由于持续时间长，当时看见这颗大流星的人很多，大家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堕落，恐怕这年要出大事了。

　　果不其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的傍晚，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黯然离开人世。那天早晨，御医周景焘曾入内看脉，据他说，当时看见“光绪仰卧在床上，瞪目指口，大概是想吃东西，而那时身边一个太监都没有。就连寝宫里的器皿，也都被太监们盗窃殆尽，只剩下一个玉鼎”。颇为凄惨的是，光绪临终前，没有一名亲属及大臣在身旁，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早已死去多时了。

　　而据《清光绪外传》中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身体虚弱的光绪前去给慈禧太后贺寿。进门前，有值班的太监窥见光绪正扶着近侍的肩膀，在做疏松筋骨的动作，大概他担心给慈禧太后跪拜的时候爬不起来了。但正要进去的时候，太监传来慈禧的懿旨说：“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取消贺拜仪式。”

　　原来，慈禧太后当时也快不行了，她当时患有痢疾，拉肚子已经有一两个月。慈禧太后毕竟年事已高，经这么一折腾，也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听到这个消息后，光绪便返回知己寝宫，心情似乎还不错。于是便有太监跑去密告慈禧太后说，皇上听说太后病重，脸有喜色。

　　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我不能死在你前头！”随后的几天，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病情都无任何好转的迹象，太监和宫女们个个脸色阴沉，整个皇宫一片悚然。七月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普陀峪的陵区视察寿宫，也不知道当时是慈禧估计自己不行了，还是觉得光绪不行了，或者觉得两个人都不行了。

　　七月十九日，皇宫禁门开始增加卫兵，凡是出入宫的人都要检查，当时都传慈禧太后和光绪都随时可能挂掉，宫中气氛非常紧张。二十一日，隆裕皇后去寝宫看光绪的时候，光绪早已死去多时，当时竟然无人知道。隆裕皇后心里害怕，大哭而出，奔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知光绪已死。慈禧太后听后，也只是长叹一声——这次她又比光绪稍胜一筹。

　　随后，光绪的遗体被早已准备好的吉祥轿抬到乾清宫，由于光绪死前没人在身边，当时也没有换寿衣，正当隆裕皇后指挥那些太监七手八脚的安顿光绪遗体时，一太监急匆匆的赶过来说，慈禧太后也已经不行了，隆裕皇后慌得不行，又丢下光绪的遗体，带着太监们急急忙忙往慈禧太后那里赶。当时太监李莲英看见光绪的遗体放在殿中无人看管，心有不忍，便对身边的小太监说：“我们先把皇上弄弄好吧？”最后在李莲英的指挥下，光绪的遗体这才被草草料理好放进梓宫。

　　就在隆裕皇后为光绪遗体穿衣的时候，慈禧太后也撒手人寰，死在了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七十四岁。慈禧的死亡时间是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两者相差不到一天。

　　《清光绪外传》是清宫野史，不可全信，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相。戊戌政变之后，这两个大清帝国的权力象征者和实际掌握者一直是矛盾重重。光绪和慈禧太后姨甥血亲，据宫内太监称，光绪在宫中一直叫慈禧为“亲爸爸”。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又是竞争对手。在这场皇宫的权力斗争中，光绪从小就一直处于劣势，在最后的十年中更是郁郁寡欢，饱受打击。到最后，两人的竞争变成了身体和生命存续的竞争，体弱多病的光绪和年迈衰败的慈禧展开了一场时间上的持久战。

　　1908年，两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但却盼着对方先死。十月十六日在西苑勤政殿，是慈禧太后和光绪最后一次召见大臣，据那天被召见的新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说，“太后神态疲惫，据说几个月的痢疾腹泻不止。而皇上脸色晦暗，说话声音无力，靠座位中间垫了几个靠枕，才勉强支持”。看来，两人在这个马拉松式的争夺中都已经是筋疲力尽，随时都有可能会倒下其中的一个。

　　很可惜，先倒下的却是光绪。光绪终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而死亡之日又恰在慈禧咽气的前一天。对此，朝野人士议论纷纷，猜测里面可能的隐情，而这或许又是一个千古难解的宫闱疑案了。当时被怀疑的对象，不仅仅包括慈禧，或许还有袁世凯、李莲英等都有可能。但是，这件事情查无对证，又旷隔多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难说清楚。

　　据清宫太监的回忆录《清宫琐谈》中说：光绪在弥留之际，当时在瀛台侍疾者共六名，其中两人饿死，剩下几人食不果腹，“因饿失血者又凡三人”。光绪在死前曾在床上召唤医生周某，周某见光绪两眼瞪大，四次用手指口，知道光绪是饿急了，但环顾周围，实在是没有吃的。后来，光绪帝便渐无声息了。

　　启功也曾谈及其曾祖溥良的一件往事：当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传出“快不行了”的消息后，时任礼部尚书的溥良和其它相当级别的官员也都昼夜守候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之外，以防不测。大臣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就举哀发丧。当时由于慈禧太后得的是痢疾，从病危到弥留之际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守候的大臣们时间长了，都有些体力不支，便也顾不得大臣的礼仪，或坐台阶上，或依靠在廊柱边，大家一副疲困不堪的狼狈相。就在宣布慈禧太后“驾崩”前，溥良见一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寝宫中出来，他便上前问这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说：“这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满语‘酸奶’的意思）。”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而这边屋里的那位还捱了一段时间才算完，也不知道里面是真死了，还是密不发丧，非要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

　　曾在宫中担任女官的德龄女士在《清宫二年记》、《瀛台泣血记》等书中，说是李莲英下毒害死了光绪。鉴于德龄走的是畅销书的模式，其作品往往拿清宫秘事哗众取宠，似不可信。况且，光绪从小就受李莲英看护，一直叫他“谙达”（师傅），并曾夸他“忠心事主”。光绪被囚瀛台后，其它太监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不敢对光绪多有接近，唯有李莲英多方照顾，还经常到瀛台与光绪帝拆装钟表消遣。再有一事可以佐证，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慈禧一行人在回京途中，曾在保定驻跸。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随后去光绪住处探望，只见光绪在灯前孤坐，无一太监值班。当时正是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光绪的房间竟然没有铺盖而无法入睡。李莲英见后抱着光绪的腿痛哭道：“奴才们罪该万死！”然后赶紧把自己的被褥抱过来给光绪。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的苦楚时也曾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由此看来，说李莲英害死光绪似不可信。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则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帝决不会轻饶了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帝毒死。这种说法基本没有可信度。

　　《花随人圣庵摭忆》里也为光绪喊冤，说光绪并非善终，但其怀疑的对象却指向了隆裕皇后和其宠信的太监小德张，而幕后的指使人可能暗指慈禧太后。隆裕皇后是慈禧的侄女，她和光绪的婚姻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作为当时后宫中的主要人物，隆裕皇后要搞点阴谋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但要说隆裕皇后能象她的那个姑妈那样心狠手辣，也不可信。

　　最大的可能，光绪还应该是自己病死的。光绪的最后几年身患重病，郁郁寡欢，虽然有名医陈莲舫和施愚等人诊治，但当时已是病入膏肓，这些名医也大都束手无策。

　　事实上，光绪本人对自己病情的恶化也极度焦虑，对那些御医们感到十分的失望。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光绪见自己的病“屡易方药，仍属加重”，便斥责御医们说：“病势迁延，服药总觉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又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八月初七日，光绪更是大骂御医说：“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能如此草率！”光绪的焦躁和绝望，可见一斑。

　　据《死虎余腥录》中记载，1908年九月初的一天早上，慈禧太后与光绪在乾清宫临朝，召见了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六位亲政大臣。光绪当时已经病得非常重，连听政的精力都没有，不多大一会，就表情痛苦，疲惫不堪的伏在桌上休息。

　　慈禧太后见光绪这个样子，也有点于心不忍，便说：“皇帝久患重病，各大臣何不保荐些名医来给看看？”各大臣面面相觑，庆亲王奕劻首先奏道：“臣自六十九岁大病之后，袁世凯曾推荐过一个西医屈桂庭，效果不错，自此后我就不再吃中药了，也不知道有甚么好的中医。”

　　慈禧太后听了很有兴趣，便问袁世凯推荐的那个人是谁。袁世凯便说：“屈桂庭是北洋医院出身，历任医官、院长，现在是医院总办，此人善用西医，医术也颇为高明。臣全家有事都请他来诊治，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督直隶时，一般也是请他来诊治的。”

　　随后张之洞与世续也说自己家人得病都请过屈某治病，医术确实不错。当时军机大臣六人中，只有鹿传霖与醇亲王载沣没有发表意见。慈禧太后便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只要能治好病就行。既然大家保荐此人，那就请来看看。”

　　屈桂庭的学生王仲芹当时是袁世凯的侍从医官，得到这个消息后赶紧发电报给自己的老师，向屈桂庭密告了这一消息。屈桂庭是当时的名医，中西医兼通，从清朝王公直到北洋要人，都经常找他看病。由于事情重大，屈桂庭接到电报后也是满怀忧虑，夜不成眠。没过几天，屈桂庭便接到朝廷命令，让他速速去京师为光绪看病。

　　屈桂庭赶到北京后，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心想治好了倒也罢了，治不好恐怕会惹祸上身。古代因为治疗不好病而被杀的太医也不在少数，正如前辈所说的，太医往往都是“有抄家，无封诰”的可怜虫。

　　由于屈桂庭经常帮庆亲王奕劻的家人看病，关系还算不错，到北京后他便先去见了奕劻，把自己的担忧给奕劻说了，奕劻说：“这次让你去给皇上看病，是军机大臣的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你只管去尽心看看，有无危险，可直言先告诉我，我再密奏太后。”

　　随后，奕劻便带着屈桂庭到正大光明殿去见慈禧太后和光绪。据屈桂庭的描述，当时光绪正面坐，慈禧太后坐在旁边，见屈桂庭到后，便问他如何诊法？屈桂庭说：“按西医规矩，皇上要宽衣露体，且听且看，然后才好诊治。”

　　得到慈禧太后的许可后，屈桂庭便对光绪进行“望闻问切”的常规检查。检查完后，屈桂庭认为光绪的病征主要有：常患遗泄（不能自控的遗精，可能是慢性肾炎引起），头痛，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是有病；此外，肺部不佳，似有痨症；面色苍白无血色，脉搏弱，心房亦弱。

　　屈桂庭的判断是，光绪的体质本来就不强壮，容易神经过敏，加以早年房事过度，腰病之生，由来已久。其身体禁不住刺激，神经稍受震动，或听到锣鼓响声，或受衣裤磨擦，或偶有性的刺激即行遗精，还不能经常吃补药，越吃遗精就越频繁。由此看来，光绪的病情是综合征，兼有肾炎、高血压、胃炎、肺痨等症，诸病齐发，极难救治。

　　随后，屈桂庭请示见光绪的尿样带回化验，并当场先开了两张药方，一为外敷，一为内服，并向慈禧太后奏明所开之方都是西药，可去外国医院或西药房配制，个人不便进药。屈桂庭估计是怕自己进药的话，万一发生类似明代的“红丸”事件，到时就说不清楚了。此后，屈桂庭便每日早晨入宫到诊一次。那些宫女们一看是屈桂庭来了，往往嬉笑着说：“外国大夫来了！”

　　光绪对中医并不信任，每次服中药前都要捧药详细检视。但是光绪对屈桂庭还不错，比较信任，对于屈桂庭食物营养选择的建议也大都遵行，用药也颇为有效。治疗数周后，光绪神志转清，呼吸渐入常态，病情也有所好转。据屈桂庭称，光绪临朝之后，甚至还能以书画自娱，屈桂庭见过光绪写字，还说皇上写字尤佳，相传是得力于帝师翁同龢之功云云。光绪病情的好转，当时内外相庆，人心渐安，宫中一时称为幸事。

　　但没过多久，慈禧太后又跑去干涉内务府大臣关于皇帝的进食之事，光绪本听从屈桂庭的建议合理进食，这下又被气得不行，当场把枕头扔到地上以示抗议。光绪临终前的一段时间，虽在重病中，但仍旧要每天清早前往仪銮殿给慈禧太后请安，然后随同到勤政殿临朝，这种生活对于病魔缠身的光绪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折磨。虽然使用西医疗法后，光绪的腰痛减少，遗精也有所减少，但化验其尿样仍有少许蛋白质，估计其腰病还是一大隐患。

　　正当屈桂庭给光绪正常治病有一个月后，某天光绪突然连呼腹疼，汗如雨下，捂着肚子在床上乱滚，连喊：“肚子痛的了不得！”当时正是非常之时，慈禧太后也病得快不行了，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光绪这里无人管事，也没有御医，只有屈桂庭一位西医在床前。

　　屈桂庭当时对光绪病状的判断是：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但最奇怪的则频呼肚痛，这和前期的病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屈桂庭当时也觉得心里打鼓，感觉里面有问题，但也不敢多言惹祸上身。当时他能做的，就是让让光绪躺在床上，以毛巾施行热敷而已。等到光绪疼痛稍缓，屈桂庭便匆匆辞去。这也是屈桂庭进宫最后一次为光绪看病，此后宫内情形和光绪病状，屈桂庭自称毫无所知，只听说庆亲王奕劻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的问题，没过多久，便听说光绪已在瀛台涵元殿驾崩了。屈桂庭后来自己也说，光绪之死实是个难解之谜，以至斧声烛影，人言人殊，至于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他说的这些东西，也只能为研究者提供佐证而已。

　　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的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后来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没有发现中毒现象。也就是说，光绪可能是属于正常死亡，一些清史档案专家和医学专家的分析结论可能是正确的。当然，这仍旧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这种历史的巧合很难打消人们的疑问。

　　不过话说回来，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关系也未必是外间人所传的那样恶毒和刻薄。事实上，光绪进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便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并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是，在教育孩子这方面，虽然慈禧太后很想做好，但由于其性格和耐性方面的缺陷，其表现实在算不上合格，就像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应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慈禧太后对光绪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光绪五岁的时候，慈禧太后为他精心挑选了师傅，包括书法和学问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等人。但由于慈禧至高无上的威权，其对光绪的教育方法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每在被自己父母讥笑或者虐待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与同治一样，慈禧对光绪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在自卑的同时，光绪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消极反抗，比如见慈禧太后时总是一脸死相，让慈禧太后扫兴，这种关系就像是噩梦一样。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她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天道不违，岁月无情。光绪的这一生，短暂而悲惨。他没有好好的享受过母子之亲、夫妇之爱、昆季之谊，甚至连皇帝应有的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也没有。他这一生大部分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存在。就连在后宫生活中，慈禧太后也要对光绪加以控制，比如众所周知的光绪选妃事件，结果造成光绪和隆裕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两人在一起也是默坐无言。而光绪后来喜欢的珍妃，却为慈禧太后所厌恶，最后在庚子之役中，竟然将之赐死井中，这极大的伤害了光绪的感情，以至于后来光绪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康复无望。

　　人生苦短，血色残阳，光绪的最后十年，在慈禧太后的压制下，可谓是备受冷落，孤苦凄凉。也许是阴谋，也许是冥冥中的注定，光绪和慈禧太后一前一后的相继离开人世。也许只有死去，光绪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慈禧太后风光大葬，其葬礼极为的隆重而豪华，让中外人士叹为观止。当时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的驻华记者对此做了一个详细报道：

　　“送葬队伍中，打头的是一队穿着现代军装的长矛轻骑兵，装束齐整，举止得体；接下来是由仆役们用手牵着，成一列纵队的小矮马；再后面就是一大群身穿猩红色绸缎衣服，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大约有几百人，他们轮换着抬灵柩。”

　　紧接着又是另一队长矛轻骑兵，在他们的长矛上飘扬着红色长条旗，后面跟着马枪骑兵。他们属于皇家禁卫军，身穿有红镶边的灰色军衣。后面又有一排排穿着红衣服的仆役，举着绿、红、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旌旗和低垂的绸缎条幅。那些举着鲜艳旌旗的仆役行列没完没了，似乎他们把皇宫里的旌旗全都搬出来给已故太后送葬了。

　　接下来是来自戈壁滩的高大骆驼，满身绒毛，体格壮硕，它们成二列纵队，行走在道路的两旁。它们背负着用黄绸包裹的搭帐篷必需品，因为这个送葬行列在到达清东陵之前要走整整五天的路程。接着又有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仆役，杂乱无章经过。在一些穿黑衣服的官员走过去之后，之后还是杂乱无章的仆役队伍。接着突然出现了两顶用金黄色绸缎装饰，并由轿夫抬着的轿子，还有一些相当欧化的现代葬礼花圈。刚才被经过的马匹和骆驼粪便弄脏了的路面现在又由仆役们打扫干净了。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前面的只是一种开路的仪仗队，因为后面的队伍一时还看不见。

　　随后，在远处土丘之间的下坡路上很快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旗帜。猎猎红旗映衬着天空，一排排的骑兵向我们走来；更多的黄色轿子自上而下地过来，在这些轿子的后面，闪烁着一团耀眼的金黄色火焰，体积大得吓人，而且离地面很高。慈禧太后的灵柩非常缓慢地向前挪动着，方形的灵柩上顶着一个偌大的金球，而且是用一块边幅很宽的织锦罩起来了。它被一百多个轿夫用长长的竹杠抬着，高高地耸立在他们的头顶上，以威严而庄重的方式向前移动。早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太阳就已经升起，使得那个灵柩上的黄色绸缎就像是天上的一道燃烧着火焰的金色河流。这种黄色是代表皇帝的颜色。那金色的灵柩前面有数百面黄色的旌旗作为先导，那些旗帜被人们用红色和金色的旗杆高高地举在空中。

　　接着来了一大群身穿飘逸的长袍和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他们的后面是一批身穿紫红色长袍，上面有象征长命百岁，用金线刺绣的“寿”字。这些人也手持黄旗。到处都是一片黄色的海洋，有无数方形或圆形，上面绣满了龙凤的黄、绿、红、蓝等各色旌旗。在其他浩瀚如云的轿子、小矮马、旌旗和丧旗的后面还跟着一大批身穿深黄色袈裟的喇嘛和尚，他们分别来自西藏和蒙古。

　　最后一大批清朝的高官走上前来。他们身上只穿着黑色的丧服。他们的官帽上摘掉了表示官衔的饰物，即红珊瑚和蓝宝石顶子，以及孔雀羽毛。他们是大清王国最高层的官员，其中包括了亲王、御史和大臣。所有的人都带着哀悼的神情从我们面前经过，衣着质朴，就像老百姓那样，身边都未带随从。

　　庞大的灵柩现在已经离我们很近，距离地面很高，这个用黄色织锦覆盖着的庞然大物像一团火似的燃烧、闪耀、发光，释放出明亮的金黄色。它由一百多个轿夫抬着，缓慢地向前移动。它前进的行程是如此的困难和复杂，恰似这黄澄澄的灵柩是一沉重的纯金块，其柩衣也好像是用金属，而非织锦制成。在阳光下，它显得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在这个皇家的金黄色灵柩中居住着一个以蓝凤凰与红花为象征的造物。沿路的士兵们全都持枪致敬，外国公使的警卫们也都向灵柩敬礼。

　　现场像死一般的寂静，站在土丘上那成千上万的人们也都静穆无语。就像一位女神正从他们面前被抬过，其灵柩一摇一晃，庄严地向前挪动。有一位喇嘛用小木鼓敲击出了轿夫们抬灵柩的步伐节奏，木球击打着羊皮，在令人抑郁的寂静中发出一种冰冷和阴沉的声音。

　　慈禧太后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正如那位记者所评论的，“慈禧太后是神圣和古老理念的最后一位代表——当另一个新的黎明降临在这个已经成为世界未来一部分的奇妙王国时，上述理念就会已经随她一起死去了。”

　　在送葬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这个小意外的主角便是那位出洋考察、并在后来利用照相技术陷害岑春煊的端方大人。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做了三年，表现优异，后来调任了直隶总督。由于端方之前做过皇室婚丧庆典和陵墓工程的工作，所以清廷这次安排他督办慈禧太后的“梓宫移葬”一事。本来这种事情对端方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但这次他那照相的爱好却坏了他的事。

　　原来，在送葬过程中，端方为了记录下慈禧太后的下葬过程，便特意安排人手去全程拍摄，这本是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宝贵影像资料的好事。但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一结束，便被保守派借机弹劾，说“当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弹劾者竟然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据笔者推测，就是李鸿章恐怕也未必会如此不开明，而慈禧太后生前是颇为喜欢照相的。这次弹劾的目的，不过守旧派对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斗争而已。

　　结果，正值年富力强的端方被赶下直隶总督的位置。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这只是摄政王载沣所出的昏招之一罢了。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

　　1908年的冬天越来越冷，慈禧太后眼见自己和光绪都已经是病入膏肓，已无好转的任何可能，这时，她还要安排一件大事，这也是大臣们一直在暗地里议论纷纷的立嗣问题。

　　清朝走到咸丰这朝已经是疲相百生，不说别的，就说这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就足以让人头疼了。且不说康熙的时候二十多个儿子争帝位，至少道光老爷子那时还有咸丰和恭亲王奕可作选择，可到了咸丰这，问题来了。咸丰死的时候，好歹还有一个儿子同治，可同治、光绪、宣统呢？这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结婚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子女。天亡大清，应是定数。

　　闲话且放一边，先来看慈禧太后如何解决这个麻烦问题。当年儿子同治死的时候，慈禧太后力排众议，最后立了妹夫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光绪。但光绪进宫以后，也一直没有生育，眼见两人都快不行了，立嗣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不能在拖延了。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1908年11月12日），慈禧太后在把庆亲王奕劻支使到清东陵普陀峪去视察陵寝工程后，便在病榻上召集军机大臣张之洞、世续、那桐等人来商议立嗣的事情。

　　对于这种大事，慈禧太后还是考虑再三并且早有安排的。这个安排便是年轻的醇亲王载沣，他当时被慈禧太后派到军机处学习行走，不久前刚刚升为军机大臣。这次之所以没有让他来参加会议，道理就在这里。

　　不过，慈禧太后并不是要让载沣继位，而是要让他的儿子，三岁未满的溥仪来当这个皇帝。当慈禧太后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世续和张之洞担心光绪的皇后（隆裕皇后）再来个垂帘听政，于是便共同奏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直接立载沣。”慈禧太后犹豫了一下，说：“你们说立长君，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要是我不为穆宗（同治）立后，终究是对不起他。要不就立溥仪为帝，仍令载沣主持国政，如此的话，公义私情，两无所憾。”张之洞说：“既然如此，名分需要定一下。”慈禧太后说：“原来有这种前例吗？”张之洞说：“明朝的时候有监国之号，本国之初也有摄政王之名，都可以援以为例。”慈禧太后说：“如此最好，监国和摄政王两个都用吧。”

　　张之洞迟疑了一下，又说：“（光绪）皇帝临御三十多年，也不能使之无后，古有兼祧之制，似乎可以仿行。”当时光绪还没有死，慈禧太后默而不言，半天后才盯着张之洞说：“凡事不必泥古，这事姑且按你说的办，你马上拟旨吧。”

　　第二天早上，奕劻从清东陵回来，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去见慈禧太后，主张立长不立幼，但慈禧太后态度坚决，对他的劝告不予理会。当天上午，慈禧太后又召见载沣、张之洞等人，当众宣布昨天的决定。

　　二十六岁的载沣听到这个决定后，跟他的父亲当年听说要立儿子载湉（光绪）为帝的反应一样，吓得伏在地上，“叩辞至再”。但慈禧太后不为所动，严令载沣立刻回家收拾一下，当天晚上就要把溥仪送进宫，交由皇后抚养。

　　慈禧之所以选择溥仪继位，是由于溥仪的祖父奕譞是咸丰帝胞弟，奕譞的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沣的福晋也就是溥仪的母亲瓜尔佳氏是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之女，也是慈禧太后的养女，而溥仪又是光绪的亲侄子，再算起来的话，也算是同治的堂侄。正是因为这多重关系，慈禧太后最后决定弃长立幼，让溥仪兼祧同治和光绪之嗣。至于溥仪年幼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就有意让载沣承担起今后监国主政的责任。

　　当天中午，慈禧太后钦定溥仪继位的消息便传到醇王府后，这下府里就像炸了锅一样，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有意思的是，载沣的母亲刘佳氏，也就是溥仪的祖母，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场就晕倒了过去。不过，别以为她是高兴得晕过去的。刘佳氏一醒转过来，不是庆贺自己的孙子马上做皇上了，而是大不敬的对慈禧太后破口大骂，说“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抢人家的孙子！当个皇帝的虚名，还不是终身监禁！”

　　也许有人会奇怪，这老太太怎么会这样，按理溥仪当皇上那还不是天大的喜事啊？原来，慈禧太后有事没事经常干涉醇王府的家事，本来载沣曾经有刘佳氏主持定了一门亲，但被慈禧太后横加干涉，非得让醇王府退掉这门亲事，钦定载沣重新娶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这把老太太给气得。而且，这位老太太虽然不是光绪的亲生母亲，但也很清楚光绪在宫中的遭遇，没想到这次又轮到了自己的孙子，这到底算是是命运的眷顾还是命运的捉弄？反正，刘佳氏并不觉得孙子进了深宫有什么好处，弄不好和光绪一样，岂不是更惨？

　　且说老福晋的事情刚刚消停，那边溥仪又闹起来了。溥仪当时三岁不到，根本就不懂事，他见陌生的太监来抱他，连哭带打的，死活不肯让太监抱他。太监和军机大臣们都拿眼看载沣，载沣也没主意，只知道点头。这时，乳母王妈看溥仪哭得可怜，便拿出奶来喂他，这才止住哭叫。最后没办法，只能由乳母哄着，等到溥仪困了睡了，让乳母抱着，在载沣的陪同下进了宫。当时的皇宫，可谓是一片惨然，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行将就木，太监们一个个脸色慌张，行走匆匆，偌大的宫殿里，冷风萧萧，一幅阴森冰冷的气息。

　　当天晚上，三岁的溥仪便在半睡半醒的情况下被抱进了宫。

　　溥仪进宫的第二天，光绪便撒手西去，紧接着慈禧太后也紧随而去，整个皇宫弥漫在一种不安和肃穆的气氛当中。光绪病逝后，灵柩停在乾清宫；第二天慈禧病逝，灵柩停在皇极殿，两丧并祭。溥仪一个三岁的小孩，在大人的摆弄下，一会儿到光绪灵前磕头哭祭，一会儿到慈禧灵前磕头哭祭。溥仪当时虽然并不懂事，但作为一个刚刚离开自己家庭的小孩子，在这种哀声丧气的空气里，也被吓得日夜啼哭，惊恐万分。

　　半个多月后，紫禁城内为小皇帝准备了庄严的登基大典，只可惜溥仪不像康熙小时候那么英武，好好的一个庆典被这个大哭大闹的小朋友弄得是十分尴尬，大煞风景。

　　原来，皇帝登基时，必须要经过一道道繁琐的程序，先要在中和殿接受内务府大臣和侍卫们的叩拜，紧接着又要到太和殿去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等等，小孩子注意力有限，哪能经得起这样来回的折腾，还没等接受正式朝拜，溥仪早已是鼻涕眼泪直流，哭着嚷着要回家，回自己的家——醇王府。

　　《澄斋日记》里记载了溥仪登基的这样一出滑稽戏。在中和殿的时候，那些内务府大臣刚刚开始行三跪九叩礼的时候，溥仪已经开始放声啼哭，偏偏小皇帝的声音还特别高，特别尖，空荡荡的大殿本就有扩音的效果，弄得那些大臣们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哭笑不得，最后只能匆匆行礼完毕，再由太监们强行抱到了太和殿。

　　文武百官早已在太和殿里等待，小皇帝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吓得哭着直往外跑。这时，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赶过来，在大臣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抱着哄了半天，好不容易把小皇帝哄到了高大庄严的宝座之上，载沣侧身半跪在小皇帝的旁边，防止溥仪从宝座上溜下来，连声叮嘱他别乱动，一会就好了。

　　小皇帝不听，哭着嚷着说：“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大臣们不知所措，不知道是拜好还是不拜好，载沣在一边也是急得满头大汗，连忙命太监上来按住小皇帝，然后招呼大臣们赶紧行三跪九叩礼。

　　正到大臣们开始拜的时候，小皇帝因为身体被按住，动弹不得，结果更是放声大哭，堂堂太和殿内，充斥的全是小皇帝的哭叫声。载沣也觉得这样实在不成体统，只好低声劝慰儿子说：“不要哭了啊，一会就完了，快完了哪！”

　　载沣连说了好几遍，小皇帝这才被哄住收声不哭，登基大典也就这样草草收场。

　　事后，大臣们私下里议论，说摄政王载沣怎么能在皇帝登基的时候说什么“快完了”这样的话，也未免太不吉利了！

　　果不其然，三年时间不到，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载沣的预言还真准。

　　说完了溥仪，再来说说他的老爸载沣。载沣出生于1883年，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五子。奕譞原来的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她生养过四个孩子，但只有次子载湉（光绪）成活。载沣是奕譞的侧福晋刘佳氏所生，1891年刚满五十岁的奕譞去世后，由于唯一活着的胞兄已经做了皇上，于是便由这个这个未满八岁的小朋友承袭了醇亲王的王位。

　　由于老醇亲王奕譞为人本分，性格也比较随和，特别在自己的儿子作了皇上后，更是在慈禧太后面前谦恭有加，无比忠顺，从不招摇，在外面甚至连亲王的架子都不敢摆，就怕别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他的坏话。

　　在载沣小的时候，奕譞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视，为他请的老师都是博学通儒，而载沣学习也颇为刻苦，在那些不学无术的爱新觉罗皇族子弟里，算是比较有学问的。估计就是受了家庭的影响，载沣从小就很好学，性格谦逊，做事多有退让，生活知足常乐，和父亲十分相似。可惜的是，奕譞去世太早，载沣没有机会获得父亲那样丰富的政治阅历，因而也远没有像父亲那样精明。

　　在和光绪闹反之后，慈禧太后开始培养载沣。1900年的时候载沣被任命为宫廷行走，第二年又被委派为阅兵大臣。不过，载沣从小就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颇有读书避祸、超脱政治的倾向。但是，他生在这样的家庭，却是无法逃避的。

　　最开始的时候，载沣虽然位居亲王，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都是默默无闻。他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是因为1900年庚子之役中德国公使被杀、德皇强令清廷派遣亲王前往德国谢罪一事。就这样，才刚满十八岁的载沣接受了这个尴尬的出使，于1901年前往德国。载沣出使途中，经过上海和香港，当时“观者万人”，大家都想看看这位“御弟”的风采。到欧洲后，载沣听说德方要求行跪拜礼，便托病不行，说“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几经波折后，德皇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终于答应只行鞠躬礼。觐见德皇之后，德国方也未在刁难，还安排载沣参观了德国的军事检阅和军校等。德国国势之盛，海陆军之强，还有德国皇族自幼即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日后的主政也影响甚大。

　　载沣从德国回来后，便由慈禧太后指婚，配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并开始参与国内政治，比如清廷的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等会议，都在他和庆亲王奕劻共同主持。不久，慈禧太后又让他前往军机处学习行走，1908年便成为军机大臣。也就在这年，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则以摄政王监国，时年二十六岁。

　　载沣的性格天生就比较软弱，口才也不好，在公开场合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热情。最要命的是，他太年轻，缺少政治经验，自己似乎也不想有多少作为。据说，他的房中悬有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团扇则录有白居易的一首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根本就对政治毫无兴趣。说真的，让他去做这个摄政王（其实就是皇帝），真是有点难为他了。但是，不管他愿不愿意，也不管他是为大清着想，还是为家族、儿子或是自身着想，他都只能竭心尽力，而且不容退缩。

　　载沣不想做这个摄政王，但别人想做又做不成。当时慈禧太后召开立嗣会议的时候，故意把奕劻和袁世凯支开，原因是她听说奕劻和袁世凯合谋立载振（奕劻长子）的儿子入嗣。当然，从血统上来说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奕劻毕竟已经是皇族的远支。但另外一个人，恭亲王奕的孙子溥伟，他是皇族的近支，如果按立长的话，他的可能性很大。

　　溥伟当时二十九岁，承袭了恭亲王的王爵，是爱新觉罗皇族“溥”字辈中比较年长的。要说功勋的话，溥伟的祖父恭亲王奕要远超过溥仪的祖父醇亲王奕譞；作为皇族的近支，溥伟和溥仪具有同等的地位；而且，溥伟做事精明，脑子灵活，能力不错。在慈禧太后“夜半定策”的那个晚上，溥伟利用宫廷行走一职的便利，在宫中苦等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听到些对他有利的好消息。但很可惜的是，最终的结果是与他无缘。

　　失望之余，溥伟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过，后来他又听说慈禧太后在宣布载沣为摄政王的时候，载沣叩头力辞，慈禧太后忿然说：“如果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溥伟得知后再度兴奋起来，但张之洞拟定的懿旨公布后，只有载沣任摄政王，并没有任何提到他的片言只语。

　　愤然之下，溥伟对张之洞愤然相讥，责问他为何在诏旨中没有皇太后要溥伟助政之语，并要求军机大臣重新拟旨。张之洞岂是吃素的，他年纪虽然大了点，但脑子还是很清楚，他淡淡地说：“摄政王以下，吾等臣子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写入懿旨？”老张的一句话，一下就把溥伟顶到了墙角上。

　　心有不甘的溥伟，后来又在丧日之内大闹内务府。可惜大局已定，他又岂能掀起波澜？没过两天，载沣和奕劻便采取强硬措施，并以宣统名义颁布上谕警告：“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暨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

　　这种有针对的申斥，已经明显露出杀机。溥伟自知无望，只得知趣的退出这场权力的角逐。从此后，溥伟再有能力，也只能在禁烟大臣这样的闲差上打发时间了。就权力的归属这个问题，载沣还是很清醒的。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妙招还是昏招

　　曾有人说，光绪在临终之前，他的五弟载沣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载沣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甚至还有人说，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像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确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告密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致书载沣，说：“两宫祸变，袁世凯实为罪魁，乞诛贼臣。”看来，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传闻中的光绪和载沣这场兄弟会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载沣当时正忙着接懿旨，然后赶紧把溥仪送进宫，这事已经够他忙的了。再退一步来说，即使载沣和光绪见了面，恐怕也只能行个问安的常礼，因为光绪被囚禁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暗中监视并向慈禧太后报告。何况，载沣当时恐怕也没有想到光绪会这么快去世。

　　不管有没有这场“杀袁”的兄弟会，反正载沣上台之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在新政以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得很，也办了不少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军队、官制改革、立宪，他样样都来，而且朝中有人，门生故旧遍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惟他袁世凯的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清朝本是马上打天下的，但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太平军一起，满人竟然已经不能打仗，绿营也是遇战即溃，这才给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势力兴起的机会。由此，地方督抚多为汉人掌握，清廷的政权也开始软化。乱世当众，偏偏那些满人亲贵还不争气，这能做实事的找不出几个，却在朝廷中占着茅坑不拉屎，这朝政当然搞不好。所以，戊戌变法的改革措施便直指满族亲贵，幸好老佛爷英明，及时扼杀了这场改革运动。不过，后来那些愚昧的亲贵们乱出昏招，结果导致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侵华，险些葬送了清王朝。而在庚子年中，南方的那些督抚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并宣布“东南互保”，清廷隐然已经是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袁世凯，党羽甚众又年富力强，他们怎能不忧心忡忡。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他们建议载沣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就连和载沣有过节的溥伟都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的白虹宝刀，说要手刃袁世凯这个元凶巨恶。

　　载沣何尝不担心袁世凯。当年在官制改革会议上，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载沣至今都为袁世凯当时的猖狂劲而记忆犹新。虽然老太后在前两年已做先手，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去年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更何况，处置一个位极人品的军机重臣，必须要经过军机大臣们的同意，其所颁上谕也须有军机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地说，这事得和张之洞商量下。

　　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张之洞听后，长叹一声。张之洞是汉人大臣，年纪又大了，听说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为此稳定的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便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应该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他的话也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他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它，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它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是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像往常一样，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这一天，当袁世凯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他拦住，偷偷地对他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的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和亲信召来商议对策。亲信张怀芝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我们的人。袁世凯听后，立刻简单的收拾行装，在张怀芝的保护下前往天津。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让袁世凯万可来督署，万不可让人看见，他随后就派人处理这事。

　　袁世凯正在生闷气之时，杨士骧的亲信来了。他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长舒了一口气，便决定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当时北京的袁府更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的，也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的，一时纷纷扰扰。直到后来，主持军机大政的张之洞听说袁世凯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老张忍不住又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袁世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的离开了北京。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清除：杨士骧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载沣和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派和奕劻、袁世凯集团的权力之争。载沣主政之前没有自己的人马，他所能接触到并信任的，也只有像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人这样的满族亲贵，而这些人不管有才无才，都迅速的集结在载沣周围，成为一个皇族亲贵集团。载沣集团都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他们当时手无实权，要想获得权力，必须排斥当时的实权派奕劻、袁世凯集团。

　　载沣集团和奕劻、袁世凯集团之争，不是简单的满汉之争。事实上，奕劻、袁世凯集团的首领和后台是皇族庆亲王奕劻，而满人中的重臣端方、那桐等人和这个集团的关系也极为紧密。奕劻与袁世凯的结合，表面上是由于袁世凯贿买了奕劻，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但事实上，奕劻何尝不是要靠袁世凯来保住他的地位。奕劻、袁世凯集团，实际上是皇族元老派和新北洋派的联合。正如溥仪所说：“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溥仪先生的明白话不多，这句算是一语中的。

　　扳倒了袁世凯后，载沣首先要抓的就是军权。他当年作为“谢罪专使”到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就曾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由此，载沣得出一个结论：皇室要抓军队，皇族子弟要当军官，兵权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在皇室手中。他回国后，反复向慈禧太后强调了这个观点。于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陆军贵胃学堂于1905年成立了。这所学堂主要招收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子弟，当时载沣带头入学，他的弟弟载洵和载涛也跟着进了学堂。另外，还有溥伟等人，当时都是这个学堂的学生。

　　不过，陆军贵胃学堂开学之后，载沣哪有时间去上课，不过开学典礼出席一下而已。载沣尚且是这样，其它的人那更是没法管了。《清宫遗闻》里记录了这个贵胃学堂的一出滑稽戏，说贵胃学堂的学生，多是王公贝勒或者宗室子弟，所以他们的用餐都要按照规格并做得极其丰厚精美，每人一席，每天就要花掉七八两银子，要是稍微不顺他们的口味，下面的人立刻会遭到呵斥，甚至当席飞盆掷碗，一片狼藉。就连学堂的总办教习这些人也被视同奴役，任由阿哥学生呼往喝来，唯命是听。更搞笑是，学生每日到堂，必须要由教习派人去请，有的时候甚至要请上四五次才勉强到场，来的时候又正好是中午的吃饭时间，于是到了便喊“上午饭”，吃完竟然嘴巴一抹，扬长而去；也有偶然来一次讲堂的，有时候兴致来了，便在课堂里高唱京调一曲——所以人家把这里不叫贵胃学堂，而直接叫安乐园了。

　　载沣接班刚满一个月多一点，便下令建立“禁卫军”，也就是主要用来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军队。这支军队主要从陆军中挑选精壮士兵，并兼从闲散宗室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由载涛、毓朗和铁良担任训练大臣。两个月后，载沣又下令重整海军，并指派善耆、载泽、铁良妥为筹划，而真正海军出身的萨镇冰却只是名列第四。

　　1909年7月，载沣又特意以宣统的名义下诏，一是宣布皇帝是海陆军大元帅，但因皇帝年幼，暂由摄政王代理；二是将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襄助摄政王的一个专门机构，并指派载涛和毓朗负责；三是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设置独立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由载洵和萨镇冰充当筹办海军大臣。另外，载沣还任命排汉思想最厉害的良弼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当年8月，载沣又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任近畿陆军六镇的训练大臣。当年12月，载沣宣布设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如此以一来，陆海军都归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主管了。

　　看得出来，载沣抓军权非常坚决，行动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发了地方督抚们的抵制，就连皇族内部的将军都统们在背地里也是怨气冲天。道理很简单，原来的地方总督、巡抚、将军等都有一定的调兵权，而现在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请示军机处，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是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

　　更要命的是，载沣以为只要抓住了军队，海陆军的权力都抓在自己弟弟手中，便以为万事大吉，皇位永固；可问题是，载涛和载洵这两个陆军贵胃学堂的毕业生，哪里懂什么军事！比如载洵，他见七弟载涛做了大臣，他便也吵着要做海军大臣，还说是继承先父遗志（老醇亲王奕譞是主管过海军衙门），载沣拗不过弟弟，只好让他去做。

　　载洵和载涛两兄弟，本就是生于富贵的纨绔子弟，他们做上官之后最热衷的便是出洋考察，开开洋荤。1909年秋，载洵前往欧洲各国考海军；1910年春，载涛则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考察陆军。载洵回来一看，七弟载涛比他多去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那不行，于是他在1910年的夏天由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和美国。这两皇叔这回算是见大世面了，他们从国外带回来大量的礼物和洋货，可谓是满载而过，满心欢喜。

　　载沣虽然重视满人，但他的圈子有限，用来用去结果变成他三兄弟主政了，其它有才能的满人他也弃之不用。比如前面说的溥伟老侄，载沣认为他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将他派到禁烟大臣的闲差上去；还有溥伦，这是咸丰大哥的孙子，也是近支，载沣也只是将他派到变通旗制处之类的部门，未见重用。一直到1911年，溥伦才混到农工商部的尚书，可也没几天官做了。

　　载沣弃用贤才，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铁良。铁良是满洲镶白旗人，本是载沣老丈人荣禄的老部下，早年又做过兵部侍郎、练兵大臣和陆军部尚书，本是仅次于袁世凯的军事专家，而且当时也就四十来岁，但这样一个老资格却在载沣的军事结构调整中屡遭排挤，让他去给载洵和载涛两个啥也不懂的小年轻做副手。这还不算，1910年秋，为了给弟弟腾位置，载沣干脆找了个借口，把铁良从陆军部尚书的位置上一脚踢了下来，后来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宁将军。

　　象铁良这样的例子，还有良弼。良弼的祖父伊里布曾任过巡抚、总督，他们家对大清可谓是忠心耿耿，良弼从小就学习优良，做事果敢，后来又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满人中难得的军事人才，但也只被载沣任命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不可不谓是大材小用。

　　当时皇族还有载泽，他本来和载沣关系很好，又是姻亲，而且曾经出国考察，论才干大大超过了载洵、载涛两兄弟，但载沣也只是让他做个度支部尚书。载泽与奕劻的矛盾很大，常对载沣说，“你要不听大哥的话，老庆（奕劻）就要把大清江山断送了！”但是，载泽的很多提议载沣都没有采纳，而只是一味敷衍。

　　载沣之所以没有听载泽的建议去扳倒奕劻，主要是担心北洋派难以控制，而奕劻主管外务部，他又怕外国人干涉。要说起来，铁良被弃用也和奕劻有关系，因为载沣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人，他要为弟弟载洵、载涛掌握军权扫清道路。不过，载沣虽然不敢用对付袁世凯一样的手段扳倒奕劻，但却一步步削弱奕劻的职权。

　　但是，奕劻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奕劻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很多事情没有他出面就办不成，正如当时所传的一句话，“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更重要的是，奕劻有隆裕太后护着，载沣奈何不了他。隆裕太后护着奕劻，据说是这么回事：慈禧太后立嗣的时候，奕劻请在诏书中加兼祧（光绪）皇帝一语。慈禧不答应，她只想让溥仪给同治嗣位。奕劻跪请再三，慈禧这才答应。于是溥仪是承继同治并兼祧光绪。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兼祧光绪，那隆裕太后就没有名分，在宫里什么也不是，也做不成皇太后，命运是很悲惨的。因此，隆裕太后深感奕劻的大恩大德，当然不会让载沣去扳倒奕劻（也有说兼祧之议是张之洞提出的）。

　　总的说来，经过这两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中央朝廷中看起来是占了点优势，但效果未必很好。一来载沣这个人做事并不是雷厉风行的那种，做人也比较软弱，敷衍拖沓之风，比之慈禧太后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来这多年的贪污腐败之体制积习，即使载沣想去整顿，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三是隆裕太后又喜欢贪权恋财，经常对载沣多方为难，有时候还摆出太后的架子，将载沣找去数落一顿。对此，载沣也是表现软弱，一再迁就。正如载涛说的，载沣“遇到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

　　更要命的是，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取得控制，但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这也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也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正如美国学者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被迫授予他们政府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就连载沣任用的那些少年亲贵也各立门派，互相倾轧，譬如载洵与毓朗为一派，载涛和良弼为一派，彼此内耗不已。

　　一言而蔽之，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而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载沣是不想做摄政王，但他也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