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第五章、立宪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

　　一、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欢呼雀跃。作为具有一定新知识、新思想的近代商人、实业家和开明士绅的群体，这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者的人士，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自幼接受过正宗的儒家文化教育，以救国济民为己任。立宪派和传统的绅士有所区别的是，他们或曾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总而言之，大都或多或少的具备了一些现代的知识与观念。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大多家道殷实，而且多为各地及团体的头面人物，他们是国内立宪运动开展的主要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他们的支持对预备立宪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在另一批绅士（姑且称为立宪缓行派）的眼中，立宪派的乐观未免太早。在他们看来，与其实行华而不实的立宪体制，还不如在原来的基础上实行开明的专制政治更佳。当然，这些人的观点在全国立宪思潮铺天盖地的时候，并不处于舆论的主流，到了革命派思想盛行的时候更是被迅速边缘化，以至于现在的很多人包括研究者在内，都已经忘却了他们及其那些不乏真知灼见之观点的历史存在，这令人颇为的遗憾。

　　立宪缓行派主要在历史、国情和实行宪政的后果等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质疑。比如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就提出，从表面上看，专制政体不如立宪政体，这个道理人人皆知，但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清末立宪时期与西方当年实行立宪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而清末立宪时，“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也就是说，刘汝骥认为西方立宪是专制过甚所导致，而清末的实际问题不但不是专制过甚，而是国家的权威不足，危机是从内部产生的。

　　由此，刘汝骥批评立宪派盲目模仿西方立宪，“彼曰立宪，我亦张皇其说曰立宪立宪，是犹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施以猛烈之剂，奚其可？”他认为，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不明就里的推行宪政实际上是病急乱投医的表现，而立宪来解决中国的“骄、窳、疲、困”等问题，很可能是乱开药方，越变越乱。因此，刘汝骥认为，当务之急是振作君权，加强君主的权威（这和晚清皇帝大都年幼而无子有关），来应对官僚体制的腐败失效、军队的无能和民生的困顿。因此，实行一种开明的君主专制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刘汝骥加强君权、实行开明专制的观点，得到了军机大臣孙家鼐、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和御史赵炳麟等人的支持。应该说，这些人和与传统的顽固守旧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既不代表洋务运动中那种传统优越论的保守主义（如大学士倭仁等），也不代表庚子之役中的那种盲目仇外排外主义（如端郡王载漪等）。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否认立宪政治的优越性和功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承认君主立宪制是优于君主专制的。持同类观点的还有当年的维新派梁启超，他也认为日本行开明专制二十余年，“今日中国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之预备，”“君主立宪制，非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不能实行”。

　　令人惊奇的是，很多被学界视为顽固守旧派的人士，如孙家鼐、于式枚等人并没有长着花岗岩脑袋，也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陈腐顽固。事实恰恰相反，从他们反对立宪的言论来看，这些人对立宪政体和西方（包括日本）情况的了解程度，比那些积极提倡立宪的人士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于式枚等人甚至有过数次出洋考察的经历。正因为如此，当于式枚公开发表“中国的立宪应在二十年以后才可以提到议事日程”的观点时，诸立宪派人士感到惊诧莫名，进而使于式枚成为当时舆论的众矢之的——这也是立宪缓行派被主流舆论边缘化的一个明证。至于那些原教旨主义的儒家传统派御史胡思敬等人，由于他们对专制君主政治的信仰与效忠，使得他们坚决反对立宪，但他们的观点被作为新派事物出现的报纸认为是不合时宜而拒绝登载，因而完全被当时的主流舆论完全边缘化。

　　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的另一个主要分歧是对立宪带来的后果看法不同。立宪派认为，立宪可以争取并稳定人心，扩大各阶层的社会参与度，形成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这样，全国士民才能群策群力，把国家建设强大。例如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就认为，立宪制度下的人民之所以有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是因为他们在对国家负有纳税、当兵的义务的同时，也从国家获得参政的权利。这样，朝野上下团结一致，全国军民休戚相关，君主与民众之间也可以形成家人父子一般的相互关系，如此以来，国家的富强是指日可待的。

　　对于立宪派描绘的美好蓝图，立宪缓行派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实行立宪，不但不能使民众团结在君主与国家之下，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比如于式枚就以法国大革命作为例子，来说明立宪给中国带来的潜在危险。他说，“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在他看来，立宪导致民众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不仅不能化解积怨甚深的矛盾，反使得各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分歧表面化，进而成为革命的助推剂，这样不考虑后果的立宪起到的是火上加油的反作用。于式枚认为，目前清廷的权威已经大大衰弱，在没有足够权威和社会控制力的情况，推行宪政必然导致社会失控和长期的动荡，结果好心变成坏事，于国于民都是极其有害的。

　　后来成为知名“卖国贼”的陆宗舆也是当时缓行立宪派的一员。在他看来，立宪派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立宪改革的观点纯粹误解。陆宗舆当年曾留学于日本，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日本问题专家，他的见解和眼界在当时还是较为开阔的。他认为，明治维新推行的其实还是专制政治，而不是什么“民权政治”。陆宗舆当时其实是说了实话，正如前文说所说，日本的君主立宪本就和英国的君主立宪有着本质的区别（也许清廷的动机正在于此）。陆宗舆曾于1905年8月在晋报上发表《立宪私议》一文，其中提出，“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滞塞的国家，少数先觉者不但不可能取得国民对其意图的完全理解和支持，反会“畏难而易作辍，激进而招失败。”因此，加快立宪的速度不但不会导致国家富强，反会象“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兰之亡”，“皆有立宪之历史者也。”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立宪派对立宪政治的热情，大都是因为西方制度的某种特殊“效能”所导致，而这种“效能”恰恰又是中国所缺乏的。由于中国传统专制政治使得君主与民众上下相隔，而立宪制度能够“集思广益”，“固结民心”，这就对立宪派产生一种“望梅止渴”的刺激作用，并进而批判自己的传统，并在与西方文明的比照下重新选择中国的道路。

　　但是，在危机的日益加重下，这种刺激往往会在遇到挫折时走向政治的激进化和极端化，导致“毕其功于一役”的冲动。后来立宪派三次要求立宪进程提速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另外，由于不考虑西方制度和中国具体国情，如落后的经济、社会、民俗环境，而强行移植西方宪政制度的话，又导致了严重的政治整合困难，这种制度和移植环境的不相容和脱节，往往会引发一种“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严复语）的政治困境和社会危机。这种权威崩溃下的失范状态，很不幸，在后来北洋军阀的黑暗时期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作为总结，立宪缓行派认为，只有保守渐进的从开明专制走向君主立宪，才能使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内生条件的长期准备，立宪制度才能得以顺利实现。至于新政时期的政治模式，应该采用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政体，来进行一系列的宪政启蒙，包括发展地方自治、兴办现代教育，并发展实业等。过早的实行立宪和扩大政治参与度，只能使矛盾尖锐的政治分歧公开化，不但无法团结民众，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政民两乱。

　　但很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按立宪缓行派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反而走向了他们所担忧的一面。在立宪思潮和革命思潮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立宪缓行派日益被边缘化，大都成为舆论上和社会上的孤立者。他们的观点，至今都有人斥之为顽固保守乃至反动，这又是何等的悲哀。（本节观点主要取自于萧功秦：《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

　　钱穆在《清代政治浅析》中说，“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

　　元朝和清朝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其原因就是钱穆先生所称的部族政权。用革命派的说法，就是异族统治。事实上，从清朝建立伊始，汉人的反抗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即使起义被镇压下去，“反清复明”思想在民间也是大有市场。洪秀全在发起太平军起义的时候，就直指清朝统治者为“清妖”，特别是指斥满人“玷污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这两句话，就足以激起数亿汉人的万丈怒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末推行新政和立宪，往往会在部族问题上遇到麻烦，因为汉人从心底是不愿意接受一个万世不易的满人皇帝的，如果换成了汉人皇帝，其阻力可能会小很多。

　　在清末危机日益加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国内出现了很多不满的声音和试图推翻清廷的势力，特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更是把很多人赶到了革命派的一边。清末新政时期，清廷鼓励留学海外，很多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不但未能效忠朝廷，反接受革命思想变成反对力量，这大概也是清廷所始料未及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清末的革命派也同样接过了清初“反清复明”义士和洪秀全等人的旗帜。这也很好理解，反满排满的口号总是更容易得到汉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共鸣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派是不希望清廷推行的新政和立宪取得实效的，因为这和他们的宗旨不相符合。因此，对于清廷实行新政和立宪，他们不仅是怀疑其动机，更是抱有某种恶意。正如年轻的反清志士陈天华说的，清廷“见从前守旧的惹出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饰人的耳目”（巧合的是，戊戌政变的漏网之鱼梁启超同志也曾对清末新政讥讽为“伪维新”和“伪改革”）。

　　对于清廷的立宪，革命党人更是抱有一种普遍的怀疑，如宋教仁所抨击的，“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1905年，企图用炸弹暗杀出洋五大臣吴樾也愤愤的说：“满人即能立宪，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汉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至于章太炎大师那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更是成为一时的流行语。革命派对清廷的敌视和彻底的不信任，这大概也是清廷权威下降的一个例证罢。

　　革命党人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排满主义充满激情，又有历史的例证，这种感性的宣传最能起到效果。毕竟，大多数下层民众当时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使认识几个字，对于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和革命纲领也一时难以理解。因此，要想让他们拥护“排满”革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汉人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然简单粗暴，但却能在大多数的汉人中间大行其道。颇具讽刺的是，在社会动荡时期，理性的诉求一般都不敌感性的宣泄。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也绝对敌不过陈天华和邹容那几本充满激情的“排满”小册子。

　　这一点，正如历史学家杨宽所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由此，“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党只要把所有的罪恶全推到了满人的头上，这就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也就到此为止。这就像倒影一样，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远度。

　　当时排满主义的宣传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是不承认满人建立的王朝，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异族所得的中国；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由此，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亡国，现在要做的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也曾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在他的眼里，在中国似乎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而满人是异种异族，入主中原就是异族王朝，是殖民政权。在这种荒唐的逻辑之下，所以章太炎宣布要召开“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而邹容则在《革命军》中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看来，满人当年拿着刀逼迫汉人留大辫子，不但给汉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也使得爱新觉罗皇族的后代要到两百多年后还账了。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比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就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的支脉。为了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很多革命党人主张“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后来革命鼓动家陈天华在他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里，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黄帝乃是汉人的“始祖公公”，而完全摈弃了清朝的皇帝年号。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是大力揭发清朝的暴政和民族压迫，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特别是揭发满人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记》等禁书在日本的大量印刷，其传播更有利于激发汉人的怒火。在民族危机不断深化的时候，革命党人跟随把责任全推到清朝统治者身上，指责他们为了异族政权而不惜出卖国人利益，祸国殃民，听起来倒也蛮象回事。

　　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几位知名的革命宣传家，一是邹容，一是陈天华，另外一个是章太炎。邹容是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富商家庭。1902年他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后来因为参与强行剪除南洋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陈独秀和国民党元老张继都参与了此事）而被驱逐回国，后来避居上海爱国学社。1903年的时候，邹容写下了热情澎湃的小册子《革命军》（约两万多字）。后来，这本小册子经章太炎润色并作序后，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邹容特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这本小册子里，邹容大力宣扬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云云。孙中山曾赞誉这本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大动人心”的好作品。后来，由章士钊主笔、宗旨为“第一排满，第二排康（有为）”的《苏报》对《革命军》大加宣传，被当局认为破坏安定团结，影响极坏，因而勾结了租界的洋人将爱国学社和《苏报》查封（可怜清廷无权进入租界抓人，看来租界对革命还是有点好处的），并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最后，经过租界公审会廨的审理，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被判监禁两年，结果邹容便在狱中病死，年仅20岁。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留学日本前曾在岳麓书院等新式学堂中学习，后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日本期间，他曾积极组织并参与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随后，陈天华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风行于世，影响甚大。两书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痛斥清政府是“洋人朝廷”，并认为唯有革命是“救世救人之圣药”。在书中，陈天华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陈天华后来回到长沙参与组织了华兴会，并与黄兴等人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随之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此期间，陈天华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政论文章。1905年12月4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一周后，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时年三十岁。

　　第三个是来自浙江余杭的章太炎。说起章太炎，得先说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康氏在流亡海外后，反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俨然一政治明星，至少在华侨圈中颇受欢迎。不过，康有为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依旧在海外大弹特弹他的保皇老调调，鼓吹“中国不能革命”。康有为自命是国学大师，邹容、陈天华等人徒有激情而缺乏理论的文章可能还真驳不倒他。这时，出身书香世家、具有深厚国学背景并从学于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康有为和他比只能算伪大师）的章太炎发飙了。他在1903年发表了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驳斥可谓是痛快淋漓。

　　首先，章太炎对康有为胡说“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立马给予当头棒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乃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他在文中不无讽刺的说，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那为何“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接着，他又举出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后、嫪毐、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随后，章太炎一针见血的指出，现在的光绪皇帝不过是虚名，连自身都难保，你康有为还谈什么狗屁立宪，不过是为了骗钱罢了。

　　康有为的文章顽固坚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其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具备革命资格。对此，章太炎驳斥道，“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既然“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他认为，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一句话，行动胜于空谈，革命人人可行。

　　在康有为看来，革命是洪水猛兽，可怕可骇，他还用“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来恐吓革命者。对此，章太炎反问，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要有必要的“流血”，这种流血是有价值的。

　　康有为认为，即或革命成功，也会造成内乱，引起外人干涉。至于立宪就不同了，可以避免流血而致国家于富强，“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对此，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章太炎的“不为外国干涉”之论，倒也保持了一份清醒。

　　章太炎的这篇文章还是很有分量、很有见地的，不愧为鲁迅所称的“有学问的革命家”。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章太炎已经剪掉头上的辫子，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惊世骇俗者之举了。后来，章太炎受邹容和《苏报》案影响入狱三年，但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说真的，象章太炎这样既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在革命元老里面恐怕是找不出第二个。

　　章太炎驳斥了康有为后，随后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民报》干上了。当然，这次的论战挑起者还是革命党人。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当时由梁启超担大梁。众所皆知，梁氏的文章蘸满感情，文笔生动犀利，因此《新民丛报》深受读者的欢迎，十分畅销。当时梁启超主要以《新民丛报》为渠道，大力宣传立宪等政治学说和保皇调调，令革命党人很是反感。

　　于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之时，除了孙中山的发刊词外，便特意安排了四篇论民族和民权革命的专文，集中火力，向《新民丛报》开炮，由此拉开了革命派和立宪保皇派的大辩论。当然，如果按媒体传播理论来说的话，双方的论战倒也不失为一种相互炒作的极好手段，特别是对于新创刊的《民报》来说。

　　在这次论战中，《民报》方面参战者众多，有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刘师培、章炳麟等连续发帖，其中以汪精卫和胡汉民的文章攻击最为犀利。而《新民丛报》这边则只有梁启超一人应战，处境颇为尴尬。不过，大师终究是大师，梁氏虽然以一敌十，在论战开始后倒也未落下风。

　　争论的中心，其实还是那些老问题，双方也基本上还是老调调，一个说要立宪保皇，一个说要排满革命，双方看起来都有道理，但在理论上谁也无法说服谁——因为这本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谁大胆行动了，谁就是论战的胜利者。这些问题其实在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都提到，其它人不过拾人牙慧。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称汉人在政治法律方面已与满人平等，应融合国内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国外诸族；如坚持排满，便是复仇主义和暴动。而《民报》虽然也称排满为排满族之恶劣政府，但在后来革命中被杀的地方满人官员和旗兵也不在少数，不能不说和当时的排满主义理论有关。

　　论战了半年之后，梁启超受困于对方的人海战术和疲劳战术，感到力不从心，有点招架不住，便请徐佛苏代为转圜。徐佛苏原是革命党人，曾因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而被捕，后来释放后东渡日本转投了保皇党，此人在两派间都还吃得开。1906年7月，徐佛苏在《新民丛报》上刊出《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一文，试图调和罢战。《民报》势头正猛，哪肯答应，一再宣传革命之必行。

　　这时，梁启超便提议说，革命党何妨一面由保皇会实行要求，一面由革命党预备后援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举而颠覆之。梁氏原话是，“吾党（保皇会）做劝告开明工夫，未必不为彼党（革命党）间接发生助力。彼党做预备革命军工夫，亦未必不为吾党间接生助力，此所谓相反而实相成。”“信如是也，则彼报与找报可以相提携而共向针锋于政府……而效果可以增数倍蓰焉，不贤于今日哓哓论辩而势力相消者也？”对梁启超的这种提议，《民报》置之不理，仍旧继续攻击。结果，这次论战持续了两年多，一直到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而《民报》还在继续进攻，直至1908年10月《民报》被日本警察封闭。

　　论战之所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和梁启超当时的舆论地位也有关系。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突然爆发，文章满地飞，语出惊人，一惊四座，几至于执舆论界之牛耳。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党人才要找这颗大树来攻击，这才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就宣传战略来说，革命党人做得非常之成功，而且是胜算在握，因为《新民丛报》只有梁启超孤军抗战，而《民报》则人多势众。更重要的是，人的感性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再听不进理性的东西，特别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是如此。而梁启超就尴尬多了，因为他的文章多以理性见长。对于这点，梁启超的同情者杨度曾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他私下奉劝梁启超，文章要得到读者的赞成，最好的办法就是“多骂政府，少批国民”，正如革命党人所做的一样。不过，面对革命派的挑战，杨度固然可以袖手旁观，但梁启超为了自己的一世英名，那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战。

　　可笑的是，梁启超说他将来可以为革命党发生间接的助力，其实这次论战已经是帮了革命党很大的忙了（所谓通过骂名人，借以让自己出名）。事实上，从论辩开始，梁启超就注定落于下风的，且不说人数和文风，光“保皇”和“革命”观点的交锋，梁启超也必败无疑——革命哪里还需要那么多的理由？任你梁启超说破嘴皮也没用。

　　1906年底，梁启超不得不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他不无担心的说，“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皆有，彼（革命党）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可轻视”。梁启超也许没有意识到，他非要与革命党去“争舆论之动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正如孙中山所说的，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说实话，孙中山固然要感谢《民报》的功不可没，但也别忘了《新民丛报》为丛驱雀的功劳。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时梁启超和革命党人的论辩颇为类似如今之各大论坛的争辩与炒作，但往深层里看，论战的原因还是因为两派要争取的主要对象均为留学生及海外华侨。由于当时两派在国内都无立足之地，他们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侨中争取，其发展空间极为狭窄，几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保皇党在1903年前，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颇有影响力，因此保皇会较占优势，经费也较充足。而中国同盟会创立之后，此消彼长，两派互相把对方看作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障碍，难以相容。正如梁启超说的：“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梁氏此语，一般人以为是主义之争，其实也是经济基础所决定。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革命思潮盛行这种现象，当时人也说，“革命之说，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其所惑”。由此可见，愤青多出自少年，诚然是特定年龄段易犯之病。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

　　孙中山先生名满天下，固然是人所皆知，但孙先生终其一生，未曾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二字，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名称相去甚远。有人说，孙先生的“中山”二字，是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为了便于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山樵”。据说梁启超在和革命党论辩之时也曾称“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后来，“孙中山”一名大行其道，为人所景仰，不过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事情了。（为此，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还特意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证了一番）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生于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间）。按唐德刚的说法，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至少在文化上，并非本地土著。固然，孙先生出生是在广东香山县（如今的中山市）翠亨村的，他家世代为农，不过，从孙先生9岁入私塾读书的情况来看，想来他家不会是贫下中农，至少也是中农或者富农这个级别。1879年，13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由此看来，唐德刚先生所言非虚。

　　1883年的时候，受到教会的影响，孙中山想受洗入教，当比他早来异邦多年的长兄孙眉却对此大加反对，于是孙中山一怒之下便回到了翠亨老家。回家之后，已经是新派青年的孙中山觉得村中死气沉沉，保守依旧，迷信依然。于是，他便和好友陆皓东干了件坏事，把村中北帝庙的神像给砸了（这事洪秀全当年也干过）。这事捅下了马蜂窝，村中长辈野老要找他们的麻烦，结果孙中山和陆皓东就都跑到香港去了。

　　去香港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后来，孙中山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继续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算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在澳门、广州等地讨生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这份职业失去了兴趣，而开始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中山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但因康有为要“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要是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去做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写一封上书给朝中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在家关门写了一个多月，写好后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孙中山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的结果竟然毫无下文。

　　话说回来，李鸿章当时是个大忙人，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青年。即使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不会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对孙中山来说就不一样了，这太伤人的自尊了——好歹你给报销点路费啊。

　　李鸿章的一个不经意，活生生把这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如果李鸿章接受孙中山的上书会怎么样呢，留下他作幕僚？这也许是孙中山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可有点投靠的机会主义倾向）

　　1894年秋，孙中山重新回到檀香山并在此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当年11月，孙中山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加入了。不过，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他们之前（一说1890年，一说1892年），杨衢云便和他的一帮同志们搞了一个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比如“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等，和孙中山的兴中会几乎一模一样。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过共同的友人尤列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一拍即合，并决定将两个团体合并，组建联合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兴中会的名字气派点，不像辅仁学社那样过于文绉绉的）。后来，孔祥熙等一帮子山西青年也搞了个团体叫兴中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毫无关系）——看来，兴中会这个名字是够响亮，连起名都起重了。

　　合并后的兴中会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计划在广州搞起义。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各路起义队伍（主要是会党分子）约定以红带缠臂作为标记，随后相继潜入广州。当时起义的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不料，此时作为主力的杨衢云一路人马和汕头的一队未能按照计划及时赶到广州，而起事的消息泄露，结果孙中山只好及时的解散队伍，计划中的广州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起义流产后，清兵四出搜查，捣毁了兴中会在广州的分支机构，陆皓东不幸被捕杀害，成为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经过这个事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孙中山在横滨后，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当时都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个事情说来也是蹊跷，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估计当时清使馆人员是打算把这个通缉犯送回国内献功的（也有人说是孙中山自己走进驻英使馆的）。

　　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Mrs Howe）和雇工科尔（Cole）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James Cantlie）和孟森（P。Manson）紧急求救，结果这两位先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导致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没想到的是，他们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反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孙中山被放出来后，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得这个事件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并加以评论，由此中国革命党人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1897年，孙中山离开英国，前往日本，结识了一些日本的上流人士如犬养毅、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在这些人的同情和支持下，孙中山在日本广泛的开展了革命工作。

　　1900年，正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北方局势一片混乱，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孙中山认为时机成熟，开始他企图联络李鸿章策划广东独立，未果，随后又在当年10月派郑士良率会党600 人发动了惠州起义，开始的时候起义军一度击败清军，并很快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向福建厦门方向挺进。但后来由于日本奸商所卖的武器多为废品，而后继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与1895年的那次广州起义完全两样。正如孙中山所言，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据此，孙中山“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不过，高兴归高兴，后来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减轻，而孙中山这两年虽然在日本做了些事，但也收效不大。久居日本，孙中山也自觉无趣，于是便于1903年9月底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孙中山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早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失望之余，孙中山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势力坐大，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这一年多时间里，恐怕是孙中山这辈子最郁闷的时候。

　　不过，后来时来运转，1905年春，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当时张之洞在湖北主政，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不过，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闹腾动静小的送日本，动静大的就送欧洲——这样离得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财，他们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加上官费又充足，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君不见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留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又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难有影响。后来，他们听说孙中山在欧洲的名声很大，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和孙中山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孙中山邀请过来，以壮声势。孙中山接到这笔巨款，当然喜不自禁，很快便乐滋滋的逃离美国，前往欧洲。

　　到欧洲后，孙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立马把那些小革命党唬得一愣一愣的。由此，孙中山便在他们的资助下，借机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兜了一圈，将他的十六字纲领大加宣传一番后便直接去了日本。

　　当时的日本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孙中山。1905年的时候，由于清廷鼓励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有近万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东京。在那些留学生中，以黄兴最为知名。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他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中过秀才；1898年进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曾经组织过拒俄义勇队。黄兴后来又回长沙与宋教仁、张继、吴禄贞、刘揆一筹人建立了华兴会，并自任会长。1904年，黄兴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是留学生中响当当的革命实力派。华兴会和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多有联系，除了黄兴、宋教仁、赵声等头头逃到日本外，其成员多隐身于新军、新式学堂来自教堂和巡警等机构中。

　　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孙中山和黄兴两人进行了首次“伟人的握手”。两人初次会面后便一见如故，“谈论极洽”。随后，孙中山又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华兴会的机关报）会晤了华兴会的另外一些骨干分子如宋教仁和陈天华等人，决定联合在日的各革命团体，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大团体，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当时比较有影响的革命团体除了华兴会之外，还有光复会。光复会主要以江苏、浙江、安徽的留学生为主，成员包括徐锡麟、秋瑾、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会长为曾经中过进士的蔡元培，光复会和江浙一带的青帮关系也很紧密。另外，还有一个由湖北青年组织的“科学补习所”，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湖北新军中，社员有曹亚伯等人。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预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动机颇令人猜疑），当时参会的有76人，来自湖南、湖北、广东、江西、浙江等十个省，其中就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陈天华、张继、马君武、朱执信、曹亚伯等人。会议最后确定革命的联合团体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宗旨便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

　　半个月后，日本留学生界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次大会来了一千多的留日学生，人头攒动，规模空前。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孙中山来了！只见孙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白哔叽西装，台上一站，帽子一摘，向下一挥手——哇塞，果然是世界级革命家的风度！

　　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激情澎湃，其演讲口才也的确有过人之处（要不他外号怎么叫“孙大炮”呢）。通过这次演讲，孙中山一炮而红，在场的留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然后这些人又把孙中山的威名传遍在日留学生，进而传到整个华人世界，奠定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革命领袖地位。

　　再过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当天到会者便有上百人之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选举为总理，同盟会机构则按三权分立的形式，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黄兴担任庶务总干事，地位仅次于孙中山，马君武、陈天华为书记，朱炳麟任内务，廖仲恺任外务；评议部议长为汪精卫，议员有曹亚伯、冯自由、胡汉民、熊克武、吴玉章、朱执信、秋瑾等人；司法部判事长为邓家彦，张继、何天瀚任判事，宋教仁为检事。

　　同盟会成立后，在黄兴的提议下，宋教仁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号出版，孙中山为《民报》作发刊词，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三民主义了。

　　同盟会的成立，开创了清末革命的新纪元，革命事业由此上了一个新台阶。不到一年，参加同盟会的会员便激增到一万多人，“学界、工界、商界、军人、会党无不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各致其力”，“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从此后，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便开始成为清末革命的领导中心。正如孙中山后来说的，“自同盟会成立之后，集合全国之英俊，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正所谓，晚清风云起激荡，立宪派风波未平，革命者后来居上。

　　§§下卷：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