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第四章、明争暗斗，预备立宪遥遥有期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

　　清末新政后，国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便是立宪，上自大臣，下至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1904年11月，连广州的一份小报，《时敏报》也大声疾呼：“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时敏报》并不是什么革命报刊，也不是当时的主流报纸，就连它都对立宪如此热心，足以见国人对此事的关注。

　　民心不可违。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连续上奏折要求速行立宪，慈禧太后听说立宪有“王位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似乎心有所动，加上立宪乃是民心所向，于是清廷便在1906年8月25日召开了一次廷臣会议，专门讨论是否立宪的重大问题。

　　这次会议由醇亲王载沣主持，参加者为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和大学士，包括庆亲王奕劻、徐世昌、张百熙、孙家鼐、荣庆、铁良和瞿鸿禨，外加北洋大臣袁世凯。据当时《东方杂志》的报道，这次廷臣会议的火药味很浓，各大臣在会议上针尖对麦芒，分歧很大。

　　先来看看这些人的背景。醇亲王载沣，老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是光绪皇帝的胞弟，他不满八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去世而袭封亲王爵位。载沣身为皇亲近支，不免得担当大事，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也就是这个未满二十岁的小亲王前往德国赔礼道歉。载沣年纪虽小（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但如今光绪皇帝身体好转无望，又无子嗣，而慈禧太后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载沣生在醇亲王府，不管你是骡子还是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那也得负起责任，逐步参与清国大事。在专制王朝里，这是名分所定，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庆亲王奕劻，比载沣长一辈，他是乾隆皇帝十七子和硕亲王永璘之孙，本是皇族中相对疏远的一支。恭亲王奕死后，皇族子弟大都不争气，倒是奕劻从总理衙门开始做起，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等到那些李鸿章、荣禄这些老臣死的死、退的退，奕劻凭着多年操持政务的老资格，最后竟然也爬到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

　　奕劻的为人，圆滑而爱财，做事一向模棱两可，并无原则。不过，这在晚清的官场上，这种性格倒是蛮吃得开的。据说奕劻还没显达之前，不过是个家道中衰的穷贝勒，当年连朝服都是靠在当铺典赎。到后来，奕劻的官慢慢做大了，地方上的礼金和馈赠日渐增多，奕劻也来者不拒，“庆邸贿赂公行，外省官吏，几无不以贿得者”，由于卖官的价钱“公开公正”，所以当时人称庆王府为权钱交易所之“庆记”公司。

　　譬如当时的袁世凯，办的大事多，由此手里的银子也多，出手又大方，可惜奕劻当时还没做到首席军机，袁世凯对他虽然也有馈赠，但总比不上荣禄的多。为此，奕劻很不满意，常对自己的僚属说：“袁世凯只认得荣中堂，瞧不起咱们！”好在荣禄没多久就翘了辫子，袁世凯听说奕劻即将成为首席军机后，一下就派人送十万两银子到庆王府。那奕劻虽然收银子的机会多，但也没有见过这么阔气的。惊喜之余，老庆一边客套：“慰亭真是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另一边却眉开眼笑的接过银票揣入怀中。由此，袁世凯便包办了庆王府的一切开销，逢年过节都要给奕劻送礼，两人由此建立了坚定的同盟关系。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之前，就对人说：“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又说：“当以死力争。”奕劻本就不是有主意的人，他见袁老四如此坚决，平时关系又好，自然随声附和了。

　　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他本来也是被选派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后来因为正阳门火车站刺杀事件发生后，徐世昌被袁世凯举荐为巡警部尚书，因而没有参加后来出发的宪政考察。徐世昌很早就和袁世凯结为拜把兄弟，早年得到袁世凯的资助参加科考，后来中举并选了进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便邀他加盟，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由此，徐世昌在官场上一帆风顺，他当时不仅是巡警部尚书，还同为军机大臣之列。

　　当时奕劻和袁世凯、徐世昌是主张立宪的一派，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学部大臣张百熙。张百熙是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侍读，历任工部、礼部、刑部和吏部尚书，是老资格的大臣了。张老年纪虽大，但思想却“咸与维新”，当时也是主张立宪。

　　和奕劻、袁世凯等人站在对立面的则有孙家鼐、荣庆和铁良三人。孙家鼐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他是文渊阁大学士，曾经与翁同龢一起做过光绪的师傅，当时也已近八十高龄。当然，孙家鼐的思想也和年纪一样老化而守旧，他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已经表明了他对维新的异议，更别说搞什么立宪了。

　　大学士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他出生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宦家庭，虽然他后来科举入仕，但早年仕途坎坷，因此其为人一向持躬谨慎，稳健随和。荣庆一直到1899年当上了山东学政，结识了袁世凯后仕途才开始出现了转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荣庆协助庆亲王奕劻办理抚局事宜，从而受到奕劻的青睐。按理说他本应该站在奕劻和袁世凯的一边，但偏荣庆做人太讲原则性，他和奕劻和袁世凯等人并非是同道中人。荣庆一向严于律己，为官清正廉洁，他做了高官后，到他家送礼行贿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但他始终不为所动，被拒之人偷偷的讥讽他为“纯臣”。看得出，这样的传统楷模对立宪肯定是没有好感的。

　　至于铁良就不一样了，他出身满洲亲贵，对于任何削弱王权的建议都是持反对意见。铁良为人刚愎，又喜好军事，是满人中少有的“知兵”人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袁世凯是天然的竞争对手。对于这点，想必两个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事实上，清廷也有意无意的用他来牵制权势日重的袁世凯，譬如袁世凯觊觎已久的兵部尚书一职，清廷就有意授予了铁良而非练兵出色的袁世凯。兵部后来改为陆军部，连袁世凯掌握的练兵处也被并入，但依旧是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就这点而言，袁世凯心里不可能不加以嫉恨。在立宪这个问题上，铁良的反对声是最激烈的一个。在他眼里，立宪可以“内乱渐弭”简直就是胡扯谈的事情，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练新军，军队练好了，什么革命不会被镇压下去？

　　当时还有一个重臣就是瞿鸿禨，他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八国联军的时候随慈禧太后西逃，忠心耿耿，又承担了撰旨之责，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当时一身三职，兼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和政务大臣。当时他的观点模棱两可，他不反对立宪，但反对过快立宪，似乎有调和两派冲突之嫌。

　　在这次廷臣会议上，奕劻先开了个头，他说从考察大臣所拟的奏折来看，立宪之事有利无弊，而且是民心所向，符合中外舆论，因此“似应从速宣布立宪，以顺民心而副圣意。”

　　孙家鼐首先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说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完全不同，从君主制到立宪制，从用人到行政，一整套的制度全都要跟着变，要是变动太大又太快的话，恐怕会乱成一团糟。如果这样的话，倒不如先革除目前的弊政，等到政体清明，慢慢变更也不迟。

　　听起来孙家鼐好像并不反对立宪，他的理由是重大的变革必须建立在政府控制力相对强大的基础上，不然难免会埋下失败的根源。对此，徐世昌起而反驳。他虽然也认同孙家鼐关于目前国势虚弱的现状，但他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那就是“渐变有年，未有成效”，要是再这样支离破碎的渐变下去的话，既不能改变国民的观念，也无法扫除的历史惰性，结果还是重走老路，恶性循环永无休止。因此，中国只有大变，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才能“发起全国之精神”，对国民的观念起到冲击性的作用，并真正摆脱多年累计下来的危机，这才是救国之道。

　　其实这个争论是个老话题了。孙家鼐当年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没少做口水战，说来说去，还是“速变亡国，渐变有治”的老一套。徐世昌当年和康有为等人过往甚密，自然是反对这种老调调的。

　　孙家鼐对徐世昌这种新式官僚平时就很看不惯，徐世昌话音刚落，他便接过话头反驳道，你说要以立宪来发起全国之精神，那也得有一定的条件才行，那就是国民对立宪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但你看看现在的情况，那些老百姓有几个知道立宪的好处？一千个人里面有一个知道就不错了！至于立宪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做，那更是一万个人里面也未必有一个清楚。如果在大家都懵然无知的情况下就颁发宪法，不但没有好处，恐怕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听到这里，同样是老资格的张百熙起而发言，他说国民的认知程度应该由政府来引导，目前的情况的确是无法达到这个程度，但要是等到国民程度达到立宪的标准时再来实行立宪的话，那中国恐怕永远都看不到立宪那一天的来临。因此，与其等到国民达到立宪的认知程度，倒不如先实行预备立宪，然后对国民循循诱导，那国民自然也就逐渐能达到这个认知水平。

　　荣庆对这些关于未来的推论毫无兴趣，他冷冷地说，立宪听起来是挺美，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纲纪散漫，弊政百生，现在都搞不好，还谈什么立宪呢？当务之急是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只有先整顿几年，等到那些官吏都能奉公守法，立宪才能逐步推行。

　　顿了顿，荣庆又不冷不热的说，如果不考虑咱们国情和欧美国家的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荣庆的话充满讥讽，把心里有鬼的奕劻等人说得脸上一阵燥热。

　　当时的气氛颇为尴尬，这时瞿鸿禨出来打圆场，说这就是为什么叫“预备立宪”，“而不能立刻实行立宪”的缘故了。铁良对瞿鸿禨这种和稀泥的表态很不满意，他愤愤的说，各国立宪都是因国民要求而实行，政府不实行，他们就搞暴动；哪里有老百姓都不知道，反要强加给他们呢？如果他们真的要求了，说明他们已经知道立宪的好处，也就是愿意为国家分担义务。现在我们没有经过国民的要求而授之与权，他们不但不感谢你，反会以分担义务为苦差，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况且，搞立宪要实行地方自治，万一那些刁民和劣绅把持地方，那不是更坏事了？

　　袁世凯听不下去了，他反驳说：“天下事势，何常只有？各国的立宪，都是因国民有认知而授之与权，而我们是因为国民有这个权利而知道这是应尽之义务，我们的情况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要和各国一样。”至于地方自治，必须先选“循良之吏”为地方官，“扶植善类，使公直者得各伸其志，奸匿者无由施其技”，这样就可以打好地方自治的基础了。

　　两派人在那里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主持会议的载沣却在会议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而军机重臣瞿鸿禨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等到大家争得口干舌燥，没什么话说了，载沣才慢吞吞的站起来作了个总结发言，说：“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随后，载沣便去见慈禧太后，报告会议过程，有慈禧来决定是立宪与否。据野史《齐东野语》上说，会议结束后，奕劻和袁世凯面见太后并弹劾铁良，说“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慈禧太后晚年精力不济，很多事情都要依仗这两人，但铁良又是她用以平衡奕劻和袁世凯势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也很烦恼，甚至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而会议结束后，京城里谣言纷纷，说什么两派人不但动口，还动上了手，“朝市之间莫不皇皇如，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一时间北京空气十分紧张，仿佛要再次发生政变云云。

　　政变之说，当然是过于夸张，这次廷前相争，也只不过是两派人马的锋芒初试，好戏还在后头。经过几天的考虑后，慈禧太后调和了双方意见，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诏旨。在诏旨中，既不否定立宪，也宣布马上立宪，而是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操切从事，涂饰空文。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为预备立宪之基础。”

　　其实，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上倒没有人公开反对君主立宪这种制度，关键问题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另外，在承认当时“纪纲紊弛，百弊俱生”的前提下，两派人对实行速行立宪的结果也有完全不同的推论。

　　反对速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有如荣庆在会议上的讥讽之语。

　　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从逻辑上来说，这两种观点其实都会陷入一种两难境界。正如萧功秦先生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中所作的“重症病人”的比方，医院里的有一个重症病人，医生们在讨论治疗方案上时，“激进派”医生认为，由于病人的病情恶化，危在旦夕，要挽求病人的生命就必须立即进行大手术，否则病人就没有生存可能；而“保守派”医生则认为，正因为病人病情严重，生命垂危，在病人根本不具备进行大手术的条件下，任何大手术只能使病人加速死亡，因此只能进行小手术，大手术既使必要，也只能在病情好转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事实上，这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政治选择两极化在戊戌变法时期已经初见端倪，当时康梁等人“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大变则强”的立论何尝不是一种“危机论”？而反对康梁变法的那些守旧派其实只是“条件论”的拥护者，倒未必是反对变法本身。

　　可惜的是，清末的民族危机越是深重，“重症效应”下引发的两难抉择就越为的急迫和尖锐。就当时而言，双方都有道理，但抉择只有一个，哪一方能取得优势地位呢？从近代历史来看，在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其引发的往往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一旦民众被发动起来，相对理性温和的保守力量将被历史的洪流彻底冲垮（正如本书有意无意提示的），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悲哀。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

　　在1906年9月1日发布的“仿行立宪”的诏旨中提到，预备立宪的基础要从改革官制做起，这其实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刻意模仿。日本在实施宪法前，曾经对官制进行了两次大改革，端方和戴鸿慈在请求立宪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这点。

　　应该说，清廷当时的效率还是很快的。就在颁布“仿行立宪”诏旨的第二天，清廷便宣布改革官制，任命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为总司核定大臣，而参加廷臣会议的荣庆、铁良、袁世凯等人和出洋考察五大臣也被任命为官制编纂大臣，另外，一些地方大员如张之洞、岑春煊等人也随同参议。

　　端方和戴鸿慈出洋考察回来，在《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摺》中提出了八条改革官制的建议，后来官制改革的讨论也主要是以其为蓝本。端戴奏折中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提出撤销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他们的主张是，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以及各部尚书组成内阁，阁议决定政事之后奏请皇帝颁布谕旨；而上谕颁布时也需要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和相关部尚书的副署。这个方案的来源，就是德国和日本实行的内阁制（二元立宪君主制的一个特征）。

　　应该说，端戴提出的这个方案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是天子，是上天的代表，神圣而不可侵犯；从理论上来说，皇帝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他说的话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永远是正确而不可违抗的——要不然怎么说他的话是圣旨呢。

　　但问题是，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皇帝毕竟也是肉身，他不可能事事躬身亲为，要不然还不累死。因为他需要助手，这就是宰辅。但在专制社会里，最终的决定权是不可分割的，一旦皇帝精力不济或者怠于朝政，往往会被大臣弄权，而作为皇帝主要助手的宰相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而宰辅重臣擅权甚至颠覆王权取而代之的案例在中国古代也不少见，特别是汉唐时期。

　　有鉴于此，明朝太祖朱元璋便废除了宰相制度，而用内阁取而代之，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权，这样皇帝就可以避免权力被侵夺。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皇帝也是人，他也有勤快的和懒惰的，他找了内阁的大学士们来帮他做事情，但终究是要有个负责的，这便是常说的内阁首辅，等于又变相恢复了相权，对皇帝又形成了限制。于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就干脆撇开内阁，找太监帮他们做事情，但这些太监多是无才好动之辈，导致纲纪紊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清朝取代明朝后，基本是继承了明朝包括内阁的基本制度。但是到雍正皇帝的时候，因为要打仗，因而他又在南书房外的小屋子里设立了军机处，以便他处理一些紧急的军国大事。最初雍正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外泄，所以很多事不经内阁便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战事结束后，雍正似乎没有要撤销军机处的意思，朝廷的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而不再是内阁。于是清朝的制度在明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军机处。

　　军机处的设立，实际上皇权的进一步专制化、独裁化。从理论上来说，军机处不能算政府机构，因为它没有正式编制，不过是从内阁大臣里挑选几个能干的，来军机处帮皇帝办事；而且，军机大臣并不是政府的正式行政首长，而是皇帝临时调用的。这就有点像明朝的中后期了，皇帝不出宫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信任的人来商量。不过，清朝的皇帝比较懂历史，他们知道太监当权不但坏事，而且会招至亡国之祸，因而不找太监，只从外面调大臣。不过，军机处大臣不过是皇帝的御用秘书，正如钱穆在《清代政治浅析》里说的，“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

　　如此一来，皇帝那可就要忙死了，什么事情他都想管，什么事情他都要管。本来按中国传统的政治惯例，皇帝的诏书都是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后盖印，再由内阁交到六部，但雍正不理会这套程序，他通过军机处不断的发出各种密旨，往往绕过主管的部门，直接发到主管的人那里。这样以来，内阁大学士反成了闲差，皇帝成了大忙人——结果雍正每天要工作到深夜，他再精力充沛，最后还是给累死了（笔者曾经在《向康熙学习》中提出雍正可能是“过劳死”的观点，可供参考）。雍正死了不打紧，结果他的那帮子孙可就倒了大霉了，所以清朝的皇帝大都勤政而独裁——也是制度给逼的。

　　正因为军机处是皇帝亲管，所以它的地位在清朝政治中非同小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如果不挂个军机的话，说话一点分量都没有（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但是，皇帝亲管军机处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弊端，这就是皇帝做错了事情不用负责。有宰相的时候，宰相做错了要负责；有内阁的时候，首辅做错了也要负责。正因为有下台甚至杀头的风险，办事的人才会有责任心。但是，宰相废了，皇帝兼任了宰相的职责，设立了军机处又把内阁架空了，这导致皇帝对所有的事情负责，但皇帝做错了，他又是可以不负责的——谁胆敢去指责皇上甚至取而代之呢？所以说，唐宋诸代的诏敕要由宰相盖章，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制度的力量。

　　叨咕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端方和戴鸿慈提出的责任内阁制很厉害，因为他要在制度上限制皇权。不仅如此，实行责任内阁制还要牵涉到各方政治势力的切身利益，等于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而权力的分配终归是有利于规制的制定者，因此不能不遭到那些潜在利益受到侵害的政治力量的反对。改革中出现阻力，从来都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

　　和端戴方案中的责任内阁制紧密联系的另一个变革便是朝廷改设九部。虽然前两年的新政在传统的六部之外设立了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和政务处、练兵处和财政处等中央直属机构，而且新机构设立首长时实行满汉不分、一尚书二侍郎的官制，但看来终归是有点不伦不类。这次端戴方案提出在原来机构的基础上加以裁撤归并，改设九部，即内务部、财政部、外务部、军部、法部、学务部、商部、交通部和殖务部，并在九部之外设立若干独立的机构如会计检察院、行政裁判院、集议院、宫内部、枢密院、典礼院、翰林院和都裁判厅。

　　乖乖，这个变动大了，不知道多少原首长会因此而觉得寝食难安，要知道，很多人的职位可是花钱买的，你一纸方案，就要撬掉人家的饭碗？

　　这次风暴的中心便是设立在原恭王府朗润园的编制馆。初步方案的编制负责人是提调孙宝琦和杨士琦，外加曹汝霖、陆宗舆、钱能训等委员，他们在端戴方案的基础上，酌定了一个这样的办法，那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内阁为首，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成员，参加政事；设立十一部七院一府，即外务部、民政部、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学部、农工商部、交通部、理藩部和吏部，外加资政院、典礼院、大理院、督察院、集贤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和军咨府。

　　这个初案的出台，和袁世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两个提调官孙宝琦和杨士琦，前一个是最先倡议立宪之人，后一个则是袁世凯的私党，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而袁世凯本人此时对官制改革也非常的热心。但不出意料的是，方案一经公布，立即在官制编纂会议上遭到铁良等大臣的强烈抵制。

　　这次官制编纂会议在朗润园举行，同样由醇亲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主持。在这次会议上，袁世凯显得异常的活跃，他坚持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设立总理，“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

　　袁世凯的意见遭到铁良等人的坚决反对，这些人甚至“不辨是非，出口谩骂”，远没有上一次廷臣会议上的风度了。毕竟，上一次还只是宏观方面的讨论，而这一次的方案则实实在在的触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了，他们当然不会做任何的退让。

　　更重要的是，这次载沣明确的站在了铁良等人的一边，这让他们觉得很有底气。据说载沣在会议上也被袁世凯的提议所激怒，平时不太吭声的他甚至当着大臣们的面，有失体面的怒斥袁世凯，“你的意思是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喽？你还不如直接说让皇上靠边站呢！这种无君无祖的话，也只有你袁世凯才能说得出来！”而袁世凯在情急之下，竟然也公然顶撞说，“这是世界上所有立宪国制度的通例，非本人之意”。更夸张的是，据传当时载沣一怒之下竟然掏出手枪要击毙袁世凯云云。

　　掏手枪之事查无实证，但据袁世凯手下一个参加编纂工作的张姓幕僚当时回忆说：“自都察院以至各部，或上奏或驳议，指斥倡议立宪之人，甚至谓编纂各员谋为不轨。同事某君自京来淀（海淀），告余曰：外间汹汹，恐酿大政变，至有身赍川资，预备届时出险者，其严重可知。”由此看来，上次的廷臣会议和这次的朗润园官制编纂会议可真是把北京城搅得鸡犬不宁。

　　有人说，袁身任直督，手握北洋军，位高权重，唯恐慈禧死后光绪与他重修旧怨，因此极力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因为按照当时情况，总理大臣一职很可能由奕劻担任。奕与袁早就沆瀣一气，袁不仅可以因此保全，而且可以得到更大的权势。编纂官制馆的提调孙宝琦、杨士琦，一为袁一手提拔起来的私党。他们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

　　在铁良等亲贵的眼中，奕劻和袁世凯搞什么预备立宪和责任内阁，不过是想获取内阁总理的重要职位，并借立宪来为自己挽回点贿名远扬的官场名誉；而袁世凯主张责任内阁更是抱有私心，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自己留有后路。而在瞿鸿禨等军机大臣的眼中，奕劻和袁世凯等人废除军机处的目的不过是以此来排斥异己的卑鄙之举。

　　朗润园会议结束后，反对派立刻指使御史们行动起来，他们交章弹劾奕劻、袁世凯等人心怀不轨，如胡思敬就骂立宪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而赵炳麟则更是提醒慈禧太后说，“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呈请慈禧太后否定责任内阁制的提议。

　　尽管如此，奕劻等人还是坚持了初步方案，只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如将财政部改为度支部，交通部改为邮传部，将典礼院恢复为礼部，删除了督察院，但将核心的责任内阁制加以保留。11月2日，奕劻将核定的方案上报，具体方案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设立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以各部长官为内阁政务大臣；中央设十一部，即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陆军部和理藩部，外加五院一府，即集贤院、资政院、大理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和军咨府。

　　为了让慈禧太后更好的理解这份方案，奕劻还特意附上一份说明：根据立宪国的通例，中央政府即以各部行政长官会合而成，分之则为各部，合之则为内阁；出则各部长官，入则内阁政务大臣。此现拟内阁官制之由来也。内阁既总集群卿协商要政，而万几所出一秉圣裁，不可无承宣之人为之枢纽，故设总理大臣一人以资表率。如果担心内阁总理大臣权力太大，则有集贤院以备咨询，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督察院以任弹劾，有审计院以查滥费，有行政裁判院以待控诉。凡此五院，直隶朝廷，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足以监内阁，皆所以巩固大权，预防流弊。

　　上奏的当天，袁世凯还兴冲冲的跑去请训，“以备召询”，但他等了半天上边也没有任何反应，只得怏怏的离开北京，回到天津督署。与袁世凯的消极等待不同的是，反对派的行动更为的积极，也更为的隐秘。御史赵炳麟开始就怀疑袁世凯的动机是为了给自己的性命之虞预留地步，而方案确定上报后，他立刻指责奕劻等人的方案是“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暗移神器”，实行新的官制必然“大臣陵君，郡县专横”，其结果是“大臣专制”取代“君主专制”。

　　而军机大臣瞿鸿禨则更为的狡诡，他在讨论时不动声色，却暗中去见慈禧太后并乘机放了一把野火，说“根据这个官制，老佛爷从此就不必为军国大事而过度操心了。”他见慈禧太后不太明白，便解释说，内阁制与军机处的性质不同，军机处所讨论的问题，事前必须请旨定夺，内阁则由会议决定后上奏。在赵炳麟和瞿鸿禨的怂恿下，慈禧听后若有所悟，这大概就是袁世凯当天去请训而未被理睬的原因了。

　　中国的事情，说起来也是的确是古怪而复杂，很多事情看起来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当中；有时候一个好人，但未必对社会进步有帮助，而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无意中却促成了制度的变革，虽然他当时的想法未必是出于公心。譬如说奕劻，他是贪官而且中庸无能，但他在袁世凯鼓动下——当然也包含了他的利益——却也做了中国政治结构转型的努力；而荣庆、瞿鸿禨等人，你不能说他们不清廉刚正，不是个好官，但好官却未必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即使是袁世凯，你也无法说他当时真是出于私心。而且，在很多时候，袁世凯想要办成点事情的话，又不得不玩弄些手段，或者必须用钱铺路或者笼络私人，因为不这样，很多事情在当时根本就做不成。这真是个离奇的悖论。

　　经过深思熟虑后，清廷于1906年11月6日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责任内阁制，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各部院设置和长官如下：外务部，总理大臣为奕劻，会办大臣那桐，瞿鸿禨为会办大臣兼尚书；吏部，尚书鹿传麟；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度支部，尚书溥頲；礼部，尚书溥良；学部，尚书荣庆；陆军部，尚书铁良；法部，尚书戴鸿慈；农工商部，尚书戴振；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都察院，督御史陆宝忠；大理院，正卿沈家本。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到了对手的囊中，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但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能7名，汉人7名，蒙古族1名，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由此也可以看出，满族亲贵专制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这是后话。

　　对于这次官制改革，当时的《东方杂志》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评论说：“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任他职外，无改良之可观。要之归于改革派之失败，守旧派之胜利，可谓之龙头蛇尾之改革也。”

　　得，你还别急，更大的风暴在后面呢。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等人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客观的说，瞿鸿禨并非是什么卑鄙小人，他出身于耕读世家，多年的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培育了他忧国恤民的清廉品格和“为天地立身、为生民请命”的士人风骨。瞿鸿禨曾经为官多年，后来回籍守丧数年后，居然没有盘缠还朝复官，最后只能将自家的老宅出卖换取路费。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这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和人来人往、红包不断的庆王府相比，瞿鸿禨虽然门生故旧满天下，但其家门却“屏绝警卫，门无杂宾，萧然斗室，一如书生”，他身为仅次于奕劻的军机重臣，位极人品，也只有“一舆二仆”，为世人所尊敬。

　　袁世凯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深知在朝廷办事没有红包的润滑是万万不行的，于是他在贿买了首席军机奕劻之后，也试图用同样手段拉拢瞿鸿禨。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派人给瞿鸿禨送上“当修门生之敬”的礼节性红包，被拒后又送去“请为昆弟交”的结交性礼金，但再次被拒。两次被拒后，袁世凯有点整不明白了，这瞿鸿禨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他又不富裕，何以对官员间常见的金钱来往如此冷漠呢？后来瞿鸿禨的次子成婚，袁世凯特意让人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上一份八百两银子的厚礼，居然第三次被瞿鸿禨很礼貌的回绝了。袁世凯混迹官场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不识时务”的人。他觉得这人要不是脑子有病，要不就是对金钱已经完全免疫。既然瞿鸿禨是一个不可拉拢的人，在奕劻和袁世凯的官场逻辑中，这就是一块必须搬走的又硬又臭的大石头。

　　瞿鸿禨和奕劻、袁世凯等人显然不是同道中人。当时，奕劻是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掌管北洋新军，两人勾结在一起当然是权倾朝野。再来看看清高的瞿鸿禨这边，就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了。瞿鸿禨虽然科举仕途都很顺利，但真正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则是在庚子之难后，他在西安为代慈禧代拟诏旨，由此成为军机重臣的。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同样在庚子之难中护驾有功的岑春煊。

　　岑春煊和瞿鸿禨的经历不同，他出身高干家庭，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岑春煊年少的时候放荡不羁，曾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为“京城三少”。岑春煊中举人后出仕做官，后来在甘肃按察使任上，恰逢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而慈禧与光绪出逃的时候，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由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并重用，并历任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在官制改革的时候，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上。

　　岑春煊出身豪门，气度当然不凡。但和其它贵公子不一样的是，岑春煊为人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当时地方总督里即有“北袁南岑”之称。和瞿鸿禨一样，岑春煊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他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在禀贴中夹带了一张四十万的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岑春煊将要对他们不利，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没有收礼的岑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的爱护商民，以至于岑春煊离任时，那些商民都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但是，岑春煊对手下那些官吏就不一样了。他在任期间，不惧权贵，严肃吏制，曾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及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由此，当时人送岑春煊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毫无疑问，岑春煊在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后，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记”权钱交易所的老板庆亲王奕劻，自然也就被奕劻等人视为异己了。

　　正因为类似的经历和志趣，瞿鸿禨在与奕劻等人进行党争的时候，立刻想到了要引岑春煊以作奥援。本来，岑春煊当时调任云贵总督，而且“毋需来京请训”（据说是奕劻作的手脚），他开始在上海称病不行，随后在瞿鸿禨的秘密操作下，岑春煊假装从上海出发，前往汉口。走到半路，岑春煊突然来了个大转折，乘火车“迎折北上，坚请入对”。这个举动，里面的玄机大了。

　　岑春煊显然是不愿意去云贵那种穷地方做什么总督的，因为这将使他远离权力中心（这正是奕劻的用心所在）。对于岑春煊的遭遇和想法，瞿鸿禨当然是心知肚明，在他的策划和帮助下，岑春煊决意要见慈禧太后一面，以求事情能有转机。

　　岑春煊的突然到来，使得当时本就紧张的枢廷气氛更加的具有爆炸性，大家都在揣测对方的下一步棋将会如何发展。不出意料，在瞿鸿禨的帮助下，慈禧太后很快召见了岑春煊。老太后和岑春煊相见，谈起当年蒙难之时，未免唏嘘了一阵。慈禧太后想起当年岑春煊亲自跨刀立于在破庙门口整夜看护自己的往事，也颇为的动情。她指着光绪说：“我常和皇帝讲，庚子年要是没有你岑春煊，我们母子哪来的今日啊？”于是岑春煊乘机向太后表明自己的“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请求开去云贵总督之任而留在都中效力的意思。慈禧太后听后，当即就表示：“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总不会亏负于你！”

　　很快，岑春煊从云贵总督任上开缺而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岑联盟的建立。岑春煊还没有上任，就来了个大动作，他把矛头直指其第一下属，邮传部侍郎朱宝奎。朱宝奎是奕劻的私党，平时声名狼藉，靠钱打点关系才获得这个副部级的位子，没想P股还没坐稳，从未见面的上司便要将他罢官。在慈禧太后接见的时候，岑春煊向太后力言朱宝奎的恶行劣迹，“不能与此辈共事”，并说要不将此人革职，就不到部里去就职。慈禧太后劝慰无效，只好卖一个面子给他，将朱宝奎革职。一个未到任的长官将自己的副职革职，这种事情在中国官场历史上实属罕见。

　　首战告捷，瞿鸿禨等人便再度发起攻势。在朱宝奎去职不到三天，御史赵启霖便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要求将他们查办。赵御史揭发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前不久的一家报纸就已经披露了。其实这两个事情结合到一起看，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来龙去脉——赵启霖是瞿鸿禨的同乡，而那家名叫《京报》的主笔汪康年则是瞿鸿禨的门生。很明显，瞿岑联盟又出招了。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赵御史和汪康年揭发的是什么事情呢？这事说来话长。在1907年4月，朝廷任命了东三省的督抚，其中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分别为巡抚，这等于是奕劻、袁世凯集团把东三省划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对此，瞿鸿禨当然不服。

　　其它人都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段芝贵的把柄被人抓了。原来，这个段芝贵乃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此人善于逢迎，因而在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时候颇受重视，据说还曾拜袁世凯为义父，显系袁世凯之私党。有一次奕劻的公子，也就是后来农工商部的尚书戴振前来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好生接待。段芝贵心领神会，他在设宴给载振接风的时候，将当时的名伶杨翠喜请来助兴。这翠喜姑娘色艺俱佳，把载振是看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段芝贵也不是傻子，事后便一掷千金的将翠喜买下，并给了她一笔价值不菲的妆奁费，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送给载振。载振这下高兴得是合不拢嘴，于是回去后便在老爸奕劻面前大力夸张段芝贵，这样段芝贵便连升三级，由候补道摇身一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

　　这事情被捅出来后，奕劻、袁世凯集团很是难堪，最后朝廷只得下令彻查此事，最后段芝贵鸡飞蛋打，巡抚位子的P股没坐热便被撵了下来。至于载振，在这风头上也不敢明纳翠喜，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美人离己而去，最后嫁给了某盐商。所幸的是，朝廷最后还是网开一面，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将载振之事了结。不过，“事出有因”的结果是赵启霖被免职，原因是轻听轻信；而“查无实据”的结果便是载振被弄得灰头土脸，最后也只好辞职了事。至于段芝贵，这位行贿者因为还有其他问题，最后是被查处革职，永不叙用（清王朝垮台后，袁世凯时期另当别论）。

　　在这个典型的性贿赂案中，奕劻、袁世凯集团损失远大于瞿岑联盟。面对瞿岑联盟的步步紧逼，奕劻、袁世凯决定要反击了。不过，相对于瞿岑“激于义愤”式的书生手段，奕劻的反击可就老道多了。他首先指使杨士琦在军机处档案里精心查找，将当年瞿鸿禨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折和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张謇（翁同龢的门生）的奏折翻出。随后奕劻带着这些证据去见慈禧太后（中国的事情，很关键的就是政治立场问题，只要这里不出问题，贪污贿赂多少都不算大问题）。奕劻在慈禧太后面前的一番搬弄，虽然没有将瞿鸿禨和岑春煊立刻掰倒，但足以让慈禧太后感到警觉了。这就够了，后招还在后面。

　　恰好这时广西革命党人频频起义，加之还有民变。于是袁世凯便在慈禧太后大夸了岑春煊一番，然后推荐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前去摆平那些事。慈禧太后说岑春煊不愿去外地任职，似乎有所犹豫。这时，袁世凯说了一句话：“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

　　于是岑春煊在京城刚呆一个月，便要被打发到广州去了。这次，岑春煊又故伎重演，他到了上海后便称病不行，想在上海静观事态能否好转。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到上海不久，便传来瞿鸿禨被赶出军机处的消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岑春煊被逐出北京后，瞿鸿禨去见慈禧太后的时候将奕劻贪黩无厌的劣迹加以禀报，慈禧太后听后也微露罢免之意。但不知何故，奕劻要被罢免的传闻竟然于次日登载到英国的《泰晤士报》和都中的《京报》，一时间众人交相议论。恰好这时英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参加慈禧太后游园招待会，便问起此事，慈禧太后大惊，急忙矢口否认。事后，慈禧太后十分生气，便怀疑是瞿鸿禨口风不紧，泄漏于外人。而奕劻得知此事后，立刻买通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写了一份弹劾奏折，里面列举了瞿鸿禨的“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的罪名，这下可谓是打得又准又狠，瞿鸿禨很快便被罢免，开缺回籍。

　　岑春煊听到这个消息后，仰天长叹，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往广州就任。但还没等他动身，朝廷一纸诏令飘来，岑春煊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诏令上写着：“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迭经赏假。现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未痊愈。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着岑春煊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杀人不见血。岑春煊这下头脑都没摸着，就被赶出了清末政坛。

　　这事当然是奕劻、袁世凯在背后搞的鬼。据野史《一士谭荟》说，这事是袁世凯委托他的儿女亲家、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给陷害的。端方是个新潮人物，他非常酷爱照相机，工作之余经常琢磨摄影技术。后来他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利用自己的摄影和冲洗技术，将岑春煊与梁启超的相片合在一起，形成了岑梁两人的并肩亲密交谈照。袁世凯接到相片后，十分欣喜，便将照片呈递给慈禧太后过目。据说，慈禧太后看到相片后默然不语，十分的伤感，最后说：“春煊竟然也和乱党勾结，这天下的事情真是不可预料啊！虽然，彼负于我，我不负他！准他退休罢。”（另有一说是上海道蔡乃煌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合照的）

　　短短几个月时间，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军机大臣林绍年，当时是瞿鸿禨一派参与弹劾段芝贵，后被挤出京城）相继垮台，奕劻、袁世凯等人大获全胜，这就是清末的“丁末政潮”。

　　但是，慈禧太后也意识到奕劻、袁世凯等人可能会独揽朝政，于是在罢免瞿鸿禨的第三天，便派醇亲王载沣到军机处学习入值，形成军机处“两亲王”的格局，以便牵制奕劻。另外，为了防止袁世凯势力尾大不掉，便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解除了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职位，将他内调为军机大臣。由于担心载沣年纪太轻，而奕劻和袁世凯相互勾结，慈禧太后随后又将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打算用他去牵制袁世凯。

　　饱经世故的张之洞对“丁末政潮”当然是洞若观火，对慈禧太后的用意也是心知肚明。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斯文人，年纪也大了点，他一入京城就发现这里水很深，奕劻和袁世凯在京城经营多年，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圈。张之洞一进京城，便很快被奕劻、袁世凯集团束住了手脚。据当时人评价说，“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张之洞听后，苦笑着对人说，“袁世凯不仅是有术，而且是多术。我呢，不但无术，而且还不能说自己有学，不过比他们两个多认识几个字罢了。”张之洞的自嘲，倒也不失实事求是。他读了一辈子的书，做了半辈子的官，终究被李鸿章一语点中，“香涛（张之洞的字）为官多年，犹书生耳。”

　　说起这个“术”，多数人认为它的贬义词，但也不能绝对化，也得看具体时间和具体事件。就拿“丁末政潮”来说，双方之“术”可谓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但谁更卑鄙或者谁的做法对社会进步更有作用呢？至少，从结果上来看，在瞿岑联盟被击败后，宪政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行。

　　最可叹的是，岑春煊其实并不保守，他在1904年就曾上书请求立宪，1905年也曾随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不料最后在党争中落得如此下场，最后在上海做了很长时间的“寓公”。倒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反袁成为岑春煊最坚定的信念，他后来还积极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呢。

　　四、《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

　　1905年11月，在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时候，清廷同时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以作为将来实行宪政的筹备机构。1907年8月，经奕劻等人的奏请，朝廷批准将考察政治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以使这个办理宪政的机构更加名副其实，并开始实实在在的推进宪政。

　　宪政编查馆的职责主要有四项，一是议复奉旨交议的宪政奏折；二是调研各国宪法，编订宪法草案；三是考核法律馆所提交的各项法典（如民法、商法、大清刑律及诉讼法等）和地方及部门制定的一些单行法规；四是中外宪政的统计调查和对比研究。宪政编查馆拟定和审核的文件，除了法典和重大事项需经资政院议决外，其它均呈由军机大臣阅定后奏准实施。

　　宪政编查馆的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兼任，总共六人，分别为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文渊阁大学士世续、张之洞、鹿传麟、袁世凯。另外，宪政编查馆设有提调两人，总核两人，下面再设编制局、统计局、总务处、官报局等机构。后来在奕劻的奏请下，各省设立调查局，各部院则设立统计处，以配合宪政工作。

　　在宪政编查馆开展工作的同时，清廷再次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过，这一次考察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专门前往英国、德国和日本取经。1907年9月，清廷派遣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学部右侍郎达寿和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为宪政考察大臣，分别前往英国、日本和德国考察。

　　有意思的是，前往德国考察的于式枚本北洋任职十余年，也曾参加保国会，他出使德国回来后却提出一个惊人之论，那就是中国无需立宪，因为各国的宪法条文，有很多是中国固有的成法本身就有的，有的是中国本身就没有、也没有必要去模仿的；各国立宪，大多由于下层老百姓要求，求而不得就要争，争而不以就要乱；国政归于一人则臣民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臣民有竟进之心；立宪搞好了，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搞不好反成了法国革命，祸害几十年。对于那些激进的立宪党人，于式枚更是指责他们“几近乱党”。

　　于式枚生性耿介，宽和待人，当年他的族人因为和别人争一墙之地，互不相让，于是写信给于式枚要他干涉一下。于式枚回书说，“千里书信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争议双方见此信后，被官高位显的于式枚的豁然大度所感动，最后大家各让三尺（即后来的六尺巷），至今传为美谈。说真的，于式枚还真算不上什么守旧分子，他考察回来出此高论，要说反动荒谬，似乎也不是这么回事——至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心还是不无道理的。

　　出使英国的汪大燮倒是认真的考察了一番，回来后编纂了《英国宪政要义》、《国会通典》等14种宪政著作呈递；出使日本的达寿中途被朝廷召回，改派驻日公使李家驹继续考察。达寿极力主张仿照日本实行立宪，他回国后呈献了《日本宪法论》、《议院说明》等5部宪政著作。李家驹考察了日本官制后则主张朝廷尽早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官制改革，实行责任内阁制。回国后，他组织人编译了《官制篇》、《日本官制篇通释》等著作。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第一次出洋考察促成了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而达寿、李家驹等人的第二次宪政考察则让清廷决心以日本为蓝本，实行预备立宪。

　　话说回来，当时很多人嘴里虽说“立宪、立宪”，但宪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还是不甚了然。因此，这里有必要插点宪政发展历史的题外话。简单的说，宪政就是指政府的行为是受到限制的政治形态，政府的权力由宪法授予并受到限制，广义的来说，是受民意所限制的。因此，宪政制度所约束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国民，而是政府等权力部门。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实行宪政，皇帝将不能为所欲为（而从法理上来说，中国的皇帝是拥有无限权力，而且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

　　宪政的历史，得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说起。当时英国有个国王，也就是历史所称的“狮心王”理查。理查在统领十字军东征期间战败被俘，结果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约翰王，他趁这理查被俘之际将原来的王位继承人（他的侄子）杀死并乘机夺取了权力，当上了英国国王。可叹的是，这个约翰王是个典型的暴君，残酷昏庸，愚昧无知，狂妄自大。他后来悍然对法国开战，结果大败而归，把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土全部丧失。但约翰失败后还不甘心，还想着起兵复仇。但是，打仗是最花钱的，约翰王没钱，就在国内卖官鬻爵、绑架勒索那些贵族和家眷，逼迫他们出钱纳税。

　　约翰王的暴行激起了英国贵族的万丈怒火。由于当时的英国是封建制国家（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概念是两回事），国王手下的那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势力甚至军队，于是大家一联合起来抗拒约翰王的命令。最后，在主教朗登的提议下，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开会，会议上起草了一个文件，也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宪章”。

　　“大宪章”里说：“除了经过合法审判，或是依照本国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强占、剥夺法律保障、充军或其它损害。”另外，宪章内还明确规定，国王“禁买卖司法权、禁止随意占领他人土地、决策时须征询贵族意见，若违反宪意，贵族有权推翻国王”等条款。这等于是以公开的法律形式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使之成为有限权力。对此，约翰王怎肯罢休，最后双方开战，结果约翰王被贵族们的军队包围在泰晤士河边的伦内美德。约翰王无奈之下，只好当众宣誓遵守“大宪章”，并于1215年6月15日在宪章上加盖了英国的国玺。后来，约翰王的儿子亨利继位后又不肯遵守宪章，结果贵族再次向国王宣战，结果亨利又被打败了。贵族们胜利后，组织了国会监督国王，但凡国王征税或对外开战等国家大事都必须经过国会同意，由此国会也成为了英国的经常性制度。

　　后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即位后，对议会限制他的征税权十分不满，于是再次爆发国王和贵族的战争，结果查理一世战败后人头落地，议会军首领克伦威尔废除国王制而自任护国主。可惜的是，废除国王而不建立新制度也不行，后来斯图亚特王朝卷土重来，复辟了王朝。一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颁布《权利法案》后，英国才真正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体制。

　　权利法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剥夺了国王的主要权力而转由议会来行使，甚至国王的继承人问题，议会都有权干涉。这样，英国国王虽然得以保留，但已经成为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虚君，仅仅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所以说，宪政的关键在于议会政治。在封建王朝里，国王的权力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就象一头老虎，它可能为善，也可能作恶，是难以判断的。由此，英国的宪政就是把国王这只老虎的权力剥夺，转由议会行使（至于议会这种代议制所涉及到的选举、政党制度等，限于篇幅，不另敷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德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而是一种伪君主立宪。道理很简单，英国的立宪制度是民众通过议会约束君主，而德国日本是君主放权给民众，议会只是辅助机构。看起来形式相同，但质完全是两样的（二战后的日本君主立宪另当别论，它是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属于民主制度）。

　　也正是这个原因，清廷认定英国的君主立宪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因此不能仿效。事实上，其中关键原因是，英国国王虽然也可以世袭罔替，但英国议会对君权有极其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是国王临朝而不理政，政权归于议会的虚君制君主立宪，这显然是不合清廷胃口的。

　　最后比较下来，清廷最中意的还是日本的宪政。毕竟，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有着类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历史上两国也多有了解和交流，移植日本制度似乎相对可行。最重要的是，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也就是说，日本的宪政绝不侵犯皇家特权，颁发法典事先也无需接收公众的审评，皇帝公布宪法时，还仿佛是恩赐一般。如此一来，清廷当然喜欢了。

　　1908年8月，清廷在立宪派的鼓噪声中，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后称《筹备事宜清单》），并宣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

　　朝廷正式颁布宪法这种公开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遭。不过，这个《钦定宪法大纲》模仿日本宪法的痕迹太重，未免有失体面，它的第一、二条差不多是直接从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的第一条和第三条直接翻译过来的。

　　让现在人无法接受的是，《钦定宪法大纲》一共也不过23条，其中正文14条全是有关“君上大权”规定的，而关于国民权利的9条规定，只是可怜巴巴的附录在后面。不如先来看看《钦定宪法大纲》到底说了些什么。

　　正文第一条，“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两条可谓的开宗明义，慈禧太后看了一定十分开心。随后的12条是具体的规定，包括皇帝拥有颁行已议决的法律及议案，召集并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统率海陆军、编定军制，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与接受使臣，紧急之时宣布戒严、发布诏令，爵赏恩赦，总揽司法、委任法官，决定皇室经费和皇室大典等各种大权。

　　粗看起来，皇帝的事还不少，权力也挺大，而这也是为后人所诟病的主要原因了。不过，清廷能够把皇帝的权力明确规定出来，无疑是具有秘密政治公开化、无限权力有限化的意味，虽然这个《钦定宪法大纲》令人不甚满意，但毕竟还是很有进步的。

　　最重要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皇帝将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了，正如宪政编查馆在上奏《钦定宪法大纲》的前言中说的：“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大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在正文的14条规定中，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出议院、内阁和司法机关对皇帝行使权力的制约的。如第3条，“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这里的意思除了确定皇帝的法律颁发权外，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议决也就是立法主体是议院，两者权限分明，体现了政治分工的宪政基本规则。再如正文第10条中规定，“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也就是说，法官虽然是皇帝任命，但其司法主体是“审判衙门”而非皇帝，审判依据是钦定法律而非皇帝诏令，这其实体现的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

　　另外，在正文第11条中说，皇帝有“发命令及使命令之权。惟已定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这里更是明确提出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而且，皇帝无权“废止”议院已经通过的法律，这实际上议院立法权的一种确认和对“朕即法律”专制皇权的否定。

　　毫不夸张的是，这种准三权分立的结构性变化是对原来一元专制结构的一种革命性颠覆，假以时日，这种仿日本的伪君主立宪制在民众觉悟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必然会向英国的虚君制君主立宪发展，从而和平、平稳的建立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制度。这是何等美好的蓝图！

　　《钦定宪法大纲》之所以饱受非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把国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义务规定划到了附录而不是正文。不过，有总比没有好，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性文件的形式规定了国民的基本权利义务。《钦定宪法大纲》中规定的“臣民的权利义务”有9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有“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事准其自由”；“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请法官审判其所呈诉之案件”；“专受法律所定之审制衙门之审制”；“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些基本权利。另外，《钦定宪法大纲》也规定了国民遵守国家法律和按法律所定的“纳税”、“当兵”义务。

　　应该说，《钦定宪法大纲》对国民权利的规定已经很接近现代的法律了，加上其附属的《选举法要领》，国民基本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财产限制，当时的世界通例）和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条，与欧美各国宪法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条基本接近。这些权利规定，在封建法典是不可想象的，要说它没有任何进步、完全是欺骗，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说诚意，《筹备事宜清单》还是能说明点问题的。这这份预备立宪路线路上，宪政的设计者们将预备立宪期限定为9年，并详细开列了这9年的筹办大事和时间表，比如第一年（1908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