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第二章、强国先强军，袁世凯横空出世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清廷提出：“非练兵无以自强，而练兵必先筹饷。”鉴于“筹饷练兵”在清末新政的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做得最成功、影响最大，所以为之独辟一章。

　　说到编练新军，就不得不先说说清朝军队发展的历史脉络。明末李自成推翻明朝的时候，吴三桂又将满洲八旗放入关内，由此满人夺了汉人的天下，天命如此，也怨不得谁。只是八旗铁骑虽然精锐，当终究人数有限。要算起来的话，当时满洲八旗也不过区区六万人，即使再加上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也不会超过十五万人。以这十五万的兵力去统治上亿的汉人，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为此，满人当时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便是“以汉治汉”政策。所谓“以汉治汉”，在军事上来说，那就是沿用明朝的卫所军事制度，由各省自筹粮饷、自己组织防军，也就是清朝兵制里的绿营。当时绿营大概有六十余万人，分别驻扎在各省特别是沿海和边陲地区。

　　清朝建立后，八旗兵无仗可打，便驻扎在京城并在各省建立满城，不与汉人来往。八旗之所以要与汉人隔开，是因为他们是世代为兵，并不从事生产，平时全靠朝廷（也就是老百姓）养着。按清朝军制，八旗的兵额为二十二万人左右，全部是从旗人中挑选，当时有亲军、骁骑、前锋、护军和步军五个主要兵种，另外还有神机营、健锐营、枪炮营和藤牌营等特殊兵种。可惜的是，八旗兵的名称都挺威武，但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太快，又享有不事生产的特权，结果很快便丧失了入关时的锐气，堕落成一帮老爷兵。譬如平定吴三桂发起的三藩之乱时，康熙便发现这些八旗兵完全不中用，只得去仰仗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了。

　　绿营是在明朝军制的基础上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为使用绿旗，所以称之为绿营。绿营是各省建制，自建自养，兵种分马、步、水师等传统兵种，按标、协、营进行编制。在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兵表现勇猛，一同作战的八旗兵只有在边上看热闹的份。不过，绿营兵也是世袭兵，这种近亲繁殖的结果只能导致绿营的战斗力很快下降，雄风不再。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军队作战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清廷对带兵的将领不信任所导致的军事制度。吴三桂叛乱后，清廷便有意约束那些握有军权的将领，凡是中层以上的带兵官都要经常轮换，即所谓“将不专兵”制度。另外，那些高级指挥官如提督、总兵，都得听从那些科举出身的总督巡抚，这便是所谓的“文人将兵”制度。这些制度的结果，必然是导致朝廷内外重文轻武，弄得那些满蒙武将也以不文为耻，最后也都跑去吟诗弄月，附庸风雅，武将文风，那还打什么仗！

　　无能归无能，这八旗和绿营收拾小规模的农民军还是问题不大的。不过，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便把这些旧军队的破落底子全给揭了出来。譬如当时领兵去对付洋鬼子的，不是专业武将，而是文人出身翰林学士林则徐；而后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一役，更是个“不战、不守、不和”的书呆子叶名琛——他老人家还是进士出身呢。

　　八旗和绿营打不过洋鬼子的长枪短炮还情有可原，但后来太平军的骤起如风卷残云，把他们给打得稀里哗啦，落荒而逃，这就不能不说明问题了。原来，经过了上百年的太平盛世，这些八旗绿营兵早已是养尊处优，而将帅则是“惟耽安逸，不事操防”，却成天想着“空冒钱粮、专事肥己”的勾当。在打仗的时候，“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喧闹，全无纪律”，这样的军队，除了扰民，别无它用。

　　万般无奈之下，清廷也只好放开手脚，让汉人官僚到各地督办团练，以期对抗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和湘军便横空出世了，朝廷的政策给了他一个极佳的机会，而他编练的湘军也成为了镇压太平军的中坚力量。和八旗绿营大不一样的是，湘军选兵时，尽量多选本乡人（湖南人），并只要那些朴实憨厚、体格健壮的青年农民，那些油腔滑调、有市井流氓气的城市游民一概不要。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湘军内部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和地缘圈子，其各级统领，从营官到哨长甚至什长的大小头目，大都是亲戚故旧、同乡好友或者师生门徒。另外，凡是编练入伍的湘军将士，都要将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儿登记在案，以防止逃兵。正因为湘军内部的血缘、姻亲、朋友、故旧、师生等关系，才使得其上下团结紧密，在关键时刻能相互以死相拼，同仇敌忾。和湘军相比，其他清军往往是“胜不相让，败则壁上旁观，咧嘴痴笑”，当然不能指望他们打胜仗。

　　湘军是按明朝戚继光的军法进行编制，其主要作战单位是营，每营合计五百人，营下设四哨（相当于连），哨下分八队（相当于班），一对约十二人到十四人。除此之外，营官还直接管带亲兵六队。在正兵之外，每营有配有专门的长夫（相当于后勤运输队）一百八十名，以减轻正兵的负担，增加作战部队的战斗力。

　　湘军的选将制度是上级挑下级，曾国藩先物色水陆各军的将领（多是读书人），然后由那些将领选营官，营官再去选百长、什长，这种层层隶属的上下级关系，加上中间夹杂的宗族、师生、朋友等关系，使得这只部队变成了“曾家军”，已非朝廷所能掌控。

　　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军饷丰厚，远高于八旗和绿营。当时八旗和绿营靠朝廷养活，但朝廷发的那点饷银虽然饿不死，但养家也颇成问题。绿营还好一点，那些可以在训练之余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但八旗是满人，身份优越，制度严密，对外交往也存在障碍，没法和绿营去比。正因为如此，大部分旗人在晚清的时候其实都穷得要死。对比一下湘军和绿营就可以发现，当时湘军正兵每月可以拿到六两银子，而绿营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八旗比绿营好不到哪里去）；湘军营官的收入更是非常可观，每月可以拿到两百两左右。

　　也许有人会问，湘军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当时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地方上的捐纳。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明码标价，买官的士绅交了钱，就有资格补缺——反正当时打仗，被杀的官员也很多；另一个就是厘金。所谓厘金，就是地方上在各通商路口码头设卡抽厘，其实就是征收商品流通税。当时厘金不但是湘军饷银的主要来源，后来还成为清廷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在湘军和太平军激战正酣的时候，曾国藩又让他的门生李鸿章回他的老家安徽去募集一支军队，这便是后来的淮军。淮军的体制和湘军基本相似，后来也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之一。除了湘军淮军，另外还有几支汉人武装，如左宗棠的楚军等，但实力不足以与湘军、淮军对抗。

　　在太平军、捻军和其它的起义被剿灭后，清廷对这些汉人武装，特别是当时已羽翼丰满的湘军和淮军，感到十分的不安。好在曾国藩乃朝廷“忠义之士”，他有先见之明，凡事退让三分，最后湘淮等军被改编后分散驻扎在各地，又称为防军。而当时绿营也被改编成练军，和八旗、防军一起构成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主要军事力量。

　　同光时期也是洋务运动的兴起之时，那些旧军队也受到了洋务新风的影响，在武器设备上改进了不少，开始淘汰原来的刀矛枪箭，而引进了西洋火器如抬枪、劈山炮等。但可惜的是，太平军被镇压后，大清帝国出现了一段所谓“同光中兴”的和平时期，那些旧军队便又故态复萌，平时操练仍旧是敷衍了事。

　　当时俄驻华使馆外交官马克戈万在《尘埃：一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清末印象》中描述说，“观看中国军人列队行走极为有趣，他们都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每个人都肩扛着一支长枪。由于没有统一姿势与标准，所以扛枪如同扛着把铁锹。除了随身的武器之外，他们还每人携带一把扇子。其携带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有插在衣兜里的，有插在领口上的，还有的干脆用长长的辫子缠绕起来。携带扇子一是为了扇风，二是为了遮光，尤其是那赤热的太阳光。长长的竹管也是士兵行军打仗时喜欢携带的东西。有些士兵还故意用竹管代替枪来扛用。他们认为，竹管既轻便，又能用于吸鸦片。如果必须扛枪的话，那么竹管就会插到裤腰带子里。最后还有遮阳（雨）帽（老外描述不清，遮阳帽难道是军帽？），这是每个士兵都喜欢、都重视的物件。如果谁没有、或者忘记戴，那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在士兵的心目中，它就是一种尊严。因为人体是不能随意被雨水淋湿的。虽然携带遮阳帽很不方便，但是为了某种说法与观念，他们还是不愿放弃。”

　　马克戈万最后评价说，“若按欧洲人标准，中国军队中没有一位算是合格的士兵。因为军人是一种很严肃、很神圣的职业。但是中国的士兵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虽然军容松懈，但他们的前辈就能屡屡战胜敌人，保卫住自己的祖国。尽管如此，这种军队的确不配称作为天朝帝国军队。”

　　马克戈万瞧不上中国的军队，当时国人还觉得洋兵荒唐可笑呢。据说那时有人看完洋人训练，回来记叙说：“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于地上，以示敬！”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在此人眼中，洋鬼子向长官敬礼居然要从头上拔几根头发甩地上，这代价实在不小。当时的国人对洋兵敬礼尚且觉得不可思议，那洋人搞的什么“稍息立正、正步走、枪上肩”之类，那岂不更是多此一举？

　　这样的军队，平时去恐吓一下老百姓还行，但一旦真刀真枪的和日本近代陆军作战，马上就露馅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是叶志超雨夜狂奔三百里，将平壤拱手让出，退出朝鲜；随后是辽东防守形同虚设，一退再退，连自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也被轻易攻克；接着日本兵山东登陆，北洋舰队在威海卫被一网打尽。在这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大清帝国的陆军一败再败，几乎无一胜绩。结果日本兵分别攻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一下掐住了清廷的脖子，逼得清廷跪地求饶，割地赔款。甲午之役，清廷可谓是颜面扫尽，连带国人也蒙受了奇耻大辱。

　　平时过惯太平日子的练军防军还有那些湘淮旧军，这帮人在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的拙劣表现，让国人为之极度失望，连朝野人士也大骂这些军队“骄悍疲惰，军纪懈弛，每战必溃，万不可用”。但是，骂归骂，但还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这大清国毕竟还是要有军队来保的。痛定思痛，旧军队的改革和彻底转型也就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

　　要说清军的转型，海军比陆军要早二十年。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苦于没有自己的海军，单纯的依靠陆上防御，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有鉴于此，在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的努力下，福州船政学堂得以成立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海军人才，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北洋舰队骨干力量的刘步蟾、林泰曾等人。这批海军人才在国内学习后，又被派往英德等欧美国家深造，算得上是标标准准准的海归派。这些人回国后，大都当上北洋舰队的各舰管带，而北洋舰队也成为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只可惜的是，天不佑人，这批海军精英在黄海之役和威海之役中，或战火中阵亡，或兵败后自杀殉国，极为惨烈，而随之而去的，则是那支曾经排名世界前八的北洋舰队。

　　北洋舰队转型了，但失败了；陆军还没有转型，更是失败得一塌糊涂。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北洋舰队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的陆军的无能和脆弱。正因为如此，在甲午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朝野中便有人提出要编练新军，挽回颓势。这时，一个人进入了朝廷要员们的视野。

　　这个人是谁呢？

　　说起这个人，他在中国的经历可不简单的。此人名叫汉纳根（Von Hanneken，1855-1925），德国陆军大尉，也是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婿。汉纳根1879年从德国陆军退役后，由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以“海外优秀人才”的名义引进来华，开始在天津任军事教官，后来在李鸿章的委托下，负责设计建造旅顺军港和威海卫军港的防御炮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汉纳根随同清军的运兵船“高升”号前往朝鲜。途中，“高升”号在丰岛附近海面被日本军舰偷袭，“高升”号不幸被日舰击沉，舰上一千一百多中国士兵除了两百多人遇救外，其它人全部葬身海底。这一役，汉纳根命大福大，他虽然是陆军出身，但水上的功夫也相当了得，居然自己泅水游到岸边，后被路过的德国军舰搭救而幸免于难。丰岛一战后，汉纳根被李鸿章聘为北洋舰队总教习兼副提督，随后又参加了黄海大战。当时，汉纳根在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协助提督丁汝昌及管带刘步蟾指挥作战。由于汉纳根在黄海之战中表现英勇，清廷后来还特颁谕旨，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后又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

　　黄海海战后，鉴于清军海陆皆失，汉纳根曾向清廷建议加练陆军10万人，以对日持久作战。这个建议得到了恭亲王奕和帝师翁同龢的重视和支持，1894年11月，清廷下发谕旨称：“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谕旨下发后，汉纳根深受鼓舞。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原先训练10万新军的计划大打折扣，只能先编练3万兵马。

　　人数缩减还是小问题，关键还是共事的人别扭。当时和汉纳根搭档的胡燏棻，原本是进士出身，他曾任广西按察使，素来喜欢谈论洋务与军事，这才获任与汉纳根同办新军。但很可惜的是，两人的共事十分不愉快。胡燏棻后来向朝廷打报告说汉纳根动机不纯，其“建言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而且，万一让他掌握了军权，只怕以后不好控制，恐有后患。胡燏棻的话提醒了清廷，他们想起当年洋枪队统领戈登等人难以控制的前车之鉴，加之当时的朝廷大员荣禄、刚毅、李鸿藻等人都群起反对汉纳根练兵，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更是声称：“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在这些人的鼓噪下，恭亲王奕和翁同龢等人也只好让步，首创编练新军的汉纳根反而靠边站，最后愤而离开，搞煤矿赚钱去了。

　　由此，胡燏棻便成为编练新军的主要负责人。好在这个胡燏棻当时也算是知兵，他早在任广西按察使时就曾指出当时的募兵之弊端，说“今各招之勇，急于成军，乞丐无赖，驱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沿途更肆焚劫”；而统兵的将领，骄奢淫逸，克扣士兵的军饷口粮，以至于万众离心，一旦打仗，谁肯给你拼命；军队里的武器，“件件购自外洋”，而且型号各一，前膛后膛，德制粤制，搞不清楚；最要命是，装备混乱，阵法陈旧，这些士兵拿着新式武器茫然不知用法，还是习惯使用原来的大刀长矛，这怎么能胜任现代战争？

　　为此，胡燏棻提出了编练新军的四个办法：一是训官之法，即在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挑选各地的武生武举，只要文化还过得去，年龄又不太大，便选入学堂，聘请洋人教习三年后经考核发给文凭，随后分派到各军营；二是练兵之法，即在招募新兵的时候，由各地方官负责登记新兵的家庭地址等情况，杜绝逃兵现象，新兵到营后先检查身体，不合格的立刻清退。三是放饷之法，即防止统兵将领克扣士兵的粮饷，改由各粮台直接发给；四是简器之法，即统一各项枪械武器，防止各种制式的冲突浪费。（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1894年底，胡燏棻便屯驻马厂募兵训练，开始编练了新军3个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兵种如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都齐了。由于样子看上去还不错，清廷便让他扩大规模。由此，胡燏棻便于第二年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小站（练兵）。小站原是淮系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军的练兵场，在消灭捻军后，盛军在此驻扎了二十多年。后来甲午战争爆发，盛军开赴前敌，因为平壤之战时盛军继任统帅卫汝贵临战溃逃而被处斩，盛军亦由此全部溃散。胡燏棻便在此地编就新军10营，包括步兵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计4750人，号称定武军。

　　定武军的士兵，大都是从山东、天津等地经过仔细挑选招募而来，这支军队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完全摈弃了以往练军和湘淮旧军的习惯，而是“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这里的所谓西法，其实指的就是德国陆军的模式，其中也有一些德国军官在此担任教习。除此之外，胡燏棻也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招募了不少优秀的毕业生如何宗莲（当时担任总教习）、曹锟、田中玉等人来军营中担任军官或教习。

　　就当时而言，定武军是一支全新的部队，它不仅武器装备新，阵法训练也全是按照德国操典进行。可惜的是，这支新军建军刚一年，还没有焕发出它全部生机的时候，它的开创者胡燏棻却被调离前去督办津卢铁路，而他的接替者便是大家所熟悉的——袁世凯。

　　袁世凯的话题先按下不提，先说说南方的另一支新军。在北方定武军编练之时，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向朝廷上奏，请求在南京编练一支按洋法操练的新军，这就是后来的自强军（也叫南洋新军）。自强军的兵种和定武军类似，也分为步骑炮工四兵种，分别为步队8营，每营250人；马队2营，每营180骑；炮队2营，每队200人；工程队1营，每营100人，总计2860人。

　　自强军在1896年开始招兵买马，主要从江北和江浙一代挑选士兵，张之洞认为江北人体格比较强健，因此多分入马队和步队；而江浙一代的人比较聪明，主要分到炮队和工程队。当时新军的待遇很好，军饷饭食衣物等各方面条件都远胜于防军和湘淮勇营。

　　张之洞是儒学大师，特别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质，美国人鲍维尔在《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就曾提到，张之洞招的士兵大多会写能读，许多人的文化水平都还不错。不过自强军刚刚建立，张之洞便被调任湖广总督，自强军也被继任的刘坤一续办。不过，刘坤一对新军似乎没什么大的兴趣，在此后的几年中，自强军并没有扩充，后来这支南洋新军的兵员和素质也远不如北洋新军。

　　1901年，清廷下令将自强军调往山东，划归袁世凯节制操练。由此，自强军便成为袁世凯掌管的军队，后来在编练北洋陆军的时候，自强军被编为第四镇（师），此是后话。

　　三、乱世奸雄，袁老四如鱼得水

　　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为袁世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许很多人会问，袁世凯怎么运气这么好，这刚长熟的桃子怎么就让他给摘了呢？

　　这事说来话长。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他的这一生，说起来还真挺复杂。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那老袁家在数百年间原本也是默默无闻，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忽喇喇的发了——乖乖，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便成了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本来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这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说科举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那举人进士可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当时的读书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是稀罕。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发大了。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从戎，和太平军捻军厮杀，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进士老爷和举人老爷两人寿命更浅，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只是个秀才，和弟弟袁甲三相比差得太远。不过，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也中了举人，也算是争了口气。不过，这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年近四十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从他的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能生儿子，一口气生了六个，这过继给弟弟的就是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估计不说大家也知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错，他七岁的时候便跟着嗣父袁保庆生活。袁保庆虽然是个举人，但官运不错，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做过盐法道，大概是厅级干部）。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依旧有效，袁保庆活到44岁便去世了。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偏偏第二年他的生父袁保中又因病去世。虽然袁家乃官宦世家，吃穿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活脱脱就是孤儿寡母了。

　　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见他们母子可怜，袁世凯年纪又小，而这个进士大老爷身下也只有一个独子，于是便把袁世凯接到北京（当时袁保恒在翰林院做编修）去跟随他读书，让他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去了北京。

　　只可惜的是，虽然堂叔袁保恒是个翰林，但在他的严格教导之下，袁世凯在考举人的时候仍旧是两试不中。据沈宪祖在《容庵弟子记》中说，袁世凯在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名落孙山后，他在羞愤之中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话难道是袁世凯最先说的？），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考不上秀才也曾撕烂了圣贤书，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秀全就造反了。其实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平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他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不过，袁世凯也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在结婚以后便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凯跑到山东登州，投靠了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吴长庆当时统率庆军六营驻防在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还曾拜在吴长庆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袁世凯和张謇的故事颇为有趣，另文撰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如此看来，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年8月，朝鲜局势动荡，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鲜弹压。袁世凯在朝鲜帮办军务的时候崭露头角，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袁世凯在朝鲜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帮朝鲜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了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受挫折。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袁世凯便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朝鲜的“监国”大员，而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当时的朝鲜也是内外交困，内有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势力的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正因为袁世凯的优异表现，朝鲜国王还特赐了他四个朝鲜美女，其中一个还是贵族女子。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朝鲜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随后的一年中，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就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袁世凯见势不妙，最终设法找了个机会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处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由于练军和湘淮旧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野人士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当然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哪里比得上袁老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

　　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袁世凯当然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速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然后他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事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

　　这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三十六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呢，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姑且从他的《练兵要则十三条》说起吧！

　　和胡燏棻一样，袁世凯对旧军队的弊政是了然于胸，但他比胡燏棻更胜一筹的是，他在朝鲜可是有成功的实践经验的。由此，袁世凯提出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更加具体，更加到位。先看第一条，讲的是军律第一，规定士兵必须要背诵，并在营中设立执法处，练就一支节制之师；第二条是军饷发放，杜绝营员克扣而由粮台直接发给，这个办法与胡燏棻的设想相同，也许袁世凯是借用了其想法。但是，袁世凯多留了一手，那就是士兵领饷后必须接受操练检查，防止冒名顶替或者滥竽充数；第三条是枪械统一管理；第四条是设立军事学堂和派遣军事留学生，培养军事人才；第五条是制定募兵标准，如新兵的年龄、体格要求等；第六条是教导士兵忠义之道，类似于在部队中设立政委；第七条是改习洋操，并定每年演习；第八、九、十条是请病假、事假和抚恤制度；第十一条是军衔品级制度；第十二条是训练的奖惩制度；第十三条是改进军服问题。

　　这《练兵要则十三条》加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洋员合同通稿》，其实就是袁世凯对编练新军的一整套设想，包括军制、饷制、器械、募兵、教育、奖惩、营制、聘请洋教习等，当时确实让那些不知新军为何物的朝廷大员们大开眼界，称赞有加。由此，袁世凯便也被调入督办军务处，以备顾问。

　　进了军务处后，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机会便唾手可得了。恰好这时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乘机上下活动了一番，督办军务处的领导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荣禄等人便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前往小站练兵，当时声望正隆的李鸿藻大学士还给了袁世凯极高的评价，说他“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有了这些朝中大佬的保荐，事情当然好办。

　　保举袁世凯的奏折上去后，很快引起了光绪帝的兴趣，他随即批示说，“温处理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

　　由此，袁世凯便屁颠屁颠的跑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这也是他真正的发迹之始。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

　　1895年12月，袁世凯到小站正式接管了定武军，随后又在山东、河南等地招来了2000多名淳朴强健的农家子弟，将原定武军的兵额招足到7300人，并将之改名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在编练新建陆军的时候，完全按照德国陆军的建制，以步兵为主，分步兵、炮兵、工程兵、骑兵四个兵种；全军分编为左右两翼（相当于旅），翼下设统领（旅长）一名，统领下设分统一名，协助统领训练步炮骑兵各营；营下设统带（营长）一名，统带下设帮统一名，协助统带工作；在兵员配置上，左翼步兵两营，炮兵一营；右翼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另有工程兵一营；营以下设队（相当于连），队下设哨（相当于排），哨下设棚（相当于班），层层管辖，以便于指挥。

　　新建陆军以营为作战单位，每营军官约46人，士兵约1000名，文书、委员各6名，每营还配有两名军医。除此之外，各营还有护勇、号兵、伙夫、长夫等非战斗人员，人数加起来大概也有三四百人。

　　为了把新建陆军建成一支模范军，袁世凯花重金聘请了包括退役军官沙尔在内的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或奥制的标准化枪械，这为部队的后勤保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增强了这支军队的战斗力。

　　袁世凯在管理军队方面很有一套。他一到小站，便立刻设立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和督操三个营务处和中军、文案等职。在督练处之外，袁世凯又设立了一整套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包括粮饷局、军械局、洋务局、转运局、军医局和教习处等机构，这些机构都有明确的人员编制，职责也十分清楚。

　　袁世凯治军相当严厉，他亲自制定了新建陆军《斩律十八条》，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其中包括：“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预压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黑夜惊叫疾走乱伍者斩”，等等。袁世凯制定的军纪严密，包括募兵、行军、操典、驻扎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袁世凯对军队管理极严，日则督操，夜则巡营，从不懈怠。有一晚袁世凯巡营，偶然发现一士兵偷食鸦片，袁世凯当场拔出佩刀将之手刃，全营为之震惊，自此营中再无人敢食鸦片。

　　袁世凯在军营中以身作则，他和普通士兵一样，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在平时的训练中，袁世凯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某次阅兵时突然下起大雨，他手下的军官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就不能淋雨？”在建军之初，袁世凯也刻意制造亲善士兵的形象，每次发饷时，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以杜绝旧军队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甚至连棚头这样的小头目都能叫出名字，这一点很不简单。

　　还真别说，袁老四用人也有一套。后来北洋军阀的这批风云人物，大都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任用下，这才脱颖而出的。当时小站练兵主要依靠三批人，第一批是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的毕业生，如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王士珍和冯国璋被袁世凯分别委派负责督操营务处，而留学德国、当时推为军事第一的段祺瑞则被委派为炮兵营统带，袁世凯对他极为信任，“教练新军之事，一以委诸”；第二批是原来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如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人，这些人也大都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袁世凯对这些军校毕业生还是十分识人善用的；第三批人则是那些湘淮勇营的旧军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的甲午败将，如张勋、姜桂题、田中玉等人，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袁世凯收留，自然愿意为袁世凯卖命，袁世凯也就笑纳了。

　　另外，还有个人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后来的大总统徐世昌先生，他被袁世凯请来做参谋营务处总办，负责全军的庶务和军需工作。至于那些洋教习们，袁世凯也颇能驾驭，当时新建陆军的技术训练和规划，都是在这些德国人的指导下进行的，比如操场训练、作战演习、炮兵教习、礼节及军械、骑兵战术、德文教习甚至号兵乐队等，袁世凯对这些外国专家十分重视，敬重有加，但也不至于闹出什么乱子来。比起那些油滑的英国法国人来说，日尔曼人还是比较讲规矩和效率的。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编练的新军带有很深的德国烙印（当时的德国陆军是世界第一嘛）。说句题外话，在辛亥革命中很多地方新军投入革命阵营，主要是其中的很多军官是从日本回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而袁世凯的军队直接师法德国，没有必要引进留日学生（日本军事也是师法德国）。

　　袁世凯不但善意选拔重用人才，还注重培养人才。他在小站练兵的第二年，便办起了德文、炮队、步队和马队四所随营学堂，合称随营武备学堂，他从军队里挑选了两百多名粗通文字的士兵，派入随营学堂学习军事，各学堂一律聘请德国退役军官担任总教习，段祺瑞担任学堂总办，规定学制两年，除了学习德文的派到德国留学外，其它人都选充新建陆军的下级军官。在学习期间，袁世凯对学员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个季度就要大考一次，袁世凯亲自选定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一切规矩如同科考。

　　为了鼓励学员好好学习，袁世凯还从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三分之一（200两银子）作为奖学金，奖给那些成绩优异的学员。在这批人中，也涌现了很多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如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这批人中，还有一些被选送到日本留学，如孙传芳、张树元等。由于当时段祺瑞是随营武备学堂的总办，这批人名义上也算是段的学生，因此在袁世凯死后，这些人又同段祺瑞保持了非同一般的关系。从士兵到将军，应该说这些人的风光和袁世凯的栽培是分不开。

　　袁世凯在训练士兵方面也很细致，他针对士兵们大都不识字的情况，特意让他的老友兼笔杆子徐世昌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曲，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以激发官兵们的训练热情，并潜移默化的灌输忠义诚孝思想。应该说，下面这首《劝兵歌》编得的确不错，试录如下：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国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帮忙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和女，受人欺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可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已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一篇劝尔要紧歌，务必字字记的清。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新建陆军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到操场上和兵营里一看，满目都是洋教习、新进军官、精神饱满的士兵、崭新的枪械大炮，战马嘶腾，好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模范军！

　　当然，也不是没有隐患。这支军队有袁世凯太多的痕迹，正如旁人指出的，“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对上只知服从，服从之外，更有‘报恩’之观念，牢不可破。”据说袁世凯曾在军中明目张胆地树立个人权势，当时各军营都供有袁的长生禄位牌，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还有人说，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官长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们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咱们给谁出力？”士兵们又齐声回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如此一来，这支新建陆军便成了袁家军，官兵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此事须考证）。怪不得后来其它人根本无法调遣这支部队。

　　实事求是的说，袁世凯练就的这支新建陆军，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支现代化陆军。就像李鸿章办北洋舰队一样，为了建立小站的这支模范部队，袁世凯也的确是花了不少心思，甚至可以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毫不夸张地说，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是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凭借这个资本，袁世凯从此便声誉鹊起，扶摇直上，一飞冲天了。

　　但是，这凡事它有好也有坏，袁世凯是有成绩，但其为人还是跋扈了点，因此招来很多人特别是满清贵族的妒忌，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世凯要反清叛逆云云。据说当时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荣禄也听信谣言，前去小站查看，若一旦发现有谋反迹象的话，就立刻剪除袁世凯。不料荣禄去了小站后，发现袁老四训练的这新建陆军还真是军容整齐、器械鲜明、壁垒一新——完完全全的一支英武之师，当时就给荣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荣禄做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现代化的新式部队，爱才之心油然而生，回去后不但未对袁世凯痛下杀手，反将他引为心腹，大加重用。由此，袁世凯便投到了荣禄的门下。

　　众所皆知的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开始表现也很积极，维新派亦将之引为知己，并向光绪皇帝大力推荐了他。只可惜后来风云突变，袁世凯为了自保，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向荣禄全盘托出，导致六君子喋血街头，光绪皇帝也被软禁瀛台。

　　袁世凯靠出卖维新志士而染红了自己头上的顶戴，在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得到了慈禧太后和荣禄的信任，在后来的军队调整中，荣禄将甲午战争后的那些残兵败将重新编为武卫军，分为“前、后、左、中、右”五军，荣禄自己掌握了武卫中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则被编为武卫右军并发展到了17000人，这两支军队是武卫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时值乱世，枪杆子里出官衔，袁世凯就靠着这支部队，机会接踵而至。早在1897年，袁世凯便被擢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主持练兵；1898年变法时期，袁世凯又升任工部右侍郎。1899年，山东义和团运动兴起，由于原山东巡抚毓贤剿抚不当，袁世凯便奉命率武卫右军由小站开往山东德州，以会操为名进行镇压，袁世凯也由此出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并正式跻身于晚清政坛。当时袁世凯不过四十刚出头，已经是远胜于他家的那几个进士、举人大老爷了。

　　1900年，由于袁世凯手段强硬，义和团在山东呆不下去，便转入直隶、天津境内，清廷再出昏招，义和团竟然进入北京，局势完全失控，结果八国联军杀入北京，慈禧太后慌了手脚，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窜到西安。这时袁世凯却按兵不动，只管保住一方平安，这义和团的老家反风平浪静。说的也是，庚子之役，荣禄的武卫四军几乎全军覆没，唯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不仅完整保存下来，还乘机将山东旧军三十四营淘弱留强，编为二十个营，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带到保定后进行训练。至此，以小站新建陆军为骨干的武卫右军反而发展到19600余人。瞧瞧，你说这袁老四厉害不厉害？

　　袁世凯对局势的认识和掌控，使得他一跃而成为中外瞩目的实力人物。《辛丑条约》签订佛，李鸿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死前还特地向朝廷举荐袁世凯。由此，1901年11月，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俨然已是年富力强、权势显赫的袁宰相了！

　　此正谓，乱世出英雄，竖子亦成名！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

　　八国联军撤退后，按《辛丑条约》的规定，清军不得驻扎在从天津到北京的各要地。正当列强们得意的时候，一些身着警察服装的队伍突然出现，将这些地方全部接管。这些人看起来不是军队，因为他们是穿的不是军服；但仔细一看，他们其实就是袁世凯手下那些训练有素的新军士兵，只不过刚脱下军装，又换了身警察服而已。

　　以新军充当警察接管京津要地，这是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第一着棋，各国列强一下被弄得有苦难言，无话可说，不得不暗自佩服这个中国政坛上的新强势人物。

　　当上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依旧重点关注练兵事宜。1902年1月，经朝廷的批准，袁世凯从顺直善后赈捐款项中截取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兵的费用。袁世凯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等地，严格挑选了六千壮丁，然后将他们带回保定训练，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

　　在小站练兵的基础上，袁世凯进一步改革并完善了军队的制度，这就是仿效德国常备军的制度，制定《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这个新军制把士兵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其中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四两二钱；服役满三年后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再过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再减半；续备兵和后备兵平时各就其业，只在冬季农闲的时候统一训练一个月（这个月发全饷），以保持战斗力；再过三年后才除军籍，重归平民，不再征调。在作战部队之外，又设立了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军乐队等后勤保障机构，这个军制和现在实行的现役、预备役和后备役制度已经有很大的类似之处了。

　　为了更好的练兵，1902年6月，袁世凯又在保定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做北洋军政司，作为直隶全省练军的领导部门，袁世凯当仁不让，自己兼任督办。军政司的下面设有三处，一是兵备处，以刘永庆总办（后由王士珍接任），主管粮饷、考核、筹备、执法和医务；二是参谋处，以段祺瑞为总办，主管谋略、调派和测绘；其三是教练处，以冯国璋为总办，主管学务与校兵。袁世凯创立的北洋军政司（1904年改称督练公所），不仅是1903年末清廷成立练兵处的蓝本，也是后来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标准。

　　在新政时期，袁世凯还是很想有作为的。1903年3月，袁世凯向朝廷上了《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一折，里面详细阐述了对督练全国新军的办法，请求朝廷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统一考察全国新军的编练情况。不巧的是，当时掌握军权的靠山荣禄重病在身，不久就去世了，令袁世凯十分的失望。

　　接替荣禄掌握实权的是庆亲王奕劻。奕劻是乾隆皇帝第十七子的孙子，是清朝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少数亲王之一。其为人才智不高，但喜欢贪权纳贿，做事并无太大主张。袁世凯见荣禄已死，也只得当机立断，向庆亲王奕劻靠近。奕劻早闻袁世凯的大名，对袁世凯的银弹也颇为喜欢，于是两人相处甚洽，一拍即合，在朝政中结成了统一战线。

　　1903年11月，经过一番努力，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因为袁世凯说成立了练兵处可以使军政和军令集中于朝廷，一旦战争爆发，也便于更有效地统一指挥、联合作战——话固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还得看这个练兵处掌握在谁的手里。

　　当年12月，练兵处在北京锡拉胡同成立，名义上奕劻是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但这个奕劻哪里懂得什么练兵，没干两天就觉得吃不消，让袁世凯去全权负责了。袁世凯当然也不能太露骨，这时有太多的满人亲贵正红着眼睛盯着他呢？

　　于是，袁世凯决定以退为进，遥加控制。当时练兵处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袁世凯便以自己是直隶总督不能驻京为由加以推脱，将自己手下的人去唱主角。袁世凯这招很聪明，当时全国练兵，练得最好的也就是他袁世凯和他手下的那些人，只要练兵处成立，那些职位就非袁世凯的人莫属了。果然，在袁世凯的引荐下，他的那些老朋友和老部下一个个鸡犬升天：徐世昌被举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当然，袁世凯觉得这样也太过分了点，于是便奏举铁良为练兵处襄办，既表示自己重视皇族人才，也免得满人群情汹涌。不过，区区一个铁良，即使他再有能力，也斗不过袁世凯的那帮人。

　　既然自己人掌握了练兵处，那一切号令当然是以北洋常备军的规矩办。随后，练兵处以袁世凯制定的那些制度为蓝本，拟定了新的营制饷章及陆军学堂章程等各项规章制度，令各省遵照办理。这实际上是将袁世凯那一套办法改头换面后向全国推广。由此，袁老四的影响终于推广到全国了，他的理想实现了。

　　袁世凯控制练兵处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借助练兵处来截取练兵费用。清廷决定在大举练兵后，向各省摊派了练兵费总计银八百三十六万两。袁世凯为了促成此事，假装响应朝廷号召，代表直隶带头先认筹了一百一十万两，另外还令直隶的官吏捐银十万两，以表示自己对国事的一片赤诚之心（反正钱是老百姓来出）。等到这些钱到了练兵处，那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北洋军先占先得。如1905年，各省实解练兵费总计九百零十一万两，其中就有六百多万两用于编练北洋各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等到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袁世凯便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原来那万把人的队伍早已不入他的法眼。正如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的，“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心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袁世凯野心之大，做事之魄力，可见一斑。

　　在清廷的支持下，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常备军先成立左右两镇（镇和师相当）。左镇就是在前面的六千新练军基础上，再增募两营，总共分为四标十二营，于1903年6月在保定成军，这是最早练成的一个镇，也就是后来北洋陆军的第二镇。

　　1904年4月，袁世凯派人到河南、安徽、山东等地招募新兵，练成北洋陆军的第三镇，驻扎在保定。1903年底，袁世凯将保阳练军、马队及驻马厂的北洋亲军元字马步等营改编，1904年3月练成北洋陆军第四镇，分驻在天津小站和马厂。1905年5月，袁世凯以山东武卫右军先锋营为基础，从第四镇抽调步、炮六营，另外再到山东招募一些新兵，合编成北洋陆军第五镇，驻扎在济南和潍县；1905年2月，袁世凯将驻京的武卫右军和江南调来的自强军二千人合编为北洋陆军第六镇，仍驻原地。

　　也许有人会问，北洋陆军不是有六镇吗，怎么少了第一镇？不错，是还有一镇，不过这镇是由旗兵组成的，当时清廷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从驻京旗兵中挑选三千人，由袁世凯拉到保定进行训练，当时称“京旗常备军”。由于这些旗兵一贯懒散，不听命令，袁世凯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最后只好奏请满族贵胄铁良来充当京旗练兵翼长，自己也乐得清闲。后来，这支部队的番号便是北洋陆军第一镇，实际上不是袁世凯所能掌握的。

　　至此，北洋陆军六镇大体编练完成。

　　按北洋陆军的编制，每镇官兵定额为12500左右，不过一般都不会满额。每镇下面辖步兵两协（旅），骑、炮兵各一标（团），工程和辎重兵各一营，另设有军乐队；每个步兵协辖两标，一标三营，一营又分前后左右四队（连），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班）。每棚设正副班长各一名，正兵四名，副兵八名，共十四人。

　　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不能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譬如各镇的主要将领，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个个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为凤山、后为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为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是段祺瑞，后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是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下面担任协统、标统的还有雷震春、陈光远、李纯、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等；至于营管带更是多了。袁世凯对那些镇统制也不放心，经常调来换去，就是怕他们像自己一样，在下面再培植自己的势力。

　　由于军队扩编太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那些老部下大都已经升任高级军官，原来武卫右军的四所随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不敷使用，于是袁世凯便决定抓紧创办一些新的军校，以充实到日益壮大的北洋陆军中去。

　　1902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行营将弁学堂”，由冯国璋督办，雷震春总办。这个军校的学员主要从直隶境内淮练各军的营哨官弁为学员，后来山东、山西各省也有选送官弁前来学习，当时以八个月为一期，共举办三期，毕业学员五百多人。对于北洋陆军中现役的军官和士兵，1906年6月，袁世凯在天津韩家墅另设了陆军讲武堂，以蒋雁行为总办，规定“全省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堂讲习武备”，对在职军官进行轮训。陆军讲武堂先后办了六班，共毕业学员七百多名。另外，袁世凯还设立学兵营，从北洋各镇正副兵内考取四百名为学兵，“授以各种战时实用及训练新兵等法”，学习一年后仍回本镇，“专备拔充头目之选”。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在保定设立各专业军事学堂，如武备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这三个学堂都是短期训练班，但也培养了一些军事人才，比如后来声名显赫的吴佩孚就是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后来这三个学堂的毕业生都并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继续深造。1905年，袁世凯又从武备速成学堂中挑选出一百多名优秀毕业生，加习了军事师范课程，组成了北洋武备师范学堂，以冯国璋为督办，准备让那些毕业生前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各省的陆军小学堂充当总教习和监督等，以扩大北洋军的影响力。

　　1905年9月，袁世凯开办了宪兵学堂（后改名陆军警察学堂），以张文元为监督，从北洋各镇中选拔排长或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五十名为学员，又从士兵中考取体格强健者一百五十名为学兵，学制一年，毕业后“编为宪兵队，分驻各镇，以维军纪”。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宪兵队了。

　　除了这些应急性的军校外，袁世凯在1903年提出了一个创办一个完整的正规军校体系的计划，以在全国推广。这个计划先从武备小学堂开始，按学制学习后递进到中学堂和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以培养“将材”。当年11月，袁世凯先在保定和姚村开办了两所陆军小学堂，以廖宇春为总办，两所学堂每年各招收学生一百名，三年学制。第二年，袁世凯又奏请设立军医、马医、军械和经理四所专门的后勤保障学堂，以培养军医、马医、军械官及军需官，学制三至五年。

　　由于这些正规的军事学堂学制太长，而新军编练又急需人才，袁世凯决定在兴办小学堂的同时也举办速成学堂，“以为救时之用”。按照这个设想，袁世凯在开办陆军小学堂的同时也在保定开办了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堂先后由冯国璋和段祺瑞督办，总办则先为郑汝成，后改为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制二年，第一年招收了二百人，分为步、马、炮、经理、测绘各科。1906年后，该学堂由练兵处接管，改从各省武备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的毕业生中招收学员，每年定额六百人，学制则改为在校学习一年半，然后再分派到北洋六镇中实习半年，期满后由练兵处按考核成绩授予军衔，分发到各省新军中充当下级军官。

　　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军校，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校的时候已经毕业二千多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孙岳等人，后来大都进入北洋各镇担任军官。另外，学堂中还办有留学生预备班，1907年后陆军部选派的留学生都要在此学习并考查合格后才能选派出国，比如蒋介石和张群等人就是从这里被选送到日本军校留学的。

　　1906年6月，袁世凯开办了保定军官学堂，以段祺瑞为督办，赵理泰为总办，“授以各种高等兵学”，“为造就军官总会之所”，主要为陆军大学堂的开办做准备。保定军官学堂分为速成和深造两科，速成科学制一年半，学员额限四十到六十名；深造科学制三年，学员额限五十到八十名。这些学员要求比较高，都是从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考选。1909年，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并入保定军官学堂，1910年更名为陆军大学堂后迁往北京。民国后，在保定军官学堂的原址上设立了保定军官学校（保定军校），该校从1912年到1926年总共招生9期，算得上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军校了（绝不亚于黄埔军校）。

　　当然，在袁世凯办军队热火朝天的时候，清廷也在不断催促各省督抚编练新军。当时除北洋军外，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也颇为突出。为了避免一方坐大，清廷决定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南北方平行发展，以便互相牵制。比如军官的培养，清廷便命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军官前往北洋学习操练，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则选派军官赴湖北学习，练成之后在发回原省管带新兵，加以训练。

　　为了检验练兵的成果，1905年10月，北洋军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正式野战演习，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河间秋操”。清廷当时对这次演习非常重视，委派了袁世凯和铁良为阅操大臣，并邀请了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观操。为了搞好这次演习，袁世凯从北洋六镇中抽调了两万多精兵强将，分成两军后由王英楷和段祺瑞各自统率进行对垒。当时场面很是热闹，王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并举行阅兵典礼。看完演习后的中外人士都感到新奇而震惊，连连称赞袁世凯练军有方。这次会操还引起了国外军事界的注意，他们在重新评估了中国的这支新军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一次还不过瘾，第二年10月在彰德府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则是由北洋军（第五镇及第一混成协）与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进行对垒演习，也就是历史上称呼的“彰德秋操”。当时参加演习的两军官兵共三万三千多人，南军由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担任总统官，北军总统官仍旧是段祺瑞。这次也是由袁世凯和铁良充当阅操大臣。这次演习也很成功，中外交相赞誉，但清廷在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忧。

　　清廷担忧什么呢？那些满族亲贵看到日益成长的新军和权势日渐加重的袁世凯，不免有些养虎为患的不寒而栗。的确，袁世凯是很能干，他不但兵练得好，在直隶搞新政也很突出，比如开矿办厂、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吏治及兴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走在了各省的前列。但是，袁世凯又太能干了，关键他是个汉人哪，他那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已经渐渐如脱缰之马，清廷的缰绳似乎有点套不住他了。特别是军队方面，清廷虽然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陆军练成，其它各省大都没有练成，练成的战斗力也远不如北洋陆军六镇。袁世凯毕竟不是曾国藩，万一他。

　　不说了，换个话题罢！

　　§§中卷：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