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容山见证的风风雨雨
1、水岸村
1965年7、8月间，夏日炎炎，大地一片葱茏的生机。在这个生命勃发的季节里，范豪光的人生也迎来了一个转折--作为经验丰富的“四清”工作队员，他被调到北流县工作，任命为北流县驻民乐公社水岸大队“四清”工作队副队长，负责水岸大队“四清”运动工作。
民乐公社地处北流县北面莽莽苍苍的大容山脚下。大容山地处郁江平原与玉林盆地之间，分布在北流、容县，桂平和玉林四个县市。山势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46公里，宽25至30公里，山体庞大，山势雄伟，山峰连绵，海拔一般为800米上下，主峰莲花顶，海拔1275.6米，为桂东南的最高峰。山地内多溪流注入郁江、南流江及北流江。大容山是一座历史名山，南汉高祖刘？于公元917年在今广州称帝，同中原一样封禅，把大容山封为“南方西岳”。山上景色迷人，有九瀑谷景区、天湖景区、莲花景区、桫椤谷景区、望君山景区等，形成了高山草甸，高山湖泊，高山飞瀑等综合景观，具有林茂、山雄、水秀、树怪、石奇、神奇迷人的气象景观等特点。其中九瀑谷是原生态的溪谷长廊，以谷幽水清、石美林秀为特色，瀑、潭、滩贯穿整条溪谷，终年都可以听到群水流动的声音。森林植被丰富，有金花茶、石兰等国家珍稀保护植物，还有野枣林、野竹林、山荔枝、山黄皮、山草莓等，有岭南第一谷的称呼。
民乐的十几个村庄就散落在这座雄伟的大山下，既有地势相对平坦的村庄，也有位于山窝中的小村子；民乐也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这里很多人日常使用的语言是客家话。范豪光也是客家人。因为同是客家人的后代，语言相通，更有一种亲切感，彼此之间沟通起来也少了隔阂。
水岸村山青水秀，距民乐圩有5公里，开门即见高高的容山山脉，村里丘陵起伏，与山围的李村、塘头村相邻，一条小河从村中缓缓流过。
背着简单的行李，踏进这座陌生的村子，范豪光没有陌生感，这里的青山绿水，这里纯朴的村民，他都觉得是那样的可亲。
不管怎么样，水岸村就像一个“营盘”，异地他乡的范豪光来到这里，就得安扎下来。
大队办公的地方是几间简陋的土砖瓦房，房子不算低矮，但已经有了些时日，墙壁开了裂缝，瓦片灰旧，有的还破裂了，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从瓦片的裂缝间渗下，那些支撑着屋顶的桁木，有不少已经被漏下的雨水泡腐了。根据“三同”的要求，平时，范豪光和工作队员都是住在农家里，开会和研究事情的时候，才到大队部去，一天的工作结束，大队的几个干部们各自回家去了，他们又回到农户家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大队部就变得有些空空荡荡的。
范豪光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除了开会研究工作和处理日常的事务，平时一有空，他就和工作队员们分头到各生产队去了解生产情况，与村民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晚上吃了饭，也也喜欢串串门，拿了支手电筒，就往附近的村屯里走去。
那时候农村里还没通电，更别说有风扇、电视之类的电器了。夏秋时节，南方的天气比较炎热，村民们吃了晚饭，就出到院子的地坪上乘凉、聊天，点着一支煤油灯，或者以星星月亮为灯，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男人们抽烟，女人们手里摇着一把大大的蒲扇，孩子们则在地坪上做着游戏。
范豪光则是没有目标地往村屯里走，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路走去，见那家院子有灯亮着，或者那家的院子里说话声音响亮，他就加入进去，和村民拉拉家常。很多村民家里都养有小狗，夜里若是有什么风吹草动，小狗们都会吠叫不止。当天黑下来之后，范豪光走在村道上，那行走的脚步声便会引来一阵阵的犬吠声，听见狗狗的吠叫，看见隐隐约约的来人，村民们也会问上一句：“是谁？”
范豪光报上姓名，村民们便高兴地招呼他到院场里来坐坐，并递上水烟筒让他抽烟。抽烟，是最好的见面礼，也是彼此最有效的沟通。范豪光也不客气，坐下来，一边抽烟，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那水烟筒的咚咚声响，嘴里喷出的缕缕青烟，很快就将他与村民“搅和”在了一起，彼此不再显得生分，那份生疏与陌生之感，随着缕缕的青烟消散得无影无踪，他们便无所不谈。没过多久，范豪光这个工作队副队长在村里就家喻户晓了，老人孩子都认识他，见了面都“范队长、范队长”地叫。
2、保护群众
几个月后，即1965年的冬天，范豪光被任命为水岸村工作队队长。
此时的“四清”运动已经进入后期，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坏右”，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全国的形势走向大体如此，北流也不例外。但范豪光在工作中，还是坚持做人良知与当官为民的底线，不莫须有地开展批斗。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由于生活所逼，为了吃饱肚子，改善生活，水岸村的群众针对距离民乐圩和北流城区较近的有利条件，一些群众利用自家的自留地，搞一些蔬菜等农产品的种植，然后拿到圩上和县城去卖，挣点钱。
对于群众这种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做法，范豪光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们通过自身的劳动，把多余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增加收入有什么不好呢？然而在那个时代，“勤劳致富”却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水岸村群众搞农产品买卖的事情，很快就让公社工作分团的一名主要领导知道了。
大约是1966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公社的一通电话，把范豪光叫到公社分团办公室。
接到电话，他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顶着烈日，急急地往公社赶去。出了大队部，道路两旁都是成熟了的稻子，一片金黄的色彩。远处的青山，近处的民房和金灿灿的稻田，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来到公社，办公室副主任刘品林看见他，说某某领导找你，你到他的办公室去吧。
“三夏”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是不是夏收夏种的事情呢？范豪光心里想着，转身向领导的办公室走去。“三夏”即是夏收、夏种、夏管的简称，由于收和种连在一起，夏收之后马上进入夏种和管理，时间安排得特别紧，而且在南方，夏天也是洪涝灾害常发的季节，故工作非常繁杂。
见他一副火急火急的样子，刘副主任起身跟着他走了出来，紧走几步追上他，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道：“豪光，你这次惹祸了。”
范豪光看着刘品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主任，我那里弄出错了。”
刘品林见他还蒙在鼓里，小声说：“水岸村有群众搞买卖，领导发火了，要狠批呢，一会你得想个办法，先应付过去。”
范豪光吃了一惊，点了点头：“知道了。”
他停顿了一下，思索着应对的办法。现在，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见一步走一步了。于是，迈步向领导办公室走去。
来到这名领导的办公室，领导也没客气，对着范豪光劈头盖脸地批评开了：“小范，你这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们水岸村的群众，在你的眼皮底下做买卖，搞发家致富资本主义这一套，你们都没有发现吗？”
范豪光显出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先是愕了愕，然后一脸认真地问道：“有这回事吗，我回去一定好好调查调查。”
领导板着脸：“怎么没有这回事，情况都反映到我这里了，你回去调查清楚，一定严肃地、狠狠地给我处理。”
“一定严肃处理。”范豪光眼睛骨碌转了一下，回答道。此时的领导正在气头上，只有顺着他的路儿往下走，有什么事情过后再想办法解决。
这是工作的艺术。
从公社出来，范豪光的表情有些木然，这多大的一点事儿啊，而且这点事根本就不是事，却还要上纲上线。他想不明白，群众依靠自身的劳动去改善生活，有什么错？想不明白归想不明白，接下来的第一要务，他还是得想办法如何去应对和解决这个事情。
恍惚间，范豪光已回到了水岸村。看着生长得绿油油的蔬菜，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彰显着无限的生机，范豪光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范队长。”群众看见他回来，纷纷向他打招呼。一连叫了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只是简单地应答，再不像以往那样询问这询问那了。
他的心情变得有些糟糕起来。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些群众利用土地搞生产发展，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但现在却有人执意为他们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怎么说他们是走资派就是走资派了呢？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老实、纯朴、憨厚、善良、正直，在土改的时候，他们都是土改的积极分子，如今却要把他们作为“李华子式的走资派”进行批斗；特别是要把工作扎实，积极为群众办事又种了点菜买卖的村妇女主任作为重点批斗的对象。
从内心上讲，范豪光是坚决反对把这些群众列为“走资派”进行批斗的，他们发展生产，拿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去卖，发一点“小财”改善生活，这难道有错吗？我们共产党不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性格耿直、豪放，有话直说的范豪光，在大队干部会议上直抒了自己的观点。大队干部们自然也不愿意拿他们的村民、同在一条村子里生活的左邻右舍开展批斗。
可这是上面的命令，作为下级，他们能不执行吗？
大家都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应对办法。范豪光沉默了许久，说道：“我们先把这件事放一边，过段时间再说吧。”
这或许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
对于范豪光的“有令不行”，公社工作分团的那名领导十分恼火，扬言要对他进行撤职查办，于是，派出分团办公室副主任刘品林下到村里，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刘品林是岑溪人，为人善良正直，人称“六叔”，平时与范豪光也有些交情。
刘品林来到村里，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对于乱扣帽子的问题也很反感。但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怎样保护好群众，不让无辜的群众受罪；又保护能够真正为群众说话办事的干部，不让他们遭受撤职查办呢？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处理好它，需要智慧。
此时正是夏收夏插的关键时节，又值汛期，一边要组织生产，一边要进行防汛救灾，生产任务非常紧。刘品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此时此地，生产为重，一切都得为救灾和开展生产让步，如果不把生产搞好，农业失收了，明年四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那就会出更大的问题。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刘品林松了一口气。于是，他让范豪光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材料，然后在村里召开了干部工作会议，先是由他对当前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活动”现象进行了狠狠的批判，然后再由范豪光在会上对开展反走资派不力进行深刻的检讨。这个处理办法他征询了工作团的主要领导，这位主要领导认为可行。于是，事不宜迟，马上组织开展批判会。那个批叛会搞得轰轰烈烈，会后，刘品林以对范豪光进行了严肃的检讨处理，并以目前生产和救灾压倒革命，先组织开展好生产，确保粮食生产和不让死人为由，向要严肃处理这个事情的那位公社领导作了汇报，他见事情已经作了处理，虽然觉得有些过轻，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生产、人心安定才是最重要的。
范豪光积极配合刘品林演的这场“双簧戏”，使他躲过了一“劫”，既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也保护了群众，他与群众的关系由此变得更加融洽了。作为一个驻村干部，若他拿这些只是为了让生活过得好一点的群众上纲上线展开批斗的话，那他在村里可以有威，但却会失去信、失去彼此心灵上的相通，失去群众的基础，也无助于他今后工作的开展。
3、与群众“三同”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置身其中，很多人往往会随波逐流，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范豪光却能够一路走来，不摔跤，不翻跟斗，这与他的为人真诚，走中庸之道有莫大的关系。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最高标准。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之道大致可理解为，为人做事当恰如其分，既不能“不足”也不能“过分”。它并不是如有些世俗观念所说的折中、妥协和无原则，也不是古板教条的；它要求做事为人，没有、也不应当采取某一不变的固定姿态，不拘泥于某一固定形式，应当坚持“正义”的原则，保持中正平和的状态，不受外界和情绪的变化而影响和左右自己，并能够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绪，工作中不能违背原则、违背正义，更不能利令智昏。
1966年6月，北流县的“四清”运动基本结束，根据上级指示，“四清”工作队从水岸村撤离，范豪光则被任命为民乐公社管委会副主任。
这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然而，那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四清”运动一结束，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时间跨度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粉墨登场了。
在这个舞台上，虽然不缺少戏场，但真正的好戏又能唱几出呢？
1966年秋季，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全国各地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久，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北流、民乐的红卫兵运动也像许多地方一样，迅猛发展，红卫兵们冠冕堂皇地冲击着当地的党政、司法机关，批斗干部、文化人士，社会处于无约束的动荡之中。民乐公社在红卫兵的冲击下，一度成为摆设，干部无法办公，有的干部因为一些言语“不当”、或者过去的一些工作与红卫兵们的“路线”不合，便被红卫兵捉去游街批斗。
看着这个混乱的状况，范豪光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看着名存实无的机关被红卫兵占领了，他们整天批批斗斗，甚至出现了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械斗，为了不卷入这场纷争中，一一些干部只好撤离出公社办公大院。
公社办公大院里再也无法进行正常的办公。
1966年底，范豪光自报下乡，到民乐公社丰垌村去工作。
范豪光在丰垌村驻扎了下来。只有开会、汇报工作和办事的时候，他才到公社里去，平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村里，指导群众开展生产，住到群众家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当起了“逍遥派。”
与群众“三同”，使范豪光更好地“接了地气”，与不少农民群众成了难忘的朋友。
4、据理力争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范豪光在民乐的那些日子，虽然天天面对的是黄土、青山、绿庄稼，却也乐在其中。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人一物，范豪光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与他们，一样是穷人家出身，一样都是大地的儿子，作为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个体，虽然有的人出身不同，在那个阶级等级分明的时代，有的人受到了不应该的歧视，范豪光没有把他们划个三六九等，同视为兄弟姐妹革命群众。在工作上、人员的使用中，他心无杂念，只论才干，任人唯贤，这也是他与群众结下深厚情谊的一个关键点。
对于事关群众利益的事情，事关农村发展稳定的事情，作为知情者，作为公社的副主任，他都会秉公办理。
卢中堂原是水岸村党支部支委、团支部书记，年青有为，精明强干，办事利索，为人热情，做人诚信，与村民们相处得比较好。在驻水岸村的时候，范豪光在工作上与他有较多的接触，对他的为人、办事能力比较了解。经过观察，范豪光觉得他是个可塑之才，可以胜任村里的管理工作，在一次公社领导参加的村干部调整的办公会议上，范豪光提出让卢中堂担任水岸村党支部书记。
然而，当他把这个想法抛出，话音还没落地，便遭到了一些干部的反对。“他可以当支部书记吗？”、“你这么大胆，提拔使用他？”质疑声一个接一个。
这些反对的声音，完全在范豪光的意料之中。
其实，对于卢中堂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公社的干部们还是比较了解的。而为什么会引来一片质疑之声呢，这无疑是与卢中堂的身份有关。
一个人的出身成份，往往先入为主，成为左右一个人命运的标签。
原来，卢中堂是上中农出身。当时，农民的身份划分为几种：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等。贫农是根正苗红，是招工、选干部、入党培养的重点对象，其余几种成份的人，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是批斗的对象，因为过去他们是剥削的阶级。卢中堂的父亲在解放前还当过伪甲长。甲长是我国解放前保甲制度下诞生的产物。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儒家的政治学说是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因之，便有了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的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元朝又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设甲生。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至民国时期，一般以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每一甲选一管事谓甲长。
当大家摆出意见后，范豪光也摆出了使用的理由：对一个干部的任用，要看两条，一是工作能力，二是思想表现；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他的工作态度、思想素质，工作才干则是任用的关键因素；我们的党是一个公平、包容的党，我们党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不少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同志，不也是我们党的好干部吗？
在范豪光的一番客观、公正的据理力争与力荐下，卢中堂被任命为水岸村的党支部书记。事后证明，范豪光看人的眼光是不错的，卢中堂带领村民在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发展与建设中，发挥了主心骨的作用，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是深得村民称赞的一位好支书。
在那个时候，能够如此为一位有争议的干部说话，体现了范豪光的胸襟与胆略，体现了他为民爱民的情怀。是啊，一位爱护干部、爱护群众的人，也自然得到干部与群众的爱戴、支持与拥护。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件事情，让范豪光一直无法忘怀。在民乐圩，即公社办公楼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个生产队长，人称大叔公，为人仗义。一次，他拉着范豪光来到公社卫生间旁，指着围墙上他挖出的一个墙洞，说道：“现在的风气不是那么好，如果有人要打你的话，你就从这洞里过来，到了我这边，没人敢欺负你。”
听着大叔公情真意切的话，范豪光心里一热，眼眶里有两团温暖的泪水在打转。
1965年7、8月间，夏日炎炎，大地一片葱茏的生机。在这个生命勃发的季节里，范豪光的人生也迎来了一个转折--作为经验丰富的“四清”工作队员，他被调到北流县工作，任命为北流县驻民乐公社水岸大队“四清”工作队副队长，负责水岸大队“四清”运动工作。
民乐公社地处北流县北面莽莽苍苍的大容山脚下。大容山地处郁江平原与玉林盆地之间，分布在北流、容县，桂平和玉林四个县市。山势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46公里，宽25至30公里，山体庞大，山势雄伟，山峰连绵，海拔一般为800米上下，主峰莲花顶，海拔1275.6米，为桂东南的最高峰。山地内多溪流注入郁江、南流江及北流江。大容山是一座历史名山，南汉高祖刘？于公元917年在今广州称帝，同中原一样封禅，把大容山封为“南方西岳”。山上景色迷人，有九瀑谷景区、天湖景区、莲花景区、桫椤谷景区、望君山景区等，形成了高山草甸，高山湖泊，高山飞瀑等综合景观，具有林茂、山雄、水秀、树怪、石奇、神奇迷人的气象景观等特点。其中九瀑谷是原生态的溪谷长廊，以谷幽水清、石美林秀为特色，瀑、潭、滩贯穿整条溪谷，终年都可以听到群水流动的声音。森林植被丰富，有金花茶、石兰等国家珍稀保护植物，还有野枣林、野竹林、山荔枝、山黄皮、山草莓等，有岭南第一谷的称呼。
民乐的十几个村庄就散落在这座雄伟的大山下，既有地势相对平坦的村庄，也有位于山窝中的小村子；民乐也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这里很多人日常使用的语言是客家话。范豪光也是客家人。因为同是客家人的后代，语言相通，更有一种亲切感，彼此之间沟通起来也少了隔阂。
水岸村山青水秀，距民乐圩有5公里，开门即见高高的容山山脉，村里丘陵起伏，与山围的李村、塘头村相邻，一条小河从村中缓缓流过。
背着简单的行李，踏进这座陌生的村子，范豪光没有陌生感，这里的青山绿水，这里纯朴的村民，他都觉得是那样的可亲。
不管怎么样，水岸村就像一个“营盘”，异地他乡的范豪光来到这里，就得安扎下来。
大队办公的地方是几间简陋的土砖瓦房，房子不算低矮，但已经有了些时日，墙壁开了裂缝，瓦片灰旧，有的还破裂了，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从瓦片的裂缝间渗下，那些支撑着屋顶的桁木，有不少已经被漏下的雨水泡腐了。根据“三同”的要求，平时，范豪光和工作队员都是住在农家里，开会和研究事情的时候，才到大队部去，一天的工作结束，大队的几个干部们各自回家去了，他们又回到农户家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大队部就变得有些空空荡荡的。
范豪光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除了开会研究工作和处理日常的事务，平时一有空，他就和工作队员们分头到各生产队去了解生产情况，与村民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晚上吃了饭，也也喜欢串串门，拿了支手电筒，就往附近的村屯里走去。
那时候农村里还没通电，更别说有风扇、电视之类的电器了。夏秋时节，南方的天气比较炎热，村民们吃了晚饭，就出到院子的地坪上乘凉、聊天，点着一支煤油灯，或者以星星月亮为灯，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男人们抽烟，女人们手里摇着一把大大的蒲扇，孩子们则在地坪上做着游戏。
范豪光则是没有目标地往村屯里走，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路走去，见那家院子有灯亮着，或者那家的院子里说话声音响亮，他就加入进去，和村民拉拉家常。很多村民家里都养有小狗，夜里若是有什么风吹草动，小狗们都会吠叫不止。当天黑下来之后，范豪光走在村道上，那行走的脚步声便会引来一阵阵的犬吠声，听见狗狗的吠叫，看见隐隐约约的来人，村民们也会问上一句：“是谁？”
范豪光报上姓名，村民们便高兴地招呼他到院场里来坐坐，并递上水烟筒让他抽烟。抽烟，是最好的见面礼，也是彼此最有效的沟通。范豪光也不客气，坐下来，一边抽烟，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那水烟筒的咚咚声响，嘴里喷出的缕缕青烟，很快就将他与村民“搅和”在了一起，彼此不再显得生分，那份生疏与陌生之感，随着缕缕的青烟消散得无影无踪，他们便无所不谈。没过多久，范豪光这个工作队副队长在村里就家喻户晓了，老人孩子都认识他，见了面都“范队长、范队长”地叫。
2、保护群众
几个月后，即1965年的冬天，范豪光被任命为水岸村工作队队长。
此时的“四清”运动已经进入后期，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坏右”，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全国的形势走向大体如此，北流也不例外。但范豪光在工作中，还是坚持做人良知与当官为民的底线，不莫须有地开展批斗。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由于生活所逼，为了吃饱肚子，改善生活，水岸村的群众针对距离民乐圩和北流城区较近的有利条件，一些群众利用自家的自留地，搞一些蔬菜等农产品的种植，然后拿到圩上和县城去卖，挣点钱。
对于群众这种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做法，范豪光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们通过自身的劳动，把多余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增加收入有什么不好呢？然而在那个时代，“勤劳致富”却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水岸村群众搞农产品买卖的事情，很快就让公社工作分团的一名主要领导知道了。
大约是1966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公社的一通电话，把范豪光叫到公社分团办公室。
接到电话，他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顶着烈日，急急地往公社赶去。出了大队部，道路两旁都是成熟了的稻子，一片金黄的色彩。远处的青山，近处的民房和金灿灿的稻田，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来到公社，办公室副主任刘品林看见他，说某某领导找你，你到他的办公室去吧。
“三夏”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是不是夏收夏种的事情呢？范豪光心里想着，转身向领导的办公室走去。“三夏”即是夏收、夏种、夏管的简称，由于收和种连在一起，夏收之后马上进入夏种和管理，时间安排得特别紧，而且在南方，夏天也是洪涝灾害常发的季节，故工作非常繁杂。
见他一副火急火急的样子，刘副主任起身跟着他走了出来，紧走几步追上他，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道：“豪光，你这次惹祸了。”
范豪光看着刘品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主任，我那里弄出错了。”
刘品林见他还蒙在鼓里，小声说：“水岸村有群众搞买卖，领导发火了，要狠批呢，一会你得想个办法，先应付过去。”
范豪光吃了一惊，点了点头：“知道了。”
他停顿了一下，思索着应对的办法。现在，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见一步走一步了。于是，迈步向领导办公室走去。
来到这名领导的办公室，领导也没客气，对着范豪光劈头盖脸地批评开了：“小范，你这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们水岸村的群众，在你的眼皮底下做买卖，搞发家致富资本主义这一套，你们都没有发现吗？”
范豪光显出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先是愕了愕，然后一脸认真地问道：“有这回事吗，我回去一定好好调查调查。”
领导板着脸：“怎么没有这回事，情况都反映到我这里了，你回去调查清楚，一定严肃地、狠狠地给我处理。”
“一定严肃处理。”范豪光眼睛骨碌转了一下，回答道。此时的领导正在气头上，只有顺着他的路儿往下走，有什么事情过后再想办法解决。
这是工作的艺术。
从公社出来，范豪光的表情有些木然，这多大的一点事儿啊，而且这点事根本就不是事，却还要上纲上线。他想不明白，群众依靠自身的劳动去改善生活，有什么错？想不明白归想不明白，接下来的第一要务，他还是得想办法如何去应对和解决这个事情。
恍惚间，范豪光已回到了水岸村。看着生长得绿油油的蔬菜，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彰显着无限的生机，范豪光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范队长。”群众看见他回来，纷纷向他打招呼。一连叫了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只是简单地应答，再不像以往那样询问这询问那了。
他的心情变得有些糟糕起来。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些群众利用土地搞生产发展，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但现在却有人执意为他们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怎么说他们是走资派就是走资派了呢？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老实、纯朴、憨厚、善良、正直，在土改的时候，他们都是土改的积极分子，如今却要把他们作为“李华子式的走资派”进行批斗；特别是要把工作扎实，积极为群众办事又种了点菜买卖的村妇女主任作为重点批斗的对象。
从内心上讲，范豪光是坚决反对把这些群众列为“走资派”进行批斗的，他们发展生产，拿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去卖，发一点“小财”改善生活，这难道有错吗？我们共产党不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性格耿直、豪放，有话直说的范豪光，在大队干部会议上直抒了自己的观点。大队干部们自然也不愿意拿他们的村民、同在一条村子里生活的左邻右舍开展批斗。
可这是上面的命令，作为下级，他们能不执行吗？
大家都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应对办法。范豪光沉默了许久，说道：“我们先把这件事放一边，过段时间再说吧。”
这或许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
对于范豪光的“有令不行”，公社工作分团的那名领导十分恼火，扬言要对他进行撤职查办，于是，派出分团办公室副主任刘品林下到村里，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刘品林是岑溪人，为人善良正直，人称“六叔”，平时与范豪光也有些交情。
刘品林来到村里，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对于乱扣帽子的问题也很反感。但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怎样保护好群众，不让无辜的群众受罪；又保护能够真正为群众说话办事的干部，不让他们遭受撤职查办呢？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处理好它，需要智慧。
此时正是夏收夏插的关键时节，又值汛期，一边要组织生产，一边要进行防汛救灾，生产任务非常紧。刘品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此时此地，生产为重，一切都得为救灾和开展生产让步，如果不把生产搞好，农业失收了，明年四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那就会出更大的问题。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刘品林松了一口气。于是，他让范豪光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材料，然后在村里召开了干部工作会议，先是由他对当前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活动”现象进行了狠狠的批判，然后再由范豪光在会上对开展反走资派不力进行深刻的检讨。这个处理办法他征询了工作团的主要领导，这位主要领导认为可行。于是，事不宜迟，马上组织开展批判会。那个批叛会搞得轰轰烈烈，会后，刘品林以对范豪光进行了严肃的检讨处理，并以目前生产和救灾压倒革命，先组织开展好生产，确保粮食生产和不让死人为由，向要严肃处理这个事情的那位公社领导作了汇报，他见事情已经作了处理，虽然觉得有些过轻，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生产、人心安定才是最重要的。
范豪光积极配合刘品林演的这场“双簧戏”，使他躲过了一“劫”，既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也保护了群众，他与群众的关系由此变得更加融洽了。作为一个驻村干部，若他拿这些只是为了让生活过得好一点的群众上纲上线展开批斗的话，那他在村里可以有威，但却会失去信、失去彼此心灵上的相通，失去群众的基础，也无助于他今后工作的开展。
3、与群众“三同”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置身其中，很多人往往会随波逐流，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范豪光却能够一路走来，不摔跤，不翻跟斗，这与他的为人真诚，走中庸之道有莫大的关系。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最高标准。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之道大致可理解为，为人做事当恰如其分，既不能“不足”也不能“过分”。它并不是如有些世俗观念所说的折中、妥协和无原则，也不是古板教条的；它要求做事为人，没有、也不应当采取某一不变的固定姿态，不拘泥于某一固定形式，应当坚持“正义”的原则，保持中正平和的状态，不受外界和情绪的变化而影响和左右自己，并能够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绪，工作中不能违背原则、违背正义，更不能利令智昏。
1966年6月，北流县的“四清”运动基本结束，根据上级指示，“四清”工作队从水岸村撤离，范豪光则被任命为民乐公社管委会副主任。
这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然而，那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四清”运动一结束，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时间跨度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粉墨登场了。
在这个舞台上，虽然不缺少戏场，但真正的好戏又能唱几出呢？
1966年秋季，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全国各地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久，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北流、民乐的红卫兵运动也像许多地方一样，迅猛发展，红卫兵们冠冕堂皇地冲击着当地的党政、司法机关，批斗干部、文化人士，社会处于无约束的动荡之中。民乐公社在红卫兵的冲击下，一度成为摆设，干部无法办公，有的干部因为一些言语“不当”、或者过去的一些工作与红卫兵们的“路线”不合，便被红卫兵捉去游街批斗。
看着这个混乱的状况，范豪光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看着名存实无的机关被红卫兵占领了，他们整天批批斗斗，甚至出现了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械斗，为了不卷入这场纷争中，一一些干部只好撤离出公社办公大院。
公社办公大院里再也无法进行正常的办公。
1966年底，范豪光自报下乡，到民乐公社丰垌村去工作。
范豪光在丰垌村驻扎了下来。只有开会、汇报工作和办事的时候，他才到公社里去，平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村里，指导群众开展生产，住到群众家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当起了“逍遥派。”
与群众“三同”，使范豪光更好地“接了地气”，与不少农民群众成了难忘的朋友。
4、据理力争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范豪光在民乐的那些日子，虽然天天面对的是黄土、青山、绿庄稼，却也乐在其中。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人一物，范豪光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与他们，一样是穷人家出身，一样都是大地的儿子，作为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个体，虽然有的人出身不同，在那个阶级等级分明的时代，有的人受到了不应该的歧视，范豪光没有把他们划个三六九等，同视为兄弟姐妹革命群众。在工作上、人员的使用中，他心无杂念，只论才干，任人唯贤，这也是他与群众结下深厚情谊的一个关键点。
对于事关群众利益的事情，事关农村发展稳定的事情，作为知情者，作为公社的副主任，他都会秉公办理。
卢中堂原是水岸村党支部支委、团支部书记，年青有为，精明强干，办事利索，为人热情，做人诚信，与村民们相处得比较好。在驻水岸村的时候，范豪光在工作上与他有较多的接触，对他的为人、办事能力比较了解。经过观察，范豪光觉得他是个可塑之才，可以胜任村里的管理工作，在一次公社领导参加的村干部调整的办公会议上，范豪光提出让卢中堂担任水岸村党支部书记。
然而，当他把这个想法抛出，话音还没落地，便遭到了一些干部的反对。“他可以当支部书记吗？”、“你这么大胆，提拔使用他？”质疑声一个接一个。
这些反对的声音，完全在范豪光的意料之中。
其实，对于卢中堂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公社的干部们还是比较了解的。而为什么会引来一片质疑之声呢，这无疑是与卢中堂的身份有关。
一个人的出身成份，往往先入为主，成为左右一个人命运的标签。
原来，卢中堂是上中农出身。当时，农民的身份划分为几种：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等。贫农是根正苗红，是招工、选干部、入党培养的重点对象，其余几种成份的人，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是批斗的对象，因为过去他们是剥削的阶级。卢中堂的父亲在解放前还当过伪甲长。甲长是我国解放前保甲制度下诞生的产物。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儒家的政治学说是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因之，便有了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的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元朝又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设甲生。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至民国时期，一般以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每一甲选一管事谓甲长。
当大家摆出意见后，范豪光也摆出了使用的理由：对一个干部的任用，要看两条，一是工作能力，二是思想表现；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他的工作态度、思想素质，工作才干则是任用的关键因素；我们的党是一个公平、包容的党，我们党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不少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同志，不也是我们党的好干部吗？
在范豪光的一番客观、公正的据理力争与力荐下，卢中堂被任命为水岸村的党支部书记。事后证明，范豪光看人的眼光是不错的，卢中堂带领村民在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发展与建设中，发挥了主心骨的作用，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是深得村民称赞的一位好支书。
在那个时候，能够如此为一位有争议的干部说话，体现了范豪光的胸襟与胆略，体现了他为民爱民的情怀。是啊，一位爱护干部、爱护群众的人，也自然得到干部与群众的爱戴、支持与拥护。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件事情，让范豪光一直无法忘怀。在民乐圩，即公社办公楼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个生产队长，人称大叔公，为人仗义。一次，他拉着范豪光来到公社卫生间旁，指着围墙上他挖出的一个墙洞，说道：“现在的风气不是那么好，如果有人要打你的话，你就从这洞里过来，到了我这边，没人敢欺负你。”
听着大叔公情真意切的话，范豪光心里一热，眼眶里有两团温暖的泪水在打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