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这次短暂的“探亲”,除了给奶奶留下几块大洋,还留下了“革命虫”--虱子。抗日战争时期,鲁北地区流传的民谣之一是:“当上八路军,虱子捞一身,没有虱子不真心。”在那个残酷的特殊年代,当兵的睡觉一般都不脱衣服,不脱鞋,冬天也不摘帽子,都是抱着枪睡觉。这样便于一旦发现敌情,能够立即应战或转移,因此身上的虱子很多。常言说:“虱子不咬忙人。”事实上,是忙人顾不上把虱子咬当一回事,所以那年代人们戏称虱子是“革命虫”。这些,在《乐陵县志-文艺》中也有确切记载。
奶奶是个干净人,即是穷些,也是干净利落。爷爷走后,她费了好大劲才把自己和孩子身上被传上的虱子消灭干净。
虱子消灭干净了,奶奶松了一口气,她不知道,更大的灾难正在前方不远处等着她。
涝灾给百姓带来了巨大损失,后来统计的乐陵全县倒塌一千余间房子,这其中奶奶就占一份。从娘家回到程楼后,奶奶发现自家的房子倒塌了,这也在她的意料之中。好在曾爷爷是个有心计的人,在一年前就积蓄了盖房用的木料,而且还有爷爷留下的几块大洋,所以在老宅基上又盖了几间简易土房,总算还有一个家。这几间房由于没打好基础,在奶奶外出要饭回来的时候也倒塌了,致使奶奶一家老小没处去住,为了有一个家,后来不得不打官司要人家的房子。这是后话。
接下来的主要问题,就是吃饭了。
这一年的涝灾,不仅泡倒了奶奶的房子,还淹死了她的庄稼。天灾,终于转变成人祸。
本来,奶奶还指望秋玉米能够有个好收成,这样最起码能挨过这个冬天。和程楼村大多数人一样,奶奶,还有曾爷爷,经常往玉米地里跑,终于盼到玉米抽了穗,在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时,与上一年一样,一场早到的霜冻,又将晚玉米冻死了大半。
对于奶奶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也许她一时意识不到这场天灾会给自己及家人带来什么,也许她还不能预测到人祸的速度和距离,但她从被那些被冻死的棒子叶上,看到了像天空一样灰暗的颜色,正沿着脚下泛出黄碱的土地,向四面八方浸染。
家里断顿了,奶奶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连长了毛的地瓜干,也剩下不到半簸箕了,就算咬着牙还能应付三天两天,那以后呢?几个月前,爷爷留下的大洋,除了盖房子外,大都换了粮食和孩子们过冬的衣物,现在只还剩下一块,这一整天就攥在奶奶的手心里。但最后,奶奶把它用布包了,深深藏在柜子底,然后她安顿好孩子,走进了邻居朱富祥家。
朱家当时是程楼的大户,当家的叫朱德寿,民国初期曾任过乐陵县的副县长。朱德寿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当了兵,在外边混事,家里还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朱富祥,是奶奶家西边不远的邻居。土改时,朱富祥被划成地主,在文革那段特殊时期,奶奶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朱富祥一家,就是因为朱家在天灾之年,曾经以劳务的方式,给了奶奶和孩子们一口饭吃。奶奶,这个曾经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如今也沦落到给另外的一家地主干活。也许是她从小看惯了人家到自家打工,觉得这事十分正常,因此她到姓朱的地主家干活,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富人对穷人的剥削,而是认为这是对她的帮助;没有这个帮助,她和孩子们可能就要被饿死,所以她要知恩图报。当然这是后话。
因曾爷爷与朱家关系还不错,朱家呢,也成心想帮助奶奶几个娘们孩子的度过眼前难关,就同意了奶奶给朱家做工。一是女人做工,再说也是邻里关系,自然也没有给她多少累活,无非就是些拆洗、磨面、织布、做饭之类的。可能朱家也没拿奶奶做工当回事,毕竟是女人,能做多少做多少,反正就是混口饭吃。可奶奶是自尊心极强的女人,既然是给人家做工,就要尽心尽力,从没想到过偷懒。她一大早起来,先是侍候曾爷爷和孩子们吃了饭,在走出家门之前,当然还会嘱咐伯和姑:一定要看好三个弟妹。但孩子就是孩子,最大的伯也才不到十岁,他们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又怎么能照看好三个更小的弟妹呢?
伯的两个弟弟,是一对双胞胎,那年应该是二三岁的样子。在奶奶给人打工的日子里,被伯和姑照看着。那一天也不知怎么了,奶奶走出家门不久,其中一个就老是哭,不一会儿,另一个也跟着哭,高一声低一声,轻一声重一声,二重唱似的。伯和姑担负着看护他们的重任,自然就会想办法制止他们的哭声,如果能把他们的哭声转变成笑声,就更好了,那样他们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超额完成,创造性地完成。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喂他们水喝。喝了,可二重唱只歇了不到两分钟,又重新开始了。不能是饿了吧?饿了也没有什么吃的,灶台上除了两棵干巴巴的葱,就是一碗酱了。于是,他们采取了第二个方法:喂酱。酱,是家中唯一可以吃的东西了,但那东西太咸,不能多吃。于是,伯和姑就沾了一点酱放进了两个弟弟的嘴里。这个方法果然有效,吃了酱,两个弟弟果然停止了哭闹,他们两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在用眼神交流酱的味道。但是,没过几分钟,却又哇地一声哭开了,而且哭得更厉害。看来没吃饱,那就再喂一点。就这样,反复多次,两个弟弟终于不再哭闹了,伯和姑后来回忆,他们甚至听到了两个弟弟的笑声。让弟弟把哭转为笑,这正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弟弟的笑声不正常,是从嗓子深处咳出来的,十分难听;到后来,难听的笑声也没有了,只是瞪着眼睛,呼呼地喘着粗气。
等奶奶回到家时,两个孩子已经不行了,她疯了般地跑出去叫人,等好心的邻居把郎中请来时,已经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是的,两个弟弟被咸酱齁死了。
几十年以后,当伯和姑姑回忆起这件事情时,心情依然十分沉痛,两个小弟弟的殇亡,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心病。他们始终认为,是自己的过错,葬送了两个弟弟幼小的生命。事隔多年,他们已经记不起来,当时到底是伯还是姑首先提出的要给两个弟弟喂酱,只记得从外边背着一捆柴回家的曾爷爷,听说两个孙子没有了,老泪纵横,捶胸顿足,一个劲骂自己无用。
那天就那么巧,曾爷爷出去了。他是看到奶奶给人家做工,那么辛苦,心里疼得慌;再说,好多天了,伯和姑把三个弟妹照顾得很好,一直没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也出去了。他是想到野外拾点柴,好减轻奶奶的负担。
两个孩子没有了,等于剜了奶奶的心头肉。但是,她谁也没有怪罪,因为她知道,表面上两个孩子是被咸死的,其实,是被饿死的。要怪,只能怪老天。要怪,只能怪自己把他们生在这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