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藏

第四十章 关于经典的经典--《经典讲义》编后记

　　朱自清先生（1898-1948）的生平，除了家庭生活，大体上就是念书、教书的历史加上读书、写书的历史。华东师范大学陈孝全教授的《朱自清评传》，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之一，也是这套丛书里传主生平最没有故事波澜的一本。十六年前我到上海拜访陈老师，谈及此事，陈老师莞尔一笑：他的生平缺乏故事，我也编不出故事来呀。

　　朱自清先生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在扬州长大。1920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得文学学士学位。此后朱先生几乎没有从事过与哲学相关的工作，做了一辈子语文老师，文学教授。1920年至1925年，他先后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吴淞中国公学，台州浙江省立第六师范，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宁波浙江省立第四师范，上虞私立春晖中学，扬州江苏第八中学，担任国文教员。1925年，朱自清先生受聘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自此至1948年夏天因病去世，朱自清先生一直是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抗战期间，他作为清华教员担任三校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国文系教授。

　　在江浙两省五年的中学教书生涯，朱自清先生渐渐专心于语文研究和语文教育，确立了一生的研究兴趣和职业取向。在此期间，他写作新诗、散文，在文学界声名鹊起，加入了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他和研究会的同仁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郑振铎成为相互影响的益友。尤其与夏、叶二位，对语文教育、文学创作有共同的志趣，交往最密。

　　抗战前，因为子女众多家用不足，朱自清先生不得不兼职，和杨振声、沈从文一起参加部编中学教本工作。除注释文章外，他还广搜善本，参校审核，给多部国学要籍撰写了平易可读、简明适切的提要和讲解，这是他的名著《经典常谈》的初始。《经典常谈》到抗战后期方告完成，1946年上海文光书店出版。

　　朱自清先生这部指导阅读经典的小册子，自身也成了中国学术通俗化的经典著作，其影响六十年来绵绵不绝及于至今。1980年三联书店重印此书，叶圣陶先生在序言中建议将《经典常谈》的十三篇作为十三个条目收进当时正在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是极高的肯定和赞赏。

　　1981年，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意大利著名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接连给“经典”下了十四个定义。他已经把我们想说或者希望自己能够说的话都说尽了，所以我们只能尽数抄录他的原话：

　　一、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他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五、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七、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

　　八、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九、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十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十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但是那些先读过其他经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系谱中的位置。

　　十三、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十四、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经典的存在价值不容置疑，但是评判何谓经典的标准是世界文化的一个共通难题。在中文里，经典的定义含混多歧，除了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还指各思想派别、宗教派别的根本性著作，即“经”，如儒、道、佛三教的十三经、道德经、佛经。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通常也分两类，一类在历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而现今只具有文献资料意义，另一类内涵深广内容历久弥新，能启发当代读者。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无疑是指后者。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时，中国曾经有一个经典断裂或者说经典空缺的时代。旧文化的经典被当作封建余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文化刚刚兴起，还没有创作出自己的经典作品。

　　20年代初，新旧纷扰之际，以“国学”、“整理国故”等名义进行的学术研究渐次复兴，依旧脱不开经学研究的窠臼，陈陈相因，了无新意。“国学”成了商人印旧书充古董牟利的良机，或者附庸风雅混进“士林”的台阶。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最清醒的思想家，他的杂文三言两语就让所谓“国学”穷形尽相。

　　1922年，当时的中国教育部制定初中高中《国文课程标准》，将经典训练作为中等教育里的必要项目。但当时的状况是：一是中国文化经典缺乏现代学术层面的定义定位，鱼龙混杂。二是大多数古典文献没有得到科学整理，包括校勘、标点。三是沿用科举时代的训读方法，没有切近本意的注释、串讲、导读。所以经典通常与儒教的“经”混同，经典教育不经意间演变成为读经运动。1925年底章士钊主持教育部会议，决议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至高小毕业止。鲁迅先生不久即撰文《十四年的读经》，予以严厉批驳。

　　1925年初《京报副刊》征询鲁迅先生关于“青年必读书”的意见，因为此前一些文化名人推荐的都是《诗经》、四书、《庄子》一类，鲁迅先生说出了非常决绝的一句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正是针对“读经”逆流而言的。“读经”运动，包括囫囵吞枣读《庄子》，几乎将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全盘颠覆了。其荒谬在于，一是将“经”等同于经典；二是经典非小学生所能理解和欣赏，科举时代的课读程式在新时代已经没有存在的根基。作为儒家思想经典的“经”，在祛除历代帝王文士附加在其上的“微言大义”、魔性神性之前，对于小学生，绝不是卡尔维诺说的“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更不是“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的著作。

　　20世纪30年代，一批曾游学欧美、日本，具有现代西方学术眼光的学者，如陈寅恪、闻一多、冯友兰等，开始自觉地整理、诠释中国文化典籍，促进学术的近代化、科学化。一是版本的校勘，还历史文本以本来面目；二是拂去文本之上附着的意义尘埃，如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言，要使被赋予神性和魔幻力量的事物“褪巫脱魔”。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断代史和个体研究，都有了长足进步。中国社会在战乱纷扰中增进了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认识，教育机构注重在中学国文教育中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经典的鉴赏力，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语文选本中，语体文与文言文平分天下。文言文选目注重其自身的文学价值及其思想的现代意义，而不仅仅依据它在历史上的文献价值。

　　《经典常谈》秉承这一宗旨应运而生。在自序中，朱自清先生这样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个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指导青年，尤其是大中学生阅读，“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经典常谈》所以拥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在于大学者写小书，考虑到读者的文化程度，力求深入浅出，将两千年版本传承梳理得脉络清晰，将深奥难解或者含蓄隐晦的文本内涵用现代语言表述明白，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入书中。面向大众的通俗学术著作，需要广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夫、细密的心思，定体例截断众流，举例证取精用弘，作分析浅近平易，下判断耳目一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经典常谈》正是大学者撰写小册子的典范之作，八万字讲述四部文明，三山五岳尽收眼底。

　　1930年底，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再版题记中，自言此书不足犹存、遗憾待补，“诚望杰构于来哲也”。七十余年过去，“来哲”众多，“杰构”尚付诸阙如。我们对《经典常谈》也有相同的感慨。

　　《经典常谈》涉及“经史子集”四部，而我们这个选本的其余篇目，都是“集”部的文学经典。朱自清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教授，他在整理、研究、讲授文学经典方面用力最勤，创作丰富，成就卓著。我们从中选取了专著《诗言志辨》，还有诸多散篇。

　　经史子三部除了社会实用功能，文本上都具有文学价值；文字是记录、传播文明的载体，讲究工具的文学性，“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同时中国文学也有浓郁的工具性，历来讲究文以载道、诗言志、诗史，是艺术化的经部、史部和子部。中国古典文学里，现代意义的纯文学比例相对较小。

　　但是我们相信，文学经典相对于思想经典、历史经典，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经典》一书的《序言与开篇》中，说到文学的陌生性、原创性和颠覆能力，他认为：“莎士比亚很少依赖哲学，他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等人对于西方文化更为核心。”我们也愿意离经叛道，越过四书五经，越过诸子百家，越过二十二史，把中国文化原创性的桂冠戴在诗文词赋头上。

　　朱自清先生去世前一年，《诗言志辨》作为专著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运用西方近代的文化概念，重新审视传统中国文学的“诗文评”，即文学批评。首先是对传统诗歌理论中的四个概念--“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作论证辨析。这本书可以看作是《经典常谈》“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的补充论述或深度论述。

　　《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和《〈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分别选自《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抗战中期，叶圣陶先生应某教育机构所邀，负责推进中学国文教学，在拟定的《国文教育丛刊》中列上了这两本书，并且约了朱自清先生合作。上述两篇是朱自清先生撰写。“精读”里还选了鲁迅的小说《药》、胡适的散文《谈新诗》，“略读”里选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胡适文选》，可以看出，叶、朱两位先生对于新文学、对于语体文的重视。

　　《古诗十九首释》、《陶诗的深度》和王安石《明妃曲》、《诗多义举例》可以看作两本阅读指导的余绪，读者通过朱先生对具体作品的解析，进一步领略中国古典诗歌的妙趣神韵。

　　《什么是宋诗的精华》可以看作《经典常谈》“诗第十二”宋代部分的专论。同样，《中国散文的发展》不妨看作“文第十三”的另外一种笔调的改写。论述的对象是相同的，作者的观点前后略有异同，互相参照着读，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

　　朱自清先生是一个细致的学者，他的严谨认真无微不至。这个选本里的注释都是作者原先就有的，我们没有更新鲜的见解或者更切实的考据，所以注释基本保持原样。明显的差错，如《经典常谈》之《诗经第四》注释：“英美吉特生《英国民歌论说》。译文据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章”，径直改正为“英国吉特生《英国民歌论》。译文据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章”。这类修正不再特别一一注明。

　　正文部分，极少数明显的差错，编选者径直改正，也不一一注明。某些用词，如“那”、“哪”不分，“的”、“得”、“地”不分，是当年文章的惯常现象，无碍意义的理解，编选者尊重原作，姑仍其旧。

　　天不假年，仁者未寿，但朱自清先生的著作超越了时空，在后人的持续阅读中，光彩依旧活力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