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藏

第二十四章 另类之歌

　　《婚姻大事》（《十月》2000年第4期）是李惊涛的《文家叙事》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大哥文翰来无影去无踪的行为方式，和他一波三折的婚恋故事，可能已经令读者愣怔半日。在我有幸先睹的《文家叙事》系列小说第二部《欲望》中，二哥文雄更是一位仰天大笑出门去，宁愿归于尘土不甘沦为草莽的狂傲之士。

　　在我们曾经亲历的那些年代里，文翰、文雄这样个性张扬的人物真是凤毛麟角。他们显然与常人难以混同，又比畸人来得平易通俗，他们是人民大众中的异类，或者称之为另类--是特立独行、不拘流俗的另类，不是今天时尚读物中描摹的，满街男女争扮的那种另类。文氏家族，是一个另类家族。

　　在中国人民传统的爱情理念中，大哥文翰已接近始乱终弃的“忍人”一类了。这位可怜的诗人，聪慧如先知，单纯如婴孩。婚姻的道德律条于他形同虚设，他不是刻意要破坏，他只是怀着不可遏制的冲动前行，寻找自我，而无暇回顾。忠实于婚姻便难以忠实于爱情，更难以忠实于自我。他是身中魔力的人，藐视生活中一切身心相违的表演，他不是兄弟姊妹的好榜样。他把儿子、大哥、恋人、丈夫、父亲的角色一一扮砸，但最终，他还是得到了宽恕。在“我”的记忆中，大哥的出现像一个传奇，而他最终的远走他乡又像一个难解之谜。作者的设置中，诗人文翰仿佛误落尘世的天使，他的过失和无能是难以被指责的。

　　《婚姻大事》从头至尾像一首婉转的赞歌，文气畅快如贯堂之风，每临转折辄生感慨，一唱而三叹。作者有极佳的国文功底，但他写作小说近十年，懂得措辞的得体与克制，虽然是主体介入成分极大，但操持的仍然是小说语言，只是不像《三个深夜喝酒的人》中那么冷静、客观、零度风格了。也亏得他用这种写法，才能在三万字的篇幅里把大哥二十年婚恋故事中的恩恩怨怨干净利落地讲完了。

　　在现实生活中，李惊涛是一位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正因为是中规中矩的好男人，所以才赞美另类--这似乎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新例证。无论如何，当满世界都是另类的时候，生活便一天也不能继续。艺术是对生活的批评，表达着我们的追忆与向往，而且总是心怀忧伤。

　　谁会感到不安？

　　郁闷而出逃，是胡丹娃的小说擅长表现的主题，但这一次，无所归依的“心灵”将要“安居”了。作者借主人公庞蕤之口重述她以往的“出逃”情结：“逃出雅座；逃出旧的生活，走向新的生活，逃出旧的世界，走向新的世界。”她此前的一篇小说甚至直接以“逃出雅座”作标题。

　　泰戈尔诗云：“我心绪不宁/我思念远方。”理想的生活在远方、在别处、在他乡，而我们占据的却永远只是此地；此地曾是他乡，此地即是他乡。唐代诗人贾岛在并州旅居十年，日夜忆念故乡咸阳，终于有一天要动身远行卜居他乡，却又对并州恋恋不舍，“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贾岛是逆向性的远方情结，他生活在追忆之中；但追忆故土、旧人与“逃往”新世界一样，其精神内核是对“此刻”、“当下”的否定。

　　《心灵安居》（《十月》1999年第6期）篇首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小说里虽经夸张变形依然保持写实风格的内容，有了哲学的参与，主题因此顿显重大。这句话出自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及其诗作的一篇随笔，饱含存在主义的人间气息，其不同版本曾被操持“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当代中国诗人广泛引用，甚至被学院派书店写在门楣上。《心灵安居》实则无需借此自重，倒不如《与胭脂虫对弈》引用《昆虫记》来得适切。

　　巨大的欲望正席卷而来，人们都在寻求他们想要的，又在失去他们拥有的；风云际会，谁会感到不安？除了雅座里的知识分子，还有包厢里的人们，普通席上的大众，大家一起泛称的群众，群众感到不安。少数人出逃了，许多人安座着，发着怨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安德烈莫洛亚在《人生五大问题》一书开首一句话，仿佛是对着我们这个时代发言：

　　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这谬误。（傅雷译文）

　　走在路上走向远方的人，是携带着未来生活蓝图的人，而生活却像泥沙俱下的洪流，对美好事物和纯洁理想的毁损，并没有超越它的普通逻辑。社会变革的时代，新秩序建立途中，人性的丰富复杂得以充分地呈现，对于思想者与写作者，幸与不幸各参其半；谁恐惧道德的堕落，谁就是恐惧生活本身。

　　《心灵安居》由此前的主动出逃，改变为被动出走，主动求得心安，不知是胡丹娃悟出了“彼与此”的辩证法，还是认为应该与生活和解，哪怕是一时的妥协？或许有一天，她会写出从出逃到“心安”途中被忽略的那普遍的“苦闷无能的情操”。对感触敏锐的小说家，我们不妨有这样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