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派所追求的无言的境界,是某种神秘的、不可言喻、难以捉摸的观念性存在,类似中国哲学中的至大无外的最高存在:道、自然、宇宙或世界。刘若愚将神韵论归结为形而上的文学理论的一个流派,正是基于神韵论的最后归宿处而言,并不依据神韵论在语言上的最着力处。
神韵论与形而上学和玄学,尤其是神秘主义--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神秘主义--的潜在联系,从司空图《诗品》征引、融化老、庄、列诸子语已依稀可见一斑,严羽、王士祯以禅喻诗就更为明显。当然,严羽只就得意忘言、妙悟两方面沟通禅与诗,所言禅理尽有外行语,贻人以口舌,似乎禅与诗仅仅皮毛相似,以禅喻诗乃穿凿附会。刘克庄从诗作为语言的艺术角度指出,诗与禅不相涉:
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夫至言妙义,固不在于语言文字,然舍真实而求虚幻,厌切近而慕阔远,久而忘返,吾恐君之禅进而诗退矣。(《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九)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诗教自尼父而定,何缘堕入佛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也说:“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又从政教日用方面截断了诗与禅的联系。以禅喻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妙悟以及妙悟以后诗与“道”融合为一的无言的境界,本来就与诗教和人生日用毫不相关;刘克庄所论,也有胶柱鼓瑟之嫌。
语言--妙悟--道等方面是诗与一切神秘主义相联系之处,不仅仅限于禅与诗。前面讨论神韵说所蕴含的语言学问题,已涉及神韵论与神秘主义二者对待语言的局限性的两种分歧的态度:灭绝文字与巧妙利用文字。对语言文字保持怀疑是中西古代哲人共同的感觉和共通的认识(参见《管锥篇》第11-15页,第453-459页)。语言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语言反映存在与意识的可能性因此重新被提出,并加以探讨。神韵说所包含的诗学、语言学、哲学的成分,既是传统的、积淀已久的,又具有现代理论意义。
神韵诗论与神秘主义在形而上性质方面有一些相似的理论原点:
1.与道为一
道是一与多的结合体,司空图《诗品》两句诗恰好可以概括:“具备万物,横绝太空。”(《雄浑》)“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冲谈》)。万物住于真体,细微融于太和,诗心阔大与细密之处都与道密切相连。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并非说诗有别“道”需妙悟,禅道与诗道同是自然之道。文学中与道合一的观念肇始于老庄,道家所持自然观通过禅宗影响了神韵论者。
2.直觉感悟
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然而不废耳传心证。从禅宗公案和传灯录看,禅宗对于诗人具有吸引力的,是用最具体可感的方式体会和传达最高的理念。这种被严羽称为妙悟的直觉感悟方式,同时也可以称为诗化的认识,它是一切真正的艺术--不是工匠性的制作--所必备的。澳大利亚画家奥班恩(Desiderius Orban)赞赏禅宗以体验的方式指导学生,最适合于发挥人的创造性,“在一幅伟大的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启迪和禅宗的启迪(Satoj 顿悟)是同源的。”(《艺术的涵义》)
3.忘我
沧浪的妙悟、王士祯的“神会”、“神到”、“兴会”,苏东坡的空、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都是一种忘我的艺术境界。“忘”是中国古代哲人喜爱的认识方式,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等等,都是心思恍惚神游万里,视存在如不在。至人忘我,如庄子《齐物论》所谓“吾丧我”,《秋水》所谓“大人无己”;释氏也有“破我执”之说。王国维论词境,有“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忘掉尘俗的外在的“我”,寻求真率自然的“真我”,释、庄可通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