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先生是当代画家中的散文大家,我是从事文学工作的艺术爱好者,我们都生长在江南水乡,少年时期离开江南客居他乡--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简单交集,我与吴冠中先生有了为数不多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交往。
1997年初,我在北京出版集团的一位女同事,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百年人生丛书”组稿,将去拜访吴冠中先生。得知这一消息,我很兴奋,托同事带一封信给吴先生。
吴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同乡大画家,我的老家原属江苏江阴,吴先生的故乡在江苏宜兴,两地现在同属无锡市。虽然年岁相差将近五十载,但是他以故乡为题材的画作,如《故宅》、《春风又绿江南岸》等,我都有特别的感应。那些白墙黑瓦门前流水燕子往还的故乡景象,我少年时代还能见到,后来拆迁殆尽,只在周庄、同里、西塘等风景区还能看到标本式的少量遗存。
吴先生的文字作品,如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吴冠中散文选》,东方出版社的《望尽天涯路》,我都珍藏细读。像他的灵动简约而意蕴丰富的绘画线条一样,吴先生的散文文字简净爽脆,坦率真挚。我在信中向吴先生表达了一个同乡晚辈的景仰之情,并请他赐稿给我当时担任编辑的文学杂志《十月》。
1997年4月11日,星期五,我正在编辑部上班,接到吴冠中先生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我的信他已经读到,并且给我回了一封信和一篇稿子。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吴先生的亲笔信和他亲自抄写的稿子,稿子就是发表在1997年第4期《十月》上的散文《柳暗花明》。这篇文章有个小标题:为台湾历史博物馆“吴冠中画展”而作。这篇文章后来也发表在台湾《艺术家》杂志第265期上。
在《柳暗花明》中,吴先生回顾了他兼习西方油画和中国水墨画,取二者之长创新求变的心路历程,“我从杭州国立艺专学艺开始,便兼学西方的油画和中国的水墨画,曾将这两种绘画之道比之陆路和水路,水陆兼程六十余年。”他的两位老师,林风眠先生和潘天寿先生,关于美术教育的观点不同,吴先生更倾向于林风眠先生的观点。他乐于接受“叛逆的师承”这一帽子,“油画之后的水墨,背叛了传统;水墨之后的油彩,近墨者黑,背叛了西画。”“我反思在巴黎留学时代遭到的深切的民族歧视,我是带着敌情观念学习的。凤求凰,艺术之诞生常缘于求知音。隔膜的双方都是对方的新大陆,彼此渴望了解。我自己听懂了异邦的语言,也学舌说他们的语言了,我的父老乡亲不懂,十几亿人民都不懂他们儿女的语言,这将是怎样的国度和社会啊!这便是我下决心回到祖国走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的初衷。”“水陆兼程,往返于油彩与水墨;天上人间,彷徨于具象与抽象。”
吴先生的水彩画,具有水墨的线条、油画的色彩,就是他融汇中西绘画特点,走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成果。
文章发表不久,吴先生托我的女同事带来一套明信片,是画展主办三方--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山艺术文教基金会、《民生报》专为这次画展制作的,售价200台币。明信片共八张,包括这次画展的部分作品:《大熊猫》(1992),《夜渔港》(1993),《故宅》(1996),《苗圃》(1976),《高昌遗址(二)》(1988),《龙须岛新村》(1976),《英国室内酒店》(1992),《红莲》(1996)。
1998年秋天,我有幸和两位同事带着吴先生的新著《生命的风景》样书,一同到方庄拜访吴先生。吴先生的随和平易是我早已了解的,但是他的居室的朴素甚至可以说简陋,还是在想象之外,让我惊讶。四面白墙,除了一面墙挂着一张画着大熊猫的挂毯,没有任何其他装饰。水泥地面,最简单的家具,老式电器。我想吴先生家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限制而如此简朴,当时吴先生的画作拍卖价已在百万以上,是拍卖价最高的中国在世画家。
我后来了解到,那张挂毯是以吴冠中先生1992年的名作《大熊猫》为图案底本制作的,而绘画原作捐给了美术馆。2009年2月26日至3月8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耕耘与奉献--吴冠中捐赠作品展”曾经展出《大熊猫》原作。
与吴先生的家常闲谈亲切而愉快,合影、看画册、谈新书、谈当代文学……这样的会面让我们流连忘返。
我和吴先生至今只有这一面之缘。此后虽然打电话、发贺年卡问候吴先生,但是觉得吴先生年事已高,不忍心再多打扰他。
2004年7月2日,中国美术馆和大连万达集团联合主办的“情感创新--吴冠中水墨里程”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我有幸参观了展览。吴先生由于身体欠佳,由他的儿子代表他出席了开展仪式。这次的展览是吴冠中绘画作品的饕餮盛宴,我第一次面对如此之多的吴先生原作,兴奋激动而满心虔敬。
近些年吴先生为拍卖会上公然开拍冒他名义的伪作而打官司,消息屡屡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吴先生一辈子洁身自好,为艺术奉献了大半个世纪的生命,曾经将不满意的作品销毁,可以推想他对盗名渔利行为的深恶痛绝。我历来对拍卖行利用“博傻心理”的潜规则拍卖假货持有异议,认为吴先生的诉讼具有行业示范意义。同时我也祈愿他不会为此而过分伤身伤神,祈愿年届90岁的吴先生身健笔健,继续他柳暗花明之后的又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