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藏

第七章 到民国看名士

　　一

　　中日两国两千年的交往历史，大部分时间中国扮演着老师的角色，历代日本知识青年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到中国求学、游历，回国之后大多研究汉学，弘扬中华文化，吉川幸之郎先生将这种文化皈依感称为“对中国文化的乡愁”。

　　清末民初，中日师生关系发生根本变化。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经历半个世纪学习西方文明，国力雄厚，军事扩张蠢蠢欲动，甲午海战以坚船利炮战胜中国，一扫明季骚扰江南的浪人海盗的倭寇形象。文化上，中国一大批青年学子东渡扶桑留学政法理工农医各科。先进科技之外，留学生带回了日本翻译西方科技、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名词。如果抽掉诸如革命、干部、单位、分析、悲剧、背景等等日本汉译西方学术的新名词，中国本土现代汉语的大厦将完全坍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令人尴尬的文化反哺。

　　1929年，陈寅恪先生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中写道：“群驱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如果不是列强环伺、战争在即，单单知识的授受是不足以言国耻的。神州陆沉，士夫掩面，国力如此无可奈何；而中国历史居然要到东洋岛国去求教，情何以堪！向为人师者当然不愿甘居人后，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在东邻看来，却蕴含着大国的傲慢，甚至语言上的轻侮。

　　出于习惯上的轻视和漫不经心，老大中国的国民并不了解一衣带水的日本朝廷、政府和人民的心思，先进的日本却从来没有放松对西邻的了解和研究。

　　二

　　2005年3月，《芥川龙之介全集》中译本问世，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作家少见的真正“全集”。其中的《中国游记》值得中国读者特别关注，新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1921年，“中华民国”军阀割据、政体混乱、社会动荡，日本媒体开始关注正在剧烈变革中的“新中国”。是年3月，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派出青年作家芥川龙之介作为特约记者访问中国，任务是为该报逐日撰写专栏《中国印象记》，报道“新兴作家眼中的新中国”。报社为此特地撰写了宣传词：

　　中国乃世界之谜，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国度。一方面，古老中国犹如一棵老树躺卧在大地上，而另一方面，新生的中国则如嫩草一般正在生长。在政治、风俗、思想及其他所有方面，中国的固有文化正与新世界的新文化纵横交错在一起。这正是中国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所在。

　　芥川此行内容极为丰富。3月30日，芥川抵达上海，开始为期四个多月的访华旅程。在上海盘桓了数十日，转赴杭州，苏州；沿大运河赴春风十里的扬州，再折返江南游历镇江、南京；溯江而上，到达芜湖、九江、庐山；最后到达北京、天津、沈阳等诸多北方大城市。此行的成果，就是这本广受欢迎的小册子《中国游记》。

　　芥川是日本近代最优秀的小说家，因家学渊源，从小熟悉中国文化典籍，读汉诗，学做汉诗，通读过《剪灯新话》、《新齐谐》等笔记小说，以及明清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写过多篇取自中国题材的短篇小说。这本薄薄的游记也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观察力、叙事才能以及他的风趣幽默。可惜这位有才华、有性情的优秀作家死得太早--游记中也看得出来他的体弱多病，一路上头疼脑热受尽了折磨--令人惋惜。芥川热爱中国，他此行的激动可想而知，充满好奇和向往：这是唐诗宋词里的中国，《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里的中国，《聊斋志异》里的中国。记忆与印象一一印证，斑驳的历史遗存、香艳的南国美人增添了他的见闻。

　　这是一次百感交集的旅程。新旧杂存、动荡不安的中国给予芥川太多的刺激和迷惑。日本朝廷、军界觊觎已久的老大中国，此刻贫穷和肮脏充斥于上海、杭州、苏州这些天上人间繁华都市的每个角落，普通百姓苦难深重，命如蝼蚁。肮脏、贫穷、怪异、神秘，卑微的众生，破碎的山河，令人叹息。东邻野心路人皆知，全国上下到处弥漫着反日情绪。

　　中国之行首站是十里洋场的上海。20年代的上海有东方巴黎之美誉，其时尚繁华，日本东京也难以望其项背。在上海，芥川听戏看景、品尝美食，到“小有天酒楼”鉴赏南国美人。赏心悦目之外，还有这样的见闻和感慨：

　　一间耸立在阴沉沉天空里的中国式破旧亭子，一泓布满病态绿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爱好忧郁的作家所追求的风景画，同时也是对这又老又大国家可怕且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象征。

　　三

　　到苏州看章太炎，到北京看辜鸿铭，彼时已成为东洋西洋知识分子游历中国的一个重要项目。

　　芥川这次见章太炎是在他上海的家里，章先生的书房墙上趴着一个硕大的鳄鱼标本；读过《中国游记》的小川环树先生后来也说，1932年章先生苏州的家里也挂着一条鳄鱼标本。看来他是真的喜欢以此饰壁。关于时局，革命时期曾亡命日本的章太炎先生这样认为：“今天的中国，遗憾的是，政治上正在堕落。腐败成风，甚至可以说比清末更甚。至于说到学问、艺术方面更显得停滞不前。”吴越方言鴃舌费解，芥川借助翻译洗耳恭听，只有唯唯而已：“新中国”不过如此！

　　前清遗老郑孝胥也向芥川表达了对现代中国政治的绝望：只要中国坚持共和政体，就永远不能避免混乱。郑还以他著名的书法，挥写明末张丑一首七绝以赠芥川：“梦奠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环好秘藏。”老骥伏枥雄心犹在，复辟前朝之志毫不掩饰。

　　离开上海之际，西洋朋友琼斯寄语芥川：“紫禁城可不看，然勿忘去见辜鸿铭。”芥川到北京如愿见到了辜鸿铭先生。辜先生用英语对芥川侃侃而谈，对时局多有论断，他教导身穿中装的芥川：“不穿西装，令人敬佩。可惜还缺条辫子。”

　　关于紫禁城，芥川只写了一句话：“这完全是一场噩梦，一场比北京的夜空还要巨大得多的噩梦。”

　　民国初年的名士，“痛饮酒，熟读离骚”已不顶事，须得出洋归来，广授徒，痛批时局。章太炎、郑孝胥、辜鸿铭无一例外地关心政治，这与魏晋名士整日闲坐清谈，或者胸中有块垒只是借酒浇愁大异其趣。芥川往访之后，章太炎的传奇生涯渐趋平淡，晚年只是在苏州流连园林设帐授徒。郑孝胥此生最奇崛的经历尚未开始，数年之后伪满洲国建立，郑孝胥出任政府总理，延平剑合、合浦珠还之志终得遂愿。1921年，辜鸿铭已届65岁，芥川聆听一番宏论之后，询问：“为何先生感慨于时事而不参与时事？”辜汤生恨恨地在纸上大书一个字：老。

　　此前一年，英国作家毛姆溯长江而上，在成都拜见了在西方有哲学家令名的辜鸿铭，一番玄谈之后，辜先生手书自己的两首诗作为赠礼。“当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国家时，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写几行雅致的诗词的。”辜鸿铭语带讥刺，对当时被称为“莎士比亚以来最成功的戏剧家”毛姆如是说。毛姆的朋友将这两首诗译成英文，居然是非常有现代感的优美的情诗；但是将近20年来，我一直没有找到辜鸿铭文集中相对应的原作。这或许是辜先生一时兴起的即席之作，否则与郑苏戡所书隐含东山之志的七绝对照着看，一定相映成趣。

　　老大中国灾难深重，山河破碎之时，好在还有几位名士撑撑场面，东洋西洋的远道客人都充当了他们谦卑的学生；国将不国，但是四夷来朝的余威还在。感谢外国学生们归国之后写出了《中国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这样不朽的散文著作，为“中华民国”的名士们立此存照，使我们隔了八十年的时空还能遥想前辈的风采。

　　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知识青年大量留学东瀛的同时，日本的知识青年，文人像谷崎润一郎，学者像吉川幸次郎，以及本书的作者、爱好中国文化的作家芥川龙之介，纷纷游历中国。芥川只是代表新闻界来报道现实中国，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的侵略野心也正由此高涨。1927年东京大地震以后，登陆中国已经迫在眉睫。中日战争的导火索埋伏已久。

　　老大中国就像失势的大家族，虽然破落，还有一座令人艳羡的豪宅，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家传宝贝。强盗们很理直气壮要进来替主人看管，因为他们认为，大家族的子弟已经没有能力、没有资格看管他们的老祖产了。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叶渭渠主编的《芥川龙之介作品集》，由李正伦、李实、孙静翻译的“散文卷”收入了《中国游记》的《江南游记》，与我们手上的这个译本两相比较，高下立判。《西湖（五）》第一句，新世界版译为：“上了码头，那里有个门，门里清澈的水池上架着八座中国式的桥。如果俞楼的廊称为曲曲廊，这桥不妨称它为曲曲桥”。十月文艺社的新译本译为：“登上码头，见有一门。进门但见清水池上，横跨着一座中国式的九曲桥。如果说俞楼的回廊是曲曲廊，这里则可称之为曲曲桥。”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就翻译的准确、流畅，译文的优美诸方面，后者都要胜于前者。

　　八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老大中国正在复兴。今日上海、北京早已不是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景象。一拨又一波青年人如过江之鲫留学东瀛，各种名目的旅游者群趋东邻，何时我们的访日人士能像芥川写《中国游记》一样，写出一部真切透彻、传真留声的扶桑游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