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说话

第二章 淹没在时代里的父亲

　　一

　　父亲是个家活懒，外活勤的人。在家里，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会做小活的人。一日三餐，烧刷洗弄，这些日常家务琐事全由母亲一手承揽，就连一些本该男人做的事，父亲也不愿做，或做了也不上心，不情愿做。比如说，家里养猪要盖一间猪圈。按理说，这算不上一件多么难心的活。父亲接手做这事的时候，嘴上没说什么话，心里空落落的却从没上心这件事。父亲搬过来砖，和出一摊泥，一个人便开始慢慢地砌猪圈墙。父亲做这件事当然不能用整工夫，早早晚晚抽空干，其余时间还得去生产队挣工分。那年月流传着这么一句口头语，分、分，是社员的命根。实际上，做一名社员是不能随便缺工的。

　　今天砌几块砖，明天砌几块砖，起初里还看不出墙歪、墙扭。垒着砌着，待一堵猪圈墙长出点模样，连我这么一个孩子的眼光都看出其歪其斜其扭了。母亲的一副腰身笑弯下来，说你砌墙不是也拉着线绳吗？别人拉的线绳是直的，砌出的墙也是直的；你怎么拉的线绳是直的，砌出的墙却是歪的斜的扭的呢？父亲沾着泥的一只手挠上头，“嘿、嘿、嘿”地笑几声，算是个不解释的解释吧。

　　其结果，一间猪圈盖起来，不方不圆，猛眼看上去像是一只瘪塌塌的大圆球。

　　父亲的这一态度影响自己干家务活不算，同时还影响着一切与家务事相关联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

　　一年的闲冬天，家里请来两位木匠，准备做一张四拐四棱的八仙桌。两位木匠是爷儿俩，说话一口侉腔侉调的，村东村西转悠好几圈，一家木匠活也没找见。按理说，闲冬天是做木匠活的好季节，村里没有人家找爷儿俩做木匠活，是嫌他俩是侉木匠。我们这儿的人家多年来形成了这么一种看法，认为侉木匠没有蛮木匠能，侉木匠做出的木匠活也没有蛮木匠做出的木匠活俊俏、秀气、受看。侉木匠做粗活、大活还凑合着，如架子车车架、木耙框、犁把手什么的。至于桌椅等家具，尤其是出嫁闺女的嫁妆，那是万万不能让侉木匠染指的。同样的木料，打制同样的木器，经蛮木匠、侉木匠两种不同的手做出来就是不一样。一个粗糙，一个细腻；一个精巧，一个笨拙。一双眼看着有区别，一双手摸着也有区别。这里的过节如北方的土地长白芋、南方的土地生水稻一个理。是先天的，自然的，人力更改不了的。

　　父亲请回这么两个侉木匠，母亲不高兴。父亲把母亲扯拉一边说，八仙桌是大活、重活，蛮木匠要价贵，还不愿意干；再说侉木匠也是木匠，做出四条腿的八仙桌总不能少一条腿吧。两个侉木匠干活很卖力，舍得吃苦，还好讲话，粗茶淡饭不讲究。父亲状见喜眉笑眼地跟母亲说，看到了吧，你找个蛮木匠能这样？父亲的那样子像是跌一跤没摔着人，反倒在地上捡着了一沓钱，得到一个天大的便宜。两个侉木匠又锯又刨，放墨凿眼，一忙忙过好多天，一张八仙桌总算拼凑出来了。粗眼看上去，四条腿还真是一条没有少。细眼一看，四个拐角拼合出的缝隙大不算，宽与宽还差别着不少尺寸，成了一张长方形的八仙桌。

　　母亲不愿意，说两个侉木匠做工差也就算了，没想打出的八仙桌还长方不分家。

　　父亲不帮母亲说话，却装模作样地把一双眼瞪多大，围着八仙桌转几圈，说我怎么看着八仙桌长宽是一样的呢？父亲的这番话显然是袒护着两位侉木匠。

　　俗话说，媒婆的嘴，木匠的眼。这样的一张八仙桌摆放眼跟前，就是母亲不说，木匠自己也早看出毛病了。老木匠的年岁比母亲大，嘴上却一一声大姐、大姐地连声喊叫着，说我们爷儿俩吃进肚子里的饭又不能吐出来，工钱就一分不要了。

　　母亲的一颗心软下来，跟父亲说，爷儿俩外出谋生不容易，该给的工钱还是给他们吧。

　　工钱原本要的就不多，结果真就一分不少地给了爷儿俩。

　　父亲一本正经地跟爷儿俩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有名的家活懒、外活勤。干自家的活松松垮垮，马马虎虎。干家外的活就一门心思，不会干，干不好，也得钻窟窿打洞干好它。

　　爷儿俩说，谁不想干好木匠活呢？只是没这个本事呀。

　　爷儿俩坦诚地对父亲说，我俩并不会多少木匠活。出门找点活，手工钱是事小，主要是想混个一天三顿肚子饱。

　　爷儿俩的家在我们这儿的西北方，有一百多里地。那地方的人家穷，土地薄，一年年就指靠土地收一茬白芋。白芋切出片，晒干，磨出面。一天三顿饭是干吃白芋面粑粑馍，稀吃白芋稀饭、白芋茶。甚至家里断柴了，也得往锅底塞几把白芋干当柴烧。

　　父亲不同意爷儿俩把木匠活做得差归咎为不会做。父亲说，做事会不会，熟不熟是一回事，用心没用心又是另外一回事。

　　父亲是个从来没摸过锯子、刨子的人。这会儿，他却把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勾勾地盯着八仙桌，说我现在当着你们俩的面想个办法把这张不方不正的八仙桌改方了。

　　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操起工具真的干起来。

　　父亲放倒八仙桌，拉开墨线绳，搭在八仙桌的一个拐角弹出一条笔直的墨线。八仙桌翻转九十度角，墨线仍旧搭着这个拐角往另外一个桌边弹出另一条墨线。八仙桌再翻转九十度角，墨线移另一个拐角又弹出一条笔直的墨线。前后三条墨线分别交叉出两个直角。八仙桌放平稳，还是拉开墨线绳，弹出两条墨线平分两个直角，交叉点就是桌面的正中央。这两条墨线交叉后分开，与前面墨线的相交点就是另外两个八仙桌的拐角点。这般，四个拐角点确定下来，沿墨线刨出多余的木料，一个八仙桌面方方正正是一丝一毫不会差错的。

　　父亲处理四个拐角处的合缝问题也这样。桌面上两条交叉的墨线正好四十五度分开四个拐角。拐角合拼出的缝隙大就是四十五度角有偏差。父亲按墨线又校正好四个拐角。这张八仙桌也就更加规矩了。

　　爷儿俩一旁里大睁两眼看得直愣神，又把两双眼睛“吧唧、吧唧”使劲眨。他们不相信父亲真的是没做过木匠活。

　　父亲说，我会做木匠活，还用请你们爷儿俩，管吃管喝不算，还浪败手工钱。

　　二

　　父亲家活懒，外活勤，具体“勤”在什么地方？就视不同时期而定了。

　　我小时候的那些年月里，一直文革着。文革是个什么年月呢？就是社员不好好种庄稼，瞎折腾。比如有那么一段时间里，大河湾流行背语录。父亲大字不识一筐，参与这项活动肯定困难多多，要想出类拔萃简直就有点痴心妄想了。在生产队里，父亲是个事事、处处不愿落后，不甘落后的人。父亲不随时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显现出来，不就平平庸庸地过去了吗？当然，这么深奥的人生哲理父亲说不出口，却意识到了，又实实在在落实在了自己的行动上。

　　父亲不识字也参加了生产队的背语录学习班。

　　学习班办在黑夜里的牛屋里。别的社员干一天的农活收工、回家、吃饭、睡觉，学习班的人才围拥牛屋里，亮开灯，“哇啦、哇啦”地学。具体负责学习班的是生产队会计，他的名字叫正田。正田是生产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人，识得一大嘟噜数码字，还能把报纸、文件读得琅琅响。父亲他们一人手捧一个红皮本子，本子上印着一条一条的语录。会计领着社员一条一条地读，读熟了，才一条一条地背。会计读，读得拗口，不少字认不得。社员听，听得费劲，不少意思不明白。会计不认识的字，不敢乱读；社员不明白的话意，会计不敢瞎解释。会计说，这是领袖的话，能乱读，能乱讲吗？别的社员多少识点字，背语录都困难。相比较，父亲更困难。牛屋里，父亲跟着会计读，跟着会计背。深更半夜，别人回家睡下了，父亲还得点灯加班加点背，生怕一觉睡醒，这些半生不熟的语录会长出翅膀“扑棱棱”从心里飞走了。一盏昏暗的油灯下，父亲两手捧着语录本，大睁两眼一句一句地默背。父亲不识字，两手抚摩着语录本，只是一种心灵的仪式罢了。其实，父亲大睁两眼什么也不看，满头脑塞着的还是一句一句的、无抓无挠的语录。父亲主观上做了大的努力，客观上不等于就有大的实效。不知不觉，困倦结成一张浓重的网，黑沉沉地压在父亲的两只眼皮上。父亲用坚强的毅力支撑着，轻易连眼皮都不敢眨一下，生怕塌落的眼皮再也扩张不开来。父亲终归是人，不是机器。最终的情景往往是父亲背着背着就睡着了。父亲的一双眼睛闭上了，念念叨叨的一张嘴却一时一刻也没停。“咕咕噜噜”的声音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源源不断地从嘴里流出来。

　　鸡鸣天亮，母亲起床瞧见父亲就这么和衣趴在床头睡着，头前的一盏孤灯仍亮燃着，一张嘴仍咕咕噜噜念叨着。母亲叹口气，摇摇头，说父亲，这是图得什么呀？母亲叹过气又摇摇头。母亲真是不明白父亲这是图什么。

　　会计原本不愿意收留父亲进学习班的。会计不是心疼父亲不识字背语录困难大，是怕父亲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拖集体的后腿。父亲向会计表达了许多决心，会计还是不想收。会计去找贫宣队的人，想让他们出面阻拦我父亲。贫宣队是贫下中农路线教育宣传队的简称，属公社派下的。贫宣队的人随口背了一句语录，打消了会计的思想顾虑--人民群众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

　　实践证明贫宣队人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父亲很快成了全大队乃至全公社的学语录积极分子。

　　这事说来复杂，又简单。唯物辩证法上说，凡事都有牛鼻子，牵住了牛鼻子，再复杂的事也会变简单。父亲背语录的牛鼻子是认不识字。父亲解决的办法跟老祖宗造字如出一辙。父亲用自己特有的象形文字去注释老祖宗的象形文字。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这么一句话，父亲在“革命”下面画出一把刀砍在一个人的脖子上；“不是”下面画出一个人使劲摇动一双手；“请客”下面画出一个人扯拉着另一个人的衣褂襟，旁边还有一桌菜；“吃饭”下面画出一个人的一张嘴张得大大的，往里边塞东西。父亲就这么连环画似的，用人物的各种动作把一条一条的语录翻译过来了。父亲有了这么一套办法，背语录轻松多了，也不用熬夜了。

　　父亲做了典型，贫宣队的人领着他全公社各大队转悠，示范背语录给别人听。父亲能挨着顺序一条一条地背，也能由别人提示挑拣着背。别人说“狠抓”，父亲接着说“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别人说“深挖”，父亲接着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那段日子是父亲人生的一个辉煌点，他从人们敬佩的眼光里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意义。那又是一段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每到一处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吃饱肚子，能吃上肉。偶或地还能喝上几口酒。父亲回家后，打着残存的酒嗝、肉嗝，向母亲回答以前回答不了的话。你不是问我背语录图个什么吗？我跟你说，我图的就是从嘴里打出的嗝能跟公社干部一样，是肉嗝，是酒嗝，不是跟你一样的是清水嗝。父亲说完这句话，把嘴凑近母亲，朝母亲的脸又哈出一口气，问，闻见了没有？母亲说，闻见了，我闻见的是一股股比茅厕里还臭的臭气。

　　三

　　又一年，生产队要成立洼地沟突击队。

　　那些年学大寨很红火，大寨有个虎头山，虎头山上有一支突击队；大河湾有洼地沟，各生产队就相应地组织了一个个洼地沟突击队。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名叫骡子的人，长得高高大大的，有一股子蛮力。贫宣队的人主持这项工作，瞧着骡子身大力壮的样子，就自作主张把突击队队长的帽子安在他的头上。其他村里人有意见，父亲也有意见。父亲跟贫宣队的人说，突击队队长应该是个最能干活的人，要不做了突击队队长也不能信服别人。父亲长得干干瘦瘦的，一副模样哪能跟骡子相比呢？贫宣队的人拿另眼瞧瞧我父亲，问，你说该怎么选？父亲说，比干活，谁能干活谁来当。贫宣队的人想一想说，好！看来这是一个好办法。骡子当然不高兴，斜拉一双眼睛盯瞧了一下我父亲，说这个突击队队长我当不成，也轮不上你。父亲说，这事没比试，还真说不准呢。

　　怎么个比试法呢？比试往洼地沟担牛粪。

　　洼地沟距离牛屋两里地远，参加突击队的人都得往洼地沟担一挑牛粪。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加入突击队。生产队报名的三十来人，一人一副筐，排一队，沿着村大路，往洼地沟里去。牛粪轻，一担不足一百斤。比试的关键一条是一路不能歇歇子。谁歇淘汰谁。两里路，空手走不远，担挑子走就不算近了，要是一歇都不让歇，没有一点气力、没有一点牙口的人就胆弱了。几十个人一齐上路，一排溜排了十来丈远。这样的一种劳动景观时常里也是不多见的。做裁判的贫宣队的人站牛屋旁边观看，生产队的其他社员也围拥牛屋旁边观看。担挑子走远路要靠不停地换肩，右肩担一段路换左肩，左肩担一段路再换右肩。一路里，专门有一个人负责喊号子。走一段，这个人喊--齐换肩。其他人也齐声应--哎咳哟。一排溜的担子“呼啦”一声就从人们右肩转换到左肩。过一会儿，走一段路，这人又一声喊--齐换肩。一排溜担子又慌忙着从人们左肩转换到右肩。这么多的人挨着走，不一齐换肩，相互碰撞上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一趟牛粪担下来，没有一个人落下来，却人人累得够呛，一身一身的汗不算，一副肩膀也是火辣辣地疼痛起来了。

　　接下来还要比试第二趟。贫宣队的人说，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就是理所当然的突击队队长。

　　第二趟只剩下五个人。这就是说，还有五个人愿意争抢突击队队长的帽子。五个人装满一担牛粪又上路了。这五个人里当然有我父亲，还有骡子。父亲瘦瘦弱弱的不起眼，干起活来不声不响。俗话说，干活带着三分气。会干活的人跟活都有气、有仇。眉目鼻眼都是恶狠狠的，一副与活势不两立的模样。与活结上仇，干起活来才能用上狠劲，用上狠心。其实，人与人也这样，你崇敬一个人，那你看待这个人往往情感的因素就多于理性的因素，产生的偏差就要大得多。反过来，你仇视一个人，那你看待这个人的理性因素就多于情感的因素了，往往能把这个人看得更透彻，更彻底。相反，要是一个人干起活来说三道四，咋咋呼呼，能耐都放在嘴上，说什么你也不要相信他会干活，能干活。

　　赶着往洼地沟担第三趟牛粪就剩下父亲跟骡子两个人了。

　　骡子在前，父亲跟后。骡子个头大，腿长，步子迈得开，狠上劲跨一步够父亲一步半。骡子还有意把一双脚步迈得疾疾的，想把父亲甩下个一丈两丈的。一段路赶下来，骡子自己一口气连着一口气紧着喘，回过头看看我父亲还是紧紧地撵着他。骡子沉不出气，说话了。骡子说，我看你这个人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眼泪呢，你这是何苦呢？这样吧，你撂下担子回你的家，我跟贫宣队的人讲一讲由你来当突击队的副队长，怎么样？

　　实际上，父亲一路紧撵着也够呛，上下牙咬得“咯、咯”响，身上的汗水湿透衣服往外渗出一大片，头上的汗水顺着额头一嘟噜一嘟噜往地面滚。干生生的地面上留下一点一点的湿印迹。父亲的一只右脚脖子崴伤过，不能老是吃重，吃重久了，疼，还肿。这时候，父亲的一只右脚脖子早已木胀胀地疼起来。疼痛一时比一时厉害，一丝一丝往身上爬。父亲知道疼痛要是真爬到心口窝那地方，自己再有牙口也忍耐不住了。

　　骡子第三趟没甩掉父亲。

　　回头时两人都担着一副空挑子。父亲紧闭嘴，还是由着骡子一个人说话。骡子说，我身上的力气这会儿才活动开，不用扁担，两只手一手拎一筐，十趟八趟的还是不在话下的。父亲当然不信骡子的话。骡子总归不是畜生骡子，是人骡子。骡子这会儿说话已经不连贯，还“呼哧、呼哧”喘大气。父亲心里明白，骡子说大话是心里虚，像偷人家的鸡猛然被抓住了手脖子。父亲的底气也不足，一副右脚脖子上的疼痛像潮水一样愈涨愈高，这会儿都漫上人脖子了。父亲想，看来得想个办法了。

　　该比试第四趟了。骡子先把两筐牛粪上满，心里有退缩的意思，脸面上也不好孬。父亲阻止村人往自己筐里上牛粪，自己进牛屋拿出两只大抬筐，跟负责上锨的村人说，把这两抬筐牛粪上满了，垒足了。父亲又转脸跟骡子说，莫这样零打细敲了，一趟两大抬筐牛粪，谁先累趴下谁算输。村里人来了精神，“嗷、嗷、嗷”一起瞎起哄，说这样来劲，这样过瘾。贫宣队人的脸也染上一层喜色，说我看这样做也是符合学大寨精神的。

　　大抬筐大，原先的两筐牛粪也抵不上这一筐多。村里人开始往父亲的大抬筐里装牛粪。骡子却呆傻着两眼，不知该怎么办。父亲看出骡子的弱处了，或者说骡子已显示出自己的弱处了。父亲说，要不你还是挑两小筐先走吧，我一会儿撵上你。骡子脸不是脸，腚不是腚，红一下，白一下，又紫一下。村里人不愿意，说要比就得一般大的筐，这样才公平，才合理。贫宣队的人更来了劲头，说大庆有个铁人叫王进喜，没想到大河湾也要出铁人了。贫宣队的人吩咐村人去牛屋又拿来两只大抬筐，转脸跟骡子说，你总不能小筐跟人家大筐比试吧？骡子腿都抖了，嘴却硬，跟拿锨的村人说，上、上、上，你们上满，上足。我先去尿泡尿。

　　骡子去茅厕就再也没敢回头，贫宣队的人很气愤，说这要是在战场上就是临阵脱逃，是要枪毙正法的，看来我是看错了人。

　　两大抬筐牛粪动都没动一下，父亲就当了突击队队长。

　　夜晚里，父亲的一只右脚脖子疼得躺床上“哼哼叽叽”睡不着。母亲帮助他抓火酒，又是搓，又是揉，拾掇了小半夜。母亲问，骡子真要是跟你比试大抬筐呢？父亲说，我看不透骡子的一颗心，也不敢用这一招呀。母亲偏要父亲回答这个问题，说骡子有点二心头，他真要是挑起来，哪怕走几步，我看你怎么办。父亲说，这还不好办，骡子不去茅厕，我去！

　　四

　　父亲背语录靠的是心力，当突击队队长靠的是胆力。应该说大多的时候，父亲靠的还是过硬的干农活实力。别人不会的他会，别人能会的他精。那时候，运动很频繁，频繁得像淮河不断涌向岸边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涌上来退下去，退下去又涌上来。运动来运动去，运动的方式不同，运动的要求不同，可一年一年的四季还得轮转吧，一年一年的庄稼还得种植吧。真要细说起来，其实那时候还是有许多运动跟农事联系起来的。比如说学大寨种科研田；又比如说学小靳庄种水稻。至于科研田科研得怎么样，水稻实收还是歉收？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一个时代连接另一个时代总有许多变化着的事物，又总有许多恒定不变的事物。做一个农民你得把各种庄稼活做会了、做精了，这就是许多恒定不变事物中的一种。父亲依照自己的一双眼睛观察着纷繁的时代，浪涌浪退，还是把最主要的聪明才智放在农活上的。父亲耕田耙地，轻重活，大小活，样样能拿得起放得下。那些年里父亲始终是生产队不可缺少的犁把手，还负责领导生产队耕田耙地的具体事情。生产队的几百亩土地交在他的手上，生产队的队长放心，社员更放心。

　　下面就说一件与犁地相关的事。

　　大河湾的土地一年收两季庄稼，一季麦，一季豆。父亲犁地、耙地、撒种也就是夏种一季豆，秋种一季麦。种麦可急可缓，今天种，明天种，相隔十天半个月的还能种。麦苗要在地里安安静静地睡上一个长长的冬天，多一天，少一天都能睡得过来困，解得过来乏。种黄豆就不一样了，夏天太阳旺，正是万物疯长的好时辰。庄稼白天长，晚上长，一天一天连个盹都不愿打。耽搁几天，过了节令，种下去的黄豆出苗，开花，结籽就结不出个样子了。

　　父亲领着村里人犁地种黄豆起早赶晚，正正经经的大白天，不犁地，不耙地。生产队饲养了十几头牛，忙天指靠它们干的活很多。牛要去麦子地里拉割倒的麦，牛要去麦场上拉石滚打麦子。再说大白天的太阳毒，犁过的土地一晒，耙不匀溜泥土，就出不齐全苗。

　　父亲深更半夜起床犁地。

　　不知几点钟，父亲是以生产队里的那头乌嘴大叫驴的叫声为钟点。父亲一听见大叫驴“吭吁、吭吁”地叫就醒来了。其他的犁把手醒不来，父亲一家一家去喊。牛屋里犁把手们聚齐了，十来个人牵着十来条牛黑着二十几团影就踢踢踏踏往地里走去了。这时候，人与牛都还没完全醒透彻，一路上少动静，似乎人与牛都还做着各自残留的梦。到地块，人与牛折转头，走下村大路。也就这一刻，人与牛才陡然精神过来。大河湾的土地平整，南北几百米，东西几百米。一块地被纵纵横横分割开，一墒连着一墒又重新组成一大块地。十几个人赶着十几条牛拉着十几张犁，一个人就负责犁这样的一墒地。天很黑，十几墒地一溜排开来，东边的人看不见西边的人，西边的人也看不见东边的人。人与人说话不容易，人与牛说。父亲与牛说话是唱歌，唱淮河流域流传的“拉魂腔”：

　　我说话你牛听，

　　你前边走我后边跟，

　　我拉缰绳你往里走，

　　我撇缰绳你往外分，

　　犁到地头我先提起犁，

　　你不慌不忙车转身。

　　夏天早起干活舒坦，没有太阳晒，习习的凉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来，像是伸过无数双小手，一下一下地给人挠痒痒。四周模糊着天，模糊着地，模糊着人。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干活，人很难想苦恼的事，或是一切与苦恼相关联的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些年，父亲喜欢犁地，喜欢使唤牛，也多多少少跟这种心境有关。父亲的这种心境是浪来浪涌的运动所不能给予的。这是贴近土地之后的愉悦与放松。这是泥土输入灵魂的养分。渐渐的，星稀了，天亮了，一大片金黄色的麦茬地不见了，一墒一墒新翻耕的泥土地喧腾腾地铺展在眼前，丝丝缕缕地冒着连绵不断的地气。这些地气又汇合成雾气，一团一团滚过来，滚过去。父亲吩咐犁手们卸下犁，套上耙，东西南北耙匀溜地，赶紧撒下黄豆种。

　　太阳一出，父亲他们就该收活了。十几人赶着十几条牛，沿着村大路一步一步往村庄走。这时候，人是疲倦的，牛是疲倦的，唯有趴在肩头的鞭梢子是鲜活的，一抖动，一抖动，又一抖动。

　　生产队干活一呼隆一呼隆的，人多，效率低。一季麦子收下来，打下来，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天。把这么长的时间拖下来，生产队里的牛忙东忙西没有整工夫犁地，抢收收下了，抢种就种不上。拖着拖着，节令到了，不能再种黄豆，改种绿豆。绿豆不怕节令迟，早一天能收，晚一天也能收。那时候，生产队哪一年的秋庄稼地里都长一两块绿豆，便是这么一种境况的结果。

　　赶着挨傍晚的时辰，一颗朗照一整天的大太阳快要落山了，父亲他们又该赶着牛下地犁地、耙地干活了。

　　五

　　这一年，麦收天正赶一场运动的浪尖上。生产队里大事小事的指挥权完全攥进贫宣队人的手心里。贫宣队的人决定把开镰割收麦的时间定在一天的晚黑里。那时候经常这样翻花样，白天里松松垮垮的，一到晚黑就来了精神，做一件事可以彻夜不眠，争论一件事也可以彻夜不眠。这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贫宣队的人把社员集中在麦场上，东西南北点燃四盏汽油灯。汽油灯充足气，喷出的油雾燃烧在丝网上，照得人脸发白，人眼发亮。贫宣队的人说，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既要狠抓革命，又要猛促生产。贫宣队的人把战前动员会开得热血沸腾，群情激愤，干劲冲天，一把把镰刀握在社员手里“叮当、叮当”不安分地一片响。散会后，生产队的人“呼啦”一下全拥进麦地里。而后，生产队的麦地里便响起经久不息的“嚓、嚓、嚓”的割麦声响。这声响尖锐、快捷、霸气、连绵不断，又此起彼伏，听起来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心颤。不用说，一夜间上百亩的麦子就狼藉倒下了。夜间割麦，麦茬七上八下不整齐是小事，还东留一溜西留一溜麦，像是一大群猪或是一大群牛在麦子地里奔跑了一整夜。

　　隔天早，村人停止割麦，运输割倒的麦子。经过一夜的折腾，一个个人都成了蔫茄子。唯有地里招展的五色彩旗仍欢实地抖动着。人没有气力，运输麦子全部指靠牛。大车装满麦子需要牛来拉，架子车装满麦子也需要牛来拉。十几条牛陪着村人拉了一天的麦子，第二天还要接着拉，没有丝毫犁地的迹象。父亲壮起一颗斗胆，问贫宣队的人，什么时候才犁地？贫宣队的人知道父亲是生产队的犁把手，每年种地都由他领着村人去做这件事。贫宣队的人斜拉眼看看父亲，说你眼下的活就是把麦子往麦场上运，犁地的活我自有安排。

　　这一年，父亲怎么也没料到贫宣队的人会从农场借来两台东方红拖拉机，天黑到天亮，一百多亩地翻耕过来了。

　　大河湾的东边是一个农场，那儿种地不用牛。种地使用拖拉机，收麦使用收割机。收割机不能收黄豆，秋天农场就少种黄豆，多种红花草。红花草不是庄稼，开红花了，拖拉机翻耕过去，埋地下沤肥料。这般，农场收麦子不急，种黄豆不急。贫宣队的人去农场一联系，东方红拖拉机就“突突突”地开将过来了。农场帮助生产队犁地不要钱。那时候有个名词，叫工农大联合。秋天，农场黄豆割不完，生产队的社员也去帮忙收。

　　两台大红色的东方红拖拉机怪头怪脑开过来，往生产队的地头一停，父亲傻眼了。显然，父亲等候大半年的犁地活被这个横行霸道的家伙争抢去。父亲当时心里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父亲远远地呆愣着，想着心事，憋闷的委屈总不能去跟拖拉机说吧。父亲找到贫宣队的人，说我们生产队的土地不能用拖拉机犁。贫宣队的人问，为什么？父亲说，拖拉机犁地犁得深，埋地下深处的生土翻上来，种庄稼也歉收。贫宣队的人说，农场年年不都用拖拉机犁地？父亲说，就是人家年年用拖拉机，深处的生土才熟过了。贫宣队的人不想跟父亲说种庄稼的理，压低嗓音问父亲，你莫不是想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吧？父亲憋满一肚子的话“咯噔”一声咽回去。

　　那年月就这样，遇事怕上纲上线乱分析。这么一分析真理也成谬误了。

　　这一夜，两台拖拉机的轰鸣声始终盘旋在父亲的耳边，久久不愿逝去。父亲一夜没睡。一夜没睡的父亲也没办法去阻止拖拉机的怪吼声。这一夜，辗转床上的父亲猛然感到他固守着的某些东西正被时代的手一点一点地剥去。

　　拖拉机能犁地，能耙地，却不能播撒黄豆种。这年夏种留给父亲的似乎也只这么一点农活了。

　　当父亲明白拖拉机无力播种而贫宣队的人又实实在在把这项工作交给他时，父亲陡然缓过精神，一种与土地失而复得的情感瞬间潮水一般涌满心间。上百亩土地不能一个人撒种，七八个人一齐撒。父亲自己不撒，专门监管其他人。谁由东向西撒种，谁由南向北撒种。七八个人交叉又不重复。黄豆种撒进地里，拖拉机还得耙一遍地。拖拉机没走，停地头，不熄火，“突突突”地高速运转着。父亲他们撒完种粮，两台拖拉机拉着耙，南而北，东而西，耙一遍，冒一股黑烟，一转P股跑掉了。一季庄稼就这样种完了。往年里，这种时候应该是父亲最轻松的，最惬意的。这种轻松是劳累之后猛然放下的轻松。这种惬意是做完一件大事之后的惬意。父亲这年没了这种感觉，回家的路上，一直沉重地走着，头脑里理着怎么也理不明白的时势云烟。走着理着，父亲的一张脸突然变得煞拉白起来。相跟着，父亲的两条腿“哗啦啦”地抖动像筛糠。旁边的村人问父亲怎么了？是不是病了？父亲摇摇头，上下牙咬得铁紧，什么也没说。

　　简单地说，父亲撒种撒错了斤两。拖拉机犁出的地，泥块大，泥土生，出苗率相对要低。这样每亩地的种粮数就不能按往年的标准了。俗话说，种不出好庄稼一季子，娶不着好老婆一辈子。这上百亩的庄稼苗出稀，要少收多少粮食呀。父亲连想一下都不敢。当然出苗稀的原因父亲可以把它归结为拖拉机种庄稼不好，也可以归结为天旱天雨影响出苗。也许父亲一口气下可以归结出十几条。可事情的关键是父亲的一颗良心不安呀。

　　父亲最终还是跟贫宣队的人说了。贫宣队的人像对待阶级敌人似的，又喊又叫，甚至叫过两个拿枪拿绳的民兵准备把父亲捆上送大队去了。贫宣队的人压一压心里的火气，猛然笑起来。贫宣队的人说父亲，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死心眼呢？黄豆种撒也撒进地里了，稀不稀只有天知、地知、你知，瞎嚷嚷什么呢？父亲说，一个人活着要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呀。

　　结果，父亲一个人把一百多亩黄豆种补下地。补撒黄豆种难，不能撒多，不能撒少。这活也只有父亲会干。父亲独自一个人干了大半天，一双腿走酸了，一只胳膊甩肿了，一颗心却踏实了。一把两把，一个时辰两个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