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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世事纷乱中的聪慧少年
邓禹（2-58年），字仲华，生于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荆州南阳郡新野县（今属河南）人。王莽元凤二年（15年），年方13岁的邓禹在熟读诗书，颇通经义之后，为了求学深造，不远千里来到了京都长安。在长安游学的数年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8岁的同乡学友刘秀，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后来他竟成为光武帝建立帝业中最亲信最得力的功臣，被称为“元功之首”。
邓禹是东汉初年的军事家，帮助刘秀光武中兴的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关于邓禹的生平，历史典籍上记载的非常简略，但在民间，关于邓禹结识刘秀的传说却有很多。其中一则是这样说的：
邓禹小时候因父亲病故，家无田地，便随母亲逃荒要饭，四处流浪，最后定居在南阳城北十里地的邓天洼村。邓禹年少有志，家中虽然贫寒，他却从不忘读书习武，待长大成人后，已是文韬武略集于一身了。然而，他依旧时运不济，去给地主扛长工，地主说他不是做庄稼的料，就把他辞了。接着，他去给一家生意人当保镖，生意人说他不听话，又把他撵了。此后，他又到衙门里去当师爷，谁知县令又嫌他心怀异志，难以驾驭，就毫不客气地又把他开销了。邓禹没想到自己如此倒霉，回到家后气得倒头便睡，不想，一进入梦乡便遇见了一位白胡子老头。那老头告诉他，要想时来运转，速到驼峰岛去。那里有一块巨石，只要绕着巨石左转三圈儿，就会时来运转，右转三圈儿，日后必有大富大贵。梦醒后，邓禹仔细品味白胡子老头之言，总觉得有点玄虚，有点好笑，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也就没有在意。
有一日，邓禹在地里割谷子，母亲前来送饭。邓禹远远看见，正要迎上前去，谁知突然狂风大作。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阵虎啸之声，但见从密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张着血盆大口，竟噙上老太太飞奔而去了。邓禹是位孝子，见母亲被猛虎衔去，心中急得心焦火燎，立即飞步疾追。他逢沟跳沟，遇崖跳崖，始终尾随着猛虎紧追不舍。谁知事情也怪，当他攀悬崖，登绝壁，穿荆棘，钻密林，气喘嘘嘘一口气追到紫山正北的驼峰岛，来到一块巨石之前时，那只猛虎却倏然不见了，而其母则端坐于石下竟安然无恙。邓禹正惊愕地暗自称奇，其母却提醒他道：“孩子，猛虎把我噙到这个地方，竞没有害我之意，想必其中必有缘故。前几天你曾说，有个白胡子老头给你托过一梦，莫不是白胡子老头与猛虎有关？这块巨石莫不就是白胡子老头所说的转运石？你不妨就照他所说，绕着石头左转三圈儿右转三圈儿。反正咱正走着背运，说不定这一转就把运气转过来了。”
邓禹一想：也对。猛虎将我引到此处，想来必有用意。既然来到了这块巨石面前，转它几圈儿又有何妨。于是他便遵从母命，依白胡子老头所言，绕着石头向左转了三圈儿，尔后又向右转了三圈儿。待他转完最后一圈儿时，忽听轰隆一声巨响，那巨石居然裂出一道缝隙，缝隙中现出一本书来。邓禹忙将那书取出，原来是一本天书。那天书内既有提兵调将之法，又有布阵列战之术，既有运筹取胜妙计，又有治国安邦策略，更有天演地算，周易八卦，天文地理，奇门遁甲。邓禹翻到最后一页，忽然掉下一幅锦帛，但见上书：
王莽篡汉失人心，
光武中兴靠新君。
来日刘秀去访将，
一飞冲天作皇亲。
邓禹看罢，方知是神人在点化于他。刘秀这个人，他已久闻大名。村里人纷纷传说，龙王沟深潭中出现一窝青蛇，内中有一真龙，将要继承大统。王莽听说后派人前去斩杀，竞侥幸脱逃了一条，那条大难不死的小蛇便是真龙刘秀。刘秀逃到紫山正南百里的白水村，在一刘姓人家脱生不久，就真的造反了。王莽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心腹大患，便亲自带兵又将刘秀撵到了紫山和龙王沟一带。既然神人已经点化，这刘秀日后必能龙飞九重。邓禹想罢，便决定回家等候刘秀的到来，谁知临走时，他又将那巨石看了一眼，未承想那裂开的巨石却早已合成了一体。于是，母子二人连忙又伏身跪地，向着那块神奇的转运石又磕了三个响头。
说来也巧，那邓禹回到家刚刚坐定，就见一位白盔白甲的将军，牵着一匹白马从远处向院中走来了。邓禹一看便知来者是何人，但又怕刘秀心不诚，便故意在房中躲起来，先让母亲对刘秀进行试探。于是，邓母便迎上去问道：“这位将军，请问你找谁？”
“我找邓禹先生。”那人向老太太深深施了一礼：“敢问老人家，莫非就是邓禹之母”？
邓母不冷不热地说：“不错，我正是邓禹的母亲，请问你是何人？”
“本人就是刘秀。”那人呵呵一笑，反问：“难道邓禹先生不愿见一见我这个败军之将吗？”
邓母说：“他上山打柴去了，你愿意等他，就等一会儿；不愿等他，改日再来好了。”
刘秀忙道：“等，我一定要等他回来。”
邓母也不客气，便拿来一把斧头扔在刘秀面前说：“如其干等，还不如替我干点活吧！”
刘秀笑了笑：“行，行，只要能等上邓禹先生，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说吧，老人家，干什么？”
老太太用手一指：“那是邓禹刚从山上挖回的大树根，你帮我劈开劈碎，当柴烧。”
刘秀二话没说，拿起斧头便开始劈柴。他挥汗如雨，劈呀，劈呀，一口气干了两个时辰，劈碎了三个榆木大树根，但依然未见邓禹归来，于是便问：“老奶奶，邓兄是不是在故意躲我？”
邓母淡淡一笑，端了一碗白开水送给了刘秀：“小将军是皇亲贵胄，邓禹是个平民百姓，你找他何干？”
刘秀擦了擦汗边喝开水边说：“王莽篡汉，百姓怨声载道，我想请邓先生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匡正河山，成就大业。邓先生能文能武，才德超群，本应早成大器。怎奈他没于荒野，无人赏识才落得虎落平阳，报国无门。刘秀今日亲自登门拜请，深信邓先生定能助我共图大业。”
这时，躲在房中的邓禹被刘秀的真诚和真情所深深感动。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遇到了如此了解和器重自己的明君，此时不跟更待何时！邓禹想到这里，连忙喊了一声：“有劳厚爱，邓禹失礼了！”便急忙走出房子就要下拜，却被刘秀拦住了。
“邓先生，不瞒你说，幸亏神人点化，我才专程而来的。”二人入房内坐定之后，刘秀这才讲起了前来寻访邓禹的缘由。
原来，他昨晚为躲避王莽追兵，在紫山悬崖上一块平展的青石上睡了一夜，也做了一梦。梦中同样有位白胡子老头告诉他山下驼峰岛有块转运石，你只要左右各转三圈后，就能很快摆脱厄运，从此便可鹏程万里，大展宏图。刘秀等到天明，下山在驼峰岛上找到那块巨石，左右各转了三圈后，竟从那石中也取到了一块锦帛，上写：“如欲得江山，先得二十八员将，”尔后，便是一串长长的名单，而那各单之首，便是邓禹。刘秀讲罢，便站起身来冲着邓禹拱了拱手：“先生如若不弃，肯随我荣辱与共，我愿和你结拜为生死兄弟。”于是二人便当庭跪下，立即结为金兰之好。从此，两位倒霉的难兄难弟，携手同心，率领百万将士奋力拼杀，终于时来运转，成就了东汉大业。刘秀登上龙位后，邓禹不仅成了皇弟，而且还被封了个“高密侯”。
当然，上面的这则传说只是民间故事而已。邓禹其实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他自幼聪慧，喜好读书，智识过人，性格稳健宽厚，被家人看成全家未来的希望。其父常教他写写算算，识别商品的好坏，希望他将来能光大家业，后来见他沉于书本，恢然大度，志趣高远，无意经商，乃改变主意，将他送入京师长安求学，以便日后有机会步入仕途，光耀门庭。
在邓禹出生及成长的少年时代，王莽夺取了西汉政权，又托古改制，造成了社会纷乱，人心思变。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自称是黄帝的后代。他的亲姑姑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因此他家也算是正宗的外戚。不过，他的父亲死得较早，也未曾封侯，家境相对孤贫一些。这样的客观环境使他养成了一种既折节恭俭又自我奋斗的性格，同时还练就了一套善于察言观色、曲意迎奉、伺机钻营的本领。他曾拜沛郡（治今安徽淮北市西）人陈参为师，学习《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在家中“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对外广交“英俊”；在族内悉心“事诸父，曲有礼意”。成帝阳朔年间，他的伯父，权倾当朝的大将军王凤患病。他觉得这是一个能够改变自己现状从而飞黄腾达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下大力气精心护理生病的伯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不想这一手还真灵验，王凤终于被感动，临死前把他推荐给太后和皇帝。
那太后王政君，就是王凤的亲妹妹；而皇帝（汉成帝），则是王凤的亲外甥。他们对王凤举荐的人，岂能不用！于是王莽由此步入仕途，先拜黄门郎，不久即迁官射声校尉。
永始元年（前16年），30岁的王莽继嗣了补授给其亡父的新都侯的爵位，并担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的官职。随着官爵的升迁，他更加以谦谨的方式来“匿情求名”。“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
果然，又有一个机会被他抓住了。原来太后姊子淳于长，与王莽一样也是个极善于钻营的人物。由于他为立赵飞燕为皇后之事卖过力气，固而得到汉成帝的赏识，不仅受封列侯，而且位居九卿。此人显贵之后，“淫于声色，不奉法度”，十分猖狂。王莽对他一直看不惯，尤其是嫉妒他的官升得比自己快，地位比自己高。于是王莽便“阴求其罪过”，亦即秘密搜集淳于长的过错乃至隐私，通过大司马曲阳侯王根向太后告密，并最终置他于死地。这样一来，王莽不仅铲除了竞争对手，而且获得了“有忠直节”的更大名声，真可谓一举两得。
绥和元年（前8年），王根上书告老“乞骸骨”，并推荐由王莽接替他所担任的大司马职务，被汉成帝批准。如此王莽终于爬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高峰，时年38岁。
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人，便口含天宪，手握大权，应该说是人生的极大成功。不过王莽此时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需要继续付出代价。“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盖。见之者以为童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就这样，王莽小心翼翼地辅政一年多，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不想成帝这时却撒手人寰。继立的哀帝似乎对王莽不感兴趣，出于外戚间的复杂斗争，他被罢官回封国杜门自守。
此时，他更加小心谨慎。一次，他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奴隶，他便毫不客气地责令其自杀。这件事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多年来王莽恭俭、克己给人们留下的好印象，所以他在封国的3年之中，“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前2年），刚巧发生日食，参加对策的一些贤良也乘机颂莽功德。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哀帝不得不把王莽征还京师。岁余哀帝驾崩，无子，而王莽的主要政敌傅太后、丁太后等皆先期死去，这样汉廷的大权又全部落入太皇太后王政君及其侄王莽之手。
此次王莽重新上台，完全今非昔比。他先诛灭了哀帝的宠臣董贤，接着迎立年仅9岁的汉平帝即位作为傀儡，自己则以辅政大司马的身份掌握着实权。“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把自己的亲信全部安插在要害部门，层层加强控制。当然，王莽毕竟是王莽，他的所作所为有其非同一般的特色。“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于众庶”。显然，王莽的政治手法较其他人要更为隐蔽狠毒，他的权术手段较其他人也要更加阴险狡猾。
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莽便向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挺进了！这样，在西汉末年的历史舞台上遂出演了王莽代汉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晋位安汉公，宰衡，加九锡。
平帝元始元年（1年），王莽示意益州塞外的夷族，自称越裳氏，重译到汉廷献白雉。那么，为何要搞这种名堂呢？
原来《尚书大传》里讲，交趾的南面有一个越裳国，当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之后，他们骑着大象，带着几重的翻译，到中国来献白雉，以歌颂中国出了圣人。这就是所谓的周成白雉之瑞。而今，祥瑞重新出现，那王莽就是活脱脱的周公了。
周公托号于“周”，王莽也当托号于“汉”，于是拥莽的群臣强烈要求太后给有定国安议大功的王莽赐号“安汉公”，以顺天心。王莽假惺惺地克让了一番之后，便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安汉公的桂冠。
居位安汉公后，王莽的权力欲并未到此为止。元始四年（5年），他又变着花样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以强化其权势。
这时，太保王舜等向太后奏言，称赞王莽是至德大贤之人，生当有大赏，死当为宗臣（配享太庙），应该像殷的伊尹称阿衡，周的周公称太宰那样，有更高的尊号才对。民众中附和者8000多人，也纷纷上书强烈要求这么做。太后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从“阿衡”和“太宰”中各摘取一字，赐王莽以“宰衡”的称号，以表示他更崇高的地位。同时，又加增了他在新野的封地。
王莽接受了宰衡的称号，却推辞了增加的封地。不料这么一来，又让他扮演了周文王却虞、芮之讼的角色。
原来传说周文王多行善事，诸侯之间有了不能解决的事情就请他评判。一次，虞国和芮国的人发生了官司纠纷，便来找周文王决平。谁知他们一进周的国界，只见“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尽管还没有见着文王，自己就先惭愧起来，彼此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如此这纠纷也就解决了。
王莽辞封地之后，果真就有蜀郡男子路建等撤销诉讼自称惭怍而退的事情发生。王舜等又赶紧上奏，着实把王莽大加吹捧一番。
那时候，为王莽不受新野田地之事先后给朝廷上书诉不平的“吏民”多达几十万人，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也都叩头进言，纷纷要求加大对安汉公赏赐的力度。而王莽却是一个劲儿地苦苦辞谢。
太后一看这架势，只好来了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一方面暂且听从王莽“不受赏”的意见，另一方面让群臣议“九锡”的典礼，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把这种相传的古代最高赏赐授给他。很快，以张纯为首的902位大臣便根据《周官》、《礼记》的有关记载议定了“九锡”之礼，王莽也就顺顺当当地接受了这项特殊的恩宠。
第二部曲，居摄，称假皇帝。
元始五年（6年），汉平帝已经14岁，随着平帝年龄的增加，王莽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尽管一年多以前，他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亲儿子王宇为代价，铲除了平帝生母卫姬的家族势力，阻止了朝中一些大臣策划归政卫氏的企图，但是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平帝，他似乎总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于是决定加快代汉的步伐。
是年冬天，平帝生了病，王莽认为除掉这颗眼中钉的机会到了。他一面故作姿态，以周公为榜样，依样画葫芦地请命于泰畴，声言愿代平帝而死，并将策文藏于前殿，有意命令大臣们不得向平帝走漏消息；另一方面竟利用腊月“上椒酒”祝寿的机会，“置药酒中”，毒死了平帝。事后，他宣布全国实行大赦，命令凡600石以上的官吏都要服丧3年。
当时元帝的嫡嗣至平帝已断绝，而宣帝的曾孙封王并健在的有5人，封为列侯的尚有48人。王莽见他们均已成人，难以驾驭，于是打出“兄弟不得相为后”的旗号，将他们统统排斥在一边，却从玄孙辈中挑选了年仅2岁的广戚侯孺子婴为平帝的继承人，借口是这个孩子的“卜相最吉”。
就在这时，前辉光郡（当时京师辖地分为前辉光、后承烈二郡）郡守谢嚣上书，说武功（今属陕西）县长孟通挖浚水井时，挖出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面有一行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让大臣们赶快把此事上报给太后。不料太后听罢立刻表态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见势不妙，连忙劝谏道：“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正；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太后一听这话，也意识到自己侄儿的羽翼已丰，想阻止他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听许”。
在王舜等的催促下，太后降诏：“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为了自圆其说，又特别把武功“白石”上的“为皇帝”解释作“摄行皇帝之事也”。这样，王莽便名正言顺代表汉天子临朝听政，做了“假（代理）皇帝”——臣民则称之“摄皇帝”，并改年号为“居摄”，而把子婴立为皇太子，号曰孺子。
第三部曲，即真，建立“新”朝。
王莽做了假皇帝后，总感到这个“假”字别扭，一心想要尽快当“真”皇帝。西汉后期盛行图谶、符命，王莽在当假皇帝前搞的武功丹书白石，使他尝到了玩弄这类把戏的甜头，于是乎“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居摄三年（8年），又出现了几宗符瑞。一是广饶侯刘京所言齐郡新井。原来齐郡临淄县有个名叫辛当的昌兴亭长，一夜里几次做梦，梦见一个人向他说：“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第二天亭长起来，果然发现亭中有口新井，深且百尺。二是车骑将军千人扈云报告的巴郡发现的石牛。三是太保属臧洪奏报的扶风雍地的石文。而且石牛、石文都被送到了长安，王莽、王舜等去看时，忽然狂风大作，对面不见人，待风停，石前竟有一幅铜符帛画，上面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王莽立即将此事奏上太后，大讲所谓汉的三七之厄，天命不可不畏。从此，这位摄皇帝便去掉了一个“摄”字，并改“居摄”三年为“始初”元年。
当王莽进一步为如何再去掉头上的“假”字煞费苦心的时候，正在长安游学的广汉郡梓潼（今属四川）人哀章，见有机可乘，便精心伪造了一个铜柜，内放两份书简：其一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表示是上帝的命令；另一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里的“某”指汉高帝的名字，书谓高皇帝刘邦授意应该把帝位让给真命天子王莽，皇太后应该顺如天命转移国祚。图书上还写明八个在位大臣和哀章本人以及杜撰的王兴、王盛等11人的官爵，作为新的真命天子的辅佐。
这位哀章尽管品行差劲又好吹牛皮，但却极善于揣测王莽的心理。他听到“齐井、石牛事下”，遂于当天黄昏时候，身穿黄色衣服来至高庙，把所带的铜柜交给了那里的负责人。王莽闻讯如获至宝，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亲临高庙拜受这上天赐予的金匮策书。他以应天承命为名，逼使太后交出了传国玉玺，终于登上了真皇帝的宝座。其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年号为始建国。然而，直到这时王莽仍不失其一贯的风度，他亲切地拉着被废的孺子婴的手，满面流泪地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人意！”其表演情真意切，令在场的“百僚”“莫不感动”。
至此，王莽总算借投机家哀帝一手所炮制的上天符命，结束了他代汉的三部曲。
王莽登上新朝皇帝宝座后，面对长期以来积累而成的天下汹汹、民怨鼎沸的社会现状，为显示新朝政权是承天受命、顺应民心的合法政权，他本人是能解民于倒悬的真命天子，遂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托古改制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王莽从当时社会最为关注但又最为棘手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着手，宣布实行所谓的“王田”、“私属”制。这是新莽改制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全国田地均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称作“王田”。
2.凡一家有8个男丁者，可有田一井，即900亩。
3.原有田地超过规定亩数，即一家男丁不够8人而田超过900亩者，将超过部分分给宗族或乡邻无田而应受田者。
4.无田之家，应按有关规定从政府受田。
5.奴婢不得买卖，改称为“私属”。
6.凡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他人破坏法令者流放至边境。
大凡对汉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沦为奴隶，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哀帝朝以大司马师丹为代表的一批官僚，曾提出一个“限田限奴”的建议，以缓和社会矛盾，却未能实行。王莽的“王田”“私属”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可视为当年师丹建议的延伸和扩展。
据著名秦汉史专家陈直教授考证，王莽的王田制曾部分实行过。然而，由于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联合抵制，此制无法进一步推广，并引起“自诸卿大夫至于庶民”的广泛反对。这是因为：首先，以土地买卖为杠杆的土地私有制，自战国后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经济运动的主旋律，至秦汉时期已经深入人心而不可动摇，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基本适应，绝不是任何个人的一纸空文能够取消得了的。其次，农民既是土地私有制的受益者，也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他们受土地买卖天公地道时代观念的束缚，从来也没有正式向土地私有制发出挑战；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集中反映在其自身对土地的拥有上，而不是要取消土地私有制。再次，王莽的土地改革关键在于保证政府土地税的征收，以维系帝国庞大的财政开支，从来也没有真正顾及农民的利益。所以新莽的王田措施不仅无法扭转历史，空自招来地主们的不满与反抗，而且希望落空的农民的怨怼很自然地把王莽逼入两面夹攻的绝境。始建国四年（12年），当中郎区博进谏痛陈利害后，王莽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布：“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就这样，王莽改制的重头戏“王田”“私属”制正式宣告破产。
除土地、奴婢方面的改革外，币制改革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另一重要领域。早在新朝建立之前，王莽为打击货币持有者，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便曾搞过币制改革。居摄二年（7年），他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为理由，下令新增“一直（值）五千”的“错刀”、“一直（值）五百”的“契刀”和“一直（值）五十”的“大钱”三种钱，让与西汉原有的五铢钱一块儿在市场上流通。
由于新发行的货币质量低劣，远不足所定之值，而政府又用这种劣质钱兑取百姓手中的五铢钱，从中渔利，结果不但使流通秩序混乱，而且造成了民众对新货币的不信任。人们拒绝使用新货币，王莽就用严刑酷法强制推行，以致出现令“民人涕泣于道”的情景。
新朝建立后，在以往货币改革所造成的严峻事实面前，王莽不但丝毫没有醒悟，反而突发奇想，硬是要给经济现象赋予一种想当然的政治内涵，企图通过改变币制，抹去汉朝刘氏天下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记。
“劉”字，由卯、金、刀三部分构成，这与货币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在王莽的眼里，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他认为，金、刀就是当时流通的五铢钱、大钱、契刀、错刀等货币的代称，如果大家不再使用它们，不就等于抹去了人们头脑中汉朝刘家的印记了吗？于是在始建国元年（9年）、二年（10年），王莽又两次改革币制，颁行“宝货五品”，把货币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指金、银、铜、龟、贝五种不同的币材；六名是六类货币的名称，即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二十八品为28种货币的交换比值。如此混乱的币制，同时在市场上运作，连王莽自己也搞不清楚该怎么折算。因此，时过不久，王莽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龟、贝、布之类的货币，只准流行“小钱直（值）一”和“大泉五十”两种。
天凤元年（14年），王莽又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重申金、银、龟、贝币可用（价值有所增减），废除大小钱，以重五铢值钱的货泉和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钱的货币两种并行。王莽多次的币制改革，使社会经济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属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还有“五均赊贷”和“六莞”。王莽为了控制国家的经济运行秩序，采纳国师公刘歆的建议，于始建国二年（10年）下诏，声称根据《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的记载，以及《周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的原则，特推行这一改革措施。
五均为平抑物价，其内容主要是：
1.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设五均官。
具体做法是，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五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2.长安“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备用东南西北为称，皆置交易丞5人，钱府丞1人”。
3.工商各业，按其经营向市中申报，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即按时向他们征税。
4.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中月”即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把所控制的物资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物价低于“市平”，则听任自由交易。人们如有卖不出的五谷布帛等物，司市可按法定价收买之。
赊贷即向民众贷款。其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向钱府丞借贷。祭祀贷款限10天归还，丧葬限3个月归还，均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收取1/10的年息或3%的月息。
“六莞”指由国家管理的六种经营事业，具体是：国家专卖盐、铁、酒，政府铸钱，官家管理山泽，再加五均赊贷。
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期曾经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用以强化国家对经济运行秩序的控制。王莽推行的五均赊贷及六莞，和当年汉武帝的举措颇有某种相类似的地方。这种看起来确实是造福于民众的措施，由于本身的空想性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失当——特别是用人不当，反而使其变为大商人、富豪掠夺财富的新手段，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人民大众。所以，当王莽垮台的前一年，即地皇三年（22年），便不得不下令废除了这些政策。
王莽在进行上述经济改革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之中，最重要的是其官爵制度的变更。
王莽是学礼出身，所以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他总企图给臣民以唐虞再世的新印象，于是煞费苦心地以《周礼》为蓝本，来改革典章制度。他在西汉典制的基础之上，根据“五德”、符命和杜撰出来的古史系统，采用一改变二增减的办法，即改变原西汉的大批官名和秩禄之号，同时增减许多官职，从而建立起新莽的官爵体系。
王莽初即位时，曾依照哀章所伪造的符命，封拜辅臣11人，即“四辅”、“三公”、“四将”，合称十一公，形成最初的政府班底，以后又发展为所谓的“新室十四公”，此外，王莽又封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周公、孔子之后为公、侯。还根据《王制》及《周官》等典籍，改定秩禄之号：三公、卿、大夫和士。大夫又分上、中、下；士则有元士、命士、中士、下士、庶士。如此共计10种。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在长安南郊的明堂信誓旦旦地宣布，要依周制对诸侯授茅土裂地分封。可事实上，他连分封的图册都没有准备好，根本无法实授国邑。于是被封的2000多人只得暂住京城，每月每人给几千钱花销。在物价飞涨的长安，几千钱根本不敷用度，害得这批受封者“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新莽变易汉官制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增加新官职，如在中央政府中增设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五威训命等官；地方则设州牧副、部监副等。其二是改易汉官名，如将中央官大司农先改为羲和再改为纳言，把大理（即廷尉）改为作士，改中尉为军正等；地方官太守改称大尹，又名卒正或连卒，县令、长则改叫宰等。
王莽还对州郡县名称和区划，首都、宫殿以及城门名称，均作了较大的变动，如改长安为常安，长乐宫为常乐宫等。不仅如此，他对匈奴及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名称和官号、玺印也进行更变，如把匈奴单于改称“降奴服于”之类。这一轻率的带有侮辱性的举动招致双方兵戎相见。
上述王莽的托古改制，可以说没有一项是成功的。他煞费苦心设计的改革措施，换来的却是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纷乱如麻。
邓禹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个纷乱的社会状态下度过的，百姓的苦难也使他从小就具有了济世救民的思想。结识之后的光武帝刘秀，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契机。
邓禹是东汉初年的军事家，帮助刘秀光武中兴的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关于邓禹的生平，历史典籍上记载的非常简略，但在民间，关于邓禹结识刘秀的传说却有很多。其中一则是这样说的：
邓禹小时候因父亲病故，家无田地，便随母亲逃荒要饭，四处流浪，最后定居在南阳城北十里地的邓天洼村。邓禹年少有志，家中虽然贫寒，他却从不忘读书习武，待长大成人后，已是文韬武略集于一身了。然而，他依旧时运不济，去给地主扛长工，地主说他不是做庄稼的料，就把他辞了。接着，他去给一家生意人当保镖，生意人说他不听话，又把他撵了。此后，他又到衙门里去当师爷，谁知县令又嫌他心怀异志，难以驾驭，就毫不客气地又把他开销了。邓禹没想到自己如此倒霉，回到家后气得倒头便睡，不想，一进入梦乡便遇见了一位白胡子老头。那老头告诉他，要想时来运转，速到驼峰岛去。那里有一块巨石，只要绕着巨石左转三圈儿，就会时来运转，右转三圈儿，日后必有大富大贵。梦醒后，邓禹仔细品味白胡子老头之言，总觉得有点玄虚，有点好笑，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也就没有在意。
有一日，邓禹在地里割谷子，母亲前来送饭。邓禹远远看见，正要迎上前去，谁知突然狂风大作。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阵虎啸之声，但见从密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张着血盆大口，竟噙上老太太飞奔而去了。邓禹是位孝子，见母亲被猛虎衔去，心中急得心焦火燎，立即飞步疾追。他逢沟跳沟，遇崖跳崖，始终尾随着猛虎紧追不舍。谁知事情也怪，当他攀悬崖，登绝壁，穿荆棘，钻密林，气喘嘘嘘一口气追到紫山正北的驼峰岛，来到一块巨石之前时，那只猛虎却倏然不见了，而其母则端坐于石下竟安然无恙。邓禹正惊愕地暗自称奇，其母却提醒他道：“孩子，猛虎把我噙到这个地方，竞没有害我之意，想必其中必有缘故。前几天你曾说，有个白胡子老头给你托过一梦，莫不是白胡子老头与猛虎有关？这块巨石莫不就是白胡子老头所说的转运石？你不妨就照他所说，绕着石头左转三圈儿右转三圈儿。反正咱正走着背运，说不定这一转就把运气转过来了。”
邓禹一想：也对。猛虎将我引到此处，想来必有用意。既然来到了这块巨石面前，转它几圈儿又有何妨。于是他便遵从母命，依白胡子老头所言，绕着石头向左转了三圈儿，尔后又向右转了三圈儿。待他转完最后一圈儿时，忽听轰隆一声巨响，那巨石居然裂出一道缝隙，缝隙中现出一本书来。邓禹忙将那书取出，原来是一本天书。那天书内既有提兵调将之法，又有布阵列战之术，既有运筹取胜妙计，又有治国安邦策略，更有天演地算，周易八卦，天文地理，奇门遁甲。邓禹翻到最后一页，忽然掉下一幅锦帛，但见上书：
王莽篡汉失人心，
光武中兴靠新君。
来日刘秀去访将，
一飞冲天作皇亲。
邓禹看罢，方知是神人在点化于他。刘秀这个人，他已久闻大名。村里人纷纷传说，龙王沟深潭中出现一窝青蛇，内中有一真龙，将要继承大统。王莽听说后派人前去斩杀，竞侥幸脱逃了一条，那条大难不死的小蛇便是真龙刘秀。刘秀逃到紫山正南百里的白水村，在一刘姓人家脱生不久，就真的造反了。王莽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心腹大患，便亲自带兵又将刘秀撵到了紫山和龙王沟一带。既然神人已经点化，这刘秀日后必能龙飞九重。邓禹想罢，便决定回家等候刘秀的到来，谁知临走时，他又将那巨石看了一眼，未承想那裂开的巨石却早已合成了一体。于是，母子二人连忙又伏身跪地，向着那块神奇的转运石又磕了三个响头。
说来也巧，那邓禹回到家刚刚坐定，就见一位白盔白甲的将军，牵着一匹白马从远处向院中走来了。邓禹一看便知来者是何人，但又怕刘秀心不诚，便故意在房中躲起来，先让母亲对刘秀进行试探。于是，邓母便迎上去问道：“这位将军，请问你找谁？”
“我找邓禹先生。”那人向老太太深深施了一礼：“敢问老人家，莫非就是邓禹之母”？
邓母不冷不热地说：“不错，我正是邓禹的母亲，请问你是何人？”
“本人就是刘秀。”那人呵呵一笑，反问：“难道邓禹先生不愿见一见我这个败军之将吗？”
邓母说：“他上山打柴去了，你愿意等他，就等一会儿；不愿等他，改日再来好了。”
刘秀忙道：“等，我一定要等他回来。”
邓母也不客气，便拿来一把斧头扔在刘秀面前说：“如其干等，还不如替我干点活吧！”
刘秀笑了笑：“行，行，只要能等上邓禹先生，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说吧，老人家，干什么？”
老太太用手一指：“那是邓禹刚从山上挖回的大树根，你帮我劈开劈碎，当柴烧。”
刘秀二话没说，拿起斧头便开始劈柴。他挥汗如雨，劈呀，劈呀，一口气干了两个时辰，劈碎了三个榆木大树根，但依然未见邓禹归来，于是便问：“老奶奶，邓兄是不是在故意躲我？”
邓母淡淡一笑，端了一碗白开水送给了刘秀：“小将军是皇亲贵胄，邓禹是个平民百姓，你找他何干？”
刘秀擦了擦汗边喝开水边说：“王莽篡汉，百姓怨声载道，我想请邓先生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匡正河山，成就大业。邓先生能文能武，才德超群，本应早成大器。怎奈他没于荒野，无人赏识才落得虎落平阳，报国无门。刘秀今日亲自登门拜请，深信邓先生定能助我共图大业。”
这时，躲在房中的邓禹被刘秀的真诚和真情所深深感动。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遇到了如此了解和器重自己的明君，此时不跟更待何时！邓禹想到这里，连忙喊了一声：“有劳厚爱，邓禹失礼了！”便急忙走出房子就要下拜，却被刘秀拦住了。
“邓先生，不瞒你说，幸亏神人点化，我才专程而来的。”二人入房内坐定之后，刘秀这才讲起了前来寻访邓禹的缘由。
原来，他昨晚为躲避王莽追兵，在紫山悬崖上一块平展的青石上睡了一夜，也做了一梦。梦中同样有位白胡子老头告诉他山下驼峰岛有块转运石，你只要左右各转三圈后，就能很快摆脱厄运，从此便可鹏程万里，大展宏图。刘秀等到天明，下山在驼峰岛上找到那块巨石，左右各转了三圈后，竟从那石中也取到了一块锦帛，上写：“如欲得江山，先得二十八员将，”尔后，便是一串长长的名单，而那各单之首，便是邓禹。刘秀讲罢，便站起身来冲着邓禹拱了拱手：“先生如若不弃，肯随我荣辱与共，我愿和你结拜为生死兄弟。”于是二人便当庭跪下，立即结为金兰之好。从此，两位倒霉的难兄难弟，携手同心，率领百万将士奋力拼杀，终于时来运转，成就了东汉大业。刘秀登上龙位后，邓禹不仅成了皇弟，而且还被封了个“高密侯”。
当然，上面的这则传说只是民间故事而已。邓禹其实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他自幼聪慧，喜好读书，智识过人，性格稳健宽厚，被家人看成全家未来的希望。其父常教他写写算算，识别商品的好坏，希望他将来能光大家业，后来见他沉于书本，恢然大度，志趣高远，无意经商，乃改变主意，将他送入京师长安求学，以便日后有机会步入仕途，光耀门庭。
在邓禹出生及成长的少年时代，王莽夺取了西汉政权，又托古改制，造成了社会纷乱，人心思变。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自称是黄帝的后代。他的亲姑姑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因此他家也算是正宗的外戚。不过，他的父亲死得较早，也未曾封侯，家境相对孤贫一些。这样的客观环境使他养成了一种既折节恭俭又自我奋斗的性格，同时还练就了一套善于察言观色、曲意迎奉、伺机钻营的本领。他曾拜沛郡（治今安徽淮北市西）人陈参为师，学习《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在家中“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对外广交“英俊”；在族内悉心“事诸父，曲有礼意”。成帝阳朔年间，他的伯父，权倾当朝的大将军王凤患病。他觉得这是一个能够改变自己现状从而飞黄腾达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下大力气精心护理生病的伯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不想这一手还真灵验，王凤终于被感动，临死前把他推荐给太后和皇帝。
那太后王政君，就是王凤的亲妹妹；而皇帝（汉成帝），则是王凤的亲外甥。他们对王凤举荐的人，岂能不用！于是王莽由此步入仕途，先拜黄门郎，不久即迁官射声校尉。
永始元年（前16年），30岁的王莽继嗣了补授给其亡父的新都侯的爵位，并担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的官职。随着官爵的升迁，他更加以谦谨的方式来“匿情求名”。“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
果然，又有一个机会被他抓住了。原来太后姊子淳于长，与王莽一样也是个极善于钻营的人物。由于他为立赵飞燕为皇后之事卖过力气，固而得到汉成帝的赏识，不仅受封列侯，而且位居九卿。此人显贵之后，“淫于声色，不奉法度”，十分猖狂。王莽对他一直看不惯，尤其是嫉妒他的官升得比自己快，地位比自己高。于是王莽便“阴求其罪过”，亦即秘密搜集淳于长的过错乃至隐私，通过大司马曲阳侯王根向太后告密，并最终置他于死地。这样一来，王莽不仅铲除了竞争对手，而且获得了“有忠直节”的更大名声，真可谓一举两得。
绥和元年（前8年），王根上书告老“乞骸骨”，并推荐由王莽接替他所担任的大司马职务，被汉成帝批准。如此王莽终于爬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高峰，时年38岁。
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人，便口含天宪，手握大权，应该说是人生的极大成功。不过王莽此时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需要继续付出代价。“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盖。见之者以为童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就这样，王莽小心翼翼地辅政一年多，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不想成帝这时却撒手人寰。继立的哀帝似乎对王莽不感兴趣，出于外戚间的复杂斗争，他被罢官回封国杜门自守。
此时，他更加小心谨慎。一次，他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奴隶，他便毫不客气地责令其自杀。这件事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多年来王莽恭俭、克己给人们留下的好印象，所以他在封国的3年之中，“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前2年），刚巧发生日食，参加对策的一些贤良也乘机颂莽功德。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哀帝不得不把王莽征还京师。岁余哀帝驾崩，无子，而王莽的主要政敌傅太后、丁太后等皆先期死去，这样汉廷的大权又全部落入太皇太后王政君及其侄王莽之手。
此次王莽重新上台，完全今非昔比。他先诛灭了哀帝的宠臣董贤，接着迎立年仅9岁的汉平帝即位作为傀儡，自己则以辅政大司马的身份掌握着实权。“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把自己的亲信全部安插在要害部门，层层加强控制。当然，王莽毕竟是王莽，他的所作所为有其非同一般的特色。“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于众庶”。显然，王莽的政治手法较其他人要更为隐蔽狠毒，他的权术手段较其他人也要更加阴险狡猾。
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莽便向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挺进了！这样，在西汉末年的历史舞台上遂出演了王莽代汉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晋位安汉公，宰衡，加九锡。
平帝元始元年（1年），王莽示意益州塞外的夷族，自称越裳氏，重译到汉廷献白雉。那么，为何要搞这种名堂呢？
原来《尚书大传》里讲，交趾的南面有一个越裳国，当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之后，他们骑着大象，带着几重的翻译，到中国来献白雉，以歌颂中国出了圣人。这就是所谓的周成白雉之瑞。而今，祥瑞重新出现，那王莽就是活脱脱的周公了。
周公托号于“周”，王莽也当托号于“汉”，于是拥莽的群臣强烈要求太后给有定国安议大功的王莽赐号“安汉公”，以顺天心。王莽假惺惺地克让了一番之后，便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安汉公的桂冠。
居位安汉公后，王莽的权力欲并未到此为止。元始四年（5年），他又变着花样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以强化其权势。
这时，太保王舜等向太后奏言，称赞王莽是至德大贤之人，生当有大赏，死当为宗臣（配享太庙），应该像殷的伊尹称阿衡，周的周公称太宰那样，有更高的尊号才对。民众中附和者8000多人，也纷纷上书强烈要求这么做。太后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从“阿衡”和“太宰”中各摘取一字，赐王莽以“宰衡”的称号，以表示他更崇高的地位。同时，又加增了他在新野的封地。
王莽接受了宰衡的称号，却推辞了增加的封地。不料这么一来，又让他扮演了周文王却虞、芮之讼的角色。
原来传说周文王多行善事，诸侯之间有了不能解决的事情就请他评判。一次，虞国和芮国的人发生了官司纠纷，便来找周文王决平。谁知他们一进周的国界，只见“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尽管还没有见着文王，自己就先惭愧起来，彼此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如此这纠纷也就解决了。
王莽辞封地之后，果真就有蜀郡男子路建等撤销诉讼自称惭怍而退的事情发生。王舜等又赶紧上奏，着实把王莽大加吹捧一番。
那时候，为王莽不受新野田地之事先后给朝廷上书诉不平的“吏民”多达几十万人，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也都叩头进言，纷纷要求加大对安汉公赏赐的力度。而王莽却是一个劲儿地苦苦辞谢。
太后一看这架势，只好来了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一方面暂且听从王莽“不受赏”的意见，另一方面让群臣议“九锡”的典礼，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把这种相传的古代最高赏赐授给他。很快，以张纯为首的902位大臣便根据《周官》、《礼记》的有关记载议定了“九锡”之礼，王莽也就顺顺当当地接受了这项特殊的恩宠。
第二部曲，居摄，称假皇帝。
元始五年（6年），汉平帝已经14岁，随着平帝年龄的增加，王莽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尽管一年多以前，他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亲儿子王宇为代价，铲除了平帝生母卫姬的家族势力，阻止了朝中一些大臣策划归政卫氏的企图，但是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平帝，他似乎总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于是决定加快代汉的步伐。
是年冬天，平帝生了病，王莽认为除掉这颗眼中钉的机会到了。他一面故作姿态，以周公为榜样，依样画葫芦地请命于泰畴，声言愿代平帝而死，并将策文藏于前殿，有意命令大臣们不得向平帝走漏消息；另一方面竟利用腊月“上椒酒”祝寿的机会，“置药酒中”，毒死了平帝。事后，他宣布全国实行大赦，命令凡600石以上的官吏都要服丧3年。
当时元帝的嫡嗣至平帝已断绝，而宣帝的曾孙封王并健在的有5人，封为列侯的尚有48人。王莽见他们均已成人，难以驾驭，于是打出“兄弟不得相为后”的旗号，将他们统统排斥在一边，却从玄孙辈中挑选了年仅2岁的广戚侯孺子婴为平帝的继承人，借口是这个孩子的“卜相最吉”。
就在这时，前辉光郡（当时京师辖地分为前辉光、后承烈二郡）郡守谢嚣上书，说武功（今属陕西）县长孟通挖浚水井时，挖出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面有一行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让大臣们赶快把此事上报给太后。不料太后听罢立刻表态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见势不妙，连忙劝谏道：“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正；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太后一听这话，也意识到自己侄儿的羽翼已丰，想阻止他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听许”。
在王舜等的催促下，太后降诏：“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为了自圆其说，又特别把武功“白石”上的“为皇帝”解释作“摄行皇帝之事也”。这样，王莽便名正言顺代表汉天子临朝听政，做了“假（代理）皇帝”——臣民则称之“摄皇帝”，并改年号为“居摄”，而把子婴立为皇太子，号曰孺子。
第三部曲，即真，建立“新”朝。
王莽做了假皇帝后，总感到这个“假”字别扭，一心想要尽快当“真”皇帝。西汉后期盛行图谶、符命，王莽在当假皇帝前搞的武功丹书白石，使他尝到了玩弄这类把戏的甜头，于是乎“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居摄三年（8年），又出现了几宗符瑞。一是广饶侯刘京所言齐郡新井。原来齐郡临淄县有个名叫辛当的昌兴亭长，一夜里几次做梦，梦见一个人向他说：“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第二天亭长起来，果然发现亭中有口新井，深且百尺。二是车骑将军千人扈云报告的巴郡发现的石牛。三是太保属臧洪奏报的扶风雍地的石文。而且石牛、石文都被送到了长安，王莽、王舜等去看时，忽然狂风大作，对面不见人，待风停，石前竟有一幅铜符帛画，上面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王莽立即将此事奏上太后，大讲所谓汉的三七之厄，天命不可不畏。从此，这位摄皇帝便去掉了一个“摄”字，并改“居摄”三年为“始初”元年。
当王莽进一步为如何再去掉头上的“假”字煞费苦心的时候，正在长安游学的广汉郡梓潼（今属四川）人哀章，见有机可乘，便精心伪造了一个铜柜，内放两份书简：其一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表示是上帝的命令；另一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里的“某”指汉高帝的名字，书谓高皇帝刘邦授意应该把帝位让给真命天子王莽，皇太后应该顺如天命转移国祚。图书上还写明八个在位大臣和哀章本人以及杜撰的王兴、王盛等11人的官爵，作为新的真命天子的辅佐。
这位哀章尽管品行差劲又好吹牛皮，但却极善于揣测王莽的心理。他听到“齐井、石牛事下”，遂于当天黄昏时候，身穿黄色衣服来至高庙，把所带的铜柜交给了那里的负责人。王莽闻讯如获至宝，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亲临高庙拜受这上天赐予的金匮策书。他以应天承命为名，逼使太后交出了传国玉玺，终于登上了真皇帝的宝座。其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年号为始建国。然而，直到这时王莽仍不失其一贯的风度，他亲切地拉着被废的孺子婴的手，满面流泪地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人意！”其表演情真意切，令在场的“百僚”“莫不感动”。
至此，王莽总算借投机家哀帝一手所炮制的上天符命，结束了他代汉的三部曲。
王莽登上新朝皇帝宝座后，面对长期以来积累而成的天下汹汹、民怨鼎沸的社会现状，为显示新朝政权是承天受命、顺应民心的合法政权，他本人是能解民于倒悬的真命天子，遂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托古改制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王莽从当时社会最为关注但又最为棘手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着手，宣布实行所谓的“王田”、“私属”制。这是新莽改制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全国田地均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称作“王田”。
2.凡一家有8个男丁者，可有田一井，即900亩。
3.原有田地超过规定亩数，即一家男丁不够8人而田超过900亩者，将超过部分分给宗族或乡邻无田而应受田者。
4.无田之家，应按有关规定从政府受田。
5.奴婢不得买卖，改称为“私属”。
6.凡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他人破坏法令者流放至边境。
大凡对汉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沦为奴隶，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哀帝朝以大司马师丹为代表的一批官僚，曾提出一个“限田限奴”的建议，以缓和社会矛盾，却未能实行。王莽的“王田”“私属”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可视为当年师丹建议的延伸和扩展。
据著名秦汉史专家陈直教授考证，王莽的王田制曾部分实行过。然而，由于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联合抵制，此制无法进一步推广，并引起“自诸卿大夫至于庶民”的广泛反对。这是因为：首先，以土地买卖为杠杆的土地私有制，自战国后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经济运动的主旋律，至秦汉时期已经深入人心而不可动摇，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基本适应，绝不是任何个人的一纸空文能够取消得了的。其次，农民既是土地私有制的受益者，也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他们受土地买卖天公地道时代观念的束缚，从来也没有正式向土地私有制发出挑战；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集中反映在其自身对土地的拥有上，而不是要取消土地私有制。再次，王莽的土地改革关键在于保证政府土地税的征收，以维系帝国庞大的财政开支，从来也没有真正顾及农民的利益。所以新莽的王田措施不仅无法扭转历史，空自招来地主们的不满与反抗，而且希望落空的农民的怨怼很自然地把王莽逼入两面夹攻的绝境。始建国四年（12年），当中郎区博进谏痛陈利害后，王莽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布：“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就这样，王莽改制的重头戏“王田”“私属”制正式宣告破产。
除土地、奴婢方面的改革外，币制改革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另一重要领域。早在新朝建立之前，王莽为打击货币持有者，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便曾搞过币制改革。居摄二年（7年），他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为理由，下令新增“一直（值）五千”的“错刀”、“一直（值）五百”的“契刀”和“一直（值）五十”的“大钱”三种钱，让与西汉原有的五铢钱一块儿在市场上流通。
由于新发行的货币质量低劣，远不足所定之值，而政府又用这种劣质钱兑取百姓手中的五铢钱，从中渔利，结果不但使流通秩序混乱，而且造成了民众对新货币的不信任。人们拒绝使用新货币，王莽就用严刑酷法强制推行，以致出现令“民人涕泣于道”的情景。
新朝建立后，在以往货币改革所造成的严峻事实面前，王莽不但丝毫没有醒悟，反而突发奇想，硬是要给经济现象赋予一种想当然的政治内涵，企图通过改变币制，抹去汉朝刘氏天下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记。
“劉”字，由卯、金、刀三部分构成，这与货币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在王莽的眼里，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他认为，金、刀就是当时流通的五铢钱、大钱、契刀、错刀等货币的代称，如果大家不再使用它们，不就等于抹去了人们头脑中汉朝刘家的印记了吗？于是在始建国元年（9年）、二年（10年），王莽又两次改革币制，颁行“宝货五品”，把货币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指金、银、铜、龟、贝五种不同的币材；六名是六类货币的名称，即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二十八品为28种货币的交换比值。如此混乱的币制，同时在市场上运作，连王莽自己也搞不清楚该怎么折算。因此，时过不久，王莽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龟、贝、布之类的货币，只准流行“小钱直（值）一”和“大泉五十”两种。
天凤元年（14年），王莽又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重申金、银、龟、贝币可用（价值有所增减），废除大小钱，以重五铢值钱的货泉和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钱的货币两种并行。王莽多次的币制改革，使社会经济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属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还有“五均赊贷”和“六莞”。王莽为了控制国家的经济运行秩序，采纳国师公刘歆的建议，于始建国二年（10年）下诏，声称根据《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的记载，以及《周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的原则，特推行这一改革措施。
五均为平抑物价，其内容主要是：
1.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设五均官。
具体做法是，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五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2.长安“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备用东南西北为称，皆置交易丞5人，钱府丞1人”。
3.工商各业，按其经营向市中申报，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即按时向他们征税。
4.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中月”即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把所控制的物资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物价低于“市平”，则听任自由交易。人们如有卖不出的五谷布帛等物，司市可按法定价收买之。
赊贷即向民众贷款。其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向钱府丞借贷。祭祀贷款限10天归还，丧葬限3个月归还，均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收取1/10的年息或3%的月息。
“六莞”指由国家管理的六种经营事业，具体是：国家专卖盐、铁、酒，政府铸钱，官家管理山泽，再加五均赊贷。
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期曾经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用以强化国家对经济运行秩序的控制。王莽推行的五均赊贷及六莞，和当年汉武帝的举措颇有某种相类似的地方。这种看起来确实是造福于民众的措施，由于本身的空想性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失当——特别是用人不当，反而使其变为大商人、富豪掠夺财富的新手段，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人民大众。所以，当王莽垮台的前一年，即地皇三年（22年），便不得不下令废除了这些政策。
王莽在进行上述经济改革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之中，最重要的是其官爵制度的变更。
王莽是学礼出身，所以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他总企图给臣民以唐虞再世的新印象，于是煞费苦心地以《周礼》为蓝本，来改革典章制度。他在西汉典制的基础之上，根据“五德”、符命和杜撰出来的古史系统，采用一改变二增减的办法，即改变原西汉的大批官名和秩禄之号，同时增减许多官职，从而建立起新莽的官爵体系。
王莽初即位时，曾依照哀章所伪造的符命，封拜辅臣11人，即“四辅”、“三公”、“四将”，合称十一公，形成最初的政府班底，以后又发展为所谓的“新室十四公”，此外，王莽又封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周公、孔子之后为公、侯。还根据《王制》及《周官》等典籍，改定秩禄之号：三公、卿、大夫和士。大夫又分上、中、下；士则有元士、命士、中士、下士、庶士。如此共计10种。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在长安南郊的明堂信誓旦旦地宣布，要依周制对诸侯授茅土裂地分封。可事实上，他连分封的图册都没有准备好，根本无法实授国邑。于是被封的2000多人只得暂住京城，每月每人给几千钱花销。在物价飞涨的长安，几千钱根本不敷用度，害得这批受封者“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新莽变易汉官制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增加新官职，如在中央政府中增设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五威训命等官；地方则设州牧副、部监副等。其二是改易汉官名，如将中央官大司农先改为羲和再改为纳言，把大理（即廷尉）改为作士，改中尉为军正等；地方官太守改称大尹，又名卒正或连卒，县令、长则改叫宰等。
王莽还对州郡县名称和区划，首都、宫殿以及城门名称，均作了较大的变动，如改长安为常安，长乐宫为常乐宫等。不仅如此，他对匈奴及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名称和官号、玺印也进行更变，如把匈奴单于改称“降奴服于”之类。这一轻率的带有侮辱性的举动招致双方兵戎相见。
上述王莽的托古改制，可以说没有一项是成功的。他煞费苦心设计的改革措施，换来的却是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纷乱如麻。
邓禹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个纷乱的社会状态下度过的，百姓的苦难也使他从小就具有了济世救民的思想。结识之后的光武帝刘秀，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