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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曲
1.非常岁月
饶彰风、邓文钊二人由于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为着共同的革命事业而走到了一起，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英雄人物的命运往往是跌宕起伏的。新中国建立后，饶彰风和邓文钊又都经历了一段非常岁月。
邓文钊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是时代的弄潮儿，是革命精神的化身。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邓文钊的生活一直不稳定，时常要接受这个“批判”或那个“斗争”。
当年有关部门的人既不听邓文钊所言，也不顾邓文钊所行——数十年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中，不惜毁家纾难——却一度要将邓文钊划为右派分子。幸亏饶彰风出面说话，才使得邓文钊免于此难。据《回忆饶彰风》一书的记录，当时饶彰风指出：
邓文钊是香港知名的爱国人士、我党的朋友，早在1938年就把自己在香港的住房让给廖承志作为八路军办事处用房。1941年，廖承志通过他，由他哥哥出面向港方当局登记创办《华商报》。1946年复办《华商报》时，又由他任督印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我党在团结工商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国初期，他任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在抢运物资、吸引外资、平定物价和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邓文钊担任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工作是积极的，对团结改造工商界、建设祖国，同样起了很大作用。1956年，他还两次向统战部要求派党员干部到工商联加强领导，怎能说他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呢？
其实，当时邓文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心中所关心的是对陈祖沛批判的事情。但是，不论邓文钊怎么努力，也不论饶彰风如何为他们解释说明，最终陈祖沛还是被定为需要接受批判的对象。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陈祖沛选择了一个最极端最直接也是最傻的方式——自杀，来作出最后的抵抗。陈祖沛坠楼昏迷时，邓文钊正好赶到现场，只见陈祖沛血淋淋地躺在地上，身下一摊鲜血逐渐向四周扩散。
邓文钊突然感到双眼发黑，双腿发软，整个人差点昏倒过去。自1927年在香港家中目睹祖母曾灶娇惨死的景象之后，邓文钊一直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如今，陈祖沛的惨死又一次使得他精神大受刺激，使其神经极不稳定。邓文钊回到家后便长期失眠，慢慢地发展成为精神分裂症，成天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胡说自己活不了多久，常常叫嚷着要立遗嘱等，他的吵闹叫嚷使整个家不得安宁。那时，邓文钊的家人对此也束手无策。
邓文钊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廖承志那里。由于当时廖承志本人不能马上抽空看望邓文钊，于是在1957年秋天邓文钊发病时，便写信开导他，信的全文如下：
文钊：
听说你病了，甚念。你的信已收到了。
你应该首先努力恢复健康，以便以后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回反右斗争中，人人都受到教育，你也受到了教育，这是好的，应该的，对你今后是很好的事。你不应该因此就萌消极之念。你来信中说你没有；但我听来北京的朋友们告诉我，你在“准备后事”，“考虑遗产”，“准备遗嘱”，说你自己“好不了啦”，如何如何，这是万分要不得的消极念头。你被党培养教育了将近20年，怎有这样的想法？因此，这种想法便是你的病根。你必须把这种病根铲掉，你精神上健康起来，你的身体才能健康起来。
我们胖子总是有些毛病的。毛病之为物，你想它很重，它就真的重起来；你置之不理，视若无物（自然自己也要适当注意），它就没有什么，你又何必过分紧张？你的失眠，恐怕是与心理有关，心理和思想有关。你还是自己攻心为上，克服所有不健康的消极念头，解除一切包袱，你就会好的。
广东的同志也都是理解你的，不会忘掉你的过去和我们在一起的贡献。但是你有错误的地方也就必须检讨。这是大家都要做的。你要在党领导下，更加进步，再坚强一些，这才对。祝你康复！
承志
九月七日
邓文钊一病就是八个月，一直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高干病房里治疗休养。在邓文钊住院期间，廖承志还曾亲自来到中山医院探望邓文钊。
“文钊，你要好好养病，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啊！千万不要放弃！国家、党和人民都还需要你。”
之后，廖承志还曾提议将邓文钊接到北京治疗，可是当时邓文钊的妻子何捷书反对，并要挟说要是邓文钊去北京了，她就回香港。廖承志没有办法，只得想方设法将邓文钊的儿子从北京调回广州，照顾邓文钊。
邓文钊在生病期间还要一直写检讨。由于邓文钊的中文很差，所以生病住院这一期间的检讨都是由他的儿子按照饶彰风的指点代写的，而以前所写的文稿几乎都是他口述，然后秘书代写。反右时期是饶彰风帮助他写的，可是这个时候饶彰风本人也自身难保，据邓文钊的儿子回忆，当时他受父命前去探望饶彰风时，看见曾生在其家中正安慰他。
由于受到饶彰风的保护，邓文钊在反右运动中相比其他香港爱国人士所受的磨难不是很严重。反右之后，邓文钊被撤去了广东省副省长和广东省工商联主任的职务。而且他的撤职是工商联以下一届不选他的方式进行的，看起来比较“体面”；副省长之职是陶铸以邓文钊有病为理由要求人大不要再选他，不过还是让他保留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相比其他香港爱国人士，邓文钊的遭遇好多了。
经过在医院的疗养，邓文钊病情稳定后便出院了。廖承志知道消息后，为了让邓文钊可以在一个较好的环境里继续养身体，便安排邓文钊跟自己一起去北戴河住了一个月。这期间，还是由邓文钊的儿子负责代写检讨。而何香凝、廖承志则对邓文钊给予无限的温暖，使他感到很安慰。回到北京后，廖承志还安排邓文钊与一些在京的其他老朋友见面，之后还安排邓文钊父子去东北参观，这一路上当地的群众都十分热心地招待邓文钊，让邓文钊感到非常温暖。在参观中，邓文钊感到自己仍受党的信任，他十分开心，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后来他还加入了一个赴苏联东欧参观访问的华侨工商界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华沙（波兰）、索非亚（保加利亚）、布达佩斯（匈牙利）等城市，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很好的招待。
这次参观访问共用了两个月，整个旅程中邓文钊表现得十分洒脱、活跃，虽然旅途有点劳累，但是回国之后邓文钊整个人精神焕发，一扫之前在反右运动中的那种颓丧劲儿。
1961年，邓文钊恢复了副省长一职。这一时期是他一生最积极、活动也最多的时期。他接触了许多香港朋友，大讲爱国、团结。困难时期，中共邀请各界爱国人士举行“神仙会”，请大家敞开思想，对各种问题各抒己见。这时，经过反右斗争，许多人都有了前车之鉴，这次都学乖了，不敢讲心里话，大都有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触。但邓文钊却不理会，仍坦诚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对一系列问题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认为拆钢窗、铁闸去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在机械化程度不够、物资条件尚未成熟时实行公社化，为时过早；自由市场不失为解决物资困难的一个办法；认为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提法有矛盾，“多快”与“好省”很难并存；等等。那时，邓文钊还大力支援大跃进，曾经让他的儿子在香港买汽车运回广州。据邓文钊当时的秘书蓝坚回忆，邓文钊派他去和广州市负责人联系，表示想捐一批货车给市政府，但进口新车有困难，故只能买二手车。后来又与海关等有关部门联系，办理有关手续。三个月后，分两批从香港运到大中型二手汽车共十七八辆，捐给广州市。由于这是第一次国内以这种形式捐赠，且具有很大的意义，因而受到中央的肯定。此外，邓文钊还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据蓝坚回忆，1965年，五华县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邓文钊以省政府领导人身份出席。作为邓氏家族他这一代人中第一个回乡的，他十分兴奋——多年来想回家乡看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将在香港购买的两辆载重汽车和一些化肥送给家乡，支援家乡建设。
摆脱了反右斗争的梦魇后，邓文钊原本以为可以静静地期待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到来，可是谁曾想却迎来了另一个非常岁月的磨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开始，邓文钊以为这只是文化界的事，可是随着这场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邓文钊很快成为被斗争的重点对象之一。
那时，只要与资产阶级有点关系的人都不能逃脱被斗争的命运。当时的中国社会一片混乱，路上的行人光是听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那些口号声都不舒服。邓文钊遭到过几次抄家。所谓抄家，就是闯进被挂以资产阶级头衔人士的家中，将他们家中所收藏的字画、古董等等属于“四旧”的东西一一搜出来没收。第一次是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一日清晨，邓文钊如往常一样坐在客厅看报，突然听见房外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便是吆喝声：“开门！开门！开门！”邓文钊感到诧异，不知是谁一大清早前来。他打开门，一群戴红袖章的华南师范学院的高干子弟便涌进屋内，不打一声招呼，将邓文钊的家搜查个底朝天。邓文钊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只听其中一名红卫兵说：“你知道吗？现在全国上下实行‘文化大革命’，对资产阶级嫌疑分子抄家检查。你最好配合我们的工作。”邓文钊一听顿时傻眼了，自己竟然成了“资产阶级”，他只觉得胸口一阵酸痛。红卫兵将整个房子从里到外搜查了好几遍，一无所获。但是红卫兵并没有就此罢休，抄家之后，红卫兵不准邓文钊睡在原来的卧室，要求他睡在阁楼，并且每天傍晚都会有红卫兵前来监督，让他把客厅的大小沙发搬到阁楼，第二天早晨再将沙发搬回客厅。另外，红卫兵还命令他打扫自家院子，以红卫兵的口吻来说，这是让邓文钊进行“劳动改造”。邓文钊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看着他那颤抖的身躯，住在隔壁的一位香港的退休律师，曾因邓文钊劳动改造时的悲惨状而痛哭。第二次抄家是北京来的“联动”，他们抄家的对象本来是红线女家，只可惜当时邓文钊住在隔壁，抄家队就顺带一起将邓文钊的家也抄了，邓家的小汽车被开跑了。
不过那时华侨新村邻里之间关系十分要好，面对突来的抄家，华侨新村的居民们也十分有默契地想好了应对政策。大家组织起联防，一旦发现有红卫兵来了，便敲锣报信，邻居之间相互帮忙，这样日子也便好过一点；有时华侨新村的学生还自发与前来抄家的红卫兵理论。当时住在邓文钊家对面、临时由澳门调回来“学习”的香港人李承俊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
当时，“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邓文钊原是广东省副省长，主管侨务和海外工作，在劫难逃，被软禁在家里。他天天在客厅接受监督“学习”，傍晚在红卫兵的督促下，一个人将客厅的几张大小沙发搬到楼上，翌日早晨，又将这几张沙发搬回楼下客厅。
朋友善意劝我回避与邓文钊接近，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但邓文钊却主动同我打招呼。他对港澳朋友的近况关怀备至，并十分注意“文革”对港澳的影响。
我对他说，“文革”主要是整顿中共党政干部，没有理由牵连民主人士。邓文钊说，他跟随党工作数十年，即使不“洗澡”，也应“洗脸”。
我以“陶侃难偷一日闲”来比喻邓文钊的搬沙发。历史上晋代大将军陶侃曾驻节广州，日夕运瓦，爱惜光阴。邓文钊苦笑答道：“我同陶侃将军相差十万八千里呢！”我又引述《孟子》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邓文钊对我说，这个运动是个很大的运动，人人都要参与的。他不过是躬逢其“盛”而已，算不上是什么苦和劳。他还说自己虽然血压高，轻微劳动仍可胜任。他叮嘱我转告港澳朋友放心。
事后我才知道，邓文钊当时不仅血压高，而且心脏有毛病，不宜过度劳累。但他语气轻松，虽在逆境仍处之泰然，一切都以大局为重。
之后，邓文钊按照工宣队的要求到工商联办“学习班”，“清理阶级队伍”。来到这里的人士都要求交代问题，互相揭发。邓文钊进来之后，顿时感到沉闷，度日如年的生活开始了。起初有人揭发邓文钊爱收听国外广播，“是英国BBC特务”，有人揭发他讲过“江青拍的电影低级趣味”。在“学习班”里，邓文钊感到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思想受到强烈的批判。他自己也狠狠地批评自己，绞尽脑汁将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做的一切事情批得一文不值，仿佛只有这么做才能减轻他身上的精神压力。
精神上的摧残已经让邓文钊招架不住了，尽管他比很多回大陆定居的民主人士都要幸运，没有挨斗，可是，“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却在他的心头留下深深的伤痕，难以治愈。
在学习改造期间，邓文钊还被要求写检讨，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检讨比反右时更为离谱，他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学习班的日子不仅给邓文钊的精神上带来很大的打击，同时也让他的身体受到沉重的冲击。在进入学习班之前，他的体重是144斤，从学习班出来后，他的体重就只剩下120斤了。然而，本以为回到家中可以轻松一下，调养下身心，可谁知道，回到家中迎接他的是另一个“精神炸弹”——廖承志被隔离审查了。邓文钊只能四处想办法打听廖承志的情况，并托朋友马万祺一家给廖承志送了很多药品。
1969年秋，邓文钊被“解放”了，同年他还被邀请参加国庆活动。这对于邓文钊来说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并且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那是最为幸福不过的了。人一开心，胃口也好，邓文钊在这段时期饮食大增，因而他的体重也急速猛增，而体重这样增增减减，加剧了他的冠心病、血压高和风湿病。
1970年，邓文钊的儿子出差路过广州与邓文钊相聚。父子重逢，感慨万分，异常开心，又加之邓文钊知道自己可以再次为何香凝工作，就更为高兴了。当晚，全家吃“龙虎斗”，这是一道十全大补菜式，可当时邓文钊的身体已十分虚弱，经受不住这么猛烈的大补。第二天，他在家中中风，从此昏迷不醒。
邓文钊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他始终坚信党，直到死的那一刻，他依然相信共产党是关心他的，对他还是很好的。他一直念念不忘、一直遗憾的是没能亲眼目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繁荣。
1971年1月4日，邓文钊离开了人世，伴随着他的夫人何捷书的一句承诺，他安心地去了。
看着丈夫天天承受着病魔的折磨，何捷书心中不忍，她虽然对丈夫的事业没有太多的认识，但是她理解丈夫，她支持丈夫，她明白丈夫心中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她不希望丈夫再这样艰难地耗下去。1971年1月4日，她来到丈夫身边，大声对他说：“你所期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必定实现。安息吧，钊！”
邓文钊迷迷糊糊地听到她妻子的话语，仿佛一个听话的孩子，安静地睡去了。
多么感人，多么温馨的场景。
邓文钊去世后，很多人都感到悲伤和惋惜，可是当时极左思潮泛滥，不可能为他举办追悼会。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决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冤枉的人士平反，其中就包括邓文钊。当年廖承志去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路过香港时，亲自去探望何捷书，告诉她中央已经决定为邓文钊平反，并举行追悼会。
1980年7月10日，在广州举行了邓文钊追悼会，上千人前来参加。叶剑英、宋庆龄、赵紫阳、廖承志、胡厥文、胡子昂、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省人民政府、广州部队、省军区等都送去花圈。前来追悼的人表情都十分肃穆，但是又夹杂着喜悦。他们不仅是悼念故者，更是告知故者中国的新风貌。
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杨尚昆主持追悼会，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尹林平致悼词。悼词中肯定了邓文钊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来的重要事迹，肯定了他为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有益贡献。悼词中称呼邓文钊为“邓文钊同志”，由此可见已经把他视为自己的一分子了。苍天有灵，逝者听到亲友们对他的悼念，会感到欣慰、满足。
追悼会不远之处，一群白鸽展翅飞向广袤的蓝空，它们是正义、和平的使者，它们将现世的福音带给已去的故人。
2.人心自有丰碑在
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饶彰风经受了惨痛的批判。
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达，所有“牛鬼蛇神”都连夜一个不剩地被秘密押送走了。
饶彰风就此失踪。
实际上彰风已被秘密地抓捕关押起来，并且遭到残忍的毒打，直至死去。
吴有恒，一位过来人，饶彰风被关押时他也刚好同被关在一处。对于当时的过程他有着清晰的印象，他曾对人提到饶彰风不是在狱中病死的，而是被活活打死的。
1970年9月14日，粤北乐昌七里营劳改农场，整日阴霾不开，阴风惨惨，一阵阵的哀号与呻吟不时传出。铁门被“轰”地拉开了，一个“犯人”也就是吴有恒，被提了出来。
“该你打扫卫生了。”狱吏冷冷地说。
那个“犯人”默默地拿过扫帚，沿着号子的长廊打扫过去，没有灰尘，没有纸屑，只有一阵阵呛人的来苏药水气，夹杂着这些日子里已熟悉了的血腥味一起扑来。
突然，他看到常常被唤为“三号”的囚室的门敞开了——他知道，那里是一个特殊的“犯人”，特殊到一个人被关在一个单间，可见“级别”之高。
这个神秘的囚徒是谁呢？
趁看守不注意，他一闪身进了三号囚室，立刻，那浓浓的气味冲了过来，让他几乎要窒息了，药水气与血腥味竟是从这间囚室散发出去的！
他的心一沉……
屋角的阴影里仿佛有什么在闪烁——在这已被看守细细清理过的囚室，莫非还能遗留下什么吗？他下意识地走了过去，先用脚把那个发光体踩住，回过头见没什么动静，这才一弯腰从鞋底处把那东西捏住，也来不及看，赶紧把那东西塞进了口袋。而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过道，在空空如也的长廊中打扫着污渍、血渍……
这一天显得特别长。口袋里那小小的硬合金标志，究竟是什么东西？万一让看守发现，搜了出来，说不定同样会有杀身之祸，一时间，他觉得口袋里好像爬进了一团火。
终于，这个“犯人”完成了“任务”，又被押送回了号子。等牢门“轰”地关上，他的手才插进了口袋。
那闪烁着微光的东西已在手心。一打开，竟是一枚校徽，上面“广州外国语学院”七个字历历在目。
这就是“三号”的遗物吗？
“犯人”的脑子一阵嗡响——没错，这只能是他，饶彰风！校徽正是他的，他临终扔下它，是想最后告诉来人自己是谁！
同号子的“囚犯”们，立即回想起三天前的一个深夜，即9月11日那天，夜气如磐，秋寒若刺，人们以为是看守们动了恻隐之心，竟用报纸把前后的窗户糊得严严实实，徐风不透。谁知，他们半夜仍被一阵阵拍桌声与喝骂声所惊醒。
传来声音的地方，正是“三号”。
窗糊上了，审讯的内容无法听到，尽管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大家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
“呀……”终于传来了一声凄楚的惨叫，再伴随一阵隐约的痛苦的呻吟。
但很快，一切又归于了寂静。
“享受”单间待遇的吴有恒，在第二天一早攀到铁门边上，被看守猛喝一声：“不准向外看！”
他低下头，无意中见到了一双露出的脚——那是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人的脚，而这个人的头已用被单盖住了。
他当然认得这双脚，就在一同被押解往这个劳改场时见到过这双脚！
饶彰风的脚！
他差点叫出声来：是饶彰风！彰风死了！
死前那个晚上，人们都听见饶彰风的牢房里传出打人者的凶狠喝骂声、拍桌子声，直至饶彰风最后一声厉声惨叫。
正是第二天，狱方命吴有恒和李嘉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山大学校长）进入饶彰风的牢房撒白石灰，这是一种消毒的土办法。此时，大家心里明白：饶彰风遇难了。
就在饶彰风不明不白死去的前夕，有天要他写一份证明一位同志是“叛徒”的材料，他答应了。谁知材料一交上去，“左派们”勃然大怒！材料竟是证明那位同志是个好同志，革命意志坚定，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
彰风从牢房中被拖了出来——
“你难道不明白我们要你写什么吗？”看守厉声问道。
彰风微微抬起头，蔑视地望了一眼，愤愤地说：
“我只能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
“你还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我坚持党性原则。”
“好吧，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早已不耐烦的看守一把将浑身是伤的彰风揪起，拉着他朝外走去。审判室外，早已准备好了一个活埋坑。饶彰风被一把推了进去。
“你说还是不说？”
土埋到了腰间。
“他是不是叛徒？”
土埋到了胸口，呼吸已经很困难了。
“说，他是叛徒！”
土埋到了脖子上，饶彰风终于昏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妥协。
当然，这时还不能让他死，还得留活口，看守又将他扒了出来——人只剩下了一口气。但没几天，他却不明不白地死了。
半年以后，在离乐昌百公里之遥的连平县外语学院干校，有两人找到了饶彰风的妻子何秋明。他们把旁边的人，包括干校的头也都撵走了，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谈话。
“我们同你谈的话，不准告诉别人，对你的儿女也不要讲，如果泄漏出去，后果自负！”
“到底是什么事？”
“你要同饶彰风划清界限，不要同情他！他已经死了！”
“他……什么时候死的？是怎么样死的？”
“他死了六个月了，葬在粤北，你要同他划清界限，要以党员的组织原则保证不准对人讲这件事！”
他们一再警告，不准何秋明哭，不准何秋明告诉任何人，不准何秋明有任何悲痛露出，必须照常劳动，必须照常排队吃饭，如果胆敢把饶彰风的死讯传出去，将严厉处置她！
何秋明心如刀绞，只能紧咬牙关，泪水往肚里咽。
没几年，满腔悲愤的她相随去了，她对儿女也没敢说。其实儿女早知道了，一直想瞒住母亲。这是怎样一种割心的隐怀与亲情呀！
“左派们”为了掩盖其草菅人命的罪行，捏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
已宣布解放他了，在盛饭时突然栽倒。
全身各处并无锐器损伤痕迹。
……
几年后，在打倒“四人帮”的前夕，他的子女来到乐昌，在郊外公路旁庙子岭的山坳里为他迁遗骨回广州火化时，棺材打开了，所有的人惊住了：
右锁骨被打断，左锁骨更吓人，肋骨碎了，一片凌乱。尤其是头颅骨上，有一个半边带有齿印、半边稍光滑点的小洞。这小小的身躯是经受了多么痛苦的折磨与摧残啊！但也只能这么火化了。
这里地处粤北，已近湘粤边界，武水从崇山峻岭间流过，中国最大的运输动脉京广线也从这里穿过，倏忽消失在莽莽大山之间。
每天，拉响了长笛的列车南来北往；岁岁，武水翻腾着浪花直下北江。
笔者到过这个地方，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中，我是被通缉的“黑笔杆子”，乘月黑风高的寒夜越窗而逃，流亡到了老家，又同小姨惠茜一道，来到这森冷灰暗的乐昌城外，去探望正在受审查的舅公——谁都不知道我是个逃亡者，不然我也算自投罗网。
舅公当然知道我与文学的缘分，悄声地告诉我：“这里也有不少老作家，可惜不能见到，像吴有恒，写《山乡风云录》的；还有我们过去的头，当过报纸老总的饶彰风……”
早经受过隔离、关押之累的我，自然深知其间森严的监规，不觉问上一句“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不知道，嗅都嗅得出，多少年的同事了。”舅公不胜唏嘘。
多年后，我读到吴有恒的《记饶彰风》一文，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文中记叙了这么一件往事：
当吴有恒被押到乐昌时，一个“犯人”先他下车。押解吴有恒的人该是为保密缘故，喝令他低下头，不准看这人的脸，让那“犯人”从他身边经过。
事后，押解的人审问吴有恒：“刚才那人，你看见了吗？”
吴有恒答曰：“我低着头，见其行过。未见其人，但见其脚。”
对方又问：“你知道他是谁？”
答曰：“知道，饶彰风。”
审讯者大骂：“胡扯！你未见其人，只见其脚，怎就知道他是谁？”
吴有恒怆然道：“我同他几十年的朋友，只见其脚，也认得是他。”
审问者哑口无言了。
这些“左派们”自然不懂得人与人的患难交情是什么。然而，经磨历劫的这几代人，那种相濡以沫的生死与共，那种在崇高的献身精神辉映下的情同手足，却是可以录入一个世纪最悲壮的史剧当中以昭示后人的。
舅公与吴有恒作答的简单一句话，在我却有千钧分量——我这么譬喻也太轻了，因为这句话本身所凝结的一切并非任何东西所能计量的。
后来，却也算是缘分了。我被下放到与粤北山区紧紧相连的湘东山区，就在一个著名的劳改农场近侧，20世纪30年代中央第一任文委书记、前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就在那儿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因为一面之缘，80年代初，我完成了没人敢写的《潘汉年传》，在写到潘汉年三四十年代出生入死、往返于沪港之间时，我又一次接触到了饶彰风的名字。我知道他转战粤北与粤东，又曾被派往东南亚，知道他同潘汉年、夏衍等一道，在敌特眼皮子底下将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柳亚子等数百名知名人士护送出港，赴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可是，就是这么一位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优秀党员，一个耗尽毕生精力于革命的战士，最后却得到一个悲剧的结局。
他1970年9月含冤而死，终年57岁。
年逾古稀一直抱病在床的胡希明老人、饶彰风当年的生死之交，竟没了老人的平和心态，拍案而起，提笔直书如下气冲斗牛的诗篇：
廿年多少心凝血，
黑狱长埋壮士魂。
猛忆风波亭畔事，
宝刀纵利未诛秦。
1982年9月，广东省委统战部为饶彰风举行了逝世十二周年纪念会，省委书记、省长刘田夫在会上作了《忠诚的战士，优秀的党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激动地说：“人心自有丰碑在！”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送来了挽联：
已明是非善恶
毋忘赤胆忠肝
九泉之下的彰风，当是无憾了！
而在那“左”的年代，邓文钊当然是“资产阶级”了，哪怕冠以“红色资本家”，也仍是资产阶级，以致土改之际，小小的乡村干部都可来到已是副省长的邓文钊办公室，要他交付“退赔款”5000元。可他无偿支持革命，又何止这个数的千百倍呢？但这个数字背后，分明揭示的是：你永远摆脱不了资产阶级的大尾巴，再“红”也没用！于是，这也便预示了自此以后十多年的厄运：“两企”被查，省长被捋，“文革”失去自由，最后终死于非命——那一杯悲情之酒，当搅起他多少愁绪、多少惨烈的回忆？
在弥留之际，两人可否还记得太平洋事变之际，香港那永标史册的“抢救文化人”的国际大事件，可否想到转移到韶关有可能的邂逅——关于这一点，后人也无法得知了。
当然，抗战胜利后，为复办《华商报》两人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尤其是又一次“大营救”——从香港转移数以百计的社会名人北上参加新政协、策应资源委员会等一系列起义……而今，这些人的命运又如何呢？先是有一批成了“右派”而后又成了“右倾”，接着是“文革”——更早的还有“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方方书记、林平政委全进去了；连抗战时期的省委书记李大林，也因有“此人不可重用”一语，被派到内蒙古一所师范学校任个副职，后来也算平了反，但仍不允许再回广东，直到90岁才总算放行，回来没几天他就与世长辞了。
还有“两企”中出资的实业家们——有几个能安安稳稳度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呢？
在那极“左”横行的年代，正义何在？公理何在？
苍天在叩问，历史在叩问，人民在叩问！
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逆转的，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历经磨难之后，祖国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春天！邓文钊与饶彰风以及许多蒙冤的人，可以瞑目了。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魂兮归来哀江南
这是饶彰风挚友乔冠华的挽联，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呼号：魂兮归来！
饶彰风、邓文钊二人由于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为着共同的革命事业而走到了一起，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英雄人物的命运往往是跌宕起伏的。新中国建立后，饶彰风和邓文钊又都经历了一段非常岁月。
邓文钊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是时代的弄潮儿，是革命精神的化身。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邓文钊的生活一直不稳定，时常要接受这个“批判”或那个“斗争”。
当年有关部门的人既不听邓文钊所言，也不顾邓文钊所行——数十年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中，不惜毁家纾难——却一度要将邓文钊划为右派分子。幸亏饶彰风出面说话，才使得邓文钊免于此难。据《回忆饶彰风》一书的记录，当时饶彰风指出：
邓文钊是香港知名的爱国人士、我党的朋友，早在1938年就把自己在香港的住房让给廖承志作为八路军办事处用房。1941年，廖承志通过他，由他哥哥出面向港方当局登记创办《华商报》。1946年复办《华商报》时，又由他任督印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我党在团结工商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国初期，他任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在抢运物资、吸引外资、平定物价和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邓文钊担任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工作是积极的，对团结改造工商界、建设祖国，同样起了很大作用。1956年，他还两次向统战部要求派党员干部到工商联加强领导，怎能说他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呢？
其实，当时邓文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心中所关心的是对陈祖沛批判的事情。但是，不论邓文钊怎么努力，也不论饶彰风如何为他们解释说明，最终陈祖沛还是被定为需要接受批判的对象。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陈祖沛选择了一个最极端最直接也是最傻的方式——自杀，来作出最后的抵抗。陈祖沛坠楼昏迷时，邓文钊正好赶到现场，只见陈祖沛血淋淋地躺在地上，身下一摊鲜血逐渐向四周扩散。
邓文钊突然感到双眼发黑，双腿发软，整个人差点昏倒过去。自1927年在香港家中目睹祖母曾灶娇惨死的景象之后，邓文钊一直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如今，陈祖沛的惨死又一次使得他精神大受刺激，使其神经极不稳定。邓文钊回到家后便长期失眠，慢慢地发展成为精神分裂症，成天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胡说自己活不了多久，常常叫嚷着要立遗嘱等，他的吵闹叫嚷使整个家不得安宁。那时，邓文钊的家人对此也束手无策。
邓文钊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廖承志那里。由于当时廖承志本人不能马上抽空看望邓文钊，于是在1957年秋天邓文钊发病时，便写信开导他，信的全文如下：
文钊：
听说你病了，甚念。你的信已收到了。
你应该首先努力恢复健康，以便以后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回反右斗争中，人人都受到教育，你也受到了教育，这是好的，应该的，对你今后是很好的事。你不应该因此就萌消极之念。你来信中说你没有；但我听来北京的朋友们告诉我，你在“准备后事”，“考虑遗产”，“准备遗嘱”，说你自己“好不了啦”，如何如何，这是万分要不得的消极念头。你被党培养教育了将近20年，怎有这样的想法？因此，这种想法便是你的病根。你必须把这种病根铲掉，你精神上健康起来，你的身体才能健康起来。
我们胖子总是有些毛病的。毛病之为物，你想它很重，它就真的重起来；你置之不理，视若无物（自然自己也要适当注意），它就没有什么，你又何必过分紧张？你的失眠，恐怕是与心理有关，心理和思想有关。你还是自己攻心为上，克服所有不健康的消极念头，解除一切包袱，你就会好的。
广东的同志也都是理解你的，不会忘掉你的过去和我们在一起的贡献。但是你有错误的地方也就必须检讨。这是大家都要做的。你要在党领导下，更加进步，再坚强一些，这才对。祝你康复！
承志
九月七日
邓文钊一病就是八个月，一直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高干病房里治疗休养。在邓文钊住院期间，廖承志还曾亲自来到中山医院探望邓文钊。
“文钊，你要好好养病，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啊！千万不要放弃！国家、党和人民都还需要你。”
之后，廖承志还曾提议将邓文钊接到北京治疗，可是当时邓文钊的妻子何捷书反对，并要挟说要是邓文钊去北京了，她就回香港。廖承志没有办法，只得想方设法将邓文钊的儿子从北京调回广州，照顾邓文钊。
邓文钊在生病期间还要一直写检讨。由于邓文钊的中文很差，所以生病住院这一期间的检讨都是由他的儿子按照饶彰风的指点代写的，而以前所写的文稿几乎都是他口述，然后秘书代写。反右时期是饶彰风帮助他写的，可是这个时候饶彰风本人也自身难保，据邓文钊的儿子回忆，当时他受父命前去探望饶彰风时，看见曾生在其家中正安慰他。
由于受到饶彰风的保护，邓文钊在反右运动中相比其他香港爱国人士所受的磨难不是很严重。反右之后，邓文钊被撤去了广东省副省长和广东省工商联主任的职务。而且他的撤职是工商联以下一届不选他的方式进行的，看起来比较“体面”；副省长之职是陶铸以邓文钊有病为理由要求人大不要再选他，不过还是让他保留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相比其他香港爱国人士，邓文钊的遭遇好多了。
经过在医院的疗养，邓文钊病情稳定后便出院了。廖承志知道消息后，为了让邓文钊可以在一个较好的环境里继续养身体，便安排邓文钊跟自己一起去北戴河住了一个月。这期间，还是由邓文钊的儿子负责代写检讨。而何香凝、廖承志则对邓文钊给予无限的温暖，使他感到很安慰。回到北京后，廖承志还安排邓文钊与一些在京的其他老朋友见面，之后还安排邓文钊父子去东北参观，这一路上当地的群众都十分热心地招待邓文钊，让邓文钊感到非常温暖。在参观中，邓文钊感到自己仍受党的信任，他十分开心，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后来他还加入了一个赴苏联东欧参观访问的华侨工商界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华沙（波兰）、索非亚（保加利亚）、布达佩斯（匈牙利）等城市，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很好的招待。
这次参观访问共用了两个月，整个旅程中邓文钊表现得十分洒脱、活跃，虽然旅途有点劳累，但是回国之后邓文钊整个人精神焕发，一扫之前在反右运动中的那种颓丧劲儿。
1961年，邓文钊恢复了副省长一职。这一时期是他一生最积极、活动也最多的时期。他接触了许多香港朋友，大讲爱国、团结。困难时期，中共邀请各界爱国人士举行“神仙会”，请大家敞开思想，对各种问题各抒己见。这时，经过反右斗争，许多人都有了前车之鉴，这次都学乖了，不敢讲心里话，大都有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触。但邓文钊却不理会，仍坦诚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对一系列问题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认为拆钢窗、铁闸去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在机械化程度不够、物资条件尚未成熟时实行公社化，为时过早；自由市场不失为解决物资困难的一个办法；认为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提法有矛盾，“多快”与“好省”很难并存；等等。那时，邓文钊还大力支援大跃进，曾经让他的儿子在香港买汽车运回广州。据邓文钊当时的秘书蓝坚回忆，邓文钊派他去和广州市负责人联系，表示想捐一批货车给市政府，但进口新车有困难，故只能买二手车。后来又与海关等有关部门联系，办理有关手续。三个月后，分两批从香港运到大中型二手汽车共十七八辆，捐给广州市。由于这是第一次国内以这种形式捐赠，且具有很大的意义，因而受到中央的肯定。此外，邓文钊还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据蓝坚回忆，1965年，五华县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邓文钊以省政府领导人身份出席。作为邓氏家族他这一代人中第一个回乡的，他十分兴奋——多年来想回家乡看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将在香港购买的两辆载重汽车和一些化肥送给家乡，支援家乡建设。
摆脱了反右斗争的梦魇后，邓文钊原本以为可以静静地期待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到来，可是谁曾想却迎来了另一个非常岁月的磨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开始，邓文钊以为这只是文化界的事，可是随着这场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邓文钊很快成为被斗争的重点对象之一。
那时，只要与资产阶级有点关系的人都不能逃脱被斗争的命运。当时的中国社会一片混乱，路上的行人光是听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那些口号声都不舒服。邓文钊遭到过几次抄家。所谓抄家，就是闯进被挂以资产阶级头衔人士的家中，将他们家中所收藏的字画、古董等等属于“四旧”的东西一一搜出来没收。第一次是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一日清晨，邓文钊如往常一样坐在客厅看报，突然听见房外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便是吆喝声：“开门！开门！开门！”邓文钊感到诧异，不知是谁一大清早前来。他打开门，一群戴红袖章的华南师范学院的高干子弟便涌进屋内，不打一声招呼，将邓文钊的家搜查个底朝天。邓文钊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只听其中一名红卫兵说：“你知道吗？现在全国上下实行‘文化大革命’，对资产阶级嫌疑分子抄家检查。你最好配合我们的工作。”邓文钊一听顿时傻眼了，自己竟然成了“资产阶级”，他只觉得胸口一阵酸痛。红卫兵将整个房子从里到外搜查了好几遍，一无所获。但是红卫兵并没有就此罢休，抄家之后，红卫兵不准邓文钊睡在原来的卧室，要求他睡在阁楼，并且每天傍晚都会有红卫兵前来监督，让他把客厅的大小沙发搬到阁楼，第二天早晨再将沙发搬回客厅。另外，红卫兵还命令他打扫自家院子，以红卫兵的口吻来说，这是让邓文钊进行“劳动改造”。邓文钊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看着他那颤抖的身躯，住在隔壁的一位香港的退休律师，曾因邓文钊劳动改造时的悲惨状而痛哭。第二次抄家是北京来的“联动”，他们抄家的对象本来是红线女家，只可惜当时邓文钊住在隔壁，抄家队就顺带一起将邓文钊的家也抄了，邓家的小汽车被开跑了。
不过那时华侨新村邻里之间关系十分要好，面对突来的抄家，华侨新村的居民们也十分有默契地想好了应对政策。大家组织起联防，一旦发现有红卫兵来了，便敲锣报信，邻居之间相互帮忙，这样日子也便好过一点；有时华侨新村的学生还自发与前来抄家的红卫兵理论。当时住在邓文钊家对面、临时由澳门调回来“学习”的香港人李承俊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
当时，“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邓文钊原是广东省副省长，主管侨务和海外工作，在劫难逃，被软禁在家里。他天天在客厅接受监督“学习”，傍晚在红卫兵的督促下，一个人将客厅的几张大小沙发搬到楼上，翌日早晨，又将这几张沙发搬回楼下客厅。
朋友善意劝我回避与邓文钊接近，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但邓文钊却主动同我打招呼。他对港澳朋友的近况关怀备至，并十分注意“文革”对港澳的影响。
我对他说，“文革”主要是整顿中共党政干部，没有理由牵连民主人士。邓文钊说，他跟随党工作数十年，即使不“洗澡”，也应“洗脸”。
我以“陶侃难偷一日闲”来比喻邓文钊的搬沙发。历史上晋代大将军陶侃曾驻节广州，日夕运瓦，爱惜光阴。邓文钊苦笑答道：“我同陶侃将军相差十万八千里呢！”我又引述《孟子》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邓文钊对我说，这个运动是个很大的运动，人人都要参与的。他不过是躬逢其“盛”而已，算不上是什么苦和劳。他还说自己虽然血压高，轻微劳动仍可胜任。他叮嘱我转告港澳朋友放心。
事后我才知道，邓文钊当时不仅血压高，而且心脏有毛病，不宜过度劳累。但他语气轻松，虽在逆境仍处之泰然，一切都以大局为重。
之后，邓文钊按照工宣队的要求到工商联办“学习班”，“清理阶级队伍”。来到这里的人士都要求交代问题，互相揭发。邓文钊进来之后，顿时感到沉闷，度日如年的生活开始了。起初有人揭发邓文钊爱收听国外广播，“是英国BBC特务”，有人揭发他讲过“江青拍的电影低级趣味”。在“学习班”里，邓文钊感到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思想受到强烈的批判。他自己也狠狠地批评自己，绞尽脑汁将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做的一切事情批得一文不值，仿佛只有这么做才能减轻他身上的精神压力。
精神上的摧残已经让邓文钊招架不住了，尽管他比很多回大陆定居的民主人士都要幸运，没有挨斗，可是，“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却在他的心头留下深深的伤痕，难以治愈。
在学习改造期间，邓文钊还被要求写检讨，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检讨比反右时更为离谱，他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学习班的日子不仅给邓文钊的精神上带来很大的打击，同时也让他的身体受到沉重的冲击。在进入学习班之前，他的体重是144斤，从学习班出来后，他的体重就只剩下120斤了。然而，本以为回到家中可以轻松一下，调养下身心，可谁知道，回到家中迎接他的是另一个“精神炸弹”——廖承志被隔离审查了。邓文钊只能四处想办法打听廖承志的情况，并托朋友马万祺一家给廖承志送了很多药品。
1969年秋，邓文钊被“解放”了，同年他还被邀请参加国庆活动。这对于邓文钊来说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并且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那是最为幸福不过的了。人一开心，胃口也好，邓文钊在这段时期饮食大增，因而他的体重也急速猛增，而体重这样增增减减，加剧了他的冠心病、血压高和风湿病。
1970年，邓文钊的儿子出差路过广州与邓文钊相聚。父子重逢，感慨万分，异常开心，又加之邓文钊知道自己可以再次为何香凝工作，就更为高兴了。当晚，全家吃“龙虎斗”，这是一道十全大补菜式，可当时邓文钊的身体已十分虚弱，经受不住这么猛烈的大补。第二天，他在家中中风，从此昏迷不醒。
邓文钊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他始终坚信党，直到死的那一刻，他依然相信共产党是关心他的，对他还是很好的。他一直念念不忘、一直遗憾的是没能亲眼目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繁荣。
1971年1月4日，邓文钊离开了人世，伴随着他的夫人何捷书的一句承诺，他安心地去了。
看着丈夫天天承受着病魔的折磨，何捷书心中不忍，她虽然对丈夫的事业没有太多的认识，但是她理解丈夫，她支持丈夫，她明白丈夫心中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她不希望丈夫再这样艰难地耗下去。1971年1月4日，她来到丈夫身边，大声对他说：“你所期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必定实现。安息吧，钊！”
邓文钊迷迷糊糊地听到她妻子的话语，仿佛一个听话的孩子，安静地睡去了。
多么感人，多么温馨的场景。
邓文钊去世后，很多人都感到悲伤和惋惜，可是当时极左思潮泛滥，不可能为他举办追悼会。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决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冤枉的人士平反，其中就包括邓文钊。当年廖承志去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路过香港时，亲自去探望何捷书，告诉她中央已经决定为邓文钊平反，并举行追悼会。
1980年7月10日，在广州举行了邓文钊追悼会，上千人前来参加。叶剑英、宋庆龄、赵紫阳、廖承志、胡厥文、胡子昂、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省人民政府、广州部队、省军区等都送去花圈。前来追悼的人表情都十分肃穆，但是又夹杂着喜悦。他们不仅是悼念故者，更是告知故者中国的新风貌。
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杨尚昆主持追悼会，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尹林平致悼词。悼词中肯定了邓文钊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来的重要事迹，肯定了他为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有益贡献。悼词中称呼邓文钊为“邓文钊同志”，由此可见已经把他视为自己的一分子了。苍天有灵，逝者听到亲友们对他的悼念，会感到欣慰、满足。
追悼会不远之处，一群白鸽展翅飞向广袤的蓝空，它们是正义、和平的使者，它们将现世的福音带给已去的故人。
2.人心自有丰碑在
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饶彰风经受了惨痛的批判。
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达，所有“牛鬼蛇神”都连夜一个不剩地被秘密押送走了。
饶彰风就此失踪。
实际上彰风已被秘密地抓捕关押起来，并且遭到残忍的毒打，直至死去。
吴有恒，一位过来人，饶彰风被关押时他也刚好同被关在一处。对于当时的过程他有着清晰的印象，他曾对人提到饶彰风不是在狱中病死的，而是被活活打死的。
1970年9月14日，粤北乐昌七里营劳改农场，整日阴霾不开，阴风惨惨，一阵阵的哀号与呻吟不时传出。铁门被“轰”地拉开了，一个“犯人”也就是吴有恒，被提了出来。
“该你打扫卫生了。”狱吏冷冷地说。
那个“犯人”默默地拿过扫帚，沿着号子的长廊打扫过去，没有灰尘，没有纸屑，只有一阵阵呛人的来苏药水气，夹杂着这些日子里已熟悉了的血腥味一起扑来。
突然，他看到常常被唤为“三号”的囚室的门敞开了——他知道，那里是一个特殊的“犯人”，特殊到一个人被关在一个单间，可见“级别”之高。
这个神秘的囚徒是谁呢？
趁看守不注意，他一闪身进了三号囚室，立刻，那浓浓的气味冲了过来，让他几乎要窒息了，药水气与血腥味竟是从这间囚室散发出去的！
他的心一沉……
屋角的阴影里仿佛有什么在闪烁——在这已被看守细细清理过的囚室，莫非还能遗留下什么吗？他下意识地走了过去，先用脚把那个发光体踩住，回过头见没什么动静，这才一弯腰从鞋底处把那东西捏住，也来不及看，赶紧把那东西塞进了口袋。而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过道，在空空如也的长廊中打扫着污渍、血渍……
这一天显得特别长。口袋里那小小的硬合金标志，究竟是什么东西？万一让看守发现，搜了出来，说不定同样会有杀身之祸，一时间，他觉得口袋里好像爬进了一团火。
终于，这个“犯人”完成了“任务”，又被押送回了号子。等牢门“轰”地关上，他的手才插进了口袋。
那闪烁着微光的东西已在手心。一打开，竟是一枚校徽，上面“广州外国语学院”七个字历历在目。
这就是“三号”的遗物吗？
“犯人”的脑子一阵嗡响——没错，这只能是他，饶彰风！校徽正是他的，他临终扔下它，是想最后告诉来人自己是谁！
同号子的“囚犯”们，立即回想起三天前的一个深夜，即9月11日那天，夜气如磐，秋寒若刺，人们以为是看守们动了恻隐之心，竟用报纸把前后的窗户糊得严严实实，徐风不透。谁知，他们半夜仍被一阵阵拍桌声与喝骂声所惊醒。
传来声音的地方，正是“三号”。
窗糊上了，审讯的内容无法听到，尽管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大家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
“呀……”终于传来了一声凄楚的惨叫，再伴随一阵隐约的痛苦的呻吟。
但很快，一切又归于了寂静。
“享受”单间待遇的吴有恒，在第二天一早攀到铁门边上，被看守猛喝一声：“不准向外看！”
他低下头，无意中见到了一双露出的脚——那是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人的脚，而这个人的头已用被单盖住了。
他当然认得这双脚，就在一同被押解往这个劳改场时见到过这双脚！
饶彰风的脚！
他差点叫出声来：是饶彰风！彰风死了！
死前那个晚上，人们都听见饶彰风的牢房里传出打人者的凶狠喝骂声、拍桌子声，直至饶彰风最后一声厉声惨叫。
正是第二天，狱方命吴有恒和李嘉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山大学校长）进入饶彰风的牢房撒白石灰，这是一种消毒的土办法。此时，大家心里明白：饶彰风遇难了。
就在饶彰风不明不白死去的前夕，有天要他写一份证明一位同志是“叛徒”的材料，他答应了。谁知材料一交上去，“左派们”勃然大怒！材料竟是证明那位同志是个好同志，革命意志坚定，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
彰风从牢房中被拖了出来——
“你难道不明白我们要你写什么吗？”看守厉声问道。
彰风微微抬起头，蔑视地望了一眼，愤愤地说：
“我只能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
“你还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我坚持党性原则。”
“好吧，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早已不耐烦的看守一把将浑身是伤的彰风揪起，拉着他朝外走去。审判室外，早已准备好了一个活埋坑。饶彰风被一把推了进去。
“你说还是不说？”
土埋到了腰间。
“他是不是叛徒？”
土埋到了胸口，呼吸已经很困难了。
“说，他是叛徒！”
土埋到了脖子上，饶彰风终于昏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妥协。
当然，这时还不能让他死，还得留活口，看守又将他扒了出来——人只剩下了一口气。但没几天，他却不明不白地死了。
半年以后，在离乐昌百公里之遥的连平县外语学院干校，有两人找到了饶彰风的妻子何秋明。他们把旁边的人，包括干校的头也都撵走了，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谈话。
“我们同你谈的话，不准告诉别人，对你的儿女也不要讲，如果泄漏出去，后果自负！”
“到底是什么事？”
“你要同饶彰风划清界限，不要同情他！他已经死了！”
“他……什么时候死的？是怎么样死的？”
“他死了六个月了，葬在粤北，你要同他划清界限，要以党员的组织原则保证不准对人讲这件事！”
他们一再警告，不准何秋明哭，不准何秋明告诉任何人，不准何秋明有任何悲痛露出，必须照常劳动，必须照常排队吃饭，如果胆敢把饶彰风的死讯传出去，将严厉处置她！
何秋明心如刀绞，只能紧咬牙关，泪水往肚里咽。
没几年，满腔悲愤的她相随去了，她对儿女也没敢说。其实儿女早知道了，一直想瞒住母亲。这是怎样一种割心的隐怀与亲情呀！
“左派们”为了掩盖其草菅人命的罪行，捏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
已宣布解放他了，在盛饭时突然栽倒。
全身各处并无锐器损伤痕迹。
……
几年后，在打倒“四人帮”的前夕，他的子女来到乐昌，在郊外公路旁庙子岭的山坳里为他迁遗骨回广州火化时，棺材打开了，所有的人惊住了：
右锁骨被打断，左锁骨更吓人，肋骨碎了，一片凌乱。尤其是头颅骨上，有一个半边带有齿印、半边稍光滑点的小洞。这小小的身躯是经受了多么痛苦的折磨与摧残啊！但也只能这么火化了。
这里地处粤北，已近湘粤边界，武水从崇山峻岭间流过，中国最大的运输动脉京广线也从这里穿过，倏忽消失在莽莽大山之间。
每天，拉响了长笛的列车南来北往；岁岁，武水翻腾着浪花直下北江。
笔者到过这个地方，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中，我是被通缉的“黑笔杆子”，乘月黑风高的寒夜越窗而逃，流亡到了老家，又同小姨惠茜一道，来到这森冷灰暗的乐昌城外，去探望正在受审查的舅公——谁都不知道我是个逃亡者，不然我也算自投罗网。
舅公当然知道我与文学的缘分，悄声地告诉我：“这里也有不少老作家，可惜不能见到，像吴有恒，写《山乡风云录》的；还有我们过去的头，当过报纸老总的饶彰风……”
早经受过隔离、关押之累的我，自然深知其间森严的监规，不觉问上一句“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不知道，嗅都嗅得出，多少年的同事了。”舅公不胜唏嘘。
多年后，我读到吴有恒的《记饶彰风》一文，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文中记叙了这么一件往事：
当吴有恒被押到乐昌时，一个“犯人”先他下车。押解吴有恒的人该是为保密缘故，喝令他低下头，不准看这人的脸，让那“犯人”从他身边经过。
事后，押解的人审问吴有恒：“刚才那人，你看见了吗？”
吴有恒答曰：“我低着头，见其行过。未见其人，但见其脚。”
对方又问：“你知道他是谁？”
答曰：“知道，饶彰风。”
审讯者大骂：“胡扯！你未见其人，只见其脚，怎就知道他是谁？”
吴有恒怆然道：“我同他几十年的朋友，只见其脚，也认得是他。”
审问者哑口无言了。
这些“左派们”自然不懂得人与人的患难交情是什么。然而，经磨历劫的这几代人，那种相濡以沫的生死与共，那种在崇高的献身精神辉映下的情同手足，却是可以录入一个世纪最悲壮的史剧当中以昭示后人的。
舅公与吴有恒作答的简单一句话，在我却有千钧分量——我这么譬喻也太轻了，因为这句话本身所凝结的一切并非任何东西所能计量的。
后来，却也算是缘分了。我被下放到与粤北山区紧紧相连的湘东山区，就在一个著名的劳改农场近侧，20世纪30年代中央第一任文委书记、前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就在那儿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因为一面之缘，80年代初，我完成了没人敢写的《潘汉年传》，在写到潘汉年三四十年代出生入死、往返于沪港之间时，我又一次接触到了饶彰风的名字。我知道他转战粤北与粤东，又曾被派往东南亚，知道他同潘汉年、夏衍等一道，在敌特眼皮子底下将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柳亚子等数百名知名人士护送出港，赴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可是，就是这么一位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优秀党员，一个耗尽毕生精力于革命的战士，最后却得到一个悲剧的结局。
他1970年9月含冤而死，终年57岁。
年逾古稀一直抱病在床的胡希明老人、饶彰风当年的生死之交，竟没了老人的平和心态，拍案而起，提笔直书如下气冲斗牛的诗篇：
廿年多少心凝血，
黑狱长埋壮士魂。
猛忆风波亭畔事，
宝刀纵利未诛秦。
1982年9月，广东省委统战部为饶彰风举行了逝世十二周年纪念会，省委书记、省长刘田夫在会上作了《忠诚的战士，优秀的党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激动地说：“人心自有丰碑在！”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送来了挽联：
已明是非善恶
毋忘赤胆忠肝
九泉之下的彰风，当是无憾了！
而在那“左”的年代，邓文钊当然是“资产阶级”了，哪怕冠以“红色资本家”，也仍是资产阶级，以致土改之际，小小的乡村干部都可来到已是副省长的邓文钊办公室，要他交付“退赔款”5000元。可他无偿支持革命，又何止这个数的千百倍呢？但这个数字背后，分明揭示的是：你永远摆脱不了资产阶级的大尾巴，再“红”也没用！于是，这也便预示了自此以后十多年的厄运：“两企”被查，省长被捋，“文革”失去自由，最后终死于非命——那一杯悲情之酒，当搅起他多少愁绪、多少惨烈的回忆？
在弥留之际，两人可否还记得太平洋事变之际，香港那永标史册的“抢救文化人”的国际大事件，可否想到转移到韶关有可能的邂逅——关于这一点，后人也无法得知了。
当然，抗战胜利后，为复办《华商报》两人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尤其是又一次“大营救”——从香港转移数以百计的社会名人北上参加新政协、策应资源委员会等一系列起义……而今，这些人的命运又如何呢？先是有一批成了“右派”而后又成了“右倾”，接着是“文革”——更早的还有“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方方书记、林平政委全进去了；连抗战时期的省委书记李大林，也因有“此人不可重用”一语，被派到内蒙古一所师范学校任个副职，后来也算平了反，但仍不允许再回广东，直到90岁才总算放行，回来没几天他就与世长辞了。
还有“两企”中出资的实业家们——有几个能安安稳稳度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呢？
在那极“左”横行的年代，正义何在？公理何在？
苍天在叩问，历史在叩问，人民在叩问！
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逆转的，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历经磨难之后，祖国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春天！邓文钊与饶彰风以及许多蒙冤的人，可以瞑目了。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魂兮归来哀江南
这是饶彰风挚友乔冠华的挽联，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呼号：魂兮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