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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香港行
5.香港行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考虑到邓文钊在香港的安全问题，便将其全家迁往广州安居，之后邓文钊便没有主动回过香港。尽管期间他的妻子曾多次提出要搬回香港生活，可是他都没有这么做。60年代，要不是因为需要处理邓家财产事宜，他也许还不会主动向中央申请回香港。
时过境迁，当年兴旺繁荣的许多香港大家族都一一中落。它们旧式的管理经营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很自然地一个接一个走向下坡路，自然邓家也不例外。
其实，邓家家产是邓文钊祖母曾灶娇遗留下来的。曾灶娇去世后，邓家产业分别由邓文钊、邓文田及他们的寡嫂邓胡氏继承，但是他们三人并没有分家，三个人同是遗产的“承办人”。在邓文钊留英学习期间，他的“承办人”地位由其舅父周熙年暂代，后来邓文钊回国后，其“承办人”地位又转由族兄代替。这种遗产“承办”的方式非常不利于产业的发展，因为无论哪方想动用部分资产都会受到其他方面的限制。邓文钊此次回香港，就是希望打破这种局面。抵达香港后他立马与兄、嫂商量，首先将他们“承办人”的身份取消，取而代之，恢复三人遗产“受益人”的法律地位。邓文钊的律师、好友余平仲为此帮了很大的忙。可是，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虽然他们三人已争回自身受益人的合法地位，但三人依旧没有分家。他们就如同股东一样，邓家的每栋房屋三人各拥有一定比例的所有权。按照当时英国的法律，每栋房屋的处理都要三家一致同意了才能行动。这样一来，相互牵制，造成许多困难。
对此邓文钊深有体会。他回到香港处理邓家产业事宜，一是希望能把遗产的问题顺利解决，二则希望将自己所有的份额投入到内地，帮助内地的经济建设发展。在他与兄、嫂还未分家时，他曾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兄、嫂，可是得到的却是反对意见。
邓文钊回到香港家中，看着这个曾经生他养他的地方，百感交集。就是在这里他目睹了祖母的惨死，在这里他认识了廖氏兄妹，在这里，他与妻子何捷书共结连理，也是在这里，他作出留洋求学的决定。好好地怀旧一番之后，邓文钊找到邓文田及胡氏，在大厅里将自己对邓家资产的一些想法告诉他们：
“二哥、大嫂，现在香港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死守着资产，如果不发展的话，迟早会衰退的。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内地正进行着大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把一部分资产投入到内地市场上，说不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收获。”
“文钊，你也说了现在形势变化了，内地的局势也不稳定，而且新中国刚刚建立，基础薄弱，我们这样投入进去说不准立马就会亏本。这不等于是自找死路吗？我是不会答应你的做法的。”
“二哥，从目前及长远的形势来看，内地的确是一个有着相当发展前景的市场啊，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小利益而忽视了今后的大发展啊。”
邓文田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喝着茶。邓文钊见这样子，心中明白邓文田是万万不会支持自己的，于是他也便不再说了。
邓文钊十分了解邓文田的性格，他是一个吃不得一点小亏的人，况且他现在拿着资产酗酒玩乐，活得逍遥自在，自然是不会赞同投资内地市场；而且对于一个没有明确保障的风险投资，邓文田是万万不会做的。而嫂子胡氏自己没有什么主见，自然很多时候也看邓文田做事，既然邓文田不答应，她也便跟着反对。为了可以放开手脚去进行投资，支援祖国的建设事业，邓文钊意识到这种家族式的经营方式必须停止，否则最后的结果只会导致大家死在同一条绳上。邓文钊仔细想了想，这样去求他们投资是行不通了，于是只好争取三家分开，利用自己手头上的一部分资产投资内地市场。在邓文钊看来，虽然内地市场现在还没有起色，但是机会是大大存在的。只要有机会就要去发展，哪怕吃点小亏也无所谓。
在邓文钊回港之前，原本显赫一时的邓家在邓文田的挥霍下已经只剩下少得可怜的产业。邓文钊回来之后，还设法保住了一些资产。可是他所想保留的“红屋”由于当时没有条件冲破阻碍，最终卖掉了。
虽然邓家产业最终还是衰落了，被其他新起的家族所取代，但是邓文钊并没有耿耿于怀，他对剩下的一点产业心满意足。人生在世变数太多，很难说清楚将来是什么样，懂得满足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论怎样，邓文钊此次回港最终还是解决了邓家长期存在的遗产问题。
此次邓文钊香港行，除了解决自己家族产业问题，他身上还背负着另一项重要的任务——统战工作。
一直以来，邓文钊都是作为统战工作的对象投身于革命及建设事业中。在与饶彰风等人的交往中，邓文钊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央党组织的真心实意，明白了党的精神。党组织也变得愈来愈信任他，对其委以重任。
回港前，1962年，邓文钊在其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找到廖承志，商量去香港的事情。廖承志对此十分理解，同意他返回香港，同时还提出回到香港后，让邓文钊在处理家产事宜的同时，可以用副省长的身份做一些统战工作，多多联系他在香港的那些老朋友，多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团结他们，发动他们多为祖国做点事。将这项任务指派给来自香港的邓文钊，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毕竟邓家在香港是一个老望族，且邓文钊本人在香港也有很好的人脉关系。
廖承志还十分诚恳地对邓文钊说，对于香港朋友，如果能让他们百分之百地都为祖国做事那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做不到百分之百，做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十，都是可以的。只要能争取到一个、团结到一个，就发展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这么一点火苗，熊熊大火迟早是会燃烧起来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各方面还很薄弱，急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发展。因此，当时党中央对统战工作是十分重视的。要团结他们，就必须从里到外地让他们了解实情，消除各种误解，清楚祖国的现状。邓文钊是这一工作的最佳负责人。其实，当邓文钊接到廖承志给他的任务时，心中十分愉快，党交给他任务，说明他还是受到党的重视和关注的。
廖承志在北京时已经将香港之行的任务说得十分清楚了。邓文钊到了香港后，一面办理家族产业的事情，一面四处积极与他的好友们联系。他以广东省副省长的身份接触了很多平日里不愿与内地发生关系的人士，并且与老朋友重温故旧。遇到香港知名人士，邓文钊并没有以命令式的口吻传达中央指示，而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现状、从经济效益等方面一一分析，而后再委婉地向对方说出中央的政策：“国家现在十分重视发展国民经济，十分欢迎咱们港澳及海外同胞回内地投资，也下达了十分宽松的政策。只要英国人不做对中国不利的事，不让国民党进行颠覆活动，香港维持现状是有可能的。我知道你们大家还是心有疑虑，但是这可是十分难得的发展机会，从长远来看还是十分有利的。”经过邓文钊的解说，很多香港知名人士都积极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中。
此次长达两个月的香港行，邓文钊表现得非常活跃，他积极接触了不少上层人士，大大地促进了对港澳同胞、爱国华侨的统战工作。
香港对于邓文钊来说不仅仅是个地名，更是承载他童年、少年时光的幸福家园，但是，他更明白中国是万家之家，只有“大家”发展起来了，才能幸福千万家。可惜，他却未能等到香港回归之日，在上世纪70年代撒手人寰。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考虑到邓文钊在香港的安全问题，便将其全家迁往广州安居，之后邓文钊便没有主动回过香港。尽管期间他的妻子曾多次提出要搬回香港生活，可是他都没有这么做。60年代，要不是因为需要处理邓家财产事宜，他也许还不会主动向中央申请回香港。
时过境迁，当年兴旺繁荣的许多香港大家族都一一中落。它们旧式的管理经营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很自然地一个接一个走向下坡路，自然邓家也不例外。
其实，邓家家产是邓文钊祖母曾灶娇遗留下来的。曾灶娇去世后，邓家产业分别由邓文钊、邓文田及他们的寡嫂邓胡氏继承，但是他们三人并没有分家，三个人同是遗产的“承办人”。在邓文钊留英学习期间，他的“承办人”地位由其舅父周熙年暂代，后来邓文钊回国后，其“承办人”地位又转由族兄代替。这种遗产“承办”的方式非常不利于产业的发展，因为无论哪方想动用部分资产都会受到其他方面的限制。邓文钊此次回香港，就是希望打破这种局面。抵达香港后他立马与兄、嫂商量，首先将他们“承办人”的身份取消，取而代之，恢复三人遗产“受益人”的法律地位。邓文钊的律师、好友余平仲为此帮了很大的忙。可是，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虽然他们三人已争回自身受益人的合法地位，但三人依旧没有分家。他们就如同股东一样，邓家的每栋房屋三人各拥有一定比例的所有权。按照当时英国的法律，每栋房屋的处理都要三家一致同意了才能行动。这样一来，相互牵制，造成许多困难。
对此邓文钊深有体会。他回到香港处理邓家产业事宜，一是希望能把遗产的问题顺利解决，二则希望将自己所有的份额投入到内地，帮助内地的经济建设发展。在他与兄、嫂还未分家时，他曾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兄、嫂，可是得到的却是反对意见。
邓文钊回到香港家中，看着这个曾经生他养他的地方，百感交集。就是在这里他目睹了祖母的惨死，在这里他认识了廖氏兄妹，在这里，他与妻子何捷书共结连理，也是在这里，他作出留洋求学的决定。好好地怀旧一番之后，邓文钊找到邓文田及胡氏，在大厅里将自己对邓家资产的一些想法告诉他们：
“二哥、大嫂，现在香港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死守着资产，如果不发展的话，迟早会衰退的。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内地正进行着大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把一部分资产投入到内地市场上，说不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收获。”
“文钊，你也说了现在形势变化了，内地的局势也不稳定，而且新中国刚刚建立，基础薄弱，我们这样投入进去说不准立马就会亏本。这不等于是自找死路吗？我是不会答应你的做法的。”
“二哥，从目前及长远的形势来看，内地的确是一个有着相当发展前景的市场啊，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小利益而忽视了今后的大发展啊。”
邓文田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喝着茶。邓文钊见这样子，心中明白邓文田是万万不会支持自己的，于是他也便不再说了。
邓文钊十分了解邓文田的性格，他是一个吃不得一点小亏的人，况且他现在拿着资产酗酒玩乐，活得逍遥自在，自然是不会赞同投资内地市场；而且对于一个没有明确保障的风险投资，邓文田是万万不会做的。而嫂子胡氏自己没有什么主见，自然很多时候也看邓文田做事，既然邓文田不答应，她也便跟着反对。为了可以放开手脚去进行投资，支援祖国的建设事业，邓文钊意识到这种家族式的经营方式必须停止，否则最后的结果只会导致大家死在同一条绳上。邓文钊仔细想了想，这样去求他们投资是行不通了，于是只好争取三家分开，利用自己手头上的一部分资产投资内地市场。在邓文钊看来，虽然内地市场现在还没有起色，但是机会是大大存在的。只要有机会就要去发展，哪怕吃点小亏也无所谓。
在邓文钊回港之前，原本显赫一时的邓家在邓文田的挥霍下已经只剩下少得可怜的产业。邓文钊回来之后，还设法保住了一些资产。可是他所想保留的“红屋”由于当时没有条件冲破阻碍，最终卖掉了。
虽然邓家产业最终还是衰落了，被其他新起的家族所取代，但是邓文钊并没有耿耿于怀，他对剩下的一点产业心满意足。人生在世变数太多，很难说清楚将来是什么样，懂得满足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论怎样，邓文钊此次回港最终还是解决了邓家长期存在的遗产问题。
此次邓文钊香港行，除了解决自己家族产业问题，他身上还背负着另一项重要的任务——统战工作。
一直以来，邓文钊都是作为统战工作的对象投身于革命及建设事业中。在与饶彰风等人的交往中，邓文钊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央党组织的真心实意，明白了党的精神。党组织也变得愈来愈信任他，对其委以重任。
回港前，1962年，邓文钊在其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找到廖承志，商量去香港的事情。廖承志对此十分理解，同意他返回香港，同时还提出回到香港后，让邓文钊在处理家产事宜的同时，可以用副省长的身份做一些统战工作，多多联系他在香港的那些老朋友，多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团结他们，发动他们多为祖国做点事。将这项任务指派给来自香港的邓文钊，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毕竟邓家在香港是一个老望族，且邓文钊本人在香港也有很好的人脉关系。
廖承志还十分诚恳地对邓文钊说，对于香港朋友，如果能让他们百分之百地都为祖国做事那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做不到百分之百，做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十，都是可以的。只要能争取到一个、团结到一个，就发展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这么一点火苗，熊熊大火迟早是会燃烧起来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各方面还很薄弱，急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发展。因此，当时党中央对统战工作是十分重视的。要团结他们，就必须从里到外地让他们了解实情，消除各种误解，清楚祖国的现状。邓文钊是这一工作的最佳负责人。其实，当邓文钊接到廖承志给他的任务时，心中十分愉快，党交给他任务，说明他还是受到党的重视和关注的。
廖承志在北京时已经将香港之行的任务说得十分清楚了。邓文钊到了香港后，一面办理家族产业的事情，一面四处积极与他的好友们联系。他以广东省副省长的身份接触了很多平日里不愿与内地发生关系的人士，并且与老朋友重温故旧。遇到香港知名人士，邓文钊并没有以命令式的口吻传达中央指示，而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现状、从经济效益等方面一一分析，而后再委婉地向对方说出中央的政策：“国家现在十分重视发展国民经济，十分欢迎咱们港澳及海外同胞回内地投资，也下达了十分宽松的政策。只要英国人不做对中国不利的事，不让国民党进行颠覆活动，香港维持现状是有可能的。我知道你们大家还是心有疑虑，但是这可是十分难得的发展机会，从长远来看还是十分有利的。”经过邓文钊的解说，很多香港知名人士都积极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中。
此次长达两个月的香港行，邓文钊表现得非常活跃，他积极接触了不少上层人士，大大地促进了对港澳同胞、爱国华侨的统战工作。
香港对于邓文钊来说不仅仅是个地名，更是承载他童年、少年时光的幸福家园，但是，他更明白中国是万家之家，只有“大家”发展起来了，才能幸福千万家。可惜，他却未能等到香港回归之日，在上世纪70年代撒手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