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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饶彰风：仗义执言
4.饶彰风：仗义执言
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饶彰风信任这些民主人士，就如同民主人士信任他一般。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正是在一个个灾难中，形成了他与民主人士之间肝胆相照的真挚情谊，他与邓文钊之间的友谊就是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了，中华大地从此开启新的篇章，充满新希望，然而，新中国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地风风火火地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开始进行反右派运动。
反右派斗争中，当时部分同志提议把爱国人士邓文钊等五人划为右派，原因自然很简单，邓文钊是资本家，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因此政治背景不纯。正当邓文钊成为批判的对象时，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声音。饶彰风不顾个人的得失，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真理，坚持党的政策，挺身而出为他们五人辩护。他认真地介绍了邓文钊等五人过去对革命的贡献。饶彰风特别指出，邓文钊是香港知名的爱国人士、我们党的好朋友。抗日战争时期，邓文钊曾将自己的房子让出来作为八路军办事处，帮助我党创办《华商报》，且邓家“红屋”是同志间见面进行沟通的场地。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协助我党做了大量的团结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建国初期，他担任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对团结工商界起到很好的作用。
“邓文钊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这么草率地将其划入右派呢？况且自古以来就有‘英雄不论出处’的说法，我们现在仅仅凭着一个家庭背景就仓促划定对方为右派分子？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太没说服力，也太过于主观化了吧？”彰风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积极维护邓文钊等爱国民主人士。
彰风还反复与省委统战部整风办公室主任沟通，他认为对于邓文钊等人的问题要认真深入地核实研究，如果他们有错，批评教育即可，划入右派就有点严重了。
“主任，我知道现在咱们刚刚成立新中国，一切都还没有稳定下来，在精神上的确需要增强阶级意识。但是，咱们也不能不根据客观事实说话吧，这不就跟我们的初衷相违背了。”
省委统战部整风办主任没有出声，微微抬起头看了看饶彰风，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邓文钊等五位民主人士，之前工作上和我有过密切合作，且私下我们也有往来，对于他们我还是了解的。他们的出身的确是资本家，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思想上表现得也不是很端正，但是比起他们在革命时期为国家、为人民所作出的贡献，那就真的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了，没有必要把他们划入右派中吧！”
饶彰风一口气说了一大通，他明白现在再不将事情说清楚，那就没时间了，因为社会的舆论是非常可怕的。饶彰风秉持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事态度，坚持着“团结—批评—团结”的中央对于统一战线中各个联盟之间处理矛盾的办事原则，而这一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便是“团结”。
主任看着饶彰风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实在也找不出什么地方可以反驳。于是，他笑了一下，说道：“彰风同志，你也别急，我们现在不是也还没给邓文钊等人最终定案嘛。谢谢你这一番话，让我们对问题有了更进一步认识，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做了。”
“‘没有最终定案’，要是已经定案那不就早没戏了？”饶彰风心想着，“‘我们知道怎么做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但是，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邓文钊等人的贡献是有历史证明的，有目共睹的。
后来在彰风的极力辩护下，邓文钊等人最终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可是，事情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又为另一件风波埋下了隐患。饶彰风是凭着良心去反映情况的，可是他毕竟“违背”了其他人的意愿，无形中已经与他人结下了梁子。也许饶彰风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觉得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敌人已经打退回巢，还会有什么危险呢？可是危险往往无处不在，就如同平静海面下的汹涌波涛，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到爆发的时候。
彰风的正义之举让邓文钊等人感到一阵阵温暖，尽管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但是他们心中依然坚信党，一如既往支持党的政策。
“华企”惊涛之后，邓文钊虽然对于党中央最终对“华企”的判决不满，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党中央的信仰。他依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意识。
回顾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邓文钊像一名党员一样发挥着先锋作用，他以自己为例，同时以客观事实为例，让更多的工商界人士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好处，认识到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他还积极地进行自我反省，曾给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思想汇报类的信，字字句句都充满着真诚，明显表现出他极高的思想境界。
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大会上，邓文钊曾十分坦诚地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剖析。他说：
我出生于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家庭，因向往英国的民主政治而前往英国留学深造，希望能增长学问知识，从而能够寻找到祖国为何贫弱及中国人命运为何这样悲惨的原因。但是几年中，我所得到的只是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思想上更加彷徨苦恼。但我也有一些收获，就是从社会生活实践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民主政治的面貌和它的实质。尽管英国是以民主自称的国家，以上下议院作为民主形式，但议员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代表，议员所拥有的、所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上贫富悬殊，工人受着残酷剥削，所谓在朝在野的两党制，也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我留学回国后，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腐败无能，思想日益苦闷，后来经何香凝主任和廖承志同志的帮助，才认识到只有实行抗日，贯彻“民主、团结、进步”的口号，才能解放危亡的中国。这使我提高了觉悟，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并积极支持和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虽然是这样，但由于自己是一个长期受资本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加以自己的阶级本质关系，在日军占领香港时思想又动摇起来，又感觉到中国人的前途仍是黯淡的。后来在党的帮助下，我和一批民主人士逃出了香港，经过抗日游击根据地，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抗日的事实，以及党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当时在游击区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时常不断地得到猪肉和香烟的供给，而党员是没有的，甚至有的还要吃树皮。这使我非常感动。相信在座有不少代表曾在此时与党同历艰苦，这些事实是不会忘怀的。经过这一次革命的锻炼后，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觉得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党，更增强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我的决心是否坚定不移呢？广州解放后，我仍在香港，领导上劝我回广州参加工作，我思想上又有犹豫顾虑。后来我负责华南企业公司时，仍时常暴露出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得到党的帮助后，思想认识才有了提高。20年来，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我在犹豫不定的心情中走过崎岖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历次痛苦的思想斗争，正说明了“脱胎换骨”的过程，也说明了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存在。这些事实也说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复杂性。
在会上，邓文钊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愿意继续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更好地走革命的道路的决心，然而，就在此时，轰动一时的反右运动越来越猛烈，而他也被卷入其中。
与饶彰风一样，同为客家人的邓文钊也是一个身具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的人，在他眼中只有社会、民族、国家，考虑一切都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因此，在一切环境下，必定是有一说一，从来不含糊也不装腔。这种品质本难能可贵，本应当提倡，可是，很多时候真话、真情反而会让一个人陷于危险之中。饶彰风如此，邓文钊也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席卷整个中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当时随着反右运动的兴起，社会上也掀起一种“四大”的说法，那便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几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词，是政治运动的产物，反右派斗争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四大”当中的“大鸣大放”意思便是鼓励干部群众敢于说话，说真话，各抒己见。全国各地都进行着各种“大鸣大放”活动。在广州，广东省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开座谈会，请大家发表意见。深知当下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大鸣大放”活动，邓文钊便积极响应，并应邀参与会议。在会上他中肯地、客观地提出了两点：一是提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建议政府抓经济，注意企业利润；二是提出经济领域要有内行领导。这两点对于邓文钊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可是他这两条意见却被其他人认为是与党唱对台戏，仍然带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而与邓文钊一同参加会议的另一位从香港回内地参加建设的省工商联副主委陈祖沛所发表的言论遭到统战部领导小组更激烈的反对。陈祖沛是邓文钊在香港的好友，同样也是一位工商界的爱国民主人士，邓文钊在创建“华企”为国家经济建设筹集资金时曾得到陈祖沛的大力支持。陈祖沛此次作为香港的代表参加会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是统战部领导小组的人却认为陈的言论有反党嫌疑，决定批判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其中饶彰风就持不同意见，反对对曾经为国家建设出过力的爱国民主人士作不客观的批判。于是统战部中便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支持批判陈祖沛的统战部领导为了实施这一想法，首先找到邓文钊等其他相关民主人士进行谈话，希望说服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可是，对于批判陈祖沛这件事，邓文钊是支持饶彰风的。邓文钊在与统战部相关领导人员的谈话中列举了很多陈祖沛在国家进行抗日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的贡献。邓文钊提到：“陈沛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都积极地配合党中央的各项工作，比如说前段时期兴建的‘华企’，他就十分支持，大力入股‘华企’，为国家经济的资金筹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邓文钊没有顾及个人的处境已是十分危险，却依然为陈祖沛辩护，就如饶彰风全心全力为他仗义执言。
可是过去的这些功绩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仿佛都失去了功效，再加上当时那种社会氛围，只要政治出身带有资产阶级色彩，便很容易被盯上。这也导致饶彰风在为邓文钊等辩护后，先是受到了党内通报批评，后来又逐步升级，1958年被定性为：犯有严重右倾投降主义、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严重的反党活动性质的错误。
饶彰风被撤职、降级，下放到连平。对于组织上的处罚，彰风并不害怕，他心中坦荡荡。
连平，是个偏僻的山区，来到这里，置身于乡亲父老之中，穿梭于峰峦沟壑之间，彰风的胸襟反而更为开阔。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为国家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奔波忙碌，如今倒是可以好好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感受自然的气息。每每走在连平山区，彰风就想：革命的道路不正如这连平山区的山路坎坷曲折嘛，然而，不管路多么崎岖难行，他总归是向前进的，总归会走到山顶，总归会看到那明媚的阳光。
撤职、降级、下放，对于常人来说，这是多大的委屈与打击，可是被降为县委书记的饶彰风，对个人的得失荣辱不以为意，反而全身心地投入了改变贫困、战胜灾荒的战斗中。
山区自然风景能陶冶性情，因此彰风闲时乐于漫步山间。山区群众那拼搏的精神感染了彰风。新中国成立后，连平山区也如火如荼大干起来，在这一片朝气蓬勃的氛围中，彰风内心中如火的热情再次燃烧起来。
发生灾情，彰风带头节省口粮，支援灾区人民；亲自去生产队，种地插秧，与群众一同为提高农作物产量而努力；彰风发动连平山区人民因地制宜，大量种植白菜、大蒜、冬菇、松香；开办小型工厂；建立各种福利事业……连平山区焕然一新！
而后，他又历任省科委副主任，省文教办副主任、主任，广州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等职务，投身于科技文教事业当中。
不管身处何方，彰风都会积极利用一切机会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在反右斗争中，邓文钊遭遇不公，由于仗义执言，饶彰风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他们却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信念。
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饶彰风信任这些民主人士，就如同民主人士信任他一般。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正是在一个个灾难中，形成了他与民主人士之间肝胆相照的真挚情谊，他与邓文钊之间的友谊就是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了，中华大地从此开启新的篇章，充满新希望，然而，新中国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地风风火火地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开始进行反右派运动。
反右派斗争中，当时部分同志提议把爱国人士邓文钊等五人划为右派，原因自然很简单，邓文钊是资本家，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因此政治背景不纯。正当邓文钊成为批判的对象时，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声音。饶彰风不顾个人的得失，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真理，坚持党的政策，挺身而出为他们五人辩护。他认真地介绍了邓文钊等五人过去对革命的贡献。饶彰风特别指出，邓文钊是香港知名的爱国人士、我们党的好朋友。抗日战争时期，邓文钊曾将自己的房子让出来作为八路军办事处，帮助我党创办《华商报》，且邓家“红屋”是同志间见面进行沟通的场地。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协助我党做了大量的团结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建国初期，他担任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对团结工商界起到很好的作用。
“邓文钊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这么草率地将其划入右派呢？况且自古以来就有‘英雄不论出处’的说法，我们现在仅仅凭着一个家庭背景就仓促划定对方为右派分子？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太没说服力，也太过于主观化了吧？”彰风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积极维护邓文钊等爱国民主人士。
彰风还反复与省委统战部整风办公室主任沟通，他认为对于邓文钊等人的问题要认真深入地核实研究，如果他们有错，批评教育即可，划入右派就有点严重了。
“主任，我知道现在咱们刚刚成立新中国，一切都还没有稳定下来，在精神上的确需要增强阶级意识。但是，咱们也不能不根据客观事实说话吧，这不就跟我们的初衷相违背了。”
省委统战部整风办主任没有出声，微微抬起头看了看饶彰风，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邓文钊等五位民主人士，之前工作上和我有过密切合作，且私下我们也有往来，对于他们我还是了解的。他们的出身的确是资本家，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思想上表现得也不是很端正，但是比起他们在革命时期为国家、为人民所作出的贡献，那就真的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了，没有必要把他们划入右派中吧！”
饶彰风一口气说了一大通，他明白现在再不将事情说清楚，那就没时间了，因为社会的舆论是非常可怕的。饶彰风秉持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事态度，坚持着“团结—批评—团结”的中央对于统一战线中各个联盟之间处理矛盾的办事原则，而这一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便是“团结”。
主任看着饶彰风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实在也找不出什么地方可以反驳。于是，他笑了一下，说道：“彰风同志，你也别急，我们现在不是也还没给邓文钊等人最终定案嘛。谢谢你这一番话，让我们对问题有了更进一步认识，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做了。”
“‘没有最终定案’，要是已经定案那不就早没戏了？”饶彰风心想着，“‘我们知道怎么做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但是，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邓文钊等人的贡献是有历史证明的，有目共睹的。
后来在彰风的极力辩护下，邓文钊等人最终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可是，事情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又为另一件风波埋下了隐患。饶彰风是凭着良心去反映情况的，可是他毕竟“违背”了其他人的意愿，无形中已经与他人结下了梁子。也许饶彰风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觉得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敌人已经打退回巢，还会有什么危险呢？可是危险往往无处不在，就如同平静海面下的汹涌波涛，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到爆发的时候。
彰风的正义之举让邓文钊等人感到一阵阵温暖，尽管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但是他们心中依然坚信党，一如既往支持党的政策。
“华企”惊涛之后，邓文钊虽然对于党中央最终对“华企”的判决不满，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党中央的信仰。他依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意识。
回顾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邓文钊像一名党员一样发挥着先锋作用，他以自己为例，同时以客观事实为例，让更多的工商界人士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好处，认识到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他还积极地进行自我反省，曾给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思想汇报类的信，字字句句都充满着真诚，明显表现出他极高的思想境界。
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大会上，邓文钊曾十分坦诚地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剖析。他说：
我出生于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家庭，因向往英国的民主政治而前往英国留学深造，希望能增长学问知识，从而能够寻找到祖国为何贫弱及中国人命运为何这样悲惨的原因。但是几年中，我所得到的只是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思想上更加彷徨苦恼。但我也有一些收获，就是从社会生活实践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民主政治的面貌和它的实质。尽管英国是以民主自称的国家，以上下议院作为民主形式，但议员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代表，议员所拥有的、所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上贫富悬殊，工人受着残酷剥削，所谓在朝在野的两党制，也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我留学回国后，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腐败无能，思想日益苦闷，后来经何香凝主任和廖承志同志的帮助，才认识到只有实行抗日，贯彻“民主、团结、进步”的口号，才能解放危亡的中国。这使我提高了觉悟，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并积极支持和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虽然是这样，但由于自己是一个长期受资本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加以自己的阶级本质关系，在日军占领香港时思想又动摇起来，又感觉到中国人的前途仍是黯淡的。后来在党的帮助下，我和一批民主人士逃出了香港，经过抗日游击根据地，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抗日的事实，以及党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当时在游击区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时常不断地得到猪肉和香烟的供给，而党员是没有的，甚至有的还要吃树皮。这使我非常感动。相信在座有不少代表曾在此时与党同历艰苦，这些事实是不会忘怀的。经过这一次革命的锻炼后，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觉得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党，更增强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我的决心是否坚定不移呢？广州解放后，我仍在香港，领导上劝我回广州参加工作，我思想上又有犹豫顾虑。后来我负责华南企业公司时，仍时常暴露出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得到党的帮助后，思想认识才有了提高。20年来，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我在犹豫不定的心情中走过崎岖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历次痛苦的思想斗争，正说明了“脱胎换骨”的过程，也说明了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存在。这些事实也说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复杂性。
在会上，邓文钊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愿意继续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更好地走革命的道路的决心，然而，就在此时，轰动一时的反右运动越来越猛烈，而他也被卷入其中。
与饶彰风一样，同为客家人的邓文钊也是一个身具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的人，在他眼中只有社会、民族、国家，考虑一切都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因此，在一切环境下，必定是有一说一，从来不含糊也不装腔。这种品质本难能可贵，本应当提倡，可是，很多时候真话、真情反而会让一个人陷于危险之中。饶彰风如此，邓文钊也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席卷整个中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当时随着反右运动的兴起，社会上也掀起一种“四大”的说法，那便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几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词，是政治运动的产物，反右派斗争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四大”当中的“大鸣大放”意思便是鼓励干部群众敢于说话，说真话，各抒己见。全国各地都进行着各种“大鸣大放”活动。在广州，广东省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开座谈会，请大家发表意见。深知当下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大鸣大放”活动，邓文钊便积极响应，并应邀参与会议。在会上他中肯地、客观地提出了两点：一是提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建议政府抓经济，注意企业利润；二是提出经济领域要有内行领导。这两点对于邓文钊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可是他这两条意见却被其他人认为是与党唱对台戏，仍然带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而与邓文钊一同参加会议的另一位从香港回内地参加建设的省工商联副主委陈祖沛所发表的言论遭到统战部领导小组更激烈的反对。陈祖沛是邓文钊在香港的好友，同样也是一位工商界的爱国民主人士，邓文钊在创建“华企”为国家经济建设筹集资金时曾得到陈祖沛的大力支持。陈祖沛此次作为香港的代表参加会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是统战部领导小组的人却认为陈的言论有反党嫌疑，决定批判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其中饶彰风就持不同意见，反对对曾经为国家建设出过力的爱国民主人士作不客观的批判。于是统战部中便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支持批判陈祖沛的统战部领导为了实施这一想法，首先找到邓文钊等其他相关民主人士进行谈话，希望说服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可是，对于批判陈祖沛这件事，邓文钊是支持饶彰风的。邓文钊在与统战部相关领导人员的谈话中列举了很多陈祖沛在国家进行抗日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的贡献。邓文钊提到：“陈沛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都积极地配合党中央的各项工作，比如说前段时期兴建的‘华企’，他就十分支持，大力入股‘华企’，为国家经济的资金筹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邓文钊没有顾及个人的处境已是十分危险，却依然为陈祖沛辩护，就如饶彰风全心全力为他仗义执言。
可是过去的这些功绩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仿佛都失去了功效，再加上当时那种社会氛围，只要政治出身带有资产阶级色彩，便很容易被盯上。这也导致饶彰风在为邓文钊等辩护后，先是受到了党内通报批评，后来又逐步升级，1958年被定性为：犯有严重右倾投降主义、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严重的反党活动性质的错误。
饶彰风被撤职、降级，下放到连平。对于组织上的处罚，彰风并不害怕，他心中坦荡荡。
连平，是个偏僻的山区，来到这里，置身于乡亲父老之中，穿梭于峰峦沟壑之间，彰风的胸襟反而更为开阔。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为国家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奔波忙碌，如今倒是可以好好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感受自然的气息。每每走在连平山区，彰风就想：革命的道路不正如这连平山区的山路坎坷曲折嘛，然而，不管路多么崎岖难行，他总归是向前进的，总归会走到山顶，总归会看到那明媚的阳光。
撤职、降级、下放，对于常人来说，这是多大的委屈与打击，可是被降为县委书记的饶彰风，对个人的得失荣辱不以为意，反而全身心地投入了改变贫困、战胜灾荒的战斗中。
山区自然风景能陶冶性情，因此彰风闲时乐于漫步山间。山区群众那拼搏的精神感染了彰风。新中国成立后，连平山区也如火如荼大干起来，在这一片朝气蓬勃的氛围中，彰风内心中如火的热情再次燃烧起来。
发生灾情，彰风带头节省口粮，支援灾区人民；亲自去生产队，种地插秧，与群众一同为提高农作物产量而努力；彰风发动连平山区人民因地制宜，大量种植白菜、大蒜、冬菇、松香；开办小型工厂；建立各种福利事业……连平山区焕然一新！
而后，他又历任省科委副主任，省文教办副主任、主任，广州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等职务，投身于科技文教事业当中。
不管身处何方，彰风都会积极利用一切机会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在反右斗争中，邓文钊遭遇不公，由于仗义执言，饶彰风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他们却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