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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邓饶：风云变幻
3.邓饶：风云变幻
“华企”用事实说话，积极发挥了它的作用，为中国经济的恢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华企”的成功运营也少不了饶彰风等中共党员的帮助与支持。
“华企”按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优待侨资政策行事，以香港澳门两地爱国同胞为主要对象，动员他们归国投资，兴办实业，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其成立之初就一直秉持着“商业为主，工业为辅，以商养工，逐步转向工业”的方针，这是无数个“华企”管理者凭着自身的商业素养及社会责任感而得出的结论。“华企”创办的工厂逐渐诞生在南粤大地上：广州南方针织厂、广宁华南松香厂、东莞生粉厂……
然而，在“华企”的经营中，由于是公私合营，里面的员工既有共产党员又有民主党派人士，更有无党派爱国人士，这样多元混杂的组合自然会导致矛盾的产生，因而，解决内部各种矛盾成为“华企”经营中的一个附带任务。毕竟“华企”发挥其积极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华企”上下员工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凝聚力、向心力。为此，邓文钊与饶彰风做了很多工作。
在民主党派的安排上，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内外一些人对民主党派的定位存在着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为此，彰风指出：“民主党派在中国都是新型的政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代表某一阶层的政党，也不是国民党时代的官僚政客的集团……在共同纲领之下，各民主党派和中共都是一家人。”
饶彰风还明确指出：“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对民主党派的认识不清楚，有人说民主党派是可有可无的，于是有些民主党派人员参加政权工作是有职、有权、无责，有些是有职、无权、有责，这是不适当的。各民主党派参加到政府的工作部门，也应是有职、有权、有责才对。”
在40年后的今天听来，这番话仍不失为真知灼见，可见当时彰风的远见。彰风一方面不断地纠正党员们对民主党派人士的陈旧观念和偏见。另一方面，彰风也积极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交流谈话，了解他们的意愿，根据每人的情况及工作的需求逐个安排。
那时，在广州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约有四五百人。彰风夜以继日，找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意愿，征询他们的想法，力争做到知人善任，一一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在80年代初回忆道：“彰风能与华侨中的工商界、文化界联络得很好，使他们帮我们共产党的忙……他做统战部长几年，广东华侨，包括工商界、文化界，有很多人回来。有的还把子女送回来上大学。”
在与民主人士、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接触中，彰风从来不摆官架子，说话也从不带官腔，而且真诚待人，尊重对方，很自然地彰风成为广大统战对象的“知心朋友”，广大民主人士、华侨和港澳同胞都愿意将自己的看法与彰风进行交流，同时也愿意聆听彰风的建议。印尼的进步华侨、巨港橡胶厂经理薛雨清谈到饶彰风给他的印象时曾说道：“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对人充满着很纯正的感情。”这不是夸张抑或奉承，彰风的确在华侨的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薛雨清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足以证明他不是乱说的。在修建华侨大厦的过程中，薛雨清突然感染风寒，当时身体十分虚弱，同伴们都劝他在家中安静休养，可为了能与彰风一起工作——因为在饶彰风的领导下，大家工作得十分愉快，很起劲——因此即使生了病，薛雨清也不愿一人呆在床上，而是天天坚守在工作现场，就算不能亲自参加，他也要感受那种愉快的工作氛围。
彰风已经同广大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那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外人士，他总是给予保护。彰风经常启发和教育统战部的干部，让他们要深入了解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历史特点，要肯定他们对革命的贡献，要客观全面地看待，而不能仅仅凭着主观喜好判断。
在执行政策上，饶彰风也敢于挑担子。一位原国民党军官，曾帮助过中国共产党，土改时地方上要把他揪回去，却被彰风给顶了回去。有位工商界人士被怀疑贪污，也是彰风出来说了话：“有什么根据说人家贪污？他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生活很节俭。不要运动一来就这也怀疑那也怀疑。”
1953年至1956年，全国上下一度掀起了干部审查运动，由于广东省解放前与国民党政权有着特殊的关系，加上海外关系也比较多，因此自然成为这次干部审查的重点。
干部审查，简称审干，是纯洁和净化党组织的一种方式，常以整党、整风等运动形式出现，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曾使用过。而1953年底开始的审干工作与其他历次审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没有采取运动方式突击进行。
在全国解放后，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干部成分较过去任何时期都复杂。虽然经过清理中层、内层，三反、整党和各种社会民主改革运动，我党已对大部分新干部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处理了干部中最突出的问题，但建国初期的工作任务十分紧迫，干部调动频繁，各级领导机关还没有来得及对全部干部逐个进行细致的审查，因此党对大部分新干部的真实情况还未能全面掌握。“一五”计划开始后，我党认为在新干部中历史不清、来历不明的分子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甚至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隐藏在党内；在老干部中也还有少数未经过审查，或虽经过审查但有些问题尚未弄清，或当时认为没有问题而后又发现了某些问题，有些领导干部还存在着麻痹思想，对于干部的使用只注重其业务能力，忽视了政治上的考察。基于这些情况，党中央决定，从1953年底开始，要在两三年内对全国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以便进一步了解党的干部队伍，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堕落分子，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同时又要多方面了解和熟悉干部的思想品质、工作才能，以便有计划地培养干部，正确地使用干部，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为此，1953年11月24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此后干部审查工作在全国逐步展开。
广东省的干部审查工作，从1953年底开始，到1956年底结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工作重点，各阶段环环相扣，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铺垫，整个过程呈现出由点到面逐步扩大的特点。由于这次干部审查工作不同于过去的任何运动，它是较长时间的、又是结合“一五”各项建设任务的有计划、分级分类地重点审查，主要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为此，按照中央精神，广东省特意挑选了一定数量的政治上完全可靠、作风正派且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来做审干工作，其中也包括饶彰风。
在审干之风下，整个新中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或多或少对于当时在华进行公私合营的“华企”的经营带来一定影响。邓文钊所领导的“华企”，真正做到了中央领导一开始所要求的那样：“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由于经营管理得当，资金运转快，经济效益高，1952年年终结算时，股东红利达到27%，这是非常不错的成绩，职工也都分到了奖金，大大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同时，也向广大海外侨胞证明了，投资国内实业并非坏事。之后，更多的海外工商界人士回国投资，一时间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邓文钊看到此种情景，满心喜悦，并且风趣地称那些联系投资的信函为“飞来凤”。中央有关方面也称赞“华企”，说它是“公私合营的样板”。然而，正当邓文钊等人还在为“华企”取得的业绩高兴、为将来进一步的发展计划设想之际，一个好端端的“华企”转眼之间却成了“千夫所指”的“批判对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切都还很不稳定，这也体现在中央的思想上。50年代初期，“左”倾思想不断干扰，使得中央的政策发生变化。1953年8月，已经营两年的“华企”突然莫名地被人扣上“经营方向有问题”的大帽子，遭受审查。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华企”所有员工以及与之有关的人士都被吓了一跳。一年检查之后，得出的结果更是让人义愤填膺，“华企”被认定为“公私合营的黑典型”，并作为“反面教材”通报全中南区。这个当年曾被中央称为“样板”的华企突然间却成了“黑典型”，这是怎样一个360度的大转弯啊？不仅如此，“华企”员工也都受到相应的处分，为“华企”出过力的职工挨整，甚至被降职，曾支持过“华企”的统战部和商业厅负责人也受了处分。“华企”则被并入了华侨投资公司，这就相当于对它宣判死刑，“华企”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明明是获得15年经营权的“华企”，却在短短几年内就“夭折”了，原本期待有着更多更好发展前景的“华企”，顷刻间荡然无存——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戏剧色彩。
经过检查后，“华企”已经变得惨不忍睹，在“华企”任职的员工也纷纷遭到程度不一的惩处。虽然邓文钊在此次事件中保留了副董事长的头衔，但是失去了经营管理的实权，只不过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名号而已。对此，邓文钊很长时间都想不通，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华企”的事业，为那些团结一致的职工。他就是弄不明白这么好的一个企业，这么一个为国家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企业，这么一批爱国的员工，怎么到后来却落得如此惨痛的下场。他曾坦率地向有关领导申诉、辩护，表示反对检查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在“左”的思潮下，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再加上邓文钊当时本身势单力薄，反抗只不过是徒劳之举。
“华企”事件的结论邓文钊是一直不认可的，但直至他死的那一刻也没有实现对“华企”事件的申诉。尽管心中充满不满与困惑，邓文钊依然相信党，相信政府，因此，他还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尽全力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党的要求。
时间流逝，很多东西都会慢慢地淡去，被人忘记，然而，“华企”事件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发展而被人所遗忘。虽然邓文钊在世时未能为“华企”讨回“公道”，但是1980年，在他辞世九年之后，党中央清理冤假错案，“华企”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平反时的结论是：“‘华企’的功绩是显著的。该公司在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多贡献。同时，在宣传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回来投资，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扩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报告还提出了对“华企”有关人员所受的错误处理进行改正、平反、恢复名誉的意见。后经省委及中央纪检委批准同意，通报执行，并于1981年6月19日在《南方日报》作了公开报道。
附录
党的“十五大”肯定了股份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使人们想起，约50年前廖承志同志支持创办的“华企”。党的“十五大”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早在广东解放初期，广东一些同志和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一批热心的企业家、工商界人士在股份制方面作出了勇敢有益的尝试。他们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主动吸引侨商的海外资金，结合国内公私资金而创办了我国首家华侨股份合作企业——广州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企”）。它得到时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廖承志同志的支持，经周恩来总理认可，获批准在政务院注册立案后开始经营，为恢复经济、发展经济起了开拓性的历史作用。实践证明，它姓社不姓资。由于历史的原因，1955年“华企”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中途停业，成了历史的亡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华企”问题得到平反。“十五大”肯定了股份制的经济形式。应该说这就从实际上为“华企”彻底恢复了名誉。由此反思，当年“华企”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它对我们今天学习“十五大”精神又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带着这些问题，一位记者在广州麓湖旁的一座公寓里拜访了原“华企”创办人之一、董事梁明先生。我们觉得颇有价值，特引录于下：
梁明先生今年80岁。从他满头的白发，可看出他经历了岁月的沧桑。果然，在交谈中得悉，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至今，对革命事业仍一往情深。谈起“华企”，梁老声音洪亮，神采奕奕。
记者（下称问）：梁老，请您谈谈“华企”情况。好吗？
梁明（下称答）：好。50年代初，广州解放不久，我在党组织安排下（尚未公开党员身份），于广州六二三路开设了嘉华贸易商行，从事进出口业务。随后，协助邓文钊先生，在饶彰风（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指导下，创办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主动吸引侨商的海外资金，并与广东省商业厅属下的八大专业贸易公司联营，组成法人持股、独立自主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它拥有充足的自备自由外汇，又有国企的人民币配套资金注入，财雄势大，有直接从外洋接大订单、做大生意的能力，因此客似云来，货如轮转，生意做得火红，羡煞同行，群起效尤，带动了他们积极投入经营，搞活经济，“华企”起了开拓历史前进道路的作用，一时传为佳话。
问：邓文钊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爱国人士，共产党的挚友，请谈谈有关他的情况。
答：“华企”的董事长为邓文钊先生（以下简称邓老），广东五华县人（五华县志中有邓老及其长兄邓文田先生的合传）。邓老是我国早期的英国留学生，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学成后回到香港，受聘于英商大英银行，后又出任华比银行的华人经理，是金融界的老前辈，其父为知名的建筑商，以经营地产业发家致富，父子两代人为香港华人社会的殷商，为世所重。邓老思想开明，有强烈的爱国心。当侵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发动“七七”事变，又大举进兵华北，其后华中数省相继沦于敌手，上海、南京亦告失守。蒋介石政权退守武汉，在敌人诱降之下，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暗中策划和谈，中华民族已到了存亡关头。当时香港已成为孤悬海外的危城，成为日军南进计划攻占的战略目标，香港社会中的上层华人，争前恐后逃亡海外，托庇洋人，以求苟全。但邓老鄙视此种懦夫行为，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人抗日到底的主张，他坚持留在香港，决心与全国抗战军民共克国难。在中国共产党人廖承志的直接领导下，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实践活动中去。1938年，宋庆龄女士在香港组织起“保卫中国同盟”这一国际抗日团体，参加者有外国作家记者，如爱泼斯坦、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诺曼·法朗士等，此外有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廖梦醒等人。邓老是该盟的中央委员，兼任司库的实际职务，该盟的联络处就设在邓老家中，邓老出钱又出力，主持收集国际友人捐助八路军的药品物资，并自备汽车，直送延安，交到八路军手里。邓老忘我工作，自愿无偿劳动，乐此不倦，直至日军攻占九龙，维多利亚港已兵临城下，邓老才在炮火声中在东江游击队抢救下撤离香港，经东江游击区，投奔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继续从事抗日活动，直至日军投降。后来，邓老重返香港，更加坚定地跟随共产党。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阴谋独吞抗日胜利成果，策动内战，共产党人为打破其对民主声音的封锁，决定在香港复办《华商报》，邓老得悉后慨然一力承担，使《华商报》得以复办。该报高举爱国和平民主的旗帜，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受到海内外欢迎。邓老还在许涤新、饶彰风等共产党人带领下，利用其良好的社会关系，在香港工商界中展开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把他们团结在香港工商俱乐部这一爱国团体里。当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天津港对外开放，欢迎海内外商人到解放区做生意时，很多人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都持观望态度。香港工商俱乐部的民建会成员陈祖沛先生自告奋勇，带头自行包船，亲自押运，满载一些解放区紧缺物资，冒险通过台湾海峡，直航天津港，支援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又换购回香港紧缺的土特产，一往一回，两蒙其利。由此可见邓老的群众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当叶剑英参谋长带着南下大军解放华南时，曾通知廖承志同志早日设法筹集军粮，此任务紧急而重大，交由邓老承办。邓老联合了在香港的泰国华侨领袖蚁美厚先生，派出邓重行同志（《华商报》的督印人）秘密到泰国订购了大批出口米，自行租船，自雇船主（领航人）分批运回香港，转口广州。此外，当海南岛战役打响之后，解放军刚解放海口市6天，就有一海轮从泰国直航海口，将大米供应给解放军。党每次交下的任何任务，邓老总是能出色地完成。
问：邓老确实值得我们崇敬。那么，邓老是怎样回内地创办“华企”的呢？
答：1949年广州解放，邓老即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从香港回穗定居，担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的职务，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大力开展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海外侨胞归心祖国，参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刚解放的广东百废待兴，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广东省商业厅朱竟之、李健行二位厅长的安排下，由邓老带头联合了民建会的领导人物黄长水、陈祖沛、陈君冷、王宽城，农工民主党领导成员钟毓梅，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归国华侨领袖蚁美厚、刘森庆、刘家棋，澳门商界领袖何贤、马万棋，无党派爱国人士何善衡、庄承宗、陈国泉、李毓林（即李成）、李昆山等人共同发起，以社会集资、公开招股的办法，组建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廖承志的赞成和帮助下，并请示周恩来总理，获得批准，于政务院注册立案，取得独立经济法人资格。
问：“华企”作为一家华侨股份合作企业，有哪些主要合作成员？在经营上有什么特点，在发展经济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呢？
答：“华企”按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优待侨资政策行事，以香港澳门两地爱国同胞为主要对象，动员他们归国投资，兴办实业，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华企”成立后，邓文钊出任董事长，蚁美厚、黄长水、陈君冷为副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有陈祖沛、王宽成、钟沃梅、刘森庆、刘家祺、李成（李毓林）、李昆生（以上是香港商人）、何贤、马万棋（以上是澳门商人）。股东计有何善衡、许廉甫、陈国泉、庄承宗、吴怀庭（后来退股），我（梁明）以嘉华贸易商行全权代表的资格，将嘉华商行的全部产权折价五万元（新人民币）投入，取得相应股权，成为“华企”的创立股东之一，于首届股东大会中被选为董事……
问：“华企”在分配方面体现了什么原则呢？
答：“华企”在利润分配上，也体现了其社会主义性质的特点，“华企”的税后纯利润的分配如下：55%作为股东分红总额按年度发放。因“华企”是集资企业，如没有相当的分红是难以吸收资本的。20%作为董监事及总经理、高职称专业人士的特别酬劳金。此项用以吸收能人为我所用，重奖之下才能创重大成绩。20%作为职工福利及奖励金。解决职工后顾之忧，才能使职工有归属感，稳定职工队伍。5%作为公益金。取之于社会，自应反馈给社会做公益事业，体现社会主义企业的属性。以上分配原则体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是“华企”的首创精神。
谈到这里，梁老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他在沉思中缓缓地说：从“华企”的创立宗旨和目的及其经营上的所作所为来看，它姓社，不姓资，但由于历史的种种误会，1955年“华企”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误解为走资本主义的黑样板，被点名批评。帽子一扣上，它只能自认晦气，终于中途停业，机体被肢解，资财被瓜分，成了历史的亡灵。幸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借中央有错必纠的政策，经复查后终于宣告平反，名誉得以恢复，使我们这些幸存者在精神上得到一大解脱。但由于政策未能落实，至今仍未能发还其享有的经营权利，时至今日，党的“十五大”已经召开了，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的讲话中明确指示，股份制可以应用于国企改革中去，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华企”的成功经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此，我今天谈这些，并非发思古之幽情，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再不要受困于姓社姓资的形而上学的争论，早日从“以左为正”的思想误区中走出来。我相信“华企”人于50年代能做出成绩来，90年代的明白人自当做出大成绩（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马克思曾说过，历史事件常常会出现两次，如果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那它第二次出现时就会以喜剧的形式出现，它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规律的（合理必然存在，存在必然合理）。
接着，梁老把他纷繁的思绪归纳后，指出：引进侨资，结合国内公私资金而组成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同志亲自请求，经周恩来总理认可，获得特别批准，于国务院注册立案，取得法人资格，并获得15年的经营权利，它依法受到保护，投资安全有保证，所以特别容易于海外招集资金，有国际信誉。如起用“华企”公司的招牌，重新注入资金，重整机构，恢复营业，则省时又不用太费劲，就可成事了。可以说，得来全不费工夫。现在香港回归祖国已一年多，澳门回归指日可待，及时恢复“华企”的合法经营权，马上到港澳地区构筑穗港澳合作新格局，将大有可为。这既有经济效益，政治上也有积极影响，此举符合时代需求，符合国策，符合人心要求。资金、物资、人事条件（当年“华企”董事会领导成员陈祖沛、马万棋先生尚健在）均具备，又有业务基础，因此提出恢复“华企”经营权是有合理性的。
最后，记者对梁老提供这一段宝贵的历史资料表示感谢。
“华企”用事实说话，积极发挥了它的作用，为中国经济的恢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华企”的成功运营也少不了饶彰风等中共党员的帮助与支持。
“华企”按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优待侨资政策行事，以香港澳门两地爱国同胞为主要对象，动员他们归国投资，兴办实业，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其成立之初就一直秉持着“商业为主，工业为辅，以商养工，逐步转向工业”的方针，这是无数个“华企”管理者凭着自身的商业素养及社会责任感而得出的结论。“华企”创办的工厂逐渐诞生在南粤大地上：广州南方针织厂、广宁华南松香厂、东莞生粉厂……
然而，在“华企”的经营中，由于是公私合营，里面的员工既有共产党员又有民主党派人士，更有无党派爱国人士，这样多元混杂的组合自然会导致矛盾的产生，因而，解决内部各种矛盾成为“华企”经营中的一个附带任务。毕竟“华企”发挥其积极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华企”上下员工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凝聚力、向心力。为此，邓文钊与饶彰风做了很多工作。
在民主党派的安排上，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内外一些人对民主党派的定位存在着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为此，彰风指出：“民主党派在中国都是新型的政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代表某一阶层的政党，也不是国民党时代的官僚政客的集团……在共同纲领之下，各民主党派和中共都是一家人。”
饶彰风还明确指出：“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对民主党派的认识不清楚，有人说民主党派是可有可无的，于是有些民主党派人员参加政权工作是有职、有权、无责，有些是有职、无权、有责，这是不适当的。各民主党派参加到政府的工作部门，也应是有职、有权、有责才对。”
在40年后的今天听来，这番话仍不失为真知灼见，可见当时彰风的远见。彰风一方面不断地纠正党员们对民主党派人士的陈旧观念和偏见。另一方面，彰风也积极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交流谈话，了解他们的意愿，根据每人的情况及工作的需求逐个安排。
那时，在广州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约有四五百人。彰风夜以继日，找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意愿，征询他们的想法，力争做到知人善任，一一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在80年代初回忆道：“彰风能与华侨中的工商界、文化界联络得很好，使他们帮我们共产党的忙……他做统战部长几年，广东华侨，包括工商界、文化界，有很多人回来。有的还把子女送回来上大学。”
在与民主人士、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接触中，彰风从来不摆官架子，说话也从不带官腔，而且真诚待人，尊重对方，很自然地彰风成为广大统战对象的“知心朋友”，广大民主人士、华侨和港澳同胞都愿意将自己的看法与彰风进行交流，同时也愿意聆听彰风的建议。印尼的进步华侨、巨港橡胶厂经理薛雨清谈到饶彰风给他的印象时曾说道：“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对人充满着很纯正的感情。”这不是夸张抑或奉承，彰风的确在华侨的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薛雨清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足以证明他不是乱说的。在修建华侨大厦的过程中，薛雨清突然感染风寒，当时身体十分虚弱，同伴们都劝他在家中安静休养，可为了能与彰风一起工作——因为在饶彰风的领导下，大家工作得十分愉快，很起劲——因此即使生了病，薛雨清也不愿一人呆在床上，而是天天坚守在工作现场，就算不能亲自参加，他也要感受那种愉快的工作氛围。
彰风已经同广大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那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外人士，他总是给予保护。彰风经常启发和教育统战部的干部，让他们要深入了解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历史特点，要肯定他们对革命的贡献，要客观全面地看待，而不能仅仅凭着主观喜好判断。
在执行政策上，饶彰风也敢于挑担子。一位原国民党军官，曾帮助过中国共产党，土改时地方上要把他揪回去，却被彰风给顶了回去。有位工商界人士被怀疑贪污，也是彰风出来说了话：“有什么根据说人家贪污？他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生活很节俭。不要运动一来就这也怀疑那也怀疑。”
1953年至1956年，全国上下一度掀起了干部审查运动，由于广东省解放前与国民党政权有着特殊的关系，加上海外关系也比较多，因此自然成为这次干部审查的重点。
干部审查，简称审干，是纯洁和净化党组织的一种方式，常以整党、整风等运动形式出现，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曾使用过。而1953年底开始的审干工作与其他历次审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没有采取运动方式突击进行。
在全国解放后，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干部成分较过去任何时期都复杂。虽然经过清理中层、内层，三反、整党和各种社会民主改革运动，我党已对大部分新干部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处理了干部中最突出的问题，但建国初期的工作任务十分紧迫，干部调动频繁，各级领导机关还没有来得及对全部干部逐个进行细致的审查，因此党对大部分新干部的真实情况还未能全面掌握。“一五”计划开始后，我党认为在新干部中历史不清、来历不明的分子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甚至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隐藏在党内；在老干部中也还有少数未经过审查，或虽经过审查但有些问题尚未弄清，或当时认为没有问题而后又发现了某些问题，有些领导干部还存在着麻痹思想，对于干部的使用只注重其业务能力，忽视了政治上的考察。基于这些情况，党中央决定，从1953年底开始，要在两三年内对全国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以便进一步了解党的干部队伍，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堕落分子，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同时又要多方面了解和熟悉干部的思想品质、工作才能，以便有计划地培养干部，正确地使用干部，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为此，1953年11月24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此后干部审查工作在全国逐步展开。
广东省的干部审查工作，从1953年底开始，到1956年底结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工作重点，各阶段环环相扣，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铺垫，整个过程呈现出由点到面逐步扩大的特点。由于这次干部审查工作不同于过去的任何运动，它是较长时间的、又是结合“一五”各项建设任务的有计划、分级分类地重点审查，主要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为此，按照中央精神，广东省特意挑选了一定数量的政治上完全可靠、作风正派且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来做审干工作，其中也包括饶彰风。
在审干之风下，整个新中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或多或少对于当时在华进行公私合营的“华企”的经营带来一定影响。邓文钊所领导的“华企”，真正做到了中央领导一开始所要求的那样：“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由于经营管理得当，资金运转快，经济效益高，1952年年终结算时，股东红利达到27%，这是非常不错的成绩，职工也都分到了奖金，大大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同时，也向广大海外侨胞证明了，投资国内实业并非坏事。之后，更多的海外工商界人士回国投资，一时间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邓文钊看到此种情景，满心喜悦，并且风趣地称那些联系投资的信函为“飞来凤”。中央有关方面也称赞“华企”，说它是“公私合营的样板”。然而，正当邓文钊等人还在为“华企”取得的业绩高兴、为将来进一步的发展计划设想之际，一个好端端的“华企”转眼之间却成了“千夫所指”的“批判对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切都还很不稳定，这也体现在中央的思想上。50年代初期，“左”倾思想不断干扰，使得中央的政策发生变化。1953年8月，已经营两年的“华企”突然莫名地被人扣上“经营方向有问题”的大帽子，遭受审查。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华企”所有员工以及与之有关的人士都被吓了一跳。一年检查之后，得出的结果更是让人义愤填膺，“华企”被认定为“公私合营的黑典型”，并作为“反面教材”通报全中南区。这个当年曾被中央称为“样板”的华企突然间却成了“黑典型”，这是怎样一个360度的大转弯啊？不仅如此，“华企”员工也都受到相应的处分，为“华企”出过力的职工挨整，甚至被降职，曾支持过“华企”的统战部和商业厅负责人也受了处分。“华企”则被并入了华侨投资公司，这就相当于对它宣判死刑，“华企”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明明是获得15年经营权的“华企”，却在短短几年内就“夭折”了，原本期待有着更多更好发展前景的“华企”，顷刻间荡然无存——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戏剧色彩。
经过检查后，“华企”已经变得惨不忍睹，在“华企”任职的员工也纷纷遭到程度不一的惩处。虽然邓文钊在此次事件中保留了副董事长的头衔，但是失去了经营管理的实权，只不过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名号而已。对此，邓文钊很长时间都想不通，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华企”的事业，为那些团结一致的职工。他就是弄不明白这么好的一个企业，这么一个为国家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企业，这么一批爱国的员工，怎么到后来却落得如此惨痛的下场。他曾坦率地向有关领导申诉、辩护，表示反对检查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在“左”的思潮下，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再加上邓文钊当时本身势单力薄，反抗只不过是徒劳之举。
“华企”事件的结论邓文钊是一直不认可的，但直至他死的那一刻也没有实现对“华企”事件的申诉。尽管心中充满不满与困惑，邓文钊依然相信党，相信政府，因此，他还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尽全力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党的要求。
时间流逝，很多东西都会慢慢地淡去，被人忘记，然而，“华企”事件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发展而被人所遗忘。虽然邓文钊在世时未能为“华企”讨回“公道”，但是1980年，在他辞世九年之后，党中央清理冤假错案，“华企”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平反时的结论是：“‘华企’的功绩是显著的。该公司在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多贡献。同时，在宣传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回来投资，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扩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报告还提出了对“华企”有关人员所受的错误处理进行改正、平反、恢复名誉的意见。后经省委及中央纪检委批准同意，通报执行，并于1981年6月19日在《南方日报》作了公开报道。
附录
党的“十五大”肯定了股份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使人们想起，约50年前廖承志同志支持创办的“华企”。党的“十五大”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早在广东解放初期，广东一些同志和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一批热心的企业家、工商界人士在股份制方面作出了勇敢有益的尝试。他们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主动吸引侨商的海外资金，结合国内公私资金而创办了我国首家华侨股份合作企业——广州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企”）。它得到时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廖承志同志的支持，经周恩来总理认可，获批准在政务院注册立案后开始经营，为恢复经济、发展经济起了开拓性的历史作用。实践证明，它姓社不姓资。由于历史的原因，1955年“华企”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中途停业，成了历史的亡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华企”问题得到平反。“十五大”肯定了股份制的经济形式。应该说这就从实际上为“华企”彻底恢复了名誉。由此反思，当年“华企”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它对我们今天学习“十五大”精神又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带着这些问题，一位记者在广州麓湖旁的一座公寓里拜访了原“华企”创办人之一、董事梁明先生。我们觉得颇有价值，特引录于下：
梁明先生今年80岁。从他满头的白发，可看出他经历了岁月的沧桑。果然，在交谈中得悉，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至今，对革命事业仍一往情深。谈起“华企”，梁老声音洪亮，神采奕奕。
记者（下称问）：梁老，请您谈谈“华企”情况。好吗？
梁明（下称答）：好。50年代初，广州解放不久，我在党组织安排下（尚未公开党员身份），于广州六二三路开设了嘉华贸易商行，从事进出口业务。随后，协助邓文钊先生，在饶彰风（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指导下，创办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主动吸引侨商的海外资金，并与广东省商业厅属下的八大专业贸易公司联营，组成法人持股、独立自主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它拥有充足的自备自由外汇，又有国企的人民币配套资金注入，财雄势大，有直接从外洋接大订单、做大生意的能力，因此客似云来，货如轮转，生意做得火红，羡煞同行，群起效尤，带动了他们积极投入经营，搞活经济，“华企”起了开拓历史前进道路的作用，一时传为佳话。
问：邓文钊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爱国人士，共产党的挚友，请谈谈有关他的情况。
答：“华企”的董事长为邓文钊先生（以下简称邓老），广东五华县人（五华县志中有邓老及其长兄邓文田先生的合传）。邓老是我国早期的英国留学生，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学成后回到香港，受聘于英商大英银行，后又出任华比银行的华人经理，是金融界的老前辈，其父为知名的建筑商，以经营地产业发家致富，父子两代人为香港华人社会的殷商，为世所重。邓老思想开明，有强烈的爱国心。当侵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发动“七七”事变，又大举进兵华北，其后华中数省相继沦于敌手，上海、南京亦告失守。蒋介石政权退守武汉，在敌人诱降之下，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暗中策划和谈，中华民族已到了存亡关头。当时香港已成为孤悬海外的危城，成为日军南进计划攻占的战略目标，香港社会中的上层华人，争前恐后逃亡海外，托庇洋人，以求苟全。但邓老鄙视此种懦夫行为，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人抗日到底的主张，他坚持留在香港，决心与全国抗战军民共克国难。在中国共产党人廖承志的直接领导下，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实践活动中去。1938年，宋庆龄女士在香港组织起“保卫中国同盟”这一国际抗日团体，参加者有外国作家记者，如爱泼斯坦、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诺曼·法朗士等，此外有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廖梦醒等人。邓老是该盟的中央委员，兼任司库的实际职务，该盟的联络处就设在邓老家中，邓老出钱又出力，主持收集国际友人捐助八路军的药品物资，并自备汽车，直送延安，交到八路军手里。邓老忘我工作，自愿无偿劳动，乐此不倦，直至日军攻占九龙，维多利亚港已兵临城下，邓老才在炮火声中在东江游击队抢救下撤离香港，经东江游击区，投奔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继续从事抗日活动，直至日军投降。后来，邓老重返香港，更加坚定地跟随共产党。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阴谋独吞抗日胜利成果，策动内战，共产党人为打破其对民主声音的封锁，决定在香港复办《华商报》，邓老得悉后慨然一力承担，使《华商报》得以复办。该报高举爱国和平民主的旗帜，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受到海内外欢迎。邓老还在许涤新、饶彰风等共产党人带领下，利用其良好的社会关系，在香港工商界中展开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把他们团结在香港工商俱乐部这一爱国团体里。当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天津港对外开放，欢迎海内外商人到解放区做生意时，很多人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都持观望态度。香港工商俱乐部的民建会成员陈祖沛先生自告奋勇，带头自行包船，亲自押运，满载一些解放区紧缺物资，冒险通过台湾海峡，直航天津港，支援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又换购回香港紧缺的土特产，一往一回，两蒙其利。由此可见邓老的群众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当叶剑英参谋长带着南下大军解放华南时，曾通知廖承志同志早日设法筹集军粮，此任务紧急而重大，交由邓老承办。邓老联合了在香港的泰国华侨领袖蚁美厚先生，派出邓重行同志（《华商报》的督印人）秘密到泰国订购了大批出口米，自行租船，自雇船主（领航人）分批运回香港，转口广州。此外，当海南岛战役打响之后，解放军刚解放海口市6天，就有一海轮从泰国直航海口，将大米供应给解放军。党每次交下的任何任务，邓老总是能出色地完成。
问：邓老确实值得我们崇敬。那么，邓老是怎样回内地创办“华企”的呢？
答：1949年广州解放，邓老即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从香港回穗定居，担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的职务，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大力开展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海外侨胞归心祖国，参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刚解放的广东百废待兴，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广东省商业厅朱竟之、李健行二位厅长的安排下，由邓老带头联合了民建会的领导人物黄长水、陈祖沛、陈君冷、王宽城，农工民主党领导成员钟毓梅，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归国华侨领袖蚁美厚、刘森庆、刘家棋，澳门商界领袖何贤、马万棋，无党派爱国人士何善衡、庄承宗、陈国泉、李毓林（即李成）、李昆山等人共同发起，以社会集资、公开招股的办法，组建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廖承志的赞成和帮助下，并请示周恩来总理，获得批准，于政务院注册立案，取得独立经济法人资格。
问：“华企”作为一家华侨股份合作企业，有哪些主要合作成员？在经营上有什么特点，在发展经济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呢？
答：“华企”按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优待侨资政策行事，以香港澳门两地爱国同胞为主要对象，动员他们归国投资，兴办实业，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华企”成立后，邓文钊出任董事长，蚁美厚、黄长水、陈君冷为副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有陈祖沛、王宽成、钟沃梅、刘森庆、刘家祺、李成（李毓林）、李昆生（以上是香港商人）、何贤、马万棋（以上是澳门商人）。股东计有何善衡、许廉甫、陈国泉、庄承宗、吴怀庭（后来退股），我（梁明）以嘉华贸易商行全权代表的资格，将嘉华商行的全部产权折价五万元（新人民币）投入，取得相应股权，成为“华企”的创立股东之一，于首届股东大会中被选为董事……
问：“华企”在分配方面体现了什么原则呢？
答：“华企”在利润分配上，也体现了其社会主义性质的特点，“华企”的税后纯利润的分配如下：55%作为股东分红总额按年度发放。因“华企”是集资企业，如没有相当的分红是难以吸收资本的。20%作为董监事及总经理、高职称专业人士的特别酬劳金。此项用以吸收能人为我所用，重奖之下才能创重大成绩。20%作为职工福利及奖励金。解决职工后顾之忧，才能使职工有归属感，稳定职工队伍。5%作为公益金。取之于社会，自应反馈给社会做公益事业，体现社会主义企业的属性。以上分配原则体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是“华企”的首创精神。
谈到这里，梁老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他在沉思中缓缓地说：从“华企”的创立宗旨和目的及其经营上的所作所为来看，它姓社，不姓资，但由于历史的种种误会，1955年“华企”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误解为走资本主义的黑样板，被点名批评。帽子一扣上，它只能自认晦气，终于中途停业，机体被肢解，资财被瓜分，成了历史的亡灵。幸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借中央有错必纠的政策，经复查后终于宣告平反，名誉得以恢复，使我们这些幸存者在精神上得到一大解脱。但由于政策未能落实，至今仍未能发还其享有的经营权利，时至今日，党的“十五大”已经召开了，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的讲话中明确指示，股份制可以应用于国企改革中去，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华企”的成功经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此，我今天谈这些，并非发思古之幽情，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再不要受困于姓社姓资的形而上学的争论，早日从“以左为正”的思想误区中走出来。我相信“华企”人于50年代能做出成绩来，90年代的明白人自当做出大成绩（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马克思曾说过，历史事件常常会出现两次，如果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那它第二次出现时就会以喜剧的形式出现，它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规律的（合理必然存在，存在必然合理）。
接着，梁老把他纷繁的思绪归纳后，指出：引进侨资，结合国内公私资金而组成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同志亲自请求，经周恩来总理认可，获得特别批准，于国务院注册立案，取得法人资格，并获得15年的经营权利，它依法受到保护，投资安全有保证，所以特别容易于海外招集资金，有国际信誉。如起用“华企”公司的招牌，重新注入资金，重整机构，恢复营业，则省时又不用太费劲，就可成事了。可以说，得来全不费工夫。现在香港回归祖国已一年多，澳门回归指日可待，及时恢复“华企”的合法经营权，马上到港澳地区构筑穗港澳合作新格局，将大有可为。这既有经济效益，政治上也有积极影响，此举符合时代需求，符合国策，符合人心要求。资金、物资、人事条件（当年“华企”董事会领导成员陈祖沛、马万棋先生尚健在）均具备，又有业务基础，因此提出恢复“华企”经营权是有合理性的。
最后，记者对梁老提供这一段宝贵的历史资料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