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肝胆相照——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
> 第二章 “华企”惊涛
第二章 “华企”惊涛
2.“华企”惊涛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逐渐受到重视，成为全国的工作重心，对此“华企”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中央担心邓文钊在香港的处境危险，于是令他回广州居住，并且令他出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一职，当时担任厅长的是朱竟之。
1950年，新中国诞生不久，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然而这时中国正大力进行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的资金物资，美国的这种禁止政策无疑大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进展。由于中国内地经受了长期的战争，更加重了经济建设的难度，中共中央仔细地分析局势，经过商议后，决定将这一紧迫的任务交由华南地区负责。
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地理位置靠海，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对外经贸的窗口，这里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口，曾经是享誉全球的富商十三行的所在地，曾经是皇帝钦点的唯一的通商口岸，有着悠久的国内外经济贸易基础，且这一带的商人、华人较多，与港澳及海外华侨有着密切的联系。
华南地区相关部门接到上级的通知后，大家都提着十二分的精神，希望能将上级组织交代的任务尽快较好地完成。当时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东省商业厅商议，想成立一家公司专门用来吸引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对于这一提议，当时身为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的邓文钊大力支持。
关于成立这个公司，当时在商业厅工作的梁尚任回忆道，一天晚上，厅长朱竟之找到他，让他去邓文钊家，来到之后发现邓文钊家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重要人物，原来朱竟之厅长是要他到邓文钊的家中商量成立“华企”的事情。那晚大家各抒己见，全面且客观地分析了国家的经济形势。尤其是邓文钊同志，他以前是学经济学的，再加上家族有经商的经验，因此他对于这次的讨论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后来，经过长时间的商讨之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由朱竟之动员商业厅下属八大专业公司以出资入股方式作为该公司（“华企”）的公方，而邓文钊由于熟悉港澳及海外的商界人士且具有良好的声誉，决定由他动员港澳地区工商界爱国人士及华侨以外汇入股作为私方，成立一家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商讨中还确定了“华企”的宗旨，即吸引海外资金回国办实业，同时以投资者能获利的实例，增强海外爱国人士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信心，从而进一步巩固爱国统一战线。新中国刚刚建立，经济基础底子薄，单靠中国内地本土力量难以恢复中国经济发展，因此急需各方支持与帮助。坚持统一战线精神，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是新中国初期的首要任务。
“华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中外合资、公私合营的企业，是全新的尝试。为了尽快地将华企创办起来，华南地区派邓文钊去北京将他们的这一想法告诉中央。邓文钊欣然接受了任务，亲自跑到北京去找廖承志。到达北京，邓文钊不顾一路奔波劳累，一到站便急忙前往廖承志家。
“文钊，哈哈，你来了，一路辛苦了。你要不要先回住处洗洗，休息一下啊？”
“承志兄，不用那么客气，我来就是为了给你汇报工作的，还是先把工作的事情完成吧，不急于休息，呵呵！”
“哈哈，文钊你还是老样子啊，好，你说吧！”
“我们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东省商业厅建立一个公私合营的企业，由广东省商业厅厅长朱竟之同志代表公方号召国内的公司入股，而我则负责港澳和海外的商界人士入股，共同创办一个公司，为国家经济发展筹集资金。我们在会上已经讨论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及人员配置安排，这是我们的具体情况。”说罢，邓文钊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他来京之前花几个晚上认真准备的有关成立华企的详细规划书。廖承志接过规划书，仔细地阅读起来。
“好啊，这个想法很好啊，也很可行。你代我同华南地区的其他同志说，你们的这个公私合营企业的想法非常好啊。谢谢大家啊！只是这个工作实施起来有很多的困难，尤其是你所负责的港澳及海外华侨的部分，还是件不容易的事吧。”
“承志兄，这你算是说对了一半，的确，要说服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们入股国内的企业，在国内进行商业贸易不是件易事，不过，我有信心可以说服他们。”
“嗯，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和这份自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承志兄，‘华企’创办的具体事情就交给我们华南地区的同志们去办吧，请你代我们向中央反映，希望可以得到中央的许可，这样我们也才好放开拳脚去做事啊！”
“好的，这件事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了。”
没过多久，邓文钊就从廖承志那儿得到中央许可创办“华企”的通知，并且获得15年的经营权。听到这个好消息，邓文钊心中乐开了花，事不宜迟，他立马带着这个好消息及中央领导们对他们的寄望坐车回广州。
回到广州后，邓文钊等人马上开始进行紧张有序的工作。
朱竟之等人作为公方号召属下的八家公司入股建立“华企”并不很难，稍微沟通一下，就可以马上处理好。可是私方这边邓文钊的任务相对而言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搞定的了。对于“华企”，大部分的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人士都存在着质疑，对这个公私合营的企业不抱有希望，凭着多年的海外经商经验，他们觉得在国内是做不起来的。可是邓文钊却坚信华企的创办一定可以实现一种共赢的局面，他相信“华企”既可以为国家经济发展筹集到资金，同时也可以为入股的各个商界人士赚取到利益。就因为这个信念，邓文钊没有放弃，他积极联系以前香港工商界的好友，以自己的人格为担保，同时向各位港澳同胞及华侨人士客观分析“华企”的美好前景，一点一点地打消他们心中的疑虑，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将创办“华企”的想法及产公司的经营模式及宗旨详细地介绍给香港工商俱乐部的积极分子，陈祖沛、黄长水、王宽城、陈君冷等人都很支持邓文钊的工作。后来，邓文钊凭着他的执著精神，还得到澳门好友何贤、马万祺，泰国的蚁美厚，美洲的司徒美堂的支持。
在邓文钊及“华企”全体员工的努力下，第一期募集到的股金就达到人民币100亿元（旧币），其中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投资超过港币100万元。在第一届股东大会上，邓文钊众望所归地被选为董事长，蚁美厚、黄长水、陈君冷、陈鸣为副董事长，陈祖沛为执行董事兼工业部经理。
“华企”为邓文钊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他本身是学经济学的，但由于以前一直忙于帮助廖承志、宋庆龄等安排的政治工作，而很少发挥其特长，因而在经济方面少有所为。但是，他丝毫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因为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受到中央的重视，而中央也一直关注他并给予他革命工作上的重任。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为邓文钊发挥他的专长提供了机会，真正能实现他在学生时代所希望的将所学用于发展国家事业的初衷。现在时候到了，加上又受到领导的重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相信凭着自己在国外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及实践，自己可以将“华企”经营得有声有色。“华企”开业不久就取得了良好成绩，不仅为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且使港澳及海外投资的商界人士获得一定的收益。
其实，一个企业组织是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外在的条件，更重要的在于其内在的运作机制和精神支持力量，而这种精神上的凝聚力可以说是核心。邓文钊在一定程度上是“华企”的精神领袖，在他的带领下“华企”上下同心协力。邓文钊为人一直诚恳热情，他身为“华企”董事长，有气量，善于用人，深得企业上下的支持。正所谓团结就是力量，正是有了如此具有凝聚力的集体，“华企”才能取得骄人的成绩。
“华企”在早期从事进出口业务，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尤其在抗美援朝时期，给军队提供了急需的战略物质，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打破了美英对中国实施的禁运政策。当时“华企”通过与香港工商界爱国人士的友好合作，从香港抢运了大量物资回内地，支援祖国建设。1951年抢运交通器材，仅轮胎一项就进口5000套；1952年抢运西药和供志愿军用的手表。据当时“华企”秘书长蔡演雄回忆：
当时“华企”进口的物资，多数是港英严禁出口的，而我们是为了抗美援朝前线冒着很大风险偷运进口的。港英当局配合美国实行禁运，如果被他们抓到，一是物资全部没收，二是罚款，三是入狱，所以当时都是通过相熟的商人朋友进行。这一点国营公司是无法办到的。贸易部的工作由邓文钊分管。他每天必到公司贸易部指挥大小进口事宜。尤其是1952年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前线非常需要医药，香港的存货都被收购精光。邓文钊心急如焚，总是亲自打电话给香港的朋友帮忙想办法。
面对当时的难题，在邓文钊及“华企”上下员工的共同努力之下，“华企”仅一年之内就进口了30万支油剂盘尼西林和60万支肺针，这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而且帮助政府打击了趁药物短缺囤积居奇的国内奸商。
此外，邓文钊作为“华企”的领头人，凭着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他和其他股东都认为仅仅靠进出口业务还不能完全解决国家发展经济的资金问题，于是他们积极发展其他业务，提出“华企”“以商为主，以工为副，以商带工”的方针。“华企”以商业贸易为主，同时还在华南地区投资了十余家工厂，包括针织厂、糖厂、松香厂、木薯加工厂等等。这些工厂特别是那些农产品加工厂，直接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受益，不仅给当地的农民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并且促进了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时出口的土特产为国家创汇约2000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
此外，“华企”还投资一些大型基建项目，如北京的新侨饭店、广州的南方大厦等。新中国刚成立时，北京的高级饭店极为缺乏，这非常不便于港澳同胞来京观光。为了满足港澳同胞的需求，同时也为了提升北京自身的形象，更好地招待外宾，1951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新侨饭店建业筹备机构，邓文钊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虽然这次出资主要是由副主任委员王宽城负责，但是，由于邓文钊本人对华侨比较熟悉，且建造新侨饭店的初衷也是为了方便归国华侨来京有个符合他们习惯的地方入住，因此邓文钊很自然地成为其中的负责人之一。
其实，此项工程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碰到三反运动，工程曾一度陷于停顿，但是三反之后又立马恢复了工程建设，最终历时三年才将新侨饭店修建好，可谓好事多磨。
仅1951年，他们进口的交通器材，就占了全国进口额的70%多。1952年，更是为国家抢运了数目相当可观的大小五金、橡胶、西药、科学仪器等物资。此外，“华企”还代办出口，为国家争取外汇，缓解内需；赊销原材料，帮助国营公司稳定物价。“华企”带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华企”注册资本中有70%是侨胞以外汇投入，资金全部到位，获得15年的经营权利，还获得种种优待，如它可以跨国（地区）跨行业多元化经营，它还可以自主进出口贸易，以进引出，以出养进，外汇自行平衡，以较低的外汇成本为国家创汇，为企业获得高收益。体制上它比国企更易于与市场经济接轨，填补了国企的空白。不足五年，从零开始，由小而大，它成为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国际化大型公司。“华企”的所有经营活动，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都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逐渐受到重视，成为全国的工作重心，对此“华企”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中央担心邓文钊在香港的处境危险，于是令他回广州居住，并且令他出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一职，当时担任厅长的是朱竟之。
1950年，新中国诞生不久，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然而这时中国正大力进行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的资金物资，美国的这种禁止政策无疑大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进展。由于中国内地经受了长期的战争，更加重了经济建设的难度，中共中央仔细地分析局势，经过商议后，决定将这一紧迫的任务交由华南地区负责。
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地理位置靠海，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对外经贸的窗口，这里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口，曾经是享誉全球的富商十三行的所在地，曾经是皇帝钦点的唯一的通商口岸，有着悠久的国内外经济贸易基础，且这一带的商人、华人较多，与港澳及海外华侨有着密切的联系。
华南地区相关部门接到上级的通知后，大家都提着十二分的精神，希望能将上级组织交代的任务尽快较好地完成。当时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东省商业厅商议，想成立一家公司专门用来吸引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对于这一提议，当时身为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的邓文钊大力支持。
关于成立这个公司，当时在商业厅工作的梁尚任回忆道，一天晚上，厅长朱竟之找到他，让他去邓文钊家，来到之后发现邓文钊家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重要人物，原来朱竟之厅长是要他到邓文钊的家中商量成立“华企”的事情。那晚大家各抒己见，全面且客观地分析了国家的经济形势。尤其是邓文钊同志，他以前是学经济学的，再加上家族有经商的经验，因此他对于这次的讨论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后来，经过长时间的商讨之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由朱竟之动员商业厅下属八大专业公司以出资入股方式作为该公司（“华企”）的公方，而邓文钊由于熟悉港澳及海外的商界人士且具有良好的声誉，决定由他动员港澳地区工商界爱国人士及华侨以外汇入股作为私方，成立一家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商讨中还确定了“华企”的宗旨，即吸引海外资金回国办实业，同时以投资者能获利的实例，增强海外爱国人士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信心，从而进一步巩固爱国统一战线。新中国刚刚建立，经济基础底子薄，单靠中国内地本土力量难以恢复中国经济发展，因此急需各方支持与帮助。坚持统一战线精神，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是新中国初期的首要任务。
“华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中外合资、公私合营的企业，是全新的尝试。为了尽快地将华企创办起来，华南地区派邓文钊去北京将他们的这一想法告诉中央。邓文钊欣然接受了任务，亲自跑到北京去找廖承志。到达北京，邓文钊不顾一路奔波劳累，一到站便急忙前往廖承志家。
“文钊，哈哈，你来了，一路辛苦了。你要不要先回住处洗洗，休息一下啊？”
“承志兄，不用那么客气，我来就是为了给你汇报工作的，还是先把工作的事情完成吧，不急于休息，呵呵！”
“哈哈，文钊你还是老样子啊，好，你说吧！”
“我们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东省商业厅建立一个公私合营的企业，由广东省商业厅厅长朱竟之同志代表公方号召国内的公司入股，而我则负责港澳和海外的商界人士入股，共同创办一个公司，为国家经济发展筹集资金。我们在会上已经讨论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及人员配置安排，这是我们的具体情况。”说罢，邓文钊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他来京之前花几个晚上认真准备的有关成立华企的详细规划书。廖承志接过规划书，仔细地阅读起来。
“好啊，这个想法很好啊，也很可行。你代我同华南地区的其他同志说，你们的这个公私合营企业的想法非常好啊。谢谢大家啊！只是这个工作实施起来有很多的困难，尤其是你所负责的港澳及海外华侨的部分，还是件不容易的事吧。”
“承志兄，这你算是说对了一半，的确，要说服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们入股国内的企业，在国内进行商业贸易不是件易事，不过，我有信心可以说服他们。”
“嗯，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和这份自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承志兄，‘华企’创办的具体事情就交给我们华南地区的同志们去办吧，请你代我们向中央反映，希望可以得到中央的许可，这样我们也才好放开拳脚去做事啊！”
“好的，这件事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了。”
没过多久，邓文钊就从廖承志那儿得到中央许可创办“华企”的通知，并且获得15年的经营权。听到这个好消息，邓文钊心中乐开了花，事不宜迟，他立马带着这个好消息及中央领导们对他们的寄望坐车回广州。
回到广州后，邓文钊等人马上开始进行紧张有序的工作。
朱竟之等人作为公方号召属下的八家公司入股建立“华企”并不很难，稍微沟通一下，就可以马上处理好。可是私方这边邓文钊的任务相对而言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搞定的了。对于“华企”，大部分的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人士都存在着质疑，对这个公私合营的企业不抱有希望，凭着多年的海外经商经验，他们觉得在国内是做不起来的。可是邓文钊却坚信华企的创办一定可以实现一种共赢的局面，他相信“华企”既可以为国家经济发展筹集到资金，同时也可以为入股的各个商界人士赚取到利益。就因为这个信念，邓文钊没有放弃，他积极联系以前香港工商界的好友，以自己的人格为担保，同时向各位港澳同胞及华侨人士客观分析“华企”的美好前景，一点一点地打消他们心中的疑虑，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将创办“华企”的想法及产公司的经营模式及宗旨详细地介绍给香港工商俱乐部的积极分子，陈祖沛、黄长水、王宽城、陈君冷等人都很支持邓文钊的工作。后来，邓文钊凭着他的执著精神，还得到澳门好友何贤、马万祺，泰国的蚁美厚，美洲的司徒美堂的支持。
在邓文钊及“华企”全体员工的努力下，第一期募集到的股金就达到人民币100亿元（旧币），其中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投资超过港币100万元。在第一届股东大会上，邓文钊众望所归地被选为董事长，蚁美厚、黄长水、陈君冷、陈鸣为副董事长，陈祖沛为执行董事兼工业部经理。
“华企”为邓文钊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他本身是学经济学的，但由于以前一直忙于帮助廖承志、宋庆龄等安排的政治工作，而很少发挥其特长，因而在经济方面少有所为。但是，他丝毫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因为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受到中央的重视，而中央也一直关注他并给予他革命工作上的重任。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为邓文钊发挥他的专长提供了机会，真正能实现他在学生时代所希望的将所学用于发展国家事业的初衷。现在时候到了，加上又受到领导的重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相信凭着自己在国外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及实践，自己可以将“华企”经营得有声有色。“华企”开业不久就取得了良好成绩，不仅为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且使港澳及海外投资的商界人士获得一定的收益。
其实，一个企业组织是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外在的条件，更重要的在于其内在的运作机制和精神支持力量，而这种精神上的凝聚力可以说是核心。邓文钊在一定程度上是“华企”的精神领袖，在他的带领下“华企”上下同心协力。邓文钊为人一直诚恳热情，他身为“华企”董事长，有气量，善于用人，深得企业上下的支持。正所谓团结就是力量，正是有了如此具有凝聚力的集体，“华企”才能取得骄人的成绩。
“华企”在早期从事进出口业务，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尤其在抗美援朝时期，给军队提供了急需的战略物质，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打破了美英对中国实施的禁运政策。当时“华企”通过与香港工商界爱国人士的友好合作，从香港抢运了大量物资回内地，支援祖国建设。1951年抢运交通器材，仅轮胎一项就进口5000套；1952年抢运西药和供志愿军用的手表。据当时“华企”秘书长蔡演雄回忆：
当时“华企”进口的物资，多数是港英严禁出口的，而我们是为了抗美援朝前线冒着很大风险偷运进口的。港英当局配合美国实行禁运，如果被他们抓到，一是物资全部没收，二是罚款，三是入狱，所以当时都是通过相熟的商人朋友进行。这一点国营公司是无法办到的。贸易部的工作由邓文钊分管。他每天必到公司贸易部指挥大小进口事宜。尤其是1952年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前线非常需要医药，香港的存货都被收购精光。邓文钊心急如焚，总是亲自打电话给香港的朋友帮忙想办法。
面对当时的难题，在邓文钊及“华企”上下员工的共同努力之下，“华企”仅一年之内就进口了30万支油剂盘尼西林和60万支肺针，这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而且帮助政府打击了趁药物短缺囤积居奇的国内奸商。
此外，邓文钊作为“华企”的领头人，凭着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他和其他股东都认为仅仅靠进出口业务还不能完全解决国家发展经济的资金问题，于是他们积极发展其他业务，提出“华企”“以商为主，以工为副，以商带工”的方针。“华企”以商业贸易为主，同时还在华南地区投资了十余家工厂，包括针织厂、糖厂、松香厂、木薯加工厂等等。这些工厂特别是那些农产品加工厂，直接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受益，不仅给当地的农民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并且促进了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时出口的土特产为国家创汇约2000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
此外，“华企”还投资一些大型基建项目，如北京的新侨饭店、广州的南方大厦等。新中国刚成立时，北京的高级饭店极为缺乏，这非常不便于港澳同胞来京观光。为了满足港澳同胞的需求，同时也为了提升北京自身的形象，更好地招待外宾，1951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新侨饭店建业筹备机构，邓文钊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虽然这次出资主要是由副主任委员王宽城负责，但是，由于邓文钊本人对华侨比较熟悉，且建造新侨饭店的初衷也是为了方便归国华侨来京有个符合他们习惯的地方入住，因此邓文钊很自然地成为其中的负责人之一。
其实，此项工程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碰到三反运动，工程曾一度陷于停顿，但是三反之后又立马恢复了工程建设，最终历时三年才将新侨饭店修建好，可谓好事多磨。
仅1951年，他们进口的交通器材，就占了全国进口额的70%多。1952年，更是为国家抢运了数目相当可观的大小五金、橡胶、西药、科学仪器等物资。此外，“华企”还代办出口，为国家争取外汇，缓解内需；赊销原材料，帮助国营公司稳定物价。“华企”带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华企”注册资本中有70%是侨胞以外汇投入，资金全部到位，获得15年的经营权利，还获得种种优待，如它可以跨国（地区）跨行业多元化经营，它还可以自主进出口贸易，以进引出，以出养进，外汇自行平衡，以较低的外汇成本为国家创汇，为企业获得高收益。体制上它比国企更易于与市场经济接轨，填补了国企的空白。不足五年，从零开始，由小而大，它成为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国际化大型公司。“华企”的所有经营活动，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都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