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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统战部长非他莫属
解放战争已经发展到最后的关头，捷报频频传来，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军已经从东北、华北直逼江南、华南。面对眼前胜利在望的局势，乔冠华曾以笔名于怀在《华商报》发表言论，预言解放军不出数月就会渡江南下，解放华南。这种迅猛的解放浪潮对于国人来说是好事，可是香港政府却惊慌起来，担心香港会成为解放军南下的目标，破坏他们的统治。于是香港政府开始一改以往不限制民主运动的做法，而是积极采取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以保护自身统治，如增加警察数目，加强管制人口等，使得香港陷于恐怖氛围之中。
香港政府初次对香港居民实施身份证制度，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左派的方针政策，将一切他们视为“不良分子”的人驱逐出境，不管青红皂白，宁可错抓万人，也不漏网一人。这一时期的香港完全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虽然香港政府、国民党人妄想阻止解放战争的胜利局势，但是历史前进的车轮不会因此而受到阻碍，因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1949年年底，解放军进兵西南，由于长途跋涉再加上长期作战，物资损耗巨大，军队此时极缺汽油，需要大量的供给，否则会影响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叶剑英从赣州急电华南，望华南地区设法迅速解决物资缺乏问题。在香港的邓文钊一收到消息便马上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各方面的关系，抢运大量汽油至广州，支持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当时邓文钊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正如刚才说到的，香港政府这时已经对全港严加防范警戒，禁止一切有利于解放战争的事情发生。然而邓文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自己可以动用的一切资源解决物资短缺问题，支持内地的解放战争。他的行为已经使香港政府产生了敌对防范心理，他也逐渐变成不再受香港政府欢迎的人士。
尽管如此，邓文钊没有后悔，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解放战争。事实上，40年代末，香港已成为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民主运动基地。
1949年10月1日，北京正举行着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仪式，毛泽东主席在庆典上庄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震耳欲聋的掌声惊天而起。中国的北方大地沉浸于一片欢天喜地的庆贺之中，而在南方的香港爱国民主人士们虽然不能亲身前往北平参与这一盛事，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香港进行着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活动。就在10月1日当天，香港进步的工商俱乐部号召工商界悬挂五星红旗，以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贺，可是国民党则下令他们挂青天白日旗，双方之间斗争十分尖锐，掀起了香港著名的“挂旗”事件。邓文钊自然是这次事件的主要人物，作为当时香港工商界的翘楚，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工商界人士都大力支持悬挂五星红旗，都激动地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雀跃。解放军在香港进步爱国民主人士的帮助下，最终顺利地完成了解放全国的任务，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邓文钊的一份力。他却越来越遭到香港政府当局的不满，他在香港的处境逐渐危险起来。周恩来等人担心邓文钊在香港会有危险，于是便安排他回内地广州。
1.统战部长非他莫属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基本武器”，是“革命的根本政策”，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是“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毛泽东重视统一战线，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先进的阶级，但由于数量较少，必须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争取他们的拥护和支持，结成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
要很好地实现统战思想，做好统战工作，却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具备优良的素质，不仅要十分忠诚于党中央，同时又要对广大非党爱国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知己知彼。饶彰风正是统战事业中不可多得的一位“统战能手”。
南下大军，席卷千里，解放的曙光，照亮了南粤大地。
叶剑英同志南下后，立即询问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广东的统战工作让谁来搞？”
广东侨乡，一个聚集了广大“中间力量”的地区，统战工作举足轻重。当时，连贯同志便毫不迟疑地作出了回答：
“饶彰风可以。”
于是，饶彰风先后出任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统一战线在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上功不可没。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依然需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曾说：搞革命，需要统一战线；搞建设，同样也需要统一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巩固和发展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又提出：“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解放初期，国内一片萧条，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严密的封锁，妄图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此际，恢复国民经济已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仔细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后，饶彰风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动员华侨和港澳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回来投资，兴办企业，帮助国家走出经济建设困境。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年的一天，一辆辆小车开到了太平南路的白宫酒楼下，众多关心新中国建设的港澳乃至东南亚的实业界人士登上了六楼。来者当中自然有在香港及海外享有一定声誉的邓文钊，而与饶彰风成为莫逆之交的澳门的马万祺也赶到了会场上。饶彰风在会议上开门见山地说：“请你们回来，就是共商恢复国民经济的大事，各位重任在肩。”
会上，群策群力，出了不少好主意，当然，更拿出来不少急需的资金。饶彰风还特地对马万祺及同来的李民欣、冯祝万三人叮嘱，回澳门后，要与何鳞一起动员澳门同胞协力支援国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在经济建设的旗帜下，广东华侨工业建设有限公司很快成立了。紧接着，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公司（简称“华企”）也挂牌了。这个我国第一家由华侨和港澳工商界人士参与投资建立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在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放光彩。在大家的推选下，由在港澳工商界和华侨中有较大影响的邓文钊担任董事长。在彰风及其他同志的领导下，“华企”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它与港澳的关系，积极参加了为国家抢运物资的工作。
还在十余年前，笔者在《千年国门》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坐失良机：50年代香港‘水浸银行’”。
香港开埠后，它一直是在紧追广州的。但是，在开始的100年中，却不曾有这样的机会。
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机会。
这里，应当插入一段往事。
这段往事，不仅对于这本书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仅仅是意义。
因为，那也是一个历史的机缘。
可这个机缘，却让中国失去了。
那是1956年，在写有“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杀……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我们的历史伟人毛泽东，却说了另一段话：“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也许，这时，在他的大脑中，正有那么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略思想一闪而过。
几个月之后，他来到了广州，在水流量仅次于长江的珠江口上，搏击风浪，翔泳不已。
就在珠江口边上的小岛宾馆里，他听取了陶铸及当时广东省委领导人的一个汇报。
熟悉南洋情况的饶彰风，给他讲到了当时香港“水浸银行”的现象。
何谓“水浸银行”？
资金大量流入，使银行“盛不下了”。当时，亚太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裔资本家紧张万分，纷纷将资本转入“飞地”香港以避风险。一时间，流人香港的资金达数百亿美元（如按今日算，则是数千亿元了），资金如此沉积，迫使金融资本家不得不以极低的利息贷出。
这对于年轻的、百废待举的，尤其是刚刚经历了朝鲜战争的中国，自然是一个绝好的机缘。
饶彰风提出：“我们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国内寻找合适的地方建厂，发展我们自己的工业。”
他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也这么做了，在广东，他已与有关部门领导组建了一个“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又帮助归侨建立了“广东华侨工业建设有限公司”，两公司分别被简称为“华企”与“华建”。
听完饶彰风的意见后，毛泽东缓缓地点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良久没有作声。显然，他是在思考……
后来，他对陶铸等人表了态，首肯了这一意见：“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这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
后来……
报告是送上去了，而且很快。
最高层是商讨过了，却没有下文。
广东省委没有得到回答。
而“潘扬案”中，潘汉年被指控为“内奸”前，就已被批评为“右倾”——针对他对港沪资本家所采取的统战政策。
也许，更为了“放眼世界”，让那里的劳动人民打倒资本家——管他是不是华裔的，万万不可让中国成了资本家及其资本的避难所，有损中国要“解放全人类”的光辉形象。
后来……
其实答复是有了。
1957年的反右斗争。
“华企”也成了“黑样板”。
饶彰风在党内的通报中被指责为：
——带着浓厚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感情去领导华南企业公司工作，在和资产阶级斗争中解除了思想武装。
而后进一步升级，定性为：
——犯有严重右倾投降主义、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严重的反党活动性质的错误。
于是连降几级，下放到了偏远的县。
那时，卓炯、孙孺等好友没少去看望他。而他们的厄运，也已经开始。
难以想象，彰风为何死得那么惨！这位谦和、温厚、宽容的老实人，却不可见容于严酷的“阶级斗争”。
1970年9月13日，囚禁饶彰风的号子里传出几声惨叫，人便不知所终了。透过昏暗的铁窗，看云影山踪，听林涛风声，更似死囚的呼号……南岭山脉，似亿万年如斯地笼罩在这愁云惨雾之中——我永远忘不了在那里仅仅几天的印象。
就在饶彰风死去不久，他女儿饶海珠突然收到一位陌生人送来的纸条，上面正是她父亲的手迹：“审查我的问题，总理都了解，每年交易会总理可能会来广州，你设法找到总理……”
这插入的一段故事无论如何该结束了。其实，在50年代的广东，仍有不少党的基层干部对华侨企业、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正统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持不同意见。这批干部也似饶彰风一样，在反右倾、“反党”问题上被打下来了。例如吴有恒同志，他从高位上被撵下来，只得放弃他从事的经济理论与实践，改行成了作家。从此，中国少了一名经济学家而多了一名著名作家。无论于他还是于国家，是不幸还是幸运，恐怕三言两语也道不尽、说不完。
如今，由于全球性的经济萧条，8000亿的游资又来到太平洋沿岸叩击门楣，我们还会像上次那样置之不理吗？
这样一段文字，未免太简约，太粗线条了。
就拿“水浸银行”一词来说，内地人恐怕很难理解。当然，如今他们也知道南方“以水为财”，“水”代表了财富。殊不知，南方人的“水”却有着多重含义，如“薪水”指的是工资，“磅水”，如今已通俗化为结算的意思，这固然与金钱一个意义。可“含心水”则是合心意，“醒水”即是警觉，“睇水”却是把风、放哨，“威水”竟是威风八面……可见，“水”字在粤语中何等多姿多彩。那么，“水浸银行”呢？其实英文的bank于我们而言有双重意义，一是堤岸，蓄住洪水的；二是银行，蓄住奖金的。因此，“水浸银行”是一语双关，很是生动、形象。
改革开放后，一直在大力引进外资，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可当时是如何把这些“外资”视为洪水猛兽的，今人就很难理解了。可这却是历史，一部千真万确的历史！
用今天的眼光看，建国之初与华侨合作的“华企”、“华建”，无疑是建国之后最早的引进外资（事实上，80年代的外资同样大部分为华资），所建立的“合资企业”，也就是说饶彰风、邓文钊等人，是新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的创立者，也是新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
饶彰风的罪名，当然不止上面提出的“投降”。做统战的，“右倾”、“投降”的指责是家常便饭。当年使他几乎一贬到底的，除了这“两企”外，还有另一个罪名，那便是“地方主义”。这“地方主义”总头目算是叶帅了，他被迫调离广东，留下一句“将帅无能，累及三军”，很是无奈。而后，陶铸来了，方方、林平，甚至“红旗20年不倒”坚守琼崖的冯伯驹将军也没逃得了，都成了“地方主义”的头子，有的直到90年代才平反，比刘少奇、潘汉年还晚。
香港政府初次对香港居民实施身份证制度，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左派的方针政策，将一切他们视为“不良分子”的人驱逐出境，不管青红皂白，宁可错抓万人，也不漏网一人。这一时期的香港完全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虽然香港政府、国民党人妄想阻止解放战争的胜利局势，但是历史前进的车轮不会因此而受到阻碍，因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1949年年底，解放军进兵西南，由于长途跋涉再加上长期作战，物资损耗巨大，军队此时极缺汽油，需要大量的供给，否则会影响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叶剑英从赣州急电华南，望华南地区设法迅速解决物资缺乏问题。在香港的邓文钊一收到消息便马上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各方面的关系，抢运大量汽油至广州，支持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当时邓文钊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正如刚才说到的，香港政府这时已经对全港严加防范警戒，禁止一切有利于解放战争的事情发生。然而邓文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自己可以动用的一切资源解决物资短缺问题，支持内地的解放战争。他的行为已经使香港政府产生了敌对防范心理，他也逐渐变成不再受香港政府欢迎的人士。
尽管如此，邓文钊没有后悔，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解放战争。事实上，40年代末，香港已成为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民主运动基地。
1949年10月1日，北京正举行着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仪式，毛泽东主席在庆典上庄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震耳欲聋的掌声惊天而起。中国的北方大地沉浸于一片欢天喜地的庆贺之中，而在南方的香港爱国民主人士们虽然不能亲身前往北平参与这一盛事，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香港进行着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活动。就在10月1日当天，香港进步的工商俱乐部号召工商界悬挂五星红旗，以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贺，可是国民党则下令他们挂青天白日旗，双方之间斗争十分尖锐，掀起了香港著名的“挂旗”事件。邓文钊自然是这次事件的主要人物，作为当时香港工商界的翘楚，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工商界人士都大力支持悬挂五星红旗，都激动地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雀跃。解放军在香港进步爱国民主人士的帮助下，最终顺利地完成了解放全国的任务，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邓文钊的一份力。他却越来越遭到香港政府当局的不满，他在香港的处境逐渐危险起来。周恩来等人担心邓文钊在香港会有危险，于是便安排他回内地广州。
1.统战部长非他莫属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基本武器”，是“革命的根本政策”，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是“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毛泽东重视统一战线，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先进的阶级，但由于数量较少，必须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争取他们的拥护和支持，结成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
要很好地实现统战思想，做好统战工作，却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具备优良的素质，不仅要十分忠诚于党中央，同时又要对广大非党爱国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知己知彼。饶彰风正是统战事业中不可多得的一位“统战能手”。
南下大军，席卷千里，解放的曙光，照亮了南粤大地。
叶剑英同志南下后，立即询问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广东的统战工作让谁来搞？”
广东侨乡，一个聚集了广大“中间力量”的地区，统战工作举足轻重。当时，连贯同志便毫不迟疑地作出了回答：
“饶彰风可以。”
于是，饶彰风先后出任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统一战线在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上功不可没。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依然需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曾说：搞革命，需要统一战线；搞建设，同样也需要统一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巩固和发展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又提出：“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解放初期，国内一片萧条，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严密的封锁，妄图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此际，恢复国民经济已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仔细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后，饶彰风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动员华侨和港澳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回来投资，兴办企业，帮助国家走出经济建设困境。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年的一天，一辆辆小车开到了太平南路的白宫酒楼下，众多关心新中国建设的港澳乃至东南亚的实业界人士登上了六楼。来者当中自然有在香港及海外享有一定声誉的邓文钊，而与饶彰风成为莫逆之交的澳门的马万祺也赶到了会场上。饶彰风在会议上开门见山地说：“请你们回来，就是共商恢复国民经济的大事，各位重任在肩。”
会上，群策群力，出了不少好主意，当然，更拿出来不少急需的资金。饶彰风还特地对马万祺及同来的李民欣、冯祝万三人叮嘱，回澳门后，要与何鳞一起动员澳门同胞协力支援国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在经济建设的旗帜下，广东华侨工业建设有限公司很快成立了。紧接着，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公司（简称“华企”）也挂牌了。这个我国第一家由华侨和港澳工商界人士参与投资建立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在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放光彩。在大家的推选下，由在港澳工商界和华侨中有较大影响的邓文钊担任董事长。在彰风及其他同志的领导下，“华企”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它与港澳的关系，积极参加了为国家抢运物资的工作。
还在十余年前，笔者在《千年国门》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坐失良机：50年代香港‘水浸银行’”。
香港开埠后，它一直是在紧追广州的。但是，在开始的100年中，却不曾有这样的机会。
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机会。
这里，应当插入一段往事。
这段往事，不仅对于这本书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仅仅是意义。
因为，那也是一个历史的机缘。
可这个机缘，却让中国失去了。
那是1956年，在写有“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杀……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我们的历史伟人毛泽东，却说了另一段话：“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也许，这时，在他的大脑中，正有那么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略思想一闪而过。
几个月之后，他来到了广州，在水流量仅次于长江的珠江口上，搏击风浪，翔泳不已。
就在珠江口边上的小岛宾馆里，他听取了陶铸及当时广东省委领导人的一个汇报。
熟悉南洋情况的饶彰风，给他讲到了当时香港“水浸银行”的现象。
何谓“水浸银行”？
资金大量流入，使银行“盛不下了”。当时，亚太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裔资本家紧张万分，纷纷将资本转入“飞地”香港以避风险。一时间，流人香港的资金达数百亿美元（如按今日算，则是数千亿元了），资金如此沉积，迫使金融资本家不得不以极低的利息贷出。
这对于年轻的、百废待举的，尤其是刚刚经历了朝鲜战争的中国，自然是一个绝好的机缘。
饶彰风提出：“我们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国内寻找合适的地方建厂，发展我们自己的工业。”
他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也这么做了，在广东，他已与有关部门领导组建了一个“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又帮助归侨建立了“广东华侨工业建设有限公司”，两公司分别被简称为“华企”与“华建”。
听完饶彰风的意见后，毛泽东缓缓地点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良久没有作声。显然，他是在思考……
后来，他对陶铸等人表了态，首肯了这一意见：“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这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
后来……
报告是送上去了，而且很快。
最高层是商讨过了，却没有下文。
广东省委没有得到回答。
而“潘扬案”中，潘汉年被指控为“内奸”前，就已被批评为“右倾”——针对他对港沪资本家所采取的统战政策。
也许，更为了“放眼世界”，让那里的劳动人民打倒资本家——管他是不是华裔的，万万不可让中国成了资本家及其资本的避难所，有损中国要“解放全人类”的光辉形象。
后来……
其实答复是有了。
1957年的反右斗争。
“华企”也成了“黑样板”。
饶彰风在党内的通报中被指责为：
——带着浓厚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感情去领导华南企业公司工作，在和资产阶级斗争中解除了思想武装。
而后进一步升级，定性为：
——犯有严重右倾投降主义、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严重的反党活动性质的错误。
于是连降几级，下放到了偏远的县。
那时，卓炯、孙孺等好友没少去看望他。而他们的厄运，也已经开始。
难以想象，彰风为何死得那么惨！这位谦和、温厚、宽容的老实人，却不可见容于严酷的“阶级斗争”。
1970年9月13日，囚禁饶彰风的号子里传出几声惨叫，人便不知所终了。透过昏暗的铁窗，看云影山踪，听林涛风声，更似死囚的呼号……南岭山脉，似亿万年如斯地笼罩在这愁云惨雾之中——我永远忘不了在那里仅仅几天的印象。
就在饶彰风死去不久，他女儿饶海珠突然收到一位陌生人送来的纸条，上面正是她父亲的手迹：“审查我的问题，总理都了解，每年交易会总理可能会来广州，你设法找到总理……”
这插入的一段故事无论如何该结束了。其实，在50年代的广东，仍有不少党的基层干部对华侨企业、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正统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持不同意见。这批干部也似饶彰风一样，在反右倾、“反党”问题上被打下来了。例如吴有恒同志，他从高位上被撵下来，只得放弃他从事的经济理论与实践，改行成了作家。从此，中国少了一名经济学家而多了一名著名作家。无论于他还是于国家，是不幸还是幸运，恐怕三言两语也道不尽、说不完。
如今，由于全球性的经济萧条，8000亿的游资又来到太平洋沿岸叩击门楣，我们还会像上次那样置之不理吗？
这样一段文字，未免太简约，太粗线条了。
就拿“水浸银行”一词来说，内地人恐怕很难理解。当然，如今他们也知道南方“以水为财”，“水”代表了财富。殊不知，南方人的“水”却有着多重含义，如“薪水”指的是工资，“磅水”，如今已通俗化为结算的意思，这固然与金钱一个意义。可“含心水”则是合心意，“醒水”即是警觉，“睇水”却是把风、放哨，“威水”竟是威风八面……可见，“水”字在粤语中何等多姿多彩。那么，“水浸银行”呢？其实英文的bank于我们而言有双重意义，一是堤岸，蓄住洪水的；二是银行，蓄住奖金的。因此，“水浸银行”是一语双关，很是生动、形象。
改革开放后，一直在大力引进外资，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可当时是如何把这些“外资”视为洪水猛兽的，今人就很难理解了。可这却是历史，一部千真万确的历史！
用今天的眼光看，建国之初与华侨合作的“华企”、“华建”，无疑是建国之后最早的引进外资（事实上，80年代的外资同样大部分为华资），所建立的“合资企业”，也就是说饶彰风、邓文钊等人，是新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的创立者，也是新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
饶彰风的罪名，当然不止上面提出的“投降”。做统战的，“右倾”、“投降”的指责是家常便饭。当年使他几乎一贬到底的，除了这“两企”外，还有另一个罪名，那便是“地方主义”。这“地方主义”总头目算是叶帅了，他被迫调离广东，留下一句“将帅无能，累及三军”，很是无奈。而后，陶铸来了，方方、林平，甚至“红旗20年不倒”坚守琼崖的冯伯驹将军也没逃得了，都成了“地方主义”的头子，有的直到90年代才平反，比刘少奇、潘汉年还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