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相照——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

第六章 第二次“大营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早有谋划的共产党人适时召开了党的“七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率先提出政治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他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商，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在全中国老百姓迫切企盼和平、企盼民主的潮流中，共产党的这一主张无疑深得人心。此时，既不愿还政于民又不愿放弃“灭共”的国民党，虽然处心积虑准备挑起内战，寄希望于一举“武力”统一全国，无奈时间仓促，准备尚不充分；加之当时除中国民主同盟外，一大批新的政党和团体纷纷组建，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国民党不得不作出姿态，顺应潮流，一方面“盛邀”共产党来渝谈判，一方面临阵磨枪，筹备于1946年1月间召开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会议。既然是开会总得有个名目，开始叫做“政治会议”，似乎有些不知所云，国民党代表提出加上“协商”二字，于是，中国的政治词典里开始有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条件尚不具备，那么，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就势在必行了。

　　然而，蒋介石政府却自以为实力强大，中共根本不是对手，竟悍然重启战端。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遵照中央军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黄河，直趋大别山”的战略方针，刘邓大军于1947年6月底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一举突破国民党的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并于8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完成了千里跃进的壮举。1948年1月，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重建“民盟”（在这之前，民盟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已在国统区涣散），恢复活动。就在同一月，李济深等国民党的民主派也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

　　中央十分重视政协的召开，毛泽东曾指出：“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毛泽东：《政协的性质和任务》，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

　　号称800万大军的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最后则节节败退，在三大战役中丢盔弃甲，丧失了大部分主力，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中央派人前往香港，争取在战争中流落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而国民党希望得到这些民主人士的支持。当时国民党仍然对“皇帝梦”抱着一丝希望，重新来个南北朝统治，希望和中共划江而治。可是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各民主党派人士也都持不同意见。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的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5月1日，毛泽东同志致电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共同到解放区，一同商讨召开新政协的问题。以香港为基地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及无党派代表人物郭沫若等，于5月5日通电国内外，响应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并开展了“新政协”运动。

　　可是这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几乎全在香港，因而一时间香港成为国共两党共同关注的聚焦点。因为这些民主党派人士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中共中央离香港太远了，因而把这些民主人士从香港送往解放区成了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

　　于是，地下党面临着极为繁重的工作任务：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为国内培训工会干部；解决东北解放区要求在港澳及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的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这是个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既要得到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又要保证他们在离港时以及旅途上的安全。

　　香港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密探、特务、黑帮三教九流无处不在，美蒋特务活动亦十分猖狂，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任务十分危险。

　　战争正在进行，香港与解放区的陆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当初，周恩来曾经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但是得到的回应却是港督一味地搪塞敷衍，因此，后来周恩来放弃了这一设想，而采用从香港坐船到大连或营口进入解放区的海上通道。

　　1948年7月底至8月上旬，周恩来一再致电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要求尽力“邀请与欢迎港澳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他还具体要求潘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这项工作，把民主人士的名单电告中央。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这份电报时，深知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他随手写了一句话“兴奋与担心交并”，表达出当时复杂的心情。接着，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便决定成立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面，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为此，饶彰风还从《华商报》等单位抽调人手，组成一个秘密工作的班子，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先后参加这个班子的有：罗理实、罗培元、杜宣、陈紫秋、周而复、杨奇、赵沨、吴荻舟、陈夏苏等人。他们分别同准备北上的民主人士联络，租赁轮船、购买船票、搬运行李、护送上船……这些人员分头活动，并分别向饶彰风和夏衍汇报。

　　这一次“大营救”，比抗日战争抢救文化人那次规模更大，经历更险。其间，杨杰被刺，冯玉祥在船舱里死于奇怪的火灾——至今，仍未能找到元凶。

　　为此，《华商报》记者王修平还专文记录了这次大营救中最为惨痛的一页。

　　杨杰是云南省大理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经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和北伐战争，他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军委常委。抗日战争时还任过驻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解放战争中，杨杰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应邀从云南转道香港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杨杰到香港后，参加了一些民主人士为他举行的招待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注意。我和杨杰将军接触过几次，彰风嘱我转告他要注意安全。这一天，我约好杨杰将军去采访，准备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并且告诉他，已征得云南著名爱国将领龙云将军同意，接他到山顶龙的公馆住下来。这天上午，我到杨将军湾仔的住所时，警察已经包围附近地区戒严，记者也进不去。恰巧我认识在场的一位警方帮办，在他的帮助下进到现场，杨杰将军已于两三个小时前被一名杀手枪杀了，子弹从背后射中后脑。现场发现一张香港《××晚报》记者的名片，是警方抓到的唯一线索。我离开现场，就连忙找云南在香港的知名人士，龙云将军也帮我介绍一位国民党中统局驻香港头目，让他向我透露军统特务刺杀杨杰的情况。这个杀手正是那位名片上的记者。我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奔走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弄到确实材料，第二天就把这场卑鄙的暗杀事件刊在《华商报》上。在写新闻时，既要把这个案件的凶手的活动端出来，又要注意掌握香港法律对于未宣判的案件、疑犯在报道上的限制，是费了不少心思的。报道一时引起社会极大的震动。这个《××晚报》记者确实是国民党军统局的行动人员，在报纸舆论的指斥下，第三天就乘飞机溜往台湾。我们也把这一消息放在报上，促使港英当局认真对待缉拿凶手一事。

　　当然，龙云更是暗杀的主要目标，杨杰的死迫使他加强了戒备，才没能使特务的阴谋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