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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传奇故事与历史遗产
关于《华商报》，关于邓文钊、饶彰风，有不少传奇故事，著名作家、也是《华商报》成员的杜埃，在《那一夜》一文中就回忆道：
一天下午二时多，我回到《华商报》上班，编辑部主任高天告诉我一个紧急消息，说有情报，说歹徒今晚要对我报行动——爆炸和捣乱。接着章汉夫、饶彰风、萨空了、刘思慕等负责同志开了个会，我记得报社的督印人邓文钊先生也来参加。得知消息的来源和根据后，大家议论开了，着重讨论对策，分几方面进行。会议动员报社编辑部、经理部、有利印务公司、新民主出版社的人员作好各种准备工作。《华商报》地址在干诺道中，是连在一起的两栋五层楼，两栋楼各层打通，楼下为新民主出版社门市部，内进是有利印务公司印刷机器间，二楼是排字房、装订部，三楼是编辑部，另一边是党刊《群众》周刊编辑部和新民主出版社编辑部，四楼是经理部，五楼是宿舍，楼顶是天台（两幢楼连成一片）。编辑部预先做好发稿工作，留下一些版位给战讯和本地社会新闻，记者尽量提早写好当日采访的新闻，并增加当晚值夜人员。工作量最多的是经理部，包括有利印务公司经理部。饶彰风、杨奇、陈景文等分别布置提早排字、保卫机器和整个保卫工作，包括布置人力在五楼顶上的天台防守。此外便是重点做好首当其冲的楼下的新民主出版社门市部的防卫工作了。我们编辑部、两个经理部和宿舍人员都必须经过楼下门市部出入，平日楼梯安放在门市部侧旁，这个要害通道必须由各部门共同负责，包括调派精壮人员准备打斗，备上木棍、石块等硬武器和细沙等防火物品和药物。另一重要的防备工作则是各部门与外界保持电话联系，特別是附近的工会和警察署。章汉夫、饶彰风负责向香港政治部和警察署联系，要求派人巡逻、监视和采取措施维持治安，协助防止破坏《华商报》。章、饶、杨等人还与港九工联会主席取得联系，各工会尤其是在香港的工会，动员工人参加保卫。工会是强大的保卫力量，是《华商报》的坚强后盾。
入夜后，做好自身工作的人员先行回家，留下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应变人员，特别是楼下门市部，戒备森严，九时即已关上铁门，里面集中了待命的保卫力量。那一晚，章汉夫、萨空了、饶彰风、思慕等人到十一时，不见有动静，杨奇、陈景文、高天和我便劝他们回家休息，有事随时与他们家里电话联系。他们几位负责人便先离开报社，我和杨奇、景文（似乎还有高天、赵元浩、麦君素）则留守值夜。我是编辑部长期值夜班的，平时约凌晨四时看完清样签了字，待出了第一张报才下班等电车开行回七姐妹住宅去的（当时只一人看清样，没人轮班）。我发完新华社发来的解放战争的最后战讯，便与在编辑和校对室的顾明、王家祯、汪学勤一起（他们作了最后校对），一边等第一张报出版，一边与他们闲聊并注意四周动静，时不时打电话到楼下问值班人员有无发生什么迹象。已回家去的章汉夫、饶彰风也来了询问情况的电话。
终于，戒备森严的这一夜过去了。第二夜、第三夜也平静无事地过去，最后也不见发生事件。
这一次爆炸破坏事件未发生，事后研究，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一、当时解放战争迅猛发展，香港当局也看到了发展前途，他们对民主势力当然一只眼开一只眼闭，采取了不偏不倚而实际对我方有利的态度。爆炸一事是影响香港社会治安的大坏事，不是对一个报馆的问题，而是大的社会治安问题，香港当局不能不承担责任，可能他们在这方面采取了预防和抑制措施；二、民主阵营方面有广泛的社会力量支持，又有强大的港九工联会属下各行业工会的实力支援，这个力量在精神上也起了很大作用；三、这与我们报社和印务公司、新民主出版社的人员斗志昂扬，信心很足，做了内内外外的准备也是分不开的。所以这次歹徒爆炸事件终于胎死腹中，成了未遂的阴谋。
麦君素也记下一件“义举”：
趁着香港陆续恢复与各国港口的通航，港九不少商办的旅行社随之成立，或代侨属办理出国会亲，或代侨属接待回国亲人。每当轮船靠岸或班机抵达，这类旅行社就领着一批批侨属，拿着被接待人的名牌在码头或机坪迎候。这些旅行社绝大多数都是正当商人经营的，且带有服务桑梓的性质（他们的接待对象多带有地域性）。但也有一些为非作歹之徒，乘侨胞人地生疏之机而施展种种不法手段坑害侨胞。因此，像《洋轮码头发现骗匪出没，美洲归侨大批行李失踪》（1946年8月1日），《爆仓老鼠猖獗，组织诡秘严密》（1946年8月5日）等揭露性新闻报道，便连续在《华商报》的版面出现，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侨胞的警惕。对于侨情方面的采访，王修平花了大力气沟通各方面关系，获得不少准确的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拯救归侨谢老伯于绝望中一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美国老华侨谢××，于1947年秋带着一生在美的积蓄——折合当时港币约五万元——乘航轮回国，到香港后便遇到骗子，把他带到开设在干诺道某号三楼的一间“办庄”，并把他接待起来，每天酒肉美食相待。十余天后，骗子就说服他把带回的四万余元港币加股到“办庄”里，以后又诱他到赌场去赌博。开始谢老伯还可以赢得一点钱，过不了几天便输得一败涂地，把投在“办庄”的那四万余元股本也贴上了。在谢老伯痛悔之余，骗子便惺惺作态，拿出三千元港币给他，劝他回乡盖间房子安度晚年。谢老伯无可奈何，回到原籍中山县，本想就此认命算了，后来越想心越不甘，便折回香港想找骗子算账，但骗子有很完备的法律手续，使谢老伯无从反悔。正当老伯面临绝路痛不欲生时，王修平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激于义愤把事实在报上揭露了，又直闯“办庄”找到骗子的头头们论理（此举是冒生命危险的）。经过几天的争辩和讨价还价，骗子们终于愿意退回所骗金额的70%。事情的结果是：谢老伯高高兴兴地拿回近三万元港币回乡定居；王修平为侨胞办了好事；骗子们却自认倒霉。我问骗子的头头怎会忍得下这口气？他叹息说：“你们的来头大，我们则要顾全‘后路’，否则又有什么办法？”
一份办了又停，停了又办，反反复复累计起来也不过只有几年时间的报纸，何以在一部中华民族的解放史，乃至经济史、文化史上留下如此辉煌的一页？这恐怕是与两位身份迥异，各自代表不同阶层、党派的人物精诚合作、肝胆相照分不开的。
香港作为自由港，在“二战”后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华商报》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故的《华商报》记者麦君素，对此有过深情的回忆：
1945年9月港九地区光复后，广大居民面临的问题是战后百业待兴，而各业的恢复都要面对劳动报酬的合理性问题。从1945年年底至1948年间，劳资双方协商合理改善各业工人的生活待遇，有些演变成纠纷，从三大船坞、五电一煤等大工业到纺织、成衣等轻工业，从茶室、酒楼等服务行业到渔农船政行政管理部门，此起彼落。在此期间，我们的报道方针是详细反映劳工的困难生活和他们要求的合理性，支持港英当局有关部门的合法合理调解，鼓励资方按互利原则尽量与劳工协商，避免造成对抗性的后果。根据这样的方针，当时负责采访工运（工人运动）的记者司徒坚、林堃深入各方面采访，作了多方面翔实而客观的报道，在消息详尽、准确和客观方面居于各报的首位，不少同业记者在工运的关键时刻要靠我们的记者来核实一些他们无法采访到的消息。1948年秋，在某工运领袖的一次家宴席上，港英政府劳工司苏文对我说：“这几年，《华商报》的工运报道帮了政府很大的忙，使政府洞察到工人的深层生活，调解起劳资纠纷来容易有的放矢。”
对于香港的工商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恢复，还面临一个改造的问题。香港自开埠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服从宗主国对殖民地利益的掠夺，是按转口商埠的蓝图建设起来的，因而领导香港社会经济的是香港的英资银行和四大洋行集团及其附属的买办资产阶级。由于抗日战争使内地资本有不少向港转移，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的科技成就促使世界经济结构的改变，促使香港的工商业社会经济结构要摆脱战前的转口经济，建立起适应战后香港工商业相对独立发展的经济体制。1946年至1947年间，香港对外的交通运输基本恢复，新科技产品输入香港市场，如新药、钟表、塑料用品、文具等等，促进香港的商业结构改变。许多战前必须依赖洋行进口的商品，现在大部分都摆脱买办资产阶级的控制而直接经营。同样，这也促进香港固有的轻工业如纺织、成衣制造等迅速恢复，新兴工业如搪瓷器皿、塑料用品和装饰品制造等纷纷建立。这些轻工业产品除满足港九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外，也供出口参加国际经济竞争。这样一种工商业经营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原来的经济架构，加强了对内地市场、原料和资金的依赖性。种种因素促使在发展中的工商业主反思，过去掌握在小业主和小手工业主手中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和为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了数十年的“香港中华总商会”，是否还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起作用。于是，到了1947年秋冬之际，两团体所属的各业会社纷纷酝酿从下而上的社团改组，进而改组这两大团体。这一进步的愿望和行动要求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版面上给予充分的支持和正确的舆论诱导。王修平、司徒坚两人费了大力气去接触这两方面的有关人士，作了巨细无遗的出色报道。在两团体竞选的关键时刻，经济版赵元浩、孙孺两位也支持了我们的版面。由于这一时期我们接触了香港工商界的很多头面人物，以及我们对他们所进行事业尽力支持，改变了大部分人对报纸的政治成见。有些人还从此注意和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使得一些人于全国解放后将资金转回内地投资，对共产党的领导极度依赖。
这段回忆，专门提到经济版的孙孺，而30多年后，孙孺与从《华商报》出去的卓炯等人，均在改革开放中被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笔者更曾浓墨重彩地写到他们，视他们的理论为《华商报》的重要历史遗产：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尤其是在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的出色表现，卓炯于193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安排为《新建设》等刊物的编辑。抗战胜利后，因支持与参加学生的进步活动，被特务告密，只得离开内地，取道香港，由饶彰风及《华商报》安排出了国，后出任华侨的中学校长。
我们又回到了系有卓炯、孙孺等经济理论家的《华商报》这根长藤上了。两年后，卓炯与该中学30名教师被当局逮捕，被判“自由出境”，回到了云南，而后参加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中央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工作。
在这段时间内，他已专注于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
50年代，中国经济“大撤退”，从沿海撤往了内地。156项重点工业广东没有一项，而且从广东抽调走了数十万科技人员“支援内地工业”——笔者的父亲、舅舅及他们学工程的同学们，也全是这个时候调往北方的，广东在科技上被抽空了。紧接着“华企”事件等发生了，加上战略决策的又一次失误，广州“弃商从工”——可“工”又干不好，因为中央几乎没有投入，于是，广州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地位日益下降，作为工业城市又升不起来，日益暴露出了不可回避的局限与负效应。广东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排行于全国第十位左右了。
不能审时度势，而只从大一统的伦理观出发，经济也就只能从商品经济向自然经济倒退。于是，小农思想也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雄踞于东南亚经济圈之上的广州，也就只能让位于香港这一被割占地了。
历史又一次错位了。
卓炯从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审视中，看到了这一历史的错失——他以独特的历史眼光，穿透了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学习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敏锐地意识到，当日奉为正宗的经济理论，已经篡改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统治全中国的经济理论，仍是劳动价值论，而社会主义也应有自己的商品经济理论。
然而，在50年代，他的呼声又何等的微弱，而他的好友饶彰风等人后来在“反地方主义”中的遭遇，更令他痛心疾首。
终于，他按捺不住了。
1958年，“三面红旗”呼啦啦地卷起了神州大地上乌托邦主义的狂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神话在全国、在广东出现了：
一夜之间“共产主义”得到了实现，“共产风”刮遍了工矿、商业、交通、农林水利，乃至政法、文教等部门，一切都“共产”了，不分你我，平、调、收、统、借、援、投、献、派，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单位刮光了，个人也刮光了，“共产主义”却不知在何处。经济政策搞乱了，价值法则却在惩罚人！由于“放卫星”、“反瞒产”，虚报高指标，农村连口粮都所剩无几，而“公共食堂”又宣称“吃饭不要钱”，广东更是“三餐干饭不要钱”……八年“大跃进”，1959年“继续跃进”，1960年则是“更大跃进”……而下到农村去看，竟是饿殍千里、民不聊生……
真不愿意追述那段可怕的岁月，门前的斜坡上，几乎每天都有几个乞丐爬不过去，滚下来，倒毙在坡底下。自己也水肿了，脚上，还有脸上，按下去一个个深凹的坑……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可是，那位被视为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陈伯达，却在这个时候拼命鼓吹要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商品交换，产品调拨，非现金结算，进而妄想在中国消灭货币——即“取消人民币”……
康生则跳出来指责不赞同他们观点的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张春桥更不失时机地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大块文章，鼓吹“供给制”。当然，他们趁的正是“大跃进”之机，因为这时毛泽东恰巧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说：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就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空想的“乌托邦”，适得其反，恰巧是冷酷的现实中的“反乌托邦”。目睹着中国经济遭受的巨大破坏，哀民生之多艰，卓炯当时为广东省党校教授，凭他作为湖南人的血气与广东人的敏锐，不顾那些“大人物”的巨大压力，针对“大跃进”、“共产风”取消商品的错误思潮，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商品万岁！”并提出了他的“商品万岁论”。一直到1990年，这一理论仍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表现”的帽子，不过，这是后话了。
提出这一理论的时间请历史学家们不要忘记：这是中国的1959年。这一年，他跟随省委党校的工作队，下到了肇庆地区，他亲眼目睹了关闭市场、取消商品对现阶段生产力可怕的破坏力。他在同他的同行曾牧野谈起所见所闻时，真可谓痛心疾首、涕泗横流……
他尖锐地指出：
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产生和存在的普遍性，商品经济将长期存在，价值规律是普遍存在并不可逾越的，哪怕到共产主义也会有商品经济。
1961年，他终于在“缝隙”之中找到了机会，于沿海的《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正式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论文针对几年的惨重教训提出：
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下，不管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
到23年之后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才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然而，在这20多年里，卓炯为了他的这一理论，又遭到了多少批判、斗争以致九死一生！这些，已非笔墨所能诉诸的了。
1962年，在提出“商品万岁论”遭到非难后，卓炯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价值规律万岁论”，在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上，以湖南人的犟劲，极为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于是，又一重大打击降临了。
一年的7至8月间，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广东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卓炯担任了该书编写组的副组长。编写的背景很清楚，这时我们已同苏联“老大哥”“拜拜”了，斯大林那根本称不上理论的经济观点再也不能写进我们的教科书里了。
没料想卓炯又一次犯犟了，他坚持在此书的《导言》中研究物质利益问题——这娄子可捅大了，因为书是上级下任务写的，《导言》上的观点岂可“离经叛道”？！把卓炯的观点写上，作为教科书使用，更是“谬种流传”了。
他的这一意见被领导部门知道后，便非同小可了——这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非组织行为、反党活动……于是，也用不着你我申辩，便下令撤掉了他的副组长职务。
别看是一个编书的副组长职务，这一撤却引起了连锁反应。因为这意味着他成为了“异端分子”。
于是，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广东省委党校，便就此提出：像这样思想有问题的人，还适合于在党校工作吗？这要把我们党的干部引向何处？
决定便据此作出了，将卓炯调离省委党校。
现在，我们来介绍老“三家村”中的第二个人物孙孺同志。
当时，他正是那本书的编写组组长，因为他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即社科院的前身）主要负责人之一。作为编写组组长，他认为卓炯的观点完全可以加以讨论，并极力为卓炯申辩，但上级却根本不理会他的意见。当撤销副组长并由此造成卓炯被撵出省委党校之后，他深感不安，站了出来声明：
搞科学研究应该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让人家共同讨论，百家争鸣，决不能以观点选人，埋没了人才。
于是，他断然决定：别人不要，我要！
就这样，卓炯调到了哲社所。
也许孙孺早已预感到了，却照样义无反顾——从此，便是风风雨雨的20年，甚至是血火刀光的20年。
两人的命运就此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曾分开。
如果有人问什么叫做相濡以沫，什么叫生死与共，那么就看看这两位长者吧，看看他们作为南国的“双子星座”共同陨落的悲壮行程吧！
他们不曾同生，这是不可强求的，可他们却可以做到同死！他们也果然这么做到了！
中国古代有伯牙摔琴这个悲壮而又美丽的传说，英国也有过兰姆姊弟散文家哀婉而又动人的故事，更有世界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诚挚的情谊。而今天，卓炯与孙孺既有古典的情义相融又有当代的风雨同舟，不仅在经济学界，也在整个文化界传为千古佳话。
孙孺虽是领导，可比卓炯还小六岁，入党也迟了几年。他在1914年出生于新加坡，祖上已侨居马来西亚了，父母是那里的手工业工人。他同饶彰风等人一样也是客家人。他的祖籍是梅县地区的兴宁县，在新加坡度过童年时代烂漫天真的岁月并读完小学后，重“读耕传家”的客家人家庭，便将他送回梅县首府进一步深造。
梅县是人文气氛浓厚之地，近代有丁日昌、黄遵宪、丘逢甲一代文人。所以，孙孺一下子便迷上了文学，结下了一生之缘——临终，他仍是广东归侨作家联谊会的理事长。中学毕业后，他从梅县又重返了新加坡，并在那儿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诗歌《生命的旌飘扬》，凭标题就可以听出他内心反抗封建的人身束缚、争取自由个性的呐喊。他在新加坡文学史中留下了不朽的一页，是马华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1979年出版的《马华文学六十年丛书》就有他的一本《流水作品选》。
1933年回国后，成为左联成员，1935年他“半路出家”，上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班专攻政治经济学，不久又回到了东南亚。1940年，他回国投身于抗日战争，是东江纵队成员，历任股长、科长等职，并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党派他到了香港，任《正报》的编辑及发行主任，后来他又被派往饶彰风直接主持下的《华商报》工作。正如开篇所说，该为《华商报》在中国经济学史上记下重要的一笔。
在《华商报》，由于形势的迅速变化及需要，孙孺又与赵元浩等同志一起，在当时党的财经委领导下创办了《经济导报》。就这样，凭着当年在日本攻读经济学研究班的功底，他从文学转入了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偏重于国际贸易上的研究，并且由此形成了他在经济学上的思想理论，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
紧接着，他又直接从事了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他们于1949年奉命从香港回广州，负责组建华南外贸管理机构和制定对外贸易管理条例。人民共和国初建，朝气蓬勃，希望在外贸上有新的建树。
也可以说是“天不助人”，由于50年代国际政治的格局，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联合国对中国“禁运”，并由此导致中国的经济建设内迁，他在外贸战线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惨淡经营了八年之久，顶多只能在兼课时讲讲经济理论，终于，他外贸局副局长不当了，到了省哲科所当副所长。
1959年，他同卓炯同志一道，在商品经济上作出了可贵的超前探索，在《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论文，提出要“发挥商品生产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
几年后，在卓炯处境艰难之际，他又把卓炯调来自己的部门——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料到，四年之后“文革”爆发了，他这一重才、用才的举动，竟成了“招降纳叛”的罪名。而他与卓炯一道，更被污蔑为省社科界的“三家村”，而他自然便是“三家村”的主帅了。
尤其是卓炯调入后，孙孺曾表示：卓炯可以一心一意搞学问，而行政管理事务主要由他来承担——这岂不是为卓炯推行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大开绿灯吗？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一天天加码、无限上纲的罪名。
游街、批斗、戴高帽子。
牛棚、五七干校、逼供讯。
肉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与凌辱……
这一切，对孙孺与卓炯来说，都成了家常便饭——而今天，作为一位在“文革”中同样九死一生的笔者，亦很难下笔描写一幕幕悲剧……
不是害怕重复，因为任何不幸都有各自的不同，而是不愿自己的心灵再受一次重创——对不幸的回忆同样也是一种不幸，但愿我们不需要再作这样的回忆了。
当然，对他们的不幸更有双重意义。
答辩的权利，没有了，剥夺了。
著作的出版计划被取消了，不仅如此，还成了批判的“罪证”。
尤其是对经济学的研究，也无法进行——这可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庆幸的是，他们挨过了非常岁月，以古稀之年迎来了第二次再生！
可以说，孙孺与卓炯，亦堪比饶彰风与邓文钊，同样做到了肝胆相照。
可惜，两人都在最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夕过世了。
但他们，难道不同样是《华商报》的荣耀吗？
一天下午二时多，我回到《华商报》上班，编辑部主任高天告诉我一个紧急消息，说有情报，说歹徒今晚要对我报行动——爆炸和捣乱。接着章汉夫、饶彰风、萨空了、刘思慕等负责同志开了个会，我记得报社的督印人邓文钊先生也来参加。得知消息的来源和根据后，大家议论开了，着重讨论对策，分几方面进行。会议动员报社编辑部、经理部、有利印务公司、新民主出版社的人员作好各种准备工作。《华商报》地址在干诺道中，是连在一起的两栋五层楼，两栋楼各层打通，楼下为新民主出版社门市部，内进是有利印务公司印刷机器间，二楼是排字房、装订部，三楼是编辑部，另一边是党刊《群众》周刊编辑部和新民主出版社编辑部，四楼是经理部，五楼是宿舍，楼顶是天台（两幢楼连成一片）。编辑部预先做好发稿工作，留下一些版位给战讯和本地社会新闻，记者尽量提早写好当日采访的新闻，并增加当晚值夜人员。工作量最多的是经理部，包括有利印务公司经理部。饶彰风、杨奇、陈景文等分别布置提早排字、保卫机器和整个保卫工作，包括布置人力在五楼顶上的天台防守。此外便是重点做好首当其冲的楼下的新民主出版社门市部的防卫工作了。我们编辑部、两个经理部和宿舍人员都必须经过楼下门市部出入，平日楼梯安放在门市部侧旁，这个要害通道必须由各部门共同负责，包括调派精壮人员准备打斗，备上木棍、石块等硬武器和细沙等防火物品和药物。另一重要的防备工作则是各部门与外界保持电话联系，特別是附近的工会和警察署。章汉夫、饶彰风负责向香港政治部和警察署联系，要求派人巡逻、监视和采取措施维持治安，协助防止破坏《华商报》。章、饶、杨等人还与港九工联会主席取得联系，各工会尤其是在香港的工会，动员工人参加保卫。工会是强大的保卫力量，是《华商报》的坚强后盾。
入夜后，做好自身工作的人员先行回家，留下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应变人员，特别是楼下门市部，戒备森严，九时即已关上铁门，里面集中了待命的保卫力量。那一晚，章汉夫、萨空了、饶彰风、思慕等人到十一时，不见有动静，杨奇、陈景文、高天和我便劝他们回家休息，有事随时与他们家里电话联系。他们几位负责人便先离开报社，我和杨奇、景文（似乎还有高天、赵元浩、麦君素）则留守值夜。我是编辑部长期值夜班的，平时约凌晨四时看完清样签了字，待出了第一张报才下班等电车开行回七姐妹住宅去的（当时只一人看清样，没人轮班）。我发完新华社发来的解放战争的最后战讯，便与在编辑和校对室的顾明、王家祯、汪学勤一起（他们作了最后校对），一边等第一张报出版，一边与他们闲聊并注意四周动静，时不时打电话到楼下问值班人员有无发生什么迹象。已回家去的章汉夫、饶彰风也来了询问情况的电话。
终于，戒备森严的这一夜过去了。第二夜、第三夜也平静无事地过去，最后也不见发生事件。
这一次爆炸破坏事件未发生，事后研究，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一、当时解放战争迅猛发展，香港当局也看到了发展前途，他们对民主势力当然一只眼开一只眼闭，采取了不偏不倚而实际对我方有利的态度。爆炸一事是影响香港社会治安的大坏事，不是对一个报馆的问题，而是大的社会治安问题，香港当局不能不承担责任，可能他们在这方面采取了预防和抑制措施；二、民主阵营方面有广泛的社会力量支持，又有强大的港九工联会属下各行业工会的实力支援，这个力量在精神上也起了很大作用；三、这与我们报社和印务公司、新民主出版社的人员斗志昂扬，信心很足，做了内内外外的准备也是分不开的。所以这次歹徒爆炸事件终于胎死腹中，成了未遂的阴谋。
麦君素也记下一件“义举”：
趁着香港陆续恢复与各国港口的通航，港九不少商办的旅行社随之成立，或代侨属办理出国会亲，或代侨属接待回国亲人。每当轮船靠岸或班机抵达，这类旅行社就领着一批批侨属，拿着被接待人的名牌在码头或机坪迎候。这些旅行社绝大多数都是正当商人经营的，且带有服务桑梓的性质（他们的接待对象多带有地域性）。但也有一些为非作歹之徒，乘侨胞人地生疏之机而施展种种不法手段坑害侨胞。因此，像《洋轮码头发现骗匪出没，美洲归侨大批行李失踪》（1946年8月1日），《爆仓老鼠猖獗，组织诡秘严密》（1946年8月5日）等揭露性新闻报道，便连续在《华商报》的版面出现，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侨胞的警惕。对于侨情方面的采访，王修平花了大力气沟通各方面关系，获得不少准确的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拯救归侨谢老伯于绝望中一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美国老华侨谢××，于1947年秋带着一生在美的积蓄——折合当时港币约五万元——乘航轮回国，到香港后便遇到骗子，把他带到开设在干诺道某号三楼的一间“办庄”，并把他接待起来，每天酒肉美食相待。十余天后，骗子就说服他把带回的四万余元港币加股到“办庄”里，以后又诱他到赌场去赌博。开始谢老伯还可以赢得一点钱，过不了几天便输得一败涂地，把投在“办庄”的那四万余元股本也贴上了。在谢老伯痛悔之余，骗子便惺惺作态，拿出三千元港币给他，劝他回乡盖间房子安度晚年。谢老伯无可奈何，回到原籍中山县，本想就此认命算了，后来越想心越不甘，便折回香港想找骗子算账，但骗子有很完备的法律手续，使谢老伯无从反悔。正当老伯面临绝路痛不欲生时，王修平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激于义愤把事实在报上揭露了，又直闯“办庄”找到骗子的头头们论理（此举是冒生命危险的）。经过几天的争辩和讨价还价，骗子们终于愿意退回所骗金额的70%。事情的结果是：谢老伯高高兴兴地拿回近三万元港币回乡定居；王修平为侨胞办了好事；骗子们却自认倒霉。我问骗子的头头怎会忍得下这口气？他叹息说：“你们的来头大，我们则要顾全‘后路’，否则又有什么办法？”
一份办了又停，停了又办，反反复复累计起来也不过只有几年时间的报纸，何以在一部中华民族的解放史，乃至经济史、文化史上留下如此辉煌的一页？这恐怕是与两位身份迥异，各自代表不同阶层、党派的人物精诚合作、肝胆相照分不开的。
香港作为自由港，在“二战”后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华商报》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故的《华商报》记者麦君素，对此有过深情的回忆：
1945年9月港九地区光复后，广大居民面临的问题是战后百业待兴，而各业的恢复都要面对劳动报酬的合理性问题。从1945年年底至1948年间，劳资双方协商合理改善各业工人的生活待遇，有些演变成纠纷，从三大船坞、五电一煤等大工业到纺织、成衣等轻工业，从茶室、酒楼等服务行业到渔农船政行政管理部门，此起彼落。在此期间，我们的报道方针是详细反映劳工的困难生活和他们要求的合理性，支持港英当局有关部门的合法合理调解，鼓励资方按互利原则尽量与劳工协商，避免造成对抗性的后果。根据这样的方针，当时负责采访工运（工人运动）的记者司徒坚、林堃深入各方面采访，作了多方面翔实而客观的报道，在消息详尽、准确和客观方面居于各报的首位，不少同业记者在工运的关键时刻要靠我们的记者来核实一些他们无法采访到的消息。1948年秋，在某工运领袖的一次家宴席上，港英政府劳工司苏文对我说：“这几年，《华商报》的工运报道帮了政府很大的忙，使政府洞察到工人的深层生活，调解起劳资纠纷来容易有的放矢。”
对于香港的工商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恢复，还面临一个改造的问题。香港自开埠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服从宗主国对殖民地利益的掠夺，是按转口商埠的蓝图建设起来的，因而领导香港社会经济的是香港的英资银行和四大洋行集团及其附属的买办资产阶级。由于抗日战争使内地资本有不少向港转移，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的科技成就促使世界经济结构的改变，促使香港的工商业社会经济结构要摆脱战前的转口经济，建立起适应战后香港工商业相对独立发展的经济体制。1946年至1947年间，香港对外的交通运输基本恢复，新科技产品输入香港市场，如新药、钟表、塑料用品、文具等等，促进香港的商业结构改变。许多战前必须依赖洋行进口的商品，现在大部分都摆脱买办资产阶级的控制而直接经营。同样，这也促进香港固有的轻工业如纺织、成衣制造等迅速恢复，新兴工业如搪瓷器皿、塑料用品和装饰品制造等纷纷建立。这些轻工业产品除满足港九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外，也供出口参加国际经济竞争。这样一种工商业经营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原来的经济架构，加强了对内地市场、原料和资金的依赖性。种种因素促使在发展中的工商业主反思，过去掌握在小业主和小手工业主手中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和为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了数十年的“香港中华总商会”，是否还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起作用。于是，到了1947年秋冬之际，两团体所属的各业会社纷纷酝酿从下而上的社团改组，进而改组这两大团体。这一进步的愿望和行动要求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版面上给予充分的支持和正确的舆论诱导。王修平、司徒坚两人费了大力气去接触这两方面的有关人士，作了巨细无遗的出色报道。在两团体竞选的关键时刻，经济版赵元浩、孙孺两位也支持了我们的版面。由于这一时期我们接触了香港工商界的很多头面人物，以及我们对他们所进行事业尽力支持，改变了大部分人对报纸的政治成见。有些人还从此注意和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使得一些人于全国解放后将资金转回内地投资，对共产党的领导极度依赖。
这段回忆，专门提到经济版的孙孺，而30多年后，孙孺与从《华商报》出去的卓炯等人，均在改革开放中被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笔者更曾浓墨重彩地写到他们，视他们的理论为《华商报》的重要历史遗产：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尤其是在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的出色表现，卓炯于193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安排为《新建设》等刊物的编辑。抗战胜利后，因支持与参加学生的进步活动，被特务告密，只得离开内地，取道香港，由饶彰风及《华商报》安排出了国，后出任华侨的中学校长。
我们又回到了系有卓炯、孙孺等经济理论家的《华商报》这根长藤上了。两年后，卓炯与该中学30名教师被当局逮捕，被判“自由出境”，回到了云南，而后参加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中央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工作。
在这段时间内，他已专注于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
50年代，中国经济“大撤退”，从沿海撤往了内地。156项重点工业广东没有一项，而且从广东抽调走了数十万科技人员“支援内地工业”——笔者的父亲、舅舅及他们学工程的同学们，也全是这个时候调往北方的，广东在科技上被抽空了。紧接着“华企”事件等发生了，加上战略决策的又一次失误，广州“弃商从工”——可“工”又干不好，因为中央几乎没有投入，于是，广州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地位日益下降，作为工业城市又升不起来，日益暴露出了不可回避的局限与负效应。广东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排行于全国第十位左右了。
不能审时度势，而只从大一统的伦理观出发，经济也就只能从商品经济向自然经济倒退。于是，小农思想也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雄踞于东南亚经济圈之上的广州，也就只能让位于香港这一被割占地了。
历史又一次错位了。
卓炯从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审视中，看到了这一历史的错失——他以独特的历史眼光，穿透了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学习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敏锐地意识到，当日奉为正宗的经济理论，已经篡改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统治全中国的经济理论，仍是劳动价值论，而社会主义也应有自己的商品经济理论。
然而，在50年代，他的呼声又何等的微弱，而他的好友饶彰风等人后来在“反地方主义”中的遭遇，更令他痛心疾首。
终于，他按捺不住了。
1958年，“三面红旗”呼啦啦地卷起了神州大地上乌托邦主义的狂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神话在全国、在广东出现了：
一夜之间“共产主义”得到了实现，“共产风”刮遍了工矿、商业、交通、农林水利，乃至政法、文教等部门，一切都“共产”了，不分你我，平、调、收、统、借、援、投、献、派，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单位刮光了，个人也刮光了，“共产主义”却不知在何处。经济政策搞乱了，价值法则却在惩罚人！由于“放卫星”、“反瞒产”，虚报高指标，农村连口粮都所剩无几，而“公共食堂”又宣称“吃饭不要钱”，广东更是“三餐干饭不要钱”……八年“大跃进”，1959年“继续跃进”，1960年则是“更大跃进”……而下到农村去看，竟是饿殍千里、民不聊生……
真不愿意追述那段可怕的岁月，门前的斜坡上，几乎每天都有几个乞丐爬不过去，滚下来，倒毙在坡底下。自己也水肿了，脚上，还有脸上，按下去一个个深凹的坑……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可是，那位被视为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陈伯达，却在这个时候拼命鼓吹要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商品交换，产品调拨，非现金结算，进而妄想在中国消灭货币——即“取消人民币”……
康生则跳出来指责不赞同他们观点的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张春桥更不失时机地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大块文章，鼓吹“供给制”。当然，他们趁的正是“大跃进”之机，因为这时毛泽东恰巧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说：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就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空想的“乌托邦”，适得其反，恰巧是冷酷的现实中的“反乌托邦”。目睹着中国经济遭受的巨大破坏，哀民生之多艰，卓炯当时为广东省党校教授，凭他作为湖南人的血气与广东人的敏锐，不顾那些“大人物”的巨大压力，针对“大跃进”、“共产风”取消商品的错误思潮，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商品万岁！”并提出了他的“商品万岁论”。一直到1990年，这一理论仍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表现”的帽子，不过，这是后话了。
提出这一理论的时间请历史学家们不要忘记：这是中国的1959年。这一年，他跟随省委党校的工作队，下到了肇庆地区，他亲眼目睹了关闭市场、取消商品对现阶段生产力可怕的破坏力。他在同他的同行曾牧野谈起所见所闻时，真可谓痛心疾首、涕泗横流……
他尖锐地指出：
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产生和存在的普遍性，商品经济将长期存在，价值规律是普遍存在并不可逾越的，哪怕到共产主义也会有商品经济。
1961年，他终于在“缝隙”之中找到了机会，于沿海的《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正式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论文针对几年的惨重教训提出：
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下，不管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
到23年之后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才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然而，在这20多年里，卓炯为了他的这一理论，又遭到了多少批判、斗争以致九死一生！这些，已非笔墨所能诉诸的了。
1962年，在提出“商品万岁论”遭到非难后，卓炯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价值规律万岁论”，在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上，以湖南人的犟劲，极为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于是，又一重大打击降临了。
一年的7至8月间，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广东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卓炯担任了该书编写组的副组长。编写的背景很清楚，这时我们已同苏联“老大哥”“拜拜”了，斯大林那根本称不上理论的经济观点再也不能写进我们的教科书里了。
没料想卓炯又一次犯犟了，他坚持在此书的《导言》中研究物质利益问题——这娄子可捅大了，因为书是上级下任务写的，《导言》上的观点岂可“离经叛道”？！把卓炯的观点写上，作为教科书使用，更是“谬种流传”了。
他的这一意见被领导部门知道后，便非同小可了——这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非组织行为、反党活动……于是，也用不着你我申辩，便下令撤掉了他的副组长职务。
别看是一个编书的副组长职务，这一撤却引起了连锁反应。因为这意味着他成为了“异端分子”。
于是，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广东省委党校，便就此提出：像这样思想有问题的人，还适合于在党校工作吗？这要把我们党的干部引向何处？
决定便据此作出了，将卓炯调离省委党校。
现在，我们来介绍老“三家村”中的第二个人物孙孺同志。
当时，他正是那本书的编写组组长，因为他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即社科院的前身）主要负责人之一。作为编写组组长，他认为卓炯的观点完全可以加以讨论，并极力为卓炯申辩，但上级却根本不理会他的意见。当撤销副组长并由此造成卓炯被撵出省委党校之后，他深感不安，站了出来声明：
搞科学研究应该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让人家共同讨论，百家争鸣，决不能以观点选人，埋没了人才。
于是，他断然决定：别人不要，我要！
就这样，卓炯调到了哲社所。
也许孙孺早已预感到了，却照样义无反顾——从此，便是风风雨雨的20年，甚至是血火刀光的20年。
两人的命运就此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曾分开。
如果有人问什么叫做相濡以沫，什么叫生死与共，那么就看看这两位长者吧，看看他们作为南国的“双子星座”共同陨落的悲壮行程吧！
他们不曾同生，这是不可强求的，可他们却可以做到同死！他们也果然这么做到了！
中国古代有伯牙摔琴这个悲壮而又美丽的传说，英国也有过兰姆姊弟散文家哀婉而又动人的故事，更有世界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诚挚的情谊。而今天，卓炯与孙孺既有古典的情义相融又有当代的风雨同舟，不仅在经济学界，也在整个文化界传为千古佳话。
孙孺虽是领导，可比卓炯还小六岁，入党也迟了几年。他在1914年出生于新加坡，祖上已侨居马来西亚了，父母是那里的手工业工人。他同饶彰风等人一样也是客家人。他的祖籍是梅县地区的兴宁县，在新加坡度过童年时代烂漫天真的岁月并读完小学后，重“读耕传家”的客家人家庭，便将他送回梅县首府进一步深造。
梅县是人文气氛浓厚之地，近代有丁日昌、黄遵宪、丘逢甲一代文人。所以，孙孺一下子便迷上了文学，结下了一生之缘——临终，他仍是广东归侨作家联谊会的理事长。中学毕业后，他从梅县又重返了新加坡，并在那儿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诗歌《生命的旌飘扬》，凭标题就可以听出他内心反抗封建的人身束缚、争取自由个性的呐喊。他在新加坡文学史中留下了不朽的一页，是马华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1979年出版的《马华文学六十年丛书》就有他的一本《流水作品选》。
1933年回国后，成为左联成员，1935年他“半路出家”，上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班专攻政治经济学，不久又回到了东南亚。1940年，他回国投身于抗日战争，是东江纵队成员，历任股长、科长等职，并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党派他到了香港，任《正报》的编辑及发行主任，后来他又被派往饶彰风直接主持下的《华商报》工作。正如开篇所说，该为《华商报》在中国经济学史上记下重要的一笔。
在《华商报》，由于形势的迅速变化及需要，孙孺又与赵元浩等同志一起，在当时党的财经委领导下创办了《经济导报》。就这样，凭着当年在日本攻读经济学研究班的功底，他从文学转入了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偏重于国际贸易上的研究，并且由此形成了他在经济学上的思想理论，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
紧接着，他又直接从事了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他们于1949年奉命从香港回广州，负责组建华南外贸管理机构和制定对外贸易管理条例。人民共和国初建，朝气蓬勃，希望在外贸上有新的建树。
也可以说是“天不助人”，由于50年代国际政治的格局，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联合国对中国“禁运”，并由此导致中国的经济建设内迁，他在外贸战线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惨淡经营了八年之久，顶多只能在兼课时讲讲经济理论，终于，他外贸局副局长不当了，到了省哲科所当副所长。
1959年，他同卓炯同志一道，在商品经济上作出了可贵的超前探索，在《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论文，提出要“发挥商品生产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
几年后，在卓炯处境艰难之际，他又把卓炯调来自己的部门——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料到，四年之后“文革”爆发了，他这一重才、用才的举动，竟成了“招降纳叛”的罪名。而他与卓炯一道，更被污蔑为省社科界的“三家村”，而他自然便是“三家村”的主帅了。
尤其是卓炯调入后，孙孺曾表示：卓炯可以一心一意搞学问，而行政管理事务主要由他来承担——这岂不是为卓炯推行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大开绿灯吗？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一天天加码、无限上纲的罪名。
游街、批斗、戴高帽子。
牛棚、五七干校、逼供讯。
肉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与凌辱……
这一切，对孙孺与卓炯来说，都成了家常便饭——而今天，作为一位在“文革”中同样九死一生的笔者，亦很难下笔描写一幕幕悲剧……
不是害怕重复，因为任何不幸都有各自的不同，而是不愿自己的心灵再受一次重创——对不幸的回忆同样也是一种不幸，但愿我们不需要再作这样的回忆了。
当然，对他们的不幸更有双重意义。
答辩的权利，没有了，剥夺了。
著作的出版计划被取消了，不仅如此，还成了批判的“罪证”。
尤其是对经济学的研究，也无法进行——这可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庆幸的是，他们挨过了非常岁月，以古稀之年迎来了第二次再生！
可以说，孙孺与卓炯，亦堪比饶彰风与邓文钊，同样做到了肝胆相照。
可惜，两人都在最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夕过世了。
但他们，难道不同样是《华商报》的荣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