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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 肝胆相照——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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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化解经济危机
创业艰苦，守业难，这已被当做创业者的金科玉律。这对于复办《华商报》而言同样如此。
有了1941年的办报经验，这次邓文钊更加小心谨慎。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陷入“金融危机”，在经费问题上邓文钊更是下了力气。
《华商报》虽然冲破难关得以复刊，但是它前面依旧是崎岖坎坷的道路。为了让《华商报》持续创办下去，邓文钊不知为此熬了多少个夜晚，长出多少根白发。可是他无怨无悔，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明白虽然靠工商界人士的帮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报刊的运营，但是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依然存在，上回办报的历史教训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最为关键的是《华商报》需要自己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
邓文钊是学经济的，具有十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并且又长期在银行工作，因此对于这些财政上、经济上的问题，他还是可以应对的。他考察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大环境，对政府实行的政策进行仔细研究，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他想出来一个妙计。那时，印报纸都由政府提供美汇向外地购买纸张。他便尽量多报《华商报》的发行数字，报告政府说需要大量的纸张，从而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尽量多的美元外汇；当用美元外汇买回纸张后，他又以港币卖出多余的部分，利用港币价高来赚取差价，以维持《华商报》的经营。邓文钊不能不说是一个经济天才，在他的带领下，《华商报》不再为资金而担忧。
在买卖纸张交易中，邓文钊渐渐认识了有裕行老板、纸商刘福诚。因为邓文钊为人真诚热情，做生意有信用，所以刘福诚很乐意与他进行生意交往，一来二往两人慢慢就熟络了。邓文钊发现刘老板在干诺道中有一栋较大的房子空置着，于是他想让刘老板让出来，作为《华商报》的办报场所。他常常看到饶彰风等人窝在一个极小的空间中工作到很晚，对此他很感动，同时地方小对于以后报刊的发展也十分不利，于是他一直想着要是有合适的机会争取为他们找一个好点的地方。
一日，邓文钊照常来到刘福诚店中购买纸张：“刘老板，近来您的生意是越做越好了啊！”
“哈哈，这还不是靠您邓先生的光顾啊。”
“刘老板，您看咱们生意往来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大家之间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您也知道我这个人做生意是什么样的。”
“是的，是的，在香港谁人不知邓先生，您可是出了名的人物，而且您一直以来都十分诚信，我怎么会不信任您啊！”
“呵呵，那是香港商界朋友们抬举邓某啦。不过，刘老板，话说回来，我今天真有点事想找您商量商量。”
“邓先生，什么事您尽管说，只要刘某人能帮上的一定帮。”
“刘老板果真是个爽快人，好，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您也知道我正在办报，可是我们报社的办公地点是我以前的一个狭小的住宅，我想长期这样下去会影响业务的扩大，我打算为报社另寻一个大点的地方。听闻刘老板您手上有一栋较大的房子目前正空置着，所以邓某想请老板您将那房子转让给我报社，以帮助解决办报场地。当然，刘老板若有什么条件咱们也可以商量商量。”
“邓先生，您言重了。我如今纸业生意做得这么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先生您帮忙照顾生意，您可是我的一大客户。那栋房子反正我现在也用不上，先生若需要，我转让给您便是，只望先生日后还继续关照我的生意啊！”
“哈哈，刘老板，这个是一定啦，谢谢您！您放心，咱们的生意往来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于是，《华商报》便从之前荷里活道204号搬进了刘福诚转让的干诺道中那栋较大的房子里，而以前的房子以象征性低价租给了三联书店。至今，香港三联书店的老职工都还记得那段历史。
1946年1月4日，《华商报》正式复刊了。它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在《复刊词》中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团结海内外同胞，以和平、团结、民主为原则，共同创建一个民主的新中国。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还亲自为《华商报》复刊题词：蜀道如天，忧心如捣，还政于民，仍待健斗。这充分表达出渴待祖国和平统一的广大爱国人士对该报一如既往的热望。
《华商报》董事长仍为邓文钊先生，饶彰风为总经理，后由萨空了接任，总编辑与副总编辑为刘思慕与廖沫沙，党内外知名人士如陈此生、张铁生、章汉夫、夏衍、许涤新、乔冠华、杜埃等人，都是社论文化委员会成员。刘思慕当时是民主人士，多年的老报人，经张铁生等人引荐，饶彰风决定让他出任总编辑，以团结、影响更多的党外人士……《华商报》迅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香港人民面前，版面新颖，内容丰富，文章活泼，一时间可谓洛阳纸贵，大家争相传阅，很快便发行到广东、广西、江西、湖南与重庆等省市以及海外。
《华商报》复办成功，标志着党中央与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集体合作的又一次胜利，这也是统一战线成功的典范。而作为主要负责人，饶彰风更是对该项工作倾注了不少心血。在创报过程中，饶彰风这个“大管家”除了对出版报纸的大大小小事情十分重视，还十分关心报社的工作人员。对党外民主人士工作上充分信任，生活上无微不至，尽量为他们排难解困。总编辑刘思慕当时还没有入党，由于他熟悉香港各方面的情况而被重用，但是他的家庭人口多，工资也不高，彰风除设法给他一些津贴外，还安排他爱人在报社工作，为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例。彰风这份关爱深深打动了众多党外人士。
对党内同志他也百般关照，他专为廖沫沙与任以沛夫妇在坚尼地道安排了一套两大间的住房，并代雇一女工为其做饭。廖沫沙因淋雨生了病，他亲自陪其检查就医，安排住院，忙里忙外。
“彰风，我都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你本来工作就很繁忙，还这么有心来看我，为我找医生治病。我，我真的……我真的是……”廖沫沙已经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饶彰风却只是微笑着望着他的战友，他的同志。
仅此两例，便可知彰风的为人。“总管大老爷”的称号也真的是名副其实。
这时，有不少从东江纵队过来的同志，彰风也很注意培养他们，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除了聘请一些有专长的人给他们上课，他也常亲自主持课程，作报告，使他们各方面进步很快。有一位原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小鬼”，新中国成立后还当了大学讲师。《华商报》的不少工作人员后来都成为了党和政府部门的干部。这位当年的“小鬼”在回忆往事时还感慨地说道，他能有今日的成绩要感谢彰风同志的培养。
彰风在《华商报》尽管百务缠身，还承担了很多其他的工作。为及时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及新华社发布的新闻，他从游击区抽调干部，在香港建立电台，鼓励党员同志勇敢地毛遂自荐进入电台工作，并建立了新华南通讯社，经中央任命，由他兼任社长——这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华商报》才恢复出版几个月，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面对这一切《华商报》全体工作人员都十分开心，反动派却沉不住气了。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国际上的反动力量，千方百计把复刊后的《华商报》扼杀在摇篮中。
1946年5月4日，一群暴徒手拿棍棒冲进了《华商报》广州分社门市部，捣毁门窗、撕毁报纸、殴打员工，饶彰风立即组织全报社人员进行反击，并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无耻行径。
1946年6月28日，《华商报》广州分社和《正报》广州营业处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香港报刊发行代理和广告客户均遭到特务的威胁、恐吓。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恶行极大地影响了《华商报》的发行。饶彰风等相关负责人全力抵抗。香港各界人士与广大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给报社，声讨反动当局，支持报社。
反动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华商报》在群众中的声望反而更进一步升高了，人民更加同情与拥护共产党。
1946年夏天，全面内战已经开始，这时国民党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华商报》在内地发行，在港的敌对分子也对该报进行封锁，《华商报》又一次陷入“经济危机”中。党在极端困难下拨给该报一笔经费，也只能解决短期困难。到1947年，报社困难到连工资都几乎发不出。
“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一点经费都没有了，完全不能够正常运行嘛！”
“是啊，现在咱们工资也发放不出了，员工们都没法生活……”
“国民党他们太狠啦！”
《华商报》的员工们议论纷纷，都为报刊的前景而担忧。
于是，有人主张停办报纸。
“我看，不如咱们就结束算了。反正这样耗下去也是停，不如咱们自己先停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朝这个建议者望去，都惊异于会有人提出如此看法，但是其他人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法子。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与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这时人民群众是多么需要《华商报》及时给他们传递可靠的消息，了解人民战争滚滚洪流向前奔腾的大好喜讯呀！
当听说《华商报》要停刊时，广大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到报社，坚决不同意《华商报》停刊。有的还亲自来到报社，要求报纸出下去，愿鼎力相助，并亲自给报社募捐。
一时间，“救报运动”风起云涌。读者们还专门设立了“救报运动”目标，一个月募捐十万元。募捐的读者不只限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还扩张到了全国，甚至是亚洲、欧美。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时作出指示，支持群众的要求，把“救报运动”推向高潮。彰风身体力行，从原本拮据的生活中省出工资用于“救报”。他不仅以身作则，还大力宣传，号召更多的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参与到这一运动中。
1946年6月29日，《华商报》广州营业处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只能通过秘密渠道从香港向华南和广大内地地区发行。解放战争时期，《华商报》在港澳及东南亚各国销量达十万份，这对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起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面对水深火热的大环境，《华商报》的运营步步困难，为了不让报纸进入瓶颈期，彰风等人四处想办法，力争为报纸谋一条生存之路。
在为《华商报》筹钱的过程中，除了得到饶彰风等党中央指派的同志的支持，还得到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力量的支持，其中邓文钊的大力贡献得到了党中央的积极肯定。廖承志向中央汇报《华商报》工作情况时说：《华商报》在经济上靠邓文钊维持，我们未花分文，邓文钊是一个“桥头堡”。廖承志对邓文钊的评价是客观的，从邓文钊与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积极主动地为办报及支持革命筹募资金。
邓文钊在写给爱泼斯坦的一封信中写道（原信内容是英文）：“我们的报纸（《华商报》）两周前再次出版了，但仍被人破坏。国民党用尽办法阻止我们，我想请美联社写一篇报道在美广播。我们的报纸不能到广州发行，只能让‘小鬼’（游击队‘小鬼’）去发售。停火协议虽已签订，但内战仍在进行，原东江一带战火未停。我很希望能看到最近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请你多寄来一些全世界的好书。你可否从美国报刊中剪一些资料寄给我。我们需要钱进行救济工作，美国援华会能否做些工作，把钱寄来？‘东江’很需要钱。希望你能出一点力。”
邓文钊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想知道美国有没有寄钱到港，是否通过联合援华会（据爱泼斯坦介绍，珍珠港事件后，美、英政府把所有援华组织统一起来，成立了一个叫‘联合援华会’的机构，统一汇款到中国）寄来。东江纵队理应得到这笔钱的，他们曾救过八个美国人。他们现在受新一军压迫很厉害，新界广九路两旁受害最严重。新一军把有子弟参加游击队的每一家人的房子都烧毁，并进行掠夺。他们告诉我，新一军比日本鬼子更坏，叫新一军为‘新日军’。几星期前，我曾与一批人去访问过他们，想送给他们一些药物。看到新一军在该处的暴行，回来后我病了两天。我希望你能立即筹募一批资金给我转给他们，我会把他们如何救美国人的资料寄给你们。”
邓文钊在担任《华商报》督印人期间，除了全心全意地帮助解决办报的资金困难，他还适时为办报方针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他曾提出在香港办报必然要符合香港人的口味，而不能照搬以往国内报刊的模式、办法在香港进行，毕竟香港与国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据《华商报》采访主任兼港闻版主编赵元浩回忆，邓文钊常对记者说，在香港写什么政治主张都可以，但是凡涉及个人名誉的事，就要核对清楚，有根有据，不可乱来，否则会触犯法律，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尽管邓文钊早已提出了这种中肯客观的看法，但是《华商报》在经营的过程中还是惹上了不少麻烦。当时一些记者朋友太激进，在报道中表现出太鲜明的政治倾向，使得报纸引起香港地方政府的反感，从而给作为法人的邓文钊带来一些麻烦。不过好在邓文钊熟悉香港地头，懂得“游戏规则”，他花钱请客同香港地头说了不少好话，这才使得事情平息。
有了这些教训后，邓文钊等人更加认识到《华商报》要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存活是要讲究策略的。《华商报》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须名如其实地增加更多的商界色彩，进而掩人耳目，秘密地宣传解放战争。每每提到《华商报》，让人们很自然地觉得这是一份主要讲经济、商业的报纸。当初，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打算创立报纸时，决定起这样一个名字，就是为了借助商界的外衣秘密宣传革命抗日和统一战线精神。这是适合当时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的万全之策。如今抗日战争虽已经结束，但是内战爆发，为了让香港同胞、海外华侨们正确客观地清楚国民党的卑劣行径，了解共产党为国为民所作的贡献，《华商报》担当起这个宣传事实的任务，号召全体华人为了祖国的最终解放而坚持到底。但是，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无法直接公开发表。为了减少损失保存实力，《华商报》只能继续保留以往依靠商界报道的方式，以减少其政治色彩，加强经济味儿，从而降低敌人对它的关注。于是，邓文钊积极联系他的商界朋友，请他们前来做采访，丰富了报纸的商界经济信息量。而正是因为《华商报》经济信息快捷扎实，金融贸易分析和预测都很有特色，读者反映很不错，工商界的读者数量上升很快。那时《华商报》为两大张八页大报，重视国际时事、国内新闻与本港新闻的报道，并开辟有专论、评论和专栏文章，设有热风（后改名茶亭）、文艺周刊、电影周刊、妇女周刊、图书周刊等专栏，各版的主要编辑人员多是报坛精英，各专栏文章的撰稿人也大多是国内著名的作家、学者，可谓群英荟萃。参见叶文益：《广东革命报刊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华商报》还设立了作为报社图书出版部的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中共的论著（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此外，还从内地购进一些进步书籍在香港发售。《华商报》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赞扬。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致邓文钊及该报的负责人萨空了、刘思慕、千家驹的电报称：“……在诸兄努力之下，成就甚大，至为钦佩……”《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页。
邓文钊将自己的精力完全放在《华商报》上，他时时密切关注着报纸的发展动向。不仅如此，他也十分关心报社里一同共事的员工，关心他们的福利。由于他那平易近人的姿态及和蔼的态度，《华商报》上下同仁都很敬重他并且亲切地称呼他为钊哥。对于邓文钊热切关心劳工的行为，外界对此十分不解，于是说“邓文钊是共产党”。但对于这些传闻，邓文钊置之不理，仍然坚持当他的《华商报》董事长。“我做我的事，外人喜欢怎么说就随他们吧。”在他看来，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可以真正帮助国家、民族、人民，为民族做一点事，是不是共产党都不会影响他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1947年蒋管区发行的《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华商报》成为中共在解放区以外唯一的宣传报刊。此时，《华商报》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它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倒行逆施行为，动员蒋管区人民和海外侨胞支持解放区的舆论阵地。国民党已经领教过中共宣传的威力，现在他们视《华商报》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希望将《华商报》弄垮。这一时期，《华商报》所遭受的磨难阻碍比1941年更为严重。广州的《华商报》门市部被特务打手捣毁；而香港的发行工作也寸步难行：“报房”遭到国民党势力的威胁不肯承接《华商报》，使得报纸无法发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华商报》的工作人员直接将报纸交予报贩去卖。然而，反动势力并没有放松对《华商报》的破坏，他们对报贩施加暴力，威胁报贩，而卖报的报童也常常遭到反动势力的毒打。他们甚至还烧毁新印的报纸。在种种困难面前，邓文钊并没有被吓倒，也没有退缩，反而更坚定了信念。“他们（国民党特务等）越是这样百般阻挠，越说明他们内心恐慌，我们不要被他们表面的嚣张气焰给吓跑了，咱们一定要坚守在岗位上。”中共负责人饶彰风被邓文钊的话激励了，说道：“同志们，文钊先生说得极是啊，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两位领导者的鼓励下，《华商报》的同仁们个个充满斗志，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
报纸被烧毁，那就印刷更多份；报童被人打，邓文钊抽出时间以董事长的身份亲自慰问被打报童，鼓励他们不要放弃。总之，国民党特务想方设法破坏《华商报》的发行，邓文钊等人努力去挽救，他们相信一定可以突破黑暗重见天日。
国民党反动派发现邓文钊在《华商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向比利时公使提出要求，希望借助比利时政府促使华比银行总经理给邓氏兄弟施压，从而迫使他们放弃出版《华商报》的工作。银行方面派人上门找到邓文钊，与他商量：“邓先生在香港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名人，怎么会做些糊涂事呢？当然，我们知道邓先生是被逼无奈才会上了共产党的当为其办事。现在邓先生只要不继续做下去，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合作的。”
“呵呵，先谢谢抬爱，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宁可退出华比银行，也不退出《华商报》。”
看着邓文钊如此这般执著，派来使者自知这样耗下去也没用，于是自讨没趣地走掉了。
而华比银行是不会辞退邓氏兄弟的，因为银行还要依赖他们做生意，所以国民党拿他也无可奈何。
有了1941年的办报经验，这次邓文钊更加小心谨慎。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陷入“金融危机”，在经费问题上邓文钊更是下了力气。
《华商报》虽然冲破难关得以复刊，但是它前面依旧是崎岖坎坷的道路。为了让《华商报》持续创办下去，邓文钊不知为此熬了多少个夜晚，长出多少根白发。可是他无怨无悔，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明白虽然靠工商界人士的帮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报刊的运营，但是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依然存在，上回办报的历史教训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最为关键的是《华商报》需要自己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
邓文钊是学经济的，具有十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并且又长期在银行工作，因此对于这些财政上、经济上的问题，他还是可以应对的。他考察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大环境，对政府实行的政策进行仔细研究，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他想出来一个妙计。那时，印报纸都由政府提供美汇向外地购买纸张。他便尽量多报《华商报》的发行数字，报告政府说需要大量的纸张，从而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尽量多的美元外汇；当用美元外汇买回纸张后，他又以港币卖出多余的部分，利用港币价高来赚取差价，以维持《华商报》的经营。邓文钊不能不说是一个经济天才，在他的带领下，《华商报》不再为资金而担忧。
在买卖纸张交易中，邓文钊渐渐认识了有裕行老板、纸商刘福诚。因为邓文钊为人真诚热情，做生意有信用，所以刘福诚很乐意与他进行生意交往，一来二往两人慢慢就熟络了。邓文钊发现刘老板在干诺道中有一栋较大的房子空置着，于是他想让刘老板让出来，作为《华商报》的办报场所。他常常看到饶彰风等人窝在一个极小的空间中工作到很晚，对此他很感动，同时地方小对于以后报刊的发展也十分不利，于是他一直想着要是有合适的机会争取为他们找一个好点的地方。
一日，邓文钊照常来到刘福诚店中购买纸张：“刘老板，近来您的生意是越做越好了啊！”
“哈哈，这还不是靠您邓先生的光顾啊。”
“刘老板，您看咱们生意往来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大家之间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您也知道我这个人做生意是什么样的。”
“是的，是的，在香港谁人不知邓先生，您可是出了名的人物，而且您一直以来都十分诚信，我怎么会不信任您啊！”
“呵呵，那是香港商界朋友们抬举邓某啦。不过，刘老板，话说回来，我今天真有点事想找您商量商量。”
“邓先生，什么事您尽管说，只要刘某人能帮上的一定帮。”
“刘老板果真是个爽快人，好，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您也知道我正在办报，可是我们报社的办公地点是我以前的一个狭小的住宅，我想长期这样下去会影响业务的扩大，我打算为报社另寻一个大点的地方。听闻刘老板您手上有一栋较大的房子目前正空置着，所以邓某想请老板您将那房子转让给我报社，以帮助解决办报场地。当然，刘老板若有什么条件咱们也可以商量商量。”
“邓先生，您言重了。我如今纸业生意做得这么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先生您帮忙照顾生意，您可是我的一大客户。那栋房子反正我现在也用不上，先生若需要，我转让给您便是，只望先生日后还继续关照我的生意啊！”
“哈哈，刘老板，这个是一定啦，谢谢您！您放心，咱们的生意往来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于是，《华商报》便从之前荷里活道204号搬进了刘福诚转让的干诺道中那栋较大的房子里，而以前的房子以象征性低价租给了三联书店。至今，香港三联书店的老职工都还记得那段历史。
1946年1月4日，《华商报》正式复刊了。它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在《复刊词》中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团结海内外同胞，以和平、团结、民主为原则，共同创建一个民主的新中国。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还亲自为《华商报》复刊题词：蜀道如天，忧心如捣，还政于民，仍待健斗。这充分表达出渴待祖国和平统一的广大爱国人士对该报一如既往的热望。
《华商报》董事长仍为邓文钊先生，饶彰风为总经理，后由萨空了接任，总编辑与副总编辑为刘思慕与廖沫沙，党内外知名人士如陈此生、张铁生、章汉夫、夏衍、许涤新、乔冠华、杜埃等人，都是社论文化委员会成员。刘思慕当时是民主人士，多年的老报人，经张铁生等人引荐，饶彰风决定让他出任总编辑，以团结、影响更多的党外人士……《华商报》迅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香港人民面前，版面新颖，内容丰富，文章活泼，一时间可谓洛阳纸贵，大家争相传阅，很快便发行到广东、广西、江西、湖南与重庆等省市以及海外。
《华商报》复办成功，标志着党中央与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集体合作的又一次胜利，这也是统一战线成功的典范。而作为主要负责人，饶彰风更是对该项工作倾注了不少心血。在创报过程中，饶彰风这个“大管家”除了对出版报纸的大大小小事情十分重视，还十分关心报社的工作人员。对党外民主人士工作上充分信任，生活上无微不至，尽量为他们排难解困。总编辑刘思慕当时还没有入党，由于他熟悉香港各方面的情况而被重用，但是他的家庭人口多，工资也不高，彰风除设法给他一些津贴外，还安排他爱人在报社工作，为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例。彰风这份关爱深深打动了众多党外人士。
对党内同志他也百般关照，他专为廖沫沙与任以沛夫妇在坚尼地道安排了一套两大间的住房，并代雇一女工为其做饭。廖沫沙因淋雨生了病，他亲自陪其检查就医，安排住院，忙里忙外。
“彰风，我都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你本来工作就很繁忙，还这么有心来看我，为我找医生治病。我，我真的……我真的是……”廖沫沙已经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饶彰风却只是微笑着望着他的战友，他的同志。
仅此两例，便可知彰风的为人。“总管大老爷”的称号也真的是名副其实。
这时，有不少从东江纵队过来的同志，彰风也很注意培养他们，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除了聘请一些有专长的人给他们上课，他也常亲自主持课程，作报告，使他们各方面进步很快。有一位原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小鬼”，新中国成立后还当了大学讲师。《华商报》的不少工作人员后来都成为了党和政府部门的干部。这位当年的“小鬼”在回忆往事时还感慨地说道，他能有今日的成绩要感谢彰风同志的培养。
彰风在《华商报》尽管百务缠身，还承担了很多其他的工作。为及时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及新华社发布的新闻，他从游击区抽调干部，在香港建立电台，鼓励党员同志勇敢地毛遂自荐进入电台工作，并建立了新华南通讯社，经中央任命，由他兼任社长——这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华商报》才恢复出版几个月，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面对这一切《华商报》全体工作人员都十分开心，反动派却沉不住气了。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国际上的反动力量，千方百计把复刊后的《华商报》扼杀在摇篮中。
1946年5月4日，一群暴徒手拿棍棒冲进了《华商报》广州分社门市部，捣毁门窗、撕毁报纸、殴打员工，饶彰风立即组织全报社人员进行反击，并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无耻行径。
1946年6月28日，《华商报》广州分社和《正报》广州营业处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香港报刊发行代理和广告客户均遭到特务的威胁、恐吓。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恶行极大地影响了《华商报》的发行。饶彰风等相关负责人全力抵抗。香港各界人士与广大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给报社，声讨反动当局，支持报社。
反动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华商报》在群众中的声望反而更进一步升高了，人民更加同情与拥护共产党。
1946年夏天，全面内战已经开始，这时国民党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华商报》在内地发行，在港的敌对分子也对该报进行封锁，《华商报》又一次陷入“经济危机”中。党在极端困难下拨给该报一笔经费，也只能解决短期困难。到1947年，报社困难到连工资都几乎发不出。
“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一点经费都没有了，完全不能够正常运行嘛！”
“是啊，现在咱们工资也发放不出了，员工们都没法生活……”
“国民党他们太狠啦！”
《华商报》的员工们议论纷纷，都为报刊的前景而担忧。
于是，有人主张停办报纸。
“我看，不如咱们就结束算了。反正这样耗下去也是停，不如咱们自己先停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朝这个建议者望去，都惊异于会有人提出如此看法，但是其他人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法子。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与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这时人民群众是多么需要《华商报》及时给他们传递可靠的消息，了解人民战争滚滚洪流向前奔腾的大好喜讯呀！
当听说《华商报》要停刊时，广大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到报社，坚决不同意《华商报》停刊。有的还亲自来到报社，要求报纸出下去，愿鼎力相助，并亲自给报社募捐。
一时间，“救报运动”风起云涌。读者们还专门设立了“救报运动”目标，一个月募捐十万元。募捐的读者不只限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还扩张到了全国，甚至是亚洲、欧美。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时作出指示，支持群众的要求，把“救报运动”推向高潮。彰风身体力行，从原本拮据的生活中省出工资用于“救报”。他不仅以身作则，还大力宣传，号召更多的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参与到这一运动中。
1946年6月29日，《华商报》广州营业处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只能通过秘密渠道从香港向华南和广大内地地区发行。解放战争时期，《华商报》在港澳及东南亚各国销量达十万份，这对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起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面对水深火热的大环境，《华商报》的运营步步困难，为了不让报纸进入瓶颈期，彰风等人四处想办法，力争为报纸谋一条生存之路。
在为《华商报》筹钱的过程中，除了得到饶彰风等党中央指派的同志的支持，还得到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力量的支持，其中邓文钊的大力贡献得到了党中央的积极肯定。廖承志向中央汇报《华商报》工作情况时说：《华商报》在经济上靠邓文钊维持，我们未花分文，邓文钊是一个“桥头堡”。廖承志对邓文钊的评价是客观的，从邓文钊与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积极主动地为办报及支持革命筹募资金。
邓文钊在写给爱泼斯坦的一封信中写道（原信内容是英文）：“我们的报纸（《华商报》）两周前再次出版了，但仍被人破坏。国民党用尽办法阻止我们，我想请美联社写一篇报道在美广播。我们的报纸不能到广州发行，只能让‘小鬼’（游击队‘小鬼’）去发售。停火协议虽已签订，但内战仍在进行，原东江一带战火未停。我很希望能看到最近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请你多寄来一些全世界的好书。你可否从美国报刊中剪一些资料寄给我。我们需要钱进行救济工作，美国援华会能否做些工作，把钱寄来？‘东江’很需要钱。希望你能出一点力。”
邓文钊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想知道美国有没有寄钱到港，是否通过联合援华会（据爱泼斯坦介绍，珍珠港事件后，美、英政府把所有援华组织统一起来，成立了一个叫‘联合援华会’的机构，统一汇款到中国）寄来。东江纵队理应得到这笔钱的，他们曾救过八个美国人。他们现在受新一军压迫很厉害，新界广九路两旁受害最严重。新一军把有子弟参加游击队的每一家人的房子都烧毁，并进行掠夺。他们告诉我，新一军比日本鬼子更坏，叫新一军为‘新日军’。几星期前，我曾与一批人去访问过他们，想送给他们一些药物。看到新一军在该处的暴行，回来后我病了两天。我希望你能立即筹募一批资金给我转给他们，我会把他们如何救美国人的资料寄给你们。”
邓文钊在担任《华商报》督印人期间，除了全心全意地帮助解决办报的资金困难，他还适时为办报方针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他曾提出在香港办报必然要符合香港人的口味，而不能照搬以往国内报刊的模式、办法在香港进行，毕竟香港与国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据《华商报》采访主任兼港闻版主编赵元浩回忆，邓文钊常对记者说，在香港写什么政治主张都可以，但是凡涉及个人名誉的事，就要核对清楚，有根有据，不可乱来，否则会触犯法律，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尽管邓文钊早已提出了这种中肯客观的看法，但是《华商报》在经营的过程中还是惹上了不少麻烦。当时一些记者朋友太激进，在报道中表现出太鲜明的政治倾向，使得报纸引起香港地方政府的反感，从而给作为法人的邓文钊带来一些麻烦。不过好在邓文钊熟悉香港地头，懂得“游戏规则”，他花钱请客同香港地头说了不少好话，这才使得事情平息。
有了这些教训后，邓文钊等人更加认识到《华商报》要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存活是要讲究策略的。《华商报》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须名如其实地增加更多的商界色彩，进而掩人耳目，秘密地宣传解放战争。每每提到《华商报》，让人们很自然地觉得这是一份主要讲经济、商业的报纸。当初，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打算创立报纸时，决定起这样一个名字，就是为了借助商界的外衣秘密宣传革命抗日和统一战线精神。这是适合当时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的万全之策。如今抗日战争虽已经结束，但是内战爆发，为了让香港同胞、海外华侨们正确客观地清楚国民党的卑劣行径，了解共产党为国为民所作的贡献，《华商报》担当起这个宣传事实的任务，号召全体华人为了祖国的最终解放而坚持到底。但是，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无法直接公开发表。为了减少损失保存实力，《华商报》只能继续保留以往依靠商界报道的方式，以减少其政治色彩，加强经济味儿，从而降低敌人对它的关注。于是，邓文钊积极联系他的商界朋友，请他们前来做采访，丰富了报纸的商界经济信息量。而正是因为《华商报》经济信息快捷扎实，金融贸易分析和预测都很有特色，读者反映很不错，工商界的读者数量上升很快。那时《华商报》为两大张八页大报，重视国际时事、国内新闻与本港新闻的报道，并开辟有专论、评论和专栏文章，设有热风（后改名茶亭）、文艺周刊、电影周刊、妇女周刊、图书周刊等专栏，各版的主要编辑人员多是报坛精英，各专栏文章的撰稿人也大多是国内著名的作家、学者，可谓群英荟萃。参见叶文益：《广东革命报刊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华商报》还设立了作为报社图书出版部的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中共的论著（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此外，还从内地购进一些进步书籍在香港发售。《华商报》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赞扬。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致邓文钊及该报的负责人萨空了、刘思慕、千家驹的电报称：“……在诸兄努力之下，成就甚大，至为钦佩……”《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页。
邓文钊将自己的精力完全放在《华商报》上，他时时密切关注着报纸的发展动向。不仅如此，他也十分关心报社里一同共事的员工，关心他们的福利。由于他那平易近人的姿态及和蔼的态度，《华商报》上下同仁都很敬重他并且亲切地称呼他为钊哥。对于邓文钊热切关心劳工的行为，外界对此十分不解，于是说“邓文钊是共产党”。但对于这些传闻，邓文钊置之不理，仍然坚持当他的《华商报》董事长。“我做我的事，外人喜欢怎么说就随他们吧。”在他看来，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可以真正帮助国家、民族、人民，为民族做一点事，是不是共产党都不会影响他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1947年蒋管区发行的《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华商报》成为中共在解放区以外唯一的宣传报刊。此时，《华商报》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它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倒行逆施行为，动员蒋管区人民和海外侨胞支持解放区的舆论阵地。国民党已经领教过中共宣传的威力，现在他们视《华商报》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希望将《华商报》弄垮。这一时期，《华商报》所遭受的磨难阻碍比1941年更为严重。广州的《华商报》门市部被特务打手捣毁；而香港的发行工作也寸步难行：“报房”遭到国民党势力的威胁不肯承接《华商报》，使得报纸无法发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华商报》的工作人员直接将报纸交予报贩去卖。然而，反动势力并没有放松对《华商报》的破坏，他们对报贩施加暴力，威胁报贩，而卖报的报童也常常遭到反动势力的毒打。他们甚至还烧毁新印的报纸。在种种困难面前，邓文钊并没有被吓倒，也没有退缩，反而更坚定了信念。“他们（国民党特务等）越是这样百般阻挠，越说明他们内心恐慌，我们不要被他们表面的嚣张气焰给吓跑了，咱们一定要坚守在岗位上。”中共负责人饶彰风被邓文钊的话激励了，说道：“同志们，文钊先生说得极是啊，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两位领导者的鼓励下，《华商报》的同仁们个个充满斗志，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
报纸被烧毁，那就印刷更多份；报童被人打，邓文钊抽出时间以董事长的身份亲自慰问被打报童，鼓励他们不要放弃。总之，国民党特务想方设法破坏《华商报》的发行，邓文钊等人努力去挽救，他们相信一定可以突破黑暗重见天日。
国民党反动派发现邓文钊在《华商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向比利时公使提出要求，希望借助比利时政府促使华比银行总经理给邓氏兄弟施压，从而迫使他们放弃出版《华商报》的工作。银行方面派人上门找到邓文钊，与他商量：“邓先生在香港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名人，怎么会做些糊涂事呢？当然，我们知道邓先生是被逼无奈才会上了共产党的当为其办事。现在邓先生只要不继续做下去，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合作的。”
“呵呵，先谢谢抬爱，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宁可退出华比银行，也不退出《华商报》。”
看着邓文钊如此这般执著，派来使者自知这样耗下去也没用，于是自讨没趣地走掉了。
而华比银行是不会辞退邓氏兄弟的，因为银行还要依赖他们做生意，所以国民党拿他也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