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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大营救
11.大营救
从1941年开始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引起了这个地区主要强国的不安。为了给日本一点颜色看，美国冻结了对日本的经济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高辛烷石油，没有石油日本的飞机无法升天，舰艇无法在海中行驶。日本的石油只能维持半年的时间，日本人明白，要么从中国撤兵，停止对外扩张，外交上向美国靠拢；要么南下夺取战略资源，继续加强对外侵略。南洋有美国、英国、荷兰的殖民地，进军南洋就等于向美英两国宣战。
夏威夷东距美国西海岸，西距日本，西南到诸岛群，北到阿拉斯加和白令海峡，都在2000海里到3000海里之间，在太平洋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日本人认为要在太平洋上夺取制空制海权就必须先摧毁美国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于是日本策划了珍珠港突袭。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欧胡岛上的飞机场，这便是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珍珠港战役，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在这场来势凶猛的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对香港进行无情的攻击，一时间香港由一个商贸天堂变成人间炼狱。日本其实早已窥视香港，那时港英政府知道日本的企图，但是一直对日本心存幻想，对日采取妥协态度，所以当日本袭击香港时，港英政府措手不及。
日军的第一颗炸弹是在早晨8点半投下的，地点是香港金钟兵营，接着是东区的太古船坞和九龙的启德机场，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变成一片火海。
经过十几天的混战，香港沦陷了！
日军占领香港后，肆意烧杀抢掠。香港居民人心惶惶，成日待在家中不敢外出。若见到日本兵前来便立马敲脸盆相互报信。每晚此起彼伏的脸盆敲打声让人心惊胆战，不能入睡。而这一时期，社会上的流氓赖皮趁着战乱也伺机进行敲诈勒索，使得香港社会愈加黑暗。
尽管社会黑暗，可是在香港活动的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却如一把明亮的火炬，始终在狂风暴雨的摧残下坚强地屹立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
日军不能容忍一点点反抗，于是对香港进行严密的封锁与戒严，四处搜捕反日的中共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日本人还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胁迫香港社会知名人士、商贾巨擘，游说他们为日本人办事，如碰上不愿合作的则格杀勿论。因此，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香港的社会知名人士个个都身陷险境之中。
日本人早已对在香港居住的两百多名文化人士及民主人士虎视眈眈，这批人包括柳亚子、夏衍、邹韬奋、茅盾、高士奇等人。他们中的很多原本在重庆、桂林大后方，可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加紧反共，中央为了让这些文化民主人士逃离危险，将他们从内陆转移至香港，但是没想到安稳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天，现在他们又要进行一次大转移。
然而，怎样才能把旅居香港的民主群英尽早安全地接送到解放区来，始终是摆在周恩来面前的重大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周恩来亲自致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被困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国知识界的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免遭毒手。”
“是，请您放心，我们一定完成这项任务。”廖承志放下电话，马上开始营救工作。于是，中共南粤省委、东江纵队及中共香港市委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
此次大营救人员中没有宋庆龄，因为在日军将炸弹投向启德机场的时候，宋庆龄正好乘坐重庆派来的一架专机离开，由于飞机起飞及时，宋庆龄逃过这场灾难，但是还有两百多名文化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困在其中。
邓文钊作为香港知名的商界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也是营救对象之一。当时需要营救的人员很多，只能分批救出。据负责此次行动的人士回忆，第一批离港的有中共的几个负责人：廖承志、乔冠华及连贯；第二批有何香凝一家；而邓文钊等人是第三批被救出的，同时离开香港的还有茅盾、邹韬奋等人。
在被营救离港之前，邓文钊一家早已从“红屋”搬到坚尼地道28号何捷书的妹妹家中。因为“红屋”地势高，面积大，早就成为日军炮弹下的牺牲品了。在坚尼地道，邓文钊坐立不安。
“轰轰轰轰……”房外一阵阵爆炸声此起彼伏……
“呜——呜——”头顶上空飞机飞来飞去……
门外一片漆黑，只是偶尔由于有炮弹落下才闪亮一阵。邓文钊在家中不安地来回走着，他紧锁眉头，心事重重：“保盟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时局这么紧迫，香港已不可留，不知道大家现在情况怎样？”
正当他还在为自己的朋友们担忧的时候，岂不知他的生命现在也正受到威胁，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靠近。
何捷书的娘家何家虽然出了很多明大义识大体的爱国民主人士，但是也存在那么一两个不分黑白、不明事理的人。何捷书有一个堂兄曾经在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到广州，在廖仲恺手下的财政厅工作，因贪污公款而被开除。于是他再次去日本并且参加了日本情报组织“兴亚机关”。太平洋战争前，日本人将他派回香港，与大汉奸陈廉伯同时当上了保良局副值理。由于他知道邓文钊的一些革命事迹，香港刚沦陷他便带上日本宪兵到坚尼地道28号找邓文钊。何捷书的三妹知道他的来意后，不让其入门，在门口与其几经周旋，掩护了邓文钊。有了这次的来袭，邓文钊怕日本人再来突查，于是当晚便只身离开。
邓文钊是行水路离开的，当时是由潘柱带路到铜锣湾下的船。香港已被日军严加看守起来，要想从日本人眼皮下溜走那是需要花费一番工夫的。邓文钊等人静静地坐在船上，不敢有任何声响。这天夜里，他们经过荃湾进入宝安，到达东江纵队游击区白石龙。邓文钊一行人下船爬上大雾山，爬到山顶时邓文钊回头远眺香港，那还是他认识的香港吗？是那个生养他的家乡吗？硝烟四起，香港的上空再也看不见那火红艳丽的太阳……此情此景，让邓文钊百感交集……
之后没多久，邓文钊的家人也一同离开香港，来到东江纵队游击区与其会合，后来他们一起撤离至后方。在转移后方的路途中，邓文钊曾在韶关帮助中共做信息传递员。
邓文钊到达韶关后，一日连贯急匆匆地跑来找他：“文钊，文钊，不好了，出事了。”
看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连贯，邓文钊急切地问道：“连贯兄，发生了什么事，你慢慢说，别急。”说罢递给连贯一杯茶。连贯接过茶没喝放在桌上，连忙说道：“廖承志同志在粤北被国民党逮捕了。现在情况怎样还不知道，你快去通知何香凝吧，听说她们一家也已到韶关了，现在正住在一间叫互励社的国民党高级招待所里。我们想了想觉得还是你去告诉她比较好，我们在那儿进出不方便。”
一口气说完后，连贯拿起茶杯大口喝起茶来。
“好的，谢谢你通知我，我现在马上就去。”
其实何香凝一家所住地点与邓文钊一家所住的上窑侨兴行温康蓝家距离很远，那时交通不便，只能步行。救人要紧啊，邓文钊顾不得那么多，说完就起身出发了。之后，为了商量营救廖承志的事，邓文钊常常带着儿子长途跋涉去互励社见何香凝。因为当时形势比较紧张，所以邓文钊带上儿子可以算是走亲戚，引不起外人的怀疑。这就为邓文钊的活动加上一个保险。其实，不仅仅这样，邓文钊还有一个更好的保险，那便是正在韶关国民党七战区余汉谋的教导团当团长的昔日留学好友余伯泉。邓文钊回国后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并且还和余伯泉的两个弟弟余平仲和余叔韶有来往。社会上传说邓文钊是共产党，余伯泉说他不相信，邓文钊的很多朋友也都不信，这样便为邓文钊进行革命活动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在韶关期间，何香凝一心想着怎样搭救廖承志，可是忙活了半天一点进展也没有，于是她决定去桂林，而后去重庆亲自找国民党高层。那时廖梦醒正好在重庆，去了刚好有个照应。何香凝去桂林之后，邓文钊常常去桂林探望她。甚至为了在桂林有个落脚点，他与香港朋友郭凤长、周永锦等人在桂林合开了一间美斯西式餐厅。这对于当时很少有西餐厅的桂林来说是一个新的景象。而恰巧当时美军十四航空队驻扎桂林，于是美斯餐厅成为美军的常去之处，生意兴旺，餐厅自然赚了一些钱。其实，邓文钊只是在美斯餐厅投资了10000元，具体的管理工作他并没有参与。但是，美斯餐厅开办后，这里渐渐成为逃难到桂林的中共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中转站，为逃难人士提供了一个临时避难所。
1943年夏，邓文钊从韶关经桂林去重庆见周恩来和宋庆龄。在去之前，他托他的朋友周永锦帮忙，通过李济深行营办公厅的官员黎民荫搞一张通行证，因为那时出行很严，国民党四处设关卡，没有通行证是很难出入的。
“文钊，这是通行证，你拿好了。一路小心保重！”
邓文钊接过通行证放入西装口袋中，同家人朋友一一道别，便独自一人上路了。
在重庆，邓文钊住在廖梦醒家中。刚到几日，宋庆龄便设宴招待了他，而且邓文钊还看到久别的从香港日军集中营逃出来的老朋友爱泼斯坦夫妇。老友相聚别样开心，大家畅谈甚欢。过几日后，廖梦醒把他引见给周恩来、董必武。这是邓文钊第一次见到除了廖承志之外的中共高层领导。他自然是心情异常兴奋。周恩来那温文儒雅的姿态及睿智的言谈，让邓文钊觉得在这么出色的领导人领导下的政党定是个不错的组织，他被中共党员的魅力与魄力所打动。在他们的谈话中，周恩来向他了解何香凝的情况，邓文钊将其所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恩来。汇报完毕后，邓文钊准备回韶关，临走前，周恩来让朱伯琛交一笔钱给邓文钊，并转告他请他带给东江纵队。邓文钊将钱紧紧地握在手中说：“请恩来同志放心，我一定将这笔钱完好地交到东江纵队手上。”邓文钊回到韶关后，马上就去找东江纵队相关负责人，后来他将周恩来托付的钱交给了东江纵队的后勤部长李健行。在东江纵队的日子里，邓文钊还积极与东纵的管理人员商讨营救被日军俘虏的香港外籍人士问题。
在这次震惊中外的大营救中，邓文钊用他那爱国热忱与革命精神帮助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逃离，他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后来廖承志在回忆大营救过程中曾提到：“文钊先生对此也给予了很大的资助。”大营救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随着抗战的胜利，邓文钊等人又都重返香港。
§§中篇
从1941年开始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引起了这个地区主要强国的不安。为了给日本一点颜色看，美国冻结了对日本的经济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高辛烷石油，没有石油日本的飞机无法升天，舰艇无法在海中行驶。日本的石油只能维持半年的时间，日本人明白，要么从中国撤兵，停止对外扩张，外交上向美国靠拢；要么南下夺取战略资源，继续加强对外侵略。南洋有美国、英国、荷兰的殖民地，进军南洋就等于向美英两国宣战。
夏威夷东距美国西海岸，西距日本，西南到诸岛群，北到阿拉斯加和白令海峡，都在2000海里到3000海里之间，在太平洋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日本人认为要在太平洋上夺取制空制海权就必须先摧毁美国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于是日本策划了珍珠港突袭。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欧胡岛上的飞机场，这便是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珍珠港战役，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在这场来势凶猛的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对香港进行无情的攻击，一时间香港由一个商贸天堂变成人间炼狱。日本其实早已窥视香港，那时港英政府知道日本的企图，但是一直对日本心存幻想，对日采取妥协态度，所以当日本袭击香港时，港英政府措手不及。
日军的第一颗炸弹是在早晨8点半投下的，地点是香港金钟兵营，接着是东区的太古船坞和九龙的启德机场，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变成一片火海。
经过十几天的混战，香港沦陷了！
日军占领香港后，肆意烧杀抢掠。香港居民人心惶惶，成日待在家中不敢外出。若见到日本兵前来便立马敲脸盆相互报信。每晚此起彼伏的脸盆敲打声让人心惊胆战，不能入睡。而这一时期，社会上的流氓赖皮趁着战乱也伺机进行敲诈勒索，使得香港社会愈加黑暗。
尽管社会黑暗，可是在香港活动的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却如一把明亮的火炬，始终在狂风暴雨的摧残下坚强地屹立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
日军不能容忍一点点反抗，于是对香港进行严密的封锁与戒严，四处搜捕反日的中共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日本人还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胁迫香港社会知名人士、商贾巨擘，游说他们为日本人办事，如碰上不愿合作的则格杀勿论。因此，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香港的社会知名人士个个都身陷险境之中。
日本人早已对在香港居住的两百多名文化人士及民主人士虎视眈眈，这批人包括柳亚子、夏衍、邹韬奋、茅盾、高士奇等人。他们中的很多原本在重庆、桂林大后方，可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加紧反共，中央为了让这些文化民主人士逃离危险，将他们从内陆转移至香港，但是没想到安稳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天，现在他们又要进行一次大转移。
然而，怎样才能把旅居香港的民主群英尽早安全地接送到解放区来，始终是摆在周恩来面前的重大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周恩来亲自致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被困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国知识界的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免遭毒手。”
“是，请您放心，我们一定完成这项任务。”廖承志放下电话，马上开始营救工作。于是，中共南粤省委、东江纵队及中共香港市委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
此次大营救人员中没有宋庆龄，因为在日军将炸弹投向启德机场的时候，宋庆龄正好乘坐重庆派来的一架专机离开，由于飞机起飞及时，宋庆龄逃过这场灾难，但是还有两百多名文化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困在其中。
邓文钊作为香港知名的商界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也是营救对象之一。当时需要营救的人员很多，只能分批救出。据负责此次行动的人士回忆，第一批离港的有中共的几个负责人：廖承志、乔冠华及连贯；第二批有何香凝一家；而邓文钊等人是第三批被救出的，同时离开香港的还有茅盾、邹韬奋等人。
在被营救离港之前，邓文钊一家早已从“红屋”搬到坚尼地道28号何捷书的妹妹家中。因为“红屋”地势高，面积大，早就成为日军炮弹下的牺牲品了。在坚尼地道，邓文钊坐立不安。
“轰轰轰轰……”房外一阵阵爆炸声此起彼伏……
“呜——呜——”头顶上空飞机飞来飞去……
门外一片漆黑，只是偶尔由于有炮弹落下才闪亮一阵。邓文钊在家中不安地来回走着，他紧锁眉头，心事重重：“保盟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时局这么紧迫，香港已不可留，不知道大家现在情况怎样？”
正当他还在为自己的朋友们担忧的时候，岂不知他的生命现在也正受到威胁，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靠近。
何捷书的娘家何家虽然出了很多明大义识大体的爱国民主人士，但是也存在那么一两个不分黑白、不明事理的人。何捷书有一个堂兄曾经在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到广州，在廖仲恺手下的财政厅工作，因贪污公款而被开除。于是他再次去日本并且参加了日本情报组织“兴亚机关”。太平洋战争前，日本人将他派回香港，与大汉奸陈廉伯同时当上了保良局副值理。由于他知道邓文钊的一些革命事迹，香港刚沦陷他便带上日本宪兵到坚尼地道28号找邓文钊。何捷书的三妹知道他的来意后，不让其入门，在门口与其几经周旋，掩护了邓文钊。有了这次的来袭，邓文钊怕日本人再来突查，于是当晚便只身离开。
邓文钊是行水路离开的，当时是由潘柱带路到铜锣湾下的船。香港已被日军严加看守起来，要想从日本人眼皮下溜走那是需要花费一番工夫的。邓文钊等人静静地坐在船上，不敢有任何声响。这天夜里，他们经过荃湾进入宝安，到达东江纵队游击区白石龙。邓文钊一行人下船爬上大雾山，爬到山顶时邓文钊回头远眺香港，那还是他认识的香港吗？是那个生养他的家乡吗？硝烟四起，香港的上空再也看不见那火红艳丽的太阳……此情此景，让邓文钊百感交集……
之后没多久，邓文钊的家人也一同离开香港，来到东江纵队游击区与其会合，后来他们一起撤离至后方。在转移后方的路途中，邓文钊曾在韶关帮助中共做信息传递员。
邓文钊到达韶关后，一日连贯急匆匆地跑来找他：“文钊，文钊，不好了，出事了。”
看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连贯，邓文钊急切地问道：“连贯兄，发生了什么事，你慢慢说，别急。”说罢递给连贯一杯茶。连贯接过茶没喝放在桌上，连忙说道：“廖承志同志在粤北被国民党逮捕了。现在情况怎样还不知道，你快去通知何香凝吧，听说她们一家也已到韶关了，现在正住在一间叫互励社的国民党高级招待所里。我们想了想觉得还是你去告诉她比较好，我们在那儿进出不方便。”
一口气说完后，连贯拿起茶杯大口喝起茶来。
“好的，谢谢你通知我，我现在马上就去。”
其实何香凝一家所住地点与邓文钊一家所住的上窑侨兴行温康蓝家距离很远，那时交通不便，只能步行。救人要紧啊，邓文钊顾不得那么多，说完就起身出发了。之后，为了商量营救廖承志的事，邓文钊常常带着儿子长途跋涉去互励社见何香凝。因为当时形势比较紧张，所以邓文钊带上儿子可以算是走亲戚，引不起外人的怀疑。这就为邓文钊的活动加上一个保险。其实，不仅仅这样，邓文钊还有一个更好的保险，那便是正在韶关国民党七战区余汉谋的教导团当团长的昔日留学好友余伯泉。邓文钊回国后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并且还和余伯泉的两个弟弟余平仲和余叔韶有来往。社会上传说邓文钊是共产党，余伯泉说他不相信，邓文钊的很多朋友也都不信，这样便为邓文钊进行革命活动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在韶关期间，何香凝一心想着怎样搭救廖承志，可是忙活了半天一点进展也没有，于是她决定去桂林，而后去重庆亲自找国民党高层。那时廖梦醒正好在重庆，去了刚好有个照应。何香凝去桂林之后，邓文钊常常去桂林探望她。甚至为了在桂林有个落脚点，他与香港朋友郭凤长、周永锦等人在桂林合开了一间美斯西式餐厅。这对于当时很少有西餐厅的桂林来说是一个新的景象。而恰巧当时美军十四航空队驻扎桂林，于是美斯餐厅成为美军的常去之处，生意兴旺，餐厅自然赚了一些钱。其实，邓文钊只是在美斯餐厅投资了10000元，具体的管理工作他并没有参与。但是，美斯餐厅开办后，这里渐渐成为逃难到桂林的中共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中转站，为逃难人士提供了一个临时避难所。
1943年夏，邓文钊从韶关经桂林去重庆见周恩来和宋庆龄。在去之前，他托他的朋友周永锦帮忙，通过李济深行营办公厅的官员黎民荫搞一张通行证，因为那时出行很严，国民党四处设关卡，没有通行证是很难出入的。
“文钊，这是通行证，你拿好了。一路小心保重！”
邓文钊接过通行证放入西装口袋中，同家人朋友一一道别，便独自一人上路了。
在重庆，邓文钊住在廖梦醒家中。刚到几日，宋庆龄便设宴招待了他，而且邓文钊还看到久别的从香港日军集中营逃出来的老朋友爱泼斯坦夫妇。老友相聚别样开心，大家畅谈甚欢。过几日后，廖梦醒把他引见给周恩来、董必武。这是邓文钊第一次见到除了廖承志之外的中共高层领导。他自然是心情异常兴奋。周恩来那温文儒雅的姿态及睿智的言谈，让邓文钊觉得在这么出色的领导人领导下的政党定是个不错的组织，他被中共党员的魅力与魄力所打动。在他们的谈话中，周恩来向他了解何香凝的情况，邓文钊将其所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恩来。汇报完毕后，邓文钊准备回韶关，临走前，周恩来让朱伯琛交一笔钱给邓文钊，并转告他请他带给东江纵队。邓文钊将钱紧紧地握在手中说：“请恩来同志放心，我一定将这笔钱完好地交到东江纵队手上。”邓文钊回到韶关后，马上就去找东江纵队相关负责人，后来他将周恩来托付的钱交给了东江纵队的后勤部长李健行。在东江纵队的日子里，邓文钊还积极与东纵的管理人员商讨营救被日军俘虏的香港外籍人士问题。
在这次震惊中外的大营救中，邓文钊用他那爱国热忱与革命精神帮助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逃离，他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后来廖承志在回忆大营救过程中曾提到：“文钊先生对此也给予了很大的资助。”大营救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随着抗战的胜利，邓文钊等人又都重返香港。
§§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