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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粤北岁月
10.粤北岁月
八年抗战，饶彰风辗转于香港、曲江以及粤东地区，与战友们一道同两万多日伪军周旋，几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掀起的反共高潮。在一系列残酷的斗争中，他的爱妻张黎明同志壮烈捐躯，他自己也好几回死里逃生。然而，丧偶之痛、艰险历程并没有改变他的初衷，他始终坚持不懈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化劣势为优势，不断推动着广东大地上的抗日战争向前发展。
1936年10月，饶彰风任中共南临委秘书，并出任救国会华南区总部干事。其主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做好抗日救国的宣传，做好统战工作。该总部以国民党左派人士李章达为首。彰风以救国会名义深入到香港各行业工会团体中，大力宣传，广泛联系群众，扩大群众基础，并负责与新闻界、文化界联系。
“彰风同志，你已经忙了一天了，就休息一下吧！”
“呵呵，没关系的，我不累，我年轻有的是精力，再说了，为了革命事业，我现在是浑身带劲啊——”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可以看到彰风的房中透出微弱的灯光，看到他那伏案工作的身影。
其实，当时形势是相当艰难的，反动派的势力还很强大，他们对彰风等人的工作也一再阻挠。但是，彰风等人没有在困难面前退步，而是积极地想方设法去解决一切困难。
反动当局为了阻止彰风等人与当地的传媒单位建立良好的联系，经常对相关单位进行恐吓，或是在彰风等人办事的途中设障碍。但是，所有一切阴谋诡计最终都化为泡影，彰风凭着对革命的执著，加上高效的办事能力，一一突破难关，顺利地与地方新闻媒介等单位建立联系。
同时，他主办了南临委的机关刊物《大路》，领导《激流》等进步刊物，迅速转载延安《解放》周刊、《救国时报》及其他进步刊物上的重要文章。
一时之间，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了国内战争的情况。彰风是一个宣传能手，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后来，饶彰风的同乡、革命战友连贯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道：“当时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可是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上层人士，向海外各地开展工作，打开了局面。饶彰风善于做宣传工作，他写了许多文章，动员广大人民支持抗日救国运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已成定局。1937年中央派来了张文彬主持穗港党的工作。年底，彰风与薛尚实等同志一道自港返穗。第二年春天，张文彬主持召开了中共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为书记，薛尚实为组织部长，尹林平为军委书记，饶彰风出任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其时，抗日战争刚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还不是很成熟，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宣传导向的责任仍然非常重大。饶彰风凭着多年的宣传工作经验，自然成为这一方面工作的最佳人选。
年仅25岁的彰风，负责领导与联系《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中心出版社、《抗战大学》等进步刊物与新闻出版机构，并兼任广东文华界抗日救亡协会的领导。
虽然身兼数职，任务繁重，但是彰风并没有一点怨言，反而因能够为党为革命出力而高兴。他将满腔热情都投入到工作中，每一样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
在这些刊物中，彰风十分看重《抗战大学》。这是一个大型且较有影响力的半公开刊物。彰风亲自出马，建立了由阳光、梁威林等人组成的编委会，把该刊办成以抗日统一战线面目出现的公开刊物。彰风亲自参与出版工作，审定版面、批阅重要稿件，他还常以蒲特、追光等为笔名为该刊撰写文章。
在彰风等人的努力下，《抗战大学》越办越出色，广受读者欢迎，广大群众经常是争先恐后地抢着订购刊物。《抗战大学》的成功创办大力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此外，刊物上还刊登了很多有关青年学生到陕北学习锻炼的通讯、照片和招生广告等，积极鼓励和指导青年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体验与锻炼。由于报刊上所讲述的都是青年人的事迹，于是很多青年学生都积极响应，一大批新的革命力量茁壮成长！
《抗战大学》成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阵地，在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叶剑英同志专为刊物题词“民族解放的血花”。这“血花”不仅意喻着《抗战大学》为革命注入新鲜的血液，扩大革命的力量，也隐含了这一工作是十分艰辛的。
抗日救亡宣传日盛，国民党政府当局自然是感到不安。为了降低抗日救亡宣传的力度，当局居然成立了一个“审查图书委员会”。
“听闻当下社会上十分流行一种刊物，称为《抗战大学》，听说是中共的一个用来宣传抗日的重要期刊。现在广大群众都如中了毒般对此刊物爱不释手，这样发展下去，情势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啊！”
“是啊，我也得知这一消息，看来共党这方面的功夫很厉害啊，再这样下去，想必大家的头脑都将被他们给洗干净了。”
“我们不能就这样坐视不理，为了党国，我们应当立即采取行动。”
“对，要不然共党太嚣张了。”
……
就这样，一个反动当局自认为高明的对策便出台了——“审查图书委员会”，“审查图书委员会”对当前市面上流行的各类图书一一审查，只要是稍微有点倾共的就被封杀，被判“死刑”。
这不有点类似于古代的“焚书坑儒”吗？只不过气势、强度及场面不及当年，但是目的却都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其实这是一种心虚、胆怯的表现。
一时之间，广州整个图书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书店、报刊小摊、群众，凡是接触了《抗战大学》刊物或是其他宣传抗日救亡图书的，都一一遭到恐吓、威胁。反动当局妄图以这种强硬的土匪式的方式让中共知难而退。可是，谁料到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饶彰风拍案而起，以追光的笔名在《抗战大学》上发表了《关于查禁救亡图书与审查原稿》的文章，文章重申抗战救国纲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揭露了当局审查图书“公开地违反政府的法令”的卑劣行径。
反动当局力图蒙骗群众，击退共产党人，重新巩固统治，可是事实却告诉他们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取得一时的“胜利”，那也仅仅如昙花一现，不会长久。历史的车轮始终是要向前进的，任凭反动势力怎样努力都无法扭转乾坤。
后来，广东省委撤到了粤北曲江，派遣尹林平、饶彰风到东江地区筹建东江特委，扩大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于在统战工作这一方面饶彰风早已是闻名四方，被人称为“统战能手”，因而这个工作就很自然地落在他的肩上。彰风对工作也是来者不拒，欣然接受了任务。
东江各县的许多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展了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群众基础较好。尹、饶二人不负众望，很快便组建了东江特委，饶彰风为特委常委、宣传部长。紧接着，又先后建立了和平、河源、五华、紫金、博罗、惠阳县委与海陆丰中心县委。
“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在革命战争中获得主动权，才能拥有胜利的力量，才能真正将战争持续下去。彰风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于是把发动群众摆在首位。
彰风与当地的抗日民众团体——“抗先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一道，在整个粤东办夜校、演戏剧、出墙报，兼送医送药，发放救济棉花，解决农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把抗日的烽火点遍了山山水水。
彰风等同志还坚持深入基层，经常起早摸黑，跋山涉水，一天步行几十里，到各县农村亲自拜访农民群众，与农民打成一片。
作为宣传部长，饶彰风尤为重视干部的培养。1939年上半年，河源举办了两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同年，又在博罗举办了东江中级干部训练班；又在紫金县古竹镇双坑举办了党干训练班；1940年，在紫金县古竹镇禾沙坑举办第二期党干训练班。干部培训班里的学员几乎人人都喜欢彰风所宣讲的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
或许正是出生农家，曾在山区生活过，所以彰风特别善于抓住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理，在宣传革命思想时能结合农民群众的喜好，用简单、贴近农民群众生活的方式传递革命思想。也正是这样一种结合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事方法，使得东江这一带的农民群众很好地接收了革命思想。
一批抗先队骨干通过训练加入了共产党，增强了党的力量，尤其是一大批妇女干部，走上了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彰风的统战工作更做得有声有色。他善于对各界人士开展工作。早在河源筹备特委时，他便利用同乡关系团结该县万泰栈碗店老板曹少明，用曹老板的碗店来掩护地下党的活动。
“少明，如今形势可见抗日救亡是蒸蒸日上，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我们都应当出一份力。”彰风与曹少明是同乡，相互之间都比较熟悉，所以彰风对曹少明说得很直接，而曹少明本人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人，自然十分赞同彰风的说法。
“彰风，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你说吧，需要我怎么配合，能为国家民族做点事是我曹少明的荣耀！”
就这样，曹少明的碗店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曹少明敢于接受这个任务不仅仅因为其身为中华儿女一分子应出一份力，同时也反映出饶彰风在群众的心中声望是很高的。大家都相信他，信任他，所以才可以发动这么多群众参与革命事业。
饶彰风还让胞弟党员饶高认在河源县城开了个“东江书店”，专与工商界联络。他派人打进了该县税务局，开展统战工作。
从一开始，饶彰风就始终坚持着“争取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的顽固分子”的工作原则，只要有争取的机会，他都不会轻易地放弃。
饶彰风的这一做法响应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精神的号召。不能否认在众多的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和海外侨胞中存在投机取巧、贪图利益的“小人”，因此必须明察秋毫，要“特殊”对待。当然这是在不触及大的统战原则基础上的处理方式。只要有一点希望的都必须争取团结，因为抗战时期团结力量最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统战是一项需要艺术技巧的工作。
黎雨楼是当地的名绅，他儿子黎孟持却是地下党员，饶彰风当时就住在他家里。在与黎雨楼多次接触后，彰风认为很有必要把黎老先生也争取过来，于是他便请黎孟持帮忙说服和劝导其父。
“孟持，你的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他为人很正直，要是我们能做好他的思想工作，把他争取到我们革命的队伍中来，那对于抗日事业是大大有益的。只要是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都要设法争取。只有这样我们的抗日战争才会最终胜利，光靠几个党员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使命。”
黎孟持听了饶彰风的话，感触颇深，他十分佩服眼前这个年纪轻轻、个头矮小，但做起事却来极其稳重成熟的男子。
于是，在饶彰风和黎孟持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黎雨楼逐渐提高了革命觉悟。在党的影响下，黎雨楼积极支持抗日，党的机关就设在他家里。
那一时期，包括乡长、医生都成了党的支持者。甚至大地主、大绅士赖朗文，也被吸收入了党，并打入了国民党紫金县警察局，被派回古竹镇当警长，以此为掩护，开展抗日工作。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工作中，彰风响应东江特委的精神一直都很重视对青年的培养，即便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本人的政治表现给予培养。
彰风还发动集资，开办了古竹镇民众合作社，在古竹镇水东开设了油坊。通过这些企业，进一步为党在东江地区的统战工作筹集资金。
东江特委所进行的这一切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惊恐，再加上当时正值日本对国民党进行诱降，而英美又对之进行劝降，导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一反共逆流下，国民党紫金县党部书记刘瑞东终于也按捺不住了，赤膊上阵，强令要解散该县的“抗先队”与“服务团”。
面对反动派的高压，东江特委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反对投降，反对倒退。彰风派出黎孟持，直奔县党部，以坚决的态度同刘瑞东说理。
“刘瑞东，现在日寇未除，为何要解散‘抗先队’、‘服务团’？”
“抗日何罪之有？解散‘抗先队’和‘服务团’有利于谁？”
面对黎孟持振振有词的质问，刘瑞东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的他不得不收回“成命”。
可是后来，随着全国性反动高潮扑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已经不好再公开进行革命。东江特委指示各地“抗先队”、“服务团”分散转入地下，以其他形式坚持抗战。
太平洋战争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审时度势，认为日军必将打通粤汉铁路南侵，为了适应新情况和斗争需要，决定将省委分为粤北与粤南两部分。1941年春，彰风又被调到了粤北省委任统战部长。
一到粤北，彰风以黄清庆这一化名，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曲江事务所借了五万元，办了樟油工业合作社，在乳源县开樟油厂，在韶关市犁市镇设门市部。粤北省委便以此为活动基地，并从中得到了很大的经济支持，解决了省委财经困难。
由于香港沦陷，《华商报》被迫停刊，邓文钊参与了震惊世界的香港大营救——他本人既是营救者，又是被营救者，辗转来到了粤北韶关，来到了饶彰风工作的地方。
1942年5月，南方工委秘书长郭潜被捕，当天叛变，向国民党泄漏粤北省委的重要信息，并且带着特务到处抓人，粤北省委遭到了破坏，省委一些主要负责人被捕，这便是著名的“粤北事件”。
那日，叛徒直接带着特务来到粤北省委办事处，一进门便大肆抓捕省委同志，好在那日彰风等其他一些同志由于有事不在现场。特务们不甘心，便叫叛徒带领他们分别到彰风等人的家中搜捕。可是特务们在彰风家却扑了个空。
原来，省委电台黎百松等人获悉事件发生后即通知各位同志，饶彰风和省委其他同志在千钧一发之际迅速转移、疏散隐蔽，这才死里逃生，他们随即电告了中央。
同年9月，待时机好转后，彰风几经曲折又进入东江游击区继续工作。12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工委成立。
翌年12月，经中央批准，筹备已久的东江纵队正式宣布成立，彰风出任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投入到武装抗战的硝烟中，直到抗战胜利。
八年抗战，饶彰风辗转于香港、曲江以及粤东地区，与战友们一道同两万多日伪军周旋，几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掀起的反共高潮。在一系列残酷的斗争中，他的爱妻张黎明同志壮烈捐躯，他自己也好几回死里逃生。然而，丧偶之痛、艰险历程并没有改变他的初衷，他始终坚持不懈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化劣势为优势，不断推动着广东大地上的抗日战争向前发展。
1936年10月，饶彰风任中共南临委秘书，并出任救国会华南区总部干事。其主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做好抗日救国的宣传，做好统战工作。该总部以国民党左派人士李章达为首。彰风以救国会名义深入到香港各行业工会团体中，大力宣传，广泛联系群众，扩大群众基础，并负责与新闻界、文化界联系。
“彰风同志，你已经忙了一天了，就休息一下吧！”
“呵呵，没关系的，我不累，我年轻有的是精力，再说了，为了革命事业，我现在是浑身带劲啊——”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可以看到彰风的房中透出微弱的灯光，看到他那伏案工作的身影。
其实，当时形势是相当艰难的，反动派的势力还很强大，他们对彰风等人的工作也一再阻挠。但是，彰风等人没有在困难面前退步，而是积极地想方设法去解决一切困难。
反动当局为了阻止彰风等人与当地的传媒单位建立良好的联系，经常对相关单位进行恐吓，或是在彰风等人办事的途中设障碍。但是，所有一切阴谋诡计最终都化为泡影，彰风凭着对革命的执著，加上高效的办事能力，一一突破难关，顺利地与地方新闻媒介等单位建立联系。
同时，他主办了南临委的机关刊物《大路》，领导《激流》等进步刊物，迅速转载延安《解放》周刊、《救国时报》及其他进步刊物上的重要文章。
一时之间，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了国内战争的情况。彰风是一个宣传能手，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后来，饶彰风的同乡、革命战友连贯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道：“当时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可是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上层人士，向海外各地开展工作，打开了局面。饶彰风善于做宣传工作，他写了许多文章，动员广大人民支持抗日救国运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已成定局。1937年中央派来了张文彬主持穗港党的工作。年底，彰风与薛尚实等同志一道自港返穗。第二年春天，张文彬主持召开了中共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为书记，薛尚实为组织部长，尹林平为军委书记，饶彰风出任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其时，抗日战争刚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还不是很成熟，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宣传导向的责任仍然非常重大。饶彰风凭着多年的宣传工作经验，自然成为这一方面工作的最佳人选。
年仅25岁的彰风，负责领导与联系《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中心出版社、《抗战大学》等进步刊物与新闻出版机构，并兼任广东文华界抗日救亡协会的领导。
虽然身兼数职，任务繁重，但是彰风并没有一点怨言，反而因能够为党为革命出力而高兴。他将满腔热情都投入到工作中，每一样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
在这些刊物中，彰风十分看重《抗战大学》。这是一个大型且较有影响力的半公开刊物。彰风亲自出马，建立了由阳光、梁威林等人组成的编委会，把该刊办成以抗日统一战线面目出现的公开刊物。彰风亲自参与出版工作，审定版面、批阅重要稿件，他还常以蒲特、追光等为笔名为该刊撰写文章。
在彰风等人的努力下，《抗战大学》越办越出色，广受读者欢迎，广大群众经常是争先恐后地抢着订购刊物。《抗战大学》的成功创办大力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此外，刊物上还刊登了很多有关青年学生到陕北学习锻炼的通讯、照片和招生广告等，积极鼓励和指导青年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体验与锻炼。由于报刊上所讲述的都是青年人的事迹，于是很多青年学生都积极响应，一大批新的革命力量茁壮成长！
《抗战大学》成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阵地，在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叶剑英同志专为刊物题词“民族解放的血花”。这“血花”不仅意喻着《抗战大学》为革命注入新鲜的血液，扩大革命的力量，也隐含了这一工作是十分艰辛的。
抗日救亡宣传日盛，国民党政府当局自然是感到不安。为了降低抗日救亡宣传的力度，当局居然成立了一个“审查图书委员会”。
“听闻当下社会上十分流行一种刊物，称为《抗战大学》，听说是中共的一个用来宣传抗日的重要期刊。现在广大群众都如中了毒般对此刊物爱不释手，这样发展下去，情势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啊！”
“是啊，我也得知这一消息，看来共党这方面的功夫很厉害啊，再这样下去，想必大家的头脑都将被他们给洗干净了。”
“我们不能就这样坐视不理，为了党国，我们应当立即采取行动。”
“对，要不然共党太嚣张了。”
……
就这样，一个反动当局自认为高明的对策便出台了——“审查图书委员会”，“审查图书委员会”对当前市面上流行的各类图书一一审查，只要是稍微有点倾共的就被封杀，被判“死刑”。
这不有点类似于古代的“焚书坑儒”吗？只不过气势、强度及场面不及当年，但是目的却都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其实这是一种心虚、胆怯的表现。
一时之间，广州整个图书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书店、报刊小摊、群众，凡是接触了《抗战大学》刊物或是其他宣传抗日救亡图书的，都一一遭到恐吓、威胁。反动当局妄图以这种强硬的土匪式的方式让中共知难而退。可是，谁料到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饶彰风拍案而起，以追光的笔名在《抗战大学》上发表了《关于查禁救亡图书与审查原稿》的文章，文章重申抗战救国纲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揭露了当局审查图书“公开地违反政府的法令”的卑劣行径。
反动当局力图蒙骗群众，击退共产党人，重新巩固统治，可是事实却告诉他们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取得一时的“胜利”，那也仅仅如昙花一现，不会长久。历史的车轮始终是要向前进的，任凭反动势力怎样努力都无法扭转乾坤。
后来，广东省委撤到了粤北曲江，派遣尹林平、饶彰风到东江地区筹建东江特委，扩大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于在统战工作这一方面饶彰风早已是闻名四方，被人称为“统战能手”，因而这个工作就很自然地落在他的肩上。彰风对工作也是来者不拒，欣然接受了任务。
东江各县的许多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展了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群众基础较好。尹、饶二人不负众望，很快便组建了东江特委，饶彰风为特委常委、宣传部长。紧接着，又先后建立了和平、河源、五华、紫金、博罗、惠阳县委与海陆丰中心县委。
“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在革命战争中获得主动权，才能拥有胜利的力量，才能真正将战争持续下去。彰风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于是把发动群众摆在首位。
彰风与当地的抗日民众团体——“抗先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一道，在整个粤东办夜校、演戏剧、出墙报，兼送医送药，发放救济棉花，解决农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把抗日的烽火点遍了山山水水。
彰风等同志还坚持深入基层，经常起早摸黑，跋山涉水，一天步行几十里，到各县农村亲自拜访农民群众，与农民打成一片。
作为宣传部长，饶彰风尤为重视干部的培养。1939年上半年，河源举办了两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同年，又在博罗举办了东江中级干部训练班；又在紫金县古竹镇双坑举办了党干训练班；1940年，在紫金县古竹镇禾沙坑举办第二期党干训练班。干部培训班里的学员几乎人人都喜欢彰风所宣讲的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
或许正是出生农家，曾在山区生活过，所以彰风特别善于抓住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理，在宣传革命思想时能结合农民群众的喜好，用简单、贴近农民群众生活的方式传递革命思想。也正是这样一种结合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事方法，使得东江这一带的农民群众很好地接收了革命思想。
一批抗先队骨干通过训练加入了共产党，增强了党的力量，尤其是一大批妇女干部，走上了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彰风的统战工作更做得有声有色。他善于对各界人士开展工作。早在河源筹备特委时，他便利用同乡关系团结该县万泰栈碗店老板曹少明，用曹老板的碗店来掩护地下党的活动。
“少明，如今形势可见抗日救亡是蒸蒸日上，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我们都应当出一份力。”彰风与曹少明是同乡，相互之间都比较熟悉，所以彰风对曹少明说得很直接，而曹少明本人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人，自然十分赞同彰风的说法。
“彰风，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你说吧，需要我怎么配合，能为国家民族做点事是我曹少明的荣耀！”
就这样，曹少明的碗店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曹少明敢于接受这个任务不仅仅因为其身为中华儿女一分子应出一份力，同时也反映出饶彰风在群众的心中声望是很高的。大家都相信他，信任他，所以才可以发动这么多群众参与革命事业。
饶彰风还让胞弟党员饶高认在河源县城开了个“东江书店”，专与工商界联络。他派人打进了该县税务局，开展统战工作。
从一开始，饶彰风就始终坚持着“争取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的顽固分子”的工作原则，只要有争取的机会，他都不会轻易地放弃。
饶彰风的这一做法响应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精神的号召。不能否认在众多的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和海外侨胞中存在投机取巧、贪图利益的“小人”，因此必须明察秋毫，要“特殊”对待。当然这是在不触及大的统战原则基础上的处理方式。只要有一点希望的都必须争取团结，因为抗战时期团结力量最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统战是一项需要艺术技巧的工作。
黎雨楼是当地的名绅，他儿子黎孟持却是地下党员，饶彰风当时就住在他家里。在与黎雨楼多次接触后，彰风认为很有必要把黎老先生也争取过来，于是他便请黎孟持帮忙说服和劝导其父。
“孟持，你的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他为人很正直，要是我们能做好他的思想工作，把他争取到我们革命的队伍中来，那对于抗日事业是大大有益的。只要是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都要设法争取。只有这样我们的抗日战争才会最终胜利，光靠几个党员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使命。”
黎孟持听了饶彰风的话，感触颇深，他十分佩服眼前这个年纪轻轻、个头矮小，但做起事却来极其稳重成熟的男子。
于是，在饶彰风和黎孟持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黎雨楼逐渐提高了革命觉悟。在党的影响下，黎雨楼积极支持抗日，党的机关就设在他家里。
那一时期，包括乡长、医生都成了党的支持者。甚至大地主、大绅士赖朗文，也被吸收入了党，并打入了国民党紫金县警察局，被派回古竹镇当警长，以此为掩护，开展抗日工作。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工作中，彰风响应东江特委的精神一直都很重视对青年的培养，即便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本人的政治表现给予培养。
彰风还发动集资，开办了古竹镇民众合作社，在古竹镇水东开设了油坊。通过这些企业，进一步为党在东江地区的统战工作筹集资金。
东江特委所进行的这一切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惊恐，再加上当时正值日本对国民党进行诱降，而英美又对之进行劝降，导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一反共逆流下，国民党紫金县党部书记刘瑞东终于也按捺不住了，赤膊上阵，强令要解散该县的“抗先队”与“服务团”。
面对反动派的高压，东江特委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反对投降，反对倒退。彰风派出黎孟持，直奔县党部，以坚决的态度同刘瑞东说理。
“刘瑞东，现在日寇未除，为何要解散‘抗先队’、‘服务团’？”
“抗日何罪之有？解散‘抗先队’和‘服务团’有利于谁？”
面对黎孟持振振有词的质问，刘瑞东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的他不得不收回“成命”。
可是后来，随着全国性反动高潮扑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已经不好再公开进行革命。东江特委指示各地“抗先队”、“服务团”分散转入地下，以其他形式坚持抗战。
太平洋战争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审时度势，认为日军必将打通粤汉铁路南侵，为了适应新情况和斗争需要，决定将省委分为粤北与粤南两部分。1941年春，彰风又被调到了粤北省委任统战部长。
一到粤北，彰风以黄清庆这一化名，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曲江事务所借了五万元，办了樟油工业合作社，在乳源县开樟油厂，在韶关市犁市镇设门市部。粤北省委便以此为活动基地，并从中得到了很大的经济支持，解决了省委财经困难。
由于香港沦陷，《华商报》被迫停刊，邓文钊参与了震惊世界的香港大营救——他本人既是营救者，又是被营救者，辗转来到了粤北韶关，来到了饶彰风工作的地方。
1942年5月，南方工委秘书长郭潜被捕，当天叛变，向国民党泄漏粤北省委的重要信息，并且带着特务到处抓人，粤北省委遭到了破坏，省委一些主要负责人被捕，这便是著名的“粤北事件”。
那日，叛徒直接带着特务来到粤北省委办事处，一进门便大肆抓捕省委同志，好在那日彰风等其他一些同志由于有事不在现场。特务们不甘心，便叫叛徒带领他们分别到彰风等人的家中搜捕。可是特务们在彰风家却扑了个空。
原来，省委电台黎百松等人获悉事件发生后即通知各位同志，饶彰风和省委其他同志在千钧一发之际迅速转移、疏散隐蔽，这才死里逃生，他们随即电告了中央。
同年9月，待时机好转后，彰风几经曲折又进入东江游击区继续工作。12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工委成立。
翌年12月，经中央批准，筹备已久的东江纵队正式宣布成立，彰风出任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投入到武装抗战的硝烟中，直到抗战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