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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
9.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
饶彰风经常由于工作需要而四处奔波，因此并没有久居香港，而邓文钊自从留学回国后，就一直在香港工作，并协助共产党处理一些事务。虽然二人的接触并不那么频繁，但是二人同样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而饶彰风没有忘记积极争取邓文钊这位非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他也是饶彰风统战工作的对象之一。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最终获得成功，这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用生命换来的成果。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另一部分力量，他们在这八年里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少了这部分力量，中共也很难取得最后的胜利。这股力量便是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及海外民主人士，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机面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中，宋庆龄无疑是核心人物。当年，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事业，提出三民主义时，宋庆龄就已经在积极辅助孙中山先生的工作了；后来，孙中山先生病逝，宋庆龄依然坚持孙中山先生的理念；当蒋介石上台后，因与其政治立场不同才离开了国民党。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对国家民族的关注，她依然以她自己的方式继续支持抗日。由于当时宋庆龄在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许多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她的号召，形成一条战线，共同支持抗日。
当时，对抗日工作有较大影响的是在香港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这是1938年6月4日由宋庆龄联合贝特兰、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诺曼·弗朗斯、廖承志等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成立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宋庆龄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保盟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通过创办《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物宣传中国抗战，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支持和物质援助；与华侨抗日救国团体保持联系，争取华侨参加和支援祖国抗战事业；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开展战时儿童福利事业和救济受难儿童的工作，设立难童收容所、孤儿院等。
在以宋庆龄为首的保盟中央委员会下面，设有由法朗士负责的财政委员会，由贝克登负责的运送委员会，由邹韬奋负责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等。
保盟成立宣言强调：“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保盟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成立后，保盟积极在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从事医药、儿童保育等活动。
保盟在抗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是没有它，中国抗日战争前线很难得以正常运行。然而，保盟的成立同《华商报》一样也是磨难重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全国上下一片狼藉，人民居无定所。
1938年至1941年这四年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时期。国内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退后，中国南方不断被日军蚕食。在华北和大江南北，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可是根据地缺钱、缺医，物资条件十分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此时也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儿女强大凝聚力的时候。全世界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对此十分关注，积极主动地从世界各地汇集物资钱财支援抗战前线的共产党，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保卫中国同盟便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机构。
1937年年底，宋庆龄由上海来到香港，住在九龙高等住宅区嘉林边道属于宋子良的一栋房子里。来港后，宋庆龄深居简出，时刻关注着国家抗日战争的进展。每日清晨醒来，她总是站在楼房阳台处眺望远方，双眸流露出深沉的情感，身上的深色旗袍让她看上去更显气质与风度！
而这一时期，邓文钊早已从欧洲留学回港，并在香港华比银行任职。何香凝这时也从上海转来香港。她深知邓文钊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虽然中山先生已离开人世，但是孙夫人——宋庆龄却使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与国家独立民主的追求依然保留于世，宋庆龄同孙中山一样都是万人敬仰的人物。何香凝心想，要是让邓文钊与宋庆龄相见，一来可以让邓文钊更加真切地感受革命精神，二来也算是帮助邓文钊实现一个心愿吧——与偶像见面！于是，一日何香凝便找到邓文钊，并告诉他已帮他与宋庆龄安排了一个见面机会，邓文钊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万分。
“姑妈，您说的当真，我真的可以见到孙夫人吗？”
“是的，这是真的，我同夫人说了一下你的情况，她很乐意接见你呢！”
“太好了，终于可以见到我心中的偶像了，谢谢您，姑妈，谢谢您为我争取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我在读中学时就已经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崇拜者，可惜先生早逝，没有机会与他见上一面，但是现在能够与孙夫人见一面，也算是实现了我年轻时的梦想。”
与宋庆龄相见的日子终于到了，这一天邓文钊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作好准备便出门去了。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不是去工作，而是去会见一位他一直以来十分尊敬、渴望相见的人物宋庆龄。一路上，邓文钊那颗激动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仿佛它感应到一种强大的引力在向它招手，这股力量是让它不断跳动、不断充满斗志的源泉。
渐渐地，宋庆龄居住的楼房越来越近——
邓文钊轻轻地按了一下门铃，不一会儿，屋内走出来一位身材修长、身着旗袍的女士，来者正是宋庆龄的助手——廖梦醒，也正是邓文钊之妻何捷书的表姐。廖梦醒自然知道今日邓文钊与宋庆龄会见之事，她早已作好准备等着邓文钊的到来。
“文钊，你来了。”廖梦醒边说边将门打开，请邓文钊进屋。“夫人在二楼的客厅里等着你呢，上去吧！”
邓文钊跟着廖梦醒慢慢地绕过过道，走上楼梯，来到二楼客厅。客厅虽然不大，但是厅内物品摆设井然有序，使得原本面积并不大的客厅看上去格外宽敞明朗。客厅门口左侧阳台处，宋庆龄正站立着眺望远方，清晨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她的背影显得尤为美丽。邓文钊见宋庆龄之前，就耳闻宋庆龄是位绝顶美丽的女人，仅就这背影他便已经确信传闻不假。
宋庆龄的确生得很美，而且她的这种美是男女老少都认可的美。这种美不是随便什么形容词可以表达得出的，那是一种韵味，一种充满气质与风度的感觉。
早在与邓文钊见面之前，宋庆龄就已经从何香凝、廖梦醒等口中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为他能拥有爱国热情和为革命事业奉献的决心和热情而感到高兴。宋庆龄看着眼前这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仿佛找到了力量，她十分欣赏邓文钊真诚、勤奋、乐于助人的性格。在谈话中宋庆龄与邓文钊探讨着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分析革命工作的现状，同时，宋庆龄也不忘时时鼓励这位年轻人坚持革命工作的决心。邓文钊自然是对夫人所言洗耳恭听，这并不是因为她是孙夫人，而是在于宋庆龄所言都极具道理，切合当前局势。邓文钊着实被她那伟大的人格魅力所打动，这更激励他投身于革命。
自从有了第一次见面之后，邓文钊便尽力尽到地主之谊，主动帮助宋庆龄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那时宋子良的公寓中留有一辆私家车，可是宋庆龄在某些情况下不想用它，于是邓文钊立马联系熟悉的的士公司，委托公司派车接送宋庆龄，告诉对方将车费算在他的头上，就这样宋庆龄的出行方便了许多。
一次，邓文钊得知宋庆龄打算会见一些民主人士，可是自己居住的公寓不太方便，正在寻找合适的地点，邓文钊马上联系上廖梦醒，告诉她他已经为夫人找到了一个绝好的会见场所，那便是邓家的“红屋”。就这样，在邓文钊的帮助下，宋庆龄会见民主人士的地点被轻易地解决了，而“红屋”也成为宋庆龄日后接见客人的主要场所。此外，邓文钊还把在浅水湾的私人游泳棚提供给宋庆龄来招待朋友。甚至到后来，1949年宋庆龄离开香港北上，邓文钊还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宋庆龄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宋庆龄视他如子侄，曾在写给邓文钊的一封信中亲昵地称他为“BB”。1980年去世前她还曾立下遗嘱，把她在京、沪两地住宅里的藏书赠给邓文钊之子邓广殷。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然而，人们之间能够保存这种长久真挚的感情，是真诚感动了对方，无论是宋庆龄还是邓文钊，他们由于一个共同的事业目标而走在一起，又由于两人之间真诚的交往关系，双方一直保持着长久而又亲密的关系。
邓文钊除了在生活上给予宋庆龄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帮助，对于宋庆龄的工作他也十分支持并尽力配合。这其中就包括帮助保盟的工作。
1938年至1941年是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四年，也是十分艰苦的四年。根据地的情况十分艰苦，物质条件匮乏，这对于长期的抗战非常不利。为此，中共中央的同志们常常开会探讨解决方案。其实，那一时期，全球爱好和平人士和海外华侨们从世界各地汇来不少捐款以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之战。可是，谁又想到，这些解燃眉之急的物资却被国民党给扣了下来。因为当时外汇捐款的渠道是由国民党所掌控的，所以，最终长期在前线坚持与日军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并没有收到一点捐款。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得寸进尺，下令封锁新闻，禁止将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对外宣传，欺瞒海外同胞。对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保盟的一个重要人物、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曾回忆：1938年春他在汉口拜会周恩来时，谈到游击区前线缺少医药的情况。周恩来要贝特兰立刻写一个详细报告，把它交给在香港的宋庆龄。贝特兰回忆：
我被告知，到香港后，去嘉林边道的那所公寓11号2A找一位退休赋闲的孤孀林太太（即宋庆龄。——作者注）。电话里传来林太太秘书的声音，我听出那是廖梦醒。她帮我约定了会见的时间。一年前我曾在延安见到过她的弟弟廖承志。那是一位矮壮的老红军，一个高明的语言学家（除了北京话和英语，还能说流利的日语、法语和德语）。他们是孙中山的政治经济顾问廖仲恺的子女，他们的母亲是著名的花卉动物画家，当时也在香港。宋廖两家都是革命家庭，也是后来保盟里重要的中国成员。
由此可见，抗日期间在香港的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为国家的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其实，那个时候，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已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从香港转道去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志愿者，其中包括美、加共产党派到中国的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白求恩大夫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他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为了和平、正义最终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故事自当不是本书所要说明的重点，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反抗反动侵略者已经不是一国一地之事，而是影响整个世界和平的事业。此外，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前来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宋庆龄其实早已向海外呼吁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应她号召支援中国抗战的海外捐款也陆续汇到。一时间，八路军办事处要处理的事情繁多起来，邓文钊自然在其中帮忙办事。
随着外来志愿者和汇款的到达，相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针对海外此类事宜的机构，于是大家决定开会讨论成立这么一个组织。
酝酿成立这样一个对外机构的会议便是在“红屋”里进行的。由于当时邓家修建“红屋”的初衷就是用于出租，所以进出人士多，在这里开会一般不会引起注意；再者，“红屋”里面修建了非常大的客厅和饭厅，很适合招待客人。为了能让会议顺利进行，他事前作足了准备，为每一位与会人士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据贝特兰回忆：
四月初一的一个傍晚，应廖家邀请，一伙有趣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跑马地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年轻的银行家邓文钊的家里聚会（其实“红屋”不在跑马地，但离跑马地非常近。——作者注）。邓文钊是一位待人和气、很能干的总经理，他有可靠的金融渠道去收取华侨的捐款。廖承志，我们都管他叫“肥仔”，谈到急需在西北地区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医院和继续组织募捐。直到很晚的时候，他才透露出孙逸仙夫人的名字，说也许要建立一个新的、由她来领导的机构。当时提出“保卫中国同盟”这个名称并获得通过。这仅是一次酝酿会议，类似探测的气球。会上并没有选出委员，但很明显，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组成一个机构的人员。
从贝特兰的回忆中不难看到，保盟已经成形，它破壳而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由宋庆龄牵头在香港九龙嘉林边道她家的小客厅里正式宣告成立。为了扩大保盟的国际影响，当时宋庆龄还邀请了国内外很多知名人士做发起人，其中包括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印度民族革命领袖尼赫鲁、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等等。当时出席会议的人士有邓文钊、宋庆龄、廖承志、法朗士、克拉克、爱泼斯坦、廖梦醒等人，后来这七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邓文钊是司库，主要负责保盟的财务工作；廖梦醒是宋庆龄的秘书兼办公室主任；克拉克是名誉秘书；法朗士是名誉司库；爱泼斯坦则负责编辑保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人物中，除了廖梦醒是专职，其余的都仅是兼职。也就是说，他们一般不常在保盟上班，但是只要保盟有事，宋庆龄说一声，不仅仅是被选为委员的他们，甚至更多海外民主进步人士都会前来帮忙，可见当时宋庆龄在各位民主人士心中的地位。
保盟是在中外进步人士的共同筹建下创立的，其主要任务是向海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募集捐款。而同时它间接性地将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国际统一战线，从而使世界人民看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价值。
邓文钊在保盟期间竭尽所能为其作贡献。保盟初成立的时候没有办公地点，而对于一个组织机构来说没有办公地点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将不利于各委员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这时的邓文钊在香港已是较有名气的银行家，认识很多上层社会的人，人脉广泛，帮助保盟找到一个办事处还是为难不了他的。他马上联系同窗好友、香港大新百货公司蔡氏家族的子弟，租下他们的物业西摩道21号作为保盟的办事处。此外，邓文钊还将原本的坚尼地道126—130号大宅和浅水湾私人泳棚提供给保盟使用，后来这些地方成为宋庆龄经常宴请贵宾的场所，而且还接待过路过的中共党员。叶剑英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他在回忆时还说起当年路过香港邓文钊在浅水湾招待他的情景。邓文钊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的生活起居十分关心，还带他参观了香港的一些名景，当然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互相交流革命心得，探讨国内抗战等。
保盟在香港的三年零六个月中做了大量募捐工作，共募集几十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捐款用来购买药物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处理海外捐款收集事宜大都是由邓文钊负责办理。可以说，邓文钊充分利用了他的关系帮助保盟办理海外募捐汇款事宜。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三年半的时间内约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三吨左右。这样数量庞大的物资，要把它们运送给中共抗战前线是相当困难的。除了在运送中会遇上国民党的阻截之外，存放物资本身都十分麻烦，保盟从哪儿可以找到一个足够的地方充当库房存放物资呢？当时保盟的办公点仅仅是个小型公寓式的房子，仅够待上几个人，如今要面对那么一大批物资，往哪儿放呢？
宋庆龄看到有那么多海外进步人士支持中国抗战，看到那么多捐款，万分高兴；可是另一方面，这么多物资无处存放又令她担心。这些物资对于国内抗日战争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它们是前线战场的坚强后盾，是维持战争继续的养料和促进剂，要是不能及时地将物资转移到抗战前线八路军、新四军的手上，那将大大影响整体的作战。宋庆龄自然是深知这其中的道理与利害关系，可是眼下她也没有办法啊，谁叫香港就这么弹丸大个地方，如何从这个小地方找到一个大仓库呢？正当宋庆龄还在为此事郁闷时，“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响了。不一会儿，廖梦醒走进来：“夫人，邓文钊找您。”“嗯，好的。”宋庆龄随手接起放在身旁的电话。
“你好，文钊。你找我？”
“夫人，您好。是的，我有事找您。”
“嗯，什么事？”
“夫人，现在物资越来越多，我们目前的存放点完全不够用啊。”
“是的，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我现在正在为找物资存放点想办法呢！”
“夫人，我倒是想到了解决方法。在我的手下有两个仓库，以前是用来存放做生意的货物的，据我所知现在已经闲置很久了，要是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将救济物资存放在我那里。”
“太好了，文钊，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啊！好，就按你说的去办。文钊，谢谢你啊，你可真是为我分忧解难了啊！”
“夫人，您太客气了，能为国家做点事，还需言谢吗？反倒是我应感谢夫人您愿意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啊！”
“好，文钊，相信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将这些物资运送到前线的。”
放下电话，宋庆龄微微笑了笑，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下来了，多亏了有他啊，虽然他是无党派人士，但是却拥有极高的党性意识。这主要是由于邓文钊具有一颗爱国的火热之心。
于是，按照事前所说，物资便转存在西环西安里和轩尼诗道属于邓文钊的两个大仓库里。
抗战期间，保盟除了积极向海外募捐，同时也在香港举办各种赈灾活动，将募集的财物用来资助抗战地区的教育机构以及救济战灾儿童和难民。这些活动中包括很多文化艺术义演，曾邀请过舞蹈家戴爱莲做舞蹈演出。戴爱莲是我国著名的舞蹈家，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同时她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她是邓文钊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朋友，当时他们都充满激情，虽然一个是华侨之女，一个是资产阶级少爷，但是他们的心中都满怀着对祖国的爱，留学时期他们就想象着将来怎样为祖国作点贡献，如今保盟让他们的愿望实现了。邓文钊与戴爱莲以他们自己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表示对祖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1938年6月至1941年12月，保盟在这短短三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发挥了它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为抗战胜利出了一份力。可是，之后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攻打香港，对香港进行狂轰滥炸，作为保盟委员之一的法朗士在作战中牺牲了，而保盟的另外几位外籍中央委员贝特兰、爱泼斯坦、克拉克以及她的丈夫司徒永觉被日军逮捕，关进拘留营。1941年12月24日香港沦陷，保盟也伴随着这场战争退出香港的舞台……
战后，宋庆龄在上海继续保盟的活动，但是此时，保盟已经改头换面，易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其宗旨由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改为支持战后的进步文化活动，救济孤儿及支援解放区，包括东江纵队活动地区和游击区。
虽然保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几年，但是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经过在保盟中的磨炼，邓文钊更加坚定了心中的信念，坚信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
饶彰风经常由于工作需要而四处奔波，因此并没有久居香港，而邓文钊自从留学回国后，就一直在香港工作，并协助共产党处理一些事务。虽然二人的接触并不那么频繁，但是二人同样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而饶彰风没有忘记积极争取邓文钊这位非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他也是饶彰风统战工作的对象之一。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最终获得成功，这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用生命换来的成果。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另一部分力量，他们在这八年里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少了这部分力量，中共也很难取得最后的胜利。这股力量便是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及海外民主人士，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机面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中，宋庆龄无疑是核心人物。当年，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事业，提出三民主义时，宋庆龄就已经在积极辅助孙中山先生的工作了；后来，孙中山先生病逝，宋庆龄依然坚持孙中山先生的理念；当蒋介石上台后，因与其政治立场不同才离开了国民党。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对国家民族的关注，她依然以她自己的方式继续支持抗日。由于当时宋庆龄在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许多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她的号召，形成一条战线，共同支持抗日。
当时，对抗日工作有较大影响的是在香港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这是1938年6月4日由宋庆龄联合贝特兰、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诺曼·弗朗斯、廖承志等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成立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宋庆龄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保盟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通过创办《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物宣传中国抗战，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支持和物质援助；与华侨抗日救国团体保持联系，争取华侨参加和支援祖国抗战事业；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开展战时儿童福利事业和救济受难儿童的工作，设立难童收容所、孤儿院等。
在以宋庆龄为首的保盟中央委员会下面，设有由法朗士负责的财政委员会，由贝克登负责的运送委员会，由邹韬奋负责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等。
保盟成立宣言强调：“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保盟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成立后，保盟积极在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从事医药、儿童保育等活动。
保盟在抗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是没有它，中国抗日战争前线很难得以正常运行。然而，保盟的成立同《华商报》一样也是磨难重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全国上下一片狼藉，人民居无定所。
1938年至1941年这四年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时期。国内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退后，中国南方不断被日军蚕食。在华北和大江南北，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可是根据地缺钱、缺医，物资条件十分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此时也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儿女强大凝聚力的时候。全世界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对此十分关注，积极主动地从世界各地汇集物资钱财支援抗战前线的共产党，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保卫中国同盟便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机构。
1937年年底，宋庆龄由上海来到香港，住在九龙高等住宅区嘉林边道属于宋子良的一栋房子里。来港后，宋庆龄深居简出，时刻关注着国家抗日战争的进展。每日清晨醒来，她总是站在楼房阳台处眺望远方，双眸流露出深沉的情感，身上的深色旗袍让她看上去更显气质与风度！
而这一时期，邓文钊早已从欧洲留学回港，并在香港华比银行任职。何香凝这时也从上海转来香港。她深知邓文钊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虽然中山先生已离开人世，但是孙夫人——宋庆龄却使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与国家独立民主的追求依然保留于世，宋庆龄同孙中山一样都是万人敬仰的人物。何香凝心想，要是让邓文钊与宋庆龄相见，一来可以让邓文钊更加真切地感受革命精神，二来也算是帮助邓文钊实现一个心愿吧——与偶像见面！于是，一日何香凝便找到邓文钊，并告诉他已帮他与宋庆龄安排了一个见面机会，邓文钊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万分。
“姑妈，您说的当真，我真的可以见到孙夫人吗？”
“是的，这是真的，我同夫人说了一下你的情况，她很乐意接见你呢！”
“太好了，终于可以见到我心中的偶像了，谢谢您，姑妈，谢谢您为我争取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我在读中学时就已经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崇拜者，可惜先生早逝，没有机会与他见上一面，但是现在能够与孙夫人见一面，也算是实现了我年轻时的梦想。”
与宋庆龄相见的日子终于到了，这一天邓文钊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作好准备便出门去了。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不是去工作，而是去会见一位他一直以来十分尊敬、渴望相见的人物宋庆龄。一路上，邓文钊那颗激动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仿佛它感应到一种强大的引力在向它招手，这股力量是让它不断跳动、不断充满斗志的源泉。
渐渐地，宋庆龄居住的楼房越来越近——
邓文钊轻轻地按了一下门铃，不一会儿，屋内走出来一位身材修长、身着旗袍的女士，来者正是宋庆龄的助手——廖梦醒，也正是邓文钊之妻何捷书的表姐。廖梦醒自然知道今日邓文钊与宋庆龄会见之事，她早已作好准备等着邓文钊的到来。
“文钊，你来了。”廖梦醒边说边将门打开，请邓文钊进屋。“夫人在二楼的客厅里等着你呢，上去吧！”
邓文钊跟着廖梦醒慢慢地绕过过道，走上楼梯，来到二楼客厅。客厅虽然不大，但是厅内物品摆设井然有序，使得原本面积并不大的客厅看上去格外宽敞明朗。客厅门口左侧阳台处，宋庆龄正站立着眺望远方，清晨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她的背影显得尤为美丽。邓文钊见宋庆龄之前，就耳闻宋庆龄是位绝顶美丽的女人，仅就这背影他便已经确信传闻不假。
宋庆龄的确生得很美，而且她的这种美是男女老少都认可的美。这种美不是随便什么形容词可以表达得出的，那是一种韵味，一种充满气质与风度的感觉。
早在与邓文钊见面之前，宋庆龄就已经从何香凝、廖梦醒等口中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为他能拥有爱国热情和为革命事业奉献的决心和热情而感到高兴。宋庆龄看着眼前这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仿佛找到了力量，她十分欣赏邓文钊真诚、勤奋、乐于助人的性格。在谈话中宋庆龄与邓文钊探讨着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分析革命工作的现状，同时，宋庆龄也不忘时时鼓励这位年轻人坚持革命工作的决心。邓文钊自然是对夫人所言洗耳恭听，这并不是因为她是孙夫人，而是在于宋庆龄所言都极具道理，切合当前局势。邓文钊着实被她那伟大的人格魅力所打动，这更激励他投身于革命。
自从有了第一次见面之后，邓文钊便尽力尽到地主之谊，主动帮助宋庆龄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那时宋子良的公寓中留有一辆私家车，可是宋庆龄在某些情况下不想用它，于是邓文钊立马联系熟悉的的士公司，委托公司派车接送宋庆龄，告诉对方将车费算在他的头上，就这样宋庆龄的出行方便了许多。
一次，邓文钊得知宋庆龄打算会见一些民主人士，可是自己居住的公寓不太方便，正在寻找合适的地点，邓文钊马上联系上廖梦醒，告诉她他已经为夫人找到了一个绝好的会见场所，那便是邓家的“红屋”。就这样，在邓文钊的帮助下，宋庆龄会见民主人士的地点被轻易地解决了，而“红屋”也成为宋庆龄日后接见客人的主要场所。此外，邓文钊还把在浅水湾的私人游泳棚提供给宋庆龄来招待朋友。甚至到后来，1949年宋庆龄离开香港北上，邓文钊还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宋庆龄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宋庆龄视他如子侄，曾在写给邓文钊的一封信中亲昵地称他为“BB”。1980年去世前她还曾立下遗嘱，把她在京、沪两地住宅里的藏书赠给邓文钊之子邓广殷。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然而，人们之间能够保存这种长久真挚的感情，是真诚感动了对方，无论是宋庆龄还是邓文钊，他们由于一个共同的事业目标而走在一起，又由于两人之间真诚的交往关系，双方一直保持着长久而又亲密的关系。
邓文钊除了在生活上给予宋庆龄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帮助，对于宋庆龄的工作他也十分支持并尽力配合。这其中就包括帮助保盟的工作。
1938年至1941年是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四年，也是十分艰苦的四年。根据地的情况十分艰苦，物质条件匮乏，这对于长期的抗战非常不利。为此，中共中央的同志们常常开会探讨解决方案。其实，那一时期，全球爱好和平人士和海外华侨们从世界各地汇来不少捐款以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之战。可是，谁又想到，这些解燃眉之急的物资却被国民党给扣了下来。因为当时外汇捐款的渠道是由国民党所掌控的，所以，最终长期在前线坚持与日军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并没有收到一点捐款。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得寸进尺，下令封锁新闻，禁止将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对外宣传，欺瞒海外同胞。对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保盟的一个重要人物、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曾回忆：1938年春他在汉口拜会周恩来时，谈到游击区前线缺少医药的情况。周恩来要贝特兰立刻写一个详细报告，把它交给在香港的宋庆龄。贝特兰回忆：
我被告知，到香港后，去嘉林边道的那所公寓11号2A找一位退休赋闲的孤孀林太太（即宋庆龄。——作者注）。电话里传来林太太秘书的声音，我听出那是廖梦醒。她帮我约定了会见的时间。一年前我曾在延安见到过她的弟弟廖承志。那是一位矮壮的老红军，一个高明的语言学家（除了北京话和英语，还能说流利的日语、法语和德语）。他们是孙中山的政治经济顾问廖仲恺的子女，他们的母亲是著名的花卉动物画家，当时也在香港。宋廖两家都是革命家庭，也是后来保盟里重要的中国成员。
由此可见，抗日期间在香港的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为国家的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其实，那个时候，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已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从香港转道去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志愿者，其中包括美、加共产党派到中国的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白求恩大夫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他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为了和平、正义最终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故事自当不是本书所要说明的重点，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反抗反动侵略者已经不是一国一地之事，而是影响整个世界和平的事业。此外，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前来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宋庆龄其实早已向海外呼吁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应她号召支援中国抗战的海外捐款也陆续汇到。一时间，八路军办事处要处理的事情繁多起来，邓文钊自然在其中帮忙办事。
随着外来志愿者和汇款的到达，相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针对海外此类事宜的机构，于是大家决定开会讨论成立这么一个组织。
酝酿成立这样一个对外机构的会议便是在“红屋”里进行的。由于当时邓家修建“红屋”的初衷就是用于出租，所以进出人士多，在这里开会一般不会引起注意；再者，“红屋”里面修建了非常大的客厅和饭厅，很适合招待客人。为了能让会议顺利进行，他事前作足了准备，为每一位与会人士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据贝特兰回忆：
四月初一的一个傍晚，应廖家邀请，一伙有趣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跑马地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年轻的银行家邓文钊的家里聚会（其实“红屋”不在跑马地，但离跑马地非常近。——作者注）。邓文钊是一位待人和气、很能干的总经理，他有可靠的金融渠道去收取华侨的捐款。廖承志，我们都管他叫“肥仔”，谈到急需在西北地区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医院和继续组织募捐。直到很晚的时候，他才透露出孙逸仙夫人的名字，说也许要建立一个新的、由她来领导的机构。当时提出“保卫中国同盟”这个名称并获得通过。这仅是一次酝酿会议，类似探测的气球。会上并没有选出委员，但很明显，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组成一个机构的人员。
从贝特兰的回忆中不难看到，保盟已经成形，它破壳而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由宋庆龄牵头在香港九龙嘉林边道她家的小客厅里正式宣告成立。为了扩大保盟的国际影响，当时宋庆龄还邀请了国内外很多知名人士做发起人，其中包括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印度民族革命领袖尼赫鲁、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等等。当时出席会议的人士有邓文钊、宋庆龄、廖承志、法朗士、克拉克、爱泼斯坦、廖梦醒等人，后来这七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邓文钊是司库，主要负责保盟的财务工作；廖梦醒是宋庆龄的秘书兼办公室主任；克拉克是名誉秘书；法朗士是名誉司库；爱泼斯坦则负责编辑保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人物中，除了廖梦醒是专职，其余的都仅是兼职。也就是说，他们一般不常在保盟上班，但是只要保盟有事，宋庆龄说一声，不仅仅是被选为委员的他们，甚至更多海外民主进步人士都会前来帮忙，可见当时宋庆龄在各位民主人士心中的地位。
保盟是在中外进步人士的共同筹建下创立的，其主要任务是向海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募集捐款。而同时它间接性地将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国际统一战线，从而使世界人民看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价值。
邓文钊在保盟期间竭尽所能为其作贡献。保盟初成立的时候没有办公地点，而对于一个组织机构来说没有办公地点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将不利于各委员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这时的邓文钊在香港已是较有名气的银行家，认识很多上层社会的人，人脉广泛，帮助保盟找到一个办事处还是为难不了他的。他马上联系同窗好友、香港大新百货公司蔡氏家族的子弟，租下他们的物业西摩道21号作为保盟的办事处。此外，邓文钊还将原本的坚尼地道126—130号大宅和浅水湾私人泳棚提供给保盟使用，后来这些地方成为宋庆龄经常宴请贵宾的场所，而且还接待过路过的中共党员。叶剑英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他在回忆时还说起当年路过香港邓文钊在浅水湾招待他的情景。邓文钊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的生活起居十分关心，还带他参观了香港的一些名景，当然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互相交流革命心得，探讨国内抗战等。
保盟在香港的三年零六个月中做了大量募捐工作，共募集几十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捐款用来购买药物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处理海外捐款收集事宜大都是由邓文钊负责办理。可以说，邓文钊充分利用了他的关系帮助保盟办理海外募捐汇款事宜。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三年半的时间内约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三吨左右。这样数量庞大的物资，要把它们运送给中共抗战前线是相当困难的。除了在运送中会遇上国民党的阻截之外，存放物资本身都十分麻烦，保盟从哪儿可以找到一个足够的地方充当库房存放物资呢？当时保盟的办公点仅仅是个小型公寓式的房子，仅够待上几个人，如今要面对那么一大批物资，往哪儿放呢？
宋庆龄看到有那么多海外进步人士支持中国抗战，看到那么多捐款，万分高兴；可是另一方面，这么多物资无处存放又令她担心。这些物资对于国内抗日战争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它们是前线战场的坚强后盾，是维持战争继续的养料和促进剂，要是不能及时地将物资转移到抗战前线八路军、新四军的手上，那将大大影响整体的作战。宋庆龄自然是深知这其中的道理与利害关系，可是眼下她也没有办法啊，谁叫香港就这么弹丸大个地方，如何从这个小地方找到一个大仓库呢？正当宋庆龄还在为此事郁闷时，“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响了。不一会儿，廖梦醒走进来：“夫人，邓文钊找您。”“嗯，好的。”宋庆龄随手接起放在身旁的电话。
“你好，文钊。你找我？”
“夫人，您好。是的，我有事找您。”
“嗯，什么事？”
“夫人，现在物资越来越多，我们目前的存放点完全不够用啊。”
“是的，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我现在正在为找物资存放点想办法呢！”
“夫人，我倒是想到了解决方法。在我的手下有两个仓库，以前是用来存放做生意的货物的，据我所知现在已经闲置很久了，要是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将救济物资存放在我那里。”
“太好了，文钊，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啊！好，就按你说的去办。文钊，谢谢你啊，你可真是为我分忧解难了啊！”
“夫人，您太客气了，能为国家做点事，还需言谢吗？反倒是我应感谢夫人您愿意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啊！”
“好，文钊，相信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将这些物资运送到前线的。”
放下电话，宋庆龄微微笑了笑，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下来了，多亏了有他啊，虽然他是无党派人士，但是却拥有极高的党性意识。这主要是由于邓文钊具有一颗爱国的火热之心。
于是，按照事前所说，物资便转存在西环西安里和轩尼诗道属于邓文钊的两个大仓库里。
抗战期间，保盟除了积极向海外募捐，同时也在香港举办各种赈灾活动，将募集的财物用来资助抗战地区的教育机构以及救济战灾儿童和难民。这些活动中包括很多文化艺术义演，曾邀请过舞蹈家戴爱莲做舞蹈演出。戴爱莲是我国著名的舞蹈家，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同时她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她是邓文钊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朋友，当时他们都充满激情，虽然一个是华侨之女，一个是资产阶级少爷，但是他们的心中都满怀着对祖国的爱，留学时期他们就想象着将来怎样为祖国作点贡献，如今保盟让他们的愿望实现了。邓文钊与戴爱莲以他们自己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表示对祖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1938年6月至1941年12月，保盟在这短短三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发挥了它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为抗战胜利出了一份力。可是，之后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攻打香港，对香港进行狂轰滥炸，作为保盟委员之一的法朗士在作战中牺牲了，而保盟的另外几位外籍中央委员贝特兰、爱泼斯坦、克拉克以及她的丈夫司徒永觉被日军逮捕，关进拘留营。1941年12月24日香港沦陷，保盟也伴随着这场战争退出香港的舞台……
战后，宋庆龄在上海继续保盟的活动，但是此时，保盟已经改头换面，易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其宗旨由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改为支持战后的进步文化活动，救济孤儿及支援解放区，包括东江纵队活动地区和游击区。
虽然保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几年，但是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经过在保盟中的磨炼，邓文钊更加坚定了心中的信念，坚信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