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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筹办《华商报》
8.筹办《华商报》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革命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彰风在这样的环境里经受着磨炼，勇往直前。邓文钊虽然错过了亲身体验革命的机会，但是他此时也没有停歇，虽然身在大洋彼岸，却时时关心着祖国，并且在西方思潮中经历着无数思想、精神上的碰撞与探索。他与饶彰风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也正因如此，才为日后二者在工作中的肝胆相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底，邓文钊完成学业，举家从伦敦返回香港。回来后，他先后在大英银行和华比银行任职，担任华人副经理。华人经理由其兄邓文田出任。虽然回国后他并没有像当初在剑桥留学时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名外交官，但事实上，他后来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性质上和一名外交官没什么两样。他是中共与海外华侨们相互联系的纽带，他是海外华侨们获知国内革命战争情况的重要渠道，他在中共革命事业上扮演着“外交官”的角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大批中国政要和社会名流纷纷来香港躲避，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和廖梦醒。
1938年廖承志也从延安抵达香港。早在来港之前，中共已在取得英国同意后在香港开办了一个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该处一方面领导华南地区革命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与海外方面联络，争取华侨及进步人士支援抗战。廖承志此次来香港不仅仅是避难，而是带有任务的，那便是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将这里的海外工作做好，广泛地团结一切华侨及爱国人士，壮大革命力量。
到达香港后，廖承志马上被眼前的一个任务给难住了。在开展海外工作中，常常需要处理各种来往款项，要进行接受与汇出的工作，如果光靠八路军办事处这么一个没有经济财政专业水准的地方是办不好的。这样的事情还是要请专业人士来做才行。
“那该怎么办好呢？”廖承志双手抱在胸前，仰着头，边来回踱步边思考着。
“对了，就找他——邓文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邓文钊可是一个不二人选啊，他可是财经专业科班出身。
廖承志仿佛看到了希望，他兴奋地走出房门，朝邓家住宅走去。
来到邓家见到邓文钊，他们兄弟二人先是寒暄了一阵，接着廖承志便将这几年革命的情况一一讲述给邓文钊听。共产党这十几年的奋斗历史，那令人难忘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如今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抗日战争，廖承志所讲的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惊心动魄，邓文钊完全被吸引了，他的眼神中充满着羡慕。是啊，自己没能参加这样富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是多么遗憾。但同时他的眼神中还流露出一种渴望，还可以赶上末班车，还可以为革命事业出一份力，而他的愿望很快便得以实现。
“文钊，现在国家的革命事业正在火热进行着，毛主席以及所有党员，当然还有那些爱国民主人士都积极地坚持抗日，并坚信最终的胜利会属于我们的。你现在已经回来了，有没有想过将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东西拿来为国家、为人民、为和平出点力？”廖承志看着邓文钊说道。其实他已经从那双明澈有神的眼睛中看到邓文钊那颗急于为革命事业工作的火热之心。他的这份心情就如同当初饶彰风急切地想加入共产党一般，为了追寻心中的“光明”，一直坚持着革命，不管身在何处。
“表兄，你说的极是，我愿意为国家为抗日为革命效劳。只是我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呢？”
“文钊，实不相瞒，眼前有点工作需要你来帮忙。”接着廖承志将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海外工作中遇到的款项问题向邓文钊一一说明。
“哦，是这样啊，好的，没问题，我可以帮忙解决。我现在正好是华比银行的华人副经理，再者我们邓家本来是经商的，可以以我们家出入口公司崇德行的名义去银行处理那些款项。”
“好好，文钊，太谢谢你了，我代表党谢谢你的支持啊。我相信你一定能将工作完成。”说着廖承志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邓文钊的肩膀。
果然，在邓文钊的帮助下，海外款项的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然而这仅仅是邓文钊革命工作的开始，紧接着新的任务又来了。
1938年10月21日，日寇对粤狂轰滥炸，广州沦陷。
对于当时的情况，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曾有过较详细的介绍。70年前，广州军民在日寇强大的攻势下，先是募捐动员、全力抵抗，再是撤退逃离、全城沦陷。当时在现场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说：“广州市的撤退工作安排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的。几天之内，一座60万人的城市（正常人口是百万以上）就变成了一片砖瓦的废墟。据估计，日军进城的那一天（1938年10月21日），偌大的广州城顶多只有1万人。广州人宁愿离开自己的家园，也不愿向侵略者屈膝。在日本人占领几个月后，还没有迹象表明大批人将返回自己的家。这充分证明了广州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宁可过艰苦奋斗的生活，也不愿当亡国奴；他们坚信，日本人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战斗将继续下去。”（见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
1939年日军占领广州后，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活跃，需要大量的武器物资支援，而供给游击队武器的任务又交给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处理。其实当时香港的局势也不是很乐观，英国政府开始对中共的举动进行一定的阻挠，廖承志曾就东江纵队的武器过境问题与港英政府谈判，但结果不是很理想。那时邓文钊为此也帮了很大的忙，他将邓家在上环西安里五号的一个大仓库和轩尼诗道（现今昌业大厦）的一个大仓库用来帮助办事处存放过境物资。可以说邓文钊十分关注革命工作，而且处处想方设法地帮忙解决问题。
此外，邓文钊还经常借助邓家修建的“红楼”安排廖承志等人与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会面。这栋“红屋”是在邓文钊留学英国期间由其兄邓文田改建的。30年代之前，香港的楼宇买卖一直以整栋楼为单位，政府收差饷（即居住税）也是以一栋一栋来计算。到了30年代，香港经济不景气，很多楼房出现空置。一栋楼里有的楼层有人租住，其余的却空置一边，可是所交差饷还是和往前一样，这样业主连空闲的楼层也要交差饷，很不划算。于是，业主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减差饷。最后，立法局通过决议，将差饷改为分层计算。新办法一实施，业主们便发现这是一个新商机。原来不敢把楼房盖高的现今都积极增加楼层，自此，香港出现很多高楼大厦。邓家的“红屋”就属于众多大厦中的一座。邓文田将祖母曾灶娇遗下的坚尼地道126—130号拆去，重建为三号相连的由红砖砌成的大厦——“红屋”。由于“红屋”有很大的客厅和饭厅，很适合招待客人，于是便成为邓文钊安排廖承志等人见面的地方。
虽然邓文钊所做的工作比不得前线战士冲锋杀敌危险，但是它们却是保证前线革命工作顺利展开的坚强后盾。这些工作让邓文钊从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革命的真谛。然而，这仅仅是他革命工作的开始，之后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等着他去完成——筹办《华商报》。
中共中央南方局鉴于局势的严峻，决定把重庆、桂林的一些爱国、民主、进步的文化人士有计划地疏散到香港去。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指示香港党组织建立宣传阵地，使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外国人士了解我国抗日战争实情，知道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党派的抗日主张，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阴谋。而这就需要创办宣传性的刊物。可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后来诞生的《华商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以统一战线报纸的形式出现的、在香港出版的爱国民主报纸。它的诞生是革命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而它却是在重重困难阻碍的环境下诞生的。
《华商报》创刊前夕，国际、国内局势十分严峻。其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继续采取纵容、让步的绥靖政策，再加上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妄想牺牲中国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让日本在解决中国问题后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影响下，国民党加紧进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标志着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妄图消灭民主党派和迫害进步民主人士，因而对民主进步报刊肆意取缔。重庆《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遭到诸多阻挠和破坏。桂林《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28日被禁止出版，次日停刊。1至4月，内地数十种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查封。国际新闻社的桂林、重庆分社被关闭。
大陆上空笼罩着厚重的阴霾，反动当局想利用这些强制性的办法将所有消息都扼杀在摇篮中，欺骗大众，麻木民众的心智，以继续他们残暴的恶行。可是无墙不漏风，更何况这些充满正义的强大呼声怎可能轻而易举地就被压倒呢？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中国共产党不忘积极发挥各个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力量，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奋斗。
1941年2月10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发电报请示说：“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制，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刊，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如何，盼示。”
对于廖承志来电中所提到的创刊，党中央很是支持，并且立刻给予回复。
同月中旬，廖承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复示，邀约了新近到达香港以及早在香港的邹韬奋、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特、羊枣（杨潮）、张明养等人，开会讨论办报的具体工作。当前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在香港出版报纸，必须找一位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作为“法人”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并需付2000元港币作为保证金。对于中共来说，要在香港找这么一个有社会地位、有资产同时又愿意支持中共革命工作的人是很难的。正当他们苦于找不着合适人选时，廖承志突然高声说道：“人选我找到了，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处理再合适不过了。”与会人员一齐看着廖承志，心中都还在揣摩着这个人到底是哪方人物呢？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邓文钊。自从廖承志让邓文钊帮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之后，他发现邓文钊的确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民主人士，且热心支持革命事业，于是对其十分信任。如今邓文钊刚好在商界有一定的名望，请他来帮忙解决办报的申请事宜是最好不过了。于是乎，廖承志再一次找到邓文钊，将办报的具体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说给他听。
“文钊，现在我们打算办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报纸，这样就可以向海外华侨传播正确的抗日革命信息，指导大家的思想，将各界人士统一起来，共同支持抗日。”
“表兄，对于你们办报的主张，我很是赞同，放心，我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
“嗯，文钊，我相信你。只是眼前办报有点困难，需要麻烦你。”
“表兄，你就直接说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一定办好。”
“你也知道，在香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办报纸的，我们需要一个在香港有社会地位且有资金的人士做报纸的法人，代表我们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我一时就想到了你，望你能帮忙完成这个任务。”
“表兄，没问题。这件事我一定帮你们解决。”
邓文钊并没有说诳语，他后来真的帮助廖承志解决了申请注册的问题。但是报纸的法人写的不是邓文钊的名字，而是他的哥哥邓文田。原来，邓文钊仔细分析了主客观情况后，觉得当时担任华比银行华人总经理的哥哥邓文田比他更适合，于是，他想方设法说服邓文田作为报纸的“法人代表”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而报纸的名称则由廖承志所说的《华商晚报》改为《华商报》，意思是华侨商人的报纸，可以体现报纸的统一战线作用，并借以降低政治调子，让工商界和一般市民容易接受。当时，他们还搜集了孙中山先生写的“华”、“商”、“报”三个字的墨迹，组成报头。报纸由邓文田任督印人兼总经理，邓文钊任副总经理。
就这样，《华商报》诞生了！
1941年4月8日，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华商报》正式出版。
报纸虽然问世了，但经营却十分困难。《华商报》出版不久，重庆国民党一面对香港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华商报》等进步报刊，另一方面又令中央社抵制《华商报》，不给它发通讯稿。当时香港卖报纸要通过报房转手，而报房又受人操控，不承接销售《华商报》；如直接交给小贩出售，小贩又会受到威胁；此外，反动分子还一度破坏《华商报》与印刷厂的关系。总之，发行《华商报》是寸步难行。
报纸创办初期是交给一家印刷厂出版的，可是费用高，而且国民党特务等从中作梗，挑拨印刷厂与《华商报》之间的关系，使得出版没有保证。面对重重困难，邓文钊、邓文田兄弟二人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地想方设法为《华商报》寻找出路。
当时，香港警察总督俞允时在重庆时，国民党明确下令要其回港后立即禁止《华商报》运营。当俞允时回港后，立刻约宋庆龄、廖承志、邓文田等人面谈。在此过程中，邓文钊极力协助宋庆龄等人与俞允时联络感情，不时请俞允时吃饭，从中说了不少好话，自然是强调《华商报》的创办对于香港政府的好处等，其中也特别强调了《华商报》并不是什么政治性报刊，而仅仅是作为商界华侨之间相互联系的手段，而这一点也正是作为香港总督的俞允时所担心的。在邓文钊的游说下，最终为《华商报》打通了香港政府这一关。
自从与香港政府打通好关系后，《华商报》赢得了一定宽松的办报环境，可是在报纸发行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阻碍，国民党特务依然不舍不弃，设下重重障碍阻止《华商报》发行。经过商量且仔细分析眼前形势后，报社决定，与其这样被动受制于国民党，不如自己另开道路，自己办印刷厂。可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要开办一家印刷厂，至少要八九万元，这么大一笔资金如何筹备呢？在这紧要关头，又是邓氏兄弟积极主动地出来解难，他们商量后，决定拿出四万元投资印刷厂。虽然钱还不够，但是这四万元已经解决资金上一半的问题了。而余下的四万多元，廖承志请新加坡的陈嘉庚帮忙。就这样，《华商报》有了自己的印刷厂，而后还在市中心租了一层楼房，以进一步扩展业务。
《华商报》成功创办之后，邓文钊一直给予非常多的关注，常常积极为其资金问题想办法。早年就受过廖承志影响的他，认为能够为党办事是他最自豪的事情。在香港办报，离开了大陆这个大本营，自然困难要更多，尤其是在资金运转上更是难上加难。要想在殖民者、反动派的眼皮底下进行革命宣传，自然是费脑筋的。邓文钊并没有惧怕工作的艰难，他积极发挥他在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之间的影响力，发动他们为《华商报》筹集资金，使得报纸得以正常发行。
《华商报》从筹办开始，就一直经历着重重的考验与磨难。廖承志1941年8月26日致中央的电报称：“《华商报》开办迄今通由邓文钊做生意出资本，未花我们半文钱，现在实际销路已超过五千五百份，为香港晚报最大者，唯每月实际亏本三千五百港币左右……”
渡过了开始的困难之后，《华商报》在香港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的共同努力之下越办越好，并且逐渐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侨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这对于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威胁，引起国民党不满。国民党曾经下令取缔《华商报》在港发行，后来这一风波是靠宋庆龄、廖承志、邓文钊等人出面调停才得以平息。可是避过了这一劫，却逃不过下一难。1941年12月12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九龙，迫于战争的威胁，才问世八个月的《华商报》停刊了。
《华商报》从1941年4月8日创刊到1941年12月12日停刊，共出版249号。虽然它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它的威力却不可小看，它为团结海内外同胞共同抗战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华商报》，海外的华侨们可以及时获知祖国大陆抗日的真实情况，能够真正看清国民党的反动嘴脸，能够真正地为祖国解放事业出一份力。《华商报》不仅仅是报纸、不仅仅是文字和纸张这么简单，它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与祖国母亲相连的纽带。
《华商报》的停刊只是暂时的，革命事业还需要它继续大放光彩！著名作家，也是我党派往《华商报》的成员之一华嘉，仅就1941年短短八个月报上发表的文章作出了如下表述：
这一年的《华商报》，虽然只出版了249天，在12月12日香港政府宣告弃守九龙之日停刊，但是，正如它的副刊的名称一样，是一座闪闪发光的“灯塔”，照亮了广大读者的心，起着重要的导航作用。现在重读这八个多月的《华商报》，更加感到其中不少文章很有特色，不仅在当时对40年代香港文学很有影响，就是今天来看，还是很有意义，发人深省。
《华商报》创刊伊始，就在社论和言论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反对内战。5月底，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沈志远、于毅夫、韩幽桐、沈兹九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义正词严地指出，只有团结、进步、民主，才能坚持抗战，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7月7日，又全文发表了郭沫若、许地山、茅盾、巴金、夏衍、胡风、许景宋等人给萧伯纳、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辛克莱、赛珍珠、爱因斯坦、韦尔斯、史沫特莱、海明威、斯诺等30多位著名欧美人士的信，呼吁世界民主力量大团结，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侵略的联合阵线。这时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爆发了苏德战争，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这一封信的发表，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由于《华商报》的严正立场和鲜明态度，必然是十分重视言论的。当时的社论委员会的阵容，都是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如写民主运动方面的有邹韬奋，写文艺方面的有茅盾、夏衍等人，写思想问题方面的有胡绳，写国际和外交问题的有金仲华、乔冠华等人，写宪政和日本问题的有张友渔。此外，羊枣、千家驹、张明养、张铁生、廖沫沙、胡仲持等人，都是学识渊博而又文笔犀利的知名人士。因此，除了每天的社论和每周的《国际一周》，还增辟了大小言论的专栏。如第二版的《今日的问题》，就是要闻编辑在拼版后写的政论式的即兴杂文，既有别于社论，而又与社论相呼应。又如在《灯塔》副刊辟的专栏《灯下谈》，保持鲁迅风格的“花边文学”的特点，评论的范围更为广泛，信手拈来，都是文章。此外还有三言两语的《东拉西扯》小专栏，每天一小块，三四五则不等，每则不超过百字，一般都不署名。粗看似是编者的编余补白，细看才会发现都是好文章，常见一针见血的警句，使人拍案惊叹，或者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两个小专栏的作者，原来就是著名作家茅盾、夏衍、廖沫沙、胡仲持、曹伯韩等人。他们在《华商报》，同时还在《大众生活》和其他刊物，写了大量杂文，创造了杂文的新时期的新风格，形成了1941年香港文学史的新的杂文时代，增加了宝贵的财富，影响是深远的。
在散文和小说方面，《华商报》和《大众生活》这一报一刊，还给1941年的香港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首先是从《华商报》创刊日开始发表的两个长篇散文的连载：邹韬奋的《抗战以来》和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前者是邹韬奋继《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之后的长篇散文的力作，他用深刻而又凌厉的笔锋，揭发和批判了抗战以来重庆政府各种反动的倒行逆施，摆事实讲道理，夹叙夹议，说得明白，讲得透彻，创造了政治式的长篇述评散文的文体，可称一绝。后者是茅盾近年来漫游新疆和大西北的旅途见闻杂记，共18篇，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散文作品，其中《白杨礼赞》一篇，当时已流传甚广，至今仍是我国散文佳作之一。这两篇散文连载，为《华商报》争取了不少长期的订户，也为香港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后还发表了范长江的《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这两篇长篇连载，都是继《抗战以来》的补充，分別从不同的角度无情地揭露重庆政府和大后方的黑暗，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生活。所有这些连载，发表之后都轰动了香港社会，警醒了香港市民，起到了发聩振聋的作用。
《华商报·灯塔》副刊，还于5月和9月先后连载了两部长篇小说：巴人的《沉滓》和艾芜的《故乡》。前者反映了孤岛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生活和斗争，后者揭露了大后方的边远地区腐败黑暗的社会生活。这两部小说虽然都没有连载完毕，但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1941年香港文学创作在广大的文艺界以至社会上影响最大的，还是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这部小说在《大众生活》创刊时便开始连载，吸引了无数读者。《腐蚀》的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的命运，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香港文艺界也纷纷座谈讨论，盛极一时。继《腐蚀》之后，《大众生活》还连载了夏衍的长篇小说《春寒》。这是夏衍创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仍然是他最熟悉的知识青年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的坎坷遭遇和艰苦斗争。
1941年的香港文学活动是十分多姿多彩的，在上面所说的杂文、散文、小说的有影响的作品带动下，不仅从内地来的作家的创作是十分活跃的，同时还成长起来一批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所以说，1941年是香港开埠100年来出现的第一次文化高潮。
而在此次创办《华商报》的过程中，邓文钊的为人与品格、大力支持党中央的工作态度，已经得到很多中共党员的认可和感激，其中就包括饶彰风。由于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工作直觉告诉他，像邓文钊这样的爱国人士有多少就应该团结多少，只有这样革命事业的胜利才会更有胜算。也正因为这种信任，所以饶彰风才会在日后邓文钊陷入困境时，积极地为其辩护，这将在后面叙说。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革命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彰风在这样的环境里经受着磨炼，勇往直前。邓文钊虽然错过了亲身体验革命的机会，但是他此时也没有停歇，虽然身在大洋彼岸，却时时关心着祖国，并且在西方思潮中经历着无数思想、精神上的碰撞与探索。他与饶彰风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也正因如此，才为日后二者在工作中的肝胆相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底，邓文钊完成学业，举家从伦敦返回香港。回来后，他先后在大英银行和华比银行任职，担任华人副经理。华人经理由其兄邓文田出任。虽然回国后他并没有像当初在剑桥留学时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名外交官，但事实上，他后来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性质上和一名外交官没什么两样。他是中共与海外华侨们相互联系的纽带，他是海外华侨们获知国内革命战争情况的重要渠道，他在中共革命事业上扮演着“外交官”的角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大批中国政要和社会名流纷纷来香港躲避，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和廖梦醒。
1938年廖承志也从延安抵达香港。早在来港之前，中共已在取得英国同意后在香港开办了一个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该处一方面领导华南地区革命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与海外方面联络，争取华侨及进步人士支援抗战。廖承志此次来香港不仅仅是避难，而是带有任务的，那便是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将这里的海外工作做好，广泛地团结一切华侨及爱国人士，壮大革命力量。
到达香港后，廖承志马上被眼前的一个任务给难住了。在开展海外工作中，常常需要处理各种来往款项，要进行接受与汇出的工作，如果光靠八路军办事处这么一个没有经济财政专业水准的地方是办不好的。这样的事情还是要请专业人士来做才行。
“那该怎么办好呢？”廖承志双手抱在胸前，仰着头，边来回踱步边思考着。
“对了，就找他——邓文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邓文钊可是一个不二人选啊，他可是财经专业科班出身。
廖承志仿佛看到了希望，他兴奋地走出房门，朝邓家住宅走去。
来到邓家见到邓文钊，他们兄弟二人先是寒暄了一阵，接着廖承志便将这几年革命的情况一一讲述给邓文钊听。共产党这十几年的奋斗历史，那令人难忘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如今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抗日战争，廖承志所讲的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惊心动魄，邓文钊完全被吸引了，他的眼神中充满着羡慕。是啊，自己没能参加这样富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是多么遗憾。但同时他的眼神中还流露出一种渴望，还可以赶上末班车，还可以为革命事业出一份力，而他的愿望很快便得以实现。
“文钊，现在国家的革命事业正在火热进行着，毛主席以及所有党员，当然还有那些爱国民主人士都积极地坚持抗日，并坚信最终的胜利会属于我们的。你现在已经回来了，有没有想过将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东西拿来为国家、为人民、为和平出点力？”廖承志看着邓文钊说道。其实他已经从那双明澈有神的眼睛中看到邓文钊那颗急于为革命事业工作的火热之心。他的这份心情就如同当初饶彰风急切地想加入共产党一般，为了追寻心中的“光明”，一直坚持着革命，不管身在何处。
“表兄，你说的极是，我愿意为国家为抗日为革命效劳。只是我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呢？”
“文钊，实不相瞒，眼前有点工作需要你来帮忙。”接着廖承志将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海外工作中遇到的款项问题向邓文钊一一说明。
“哦，是这样啊，好的，没问题，我可以帮忙解决。我现在正好是华比银行的华人副经理，再者我们邓家本来是经商的，可以以我们家出入口公司崇德行的名义去银行处理那些款项。”
“好好，文钊，太谢谢你了，我代表党谢谢你的支持啊。我相信你一定能将工作完成。”说着廖承志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邓文钊的肩膀。
果然，在邓文钊的帮助下，海外款项的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然而这仅仅是邓文钊革命工作的开始，紧接着新的任务又来了。
1938年10月21日，日寇对粤狂轰滥炸，广州沦陷。
对于当时的情况，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曾有过较详细的介绍。70年前，广州军民在日寇强大的攻势下，先是募捐动员、全力抵抗，再是撤退逃离、全城沦陷。当时在现场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说：“广州市的撤退工作安排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的。几天之内，一座60万人的城市（正常人口是百万以上）就变成了一片砖瓦的废墟。据估计，日军进城的那一天（1938年10月21日），偌大的广州城顶多只有1万人。广州人宁愿离开自己的家园，也不愿向侵略者屈膝。在日本人占领几个月后，还没有迹象表明大批人将返回自己的家。这充分证明了广州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宁可过艰苦奋斗的生活，也不愿当亡国奴；他们坚信，日本人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战斗将继续下去。”（见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
1939年日军占领广州后，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活跃，需要大量的武器物资支援，而供给游击队武器的任务又交给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处理。其实当时香港的局势也不是很乐观，英国政府开始对中共的举动进行一定的阻挠，廖承志曾就东江纵队的武器过境问题与港英政府谈判，但结果不是很理想。那时邓文钊为此也帮了很大的忙，他将邓家在上环西安里五号的一个大仓库和轩尼诗道（现今昌业大厦）的一个大仓库用来帮助办事处存放过境物资。可以说邓文钊十分关注革命工作，而且处处想方设法地帮忙解决问题。
此外，邓文钊还经常借助邓家修建的“红楼”安排廖承志等人与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会面。这栋“红屋”是在邓文钊留学英国期间由其兄邓文田改建的。30年代之前，香港的楼宇买卖一直以整栋楼为单位，政府收差饷（即居住税）也是以一栋一栋来计算。到了30年代，香港经济不景气，很多楼房出现空置。一栋楼里有的楼层有人租住，其余的却空置一边，可是所交差饷还是和往前一样，这样业主连空闲的楼层也要交差饷，很不划算。于是，业主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减差饷。最后，立法局通过决议，将差饷改为分层计算。新办法一实施，业主们便发现这是一个新商机。原来不敢把楼房盖高的现今都积极增加楼层，自此，香港出现很多高楼大厦。邓家的“红屋”就属于众多大厦中的一座。邓文田将祖母曾灶娇遗下的坚尼地道126—130号拆去，重建为三号相连的由红砖砌成的大厦——“红屋”。由于“红屋”有很大的客厅和饭厅，很适合招待客人，于是便成为邓文钊安排廖承志等人见面的地方。
虽然邓文钊所做的工作比不得前线战士冲锋杀敌危险，但是它们却是保证前线革命工作顺利展开的坚强后盾。这些工作让邓文钊从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革命的真谛。然而，这仅仅是他革命工作的开始，之后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等着他去完成——筹办《华商报》。
中共中央南方局鉴于局势的严峻，决定把重庆、桂林的一些爱国、民主、进步的文化人士有计划地疏散到香港去。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指示香港党组织建立宣传阵地，使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外国人士了解我国抗日战争实情，知道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党派的抗日主张，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阴谋。而这就需要创办宣传性的刊物。可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后来诞生的《华商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以统一战线报纸的形式出现的、在香港出版的爱国民主报纸。它的诞生是革命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而它却是在重重困难阻碍的环境下诞生的。
《华商报》创刊前夕，国际、国内局势十分严峻。其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继续采取纵容、让步的绥靖政策，再加上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妄想牺牲中国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让日本在解决中国问题后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影响下，国民党加紧进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标志着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妄图消灭民主党派和迫害进步民主人士，因而对民主进步报刊肆意取缔。重庆《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遭到诸多阻挠和破坏。桂林《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28日被禁止出版，次日停刊。1至4月，内地数十种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查封。国际新闻社的桂林、重庆分社被关闭。
大陆上空笼罩着厚重的阴霾，反动当局想利用这些强制性的办法将所有消息都扼杀在摇篮中，欺骗大众，麻木民众的心智，以继续他们残暴的恶行。可是无墙不漏风，更何况这些充满正义的强大呼声怎可能轻而易举地就被压倒呢？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中国共产党不忘积极发挥各个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力量，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奋斗。
1941年2月10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发电报请示说：“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制，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刊，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如何，盼示。”
对于廖承志来电中所提到的创刊，党中央很是支持，并且立刻给予回复。
同月中旬，廖承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复示，邀约了新近到达香港以及早在香港的邹韬奋、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特、羊枣（杨潮）、张明养等人，开会讨论办报的具体工作。当前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在香港出版报纸，必须找一位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作为“法人”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并需付2000元港币作为保证金。对于中共来说，要在香港找这么一个有社会地位、有资产同时又愿意支持中共革命工作的人是很难的。正当他们苦于找不着合适人选时，廖承志突然高声说道：“人选我找到了，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处理再合适不过了。”与会人员一齐看着廖承志，心中都还在揣摩着这个人到底是哪方人物呢？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邓文钊。自从廖承志让邓文钊帮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之后，他发现邓文钊的确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民主人士，且热心支持革命事业，于是对其十分信任。如今邓文钊刚好在商界有一定的名望，请他来帮忙解决办报的申请事宜是最好不过了。于是乎，廖承志再一次找到邓文钊，将办报的具体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说给他听。
“文钊，现在我们打算办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报纸，这样就可以向海外华侨传播正确的抗日革命信息，指导大家的思想，将各界人士统一起来，共同支持抗日。”
“表兄，对于你们办报的主张，我很是赞同，放心，我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
“嗯，文钊，我相信你。只是眼前办报有点困难，需要麻烦你。”
“表兄，你就直接说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一定办好。”
“你也知道，在香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办报纸的，我们需要一个在香港有社会地位且有资金的人士做报纸的法人，代表我们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我一时就想到了你，望你能帮忙完成这个任务。”
“表兄，没问题。这件事我一定帮你们解决。”
邓文钊并没有说诳语，他后来真的帮助廖承志解决了申请注册的问题。但是报纸的法人写的不是邓文钊的名字，而是他的哥哥邓文田。原来，邓文钊仔细分析了主客观情况后，觉得当时担任华比银行华人总经理的哥哥邓文田比他更适合，于是，他想方设法说服邓文田作为报纸的“法人代表”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而报纸的名称则由廖承志所说的《华商晚报》改为《华商报》，意思是华侨商人的报纸，可以体现报纸的统一战线作用，并借以降低政治调子，让工商界和一般市民容易接受。当时，他们还搜集了孙中山先生写的“华”、“商”、“报”三个字的墨迹，组成报头。报纸由邓文田任督印人兼总经理，邓文钊任副总经理。
就这样，《华商报》诞生了！
1941年4月8日，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华商报》正式出版。
报纸虽然问世了，但经营却十分困难。《华商报》出版不久，重庆国民党一面对香港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华商报》等进步报刊，另一方面又令中央社抵制《华商报》，不给它发通讯稿。当时香港卖报纸要通过报房转手，而报房又受人操控，不承接销售《华商报》；如直接交给小贩出售，小贩又会受到威胁；此外，反动分子还一度破坏《华商报》与印刷厂的关系。总之，发行《华商报》是寸步难行。
报纸创办初期是交给一家印刷厂出版的，可是费用高，而且国民党特务等从中作梗，挑拨印刷厂与《华商报》之间的关系，使得出版没有保证。面对重重困难，邓文钊、邓文田兄弟二人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地想方设法为《华商报》寻找出路。
当时，香港警察总督俞允时在重庆时，国民党明确下令要其回港后立即禁止《华商报》运营。当俞允时回港后，立刻约宋庆龄、廖承志、邓文田等人面谈。在此过程中，邓文钊极力协助宋庆龄等人与俞允时联络感情，不时请俞允时吃饭，从中说了不少好话，自然是强调《华商报》的创办对于香港政府的好处等，其中也特别强调了《华商报》并不是什么政治性报刊，而仅仅是作为商界华侨之间相互联系的手段，而这一点也正是作为香港总督的俞允时所担心的。在邓文钊的游说下，最终为《华商报》打通了香港政府这一关。
自从与香港政府打通好关系后，《华商报》赢得了一定宽松的办报环境，可是在报纸发行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阻碍，国民党特务依然不舍不弃，设下重重障碍阻止《华商报》发行。经过商量且仔细分析眼前形势后，报社决定，与其这样被动受制于国民党，不如自己另开道路，自己办印刷厂。可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要开办一家印刷厂，至少要八九万元，这么大一笔资金如何筹备呢？在这紧要关头，又是邓氏兄弟积极主动地出来解难，他们商量后，决定拿出四万元投资印刷厂。虽然钱还不够，但是这四万元已经解决资金上一半的问题了。而余下的四万多元，廖承志请新加坡的陈嘉庚帮忙。就这样，《华商报》有了自己的印刷厂，而后还在市中心租了一层楼房，以进一步扩展业务。
《华商报》成功创办之后，邓文钊一直给予非常多的关注，常常积极为其资金问题想办法。早年就受过廖承志影响的他，认为能够为党办事是他最自豪的事情。在香港办报，离开了大陆这个大本营，自然困难要更多，尤其是在资金运转上更是难上加难。要想在殖民者、反动派的眼皮底下进行革命宣传，自然是费脑筋的。邓文钊并没有惧怕工作的艰难，他积极发挥他在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之间的影响力，发动他们为《华商报》筹集资金，使得报纸得以正常发行。
《华商报》从筹办开始，就一直经历着重重的考验与磨难。廖承志1941年8月26日致中央的电报称：“《华商报》开办迄今通由邓文钊做生意出资本，未花我们半文钱，现在实际销路已超过五千五百份，为香港晚报最大者，唯每月实际亏本三千五百港币左右……”
渡过了开始的困难之后，《华商报》在香港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的共同努力之下越办越好，并且逐渐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侨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这对于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威胁，引起国民党不满。国民党曾经下令取缔《华商报》在港发行，后来这一风波是靠宋庆龄、廖承志、邓文钊等人出面调停才得以平息。可是避过了这一劫，却逃不过下一难。1941年12月12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九龙，迫于战争的威胁，才问世八个月的《华商报》停刊了。
《华商报》从1941年4月8日创刊到1941年12月12日停刊，共出版249号。虽然它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它的威力却不可小看，它为团结海内外同胞共同抗战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华商报》，海外的华侨们可以及时获知祖国大陆抗日的真实情况，能够真正看清国民党的反动嘴脸，能够真正地为祖国解放事业出一份力。《华商报》不仅仅是报纸、不仅仅是文字和纸张这么简单，它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与祖国母亲相连的纽带。
《华商报》的停刊只是暂时的，革命事业还需要它继续大放光彩！著名作家，也是我党派往《华商报》的成员之一华嘉，仅就1941年短短八个月报上发表的文章作出了如下表述：
这一年的《华商报》，虽然只出版了249天，在12月12日香港政府宣告弃守九龙之日停刊，但是，正如它的副刊的名称一样，是一座闪闪发光的“灯塔”，照亮了广大读者的心，起着重要的导航作用。现在重读这八个多月的《华商报》，更加感到其中不少文章很有特色，不仅在当时对40年代香港文学很有影响，就是今天来看，还是很有意义，发人深省。
《华商报》创刊伊始，就在社论和言论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反对内战。5月底，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沈志远、于毅夫、韩幽桐、沈兹九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义正词严地指出，只有团结、进步、民主，才能坚持抗战，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7月7日，又全文发表了郭沫若、许地山、茅盾、巴金、夏衍、胡风、许景宋等人给萧伯纳、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辛克莱、赛珍珠、爱因斯坦、韦尔斯、史沫特莱、海明威、斯诺等30多位著名欧美人士的信，呼吁世界民主力量大团结，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侵略的联合阵线。这时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爆发了苏德战争，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这一封信的发表，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由于《华商报》的严正立场和鲜明态度，必然是十分重视言论的。当时的社论委员会的阵容，都是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如写民主运动方面的有邹韬奋，写文艺方面的有茅盾、夏衍等人，写思想问题方面的有胡绳，写国际和外交问题的有金仲华、乔冠华等人，写宪政和日本问题的有张友渔。此外，羊枣、千家驹、张明养、张铁生、廖沫沙、胡仲持等人，都是学识渊博而又文笔犀利的知名人士。因此，除了每天的社论和每周的《国际一周》，还增辟了大小言论的专栏。如第二版的《今日的问题》，就是要闻编辑在拼版后写的政论式的即兴杂文，既有别于社论，而又与社论相呼应。又如在《灯塔》副刊辟的专栏《灯下谈》，保持鲁迅风格的“花边文学”的特点，评论的范围更为广泛，信手拈来，都是文章。此外还有三言两语的《东拉西扯》小专栏，每天一小块，三四五则不等，每则不超过百字，一般都不署名。粗看似是编者的编余补白，细看才会发现都是好文章，常见一针见血的警句，使人拍案惊叹，或者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两个小专栏的作者，原来就是著名作家茅盾、夏衍、廖沫沙、胡仲持、曹伯韩等人。他们在《华商报》，同时还在《大众生活》和其他刊物，写了大量杂文，创造了杂文的新时期的新风格，形成了1941年香港文学史的新的杂文时代，增加了宝贵的财富，影响是深远的。
在散文和小说方面，《华商报》和《大众生活》这一报一刊，还给1941年的香港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首先是从《华商报》创刊日开始发表的两个长篇散文的连载：邹韬奋的《抗战以来》和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前者是邹韬奋继《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之后的长篇散文的力作，他用深刻而又凌厉的笔锋，揭发和批判了抗战以来重庆政府各种反动的倒行逆施，摆事实讲道理，夹叙夹议，说得明白，讲得透彻，创造了政治式的长篇述评散文的文体，可称一绝。后者是茅盾近年来漫游新疆和大西北的旅途见闻杂记，共18篇，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散文作品，其中《白杨礼赞》一篇，当时已流传甚广，至今仍是我国散文佳作之一。这两篇散文连载，为《华商报》争取了不少长期的订户，也为香港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后还发表了范长江的《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这两篇长篇连载，都是继《抗战以来》的补充，分別从不同的角度无情地揭露重庆政府和大后方的黑暗，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生活。所有这些连载，发表之后都轰动了香港社会，警醒了香港市民，起到了发聩振聋的作用。
《华商报·灯塔》副刊，还于5月和9月先后连载了两部长篇小说：巴人的《沉滓》和艾芜的《故乡》。前者反映了孤岛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生活和斗争，后者揭露了大后方的边远地区腐败黑暗的社会生活。这两部小说虽然都没有连载完毕，但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1941年香港文学创作在广大的文艺界以至社会上影响最大的，还是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这部小说在《大众生活》创刊时便开始连载，吸引了无数读者。《腐蚀》的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的命运，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香港文艺界也纷纷座谈讨论，盛极一时。继《腐蚀》之后，《大众生活》还连载了夏衍的长篇小说《春寒》。这是夏衍创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仍然是他最熟悉的知识青年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的坎坷遭遇和艰苦斗争。
1941年的香港文学活动是十分多姿多彩的，在上面所说的杂文、散文、小说的有影响的作品带动下，不仅从内地来的作家的创作是十分活跃的，同时还成长起来一批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所以说，1941年是香港开埠100年来出现的第一次文化高潮。
而在此次创办《华商报》的过程中，邓文钊的为人与品格、大力支持党中央的工作态度，已经得到很多中共党员的认可和感激，其中就包括饶彰风。由于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工作直觉告诉他，像邓文钊这样的爱国人士有多少就应该团结多少，只有这样革命事业的胜利才会更有胜算。也正因为这种信任，所以饶彰风才会在日后邓文钊陷入困境时，积极地为其辩护，这将在后面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