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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国《天王星》
7.南国《天王星》
火山找着地壳的弱点爆发了，
喷出了光亮的火花！
这火花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地壳的弱点将延长到全个世界。
……
这是一首署名为“普特”的新诗《时代的号角》。“普特”者，即“无产阶级”。
这首新诗，发表在中山大学秘密出版却公开发行的进步杂志《天王星》上。它的末尾——
虽然，暴风雨是袭击着不停；
但，时代的车轮仍将向前冲进；
它冲入一个世界又一个世界，
那边充满了大众的欢呼的歌声！
犹如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般呼唤与渴待着暴风雨与火山的爆发，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曲壮丽的颂歌。在这个刊物的发刊词《革命者应走向何处》中，作者更大声疾呼中国的青年：走向光明，走向革命！
鹰犬们马上嗅到了火药味。
很快，仅出了三期的《天王星》被摆在了反动当局的案桌上。他们只凭文章的内容，便立即定为了“共产党嫌疑案”，采取紧急行动。
于是，中山大学周遭便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窥测着每一个重要场所。反动派将整个中山大学监控了起来。
一日，“普特”接到一张便条，约他到中山大学球场见面，说是看了他的文章后大受鼓舞，希望可以当面与他畅谈理想、革命，末了无署名。“普特”拿着这张过分热情的纸条，心中疑虑重重，为何在这样紧张的情形下，居然唯独会出现这样一张纸条？很显然这是反动派们故意设下的圈套，意在请君入瓮。“普特”识破了反动派的阴谋，自然是没有上当。而相约的当天，在中山大学球场边上的确站着一位身着黑色对襟衫的人，看来这位便是约“普特”出来的信使，他低耸着头，鬼头鬼脑，眼珠子滴溜溜四处乱看——来者不善——“普特”远远地望了一眼黑衣人的猥琐样，便蔑视地走开了。自然，这个黑衣人没有等到所约的人。
反动派并没有放弃对“普特”的追捕。他们接二连三地使出不同的招数，目的就想揪出“普特”到底是何方神圣，致使反动当局如此头疼。可是，纵使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拿“普特”没有办法。
中山大学大门口传达室的信架下，掉了一封写有“普特收”的信，一位姓戴的同学路过看见了，弯下腰想把此信捡起来放回信架。可没等他的手挨到信，说时迟，那时快，两边飞也似地闪出了几名特务，三下五除二迅速地把他抓走了。戴同学还没有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人已经被关押进了牢笼中。很快，曾借过《天王星》给这位同学的另一位姓肖的学生，也在宿舍里被抓走了。只看到突然间几个身穿制服的凶猛大汉“砰”地推开宿舍房门，吼了一声“谁叫肖某某”，当时待在宿舍内的学生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肖同学，大家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正在纳闷中，便看着这几名大汉架起肖同学，押着他朝外走去。其余的学生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啦？肖同学为什么会被抓呢？他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呢？
中山大学原本宁静的校园，被反动派犬牙折腾得人心惶惶。
没过几日，公开发行《天王星》的现在书店的王寄舟，也被拘捕了。王寄舟被捕时也很突然。据目击者言，王寄舟当日与往常一样去书店上班，正当他推开店门准备进去时，突然间就被闪出的两个特务快速抓了起来，王寄舟一直在挣扎抵抗：“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还有法吗？”可是任凭王寄舟怎样反抗都没用，他被特务硬抓上车。
印刷《天王星》的梅花印刷厂也难逃此劫，被查封了，股东江穆由于一早听到风声，被迫潜逃。
此时，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已经正式秘密下令捉拿“普特”，通缉《天王星》的全体编辑人员。
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还专门对此案进行了讨论，并且作出了结论：这必定是中共的重要机关，否则不会出版规模如此之大、观点如此之激进的杂志，所以务必严肃追查，一网打尽。
耗费了好几个月，派出了大批人马，花了心血力气，还惊动了那么些大员与政府机关，到头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被他们视为“规模巨大”的《天王星》只是几个并没有什么背景与来头的青年学生所办，根本不是什么中共重要机关。所要缉拿的“普特”只是粤东来的一位十多岁的穷苦青年。
“普特”是谁？他便是从大埔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学费无着来到广州读公费学校的饶高评——饶彰风。在这之前他都用化名“普特”，而后来当彰风成为正式党员后，他选取了与“普特”谐音的“普特”为名进行革命活动。从此，“普特”这个名字，这个无产阶级想象性的符号，就像强烈反射太阳光热的天王星一样，绽放光芒。
不过，这时他用的名字是饶守焰。
因为他只是初中毕业，没读过高中，可要上中山大学预科，必须有高中的学历。刚好那一年他的同乡饶守焰高中毕业，于是这位没读完高小便上了初中的少年，凭着同乡饶守焰的成绩单，考上了大学预科。
在中山大学这几年里，饶彰风又继续以往在大埔中学读书时代的作风，秉承客家祖先尊师重教的文化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而中山大学也为他的求知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由于彰风的勤奋刻苦，他的各门成绩都名列前茅，但是与以前初中时不同的是，他的思想进一步成熟了，由看进步的文艺作品转而研究文艺理论，再进一步迷上了社会科学……激情日炽，他常以“追光”的笔名在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黄花》上发表文章，以抒发自己追求光明的胸臆。他的文章字字句句表现出与当时反动当局相反的看法，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洋溢着热情的革命思想。
反动当局见了《天王星》如临大敌，当时的共产党员却把“追光”视为知己，认定是自己的好战友好同志，并传出一段佳话。那是方方在五六年之后，在香港见到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饶彰风说起的一段往事：
当时，方方正领导着游击队在闽西南坚持游击战争，无意中读到报纸上署名“追光”的文章，喜出望外——因为游击队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多时了，一下子无法接上头，他心想，这个“追光”一定是与党有联系，并且带有任务的同志，要不然怎么可能写出如此富有革命激情的文章来，当时便肯定“追光”一定是自己人，还打算派人去找作者，再通过作者与党中央恢复联系呢。
可那时，饶彰风其实还只是个青年学生。
传奇归传奇，但这充分说明，饶彰风在未入党之前，就已经具有了一名共产党应当有的革命意识和政治思想觉悟。文如其人，文章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思想。从他所写的文章中，便不难看出那颗革命的赤子之心。
饶彰风除了通过发表文章抒发自己的革命胸襟，还积极投身到许多实践活动中，通过实际行动进一步展现自己的革命精神。每次活动中他都表现突出，全身投入，展现出极强的革命热情与激情。在中山大学，他参加了大埔同学会主席的竞选，积极团结广大进步同学。
紧接着，“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参与了中山大学驱逐校长金曾澄的斗争，声援马占山抗日的募捐活动，声援永汉惨案、惩办杜宣泰的游行示威。他还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活动，赴京请愿，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拥护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反对蒋、汪“中央”于5月5日同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并投身于在上海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及在广州由欧阳山、草旺、易巩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
《天王星》正是这一系列斗争的产物。开始饶彰风与楼栖等人打算成立一个文学社，并游说广州各报给他们出一个文学半月刊，当时的恐怖环境使很多报社还是不敢犯险，最后终于有一家报纸被说动了，可惜才出了一期，这家报纸便停刊了。“与其这样被动地求他人出版发行，还不如干脆我们自己来做。”面对停刊的报纸，彰风对他的同伴们说道。于是，他们又联系了杜埃、邝达芳（邝明）、张直心、江穆等一批进步青年，由他们自己来办一份刊物。经过几番认真研究，他们最后决定出两份文艺刊物，一是《南音》，公开的，无政治色彩，以便向华侨募捐；二是《天王星》，秘密的，作为革命文艺印发。
饶彰风担任主编。
这一群热血爱国青年说干就干，可是办刊需要资金，对于当时仍是学生的他们来说，这钱从哪儿来？天无绝人之路，其实这时彰风已有倾慕他才华的女朋友了，这女友家是华侨，而且早已准备了一笔费用给他们结婚用。女友是个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之人，她大力支持饶彰风办刊，于是义不容辞地将家中准备的嫁妆全都拿出来交给饶彰风去办刊。同时，她还主动找了一位同是华侨的朋友，让她也出一笔钱资助，这样出版费用得以解决。
这位女友即饶彰风第一任妻子张黎明，她投身革命后在东江游击区壮烈牺牲。这不是本书叙述的重点，总之在多方的帮助下，刊物终于出版了。而这早期的创刊，无意中为彰风后来团结华侨华人的统战工作打下基础。从这时起，彰风身上就表现出了适合做统战工作的天赋与才能。
刊物以小说、散文、杂文、诗歌为主，兼发文艺评论以及抨击反动统治的专论。刊物仅出三期就把反动派吓坏了，弄得他们日日如坐针毡，立马采取压制措施，因此才会有之前所描述的中山大学恐怖的“抓人”情景。
姓戴的同学被抓后，江穆先听到消息，立即通知了饶彰风，他自己只身逃往了香港。
饶彰风与杜埃闻风在广州先躲了几天，之后也悄悄去了九龙，在深水埗汝洲街租了一层二楼的新房子。紧接着，《天王星》编辑部的其他同仁们也陆续躲到了香港。
幸好，只过半月，反动派弄明白是一场虚惊，并非之前他们所设想的什么中央重要机构，于是《天王星》案便不了了之，有关人员被陆续保释，其他人也就大摇大摆地回了广州。
但是，饶彰风却回不了广州。
他毕竟是“罪魁祸首”，学校把他开除了。没办法，他只好滞留九龙，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靠微薄的稿酬勉强度日。可是即便是过着这种清贫的艰苦生活，彰风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一直燃烧着，等待着新的时机到来。外在世界的各种苦痛与灾难都不曾把他打倒，因为他心中有着坚强的精神支柱。
此刻，上海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日益壮大的革命文化声势已吸引了饶彰风。“我应该到上海去，到革命运动需要的地方去！而且说不定还能碰上我日夜所思的党。”于是，他抱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
来到上海，他仿佛是长期流浪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怀抱般，让他心情澎湃不已。因为上海的革命气氛让他振奋，让他激动。
在那里，他经同学介绍，在暨南大学附中暑期班教数学，有了栖身之处。在那里他认识了暨大“左联”小组的成员何家槐，并经何介绍参加了“左联”组织。何家槐是鲁迅称之为“七个东北救亡青年作家”之一。
全新的工作环境，以及新认识的革命人士，使彰风感到一切都那么带劲，之前被压抑的情绪在这里又得到了释放，感到一身轻松。
“彰风，我们这里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你就尽管在这里好好干吧，革命需要你！”
这样的支持与鼓励，使彰风欣喜万分。为革命活动而忙碌奔波，他本来就乐此不疲，再加上上海现在这种朝气蓬勃的局势，为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彰风定当是不会推辞了。
从此，他如鱼得水，不仅写“遵命文学”，而且遵命——
到工人中去活动、宣传；
上大街贴标语；
上高楼顶上撒传单；
参加“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为邹韬奋主办的《救亡三日刊》奋笔撰稿……
1933年8月1日，上海人民举行了反战反法西斯示威集会。国民党政府凶相毕露，出动军警、特务大加镇压，四处搜捕。中共闸北地下区委被破坏，暨大“左联”也没能幸免，并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小组成员也给打散了。
彰风住到了租界亭子间，一边读世界语的夜校，一边为报刊撰稿。
不到三个月，震惊华东、波及全国的“福建事变”爆发了。曾在上海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等部队，在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的领导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并同红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一时间，也盛传广东同样会发生大的变动，与“福建事变”相呼应。饶彰风深知，广东向来是革命的策源地，一旦发生大变动，自己作为一名革命青年，势必大有用武之地。上海尚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可南方已初露红色的曙光……
于是，他又打定主意回广东去，回家乡去，赶上革命的潮头，当时代的弄潮儿！
于是，在又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饶彰风踏上了新的征途！
革命事业没有地域时间的限制，哪里需要，哪里就会发生……
1934年，饶彰风南归之时，正值“福建事变”功败垂成，徐名鸿等义士喋血闽江。红军在艰难地抗击着敌军的又一次围剿，并在第二年10月，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大埔山城，又是一片死寂。
大敌当前，国破家亡迫在眉睫，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采取不抵抗政策，那些贪官污吏不管人民死活，只顾搜刮民脂民膏，满足其私欲。疾恶如仇的饶彰风对此非常愤慨。
面对当时的状况，他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并没有放弃反抗抵制的机会，虽然不能上战场面对面地与敌人对峙，但是他用笔写下一篇篇脍炙人口的革命文章，以此来表达心中的愤恨与不满，宣传积极的革命思想。
早在中山大学读书之际，饶彰风曾于1932年夏天回过县城，这个古城当时已变得死气沉沉，土豪劣绅再度横行乡里。他随即约了当年几位中学好友，自行出版了一份叫《小小》的油印刊物，以揭露当局反动统治的黑幕，揭开官场藏污纳垢、尔虞我诈的丑行为宗旨，公然指名道姓，刊登文章，暴露该县公安局长罗锡兰伙同其兄弟敲诈勒索的卑劣行径，谴责县政府恢复“花捐”（公捐）的罪恶……一时间，老百姓们拍手称快，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可反动当局却如芒在背。
《小小》刚出了两三期，县长梁若谷赶紧派人把饶彰风的父亲找去，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说：“叫你儿子回广州读他的书去，别回老家来胡闹。如果他好好读书，我梁某人可以出学费。”
利诱不成，公安局长罗锡兰就派出他的爪牙满城抓捕饶彰风。在大埔中学的同学们的掩护下，饶彰风得以安全离开。
到了广州，饶彰风仍气愤不已，又编印一期《小小》寄回大埔，揭露了国民党大埔县党部一次选举的丑闻，把反动当局气了个半死。
物换星移，两年过去了，彰风又归来了，他依然朝气蓬勃，依然充满着革命热情，但是这次回到家乡就不仅仅是创办一个《小小》刊物这么简单了，彰风的心中有着更大的计划。
此时全国上下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各地都呈现出一片革命气象。彰风回到大埔县后决心重新开启昔日大埔朝气蓬勃的局面，再次唤起民众们的危机意识，让大埔再一次成为革命的根据地、大本营，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阵地，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彰风暗自为自己的想法而激动着，鼓舞着，他冲劲十足，可是要实现这一愿望，该从何处入手呢？
其实，在他的脑中一直盘旋着一个想法——办书店！
不错，就是办书店。当年在上海逗留时期，彰风十分有幸拜访了伟大的思想家及文学家鲁迅先生，并且与先生促膝而谈，这次谈话胜读十年书，受益匪浅。从先生那里，彰风得到启示：“鲁迅先生不也是借助一个又一个书店，开创了他的业绩吗？为何不效仿先生，也办书店呢？”
于是，他激情陡起，奋笔疾书，向鲁迅先生诉说衷肠，并请鲁迅先生亲自为大埔“文化书店”题字。
鲁迅欣然接受为粤东山区一个小县城的书店题上了“文化书店”四个大字。
饶彰风欣喜万分，有了先生的大力支持，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埔是一个有着革命历史的地方，它本身就已经有了革命因素。在大革命前后我党曾在此领导群众运动，特别是南昌起义部队到达县城，建立过革命政权，在三河坝同反动派激战数日。虽然如今起义部队撤走了，但是革命种子却植根于群众之中。在那血沃中原、寒凝大地的岁月里，大埔人民并没有屈服。1934年以来，进步青年日趋活跃，抗日情绪相当高涨。这么一个景况，对于彰风归来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鲁迅先生为书店题名后，彰风马上说动了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有钱又有身份的亲戚，在县城里共同开设了一间文化书店。
当日在县城里横行霸道的恶棍们此时已不敢造次，只躲在阴暗角落里窥测风向。县里第一区区政府、县教育局、民众教育馆、大同报社、民众剧团等，都已一一掌握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当年大埔中学的同学手里。彰风的书店一办起，便成了粤闽边境宣传抗日与传播革命思想的秘密据点。后来，还成了共产党的交通站。在文化书店的掩护下，同志们可以自如地进行活动。虽然这极大地影响了反动派的政权统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反动当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由于饶彰风多方努力，文化书店还与沪、穗等生活书店、中华书局、世界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取得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丰富了图书的种类和内容，使得大埔县这么一个小县城在思想文化上毫不落后于大都市，使得这个小县城也上升成为一个文化中枢站：《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以及鲁迅、茅盾、巴金、蒋光赤、叶圣陶、艾思奇等人的著作，源源不断地从大都市流入“文化书店”，《生活》、《大众》、《中国妇女》、《中国农民》等进步杂志也常常出现在柜台上。
文化书店可以说是大埔县一大创举。它不同于以往老书店没有性格特色，文化书店是极具革命精神的。虽然仅仅是一个书店，但是它凝聚了彰风等众多爱国人士、革命志士的心血与精神。与普通的书店相比，更具有价值与意义，也更具有凝聚力与号召力。
一时间，顾客潮水般涌来，让店员应接不暇。
“伙计，这本鲁迅先生写的书还有吗？我要两本。”
“伙计，我要本《国家与革命》。”
“伙计，《资本论》什么时候还会再进货啊？我可等了很久啦！”
“伙计，我要……”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县城里另两所老书店，本来人气就不怎么旺，现在更是骤然间萧条冷落，门可罗雀。
面对这样的状况，地方上的反动势力按捺不住了。尽管抗日救亡运动已经风风火火地发展着，可是他们仍蠢蠢欲动，不断挣扎。面对反动势力的压制，20出头的饶彰风不惊不慌，镇定自若，筹划着斗争的策略：“争取地方派，要求抗日，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驱逐蓝衣社势力，展开国难教育，提倡抗日联合战线，避免一切过于刺激西南派的行动。”
凭此策略，彰风所办书店得以继续运行，而大埔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走向了高潮。
彰风寻找光明的道路是曲折迂回的，而这也正象征着中国革命的前进发展趋势，中国的革命也是几经波折才逐渐看到曙光。而这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定律，与曲折发展观一致。也正因为中国革命党人认识到这一点，接受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在面对各种困难时，甚至遇到革命倒退时，都没有放弃，而是勇往直前，因为他们坚信最终的目的地是光明的。而彰风也同样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忍辱负重，一直向前。
彰风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支持革命事业，并且竭尽全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事实上，当时的他并不是中共党员，而仅仅是一个胸怀国家天下、黎民百姓的进步青年，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早已远远胜于一个中共党员。彰风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国家民族获得解放，希望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这一最终的愿景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奋斗的目标。也正是为了这一共同的理想，彰风在寻找着光明的党组织，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加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
1935年，在办好书店的同时，饶彰风来到了溪南埠福良学校教书，从而更好地接触广大下层群众，向他们宣传抗日。第二年春天，他出任黄砂村梧冈小学的校长。
这一时期，党中央号召白话文，一改以往的文言文。在职期间，饶彰风积极倡导新文字，研究出一种客家话拉丁化方案，并且在学校中试行，他的这一举动积极推进了新文字运动。这是他根据鲁迅对新文字和拉丁化的见解，研究客家方言后最终写出的“客家话拉丁化方案”，而这至今仍为语言学家们所称道。
他热心进行国难教育，直接对学生进行家访，把抗日救亡的思想灌输到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心中。许多学生由于受到彰风的影响，后来都走上革命的道路。
他还组织师生在球场和村口演抗日救亡新戏。这些活泼多样、短小精悍的剧目十分形象地将抗日救亡运动思想潜移默化地传达到每一个群众的心中。每当节假日时，当地的群众就三三两两地相邀着到球场和村口等着看戏，这几乎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的一个习惯，大伙把看新戏当做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还办起了妇女夜校，宣传抗日和扫盲。后来，这些学员成为当地的得力干部，有的还成为地下交通线上有名的红色交通员。总之，在这一段时间，彰风从事了很多富有意义的活动。
在家乡活动的这两三年，从开书店到办教育，进一步传播了革命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大埔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这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斗争生活，他回忆道：“这样的环境，能在大埔坚持达二三年之久，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一方面是因为抗日高潮中一般青年要求进步，不满现实，要求革命；另一方面得益于西南地方派与蒋介石中央派的矛盾。”彰风十分明白当时的复杂形势，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畏惧，相反能够冷静下来想策略应战。
同时，他笔耕不辍，继续用“追光”的笔名在汕头的《星华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评论，以及小说与诗歌，宣传抗日，抨击不抵抗主义。
正在他干得起劲之际，“西南事变”爆发了……
1936年6月1日，“西南事变”爆发，广州的几位国民党元老萧佛成、邹鲁、古应芬、邓泽如等人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力主抗日而举事，孙科亦应邀南下，陈济棠第一集团军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欲出兵湖南反蒋……
同年6月10日，广州举行了全市抗日学生大会，广州街头出现了大革命时期的盛况。
这时饶彰风又回到了中山大学——这所富有革命传统的母校。当时中山大学的进步秘密团体“突进社”办起了刊物《在抗战的旗帜下》，继《天王星》之后重新擎起进步的大旗！由于当时突进社的负责人大都是彰风的老同学，他们都还在读书，于是饶彰风义不容辞，成为突进社的中流砥柱，办刊组社的重任落在他的肩上。
这项任务担子不轻，可以说很重，彰风的工作十分繁忙。饶彰风犹如上了发条的钟表时时刻刻转动着，仿佛他的体内有着使不完的精力，每天他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抗日的路途上不辞辛劳地忙碌着。
也许在他人的眼中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可是在彰风看来，这份辛劳是一种幸福。在多年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中，彰风更加坚定了自己心中的信仰。他无时无刻不在渴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一员。为着心中的理想，他不断努力、不断探寻着，他坚信只要一直这么做下去，总有一日他会找到光明——
饶彰风不知道，他日夜所渴望找到的共产党此时就在他的身边，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他的成长。
突进社的指导、名教授何思敬其实早已是中共党员。
饶彰风回中山大学后找到的第一位老同学张直心也早已是中共正式党员。
张直心的“表哥”，那位神秘地借宿在中山大学的“老孔”，就是奉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从香港来到广州，直接领导中山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并积极着手发展党员和建立支部的一名党员。
“老孔”的真实姓名叫薛尚实。
“老孔”来到中山大学，何思敬教授就向他介绍了几个中大进步学生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普特”。
其实，“普特”这个名字薛尚实早已不陌生了，在没来中山大学之前，他就经常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署名为“普特”的文章，十分欣赏，并且非常赞同其在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之后，他又在张直心的介绍下与“普特”亲自交谈，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思想情况，更加对这个青年充满好感。“蒲特，我在香港很多报刊上读到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现在抗日救亡运动进展得非常好，但是宣传力度很不够，广大群众尤其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们更是对此不甚了解，而他们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又是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现在反动派为了打击我们的势力，也在积极采取行动，想切断我们和广大侨胞的联系，所以很需要你们这样的文章，让更多的侨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扩充我们的力量，而这也是中国革命战争自身的需求。”
“孔先生，您分析得很对，作为一名中华儿女，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笔杆子的微薄之力让众多中华儿女觉醒。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更好地把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才能坚持到最终的胜利。”
“对，这就需要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需要你蒲特再多写些激动人心的文章，将抗日救亡的思想宣传到底啊！”
听到“老孔”的鼓励与支持，彰风顿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更加充满斗志。殊不知，让他更加激动不已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1936年8月的一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没什么特别，可是对于饶彰风来说却是非同一般的日子，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那天，饶彰风还和往常一样在看书，忽然张直心约饶彰风外出谈话。
“彰风，你出来一下，我有点事跟你说。”
彰风感到很纳闷，会是什么事呢，弄得这么神秘。他合上手中的书，走出房间。
张直心看看四周没有人，靠近饶彰风的耳边悄悄地说道：“我已经找到共产党的组织了。”
饶彰风一听又惊又喜：“这太好了，太好了。组织现在在哪里呢？”
看着激动万分的彰风，张直心便开门见山——他对饶彰风太了解了：“我就是代表党组织来问你，看看你的意思。”
“直心，莫非你已是共产党员了？”
张直心点点头。
“哈哈，没想到党组织一直在我身边哪。”
“饶彰风同学，我问你，是否愿意加入党组织，同我们一道走上革命的道路？”
饶彰风兴奋地说：“当然，这些年来，我从广东到上海，又由上海回到广东，为的就是要找共产党，这可是我一直的愿望……”
张直心认真地说：“这很好。不过，有一条我需先告诉你，入了党就得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很有可能你的工作就不在广州了，你得到香港去。”
饶彰风坚定地说：“只要是党的需要，我上哪儿去都可以，完全服从党的安排。”
“那好，我马上向组织汇报，给你履行入党手续。”
其实，“老孔”这次来广州就是要为中共南委物色一位秘书，他早就注意到了饶彰风。饶彰风虽然还没有入党，可他的表现已能充分表明他的革命性，政治上是完全可靠的，已具备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的条件，是南委秘书的最佳人选。
一个美丽的夏夜，户外夜空中星光灿烂，微风徐徐，一片宁静；房内，气氛神圣而凝重，张直心、薛尚实等人站在一边，中间饶彰风正站在鲜红的党旗前面，庄严地举起了右手，认真地对着党旗向党宣誓：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他字正腔圆地宣读完最后的誓言，看着鲜红的党旗，仿佛看到一团团熊熊的烈火在眼前燃烧，看到一个个英勇的革命烈士在为光明而奋战，看到通向胜利的光明之道！
“彰风同志，欢迎你加入党组织啊！”
“欢迎啊！欢迎！”
“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是啊，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彰风的眼眶里不禁涌上了泪水，这是激动的热泪，感动的情愫。
“我这‘追光’之星，终于在沉沉的黑夜里追逐到了光明，党就是我所要追求的无限的光明！”
从此刻开始，就是赴汤蹈火，他也决不会皱一下眉头！更何况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以后就更加不会，只会勇往直前。
他的生命，已完全属于人类的解放事业！
饶彰风入党后，更奋勇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之中。
10月，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不幸病故。噩耗传开，寰宇哀恸。
中共南委和广州市委及时作出决定：化悲痛为力量，要比过去更广泛地发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公开集会，举行悼念活动，推进救亡运动并充分扩大政治影响。
作为当年鲁迅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中山大学自然要带好头。鲁迅曾在中大的开学典礼上作了“读书与革命”为题的演说，号召“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开火”，“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中山大学与先生有着十分深厚的情感，中大学子对先生更是有种说不出的感情。
彰风奉党的指示，以突进社的身份通过广州艺协、歌咏团、新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广泛联系各文化团体，终于在11月8日，在中山大学附中礼堂举行了追悼鲁迅的大会。
追悼会十分隆重，影响甚大！
到会的有数十个团体及大中学生上千人。
鲁迅先生夫人的妹妹许月平到会报告了鲁迅的战斗业绩与救国主张。
同时，著名学者、团体代表及进步师生亦相继作了演说。
会场上，广大与会者纷纷表示，要学习和继承鲁迅的革命精神，与一切反动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抗日救国，共赴国难！
会议还决定通电拥护正处于危急之中的北平教育界的抗日救国的八大主张。
会议开得极其成功，反动派又一次被震惊了——这么一个大会，竟然宣传的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于是，鹰犬们又四处搜捕。
可是无论反动势力如何压制，都没有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看着千千万万民众惨遭迫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怎能坐视不理，怎能不起来反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顺应中国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已经特别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不能光靠自身单一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和压迫，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压迫它的阶级下解放出来。而毛泽东同志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思想在革命实践中也屡次被证明是明智的。
团结就是力量，反动派已经感受到了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革命力量，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为了维护最后的利益，他们依然冥顽不灵。尽管这份坚持和执著与社会发展的车轮背道而驰，尽管他们已预感到失败的结局，但是他们依然在幻想着奇迹的出现。
中山大学学生中的一名党员罗范群，及时从当局手上搞到了一份“黑名单”，饶彰风的名字赫然在目。
于是，张直心立即通知饶彰风马上转移至香港，并介绍他到香港“救国会”工作，前突进社指导何思敬教授让他公开出任“救国会”的秘书。
实际上“老孔”已在那边等候多时，要他出任“南委”秘书。
饶彰风奉命离开了中山大学，但是革命的历程并没有停止，他又将在一条新的战线上大显身手。
饶彰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他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身于革命事业中。八年的抗战虽然使他失去了很多，甚至是失去了挚爱之人，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依然坚守在革命战线。
火山找着地壳的弱点爆发了，
喷出了光亮的火花！
这火花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地壳的弱点将延长到全个世界。
……
这是一首署名为“普特”的新诗《时代的号角》。“普特”者，即“无产阶级”。
这首新诗，发表在中山大学秘密出版却公开发行的进步杂志《天王星》上。它的末尾——
虽然，暴风雨是袭击着不停；
但，时代的车轮仍将向前冲进；
它冲入一个世界又一个世界，
那边充满了大众的欢呼的歌声！
犹如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般呼唤与渴待着暴风雨与火山的爆发，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曲壮丽的颂歌。在这个刊物的发刊词《革命者应走向何处》中，作者更大声疾呼中国的青年：走向光明，走向革命！
鹰犬们马上嗅到了火药味。
很快，仅出了三期的《天王星》被摆在了反动当局的案桌上。他们只凭文章的内容，便立即定为了“共产党嫌疑案”，采取紧急行动。
于是，中山大学周遭便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窥测着每一个重要场所。反动派将整个中山大学监控了起来。
一日，“普特”接到一张便条，约他到中山大学球场见面，说是看了他的文章后大受鼓舞，希望可以当面与他畅谈理想、革命，末了无署名。“普特”拿着这张过分热情的纸条，心中疑虑重重，为何在这样紧张的情形下，居然唯独会出现这样一张纸条？很显然这是反动派们故意设下的圈套，意在请君入瓮。“普特”识破了反动派的阴谋，自然是没有上当。而相约的当天，在中山大学球场边上的确站着一位身着黑色对襟衫的人，看来这位便是约“普特”出来的信使，他低耸着头，鬼头鬼脑，眼珠子滴溜溜四处乱看——来者不善——“普特”远远地望了一眼黑衣人的猥琐样，便蔑视地走开了。自然，这个黑衣人没有等到所约的人。
反动派并没有放弃对“普特”的追捕。他们接二连三地使出不同的招数，目的就想揪出“普特”到底是何方神圣，致使反动当局如此头疼。可是，纵使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拿“普特”没有办法。
中山大学大门口传达室的信架下，掉了一封写有“普特收”的信，一位姓戴的同学路过看见了，弯下腰想把此信捡起来放回信架。可没等他的手挨到信，说时迟，那时快，两边飞也似地闪出了几名特务，三下五除二迅速地把他抓走了。戴同学还没有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人已经被关押进了牢笼中。很快，曾借过《天王星》给这位同学的另一位姓肖的学生，也在宿舍里被抓走了。只看到突然间几个身穿制服的凶猛大汉“砰”地推开宿舍房门，吼了一声“谁叫肖某某”，当时待在宿舍内的学生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肖同学，大家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正在纳闷中，便看着这几名大汉架起肖同学，押着他朝外走去。其余的学生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啦？肖同学为什么会被抓呢？他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呢？
中山大学原本宁静的校园，被反动派犬牙折腾得人心惶惶。
没过几日，公开发行《天王星》的现在书店的王寄舟，也被拘捕了。王寄舟被捕时也很突然。据目击者言，王寄舟当日与往常一样去书店上班，正当他推开店门准备进去时，突然间就被闪出的两个特务快速抓了起来，王寄舟一直在挣扎抵抗：“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还有法吗？”可是任凭王寄舟怎样反抗都没用，他被特务硬抓上车。
印刷《天王星》的梅花印刷厂也难逃此劫，被查封了，股东江穆由于一早听到风声，被迫潜逃。
此时，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已经正式秘密下令捉拿“普特”，通缉《天王星》的全体编辑人员。
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还专门对此案进行了讨论，并且作出了结论：这必定是中共的重要机关，否则不会出版规模如此之大、观点如此之激进的杂志，所以务必严肃追查，一网打尽。
耗费了好几个月，派出了大批人马，花了心血力气，还惊动了那么些大员与政府机关，到头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被他们视为“规模巨大”的《天王星》只是几个并没有什么背景与来头的青年学生所办，根本不是什么中共重要机关。所要缉拿的“普特”只是粤东来的一位十多岁的穷苦青年。
“普特”是谁？他便是从大埔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学费无着来到广州读公费学校的饶高评——饶彰风。在这之前他都用化名“普特”，而后来当彰风成为正式党员后，他选取了与“普特”谐音的“普特”为名进行革命活动。从此，“普特”这个名字，这个无产阶级想象性的符号，就像强烈反射太阳光热的天王星一样，绽放光芒。
不过，这时他用的名字是饶守焰。
因为他只是初中毕业，没读过高中，可要上中山大学预科，必须有高中的学历。刚好那一年他的同乡饶守焰高中毕业，于是这位没读完高小便上了初中的少年，凭着同乡饶守焰的成绩单，考上了大学预科。
在中山大学这几年里，饶彰风又继续以往在大埔中学读书时代的作风，秉承客家祖先尊师重教的文化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而中山大学也为他的求知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由于彰风的勤奋刻苦，他的各门成绩都名列前茅，但是与以前初中时不同的是，他的思想进一步成熟了，由看进步的文艺作品转而研究文艺理论，再进一步迷上了社会科学……激情日炽，他常以“追光”的笔名在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黄花》上发表文章，以抒发自己追求光明的胸臆。他的文章字字句句表现出与当时反动当局相反的看法，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洋溢着热情的革命思想。
反动当局见了《天王星》如临大敌，当时的共产党员却把“追光”视为知己，认定是自己的好战友好同志，并传出一段佳话。那是方方在五六年之后，在香港见到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饶彰风说起的一段往事：
当时，方方正领导着游击队在闽西南坚持游击战争，无意中读到报纸上署名“追光”的文章，喜出望外——因为游击队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多时了，一下子无法接上头，他心想，这个“追光”一定是与党有联系，并且带有任务的同志，要不然怎么可能写出如此富有革命激情的文章来，当时便肯定“追光”一定是自己人，还打算派人去找作者，再通过作者与党中央恢复联系呢。
可那时，饶彰风其实还只是个青年学生。
传奇归传奇，但这充分说明，饶彰风在未入党之前，就已经具有了一名共产党应当有的革命意识和政治思想觉悟。文如其人，文章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思想。从他所写的文章中，便不难看出那颗革命的赤子之心。
饶彰风除了通过发表文章抒发自己的革命胸襟，还积极投身到许多实践活动中，通过实际行动进一步展现自己的革命精神。每次活动中他都表现突出，全身投入，展现出极强的革命热情与激情。在中山大学，他参加了大埔同学会主席的竞选，积极团结广大进步同学。
紧接着，“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参与了中山大学驱逐校长金曾澄的斗争，声援马占山抗日的募捐活动，声援永汉惨案、惩办杜宣泰的游行示威。他还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活动，赴京请愿，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拥护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反对蒋、汪“中央”于5月5日同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并投身于在上海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及在广州由欧阳山、草旺、易巩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
《天王星》正是这一系列斗争的产物。开始饶彰风与楼栖等人打算成立一个文学社，并游说广州各报给他们出一个文学半月刊，当时的恐怖环境使很多报社还是不敢犯险，最后终于有一家报纸被说动了，可惜才出了一期，这家报纸便停刊了。“与其这样被动地求他人出版发行，还不如干脆我们自己来做。”面对停刊的报纸，彰风对他的同伴们说道。于是，他们又联系了杜埃、邝达芳（邝明）、张直心、江穆等一批进步青年，由他们自己来办一份刊物。经过几番认真研究，他们最后决定出两份文艺刊物，一是《南音》，公开的，无政治色彩，以便向华侨募捐；二是《天王星》，秘密的，作为革命文艺印发。
饶彰风担任主编。
这一群热血爱国青年说干就干，可是办刊需要资金，对于当时仍是学生的他们来说，这钱从哪儿来？天无绝人之路，其实这时彰风已有倾慕他才华的女朋友了，这女友家是华侨，而且早已准备了一笔费用给他们结婚用。女友是个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之人，她大力支持饶彰风办刊，于是义不容辞地将家中准备的嫁妆全都拿出来交给饶彰风去办刊。同时，她还主动找了一位同是华侨的朋友，让她也出一笔钱资助，这样出版费用得以解决。
这位女友即饶彰风第一任妻子张黎明，她投身革命后在东江游击区壮烈牺牲。这不是本书叙述的重点，总之在多方的帮助下，刊物终于出版了。而这早期的创刊，无意中为彰风后来团结华侨华人的统战工作打下基础。从这时起，彰风身上就表现出了适合做统战工作的天赋与才能。
刊物以小说、散文、杂文、诗歌为主，兼发文艺评论以及抨击反动统治的专论。刊物仅出三期就把反动派吓坏了，弄得他们日日如坐针毡，立马采取压制措施，因此才会有之前所描述的中山大学恐怖的“抓人”情景。
姓戴的同学被抓后，江穆先听到消息，立即通知了饶彰风，他自己只身逃往了香港。
饶彰风与杜埃闻风在广州先躲了几天，之后也悄悄去了九龙，在深水埗汝洲街租了一层二楼的新房子。紧接着，《天王星》编辑部的其他同仁们也陆续躲到了香港。
幸好，只过半月，反动派弄明白是一场虚惊，并非之前他们所设想的什么中央重要机构，于是《天王星》案便不了了之，有关人员被陆续保释，其他人也就大摇大摆地回了广州。
但是，饶彰风却回不了广州。
他毕竟是“罪魁祸首”，学校把他开除了。没办法，他只好滞留九龙，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靠微薄的稿酬勉强度日。可是即便是过着这种清贫的艰苦生活，彰风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一直燃烧着，等待着新的时机到来。外在世界的各种苦痛与灾难都不曾把他打倒，因为他心中有着坚强的精神支柱。
此刻，上海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日益壮大的革命文化声势已吸引了饶彰风。“我应该到上海去，到革命运动需要的地方去！而且说不定还能碰上我日夜所思的党。”于是，他抱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
来到上海，他仿佛是长期流浪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怀抱般，让他心情澎湃不已。因为上海的革命气氛让他振奋，让他激动。
在那里，他经同学介绍，在暨南大学附中暑期班教数学，有了栖身之处。在那里他认识了暨大“左联”小组的成员何家槐，并经何介绍参加了“左联”组织。何家槐是鲁迅称之为“七个东北救亡青年作家”之一。
全新的工作环境，以及新认识的革命人士，使彰风感到一切都那么带劲，之前被压抑的情绪在这里又得到了释放，感到一身轻松。
“彰风，我们这里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你就尽管在这里好好干吧，革命需要你！”
这样的支持与鼓励，使彰风欣喜万分。为革命活动而忙碌奔波，他本来就乐此不疲，再加上上海现在这种朝气蓬勃的局势，为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彰风定当是不会推辞了。
从此，他如鱼得水，不仅写“遵命文学”，而且遵命——
到工人中去活动、宣传；
上大街贴标语；
上高楼顶上撒传单；
参加“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为邹韬奋主办的《救亡三日刊》奋笔撰稿……
1933年8月1日，上海人民举行了反战反法西斯示威集会。国民党政府凶相毕露，出动军警、特务大加镇压，四处搜捕。中共闸北地下区委被破坏，暨大“左联”也没能幸免，并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小组成员也给打散了。
彰风住到了租界亭子间，一边读世界语的夜校，一边为报刊撰稿。
不到三个月，震惊华东、波及全国的“福建事变”爆发了。曾在上海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等部队，在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的领导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并同红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一时间，也盛传广东同样会发生大的变动，与“福建事变”相呼应。饶彰风深知，广东向来是革命的策源地，一旦发生大变动，自己作为一名革命青年，势必大有用武之地。上海尚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可南方已初露红色的曙光……
于是，他又打定主意回广东去，回家乡去，赶上革命的潮头，当时代的弄潮儿！
于是，在又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饶彰风踏上了新的征途！
革命事业没有地域时间的限制，哪里需要，哪里就会发生……
1934年，饶彰风南归之时，正值“福建事变”功败垂成，徐名鸿等义士喋血闽江。红军在艰难地抗击着敌军的又一次围剿，并在第二年10月，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大埔山城，又是一片死寂。
大敌当前，国破家亡迫在眉睫，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采取不抵抗政策，那些贪官污吏不管人民死活，只顾搜刮民脂民膏，满足其私欲。疾恶如仇的饶彰风对此非常愤慨。
面对当时的状况，他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并没有放弃反抗抵制的机会，虽然不能上战场面对面地与敌人对峙，但是他用笔写下一篇篇脍炙人口的革命文章，以此来表达心中的愤恨与不满，宣传积极的革命思想。
早在中山大学读书之际，饶彰风曾于1932年夏天回过县城，这个古城当时已变得死气沉沉，土豪劣绅再度横行乡里。他随即约了当年几位中学好友，自行出版了一份叫《小小》的油印刊物，以揭露当局反动统治的黑幕，揭开官场藏污纳垢、尔虞我诈的丑行为宗旨，公然指名道姓，刊登文章，暴露该县公安局长罗锡兰伙同其兄弟敲诈勒索的卑劣行径，谴责县政府恢复“花捐”（公捐）的罪恶……一时间，老百姓们拍手称快，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可反动当局却如芒在背。
《小小》刚出了两三期，县长梁若谷赶紧派人把饶彰风的父亲找去，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说：“叫你儿子回广州读他的书去，别回老家来胡闹。如果他好好读书，我梁某人可以出学费。”
利诱不成，公安局长罗锡兰就派出他的爪牙满城抓捕饶彰风。在大埔中学的同学们的掩护下，饶彰风得以安全离开。
到了广州，饶彰风仍气愤不已，又编印一期《小小》寄回大埔，揭露了国民党大埔县党部一次选举的丑闻，把反动当局气了个半死。
物换星移，两年过去了，彰风又归来了，他依然朝气蓬勃，依然充满着革命热情，但是这次回到家乡就不仅仅是创办一个《小小》刊物这么简单了，彰风的心中有着更大的计划。
此时全国上下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各地都呈现出一片革命气象。彰风回到大埔县后决心重新开启昔日大埔朝气蓬勃的局面，再次唤起民众们的危机意识，让大埔再一次成为革命的根据地、大本营，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阵地，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彰风暗自为自己的想法而激动着，鼓舞着，他冲劲十足，可是要实现这一愿望，该从何处入手呢？
其实，在他的脑中一直盘旋着一个想法——办书店！
不错，就是办书店。当年在上海逗留时期，彰风十分有幸拜访了伟大的思想家及文学家鲁迅先生，并且与先生促膝而谈，这次谈话胜读十年书，受益匪浅。从先生那里，彰风得到启示：“鲁迅先生不也是借助一个又一个书店，开创了他的业绩吗？为何不效仿先生，也办书店呢？”
于是，他激情陡起，奋笔疾书，向鲁迅先生诉说衷肠，并请鲁迅先生亲自为大埔“文化书店”题字。
鲁迅欣然接受为粤东山区一个小县城的书店题上了“文化书店”四个大字。
饶彰风欣喜万分，有了先生的大力支持，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埔是一个有着革命历史的地方，它本身就已经有了革命因素。在大革命前后我党曾在此领导群众运动，特别是南昌起义部队到达县城，建立过革命政权，在三河坝同反动派激战数日。虽然如今起义部队撤走了，但是革命种子却植根于群众之中。在那血沃中原、寒凝大地的岁月里，大埔人民并没有屈服。1934年以来，进步青年日趋活跃，抗日情绪相当高涨。这么一个景况，对于彰风归来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鲁迅先生为书店题名后，彰风马上说动了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有钱又有身份的亲戚，在县城里共同开设了一间文化书店。
当日在县城里横行霸道的恶棍们此时已不敢造次，只躲在阴暗角落里窥测风向。县里第一区区政府、县教育局、民众教育馆、大同报社、民众剧团等，都已一一掌握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当年大埔中学的同学手里。彰风的书店一办起，便成了粤闽边境宣传抗日与传播革命思想的秘密据点。后来，还成了共产党的交通站。在文化书店的掩护下，同志们可以自如地进行活动。虽然这极大地影响了反动派的政权统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反动当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由于饶彰风多方努力，文化书店还与沪、穗等生活书店、中华书局、世界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取得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丰富了图书的种类和内容，使得大埔县这么一个小县城在思想文化上毫不落后于大都市，使得这个小县城也上升成为一个文化中枢站：《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以及鲁迅、茅盾、巴金、蒋光赤、叶圣陶、艾思奇等人的著作，源源不断地从大都市流入“文化书店”，《生活》、《大众》、《中国妇女》、《中国农民》等进步杂志也常常出现在柜台上。
文化书店可以说是大埔县一大创举。它不同于以往老书店没有性格特色，文化书店是极具革命精神的。虽然仅仅是一个书店，但是它凝聚了彰风等众多爱国人士、革命志士的心血与精神。与普通的书店相比，更具有价值与意义，也更具有凝聚力与号召力。
一时间，顾客潮水般涌来，让店员应接不暇。
“伙计，这本鲁迅先生写的书还有吗？我要两本。”
“伙计，我要本《国家与革命》。”
“伙计，《资本论》什么时候还会再进货啊？我可等了很久啦！”
“伙计，我要……”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县城里另两所老书店，本来人气就不怎么旺，现在更是骤然间萧条冷落，门可罗雀。
面对这样的状况，地方上的反动势力按捺不住了。尽管抗日救亡运动已经风风火火地发展着，可是他们仍蠢蠢欲动，不断挣扎。面对反动势力的压制，20出头的饶彰风不惊不慌，镇定自若，筹划着斗争的策略：“争取地方派，要求抗日，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驱逐蓝衣社势力，展开国难教育，提倡抗日联合战线，避免一切过于刺激西南派的行动。”
凭此策略，彰风所办书店得以继续运行，而大埔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走向了高潮。
彰风寻找光明的道路是曲折迂回的，而这也正象征着中国革命的前进发展趋势，中国的革命也是几经波折才逐渐看到曙光。而这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定律，与曲折发展观一致。也正因为中国革命党人认识到这一点，接受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在面对各种困难时，甚至遇到革命倒退时，都没有放弃，而是勇往直前，因为他们坚信最终的目的地是光明的。而彰风也同样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忍辱负重，一直向前。
彰风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支持革命事业，并且竭尽全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事实上，当时的他并不是中共党员，而仅仅是一个胸怀国家天下、黎民百姓的进步青年，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早已远远胜于一个中共党员。彰风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国家民族获得解放，希望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这一最终的愿景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奋斗的目标。也正是为了这一共同的理想，彰风在寻找着光明的党组织，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加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
1935年，在办好书店的同时，饶彰风来到了溪南埠福良学校教书，从而更好地接触广大下层群众，向他们宣传抗日。第二年春天，他出任黄砂村梧冈小学的校长。
这一时期，党中央号召白话文，一改以往的文言文。在职期间，饶彰风积极倡导新文字，研究出一种客家话拉丁化方案，并且在学校中试行，他的这一举动积极推进了新文字运动。这是他根据鲁迅对新文字和拉丁化的见解，研究客家方言后最终写出的“客家话拉丁化方案”，而这至今仍为语言学家们所称道。
他热心进行国难教育，直接对学生进行家访，把抗日救亡的思想灌输到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心中。许多学生由于受到彰风的影响，后来都走上革命的道路。
他还组织师生在球场和村口演抗日救亡新戏。这些活泼多样、短小精悍的剧目十分形象地将抗日救亡运动思想潜移默化地传达到每一个群众的心中。每当节假日时，当地的群众就三三两两地相邀着到球场和村口等着看戏，这几乎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的一个习惯，大伙把看新戏当做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还办起了妇女夜校，宣传抗日和扫盲。后来，这些学员成为当地的得力干部，有的还成为地下交通线上有名的红色交通员。总之，在这一段时间，彰风从事了很多富有意义的活动。
在家乡活动的这两三年，从开书店到办教育，进一步传播了革命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大埔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这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斗争生活，他回忆道：“这样的环境，能在大埔坚持达二三年之久，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一方面是因为抗日高潮中一般青年要求进步，不满现实，要求革命；另一方面得益于西南地方派与蒋介石中央派的矛盾。”彰风十分明白当时的复杂形势，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畏惧，相反能够冷静下来想策略应战。
同时，他笔耕不辍，继续用“追光”的笔名在汕头的《星华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评论，以及小说与诗歌，宣传抗日，抨击不抵抗主义。
正在他干得起劲之际，“西南事变”爆发了……
1936年6月1日，“西南事变”爆发，广州的几位国民党元老萧佛成、邹鲁、古应芬、邓泽如等人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力主抗日而举事，孙科亦应邀南下，陈济棠第一集团军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欲出兵湖南反蒋……
同年6月10日，广州举行了全市抗日学生大会，广州街头出现了大革命时期的盛况。
这时饶彰风又回到了中山大学——这所富有革命传统的母校。当时中山大学的进步秘密团体“突进社”办起了刊物《在抗战的旗帜下》，继《天王星》之后重新擎起进步的大旗！由于当时突进社的负责人大都是彰风的老同学，他们都还在读书，于是饶彰风义不容辞，成为突进社的中流砥柱，办刊组社的重任落在他的肩上。
这项任务担子不轻，可以说很重，彰风的工作十分繁忙。饶彰风犹如上了发条的钟表时时刻刻转动着，仿佛他的体内有着使不完的精力，每天他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抗日的路途上不辞辛劳地忙碌着。
也许在他人的眼中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可是在彰风看来，这份辛劳是一种幸福。在多年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中，彰风更加坚定了自己心中的信仰。他无时无刻不在渴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一员。为着心中的理想，他不断努力、不断探寻着，他坚信只要一直这么做下去，总有一日他会找到光明——
饶彰风不知道，他日夜所渴望找到的共产党此时就在他的身边，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他的成长。
突进社的指导、名教授何思敬其实早已是中共党员。
饶彰风回中山大学后找到的第一位老同学张直心也早已是中共正式党员。
张直心的“表哥”，那位神秘地借宿在中山大学的“老孔”，就是奉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从香港来到广州，直接领导中山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并积极着手发展党员和建立支部的一名党员。
“老孔”的真实姓名叫薛尚实。
“老孔”来到中山大学，何思敬教授就向他介绍了几个中大进步学生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普特”。
其实，“普特”这个名字薛尚实早已不陌生了，在没来中山大学之前，他就经常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署名为“普特”的文章，十分欣赏，并且非常赞同其在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之后，他又在张直心的介绍下与“普特”亲自交谈，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思想情况，更加对这个青年充满好感。“蒲特，我在香港很多报刊上读到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现在抗日救亡运动进展得非常好，但是宣传力度很不够，广大群众尤其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们更是对此不甚了解，而他们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又是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现在反动派为了打击我们的势力，也在积极采取行动，想切断我们和广大侨胞的联系，所以很需要你们这样的文章，让更多的侨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扩充我们的力量，而这也是中国革命战争自身的需求。”
“孔先生，您分析得很对，作为一名中华儿女，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笔杆子的微薄之力让众多中华儿女觉醒。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更好地把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才能坚持到最终的胜利。”
“对，这就需要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需要你蒲特再多写些激动人心的文章，将抗日救亡的思想宣传到底啊！”
听到“老孔”的鼓励与支持，彰风顿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更加充满斗志。殊不知，让他更加激动不已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1936年8月的一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没什么特别，可是对于饶彰风来说却是非同一般的日子，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那天，饶彰风还和往常一样在看书，忽然张直心约饶彰风外出谈话。
“彰风，你出来一下，我有点事跟你说。”
彰风感到很纳闷，会是什么事呢，弄得这么神秘。他合上手中的书，走出房间。
张直心看看四周没有人，靠近饶彰风的耳边悄悄地说道：“我已经找到共产党的组织了。”
饶彰风一听又惊又喜：“这太好了，太好了。组织现在在哪里呢？”
看着激动万分的彰风，张直心便开门见山——他对饶彰风太了解了：“我就是代表党组织来问你，看看你的意思。”
“直心，莫非你已是共产党员了？”
张直心点点头。
“哈哈，没想到党组织一直在我身边哪。”
“饶彰风同学，我问你，是否愿意加入党组织，同我们一道走上革命的道路？”
饶彰风兴奋地说：“当然，这些年来，我从广东到上海，又由上海回到广东，为的就是要找共产党，这可是我一直的愿望……”
张直心认真地说：“这很好。不过，有一条我需先告诉你，入了党就得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很有可能你的工作就不在广州了，你得到香港去。”
饶彰风坚定地说：“只要是党的需要，我上哪儿去都可以，完全服从党的安排。”
“那好，我马上向组织汇报，给你履行入党手续。”
其实，“老孔”这次来广州就是要为中共南委物色一位秘书，他早就注意到了饶彰风。饶彰风虽然还没有入党，可他的表现已能充分表明他的革命性，政治上是完全可靠的，已具备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的条件，是南委秘书的最佳人选。
一个美丽的夏夜，户外夜空中星光灿烂，微风徐徐，一片宁静；房内，气氛神圣而凝重，张直心、薛尚实等人站在一边，中间饶彰风正站在鲜红的党旗前面，庄严地举起了右手，认真地对着党旗向党宣誓：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他字正腔圆地宣读完最后的誓言，看着鲜红的党旗，仿佛看到一团团熊熊的烈火在眼前燃烧，看到一个个英勇的革命烈士在为光明而奋战，看到通向胜利的光明之道！
“彰风同志，欢迎你加入党组织啊！”
“欢迎啊！欢迎！”
“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是啊，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彰风的眼眶里不禁涌上了泪水，这是激动的热泪，感动的情愫。
“我这‘追光’之星，终于在沉沉的黑夜里追逐到了光明，党就是我所要追求的无限的光明！”
从此刻开始，就是赴汤蹈火，他也决不会皱一下眉头！更何况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以后就更加不会，只会勇往直前。
他的生命，已完全属于人类的解放事业！
饶彰风入党后，更奋勇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之中。
10月，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不幸病故。噩耗传开，寰宇哀恸。
中共南委和广州市委及时作出决定：化悲痛为力量，要比过去更广泛地发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公开集会，举行悼念活动，推进救亡运动并充分扩大政治影响。
作为当年鲁迅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中山大学自然要带好头。鲁迅曾在中大的开学典礼上作了“读书与革命”为题的演说，号召“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开火”，“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中山大学与先生有着十分深厚的情感，中大学子对先生更是有种说不出的感情。
彰风奉党的指示，以突进社的身份通过广州艺协、歌咏团、新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广泛联系各文化团体，终于在11月8日，在中山大学附中礼堂举行了追悼鲁迅的大会。
追悼会十分隆重，影响甚大！
到会的有数十个团体及大中学生上千人。
鲁迅先生夫人的妹妹许月平到会报告了鲁迅的战斗业绩与救国主张。
同时，著名学者、团体代表及进步师生亦相继作了演说。
会场上，广大与会者纷纷表示，要学习和继承鲁迅的革命精神，与一切反动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抗日救国，共赴国难！
会议还决定通电拥护正处于危急之中的北平教育界的抗日救国的八大主张。
会议开得极其成功，反动派又一次被震惊了——这么一个大会，竟然宣传的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于是，鹰犬们又四处搜捕。
可是无论反动势力如何压制，都没有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看着千千万万民众惨遭迫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怎能坐视不理，怎能不起来反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顺应中国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已经特别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不能光靠自身单一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和压迫，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压迫它的阶级下解放出来。而毛泽东同志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思想在革命实践中也屡次被证明是明智的。
团结就是力量，反动派已经感受到了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革命力量，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为了维护最后的利益，他们依然冥顽不灵。尽管这份坚持和执著与社会发展的车轮背道而驰，尽管他们已预感到失败的结局，但是他们依然在幻想着奇迹的出现。
中山大学学生中的一名党员罗范群，及时从当局手上搞到了一份“黑名单”，饶彰风的名字赫然在目。
于是，张直心立即通知饶彰风马上转移至香港，并介绍他到香港“救国会”工作，前突进社指导何思敬教授让他公开出任“救国会”的秘书。
实际上“老孔”已在那边等候多时，要他出任“南委”秘书。
饶彰风奉命离开了中山大学，但是革命的历程并没有停止，他又将在一条新的战线上大显身手。
饶彰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他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身于革命事业中。八年的抗战虽然使他失去了很多，甚至是失去了挚爱之人，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依然坚守在革命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