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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硬打硬的五华人
两人的生命轨迹之相交，并不是很早就发生的。
毕竟一位是在广东省大埔县出生的贫苦家庭的子弟，而另一位虽说原籍广东省五华县，与大埔仅咫尺之遥，可却是出生在香港的名门望族；一位是早早投身革命，出生入死的东江纵队的宣传部长，另一位则是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在香港富甲一方的实业家、金融家……
早在20世纪30年代，饶彰风就因在中山大学出版《天王星》刊物而被通缉，不得不流亡香港几个月，靠卖文为生，而后到上海去找党组织。邓文钊那时却还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两人不可能有相遇的机会。而到了1941年，邓文钊与廖承志合作创办了《华商报》，但仅八个月后香港沦于日寇之手。邓文钊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与茅盾、邹韬奋等人一道脱离了虎穴，乘船经过香港荃湾，绕过香港大雾山，进入了深圳宝安，到达了东纵的游击区白石龙——这便是震惊天下的文化人“大营救”，是东纵名垂青史的著名一页！
正是在东纵，邓文钊结识了威震南天的司令员曾生，还有政委尹林平。东纵虽然队伍不大，但因为这次大营救，尤其是救出了众多的国际人士，包括美国飞行员，而在世界上颇负盛名。虽然最强盛时才几万人，可在中共的编制上，它是独立于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第三支抗日劲旅。而它的成员更是华侨子弟尤其是客家子弟为主。邓文钊被营救出来后，他的兄长及其他家人，也及时被营救出来。来到东纵的游击区时，他们听到久违了的乡音——客家话，这让他们更是感到亲切，又有了家的感觉，逃亡的仓皇、恐惧随之消失。
曾生本就是宝安坪山的客家人，是留学澳洲的归侨，在华南抗日斗争中名扬四方。尹林平呢，是赣南人，那里本就是客家摇篮，一口客家古音与五华音几乎没什么差别。当然，主持这次大营救的廖承志，同样是广东惠阳县的客家人，他与邓家本就是世交。由于这次大营救，连美国的《美亚杂志》后来都发表了题为“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的文章，高度评价了东江纵队在太平洋的战略地位与意义以及创建的辉煌成绩。可以说，邓文钊就因为与东江纵队，与廖承志、曾生、尹林平这些客家乡亲的关系，从此深深地卷进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
后来，邓文钊的儿子邓广殷在回忆录中讲道：“邓文钊是从香港铜锣湾下船，转到深圳宝安，到达东江纵队游击区白石龙，再几经风险到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然后又想办法往复辗转，才上了广东韶关。”
也就是这个时候，饶彰风正好也到了韶关。
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尹林平、饶彰风到东江地区，首先在河源领导“抗先队”东江办事处的工作，不久，在紫金县古竹镇召开了代表大会，选举尹林平为中共东江特委书记、饶彰风为宣传部长、余慧为妇女部长、饶璜湘为青年部长。1940年秋，广东省委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分为粤北省委与粤南省委。1941年春，饶彰风调任粤北省委统战部任部长。粤北省委设在韶关近侧的曲江市郊，饶彰风办起了一个樟油工业合作社，解决了省委财政困难。
1942年春，东纵营救文化人进行得十分紧张，大批文化人先期转到老隆后，再分别到韶关，或辗转到江西、福建等地；当然，走韶关的人不少，如前所述，廖承志、何香凝、邓文钊等人便是走韶关一线，而后撤到桂林等地的。其时，饶彰风正在粤北省委负责统战部的工作，营救文化人当然是他分内的事。
不过，邓文钊一行到达韶关也已近5月份了。不到一个月，便发生广东党史上的“粤北事件”。由于江西省委内部出了叛徒，与南方工委联络的电台被国民党所控制，中央察觉后及时警告了南方工委。由于南方工委秘书长郭潜叛变，广东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被捕，5月26日，廖承志也在乐昌被秘密逮捕，10天后，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在大埔被捕。
广东党组织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饶彰风、严重等人立即电告中央，并及时疏散隐蔽。
当特务赶到饶彰风住地进行搜捕时，他已安全转移了。
由廖承志、张文彬、尹林平组织的大营救，当时得到了中央的通电表扬。而身在粤北的饶彰风，无疑亦参与了这次大营救。那么，在邓文钊到达韶关后，至饶彰风被迫转移前，两人有过怎样的交往，饶彰风是怎样利用他所筹措的经费支持这次大营救在粤北的运作，在双方的历史记录中均已很难找到了。
但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尹林平与饶彰风一道在香港找到了邓文钊，他们复办了《华商报》，其间饶彰风和邓文钊之间已相交甚厚，并从此结下了生死情谊，直到生命终止……
1.硬打硬的五华人
现在隶属于广东省梅州市的五华县是个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纯客家县，自古以来则有“五华阿哥硬打硬”的美誉。这“硬打硬”，简单来说便是五华阿哥以打石著称，五华石匠名扬天下。
五华客家人，如今已超过100万，全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客家县并没有几个，一个便是就近的兴宁，另一个则是远在粤桂边界上的博白，究竟谁是第一大，迄今未有定论，不过，五华则是其中当之无愧的纯客县，则无可置疑。它现在是中国著名的足球之乡、华侨之乡、工匠之乡和文化之乡。这里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致，常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光，而它的魅力不仅于此，其魅力更在于客家人的悠久历史文化风情。
五华县，战国时为百越地，秦汉西晋时为南海郡龙川县地，东晋时为东官郡兴宁县地，南齐属齐昌县，梁初废齐昌县，属兴宁县。北宋神宗熙宁四年设长乐县。据史籍记载，西汉时，南越王赵佗曾筑台于五华山下，称长乐台，因而得名，县治亦名长乐（今华城镇），属循州。明洪武二年，撤循州并入惠州。明洪武二十一年始筑城墙。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长乐改属嘉应直隶州。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福建省和湖北省的长乐县同名，遂改称五华县，以境内五华山取名，1954年迁治水寨镇。五华全县有华侨和港澳台同胞30多万人，有石匠、铁匠、木匠、雕刻匠、泥水匠10多万人。可以说，梅州或古嘉应的任何一个县或地域，客家人都各具鲜明的个性，而“五华阿哥硬打硬”体现的便是一番豪气。五华人为何“硬打硬”说起来还更是有声有色。
位于客家地区腹地的五华，重峦叠嶂，溪流交互，可耕地不足10%，一半是山，40%为丘陵。这里盛产石材，更有属世界一级品的非金属萤石，国际大名为“中国文萤石”，还有钾长石。这么一说，“硬打硬”的来历便明白了，因为这里的石头出名，而且资源丰富，这里的石匠阿哥也就出名了！
五华传统的手工石雕工艺，蜚声中外，无论在南粤还是东南亚，一见有人在打石，上去一打听，必为五华人。而今，他们的作品，无论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是海外的新加坡，甚至欧美、亚非等地，都无处不在。他们的石锤下有栩栩如生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抑或匠心独具的碑文牌标、亭台雕饰……石头到了他们的手中，便获得了生命，更赢得了天下。不妨举几个例子，广州的解放纪念碑、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渔女，无一不是五华石匠手中的杰作，一个个巧夺天工、活灵活现、摄人魂魄，让你惊叹不已。
五华与兴宁接壤，与梅县也近在咫尺，是当年“嘉应五属”中的长乐县主要区域。作为纯客县，五华客家人自有客家共同的气质、精神，特立独行、敢作敢为，可又有相对独立的个性。“硬打硬”便是上千年民间对五华客家人精神气质的高度概括，“五华阿哥”便是凭此而名扬天下。“硬打硬”中的第一个“硬”形容的是五华阿哥的坚忍性格，顽强品质，强大的承受力，十足的硬汉形象，而这往往又最具男人魅力。而第二个“硬”则是强调所处的环境，可以指代那些坚硬的矿石。试想要是没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没有坚忍的性格，一个文弱的人岂能将顽固的矿石打造成精美的造型呢！如果往远处想，这个“硬”也可代表那艰苦的生活环境，山区的生活毕竟有山区的艰难，要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性格，怎能世代生存下去。这便是五华的“硬打硬”，其打出来的不仅是美妙的石物，更多的是在昭示五华阿哥的硬朗品格，而这种品格却也正是客家人千年迁徙万里流走而累积下来的传统精神。
此外，和所有客家县一样，五华人杰地灵。这里曾经走出过古大存等很多著名将领，本书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说了，这毕竟不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但是需要指明的是，本书中的邓文钊，其祖辈便是出自这个盛产“硬打硬阿哥”的五华县。邓文钊的祖父邓阿六，便是五华有名的石匠，这将在后面具体介绍，他的传奇故事可以说从某一方面预示了邓文钊之后的人生。而对邓文钊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他的祖父，他的祖母曾灶娇同样在邓文钊的成长中处于一个不可缺少的位置。而曾家同邓家一样，祖辈也是石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家是出名的石匠世家之一。尽管由于家族事业的发展及搬迁，邓文钊并没有土生土长在五华，但是这并没有泯没邓文钊内心中的客家人精神，因为在其祖辈父辈们的熏陶下，五华阿哥“硬打硬”的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他的心灵深处，让他在其他方面将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五华也好，大埔也罢，虽然仅仅是小小的一隅，却孕育着时代的弄潮儿。
客家人的精神将永远绽放光芒。
“哇啊、哇啊、哇啊……”一阵阵清脆的婴孩哭啼声从一个小小的土房里传出。
“恭喜啊，恭喜啊，是个小子哎！”接生婆小心地将刚刚出生的婴儿包裹好，高兴地递给在门外等得心发慌的邓石匠。
“好啊，以后又有一个得力助手了，咱水寨乡又多了一个石匠。”邓石匠用他那强有力的平常打石的双手轻轻地抱着孩子，温和地看着怀中的孩子，喃喃地说着。
这个小生命诞生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么一个拥有着深厚历史使命感的客家族群中，这么一个有着独特历史背景的地域中，冥冥中上苍就已经为他的生命涂上不平凡的色彩，他的人生将是不一样的。而之后他的人生经历也的确验证了这一点。
这个新生的孩子即是本书主人公邓文钊的曾祖父——邓元昌，原名邓怀清，号鹤溪，又名邓焦六、邓阿六、打石六。本书中我们以邓阿六来称呼他。
从小生活在打石的环境中，邓阿六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并且从心里喜欢打石，他将那单一的“铿锵、铿锵、铿锵”打石声当做美妙的音符，将那一块块石材当做是富有灵气的精灵，将那一件件打造成的作品当做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打石就是他的一生，就是他的依托。可是，阿六并没有满足于现有的生活，他的心是大的，也许是体内客家人的血在作怪，让他虽然生活在偏远无人问津的小小山区，却同样“坐立不安”。他关注一切变化，他并不满足现在所有的，他要闯荡，然而这种闯荡却又不是冲动的、一时的兴起，而是一种内心经过理性思考、等待时机成熟后的举动。也正因为有了这层准备，邓阿六十分善于把握一切机会。人们不是常说，机会常常光顾那些时刻准备的人吗？邓阿六可以算是那“时刻准备”中的一员吧。
19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者登上香港，打开香港门户，使得原本只是一个靠打鱼为生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繁茂的商埠。而这一开埠，使香港吸引了大量临近的广东乡下农民来港谋生，昔日人烟稀少的香港人口翻了几倍。邓阿六看到这一景况，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于是他随同乡邓阿五一起从五华县步行来到香港，希望在香港能打拼出一片天地。
那时的香港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般繁华、这般先进，那时的香港是个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小渔村，和广东其他地区其实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它被殖民者打开了，与内地相比有了更多与外界交流往来的机会，而这种交流往来往往是一个地方兴旺发达所必要的开始。
随着人潮的涌入，自然需要修建足够多的房子等基础设施，以安顿这些前来香港发展的人们，而这就需要一大批修建者。而当时还没有钢筋混凝土，石块是筑坝盖房等的主要材料，所以石匠在当时是十分吃香的。邓阿六身为石匠可以说正好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于是乎，在香港他继续进行着自己的打石生涯。在不断的实践中邓阿六的打石技术与日俱增，他逐渐从一个普通的石匠变成修建水塘的石匠工头。所以常说，不管做哪行，只要是满足社会需求的，那么就一定会有作为，而这“作为”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样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无非是强调要想做一件出色的事情，要想一鸣惊人，作出一番成绩，之前都是需要很长一段准备时间和实践阶段的。邓阿六在香港的头几年，恰恰为他今后的惊人之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机一旦成熟，他自然会在舞台上大放光彩。而这一天实际上也已经不远了！
饮水问题历来是香港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开埠之前，由于香港本地居民人少，问题还不算特别突出，人们还可以靠水井和山泉维持，人们也不是十分重视；可是随着香港开埠，人口急剧增加，相应地饮水问题也愈演愈烈。香港政府为此开了多次会议进行探讨，后来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修建水塘。虽然原来香港天然的饮用水不多，但是雨季时的降水量比较丰富，要是可以将这些水加以利用的话，足可以解决居民饮水的困难，于是政府决定修建水塘蓄水。可是这毕竟只是一种设想，而好的设想往往需要通过实践验证之后才能知道其是否可行。方案想好后，水塘便开始动工修建，经过努力，水塘终于建成了，并且后来水塘通过自身的功用向世人证明了这一想法是正确的，香港市民的饮水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虽然薄扶林水塘的修建使香港人民看到其解决饮水问题的效果，但是光靠这一个水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这仅仅是暂时缓解了饮水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政府决定在大潭修建另一个水塘。然而，新的问题来了。大潭可不是一般的地点，这里有非常猛烈的山洪，要想在这里修建水塘，首要就要想办法挡住山洪的侵袭，而且要想在这修筑石堤可是一件比登天还要艰难的事情。因为以前已经有人尝试修建，可都是无功而返。从前两家英国承包公司在此修建石堤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第三家公司愿意担此任务。就这样，大潭水塘工程陷入难产。
正当人们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时，邓阿六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这个客家男儿在香港这几年，一直秉持着客家祖先的精神，勤奋耐劳、兢兢业业，并且时时关心着社会局势的变化，人民生活的状貌。香港地区饮水的问题他很早就注意到了，而且对于政府所提出的修建水塘的事情也十分关注，经常去实地调查，勘探适合的石材，观察天气变化影响等等。虽然当时政府并没有叫他这样做，但是这对于他来说不是义务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正是这样，他凭借多年打石的经验及对地形了解的纯熟度，思考出了解决石堤在猛烈洪流的冲击下也不会产生裂缝的方案，那便是用一种S形的麻石石块代替以往传统的方形石块来筑堤。
邓阿六找到工务司管理人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并画了一幅详细的方案图进行说明，工务司的人听后大悦：“邓阿六，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及时雨啊，要是你的构想可行的话，那真的是为香港众多百姓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那将是造福几代人的事呵！”
“呵呵，我倒没有想那么远，只是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只想把现在的问题解决掉，以后会怎么样那自然看后人怎么办啦。”
“可是你能保证，你的方案可行吗？真的可以抵挡住这来势胜过猛兽的洪水？”工务司管理人紧锁着眉头，带着疑虑的口吻问道。
“我相信我的方案是可行的，而且一定能解决饮水问题！”邓阿六用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管理人斩钉截铁地说道。
从他那犀利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的信心与决心。不过眼下情况紧急，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而且这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一些希望的。于是，工务司请邓阿六承包这项工程，按照他的方案进行。但是，承包工程可不是嘴上说得那么轻松，对于一个小小的石匠工头来说，他不具备承包工程的资金。于是邓阿六对工务司说：“我可以承包工程，可是你们必须帮我解决资金问题，并且工程的全部费用实报实销，亏损我不负责，收取费用的5%作为我的报酬。”工务司管理人思索片刻后，说道：“好，可以。”在与工务司协商好一切之后，邓阿六便带领着一帮石匠开始筑堤。
这个筑堤工程可不比以前那些小石小样，这毕竟是一个“大工程”，不仅在于它动用的资金劳力多，还在于它承载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管邓阿六是否承认，这个工程做好的话将会有利于今后几代人在香港的饮水问题，并且倘若邓阿六此次将这个工程做好了，那他自己也会名扬四方，假若失败，他也将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失败者，更甚者会影响他今后石匠事业的发展。因此，接这个工程其实是一个挑战。邓阿六接受了挑战，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的勇气和自信。这份勇气与自信从哪里来，主要在于他心中那份历史使命感，那种宽大的胸怀，那种超越个人一隅蔓延至对整个广大民众的关心，而这却也正是客家人传统的浓厚的社会使命感的体现。
邓阿六十分重视这项工程，他亲自请石匠按照图纸认真仔细地凿打出一块块S形石块，并且小心翼翼地互相连接起来。他天天和工人们待在修建场地，常常是一大早出门，三更半夜也还未归，就这样一日复一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工作，大潭水塘的石堤终于修筑好了。看着竣工的石堤，邓阿六感慨万分——
石堤，不仅是要挡住肆虐的山洪；
石堤，维系的是石匠邓阿六的信誉与名望；
石堤，更显示的是客家人的志气与梦想！
无论修建时如何环环紧扣、一丝不苟，无论邓阿六把工艺说得如何头头是道、滴水不漏，可人们对这里的水患心存恐惧，不相信一道石堤足以解决这么多年的困厄，一个个都对石堤将信将疑……
邓阿六再信誓旦旦，说再凶的洪水也冲不开这S型石块机巧的结合，石堤万无一失，也还是有人直摇头，你能让石头生根么？就算生了根，山洪也能把它连根冲掉，到时好戏可就收不了场了！
你赌咒发誓，也不会有人听。
有人还反过来赌：要是冲不垮，我倒过来头立地走回村子去！
唯有事实，才是最有力的辩护。
这一年，雨水来得凶猛，像是憋足了劲儿与邓阿六的石堤过不去，天上像开了一道口子，雨水“哗啦哗啦”地倾盆而下，浅浅的溪流变成滚滚的波浪，从山上奔腾直下，大地也轰鸣了起来，与雷声相应和。
而此时打赌的人，都不去看打赌的结果了——还用看吗？还不一样一冲就塌，一冲就化，用不上一个时辰，到几里路外寻石材好了！他们早早躲上了高坡，躲进了洋楼，等着垮堤的一声水吼。
邓阿六却异常冷静，一个人披上蓑衣，要迎着风雨出去。
“你去哪里？”
“上堤！”
“你不要命了？”
“堤溃了，我这命还要它干吗？”
家里人怎么也挡不住他。
屋外大雨瓢泼，飓风四起，仿佛是想把这个小城连根拔起。
他果然一个人屹立在石堤上面，风雨不动。
洪水一番又一番地扑来，他在石堤上照旧站得笔直，仿佛整个人已经与石堤结合为一体。
一番“恶战”下来，洪水退下去了，邓阿六与石堤照样岿然如山！
后来，包括台风来袭与山洪暴发两相紧逼，石堤仍安然如常。
那位要头倒立回村的赌咒者，终于甘拜下风了。
奇迹就是这么发生的！
修筑好的石堤也和之前所设想的效果一样，坚固无比，无论大潭山洪怎样强烈地冲击都没有使石堤产生一丝裂缝。邓阿六所设想的S形麻石石块石堤一改以往石堤的历史，成为了一个传奇神话，至今这S形石块仍旧在大潭水塘下完好无损地存在着。
大潭水塘石堤的成功修筑不仅使得邓阿六从中获得几万元的收入，同时也使得他美名远扬，从此生意不断。邓阿六赚了些钱后，开办了元昌营造厂。他除了开采石矿，还从事建筑及承包工程，他先后修建了西环三多里大石渠、油麻地避风港、水坑口堤坝、街道下水道及一系列政府工程。就这样，邓阿六逐渐发达起来。
修筑石堤仅是邓阿六的一个故事，而邓家后人认为，邓阿六发家是始于修建西环三多里大石渠。得到这个修建工程完全出于一种有趣的巧合。传闻，邓阿六一次上公厕时，正巧碰上工务司的管理人。那时，邓阿六由于他那高超的技艺已经颇具名气，自然这位管理人也知道。当时，这位管理人正在负责一条大石渠的工程，说来也巧，刚好在这时碰上邓阿六，他便不假思索地想请邓阿六筑大石渠。于是，他说道：“邓先生，对于您的修筑手艺我们已经都知晓，希望你帮助我们修筑一条大石渠。至于工钱我们可以商量。”
此时的邓阿六并没有意识到外面这个“自言自语”的人是在同他说话。原来这位管理人是位老外，邓阿六根本就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工务司管理人见邓阿六没反应，以为是自己没有说明价钱显现不出诚意，于是主动开了个价，可是等了片刻还是没有听到邓阿六的回应。正当这位管理人苦恼于不知对方心意时，突然邓阿六打了个尿震，摇了一下头，工务司的人以为他是嫌钱少了，于是又主动加价。就这样，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邓阿六接下了这个工程，由此赚了一大笔。当然，对于这个传闻的真假我们不用太过于较真，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邓阿六当时已经是十分有名的石匠师傅了。
邓阿六帮助政府承包了很多工程，可以说是香港基建的大功臣。政府自然是对他给予了奖励，当时给他的报酬是以地偿工的。因为香港当时还有很多地区没有开发，那些荒地不值几个钱。政府负责人让邓阿六随便选地，于是邓家拥有了一些地皮。之后邓阿六又花钱买下香港其他地方的地皮。随着香港人口的不断增多，他将房子租赁给人，慢慢地成为一个大的地产商。后来事业越做越大，于是他给自己的家族起名为“邓元昌堂”。
邓阿六从一个平凡普通的石匠变成巨富前后不过30年，所以许多老香港人都知道他的故事。对于邓家的发迹还有其他种种传说，在其子所写的《我的父亲邓文钊》中提到这么一个传说：邓阿六买下荷里活道地皮盖房子时，从地下挖出许多金银财宝（另一说法是挖出许多鸦片烟），而据说这些财宝是海盗张保仔埋下的。经查证史料，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张保仔这么一个有名的海盗。张保仔是广东新会县人，原本只是清朝嘉庆年间一个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一次出海捕鱼被郑乙掳去。郑乙是郑成功的部将郑建的后裔，领导着“反清复明”的红色帮。郑乙发现张保仔很机灵，于是收留下他，就这样张保仔开始了他的海盗生活，郑乙死后，张保仔成为了首领。张保仔成为海上霸主，虽然名为海盗，但是他们却又都是一批明辨是非的侠义人士。他们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因此颇得穷人的拥护。他们对来往给清廷进贡的船只一一检查。据说一次张保仔带领海盗们于上川海面拦截了清政府的武装商船“鹏发号”，获得安南王进贡清朝的大量金银珠宝，从此更是声威大震。他们控制了上川岛、下川岛、赤溪半岛、沙咀沿海，东至香港西至广州湾的许多岛屿，并在上川岛北端和赤溪半岛南端设炮台控制了这一重要航线。凡有船只过往，就通令靠岸查验然后放行，若是对方不从，张保仔就升起用薄铁片制成的三角令旗，旗尖指着哪个方向，其手下的船队就往哪个方向出击。红色帮以上川岛为根据地，劫夺了许多清廷的进宝船和过往的商船，截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张保仔将这些财宝分为三份，天一份、地一份、人一份。天一份，用于资助当地贫民；地一份，挖地为牢埋藏起来以应急需；人一份，嘉奖有功将士。这些金银财宝张保仔花不光用不完，其根据地上川岛理所当然成了主要的藏宝区。张保仔的藏宝地点都记在手抄本上，但手抄本失传已久，连副本也只是口头流传。张保仔的藏宝绝大部分仍“深藏闺中”。相传公湾的“倒吊人头”、背子迳的“鬼仔上桅（即迎客石）”、浪湾的“七星伴月”、七盘山的“石手指”、乌猪洲的“半边月”石刻、扯旗山的“金井”、竹旗山的“银顶”……这些地方都有张保仔的藏宝，因为人们不知道藏宝图，这些宝藏尚且未被发掘。朝廷拿张保仔也没有办法，于是用招降的方式处理，封张保仔为二品武官。不管传说怎么说，不管是否真有其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邓阿六的确是从一名石匠变成了巨富。再加上邓阿六一直以来关心慈善事业，在社会上享有很好的声誉，因此，邓元昌堂很长时间内在香港极富知名度。而我们所要说的主人公邓文钊便是邓阿六的儿孙之一。可以说有了这么一个不平凡的祖父，注定邓氏的血液里有着不一样的因子。而这一家族的故事也随着子孙后代的繁衍而继续谱写着。
毕竟一位是在广东省大埔县出生的贫苦家庭的子弟，而另一位虽说原籍广东省五华县，与大埔仅咫尺之遥，可却是出生在香港的名门望族；一位是早早投身革命，出生入死的东江纵队的宣传部长，另一位则是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在香港富甲一方的实业家、金融家……
早在20世纪30年代，饶彰风就因在中山大学出版《天王星》刊物而被通缉，不得不流亡香港几个月，靠卖文为生，而后到上海去找党组织。邓文钊那时却还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两人不可能有相遇的机会。而到了1941年，邓文钊与廖承志合作创办了《华商报》，但仅八个月后香港沦于日寇之手。邓文钊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与茅盾、邹韬奋等人一道脱离了虎穴，乘船经过香港荃湾，绕过香港大雾山，进入了深圳宝安，到达了东纵的游击区白石龙——这便是震惊天下的文化人“大营救”，是东纵名垂青史的著名一页！
正是在东纵，邓文钊结识了威震南天的司令员曾生，还有政委尹林平。东纵虽然队伍不大，但因为这次大营救，尤其是救出了众多的国际人士，包括美国飞行员，而在世界上颇负盛名。虽然最强盛时才几万人，可在中共的编制上，它是独立于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第三支抗日劲旅。而它的成员更是华侨子弟尤其是客家子弟为主。邓文钊被营救出来后，他的兄长及其他家人，也及时被营救出来。来到东纵的游击区时，他们听到久违了的乡音——客家话，这让他们更是感到亲切，又有了家的感觉，逃亡的仓皇、恐惧随之消失。
曾生本就是宝安坪山的客家人，是留学澳洲的归侨，在华南抗日斗争中名扬四方。尹林平呢，是赣南人，那里本就是客家摇篮，一口客家古音与五华音几乎没什么差别。当然，主持这次大营救的廖承志，同样是广东惠阳县的客家人，他与邓家本就是世交。由于这次大营救，连美国的《美亚杂志》后来都发表了题为“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的文章，高度评价了东江纵队在太平洋的战略地位与意义以及创建的辉煌成绩。可以说，邓文钊就因为与东江纵队，与廖承志、曾生、尹林平这些客家乡亲的关系，从此深深地卷进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
后来，邓文钊的儿子邓广殷在回忆录中讲道：“邓文钊是从香港铜锣湾下船，转到深圳宝安，到达东江纵队游击区白石龙，再几经风险到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然后又想办法往复辗转，才上了广东韶关。”
也就是这个时候，饶彰风正好也到了韶关。
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尹林平、饶彰风到东江地区，首先在河源领导“抗先队”东江办事处的工作，不久，在紫金县古竹镇召开了代表大会，选举尹林平为中共东江特委书记、饶彰风为宣传部长、余慧为妇女部长、饶璜湘为青年部长。1940年秋，广东省委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分为粤北省委与粤南省委。1941年春，饶彰风调任粤北省委统战部任部长。粤北省委设在韶关近侧的曲江市郊，饶彰风办起了一个樟油工业合作社，解决了省委财政困难。
1942年春，东纵营救文化人进行得十分紧张，大批文化人先期转到老隆后，再分别到韶关，或辗转到江西、福建等地；当然，走韶关的人不少，如前所述，廖承志、何香凝、邓文钊等人便是走韶关一线，而后撤到桂林等地的。其时，饶彰风正在粤北省委负责统战部的工作，营救文化人当然是他分内的事。
不过，邓文钊一行到达韶关也已近5月份了。不到一个月，便发生广东党史上的“粤北事件”。由于江西省委内部出了叛徒，与南方工委联络的电台被国民党所控制，中央察觉后及时警告了南方工委。由于南方工委秘书长郭潜叛变，广东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被捕，5月26日，廖承志也在乐昌被秘密逮捕，10天后，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在大埔被捕。
广东党组织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饶彰风、严重等人立即电告中央，并及时疏散隐蔽。
当特务赶到饶彰风住地进行搜捕时，他已安全转移了。
由廖承志、张文彬、尹林平组织的大营救，当时得到了中央的通电表扬。而身在粤北的饶彰风，无疑亦参与了这次大营救。那么，在邓文钊到达韶关后，至饶彰风被迫转移前，两人有过怎样的交往，饶彰风是怎样利用他所筹措的经费支持这次大营救在粤北的运作，在双方的历史记录中均已很难找到了。
但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尹林平与饶彰风一道在香港找到了邓文钊，他们复办了《华商报》，其间饶彰风和邓文钊之间已相交甚厚，并从此结下了生死情谊，直到生命终止……
1.硬打硬的五华人
现在隶属于广东省梅州市的五华县是个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纯客家县，自古以来则有“五华阿哥硬打硬”的美誉。这“硬打硬”，简单来说便是五华阿哥以打石著称，五华石匠名扬天下。
五华客家人，如今已超过100万，全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客家县并没有几个，一个便是就近的兴宁，另一个则是远在粤桂边界上的博白，究竟谁是第一大，迄今未有定论，不过，五华则是其中当之无愧的纯客县，则无可置疑。它现在是中国著名的足球之乡、华侨之乡、工匠之乡和文化之乡。这里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致，常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光，而它的魅力不仅于此，其魅力更在于客家人的悠久历史文化风情。
五华县，战国时为百越地，秦汉西晋时为南海郡龙川县地，东晋时为东官郡兴宁县地，南齐属齐昌县，梁初废齐昌县，属兴宁县。北宋神宗熙宁四年设长乐县。据史籍记载，西汉时，南越王赵佗曾筑台于五华山下，称长乐台，因而得名，县治亦名长乐（今华城镇），属循州。明洪武二年，撤循州并入惠州。明洪武二十一年始筑城墙。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长乐改属嘉应直隶州。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福建省和湖北省的长乐县同名，遂改称五华县，以境内五华山取名，1954年迁治水寨镇。五华全县有华侨和港澳台同胞30多万人，有石匠、铁匠、木匠、雕刻匠、泥水匠10多万人。可以说，梅州或古嘉应的任何一个县或地域，客家人都各具鲜明的个性，而“五华阿哥硬打硬”体现的便是一番豪气。五华人为何“硬打硬”说起来还更是有声有色。
位于客家地区腹地的五华，重峦叠嶂，溪流交互，可耕地不足10%，一半是山，40%为丘陵。这里盛产石材，更有属世界一级品的非金属萤石，国际大名为“中国文萤石”，还有钾长石。这么一说，“硬打硬”的来历便明白了，因为这里的石头出名，而且资源丰富，这里的石匠阿哥也就出名了！
五华传统的手工石雕工艺，蜚声中外，无论在南粤还是东南亚，一见有人在打石，上去一打听，必为五华人。而今，他们的作品，无论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是海外的新加坡，甚至欧美、亚非等地，都无处不在。他们的石锤下有栩栩如生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抑或匠心独具的碑文牌标、亭台雕饰……石头到了他们的手中，便获得了生命，更赢得了天下。不妨举几个例子，广州的解放纪念碑、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渔女，无一不是五华石匠手中的杰作，一个个巧夺天工、活灵活现、摄人魂魄，让你惊叹不已。
五华与兴宁接壤，与梅县也近在咫尺，是当年“嘉应五属”中的长乐县主要区域。作为纯客县，五华客家人自有客家共同的气质、精神，特立独行、敢作敢为，可又有相对独立的个性。“硬打硬”便是上千年民间对五华客家人精神气质的高度概括，“五华阿哥”便是凭此而名扬天下。“硬打硬”中的第一个“硬”形容的是五华阿哥的坚忍性格，顽强品质，强大的承受力，十足的硬汉形象，而这往往又最具男人魅力。而第二个“硬”则是强调所处的环境，可以指代那些坚硬的矿石。试想要是没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没有坚忍的性格，一个文弱的人岂能将顽固的矿石打造成精美的造型呢！如果往远处想，这个“硬”也可代表那艰苦的生活环境，山区的生活毕竟有山区的艰难，要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性格，怎能世代生存下去。这便是五华的“硬打硬”，其打出来的不仅是美妙的石物，更多的是在昭示五华阿哥的硬朗品格，而这种品格却也正是客家人千年迁徙万里流走而累积下来的传统精神。
此外，和所有客家县一样，五华人杰地灵。这里曾经走出过古大存等很多著名将领，本书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说了，这毕竟不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但是需要指明的是，本书中的邓文钊，其祖辈便是出自这个盛产“硬打硬阿哥”的五华县。邓文钊的祖父邓阿六，便是五华有名的石匠，这将在后面具体介绍，他的传奇故事可以说从某一方面预示了邓文钊之后的人生。而对邓文钊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他的祖父，他的祖母曾灶娇同样在邓文钊的成长中处于一个不可缺少的位置。而曾家同邓家一样，祖辈也是石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家是出名的石匠世家之一。尽管由于家族事业的发展及搬迁，邓文钊并没有土生土长在五华，但是这并没有泯没邓文钊内心中的客家人精神，因为在其祖辈父辈们的熏陶下，五华阿哥“硬打硬”的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他的心灵深处，让他在其他方面将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五华也好，大埔也罢，虽然仅仅是小小的一隅，却孕育着时代的弄潮儿。
客家人的精神将永远绽放光芒。
“哇啊、哇啊、哇啊……”一阵阵清脆的婴孩哭啼声从一个小小的土房里传出。
“恭喜啊，恭喜啊，是个小子哎！”接生婆小心地将刚刚出生的婴儿包裹好，高兴地递给在门外等得心发慌的邓石匠。
“好啊，以后又有一个得力助手了，咱水寨乡又多了一个石匠。”邓石匠用他那强有力的平常打石的双手轻轻地抱着孩子，温和地看着怀中的孩子，喃喃地说着。
这个小生命诞生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么一个拥有着深厚历史使命感的客家族群中，这么一个有着独特历史背景的地域中，冥冥中上苍就已经为他的生命涂上不平凡的色彩，他的人生将是不一样的。而之后他的人生经历也的确验证了这一点。
这个新生的孩子即是本书主人公邓文钊的曾祖父——邓元昌，原名邓怀清，号鹤溪，又名邓焦六、邓阿六、打石六。本书中我们以邓阿六来称呼他。
从小生活在打石的环境中，邓阿六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并且从心里喜欢打石，他将那单一的“铿锵、铿锵、铿锵”打石声当做美妙的音符，将那一块块石材当做是富有灵气的精灵，将那一件件打造成的作品当做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打石就是他的一生，就是他的依托。可是，阿六并没有满足于现有的生活，他的心是大的，也许是体内客家人的血在作怪，让他虽然生活在偏远无人问津的小小山区，却同样“坐立不安”。他关注一切变化，他并不满足现在所有的，他要闯荡，然而这种闯荡却又不是冲动的、一时的兴起，而是一种内心经过理性思考、等待时机成熟后的举动。也正因为有了这层准备，邓阿六十分善于把握一切机会。人们不是常说，机会常常光顾那些时刻准备的人吗？邓阿六可以算是那“时刻准备”中的一员吧。
19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者登上香港，打开香港门户，使得原本只是一个靠打鱼为生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繁茂的商埠。而这一开埠，使香港吸引了大量临近的广东乡下农民来港谋生，昔日人烟稀少的香港人口翻了几倍。邓阿六看到这一景况，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于是他随同乡邓阿五一起从五华县步行来到香港，希望在香港能打拼出一片天地。
那时的香港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般繁华、这般先进，那时的香港是个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小渔村，和广东其他地区其实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它被殖民者打开了，与内地相比有了更多与外界交流往来的机会，而这种交流往来往往是一个地方兴旺发达所必要的开始。
随着人潮的涌入，自然需要修建足够多的房子等基础设施，以安顿这些前来香港发展的人们，而这就需要一大批修建者。而当时还没有钢筋混凝土，石块是筑坝盖房等的主要材料，所以石匠在当时是十分吃香的。邓阿六身为石匠可以说正好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于是乎，在香港他继续进行着自己的打石生涯。在不断的实践中邓阿六的打石技术与日俱增，他逐渐从一个普通的石匠变成修建水塘的石匠工头。所以常说，不管做哪行，只要是满足社会需求的，那么就一定会有作为，而这“作为”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样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无非是强调要想做一件出色的事情，要想一鸣惊人，作出一番成绩，之前都是需要很长一段准备时间和实践阶段的。邓阿六在香港的头几年，恰恰为他今后的惊人之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机一旦成熟，他自然会在舞台上大放光彩。而这一天实际上也已经不远了！
饮水问题历来是香港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开埠之前，由于香港本地居民人少，问题还不算特别突出，人们还可以靠水井和山泉维持，人们也不是十分重视；可是随着香港开埠，人口急剧增加，相应地饮水问题也愈演愈烈。香港政府为此开了多次会议进行探讨，后来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修建水塘。虽然原来香港天然的饮用水不多，但是雨季时的降水量比较丰富，要是可以将这些水加以利用的话，足可以解决居民饮水的困难，于是政府决定修建水塘蓄水。可是这毕竟只是一种设想，而好的设想往往需要通过实践验证之后才能知道其是否可行。方案想好后，水塘便开始动工修建，经过努力，水塘终于建成了，并且后来水塘通过自身的功用向世人证明了这一想法是正确的，香港市民的饮水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虽然薄扶林水塘的修建使香港人民看到其解决饮水问题的效果，但是光靠这一个水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这仅仅是暂时缓解了饮水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政府决定在大潭修建另一个水塘。然而，新的问题来了。大潭可不是一般的地点，这里有非常猛烈的山洪，要想在这里修建水塘，首要就要想办法挡住山洪的侵袭，而且要想在这修筑石堤可是一件比登天还要艰难的事情。因为以前已经有人尝试修建，可都是无功而返。从前两家英国承包公司在此修建石堤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第三家公司愿意担此任务。就这样，大潭水塘工程陷入难产。
正当人们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时，邓阿六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这个客家男儿在香港这几年，一直秉持着客家祖先的精神，勤奋耐劳、兢兢业业，并且时时关心着社会局势的变化，人民生活的状貌。香港地区饮水的问题他很早就注意到了，而且对于政府所提出的修建水塘的事情也十分关注，经常去实地调查，勘探适合的石材，观察天气变化影响等等。虽然当时政府并没有叫他这样做，但是这对于他来说不是义务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正是这样，他凭借多年打石的经验及对地形了解的纯熟度，思考出了解决石堤在猛烈洪流的冲击下也不会产生裂缝的方案，那便是用一种S形的麻石石块代替以往传统的方形石块来筑堤。
邓阿六找到工务司管理人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并画了一幅详细的方案图进行说明，工务司的人听后大悦：“邓阿六，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及时雨啊，要是你的构想可行的话，那真的是为香港众多百姓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那将是造福几代人的事呵！”
“呵呵，我倒没有想那么远，只是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只想把现在的问题解决掉，以后会怎么样那自然看后人怎么办啦。”
“可是你能保证，你的方案可行吗？真的可以抵挡住这来势胜过猛兽的洪水？”工务司管理人紧锁着眉头，带着疑虑的口吻问道。
“我相信我的方案是可行的，而且一定能解决饮水问题！”邓阿六用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管理人斩钉截铁地说道。
从他那犀利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的信心与决心。不过眼下情况紧急，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而且这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一些希望的。于是，工务司请邓阿六承包这项工程，按照他的方案进行。但是，承包工程可不是嘴上说得那么轻松，对于一个小小的石匠工头来说，他不具备承包工程的资金。于是邓阿六对工务司说：“我可以承包工程，可是你们必须帮我解决资金问题，并且工程的全部费用实报实销，亏损我不负责，收取费用的5%作为我的报酬。”工务司管理人思索片刻后，说道：“好，可以。”在与工务司协商好一切之后，邓阿六便带领着一帮石匠开始筑堤。
这个筑堤工程可不比以前那些小石小样，这毕竟是一个“大工程”，不仅在于它动用的资金劳力多，还在于它承载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管邓阿六是否承认，这个工程做好的话将会有利于今后几代人在香港的饮水问题，并且倘若邓阿六此次将这个工程做好了，那他自己也会名扬四方，假若失败，他也将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失败者，更甚者会影响他今后石匠事业的发展。因此，接这个工程其实是一个挑战。邓阿六接受了挑战，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的勇气和自信。这份勇气与自信从哪里来，主要在于他心中那份历史使命感，那种宽大的胸怀，那种超越个人一隅蔓延至对整个广大民众的关心，而这却也正是客家人传统的浓厚的社会使命感的体现。
邓阿六十分重视这项工程，他亲自请石匠按照图纸认真仔细地凿打出一块块S形石块，并且小心翼翼地互相连接起来。他天天和工人们待在修建场地，常常是一大早出门，三更半夜也还未归，就这样一日复一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工作，大潭水塘的石堤终于修筑好了。看着竣工的石堤，邓阿六感慨万分——
石堤，不仅是要挡住肆虐的山洪；
石堤，维系的是石匠邓阿六的信誉与名望；
石堤，更显示的是客家人的志气与梦想！
无论修建时如何环环紧扣、一丝不苟，无论邓阿六把工艺说得如何头头是道、滴水不漏，可人们对这里的水患心存恐惧，不相信一道石堤足以解决这么多年的困厄，一个个都对石堤将信将疑……
邓阿六再信誓旦旦，说再凶的洪水也冲不开这S型石块机巧的结合，石堤万无一失，也还是有人直摇头，你能让石头生根么？就算生了根，山洪也能把它连根冲掉，到时好戏可就收不了场了！
你赌咒发誓，也不会有人听。
有人还反过来赌：要是冲不垮，我倒过来头立地走回村子去！
唯有事实，才是最有力的辩护。
这一年，雨水来得凶猛，像是憋足了劲儿与邓阿六的石堤过不去，天上像开了一道口子，雨水“哗啦哗啦”地倾盆而下，浅浅的溪流变成滚滚的波浪，从山上奔腾直下，大地也轰鸣了起来，与雷声相应和。
而此时打赌的人，都不去看打赌的结果了——还用看吗？还不一样一冲就塌，一冲就化，用不上一个时辰，到几里路外寻石材好了！他们早早躲上了高坡，躲进了洋楼，等着垮堤的一声水吼。
邓阿六却异常冷静，一个人披上蓑衣，要迎着风雨出去。
“你去哪里？”
“上堤！”
“你不要命了？”
“堤溃了，我这命还要它干吗？”
家里人怎么也挡不住他。
屋外大雨瓢泼，飓风四起，仿佛是想把这个小城连根拔起。
他果然一个人屹立在石堤上面，风雨不动。
洪水一番又一番地扑来，他在石堤上照旧站得笔直，仿佛整个人已经与石堤结合为一体。
一番“恶战”下来，洪水退下去了，邓阿六与石堤照样岿然如山！
后来，包括台风来袭与山洪暴发两相紧逼，石堤仍安然如常。
那位要头倒立回村的赌咒者，终于甘拜下风了。
奇迹就是这么发生的！
修筑好的石堤也和之前所设想的效果一样，坚固无比，无论大潭山洪怎样强烈地冲击都没有使石堤产生一丝裂缝。邓阿六所设想的S形麻石石块石堤一改以往石堤的历史，成为了一个传奇神话，至今这S形石块仍旧在大潭水塘下完好无损地存在着。
大潭水塘石堤的成功修筑不仅使得邓阿六从中获得几万元的收入，同时也使得他美名远扬，从此生意不断。邓阿六赚了些钱后，开办了元昌营造厂。他除了开采石矿，还从事建筑及承包工程，他先后修建了西环三多里大石渠、油麻地避风港、水坑口堤坝、街道下水道及一系列政府工程。就这样，邓阿六逐渐发达起来。
修筑石堤仅是邓阿六的一个故事，而邓家后人认为，邓阿六发家是始于修建西环三多里大石渠。得到这个修建工程完全出于一种有趣的巧合。传闻，邓阿六一次上公厕时，正巧碰上工务司的管理人。那时，邓阿六由于他那高超的技艺已经颇具名气，自然这位管理人也知道。当时，这位管理人正在负责一条大石渠的工程，说来也巧，刚好在这时碰上邓阿六，他便不假思索地想请邓阿六筑大石渠。于是，他说道：“邓先生，对于您的修筑手艺我们已经都知晓，希望你帮助我们修筑一条大石渠。至于工钱我们可以商量。”
此时的邓阿六并没有意识到外面这个“自言自语”的人是在同他说话。原来这位管理人是位老外，邓阿六根本就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工务司管理人见邓阿六没反应，以为是自己没有说明价钱显现不出诚意，于是主动开了个价，可是等了片刻还是没有听到邓阿六的回应。正当这位管理人苦恼于不知对方心意时，突然邓阿六打了个尿震，摇了一下头，工务司的人以为他是嫌钱少了，于是又主动加价。就这样，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邓阿六接下了这个工程，由此赚了一大笔。当然，对于这个传闻的真假我们不用太过于较真，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邓阿六当时已经是十分有名的石匠师傅了。
邓阿六帮助政府承包了很多工程，可以说是香港基建的大功臣。政府自然是对他给予了奖励，当时给他的报酬是以地偿工的。因为香港当时还有很多地区没有开发，那些荒地不值几个钱。政府负责人让邓阿六随便选地，于是邓家拥有了一些地皮。之后邓阿六又花钱买下香港其他地方的地皮。随着香港人口的不断增多，他将房子租赁给人，慢慢地成为一个大的地产商。后来事业越做越大，于是他给自己的家族起名为“邓元昌堂”。
邓阿六从一个平凡普通的石匠变成巨富前后不过30年，所以许多老香港人都知道他的故事。对于邓家的发迹还有其他种种传说，在其子所写的《我的父亲邓文钊》中提到这么一个传说：邓阿六买下荷里活道地皮盖房子时，从地下挖出许多金银财宝（另一说法是挖出许多鸦片烟），而据说这些财宝是海盗张保仔埋下的。经查证史料，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张保仔这么一个有名的海盗。张保仔是广东新会县人，原本只是清朝嘉庆年间一个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一次出海捕鱼被郑乙掳去。郑乙是郑成功的部将郑建的后裔，领导着“反清复明”的红色帮。郑乙发现张保仔很机灵，于是收留下他，就这样张保仔开始了他的海盗生活，郑乙死后，张保仔成为了首领。张保仔成为海上霸主，虽然名为海盗，但是他们却又都是一批明辨是非的侠义人士。他们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因此颇得穷人的拥护。他们对来往给清廷进贡的船只一一检查。据说一次张保仔带领海盗们于上川海面拦截了清政府的武装商船“鹏发号”，获得安南王进贡清朝的大量金银珠宝，从此更是声威大震。他们控制了上川岛、下川岛、赤溪半岛、沙咀沿海，东至香港西至广州湾的许多岛屿，并在上川岛北端和赤溪半岛南端设炮台控制了这一重要航线。凡有船只过往，就通令靠岸查验然后放行，若是对方不从，张保仔就升起用薄铁片制成的三角令旗，旗尖指着哪个方向，其手下的船队就往哪个方向出击。红色帮以上川岛为根据地，劫夺了许多清廷的进宝船和过往的商船，截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张保仔将这些财宝分为三份，天一份、地一份、人一份。天一份，用于资助当地贫民；地一份，挖地为牢埋藏起来以应急需；人一份，嘉奖有功将士。这些金银财宝张保仔花不光用不完，其根据地上川岛理所当然成了主要的藏宝区。张保仔的藏宝地点都记在手抄本上，但手抄本失传已久，连副本也只是口头流传。张保仔的藏宝绝大部分仍“深藏闺中”。相传公湾的“倒吊人头”、背子迳的“鬼仔上桅（即迎客石）”、浪湾的“七星伴月”、七盘山的“石手指”、乌猪洲的“半边月”石刻、扯旗山的“金井”、竹旗山的“银顶”……这些地方都有张保仔的藏宝，因为人们不知道藏宝图，这些宝藏尚且未被发掘。朝廷拿张保仔也没有办法，于是用招降的方式处理，封张保仔为二品武官。不管传说怎么说，不管是否真有其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邓阿六的确是从一名石匠变成了巨富。再加上邓阿六一直以来关心慈善事业，在社会上享有很好的声誉，因此，邓元昌堂很长时间内在香港极富知名度。而我们所要说的主人公邓文钊便是邓阿六的儿孙之一。可以说有了这么一个不平凡的祖父，注定邓氏的血液里有着不一样的因子。而这一家族的故事也随着子孙后代的繁衍而继续谱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