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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节欲戒奢,大力发展生产

  自从武则天晚年以来,社会上的奢侈淫靡之风日渐盛行。统治阶级的奢侈淫靡,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腐朽与堕落,它无端地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财,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玄宗即位后,在姚崇的建议下,接连颁发了几道敕令,力煞社会上日益盛行的奢靡之风。

  开元二年(714年)七月,玄宗首先从后妃、百官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入手,从统治阶级上层刹住奢侈豪华的风气。玄宗颁下制书,命令将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交付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于殿前当众焚烧;规定后妃以下,皆不准服用珠玉锦绣。玄宗率先从后宫做起,禁止金银器玩,并在大庭广众面前焚烧了锦绣珠玉,向后妃、百官表示了禁止奢靡之风的决心。

  事过两天之后,玄宗又颁下了第二道敕令。敕令规定,百官所用衣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官,允许装饰玉器,四品官用金器,五品官用银,其余官僚则禁止服用美玉金银;妇女的服饰随从其夫、子的品级而定。对于过去的锦绣成衣,可以染成黑色。令下以后,天下不得再采珠玉、织锦绣等物,对于违犯法令的人罚杖刑100,工人减轻一等。与此同时,还撤消了专供官用的两京织锦坊。当然,玄宗还不能十分彻底地禁止使用华贵之物,例如百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官品分别使用宝玉金银等,但是,对于极端奢侈成风的统治者无疑是个很大的限制,对社会上盛行一时的奢侈之风也是个有力的打击。

  这年八月,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传说皇帝要在民间挑选美女,以充实掖庭。玄宗听到这一消息后,特意颁下一道制书,其中说:最近民间风言风语,说朕贪求声色,选美女充实掖庭,为什么有这种谣传呢?因过去太平公主把美女贡入宫中,事须顺从,未能拒绝。“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朕将改而更张,减少宫女,妃嫔以下,将选择部分宫女,放还其家。于是玄宗将部分宫女集中到大明宫紫宸殿的崇明门,用牛车载出宫外,放还其家。玄宗释放宫女的实际行动,使得那些流传玄宗将选美女的谣言不攻自破。

  在安葬死者方面,奢侈淫靡之风也十分严重。不少王公贵族,甚至庶民百姓,为了摆阔气、讲排场,不惜挥霍家财,厚葬死者,在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又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这年九月,玄宗又颁下制书,禁止厚葬,提倡薄葬。制书说: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诫,因为它无益于死者,又有损于生者。但近代以来,盛行奢靡之风,多行厚葬,并互相仿效,渐渐成为社会风俗,有的因此而倾家荡产,多至凋敝。这样做失礼违令,实在不应该。“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

  与此同时,玄宗对于死者的棺椁及殉葬品也做了具体的规定:“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棺内不得有金宝珠玉。”

  这些禁止厚葬的措施还是很得力的,敕令对安葬死者的各种规定明确而具体,对违令者给予严厉的惩处,同时还责令各地州县长官督促检查,对于失职的地方官吏给以适当的惩罚,以保证敕令顺利地贯彻施行。

  为了在安葬死者方面提倡俭朴,禁止奢靡之风,玄宗还率先从皇陵做起。原来,诸皇陵都供俸鹰狗,耗费既大,又违背了礼仪。玄宗下令改革这一弊端。诏书指出:近来供奉山陵料度,极多废损,有关仪式,诸陵所供鹰狗并应马上停止。

  这些狠刹奢侈淫靡之风、崇尚简朴的做法,有利于发展生产。在姚崇的建议下,玄宗又及时地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了发展生产的措施,力图扭转积弱积贫的局面。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救灾赈贫,安定农民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连续发生了蝗灾,这是多年不遇的特大虫灾。只见大群大群的蝗虫漫天飞舞,遮天蔽日,所至之处,禾苗一扫而光。但在天命论思想的影响下,大都认为是天灾,再加上当时佛教盛行,人们都好生恶杀,因此老百姓都跪在庄稼地边祈求上帝显灵禳灾,对蝗虫则是眼睁睁地坐视食苗而不敢扑杀,满朝文武也多是长吁短叹,一筹莫展。

  这时,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除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终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这年十一月,姚崇身患虐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府第过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便将姚崇迁居罔极寺,他对姚崇的病情表现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天都派数十使者前去探视。每有军国大事,便命宰相源乾曜前去征求姚崇的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凡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源乾曜上奏,为了咨询更为方便,请迁居姚崇至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宽大为由,予以推辞。不久,姚崇遇到一件事,他的亲信、中书省主书赵诲收受了蕃人的贿赂,被人揭发后,玄宗亲自审讯,并定为死罪下狱。姚崇知道后又设法进行营救,玄宗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姚崇恐惧不安,以为自己已经不宜再做宰相,数次请求辞职,玄宗最终答应,并根据他的推荐,由宋璟出任宰相职务。姚崇遂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

  开元五年(717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又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很犹豫,又同姚崇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若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姚崇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而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他立即给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依靠人力是无法抗拒的。”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立即给倪若水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你这个刺史是怎么做的?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请再不要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带着情绪执行命令,发动各地官民捕捉蝗虫、焚埋蝗虫。汴州所捕杀的蝗虫多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的还不计其数。倪若水终于在事实面前服输了。

  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将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慎重考虑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任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姚崇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

  还有一个迂腐的人韩思复也极力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蔓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朝野佥载》中也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2.检田括户,抑制兼并

  自武则天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势力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侵占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之“籍外占田”。由于土地兼并,又加重了农民的赋税徭役,再加上其他天灾人祸迫使许多自耕农民倾家荡产,纷纷背井离乡、飘寄他处。玄宗于开元十二年(724年)五月发布的《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说:当天册(695年)、神功(697年)之时,北狄、西夷作梗,“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且违亲越乡,盖非获已,暂因规避,旋被兼并”。这些农民被迫放弃了农业生产,回乡又无所依托,遂流亡转徙。这些流散各地的农民,即史书中所说的佃户、浮户、流民,总称为客户,逐渐成为依附于豪强地主的“私属”。

  到了开元九年(721年),仍是“天下户版刮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间,诡脱徭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监察御史宇文融上疏玄宗,请检查伪滥,搜括逃户。玄宗同意了宇文融的奏请,并任命他做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括。不久,就搜括了大量的伪滥及各种免役、亡丁,受到玄宗的赞赏,提拔他为兵部员外郎,还兼任侍御史。在得到玄宗的赞许后,宇文融的腰板更硬起来了。为了全面展开检括工作,他又奏请玄宗,以慕容琦、裴宽等29人做劝农判官,并假以御史的身份,分赴天下符州县检查土地、搜括客户,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检田括户的工作。

  朝廷检括田地和户口的做法触犯了豪强大地主的利益,他们的代表人物阳翟尉皇甫憬、左拾遗杨相如、户部侍郎杨瑒出面表示反对。有的上疏说检括人聚集在人家土地上,耽误了农时,使人受到损害;有的认为括客不利于定居人,征收籍外田税,使老百姓困敝,是得不偿失。玄宗命百官集中于尚书省讨论,绝大多数官员认为利多弊少,赞成检田括户工作。于是玄宗把反对者皇甫憬贬为盈川尉,杨瑒也被贬出京师,继续进行检括工作。

  在检括中,凡检括的籍外占田,一律收归国有,招徕无地农民分种;对于账外户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并免除六年赋调,只向官府交缴户税。宇文融所到之处,先召集老幼宣传检括政策,“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为了安定农民,更好地进行检括田地和户口,玄宗特意颁布了《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其中说:人惟邦本,本固邦宁,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授宇文融田户纪纲,兼委之郡县厘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使丁壮就田,耕耘以时,天无虚施,人无遗力。

  宇文融主持的检田括户工作,从开元九年(721年)开始,至开元十二年(724年)结束,前后进行了4年,共括得客户80多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它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一时制止了土地兼并。同时增加了国家的编户,增加了政府赋税徭役收入,对于安定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缓和阶级矛盾,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历代的政治家都很重视兴修水利。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战国时楚相叔孙敖修建芍陂,都被传为佳话。姚崇也很重视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在他的建议下,玄宗在位时期,曾修复与创建了许多陂塘,扩大了灌溉面积;也修筑了不少堤堰,以泄洪抗灾,成效卓著。

  开元、天宝年间,修造的陂塘星罗棋布,渠道也纵横各地。关内道的华州郑县西南,于开元四年(716年)诏命陕州刺史姜师度引乔谷水,修造了利俗渠;又引小敷谷水,修造了罗渠,支分溉田;在同州冯翊,由调任同州刺史的姜师度引洛水注入通灵渠,可以溉田400余顷。在河南道,开元年间,县令薛务修复并扩大了蔡州新息西北的隋代玉梁渠,可以溉田3000余顷。在河东道,开元二年(714年),县令戴谦于太原文水县东北分别修造了甘泉渠、荡沙渠、曼长渠、千渠,引谷水注入其中,可溉田数千顷;在河北道,瀛州河间县,刺史卢晖经束城、平舒两县引来滹沱河水修造了长丰渠,可溉田500余顷;在山南道,朗州武陵,刺史李琎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扩建了北塔堰,接通了古专陂,再由黄土堰流入白马湖,分流入城隍及旧永泰渠,这一灌溉水系可溉田1000余顷;在淮南道,开元中,和州乌江丞韦尹于县城东南修建了韦游沟,引来江水,可溉田500余顷。

  除了修建这些陂塘水渠用于灌溉农田外,还修筑了不少堤堰,以抗水害。开元四年(716年),玄宗诏令陕州刺史姜师度疏通华州郑县故渠,又筑造堤防以抗水害;又于华阴开凿敷水渠,以利排洪防涝。此后樊忱又继续开凿,使之与渭水相通。开元六年(718年),冀州境内漳水常泛滥成灾,遂在堂阳内的漳水两岸修筑了漳水堤,制服了水患。开元七年(719年),黄河上游的会州凉川县时常发生水灾,刺史安敬忠组织民工修筑了黄河堰,以控制水流。

  玄宗还大力表彰兴修水利有功的官员。姜师度一生爱好沟洫,当时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故人们都说他们“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一时成为人们的佳谈。在姜师度任职期间,经常发动与组织民工开凿沟渠。开元初年,他任同州刺史,组织民工进一步修复位于朝邑、河西二县界的古通灵陂,引洛水及黄河水流入其中,种植水稻2000余顷,又置屯田十余所,收获数以万计。玄宗对姜师度兴修水利,变废为宝的做法十分欣赏,特地颁发了《褒姜师度诏》,加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赐帛300匹。

  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在玄宗君临天下的45年中,在各地共修建了56项农田水利工程,约占唐朝水利工程总数的20%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4.组织垦荒,扩充屯田

  早在唐朝初年,曾建置了一些屯田区,不过规模较小,到了玄宗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元年间的屯田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在边疆地区建置的军屯,二是在内地建置的民屯。

  军屯主要建置在民族矛盾比较激化、军粮运输比较困难的地区。史书记载:

  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军州边防镇守,转延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其水陆腴瘠,播植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级,咸取决焉。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

  军屯的劳动者是戍边兵士,一边戍守,一边生产。

  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从武周末年起双方关系紧张,战事接二连三。玄宗也长年对吐蕃用兵,在与吐蕃经常发生战事的陇右、安西、河两、北庭等地设立节度使,并每年从山东征调大批青壮为戍卒,也征集一些缯帛为军资,并“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

  民屯设在内地,其生产劳动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如逃户、客户等浮寄人口。开元初年,宇文融主持检括田地与户口时,曾建议将浮户组织起来经营生产。就是每十户以上,共作一坊。每户给5亩作为宅院,造一二间房屋,建立间里组织,并种植桑枣树,建园圃。每一壮丁则另给50亩作为私田,由他耕种。另外,在靠近坊处每十丁给田一顷,作为公田。对于这样的营田户,免除徭役,使之安心于生产,不致流散。宇文融的这一建议,将流亡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屯田,既安定了农民,又增加了生产,是一项积极可取的建议。

  5.裁汰僧尼,禁造佛寺

  唐朝时,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无不崇尚迷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度重生。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权臣宦官从中谋利,造成赋税逃避,危害国计民生。可是在姚崇眼里,那些高居社会上束缚百姓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他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都降居次要地位。

  中宗统治时期,公主、外戚都上奏请求度人出家为僧人、尼姑,也有拿出私人财产建造寺庙的人,富有之家以及强壮人丁都想办法逃避赋役,远近大小寺庙中都占满了人。至此,姚崇上奏说:“佛不在于外,在于从内心寻找。佛图澄最为贤明,却无益于保全政权;鸠摩罗什多才多艺,却不能挽救后秦的灭亡。何充、荷融信佛,可都遭到败亡;齐襄、梁武二帝也信佛,但也没能免除灾祸。只要慈悲发自内心,得事有益,使百姓安乐,就是佛身。哪里还有乱度奸人,败坏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搜查僧徒,因不实滥度还俗的有12000多人,打击了崇佛奢靡之风。

  姚崇在实践中还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抑制佛道发展:

  一是禁止创建佛寺、道观

  姚崇历经三朝,目睹度僧造寺的危害,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姚崇在拜相时向玄宗提出的《十事要说》中提出:“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钜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玄宗也认识到造寺观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就动情地说:“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见《资治通鉴》(附考异),吴兢《升平源》)开元二年(714年)二月十九日,朝廷下制令:“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以后,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条理,任经所繇,陈牒简验,然后听许。”

  二是禁止民间铸佛写经

  姚崇认为,“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于是就说服玄宗在开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制书《禁坊市铸佛写经诏》说“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像……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自今已后,禁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取读。”

  三是禁止士女施钱佛寺

  佛教的三阶教竭力提倡布施。欺骗人说:“夫布施者,今现在世有十倍报,后世受时有亿倍报,不可计数。”他们创立无尽藏教派,骗取财物,积居钱帛。对此,玄宗下《禁止士女施钱佛寺诏》:“闻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阶僧创无尽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法,称济贫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京兆、河南府勾会知数,明为文簿,待后处分。”

  四是对僧侣的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姚崇秉政,以僧惠范附太平乱政,谋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后不出院,其法颇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见《孝经》)把孝敬父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佛教却认为“识体(灵魂)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孰辩怨亲?”甚至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孝敬父母是无意义的事。(见范文澜《唐代佛教》)所以,历朝历代的朝廷抑佛都令僧尼致敬父母。开元二年(714)闰二月十三日,朝廷下诏书:“自今以后,道士、女冠、僧尼等,并令拜父母,至于丧祀轻重,及尊属礼教,一准常仪。庶能正此颓弊,用明典则。”

  这些措施的实施,无疑地对安定国家局势,抑止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税收入,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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