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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裁汰冗员,大刀阔斧整顿吏治

  姚崇在“十事要说”中,有好几处是讲到整顿吏治的。玄宗对这些意见完全赞成,因为他深知吏治败坏是中宗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韦后、安乐公主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用高官厚禄来网罗亲信死党,也用卖官鬻爵来搜刮钱财。当时花钱三十万,就可以别降墨敕,斜封付中书授官。这种斜封官的任命,不通过正常的考选途径,不能保证任官者具有合格的素质。斜封官补授没有限制,员阙不够,就置员外官,多达数千人。“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度员外官也”。吏治的败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睿宗朝初期,宋璟任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卢从愿为吏部侍郎,姚崇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卢怀慎为兵部侍郎。他们都为官清正,不徇私情,文武选举,取舍平允,铨综有叙,又罢去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数千人,使吏治的情况好了一阵子。不久,由于太平公主干权弄政,姚、宋被贬职,斜封官又重新起用,贿赂公行,任人唯私,吏治的腐败一如中宗之世。

  玄宗从睿宗那里接过来的官僚队伍是一支冗员众多、素质不良、办事效率极低的队伍。他必须整顿和改造现有的官僚队伍,使之变得精干、有效率,才能使整个国家机器有力地运转起来。

  因此,姚崇上任以来,裁汰冗员、整顿吏治就成了首要任务。姚崇和唐玄宗主要采取了下面这些措施:

  1.撰写《五诫》,严整吏治

  姚崇严格要求官吏,开元二年(716年),姚崇集中撰写《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合称《五诫》)。今天,当人们读到姚崇的《五诫》时,无不为他的浩然正气、高风亮节、博大胸怀、精辟见解所折服!

  他撰写的《五诫》,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其中在《持秤诫》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秤那样,“不差毫厘,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辞金诫》中,他极口称赞了“昔子罕辞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金,以四知为惧”的为政廉慎的高贵品质。他要求官吏廉洁:“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谨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他告诫官吏贪赃受贿必将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无悔恡,不若守慎”。在《冰壶诫》中,他赞扬了冰清玉洁、表里如一的为政者,抨击了“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卑鄙龌龊行径,并规劝官吏说:“在位禄厚官尊,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冰壶是对,炯诫犹存”。姚崇主张行法公正,不避权贵。开元二年,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骄横不法,仗势欺压百姓,遭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李业闻讯后,立即到唐玄宗那里去求情,玄宗念舅甥之亲,下令重新审理此案,旨在宽免。姚崇知道后,与另一宰相卢怀慎联名上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姚崇坚持法行自近,即便是皇亲、近臣犯罪,也决不宽贷。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惩治,“由是贵戚束手”。

  黄门监魏知古,论其功劳、地位和声望,与姚崇不相上下。魏知古原蒙姚崇荐举,后来竟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地瞧不起魏知古,最终把魏知古排挤到东都洛阳去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魏知古心怀不满。姚崇有两个儿子,都在东都做官,他们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亲提拔的,就走魏知古的后门牟取私利。魏知古回到长安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报告给了玄宗。有一天,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怎样?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话里有话,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后门,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在听了姚崇道出真情后,很是高兴。玄宗又问姚崇,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说:“在魏知古社会地位很低时,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我的儿子蠢得很,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认为姚崇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觉得魏知古有负于姚崇,要罢他的官。姚崇又请求玄宗说:“我的儿子胡闹,犯了法,陛下赦免他们的罪已经是很万幸的了,倘若因为这件事而罢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而这样做,这就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后来,玄宗迁魏知古为工部尚书。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响了当时的皇帝和各级官员。唐玄宗和姚崇身体力行,开元之初基本上扭转了中宗以来的不良风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

  自武则天末年以来,铨选制度比较紊乱,王公、妃主与权戚有的卖官鬻爵,有的随意请托,斜封官多,冗官滥吏盈溢官府,甚至宰相、御史及员外郎无有处理公事的地方。这种弊端睿宗未能革除。玄宗即位后,开始与姚崇一起整顿吏治。开元二年(714年)二月,玄宗的二哥申王李成义请求把王府录事官(从九品上)阎楚珪破格提拔为王府参军(正七品上)。宰相姚崇、卢怀慎闻讯后上奏玄宗说:“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玄宗嘉纳二人的奏议,遂停止了此事。

  接着,又开始裁减冗官。这时的斜封官已多达数千人,他们坐食俸禄,无所事事,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开元二年五月,玄宗下令罢免所有的员外官、试官及检校官等冗员,严格控制官吏的铨选,规定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奸滥,十去其九”。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又精简机构和裁汰冗员,认为各类补署颇多繁冗,决定停废诸司、监、署府十余所,减免冗散官300余员。既克服了机构庞杂、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又提高了各官府的工作效率。

  3.认真选拔牧宰守令,改善地方吏治

  重视京官而轻视地方官,在唐朝积习已久。在中宗时期,宰相韦嗣立曾上疏指陈此弊,他说:刺史、县令多不加选择,把一些犯错误的,或声望低下的京官充任牧守,吏部也选用一些年高体衰及无文才者做县令。至开元初年,重京官而轻外任的风气仍然盛行一时。班景倩由扬州采访使调入京城任大理少卿,路过大梁。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倪若水在西郊为他饯行。宴会结束后,班景倩登舟而去,倪若水远望着行船帆影,怅然若失,对部下说:“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为之驺殿,良所甘心。”默然很久,才整顿车马回城。大理寺少卿官秩仅从五品下,官位不如汴州刺史,在倪若水眼里,调入京师任京官,却如同羽化登仙一样,甚至不惜屈尊甘心做他的骑从,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改变这一弊风,加强对地方州县的治理,玄宗特别重视牧宰守令的选任。他特意颁下《戒牧宰敕》,其中说:“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属意此官,有殊余职。”开元二年(714年)正月,玄宗下令从现任京官中挑选一些有才有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同时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并成为定制。用这种内外对流的办法来改变重京官而轻外任的社会偏见。

  开元四年(716年)五月,有人向玄宗反映说,今年选举的官员粗滥,一些县令多非其才。他很重视这一情况,当新官入朝谢恩时,就把所有的新任县令召入大明宫宣政殿,亲自出题考试,了解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其中鄄城令韦济才学位居第一,当即提拔他做礼泉令。其余200余人不入第,依旧任原职,另有45人被淘汰,放回去重新习读。为了整肃选举,还把这次的主考官、吏部侍郎卢从愿贬为豫州刺史,李朝隐贬为滑州刺史,以示惩前毖后。

  玄宗尤其留心提拔地方上的廉洁、正直、奉公的官吏。开元十三年(725年),从泰山封禅回京。一路上,他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察看地方官吏施政的善恶利弊。怀州刺史王丘除了上献几头牲畜外别无他献,玄宗认为他为官正直,不买恩宠;魏州刺史崔丐派人供应玄宗路上用物不用锦绣,这是向玄宗表示要俭朴;济州刺史裴耀卿上书数百言,声称“人或重忧,则不足以告成”。玄宗对这三个刺史的做法十分赞赏,对随从宰相说:朕将把奏书放在座右,常常自戒,因为他们都很爱护百姓。

  玄宗还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通过对刺史、县令的实际考核,作为陟黜的依据。他颁行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按政绩的大小分为五等,上等为最,下等为殿,中间又分为三等,以此定为优劣,作为地方官改转、升降的基本依据,以奖善劝能。

  4.勉励京官到地方任职

  开元八年(720年),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源乾曜上疏说:权要子弟多任京职,俊义之士多任外官,不该如此。他请求玄宗将自己现任京官的三个儿子中的二人出任外职。玄宗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大力褒奖宰相源乾曜身先力行的做法,并下令:凡文武百官父子兄弟三人并任京官的,都要仿效源乾曜的做法,出二人为地方官。于是公卿子弟由京官出外任职的有100多人。

  开元十六年(728年),玄宗还亲自选拔一批京官充任各州刺史,许景先、源光裕等11人分别任虢州、郑州等州刺史,并命宰臣、诸王、御史等朝廷要员在京城外饯行,盛具酒宴,奏太常乐,仪式隆重而热烈。

  玄宗勉励新任州刺史要爱民如子,当好父母官;还要注意发展生产,狱讼清明,抑强扶弱,安定人民生活;他还告诫刺史要脚踏实地,且不可沽名钓誉,弄虚作假。

  为了保持地方官的廉洁清明,玄宗对一些贪赃枉法者也绳之以法,严惩不贷。开元十年(722年)八月,武强县令裴景仙贪赃5000匹绢,被揭发后,他又畏罪潜逃,以避惩罚。玄宗命缉拿归案,追回了全部赃物,命在百官面前斩首示众。大理卿李朝隐奏请,赃物已追回,不该死罪。玄宗又改罚杖刑100,然后流放到岭南荒僻之处。玄宗打击贪赃枉法的官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新、旧《唐书》立传的良吏、循吏共65人,其中属于开元时期的即有12人,约占五分之一,于此可见一斑。

  玄宗虽然厉行法治,却严而不酷。武则天重用酷吏,罗织罪状,闹得大臣人人自危,朝不虑夕。玄宗即位之初,武则天重用的醅吏仍然在任。开元二年(714年)闰二月,颁下一道敕令,说:涪州刺史周利贞等13人,都是则天时的酷吏,比周兴罪状稍轻,应放归田野,终身不许做官。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御史大夫程行谌奏请玄宗,说来俊臣等23人,情节严重,请禁锢其子孙,不许做官;傅游艺等四人稍轻,不许任近职。玄宗听从了他的奏请,不仅惩罚了过去的酷吏,对现任的官吏也是个极好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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