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套用唐德刚教授关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三峡”理论，清末民初这十数年，应该算是一段滩险浪急的艰难航程了。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千年帝国眨眼间轰然崩塌。民国肇建，创业殊艰；共和缔造，前路尚遥。本书所叙述的，正是从清室逊位、民国建立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中国决定正式参战为止的这段历史。这是一段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其间波谲云诡、山重水覆，每每令后世读史者为之废书而叹。
本书作者署名帕特南·威尔，其实是辛博森的笔名。在中国近代史上，辛博森算得上是一位大名鼎鼎“洋鬼子”了。他1877年出生于中国宁波，父亲是宁波中国海关税务司辛盛之。辛博森早年在瑞士留学，除母语英语外，能流利运用法语、德语和汉语。回中国后进入进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在赫德爵士手下任总司录司事，庚子拳乱期间亦曾被困使馆。1902年，辛博森辞去海关职位，投身新闻业，先后任一些英国报纸驻北京的通讯员，辛亥革命后，任伦敦《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驻北京记者。1916年被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顾问，1922-1925年兼任张作霖的顾问。期间，他还创办了当时北京最大的英文报纸《东方时报》（The Far Eastern Times）。1930年，协助阎锡山接收海关，引起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9月阎锡山反蒋失败，遂将海关交出，11月遇刺身亡。辛普森是著名的中国通，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毕生关注远东问题。他以“帕特南·威尔”为笔名，出版过不少讨论远东问题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远东的新调整》、《满人与俄国人》、《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中日两国真相》等书。
本书最早于1918年在伦敦出版，当时在西方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此时作者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书中所记述的这段历史，也正是作者在中国政坛和报界最活跃的几年，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在当年信息尚不透明的情况下，此书几乎就是一份内幕报告。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在一个帝制的香火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古老帝国，要建立现代议会民主制度，一切还得从头学起，当国者似乎也愿意摆出一副虚心学习姿态，于是，聘请洋顾问成了一时风气。莫理循之于袁世凯，辛博森之于黎元洪，皆一时之选。辛博森充任总统府顾问期间，看来也并非只是白拿薪水的花瓶，现存《黎元洪藏函电稿》中收有《辛博森外务报告》计30件，时间从1916年9月至1917年6月，且不管这些报告对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多大影响，这样的数量至少说明，辛博森对顾问这份闲差，还是颇能勤勉尽力的。
书中对黎元洪，颇多溢美之词。以我辈这等小肚鸡肠度之，大约也是“拿人家手软，吃人家嘴软”吧。不过话说回来，黎元洪虽然素有“黎菩萨”的雅称，做事缺乏果敢，但考其生平，应该说大节还是无亏的：武昌首义，举国憬从；洪宪封王，数次严拒；张勋复辟，通电反对。这些，在那个风云变幻、泥沙俱下的时代，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知人论世，殊为不易，后世读史者，不可不察。
辛博森虽然号称中国通，但毕竟是洋鬼子，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到底隔膜得很。书中许多言之凿凿的预言，在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看来，实在是太过乐观了。按照唐德刚教授的估计，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从1840年算起，大约需要200年，方能走出“历史三峡”，才能“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参见《晚清七十年》）在本书所记述的那个时代，这段“历史三峡”，行程尚未及半，其后又有多少崎岖坎坷，多少艰难挫折。风高浪恶，一波数回，沉舟侧畔，关山万里。读史者披卷至此，能不扼腕唏嘘，抚案长叹。
秦传安
2005年7月30日北京花家地
本书作者署名帕特南·威尔，其实是辛博森的笔名。在中国近代史上，辛博森算得上是一位大名鼎鼎“洋鬼子”了。他1877年出生于中国宁波，父亲是宁波中国海关税务司辛盛之。辛博森早年在瑞士留学，除母语英语外，能流利运用法语、德语和汉语。回中国后进入进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在赫德爵士手下任总司录司事，庚子拳乱期间亦曾被困使馆。1902年，辛博森辞去海关职位，投身新闻业，先后任一些英国报纸驻北京的通讯员，辛亥革命后，任伦敦《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驻北京记者。1916年被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顾问，1922-1925年兼任张作霖的顾问。期间，他还创办了当时北京最大的英文报纸《东方时报》（The Far Eastern Times）。1930年，协助阎锡山接收海关，引起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9月阎锡山反蒋失败，遂将海关交出，11月遇刺身亡。辛普森是著名的中国通，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毕生关注远东问题。他以“帕特南·威尔”为笔名，出版过不少讨论远东问题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远东的新调整》、《满人与俄国人》、《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中日两国真相》等书。
本书最早于1918年在伦敦出版，当时在西方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此时作者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书中所记述的这段历史，也正是作者在中国政坛和报界最活跃的几年，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在当年信息尚不透明的情况下，此书几乎就是一份内幕报告。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在一个帝制的香火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古老帝国，要建立现代议会民主制度，一切还得从头学起，当国者似乎也愿意摆出一副虚心学习姿态，于是，聘请洋顾问成了一时风气。莫理循之于袁世凯，辛博森之于黎元洪，皆一时之选。辛博森充任总统府顾问期间，看来也并非只是白拿薪水的花瓶，现存《黎元洪藏函电稿》中收有《辛博森外务报告》计30件，时间从1916年9月至1917年6月，且不管这些报告对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多大影响，这样的数量至少说明，辛博森对顾问这份闲差，还是颇能勤勉尽力的。
书中对黎元洪，颇多溢美之词。以我辈这等小肚鸡肠度之，大约也是“拿人家手软，吃人家嘴软”吧。不过话说回来，黎元洪虽然素有“黎菩萨”的雅称，做事缺乏果敢，但考其生平，应该说大节还是无亏的：武昌首义，举国憬从；洪宪封王，数次严拒；张勋复辟，通电反对。这些，在那个风云变幻、泥沙俱下的时代，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知人论世，殊为不易，后世读史者，不可不察。
辛博森虽然号称中国通，但毕竟是洋鬼子，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到底隔膜得很。书中许多言之凿凿的预言，在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看来，实在是太过乐观了。按照唐德刚教授的估计，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从1840年算起，大约需要200年，方能走出“历史三峡”，才能“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参见《晚清七十年》）在本书所记述的那个时代，这段“历史三峡”，行程尚未及半，其后又有多少崎岖坎坷，多少艰难挫折。风高浪恶，一波数回，沉舟侧畔，关山万里。读史者披卷至此，能不扼腕唏嘘，抚案长叹。
秦传安
2005年7月30日北京花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