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最后的难题
对于自6年前民国肇建以来的这段历史，我们所作的这篇谨慎小心的记叙（其实也有文献的支持），想必会让那些有兴趣满世界传播“好政府主义”的人深感惊讶。就连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也会毫不困难地认识到：当既乏聪明才智亦欠宽厚仁慈的人把这个国家带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时，由于外国人在那漫长而疲倦的4年中给予袁世凯的盲目支持，由于他们对那些早被推翻的观念的随声附和，有多少人为之命丧黄泉，国家因此遭受的损失又是多么巨大。像中国在1916年不得不做的那样，回过头去，重新开始本该在1912年完成的工作，应该是一个能够克服的障碍，也是惟一必须坚持不懈地予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国家已经如此贫困穷乏，要想从混乱无序中完全恢复过来，必定所费经年。当我们补充记述1917年5-7月间所发生的事件时（这些事件很可能进一步加重了这个国家的负担），纷繁复杂的前景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幸好，外国人的姿态，最近已经向更好的方向转变。一种新的规则对袁世凯政权的取代，最初被视为一次带有悲剧色彩的政治垮台（多数外国人拒绝相信一个亚洲的共和国），与此同时，1917年2月9日所作出的勇敢决定（它在外交上明确地把中国划到了西方列强的一边），已经导致了某些事情的根本逆转。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有一种风靡一时的观点认为：中国不仅不适合共和政体，而且，她的最终解体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虽然帝国之梦因为在现代世界无可立足而早已风流云散，但在许多外国人的头脑里，帝制依然保留着中华文明的极致，消灭它，也就意味着砍掉中国巨人的头，只留下僵死的躯壳，瘫倒在地。这个浅显直白的比喻，牛头不对马嘴。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已经油尽灯枯，人们才呼唤一种新的政府理念，认为政府必须恢复民族的生命活力；不过，我们要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则完全是白费力气。人们（尤其是外交官们）不愿意去了解：这一观点包含着这场争论的核心灵魂，而且，人民授予共和国的专门权力，以及为什么必须要支持它（倘若国家不至瓦解的话）的终极理由，一直就在于它预设了这样一个假想：如果拿出勇气、果断鞭策，那么，某些与旧制度背道而驰的事情，必将在这一代人中间大功告成。
依笔者看来，主要的麻烦，是问题的简单，而并不是它的复杂。祛除笼罩皇位的非凡魔力，踢开古老政府仪式的繁文缛节，中国人生活中的简单和贫乏就会变得一目了然，比较西方生活的纷繁复杂，这种情形就尤为显著。沐浴在近代现实的强烈光线之中，那个依然活在其精美艺术中的诗歌中国，已经永远消失了，它的位置被散文中国所取代。对于那些一直以诗化语言描绘亚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桩非常糟糕的事——与“政治死亡”的意思大致相当。可事实上，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依然和从前一样，即使它们看上去获得了崭新的意义，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如今被搬到了前台，而且不再用一种华而不实的上层建筑来伪装自己。
如果撇开钱的问题不谈，并暂时假定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那么，中国依然是过去的中国，虽然已经受到了新观念的冲击。这里，依然拥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农业公社，他们像过去一样，以一种尽可能简单的方式生活着，把他们收获的盈余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总的城市人口不足1500万）。这些城市，在地方自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发展出了一种独立自主，人们公认，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新闻媒体总是传播一种喋喋不休的武断自信，以及一种吹毛求疵、喜好争讼的精神，这些，往往容易导致对权威的憎恶和反对。随着新的需求被创造出来，以及流行时尚的不断改变，商业贸易也在稳定增长，虽说经常宣布将要陷入困境。大量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尤其是那些在辛亥革命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古老的财政体系，正在沦入公开的破产，已经部分地被欧洲的观念所取代，尽管人们对这些观念只不过是一知半解，但他们并不真的反对。这个自诩其人口只比19世纪的欧洲人口少了大约5000万的国家，其拥有的军队和武装警察的规模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你可以说：中国实际上已经解除了武装，因为只有90万人手里有武器。要想揭示前景的真实色调，只需把握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世界迟迟不肯以它所给予拉丁美洲那些低劣族群的相同待遇来对待中国，再加上经常遭到日本沙文主义的恐吓，这使得中国看上去就像是一块水漫金山的陆地，虽然其国债在世界上相对来说最少，其人民又最勤劳、最本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仅仅由于对基本事实的错误评估，就足以让崩溃的观念传遍四海。
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国家如此长时间地实践英国的放任主义教条以至于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其哲学精神又是如此天经地义以至于社会栋梁们就像乞丐一样，因那些资助他们的富人而乞讨；在这样一个国家，特殊人物的影响力，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角色，只能慢慢加以克服。长期以来，中国人如此推崇被动，以至于你确实可以说：他们不会自傲到为琐碎之事而战斗的程度——这可不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局面。民众以冷漠超然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他们我行我素，只有在古老的节庆日才暂时停下手里的工作，每逢这样的节日，他们依然要像从前一样庆祝一番。埋头日常琐事的大批民众，在某些与其他民族大相径庭的特殊动力的驱使下，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聚集到一起。这在那些洞悉外部危险的西方人看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相信：中国不但走投无路，而且四顾茫茫——被罩在一张由政治协议和承诺义务所编织的大网里，这些，持续摧毁着她的积极力量，使她变得衰弱无力。看她处变不惊，行动迟缓，看她耕田种地，婚丧嫁娶，买入卖出，嬉笑怒骂，谋反叛乱，搞一些小小的阴谋诡计，仿佛数百年的时光流逝，她依然心甘情愿地当牛做马，到最后，成了一场真正恶梦的旁观者。人们对这种如此令人惊惶以至无法清晰定义的现象感到大惑不解，最后，他们声称：一个一文不名的财政，就是一种一钱不值的统治，单单从金钱的观点看，新中国政权就应该受到审判，他们的观点最终将被当作权威意见接受。无可否认，这种局面是危险的，尽快寻求疗救之道势在必行；因为，一笔因管理不善而处于破产边缘的财产，它的继承者和受让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不会受到破产清算。
疗救之道何在？必定在于对大拙大愚的直接发难，在于认识到：在欧洲和日本的压力下，中国人的生活基础正土崩瓦解，必须尽早重建民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必须小心而彻底地修订1860年以来所签订的每一份条约。仅此足矣。
这种老生常谈毫无新意可言，卑之无甚高论，许多年来每个人的头脑里浮现的正是这种想法。早在1902年，当中英两国协商那份并未生效的《马凯条约》的时候，商议条款中，不但准备彻底改革关税——作为对废除“厘金”（或称“省际贸易税”）的回报，进口税将增加2.5倍，而且还规定：等到中国建立了有效的现代司法制度的时候，将废除治外法权。还有诸如以发行长期债券的方式将中国所有赔款和借款转化为单一合并债务、收回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钞票的权利之类的事情，虽然也同样重要，但并没有触及。同样的原则，因为有利于重新确立中国的自主权，因而毋庸置疑地也适用于这些实例，如果中国谈判代表足够聪明，就该极力主张这些问题同样重要。因为中国的大敌，主要是债务和债务的处理。
三笔外债，三组约束条款，对应着中国历史上三个生死攸关的时期，到如今，就像压在中国巨人肩上的三副重担。第一笔，产生于甲午战争的纠葛；第二笔，起因庚子拳乱的清算；第三笔，则是辛亥革命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已经详尽无遗地讨论过拳乱的清算和革命时期的财政，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详细讨论一下第一笔债务。
在第一个时期，一直被日本粗暴对待的中国，只能满足于通过那种已成满清统治惯例的外交手段来安慰自己。对于任何一个在危难中帮自己一把的人，都感心存激。对俄罗斯的介入，她打心眼里欢迎，在物质损失已经如此惊人的时候，这种介入，让她收回了辽东半岛，为她保全了最后一点力量。今天的人们容易忘记，那次让中国能够清偿对日战争债务的财政调节，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交易，而俄罗斯，正是这次交易中的决定性因素。1895年，沙俄政府出于利己主义动机而出面干涉，历史上，正是相同的动机，激励了每一个处在危急时期的国家。日本所赢得的迅速胜利，使得黑龙江流域以南那块被黄海环绕的辽阔版图的所有问题重新浮出水面。俄国的政治家猛然意识到，在19世纪中叶以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为杰出代表的对外政策（向“暖水海洋”扩张），正面临钉上十字架的危险，多年的苦心经营也将毁于一旦。在俄国方面，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不能说她纯粹是在剥夺一个勇敢民族的胜利果实，并因此向她发出直接的挑战，她邀请了几个与中国签有条约的主要强国，与自己联合行动，重新调整被她描述为危及力量平衡的那些事情。对这样的邀请，法国和德国作出了积极响应，英国则提出了异议。法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加入了一个确保欧洲边境安全的国家联盟；德国则是因为她担心俄国将会陷身亚洲事务而将近东问题丢到一边。就英国方面而言，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她总是非常谨慎地拒绝与一项疑窦丛生的勾当牵扯到一起。
正是在彼得堡，这笔帐被结算清楚了。以灾难性的《朴次茅斯协议》作结的这一离奇篇章，为俄罗斯开辟一条绝妙的通道。在沙皇举行加冕典礼的时候，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李鸿章的出席，为彻底讨论全部远东问题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中国需要的是钱，而俄国需要的，则是接受那些最终证明让中国损失惨重的计划。根据《马关条约》第4款，中国已经同意分8期向日本支付总计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第一期5000万两半年之内付清，第二期5000万两在接下来的12个月之内付清，剩下的1亿两，则在7年之内平均分6期支付，另外增加5000万两，以换取辽东半岛的归还。
因此，中国眼下就急需8000万两白银。俄罗斯承诺，以难以置信的低利息（4厘）借给中国1600万英镑。作为对这笔贷款的回报，1895年7月6日两国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中俄声明”，其中最要命的第四条声称：“因此借款事，中国声明，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税收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种权力，亦准俄国均沾。”
这一条款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在中国引发了一场争夺，过去22年的历史，就像在其基础上堆起的一座金字塔。如今，既然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了，俄罗斯就必定急于证明自己要把过去的政策颠倒过来，这种政策曾经把日本带到了她的西伯利亚边境，并把一种兄弟式的民主政治钉入了那块土地。
而中国，非但没有像许多人断言的那样濒临破产，反而成了世界上债务最轻的国家之一，这多亏了本次大战所确立的新的债务标准。中国的全部国债（铁路债除外），总计也不超过1.5亿英镑，按人口平均，每人7英镑，这的确不算太糟。适当关注过这个问题的研究者，都不会否认：远东和平的真正关键，主要在于恰当处理这种金融权益的关系，而不是通过建立外国列强之间的任何力量均衡。确保国家偿还的方法是现成的：西方国家应该把中国国会当作一种改革手段而加以利用，并只限于这一种方法。货币、税收、铁路以及所有其他令人头疼的问题，只有利用这一工具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旦中国人认识到，议会政治不仅仅是一场实验，而且是使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最后的机会，他们就会重整旗鼓，并证明：过去这么些年的许多麻烦和混乱，应该归咎于西方知识精英对中国国内问题的误解，他们总是煽动中国人互相暗算，保持不团结。我们之所以坚持认为：用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乃是因为我们非常准确地知道日本人对这一问题是怎么想的。
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日本人在远东各地的行动，乃是建立在对事实的彻底而恰当的评价之上的，这个事实是：中国的霸权还远没有成功，要让外国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这张大网黯然失色并最终移开这张大网，则要困难得多、棘手得多，自从开埠通商以来，这张大网已经缠住这个国家75年。早年在广州的工厂里播下的种子，生长出了这些外国在华利益，其源头就在于英国政府贸易垄断法案的结果，直到19世纪最后30年，英国还在通过东印度公司享受这一权利。在1842年《南京条约》正式赢得在5个开放口岸的通商权并因此建立了中英两国最初的协商基础之前，这些利益一直没有留下一个恰当的定义，以一种半辛半意的方式缓慢扩张，直到1860年，当时，为了结束贸易摩擦，治外法权的原则被大胆地从“土耳其投降条约”中借用了过来，并使之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对华关系的一块基石。这些条约（其中总是反复出现“最惠国”字样，并暗示所有类似列强都享有同等待遇），成了远东“国际公法”的组成部分，正如西方国家之间的条约组成了欧洲“国际公法”一样。任何试图取消、削弱或限制其范围与功能的努力，都将被普遍视为对所有“缔约方”的攻击。通过一种彻头彻尾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推理，那些负责制订日本最新政策的人，认为他们的计划，本质上就是要维持治外法权的原则（这是一根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链条），维持中国在关税和经济上的受支配地位，因为这些事情，就像他们在许多领域必须加强约束和限制一样，可以让日本人自由自在地置身于这些约束和限制之外，而外国人的利益就会被孤立，并受制于其霸权所装配的“更高级的机器”。他们希望，中国人自己将会逐渐被连哄带骗地默许这一离奇非凡的局面，因为中国人毫无组织并分裂成了彼此互不信任的团体，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操纵他们，使他们对日本的前进拿不出有效的抵抗，最后可以诱使他们把这当作不可避免的事而予以接受。
如果读者能够细心地记住这些重大事实，那么你就会逐渐得出一个新的见解，中国问题的紧迫性也就会得以显露。日本人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异想天开，那样牵强附会，相反，它显示出日本人拟订得非常聪明，整个条约在中国的位置被研究得非常透彻，那片辽阔领土上每一块老牌扩张列强尚未染指的漏网之鱼，都被他们做上了预备入侵的标记。说到西方国家，尽管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也提出过过高的要求，但他们主要还是局限于想得到沿海和交通特权，这些特权更多的是出于名副其实的贸易目的，而不是要摧毁中国的自主权，他们如今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日本人显得对此了如指掌，他们不仅收紧了对满洲和山东的控制，而且还直奔问题的根本，利用每一次可能的场合，公开声称：他们只对远东的和平与安全负责——完全不顾他们1915年的计划已经暴露并且部分落空的事实。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日本外务省背后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军国主义者；而对于军方来说，反复对中国发起进攻直至稳胜或稳败为止，是一桩为了维护面子而不得不做的事。
至此，考虑到前面章节中已经长篇大论地陈述过的这些事实，人们必然会认识到，发生在远东的这场竞争，也像巴尔干问题一样，是一件扎根于地理和民族的事情，不可能用折衷妥协的办法推到一旁或者彻底解决。中华文明的全部未来，与所涉及的问题密不可分，问题如果不是变得更容易处理，就必定日复一日地变得更加困难。日本人真正的目的，就是终止欧美国家依然在远东行使的那种不便明言的托管权，欧战的进程，必定直接影响着最后的结果。如果这一结果合乎民主国家的预期，中国就可以合理地要求分享这个结果所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世界没有赢得足以永久确保条约神圣的压倒性胜利，中国的前途恐怕就比较艰难。表面上，日本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只不过是成为东亚公认的代言人和官方代表；但实际上，她一直是在利用这一代理人的身份做掩护，而得寸进尺，去达到其他列强依照不同原则所追求的目标。日本人如此牢固地扎根于那些事不关己的地方，以至于谁也不愿意冒险将他们清理出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看到那种经过改良的18世纪策略在满洲里的复活，这种策略，曾经构成荷兰对付路易十四的政策的本质特征，也就是，为关闭和保护边境而创造出了所谓的“卫城”，方法就是：收回这些城市的普通管辖权，将外国守军派驻到那里。这也正好是从鸭绿江到东部满洲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丝毫不用怀疑，一旦时机出现，这套把戏就会扩展到其他地区。在山东，已经开始执行同样的政策，有迹象显示，他们正在打福建的主意。辛亥革命期间，静悄悄地进驻汉口的卫戍步兵，显然也是打算要赖着不走的。日本的政策一直被那些对海洋知之甚少的人所左右，他们忘记了马汉所讲授的伟大课程，使日本面临着正在逼近的危险。马汉告诫我们，对岛国之民而言，海上力量就是一切，那些使得海上力量的效力有所减损的陆地征服，只不过是错觉和陷阱。日本，却越来越远地投身满洲和蒙古那些辽阔广袤的地区，这些地方曾经是无数王朝的葬身之地，日本显得越来越不关心此次大战所得出的教训——海洋的重要性是压倒性的。日本，是亚洲交往赖以立基的那些原则的必然守护者，因为是她制定了这些原则并为之战斗，而且在这些原则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大厦。英国的海上力量（如今和美国的联合起来了，我们希望永远这样），依然保持着，并将继续保持下去，不管它今天可能在半遮半掩地做什么，远东的优势因素实际上在“远西”。让我们暂时撇下这片风景吧，因为危机迫在眉睫，因为英日同盟依然包含着一大叠协议，西方的海上力量依然矗立在那里，就像海上一片厚重的乌云，对东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充满疑虑，总有一天（让我们祈祷吧），他们会彻底下定决心，要得到坦率的答复。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多么弱小，都有权享受坚持独立自主所带来的无法估量的利益。这种权利，已经得以绝对确立，假以时日，这一理论不仅会被普遍接受，而且会被普遍应用。
如今，西方的政治家们，虽然他们在考虑亚洲问题时，其声名狼藉的做法是：把那些在欧洲奉为圭臬的政治理念丢到脑后，这要归因于在他们自己的政策中也能找到反对这些理念的积极因素；但是，最近无疑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改变，可以肯定，在东方，民族主义的主张很快就会被赋予其在西方所拥有的同样的力量和价值。
虽然许多年来，日本人都在忙于轻声细气地向所有亚洲人宣称：日本向他们伸出了兄弟之手，梦想着一个欧洲征服的年代（如今那只是个遥远记忆）；但日本人一向言行不一，并显示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比起18世纪的那些拙劣观念，并没有什么长进。因此，今天的朝鲜，被日本当作一次军事胜利所征服的行省来统治，没有残留任何自治的痕迹，也没有得到任何承诺，以表明“这样一个统治时期只不过是临时之举”。遭遇悲剧命运的不仅仅是这个只有1600万人口的国家，而且，应用于他们身上的那些原则，也被暗地里扩展到了中国人的身上。
如今，如果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欧洲的理念必将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日本还希望得到欧洲的待遇，那么，此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日本在朝鲜所遵循的政策，再加上她努力把这一政策扩展到中国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的领土上，要让国际社会接纳日本，这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考虑到她奇迹般的工业进展，没有人会拒绝在世界上给日本一个合适的位置。但这样一个位置，必须是一个符合现代观念的位置，而不是对待东方是一套对待西方又是另一套。日本人在1904年对俄战争期间喋喋不休的那句名言：“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朝鲜，是日本的心腹大患。”——眼下的冲突表明，这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即使这样，朝鲜这个“心腹大患”，离日本的海岸也有120海里之遥。这样的论据清楚地表明：如果说1905年的仓促休战是为了给永久和平让路的话，那么，只有将那些被欧洲进程证明为正确的原则用之于远东，才有可能取得进展。换句话说，正像应该给波兰以自治权一样，朝鲜也必须享受同样的权利，日本人主张东亚大陆宗主权的整个理论必须彻底抛弃。要在远东重建适当的力量均衡，在已知历史上已经存在了1500年的朝鲜民族，必须恢复与其过去大致相当的地位。因为，朝鲜一直是远东拱门的拱顶石，在任何可以导致中国崩溃的事情中，没有比毁坏这座拱门更迫在眉睫的了。
一旦朝鲜人民的合法愿望得到满足，那么，整个满蒙问题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中日间的真正和平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远东也有波兰问题，这个问题也必定会导致苦难和罪恶；避免这个问题产生的最佳时机，是它刚刚开始成为一个困扰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的时候。
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国人通过他们最近的行动，对所有企图置中国于国际法的运作之外的阴险图谋，对所有那些能够使生活更有价值的支持，做出了他们的回答。因为，随着新的外交政策的正式出台，人们可以明确地期待：尽管国内有动乱、有争斗，但在创造出与世界之间的新的关系之前，中国决不会固步自满。中国已经在其政府理论上领先于日本数十年，无论其实践如何。奇迹般的辛亥革命正在恢复这个古老民族从前的位置：他们是黄海沿岸地区观念上的领导者。在我们最后的分析中，日本人在战争期间试图付诸实现的全部美梦，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最终将风流云散。在欧洲人为了从最后的封建残余中解放出来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年代，而在远东，如果斯巴达的信徒们依然保持一种神圣不可侵犯、必须顶礼膜拜的教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本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远东政策始终是有害的，而且，对1917年由战争问题而突然激发的强烈敌意，也负有主要责任。对于1915年日本人在最后通牒的威胁下向中国敲诈勒索一事，中国人将不得不尽可能在最早的时刻就这一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全面质疑。在1914年8月4日至15日这生死攸关的11天里（也就是从英国正式对德宣战到日本关于胶州湾问题的最后通牒），英日外交的准确内容依然秘而不宣，但中国人猜测：自从本次世界大刚一开始，日本就利用英国义务繁巨、无暇他顾而越权行动。中国人希望并相信：英国决不会以现有的形式再次与日本缔结同盟（这一同盟将于1921年届满），尤其考虑到英美之间如今有可能订立协定，则更应该如此。中国人知道：尽管日本人每天都在与北京及各省的极端激进分子和军阀势力眉来眼去，但日本外交的隐秘目标是，要么让清王朝复辟，要么把某位温顺听话的篡位者推上皇位，要想在中国重演朝鲜的历史，一个傀儡皇帝是必要的。日本将很乐意竭尽全力以确保这个反动目标的实现。出于对自己“神圣使命”的忠诚，日本人不停地煽风点火，制造麻烦，希望可以留出时间让她巩固自己在亚洲大陆的地位。日本最近耍弄的把戏之一，就是在太平洋上那些遥远的角落瞎忙活，以便让西方人为了和平而最终愿意放弃黄海沿岸，无可争议地交给她掌控。
中国面临的难题，经过这样粗略的概述，就成了一场大戏。追踪这个难题的线索，真是漫无边际，从中国内陆到被太平洋环抱的每一处海岸，再从那里到遥远的西方。无论何时，只要有一段沉闷乏味的平静期，这段平静期，就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一次幕间休息，是为了一场比上节剧情更加精彩的段落所作的准备，而不能被视为长治久安，这种长治久安，只能通过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方法才能得到。因为，中国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家们必须通过协商予以调整的世界性大问题，在这样的协商中，如果他们还想永久消除那个国际火药桶里几乎是最后残存的那点火药的话，那些普遍性的原则就必须得到维护。从此以后，中国不仅被国际大家庭一视同仁地接纳，而且将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表，被视为和平的文明社会赖以立基的全部法律的捐助者，而受到欢迎。这样一个中国，将直接有利于调整所有亚洲问题，防止那些邪恶现象的再次出现，这些邪恶现象，是进步和幸福的大敌。
梦想这样一个圆满的结局是不是太过分了呢？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复兴、走向共和是可以指望的。倘若他们倾心相助，倘若他们始终如一，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黄海岸边这个民主国家，必将恢复她在两千年前所占有的骄傲位置，当年，凯撒的女儿们身上所穿的，正是这个国家所出产的精美丝绸。
幸好，外国人的姿态，最近已经向更好的方向转变。一种新的规则对袁世凯政权的取代，最初被视为一次带有悲剧色彩的政治垮台（多数外国人拒绝相信一个亚洲的共和国），与此同时，1917年2月9日所作出的勇敢决定（它在外交上明确地把中国划到了西方列强的一边），已经导致了某些事情的根本逆转。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有一种风靡一时的观点认为：中国不仅不适合共和政体，而且，她的最终解体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虽然帝国之梦因为在现代世界无可立足而早已风流云散，但在许多外国人的头脑里，帝制依然保留着中华文明的极致，消灭它，也就意味着砍掉中国巨人的头，只留下僵死的躯壳，瘫倒在地。这个浅显直白的比喻，牛头不对马嘴。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已经油尽灯枯，人们才呼唤一种新的政府理念，认为政府必须恢复民族的生命活力；不过，我们要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则完全是白费力气。人们（尤其是外交官们）不愿意去了解：这一观点包含着这场争论的核心灵魂，而且，人民授予共和国的专门权力，以及为什么必须要支持它（倘若国家不至瓦解的话）的终极理由，一直就在于它预设了这样一个假想：如果拿出勇气、果断鞭策，那么，某些与旧制度背道而驰的事情，必将在这一代人中间大功告成。
依笔者看来，主要的麻烦，是问题的简单，而并不是它的复杂。祛除笼罩皇位的非凡魔力，踢开古老政府仪式的繁文缛节，中国人生活中的简单和贫乏就会变得一目了然，比较西方生活的纷繁复杂，这种情形就尤为显著。沐浴在近代现实的强烈光线之中，那个依然活在其精美艺术中的诗歌中国，已经永远消失了，它的位置被散文中国所取代。对于那些一直以诗化语言描绘亚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桩非常糟糕的事——与“政治死亡”的意思大致相当。可事实上，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依然和从前一样，即使它们看上去获得了崭新的意义，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如今被搬到了前台，而且不再用一种华而不实的上层建筑来伪装自己。
如果撇开钱的问题不谈，并暂时假定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那么，中国依然是过去的中国，虽然已经受到了新观念的冲击。这里，依然拥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农业公社，他们像过去一样，以一种尽可能简单的方式生活着，把他们收获的盈余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总的城市人口不足1500万）。这些城市，在地方自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发展出了一种独立自主，人们公认，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新闻媒体总是传播一种喋喋不休的武断自信，以及一种吹毛求疵、喜好争讼的精神，这些，往往容易导致对权威的憎恶和反对。随着新的需求被创造出来，以及流行时尚的不断改变，商业贸易也在稳定增长，虽说经常宣布将要陷入困境。大量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尤其是那些在辛亥革命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古老的财政体系，正在沦入公开的破产，已经部分地被欧洲的观念所取代，尽管人们对这些观念只不过是一知半解，但他们并不真的反对。这个自诩其人口只比19世纪的欧洲人口少了大约5000万的国家，其拥有的军队和武装警察的规模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你可以说：中国实际上已经解除了武装，因为只有90万人手里有武器。要想揭示前景的真实色调，只需把握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世界迟迟不肯以它所给予拉丁美洲那些低劣族群的相同待遇来对待中国，再加上经常遭到日本沙文主义的恐吓，这使得中国看上去就像是一块水漫金山的陆地，虽然其国债在世界上相对来说最少，其人民又最勤劳、最本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仅仅由于对基本事实的错误评估，就足以让崩溃的观念传遍四海。
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国家如此长时间地实践英国的放任主义教条以至于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其哲学精神又是如此天经地义以至于社会栋梁们就像乞丐一样，因那些资助他们的富人而乞讨；在这样一个国家，特殊人物的影响力，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角色，只能慢慢加以克服。长期以来，中国人如此推崇被动，以至于你确实可以说：他们不会自傲到为琐碎之事而战斗的程度——这可不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局面。民众以冷漠超然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他们我行我素，只有在古老的节庆日才暂时停下手里的工作，每逢这样的节日，他们依然要像从前一样庆祝一番。埋头日常琐事的大批民众，在某些与其他民族大相径庭的特殊动力的驱使下，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聚集到一起。这在那些洞悉外部危险的西方人看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相信：中国不但走投无路，而且四顾茫茫——被罩在一张由政治协议和承诺义务所编织的大网里，这些，持续摧毁着她的积极力量，使她变得衰弱无力。看她处变不惊，行动迟缓，看她耕田种地，婚丧嫁娶，买入卖出，嬉笑怒骂，谋反叛乱，搞一些小小的阴谋诡计，仿佛数百年的时光流逝，她依然心甘情愿地当牛做马，到最后，成了一场真正恶梦的旁观者。人们对这种如此令人惊惶以至无法清晰定义的现象感到大惑不解，最后，他们声称：一个一文不名的财政，就是一种一钱不值的统治，单单从金钱的观点看，新中国政权就应该受到审判，他们的观点最终将被当作权威意见接受。无可否认，这种局面是危险的，尽快寻求疗救之道势在必行；因为，一笔因管理不善而处于破产边缘的财产，它的继承者和受让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不会受到破产清算。
疗救之道何在？必定在于对大拙大愚的直接发难，在于认识到：在欧洲和日本的压力下，中国人的生活基础正土崩瓦解，必须尽早重建民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必须小心而彻底地修订1860年以来所签订的每一份条约。仅此足矣。
这种老生常谈毫无新意可言，卑之无甚高论，许多年来每个人的头脑里浮现的正是这种想法。早在1902年，当中英两国协商那份并未生效的《马凯条约》的时候，商议条款中，不但准备彻底改革关税——作为对废除“厘金”（或称“省际贸易税”）的回报，进口税将增加2.5倍，而且还规定：等到中国建立了有效的现代司法制度的时候，将废除治外法权。还有诸如以发行长期债券的方式将中国所有赔款和借款转化为单一合并债务、收回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钞票的权利之类的事情，虽然也同样重要，但并没有触及。同样的原则，因为有利于重新确立中国的自主权，因而毋庸置疑地也适用于这些实例，如果中国谈判代表足够聪明，就该极力主张这些问题同样重要。因为中国的大敌，主要是债务和债务的处理。
三笔外债，三组约束条款，对应着中国历史上三个生死攸关的时期，到如今，就像压在中国巨人肩上的三副重担。第一笔，产生于甲午战争的纠葛；第二笔，起因庚子拳乱的清算；第三笔，则是辛亥革命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已经详尽无遗地讨论过拳乱的清算和革命时期的财政，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详细讨论一下第一笔债务。
在第一个时期，一直被日本粗暴对待的中国，只能满足于通过那种已成满清统治惯例的外交手段来安慰自己。对于任何一个在危难中帮自己一把的人，都感心存激。对俄罗斯的介入，她打心眼里欢迎，在物质损失已经如此惊人的时候，这种介入，让她收回了辽东半岛，为她保全了最后一点力量。今天的人们容易忘记，那次让中国能够清偿对日战争债务的财政调节，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交易，而俄罗斯，正是这次交易中的决定性因素。1895年，沙俄政府出于利己主义动机而出面干涉，历史上，正是相同的动机，激励了每一个处在危急时期的国家。日本所赢得的迅速胜利，使得黑龙江流域以南那块被黄海环绕的辽阔版图的所有问题重新浮出水面。俄国的政治家猛然意识到，在19世纪中叶以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为杰出代表的对外政策（向“暖水海洋”扩张），正面临钉上十字架的危险，多年的苦心经营也将毁于一旦。在俄国方面，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不能说她纯粹是在剥夺一个勇敢民族的胜利果实，并因此向她发出直接的挑战，她邀请了几个与中国签有条约的主要强国，与自己联合行动，重新调整被她描述为危及力量平衡的那些事情。对这样的邀请，法国和德国作出了积极响应，英国则提出了异议。法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加入了一个确保欧洲边境安全的国家联盟；德国则是因为她担心俄国将会陷身亚洲事务而将近东问题丢到一边。就英国方面而言，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她总是非常谨慎地拒绝与一项疑窦丛生的勾当牵扯到一起。
正是在彼得堡，这笔帐被结算清楚了。以灾难性的《朴次茅斯协议》作结的这一离奇篇章，为俄罗斯开辟一条绝妙的通道。在沙皇举行加冕典礼的时候，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李鸿章的出席，为彻底讨论全部远东问题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中国需要的是钱，而俄国需要的，则是接受那些最终证明让中国损失惨重的计划。根据《马关条约》第4款，中国已经同意分8期向日本支付总计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第一期5000万两半年之内付清，第二期5000万两在接下来的12个月之内付清，剩下的1亿两，则在7年之内平均分6期支付，另外增加5000万两，以换取辽东半岛的归还。
因此，中国眼下就急需8000万两白银。俄罗斯承诺，以难以置信的低利息（4厘）借给中国1600万英镑。作为对这笔贷款的回报，1895年7月6日两国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中俄声明”，其中最要命的第四条声称：“因此借款事，中国声明，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税收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种权力，亦准俄国均沾。”
这一条款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在中国引发了一场争夺，过去22年的历史，就像在其基础上堆起的一座金字塔。如今，既然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了，俄罗斯就必定急于证明自己要把过去的政策颠倒过来，这种政策曾经把日本带到了她的西伯利亚边境，并把一种兄弟式的民主政治钉入了那块土地。
而中国，非但没有像许多人断言的那样濒临破产，反而成了世界上债务最轻的国家之一，这多亏了本次大战所确立的新的债务标准。中国的全部国债（铁路债除外），总计也不超过1.5亿英镑，按人口平均，每人7英镑，这的确不算太糟。适当关注过这个问题的研究者，都不会否认：远东和平的真正关键，主要在于恰当处理这种金融权益的关系，而不是通过建立外国列强之间的任何力量均衡。确保国家偿还的方法是现成的：西方国家应该把中国国会当作一种改革手段而加以利用，并只限于这一种方法。货币、税收、铁路以及所有其他令人头疼的问题，只有利用这一工具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旦中国人认识到，议会政治不仅仅是一场实验，而且是使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最后的机会，他们就会重整旗鼓，并证明：过去这么些年的许多麻烦和混乱，应该归咎于西方知识精英对中国国内问题的误解，他们总是煽动中国人互相暗算，保持不团结。我们之所以坚持认为：用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乃是因为我们非常准确地知道日本人对这一问题是怎么想的。
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日本人在远东各地的行动，乃是建立在对事实的彻底而恰当的评价之上的，这个事实是：中国的霸权还远没有成功，要让外国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这张大网黯然失色并最终移开这张大网，则要困难得多、棘手得多，自从开埠通商以来，这张大网已经缠住这个国家75年。早年在广州的工厂里播下的种子，生长出了这些外国在华利益，其源头就在于英国政府贸易垄断法案的结果，直到19世纪最后30年，英国还在通过东印度公司享受这一权利。在1842年《南京条约》正式赢得在5个开放口岸的通商权并因此建立了中英两国最初的协商基础之前，这些利益一直没有留下一个恰当的定义，以一种半辛半意的方式缓慢扩张，直到1860年，当时，为了结束贸易摩擦，治外法权的原则被大胆地从“土耳其投降条约”中借用了过来，并使之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对华关系的一块基石。这些条约（其中总是反复出现“最惠国”字样，并暗示所有类似列强都享有同等待遇），成了远东“国际公法”的组成部分，正如西方国家之间的条约组成了欧洲“国际公法”一样。任何试图取消、削弱或限制其范围与功能的努力，都将被普遍视为对所有“缔约方”的攻击。通过一种彻头彻尾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推理，那些负责制订日本最新政策的人，认为他们的计划，本质上就是要维持治外法权的原则（这是一根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链条），维持中国在关税和经济上的受支配地位，因为这些事情，就像他们在许多领域必须加强约束和限制一样，可以让日本人自由自在地置身于这些约束和限制之外，而外国人的利益就会被孤立，并受制于其霸权所装配的“更高级的机器”。他们希望，中国人自己将会逐渐被连哄带骗地默许这一离奇非凡的局面，因为中国人毫无组织并分裂成了彼此互不信任的团体，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操纵他们，使他们对日本的前进拿不出有效的抵抗，最后可以诱使他们把这当作不可避免的事而予以接受。
如果读者能够细心地记住这些重大事实，那么你就会逐渐得出一个新的见解，中国问题的紧迫性也就会得以显露。日本人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异想天开，那样牵强附会，相反，它显示出日本人拟订得非常聪明，整个条约在中国的位置被研究得非常透彻，那片辽阔领土上每一块老牌扩张列强尚未染指的漏网之鱼，都被他们做上了预备入侵的标记。说到西方国家，尽管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也提出过过高的要求，但他们主要还是局限于想得到沿海和交通特权，这些特权更多的是出于名副其实的贸易目的，而不是要摧毁中国的自主权，他们如今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日本人显得对此了如指掌，他们不仅收紧了对满洲和山东的控制，而且还直奔问题的根本，利用每一次可能的场合，公开声称：他们只对远东的和平与安全负责——完全不顾他们1915年的计划已经暴露并且部分落空的事实。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日本外务省背后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军国主义者；而对于军方来说，反复对中国发起进攻直至稳胜或稳败为止，是一桩为了维护面子而不得不做的事。
至此，考虑到前面章节中已经长篇大论地陈述过的这些事实，人们必然会认识到，发生在远东的这场竞争，也像巴尔干问题一样，是一件扎根于地理和民族的事情，不可能用折衷妥协的办法推到一旁或者彻底解决。中华文明的全部未来，与所涉及的问题密不可分，问题如果不是变得更容易处理，就必定日复一日地变得更加困难。日本人真正的目的，就是终止欧美国家依然在远东行使的那种不便明言的托管权，欧战的进程，必定直接影响着最后的结果。如果这一结果合乎民主国家的预期，中国就可以合理地要求分享这个结果所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世界没有赢得足以永久确保条约神圣的压倒性胜利，中国的前途恐怕就比较艰难。表面上，日本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只不过是成为东亚公认的代言人和官方代表；但实际上，她一直是在利用这一代理人的身份做掩护，而得寸进尺，去达到其他列强依照不同原则所追求的目标。日本人如此牢固地扎根于那些事不关己的地方，以至于谁也不愿意冒险将他们清理出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看到那种经过改良的18世纪策略在满洲里的复活，这种策略，曾经构成荷兰对付路易十四的政策的本质特征，也就是，为关闭和保护边境而创造出了所谓的“卫城”，方法就是：收回这些城市的普通管辖权，将外国守军派驻到那里。这也正好是从鸭绿江到东部满洲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丝毫不用怀疑，一旦时机出现，这套把戏就会扩展到其他地区。在山东，已经开始执行同样的政策，有迹象显示，他们正在打福建的主意。辛亥革命期间，静悄悄地进驻汉口的卫戍步兵，显然也是打算要赖着不走的。日本的政策一直被那些对海洋知之甚少的人所左右，他们忘记了马汉所讲授的伟大课程，使日本面临着正在逼近的危险。马汉告诫我们，对岛国之民而言，海上力量就是一切，那些使得海上力量的效力有所减损的陆地征服，只不过是错觉和陷阱。日本，却越来越远地投身满洲和蒙古那些辽阔广袤的地区，这些地方曾经是无数王朝的葬身之地，日本显得越来越不关心此次大战所得出的教训——海洋的重要性是压倒性的。日本，是亚洲交往赖以立基的那些原则的必然守护者，因为是她制定了这些原则并为之战斗，而且在这些原则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大厦。英国的海上力量（如今和美国的联合起来了，我们希望永远这样），依然保持着，并将继续保持下去，不管它今天可能在半遮半掩地做什么，远东的优势因素实际上在“远西”。让我们暂时撇下这片风景吧，因为危机迫在眉睫，因为英日同盟依然包含着一大叠协议，西方的海上力量依然矗立在那里，就像海上一片厚重的乌云，对东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充满疑虑，总有一天（让我们祈祷吧），他们会彻底下定决心，要得到坦率的答复。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多么弱小，都有权享受坚持独立自主所带来的无法估量的利益。这种权利，已经得以绝对确立，假以时日，这一理论不仅会被普遍接受，而且会被普遍应用。
如今，西方的政治家们，虽然他们在考虑亚洲问题时，其声名狼藉的做法是：把那些在欧洲奉为圭臬的政治理念丢到脑后，这要归因于在他们自己的政策中也能找到反对这些理念的积极因素；但是，最近无疑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改变，可以肯定，在东方，民族主义的主张很快就会被赋予其在西方所拥有的同样的力量和价值。
虽然许多年来，日本人都在忙于轻声细气地向所有亚洲人宣称：日本向他们伸出了兄弟之手，梦想着一个欧洲征服的年代（如今那只是个遥远记忆）；但日本人一向言行不一，并显示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比起18世纪的那些拙劣观念，并没有什么长进。因此，今天的朝鲜，被日本当作一次军事胜利所征服的行省来统治，没有残留任何自治的痕迹，也没有得到任何承诺，以表明“这样一个统治时期只不过是临时之举”。遭遇悲剧命运的不仅仅是这个只有1600万人口的国家，而且，应用于他们身上的那些原则，也被暗地里扩展到了中国人的身上。
如今，如果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欧洲的理念必将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日本还希望得到欧洲的待遇，那么，此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日本在朝鲜所遵循的政策，再加上她努力把这一政策扩展到中国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的领土上，要让国际社会接纳日本，这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考虑到她奇迹般的工业进展，没有人会拒绝在世界上给日本一个合适的位置。但这样一个位置，必须是一个符合现代观念的位置，而不是对待东方是一套对待西方又是另一套。日本人在1904年对俄战争期间喋喋不休的那句名言：“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朝鲜，是日本的心腹大患。”——眼下的冲突表明，这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即使这样，朝鲜这个“心腹大患”，离日本的海岸也有120海里之遥。这样的论据清楚地表明：如果说1905年的仓促休战是为了给永久和平让路的话，那么，只有将那些被欧洲进程证明为正确的原则用之于远东，才有可能取得进展。换句话说，正像应该给波兰以自治权一样，朝鲜也必须享受同样的权利，日本人主张东亚大陆宗主权的整个理论必须彻底抛弃。要在远东重建适当的力量均衡，在已知历史上已经存在了1500年的朝鲜民族，必须恢复与其过去大致相当的地位。因为，朝鲜一直是远东拱门的拱顶石，在任何可以导致中国崩溃的事情中，没有比毁坏这座拱门更迫在眉睫的了。
一旦朝鲜人民的合法愿望得到满足，那么，整个满蒙问题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中日间的真正和平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远东也有波兰问题，这个问题也必定会导致苦难和罪恶；避免这个问题产生的最佳时机，是它刚刚开始成为一个困扰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的时候。
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国人通过他们最近的行动，对所有企图置中国于国际法的运作之外的阴险图谋，对所有那些能够使生活更有价值的支持，做出了他们的回答。因为，随着新的外交政策的正式出台，人们可以明确地期待：尽管国内有动乱、有争斗，但在创造出与世界之间的新的关系之前，中国决不会固步自满。中国已经在其政府理论上领先于日本数十年，无论其实践如何。奇迹般的辛亥革命正在恢复这个古老民族从前的位置：他们是黄海沿岸地区观念上的领导者。在我们最后的分析中，日本人在战争期间试图付诸实现的全部美梦，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最终将风流云散。在欧洲人为了从最后的封建残余中解放出来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年代，而在远东，如果斯巴达的信徒们依然保持一种神圣不可侵犯、必须顶礼膜拜的教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本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远东政策始终是有害的，而且，对1917年由战争问题而突然激发的强烈敌意，也负有主要责任。对于1915年日本人在最后通牒的威胁下向中国敲诈勒索一事，中国人将不得不尽可能在最早的时刻就这一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全面质疑。在1914年8月4日至15日这生死攸关的11天里（也就是从英国正式对德宣战到日本关于胶州湾问题的最后通牒），英日外交的准确内容依然秘而不宣，但中国人猜测：自从本次世界大刚一开始，日本就利用英国义务繁巨、无暇他顾而越权行动。中国人希望并相信：英国决不会以现有的形式再次与日本缔结同盟（这一同盟将于1921年届满），尤其考虑到英美之间如今有可能订立协定，则更应该如此。中国人知道：尽管日本人每天都在与北京及各省的极端激进分子和军阀势力眉来眼去，但日本外交的隐秘目标是，要么让清王朝复辟，要么把某位温顺听话的篡位者推上皇位，要想在中国重演朝鲜的历史，一个傀儡皇帝是必要的。日本将很乐意竭尽全力以确保这个反动目标的实现。出于对自己“神圣使命”的忠诚，日本人不停地煽风点火，制造麻烦，希望可以留出时间让她巩固自己在亚洲大陆的地位。日本最近耍弄的把戏之一，就是在太平洋上那些遥远的角落瞎忙活，以便让西方人为了和平而最终愿意放弃黄海沿岸，无可争议地交给她掌控。
中国面临的难题，经过这样粗略的概述，就成了一场大戏。追踪这个难题的线索，真是漫无边际，从中国内陆到被太平洋环抱的每一处海岸，再从那里到遥远的西方。无论何时，只要有一段沉闷乏味的平静期，这段平静期，就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一次幕间休息，是为了一场比上节剧情更加精彩的段落所作的准备，而不能被视为长治久安，这种长治久安，只能通过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方法才能得到。因为，中国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家们必须通过协商予以调整的世界性大问题，在这样的协商中，如果他们还想永久消除那个国际火药桶里几乎是最后残存的那点火药的话，那些普遍性的原则就必须得到维护。从此以后，中国不仅被国际大家庭一视同仁地接纳，而且将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表，被视为和平的文明社会赖以立基的全部法律的捐助者，而受到欢迎。这样一个中国，将直接有利于调整所有亚洲问题，防止那些邪恶现象的再次出现，这些邪恶现象，是进步和幸福的大敌。
梦想这样一个圆满的结局是不是太过分了呢？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复兴、走向共和是可以指望的。倘若他们倾心相助，倘若他们始终如一，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黄海岸边这个民主国家，必将恢复她在两千年前所占有的骄傲位置，当年，凯撒的女儿们身上所穿的，正是这个国家所出产的精美丝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