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中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感受如何，中国政府与交战双方之间的确切关系怎样，这样的问题完全不为人知。如果你领会了上面关于这个阵痛中的共和国的详细报道的意义，想必就不会对这一论述感到惊讶。因为，在世界政治中，除了一个无足轻重而又吃力不讨好的龙套之外，中国实在没有条件去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当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依然处于国内动乱的剧痛当中，国库里一贫如洗。面对史无前例的国际局势，袁世凯虽然已经为确保收复胶州湾而开始与德国进行谈判，但1914年8月15日日本对德国的最后通牒，却使得他那些试探性的建议瞬间化为泡影。的确，当德日战争超出了以巡洋舰为后盾租借中国领土的问题之外时，袁世凯对形势的急剧发展没有丝毫的准备；尽管他也曾考虑了在攻打德国要塞的时候派遣中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可行性，但这个计划从就就没有考虑成熟，而他后来那些异想天开的创新之举（特别是在山东开辟所谓的“交战区”），没有任何国际价值，除了日本，也不会吸引任何人的关注。
然而，中国人不会一直昧于大势。随着青岛的陷落，以及后来与日本关系的复杂化（这使得局势更加波谲云诡），某些思路也在不知不觉地发展。中国的权势阶层应该很希望，德国能够通过某些手段重建它在欧洲的声威，并因此有条件去惩罚日本——这个20年来除了不幸之外没有带给他们任何东西的国家。这样的愿望，多半只是自然的流露，而战争初期所谓对德国的同情，也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过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德国在中国的庞大的宣传机器，再加上在俄国及其他地方所赢得的胜利，给中国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倒未必是因为他们被一个推崇军国主义的强国所表演的高超技艺所吸引，而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或迟或早，这一军事表演的结果，不仅会使日本对中国的控制有所松懈，而且会迫使列强重写他们战前的对华政策，并放弃他们把中国置于财政监督之下的种种努力。因此，由于命运之神的嘲弄，在1914-1916这三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在东亚却站到了压迫者的一边——这样一个教训，我们或许非常希望它不会逃过各国外交部的法眼。我们也一定不要忘了，现代化的中国军队，也像日本军队一样，主要接受的是德式训练，装备的是德式武器，对日耳曼精神有一种自然的偏好。既然这样一支军队在中华民国的政治事务中扮演着一个强有力的角色，那么民意的向背，也就取决于军队通过它所信任的喉舌所宣扬的那些东西。
尽管如此，对于这样一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在一场烧遍世界的大火中，当到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抢救的时候，要想让他永久保持纹丝不动，实非人力所可为也。慢慢地，必须有所作为的观念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普遍，确切地说，技术上的中立状态，除了有可能把他们带到地狱的大门口之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早在1915年11月，袁世凯及其直接追随者们实际上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利益，应该来自与《伦敦协定》各签署国结成正式的战争伙伴关系。几次从中国发货的重要军火运输，有力推动了这一思潮。一次在北京进行的、半遮半掩的讨价还价，引发了不小的激动，然而，事情仅仅停留在很普通的条款上，北京政府所提出的重大条款颇具特色，就是要求给中国一笔200万英镑的直接贷款，而中国，则以技术上的交战状态作为回报。然而，当这个建议被提交给东京的时候，日本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其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得到外国人对袁世凯作为候选皇帝的间接承认。因为这个原因，日本人给整个计划兜头浇了一瓢冷水。这样一个方案，除了让袁世凯龙袍加身之外，对日本的大陆野心也将是一个严重打击，要让日本人赞同，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一策略注定要泡汤。
1916年夏天，袁世凯的去世，使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强势阶层再一次开始行动，他们要踩碎德国偶像，要让少数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国家命运的人认识到，他们真正的利益，只能在协约国一方。他们开始出口中国的人力，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战争支援，他们很想把整个事情置于更坚实的基础之上。然而，他们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并不大，因为，复兴的德国一直努力用他们铺天盖地的宣传淹没这个国家。借助那些在英国和中国印行的作战地图，同时也借助巨细无遗的每日电讯，反复向中国人灌输每一种能够说明“德国不可战胜”的例证。在罗马尼亚被占领的那段时期，德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增强。命运之神真是古怪的很，任何一个鼓吹与协约国结成同盟的人，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不但德国人攻击他们，日本人也跟着起哄。
直到1916年12月19日，威尔逊总统送来了他的“和平建议”，局面才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份正式送交中国政府的文件，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兴趣，过去的希望被重新点燃，中国将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获得最终“和平会议”的入场券，会议将解决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利益的处置问题——中国人对这个议题之所以有强烈的兴趣，不仅仅因为曾经在日本人手里经历了粗暴的对待，而且还因为，如果中国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要求国际社会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来尊重），人们就会认识到，1905年《朴次茅斯协议》所确立的先例必须打破。那一次，日本只是与俄国就涉及满洲里的所有问题展开谈判，“和约”签订以后，才派特使到北京，以获得中国对全部条款的承认，丝毫没有讨论的余地。通过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半年），通过在最后通牒的威胁之下迫使中国承认所有山东问题，日本把《朴次茅斯协议》的程序颠倒了过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当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中国人满心希望，这一外交怪胎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山东问题真的能够重打锣鼓另开张。
在德国人的“无限制潜艇战”使得决定性的一着成为必要之前，中国已经开始表明自己的态度：在一场间接危及自身利益的世界冲突中，她不能继续被动了。美国也放下了身段，就和平的可能性直接与中国进行沟通，这一行动发出了一个直接的暗示：美国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她已决定尽可能地帮助中国。这与美国一贯的对华政策完全一致，这一政策虽然太过空想主义，因而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战舰和刺刀的支持太少了），但对弱小者毕竟是一种呵护。戏台已经搭好，就等着1917年2月9日那份不同寻常的文件出现，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本月4日，就德国针对中立国船只的所谓“无限制潜艇战”的威胁，美国正式知会中国，并邀请中国在与德国断交的事情上与美国联合行动。这期间，中国也收到了驻柏林公使的电报，转来了德国政府的照会，告知中国政府，在规定海域航行的所有商船都将面临危险。中国政府对这两份电报的最初反应，明显是目瞪口呆，在北京，人们听见了各式各样的观点。有史以来，中国政府还是头一遭应邀参与这样的行动，这意味着一种明确无疑、没有退路的外交政策拉开了大幕。4天的激烈讨论，制造了极大的不安。不过到了2月8日，黎元洪总统已经打定主意，最后的难题，仅仅是“转变”军方的观念，让他们认识到：到最后，必须采取这一将使他们与德国永远一刀两断的决定性步骤。于是，才华横溢的大学者梁启超被紧急召到了北京，众所周知，他对此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短短几个小时的讨论，就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2月9日，德国公使被请到了中国外务部，当面向他宣读了下面这篇照会，随后又电告了柏林：
为照会事。接准驻德公使电，转贵国政府本年二月二日照会，知贵国新定之封锁计划，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查贵国前此所行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新计划，危及我人民生命财产必更剧烈。且此项计划，违背现行之国际公法，而妨害中立国与中立国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正当商务。若隐忍任其施行，不啻使无理之主张，列入国际公法。因此，本国政府特向贵国政府对于二月一月颁行之计划严重抗议。切盼贵国尊崇中立国权利，且重视两国友谊，勿将此项计划置诸实行，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本国甚为惋惜，迫于必不得已，势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至本国宗旨，专在注重世界和平，并尊崇神圣之国际公法，则无用赘述也。须至照会者。
与此同时，向美国驻北京公使递交了下面这篇答复，因此明确地将事情敲定了：
为照会事。接准本年二月四日，贵公使来照，知贵国政府对二月一日德国政府颁行之潜艇作战计划，对于德国决定相当之办法，本国政府亦如贵国大总统，不愿深信德国果行其计划。因此项计划，置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于危险地位，且妨害中立国与中立国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正当商务，若施行无阻，势将列入国际公法。今本国政府，赞成贵公使来文所陈之宗旨，故与贵国政府毅然附合，取一致行动，向德国政府对于封锁计划严重抗议。本国政府并拟将来为必要之随谊进行，以达维护公法之目的。特此照复，须至照会者。
当这些事实真相变得众所周知的时候，一场大骚乱也就显然不可避免。军方的反对并非无足轻重（任何违背消极中立的政策，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至于当局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来消除这种反对，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在这里多费口舌，我们只要陈述这样一个事实也就足够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已经达成的这个决议，都可以说是年轻知识分子的力量对保守官僚阶级的一次胜利，官僚阶级“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老传统，以及没有骨气的外交政策，到目前为止，已经让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种明确坚定而又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终于开始付诸实践了。通过迅速的反应，再加上美国执意邀请中国与自己联合行动，坚决反对德国的海盗行径——“无限制潜艇战”，中国毋庸置疑地为自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这个消息，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唤起了显而易见的热情，并使得人们确信：中华民国终于开始支持某些重大而真实事情。1917年2月9日之前，中国所做的事情，并没有真正维护自己的中立，因为在1914年，她非但没能保护好自己的领土，反而让它成了公共的战场，她只是在忙于保护并维持她惯有的无能。有时候，下面的说法应该是准确的（只有少数西方人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欧洲大家族中不同的成员确实很难分出彼此，在中国，很少有人分得清楚俄罗斯人和德国人，英格兰人和奥地利人，法国人和希腊人，虽然一个世纪的贸易交往确实教会了许多人：与哪一方交往有利，与哪一方交往倒霉。比如，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英国代表着海上帝国，海洋是全世界的通途，英国人的船（无论是商船还是军舰）数量最为庞大，在别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大。但是，英国与日本的联盟，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人先前对英国的信任，再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尽管被海洋所孤立和封闭，却依然因为它非凡的战争机器而维护着自己的完整，这使得无所作为似乎才是上策。可是，虽然中国人对目前这场冲突的事实真相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他们无疑也认识到了，当一个能够让他们踏进国际友谊圈子的直接机会出现的时候，不再继续置身于这个圈子之外，是绝对必要的。
正是这些事情的意外暗示，如今使得公众的头脑渐渐明亮起来，并慢慢唤起了人们的热情。自从与列强建立条约关系以来，中国外交行动的笤帚，不再仅仅是用来打扫自家门前的积雪了，它第一次扫过了北京的城墙，把国际政治包括进了其范围之内。儒家的国家观念，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创造，一种由于纠结于过去、无关乎未来因而充分自足的事物，至今依然是至高无上的。所谓的外交事务，只不过是在沿海港口或亚洲高原与那些竞争对手极不情愿的接触所带来的结果。看到中国人已经准备以西方的方式，严格而忠诚地担负起国家主权所赋予他们的职责和义务，真是一个美好的大发现。有些人猜测，在这件事情上，利益诱惑应该扮演了一个有力的角色，换句话说，在中国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应该是她认识到了：如果声明废除与德国签订的条约，那么就可以立即暂停德国的庚子赔款，那样一来，每个月就差不多有200万“鹰洋”，源源不断地流入已经空空如也的国库。在一个因为现金而被狼狈不堪地逼入困境的国家，不管听上去如何不可信，在说服北京政府的过程中，金钱因素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深远、潜在而决定性的影响，只不过就是“利己”——所有政治理由中最微妙、也最难定义的。正如英国的宣战，是因为比利时的入侵，使得所有对德国的政策立场暧昧的国家到了不得不做出决定的时候；也正如美国的断交，是因为关于海战的承诺一再被撕毁，使得她必须采取行动；中国这样做，乃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时机，通过表示自己决心支持其独立最终赖以依存的全面国际制裁，从而宣告自己的独立自主。归根到底，2月9日中国对德国政府的照会，直接而明确地回答了大战爆发以来所有阴险d的图谋：国际社会就一直企图将中国排斥在欧洲公法的运作之外。掌握中国命运的领导者们，从他们决定说话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为交战状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对交战的态度，他们又不能不忧心如焚，因为他们的国际地位许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不稳定，稍有闪失，就会头破血流。
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些吧。从一开始，中国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打算与友好列强合作，采取最终将改善其国际地位的战争手段，但同时，她并没有准备将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的主动权拱手交给外国人。例如，那种认为其资源动员只能交给特别指定的外国人处理才能更有效率的观点，就一直遭到中国人的排斥，因为他们从过去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虽然日本在此次大战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而且也确实把自己归类为“半交战国”，但东京政府却出于自私的目的，毫不犹豫地利用中国所出现的任何机会。而且，日本一直坚持认为，因为她就在现场，所以她最有能力确保中国合作的效率，藉此努力收紧对中国的控制。对于任何一个在场的观察者而言，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自从“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直到现在，许多日本人都相信，他们已经差不多完全控制了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一切争端的最高调停人，也是整个东方世界的仲裁者。在中国照会发表的几天之前，日本的报纸上就冒冒失失地发表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暴露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参与协约国的真实想法。例如下面所引的这篇（它显然有官方的授意），事后读起来颇为奇怪：
北京电，英法两国已经开始侧面诱使中国加入反德联盟。尚未获知中国政府的意图。但如果条件有利，并因此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获得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同意。如果各协约国能给中国一个可靠的保证，恐怕中国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政策，至今未能获知。不过，看来日本政府并不反对落实巴黎经济会议的决议，只要它们所涉及的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因为日本希望，德国在东方的经济财政方面的影响将被彻底清除。但如果欧洲各协约国试图诱使中国加入他们的行列，日本可能会提出反对，理由是：这将会在中国制造更大的动乱，并导致东方和平的整体失衡。
现在，笔者丝毫也不怀疑，对日本的企图和目标，这一解释是非常正确的；同时可以相信，后来，当日本外相与各协约国公使会晤之后，东京方面对中国加入协约国的鼓励，也只不过是被形势所迫而做出的一种新的政策定位而已。一直以来，日本的确希望德国在远东的影响被彻底清除——如果能够由日本自己取而代之的话；但是，如果她不能绝对而完全地取代德国的位置，她将更愿意这种影响继续保留，因为它具有抗衡欧美列强影响的性质。正如日置益先生在1915年1月18日拜访已故的袁大总统时所说，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对日本人民而言，是持续愤怒的一个源泉，对远东的永久互谅而言，是一块最大的绊脚石。
因此，如果说一个有着4亿人口的国家强烈关心自己的独立自主是一件合理合法的事情的话，那么，中国人对来自东京的任何建议都深表怀疑，也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了。许多事件已经充分证明，德国被赶出山东之后，其1898年在中国强行获取的利益，并没有归还给中国，结果只不过是日本取而代之，继承了这些利益，并从此将她在1914年最初向世界所做的承诺（将德国人从中国拿走的还给中国）丢到了九霄云外。在此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不仅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强迫中国移交德国在山东的1200万英镑，而且，现任驻华公使林权助男爵近日宣称，日本将向中国要求在青岛得到一大片殖民地或租界，从而使得所谓的归还租借地的声明（这是日本信誓旦旦地保证过的）完全成了空中楼阁。之所以采用“殖民地”的说法，乃是因为，旅顺口12年的经历表明，领土的“租借”，加之军事驻防和行政管理，实在是花费昂贵而又陈旧过时的东西，而且，借助大批的殖民地进行渗透，要比切下几片领土冠以“租界”的命名（这是分裂图谋的一种大喊大叫的广告），也更容易一些，在殖民地中，岗亭和警察构成重要的因素。
至此，虽然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正在领着我们远离我们所讨论的特定话题，但事情并非真的如此。日本行动的威胁，就像地平线上阴沉沉的雷雨云，已经明显使中国的合作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即便是诸如对德宣战这样简单的事情，也是如此。有谣言说，中国可能会向美索不达米亚派遣一支远征军。仅仅就是这样的谣言，便足以让日本人派出大量密探从四面八方进入北京，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中国人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的话，也应该仅限于向俄罗斯派兵，否则他们就会“丢掉”那里——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乃是因为那正是日本人自己当年打算做的事情，那是在1915年，盟国要求派兵欧洲的建议被他们拒绝时候。同样不该忽略的事实是，在其他国家也像在中国一样，外交事务，为国内局势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因此，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军方虽然最初不赞成任何行动，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强硬的外交政策将极大地提高他们的声望，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影响1918年重要的国会选举，这届国会将代行“国民大会”选举下届总统。因此，2月份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互相竞争的各政党，都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这样的事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为争夺席位而调兵遣将。副总统冯国璋将军，亲自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为的就是参加这场精心设计的比赛，如今许多人参加这场比赛，不过是为了从中能够捞到某些好处。
到了3月4日，比赛开始进入高潮。在一次讨论与德国断交所应遵循的程序的内阁会议上，黎元洪总统与内阁总理段祺瑞将军终于公开决裂。虽然差不多过去了整整1个月，柏林方面依然没有任何答复。提出的行动计划林林总总，但没有一项能正式决定下来。日本人竭力从东京对中国施加影响，以尽快达成明确的安排，再这样的压力之下，普遍的忧虑正在增长。对于几封打算发给日本政府的电报中所提到的问题，黎元洪总统持坚决抵制的态度（此前他对其中的内容一无所知），结果，深感不快的段祺瑞总理突然离开了会议室，很快就递交了辞呈，离开了北京——这一行动策略，其实就是威胁要激发国家的危机。
幸运的是，中国有一个黎元洪总统这样冷静沉着、不带偏见的政治家。面对执政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确保这样的原则：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必须得到国会的同意。一项政策，没有经过公开辩论就付诸实施，没有比这更冒险的事情了。他固执地坚持这一观点。经过几次协商，段祺瑞总理在劝导下回京复职，并达成谅解：在最终获得普遍认可之前，将不采取任何行动。
3月10日，问题被提交国会表决。众议院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政府的这项政策以330篇赞成87票反对获得通过。第二天，参议院以158票赞成3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也通过了这一决议。说来也巧（如果不是人为预谋的话，那实在是太巧了），人们盼望已久的德国的答复也在3月10日早晨送达了，德国人安插在议员中的密探将这份文件的副本广为散发，为的是作最后的努力，影响他们的表决。德国答复的原件如下：
本月十日晚七点钟，本大臣奉本国政府命令，转达中华民国政府者如左：反对德国新近所宣布封锁计划，中华民国政府抗议中，用恫吓之言，本帝国政府诧异。查他国等仅抗议，惟与德国交谊亲密之中国，系各国中独一加上恫吓者。中国在封锁海内无航业，而不受累，故此项恫吓更属奇异。中华民国政府提及现在战法，曾损害中国人民生命。查中华民国政府，向未对本帝国政府声明一个此等事实或声诉也。据本帝国政府所自得报告，如有中国人民损害者，系在战线掘壕或为他项军事之用者。伊等用此行为，如同与战者连带，与战者之危险，本帝国政府屡次抗议，将中国人运去作战事上用，即于战时德国曾予与中国有良好交谊之凭据，因此交谊，德国允愿将恫吓之言视为未到。故此，本帝国政府，据理可望中华民国改府修正此问题之意旨。德国之敌人，先宣布封锁战策，且悍然不顾而实行之，德国碍难取消其封锁战略，但仍愿依照中华民国政府特愿，而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俾尽力顾及中国航业利益。德国向中国用此通融态度，实因确知倘至与德国绝交，中国不但失一真实良友，且中国冒不堪设想之，等因奉此。本大臣除将本帝国政府答复照会贵总长外，并声明，如中华民国政府允愿，则本大臣有权议商保护中国航业利益。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有了国会的认可，北京政府除了采取至关重要的步骤——断交——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某些材料还要最后敲定，但这些事情很快就处理好了。没有做进一步的磋商，3月14日中午，德国公使收到了中国外交部送来的护照和下面这封密封急件。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记录一下，在2月9日中国发出照会到3月10日德国作出答复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法国邮轮阿多士号在地中海被鱼雷击沉，船上有500名前往法国的中国劳工，全都葬身鱼腹。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划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伤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锁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巳，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沿途保护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直到11天之后（3月25日），德国公使及其随从人员才一肚子不情愿地离开了北京，经美国打道回府。其间，中国政府尚未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因为尚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不仅要与协约国之间作一些安排，还需根据美国的行动对中国的政策进行调整。一个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每天都在争论应该遵循的程序，由于各省对下一步行动所持的观点针锋相对，因而耽搁了很长时间。
3、4两个月全都耗在这场人人参加却又徒劳无功的讨论上。考虑到各省的反对，段祺瑞总理如今便把各省军政首脑召集到北京开会，让他们为自己的政策背书。不过，这一行动虽然就军头们所关心的范围而言可谓大获全胜（他们投票一致同意参战），然而却让国会惊慌失措，他们认识到，这一程序暗含着一种新的企图，要破坏国会的权力，依法外手段控制国家。此外，《京报》也发表文章，揭露日本人在幕后的小动作，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心，有人可能怀着通过秘密外交以获得某些私人性质的担保的目的而大搞阴谋诡计。除了参与各协约国在北京的半官方谈判之外，日本同时还展开了另一场谈判，主要是通过寺内正毅首相从东京特别派来的一位名叫西原龟三的秘密代理人进行的，这一行动，导致了关于中国未来债务的耸人听闻的谣言迅速流传。
当段祺瑞总理3月10日就立即与德国断交的必要性向国会发表陈述的时候，他暗示，中国已经得到了协约国的明确保证：庚子赔款延期1年，立即提高关税率，修改《辛丑条约》中关于中国军队在天津附近存在的问题。这几点的突然宣布，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围绕庚款延期的时间长度，以及关税增加的实际金额，似乎出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混乱，这主要是由于密探太多的缘故，再加上如今观点的交流几乎完全是口头的、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分析一场与北京特殊的外交气氛密切相关的争论，将会令人不胜其烦。不过，这一事件生动说明了，在中国，那怕是作出一个简单的决定，也会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京报》每天都用大幅版面强调：如果军方一意孤行的话，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将再一次面临威胁。如果说正式对德宣战的问题如今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那也丝毫不用奇怪。
5月1日，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考验和磨难，在段祺瑞总理的强力推动下，内阁一致作出决定：对德宣战势在必行。5月7日，在与黎元洪总统达成一致之后，国会收到了下面这份咨文——这是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之间沟通的常用方法：
大总统为咨行事。吾国与德绝交以来，德国政府仍侵犯中立权利，损害吾民生命财产，破坏公法，违背人道。本大总统为促进和平，维持公法，保护吾国人民生命财产起见，认为与德政府有宣战之必要。兹依据《约法》第三十五条，咨请同意，并据《约法》第二十一条，要求秘密会议。此咨众议院。
5月8日，在听取了段祺瑞总理亲自所做的陈述之后，众议院秘密会议将“参战案”提交众议院委员会审查，以便为作出决定赢得时间。同一天，参议院也就同一问题开会。参议院群情激昂、讨论热烈，这倒并不是因为对讨论的问题有什么真正的争执，而是因为大部分参议员对国内的后果深感担忧。
5月10日，国会召开秘密会议，很明显，一场危机已经初露端倪。数千名乌合之众将进入国会的通道围得水泄不通，众议院的议员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走过这段路，许多议员不是被人饱以老拳，就是被人推来搡去。这群乌合之众，明显是由一个众议院拒绝参与的秘密组织所控制的。紧急通知被送到了警备司令部，要求增派武装人员前往保护，议员们同时还要求段祺瑞总理到场。大批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但在阻止暴民进入议会、烧毁议会大厦、杀害国会议员（他们曾发出过这样的威胁）的同时，警察们却没有（也许是不愿）驱散人群，人们后来得知，有半个营的步兵，身着便衣，在他们长官的指挥下，构成了这群示威者的骨干力量。
直到天快黑的时候，这些混乱场面持续了6、7个小时之后，段祺瑞总理终于姗姗而来。直到人们谣传有一个日本记者被杀的时候，警察们才得到命令：向人群发动冲击，用武力强行驱散他们。这事很快就办妥了，因为，除了那些穿便衣的士兵之外，这群乌合之众基本上都属于最低层的阶级，只不过是被人花钱买来狂呼乱叫的，根本就没有真刀真枪打一架的兴趣。饥肠辘辘地关了一天的禁闭之后，快到午夜时分，议员们才得以四散离去，各自回家，早就没有力气争论什么“参战案”。结果是，我们的段总理发现：他的全体阁僚，除教育总长外，全都辞职不干了。内阁总长们不愿意和一个用武力胁迫国会的政府同流合污。
然而，段祺瑞总理依然决意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没过几天，第二篇咨文被送到国会，咨文要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立即将“参战案”提交讨论。这期间，北京的一份主要报纸发表了更详细的资料，揭露日本暗地里的活动，这极大地激怒了公众，并使得自由主义分子的立场比以前更加坚定了。报道称，寺内正毅伯爵正在重演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五号，日本人这一次的提议，采用的是20条密约的形式，其中主要条款是：给中国一笔2000万日元的借款以在日本人指导下改造3座主要兵工厂，第二笔8000万日元的借款将用于使中国军队日本化。作为这篇报道的结果，《京报》的一位编辑被抓了起来，投入了监狱。而国会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在第二天（5月19日）通过了一项决议：除非改组内阁（这意味着段祺瑞的辞职），否则就拒绝考虑以任何形式对德宣战。反动分子的最后一搏，就是让在北京聚会的各省督军向总统递交了一份要求解散国会的请愿书，以这种花招诱使总统屈服。当这一建议遭到总统的断然拒绝，而督军们扬言要武力干涉的时候，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时期随之而来。
然而，国会依然无动于衷，该干什么干什么。虽然“永久宪法”草案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但如今又提议做重要增订，赠订条款的设计，为的是扩大国会的控制权，针对未来的独断专行提供每一种可能的防范。按照新的规定，一次对内阁的不信任投票以简单多数通过之后，总统就必须要么解散内阁，要么解散众议院（不过众议院的解散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人们公认，这一规定对清除袁世凯统治的最后残余是必要的。此外，另一项新的条款规定，总统有权以总统令的形式立即解除总理的职位，而无需其他内阁部长的副署，保守派们眼见得这一规定让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一时间阵脚大乱。
到了5月21日，硕果仅存的教育总长也辞职不干了，总理完全成了光杆司令。5月23日，在国民的普遍支持下，黎元洪总统解除了段祺瑞总理的职务，指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伍廷芳代行总理职务，同时，将首都地区置于4位值得信赖的将军的控制之下，他们被授予警备司令的权力，保护首都的安全。督军们则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几小时之前，全体仓惶逃出了北京城，宣布与徐州那位令人生畏的张勋将军结成联盟，这对共和国的安全构成不小的威胁。然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煽动骚乱，但各省对他们的反应都很冷淡。不过，这对他们后来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影响。在这场戏剧性的事变中，那位前总理竟然人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不见了，这使得人们纷纷谣传，他身边那些腐败奸党将要被逮捕，但总统很快就公开否认了有任何这样的打算——如今看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不得不在此沮丧地告诉大家，北京的几乎所有协约国使馆，都与这帮人关系密切（只有态度一贯正确的美国除外），法国公使甚至走得更远，他对督军们热诚相待，并公开宣称：据本国媒体报道，国会根本就无足轻重，对中国而言，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迅速宣战。在中国与列强之间有希望建立恰当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北京的外交做一些公众调查，这一点似乎无可争辩。
5月底之前，军阀们孤注一掷，玩起了他们的老把戏：竭力煽动各省“宣布独立”，虽然这个国家的民众明显反对他们。这场运动也得力于某些成功的策略，因为南方各省的军人对他们的领导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他们突然提出了进军北京的强烈要求。铁路上的所有车辆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大量征用，最南端的几个省份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他们还威胁：只要他们一完成动员就立即向北方军队发动全面的进攻，这一切，使得混乱的局面益发不可收拾。
6月到来了，局面比过去几年里的形势更加凶险。揭竿而起的将军们派出了他们的特使，与形形色色的失意政客和心怀不满的将领们一起，齐聚天津（这里离北京只有80英里），公开组建了一个军事总部，他们宣称，到时将把这个机构转变为临时政府，以寻求列强的承认。军队也在调动和集结，以对付北京；解散国会的要求被重新提起；同时，首都的报纸也突然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文章。眼见得形势急转直下，黎元洪总统在别人（虽然是何人尚不得而知）的引诱下，发布命令，召张勋将军进京担当调停人，这又是一个致命的举措。6月7日，张勋领着大队人马抵达天津，并在那里停了下来，很快就制服了颠覆势力，然后，立即向北京发出了最后通牒，重弹解散国会的老调调。
这期间，6月5日，被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惊慌失措的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下面这篇照会，希望以此稳定局势：
美政府闻中国内讧，极为忧虑，笃望即复归于和好，政治统一。中国对德开战，抑或仍守与德绝交之现状，乃次要之事件。在中国最为必要者，乃维持继续其政治之实体，沿已得进步之途径，进求国家之发展。美国所以关心于中国政体及行政人物者，仅以中美友谊之关系，美国不得不助中国。但美国尤深切关心者，在中国之维持中央统一与单独负责之政府。是以美国今表示其极诚恳之希望，愿中国为自己利益及世界利益计，立息党争，并愿所有党派与一切人民，共谋统一致府之再建，共保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所应有之地位。但若内讧不息，而欲占其所应得之地位，则必不可能也。[《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然而，局势的发展是如此迅速而影响深远，以至于这一表态显得毫无分量。副总统冯国璋将军也不愿（或者不能）有所作为，他已经从南京递交了辞呈，并声称，在这场特殊斗争中，他将保持长江下游重要地区的所谓“中立”。他的行动，看上去似乎很奇怪，但却代表了郁结在每个人心头的深重忧虑。
在6月9日星期六之前，总统的态度似乎一直很强硬。这一天，他亲自会见了外国媒体的记者，并向他们保证，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威胁，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可能试图采取“解散国会”这样的违宪之举。之所以说违宪，乃是因为《临时约法》（在国会正式通过永久宪法之前它依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只是规定了国会是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而创立的，但没有给予总统在它为期3年的“生存”期内解散它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从1913年11月4日国会解散至1916年8月1日重开国会，这3年时间，被视为一个纯粹的空白期，因此，如果法律得到恰当解释的话，在1918年之前，除了国会自己，这个国家谁也没有权力中断它的开会。但是考虑到危险的形势，国会已经表示愿意主动做下面这些事：1、重新审议宪法草案的某些规定，以确保两周之内全部文件在两院通过；2、修改“选举法”，以赢得更多保守分子的支持；3、做完这些事情，立即进入第二次休会期（1916-1917），经过短暂休息之后再第三次开会（1917-1918），并在3个月之内闭会，允许在1918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举行新的选举——新一届国会将在1918年4月召开，并把自己变成“国民大会”，选举出任期5年的新总统（1918-1923）。
6月10日星期日，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给了所有这些合理计划当头一棒，消息称，总统断然指出，要想挽救中华民国，要想防止北京的浩劫，要想阻止一场公开用武力恢复宣统皇位的图谋，解散国会是惟一的办法。他已经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单等到总理伍廷芳副署就立即生效，根据《临时约法》第45条，这样的副署是强制性的。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必将贻害于将来。假如5月23日前后能够采取果断的措施，将几个不听话的督军强行扣押在北京，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中国将免去多少国内、国际的羞辱。6年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的确在这个民族的心里培育出了一种渴望，他们渴望立宪政体，也培育出了一种憎恨，他们憎恨军阀专制。但这种渴望和憎恨需要坚强的领导阶层。没有这样的领导阶层，它就不能水到渠成，也必定只能在对残忍报复的持续恐惧中偷偷摸摸地生根发芽。一个大好时机出现了，又失去了。
黎元洪总统曾经与笔者交换过他的个人看法，他说，在签署解散国会命令的时候，自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虽然南方军和海军宣称要保护国会到最后，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大批军队沿进京的铁路成梯队排列，每天都在威胁要采取行动。不管1917年6月发生了什么，未来几年的事情必定会最终证明，枪杆子不可能再统治中国了，哪怕是名义上。
而此时，经验丰富的伍廷芳博士却宣称，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迫使他签署一份得不到法律支持的命令，他也的确坚决抵制了所有的诱惑。虽然他的辞职遭到了拒绝，但他的态度却非常坚决，显然，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权宜之计。6月13日下半夜，这个权宜之计才算有了着落：通过一次快速的重新洗牌，好好先生江朝宗将军被指定代替伍廷芳，及时副署了这份至关重要的命令，凌晨4点，命令很快被印刷发行、张贴公布。有人曾告诉笔者，此时，张勋4个营的辫子军已经在天坛安营扎寨好几天了，命令如果不这样发布，我们的辫帅就会放任他们在北京城里自由行动。命令原文如下：
上年六月，本大总统申令，以宪法之成，专待国会。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等因。是本届国会之召集，专以制宪为要义。前据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称：日前宪法会议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考之各国制宪成例，不应由国会议定，故我国欲得良妥宪法，非从根本改正，实无以善其后。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惟有仰恳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等语。近日全国军、政、商、学各界，函电络绎，情词亦复相同。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期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之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此令。
随着这份文件的发表，一场大的骚动和民众的极大不安接踵而至。国会议员们此前有一小部分人已经离开北京，这下子全部都撤出了首都，去了南方。
这些喜剧性事件的展开，是日本方面最大的秘密行动的信号，如今，到处都能看到这些日本人在摩拳擦掌、额首相庆。正在中国各地做考察旅行的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将军，在一个最佳的时刻到达了北京，如今正忙于通过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日本官员扯动每一根绳线，试图以这种方式让这次可耻阴谋的领袖们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日本的新闻媒体，则抓住6月5日的美国照会作为借口，连日来喋喋不休地抨击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以及无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据这帮时事评论员声称，未经先行与日本商议，列强中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远东采取任何行动，提出任何建议。对于这样自以为是的傲慢，一旦战局的发展尘埃落定，必定会遭到严厉的责难。不过，忙得不亦乐乎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军官和新闻记者，中国政府的那帮所谓的日本顾问，也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帮着添乱。宪法专家有贺长雄博士，当黎元洪总统在最后的时刻召他来征询建议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与莫理循博士顶撞了起来。莫理循博士，以一个英国人对司法和宪政的热爱，坚持认为，总统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也要遵守法律。有贺博士则错误地声称，发布这样的命令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从而蓄意地为分裂势力帮了大忙。对于一个曾经建议袁世凯称帝的人来说（他清楚地知道这绝不会成功，而且从日本的观点看整个计划的确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这或许是他惟一期待的事情。
各省对6月13日解散国会之举的反应，如今成了每个人都热切期待的事情。西南各省，以及他们在广州的军事总部，开始公开一致地采取对抗行动，不过他们并非要反对总统的权威，而是要消灭那些篡夺权力的将领，以及躲在他们身后的大奸巨滑。至今恪守“中立”的长江流域各省，以及他们在南京的总部，也开始秘密地与南方的共和主义者们交换看法。聚集在天津的那帮军人和“政客”，则被这些新的情况搞糊涂了，只好继续按兵不动。
毋庸置疑，正是那位半文盲将军张勋，策划了这场疯狂的政变。7月1日凌晨，张勋利用北京城的混乱，带着他的人马进入了紫禁城，经过与前清皇室的预先安排，7月1日凌晨4点钟的时候，1912年2月丢掉宝座的儿皇帝宣统，在一小撮满清贵族（都是一些擅长阿谀奉承的马屁精）的面前，重新登上了皇位。北京城一觉醒来，发现到处都有巡逻的辫子军，并将信将疑地听说：老规矩又回来了。警察们根据命令迅速造访了所有商店和民居，命令每一家都要挂上龙旗。这天下午，发表了下面这篇满纸荒唐的复位诏书，文中所云黎元洪总统的奏折，则全然是赤裸裸的伪造，除了张勋，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列名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相信，满清的宗社党也是被强迫的。这一疯狂行动，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恐怖，因为这很有可能使北京变成一座满洲人的城市。
复位诏书
朕不幸，以冲龄继承大业，茕茕在疚，未堪多难。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亿兆生灵之命，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弭乱，民得安居。乃国体自改革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劫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至十余万万，而有加无已。海内嚣然，哀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苦吾民。此诚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灵恻痛而难安者。而朕深居宫禁，日夜祷天，彷徨欲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以国体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禨等为国势阽危，人心涣散，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人。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灵各等语。览奏情词恳切，实深痛惧。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轻任于冲人微渺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谰言，遂置生亿兆灵于不顾。权衡轻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而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上下以至诚相感，不徒恃法守为维系之资；政令以惩毖为心，不得以国本为尝试之具。况当此万象虚耗，元气垂竭，存亡绝续之交，朕临深履薄，固不敢有乐为君，稍自纵逸。尔大小臣工，尤当精白乃心，涤除旧染，息息以民瘼为念。为民生留一分元气，即为国家留一息命脉，庶几危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兴复初政亟应兴革诸大端，条举如下：
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
二、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
三、凛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四、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俗易婚等事，并着所司条议具奏。
五、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定条约，及已付债款各合同，一律继续有效。
六、民国所行印花税一事，应即废止，以舒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减。
七、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
八、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
九、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
凡此九条，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实鉴临之。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内阁议政大臣张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617-618]
敕封黎元洪为一等公上谕
本日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吁恳复御大统一折。据称该员因兵变被胁，盗窃大位，谬领国事，无济时艰。并历陈改建共和诸多弊害，奏恳复御大统，以拯生灵，自请待罪有司等语。览奏情词悱恻，出于至诚。从乱既非本怀，归政尤明大义，际此国事危岌，大局飘摇，竟能作吾民亲上之先，定中国救亡之策，厥功甚伟，深孚朕心。黎元洪著赐封为一等公，以彰殊典，尚其钦承朕命，永荷天庥。钦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623]
特设内阁议政大臣上谕
兴复伊始，特设内阁议政大臣，以资赞襄而专责成，并设阁丞二员。其余京外缺，均暂照宣统初年官职办理。起现任大小文武官员，均著照常供职。钦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628]
对这一野蛮行动的普遍麻木，再加上辫子军对所有邮局和电报局的军事占领，使得人们在最初的48小时里对此竟毫无反应。7月2日，几篇诏书依然继续着它们企图激活帝制僵尸的努力，被弄得稀里糊涂的老百姓则依然高挂他们的龙旗。然而，到了3日早晨，一个消息不胫而走，说的是已经事实上被囚于总统府的黎元洪，在两位侍从武官的陪伴下，乘汽车逃跑了。在试图让使馆区法国医院收留未果之后，随即转到了日本使馆，那里为他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住处。3日傍晚，日本使馆（用法语）发表了下面这份官方公报，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黎大总统带侍卫武官陆军中将唐仲寅、秘书刘钟秀及从者一名，于七月二日午后九时半，不预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馆域内之使馆武随员斋藤少将官舍，恳其保护身命。日公使馆认为系不得已之事情，并为顾及国际道义，决定作相当之保护，即以使馆域内之营房，暂充黎大总统居所。黎大总统在日使馆时，日本公使馆绝对不允其作政治的活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624-625]
随着这一耸人听闻的新情况的出现，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黎元洪总统向天津发出了一系列电令，并通过这一行动使得帝制主义者的努力付之东流。通过巧妙的安排，段祺瑞将军被任命为总理，同时，副总统冯国璋被请求代行总统职务，这些安排是如此妥善，以至于张勋很快就被自己编制的罗网给罩住了。
以下就是4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原文：
1、（7月1日）本日张巡阅使率兵入城，实行复辟。断绝交通，派梁鼎芬等来府游说。元洪严词拒绝，誓不承认，副总统等拥护共和，当必有善后之策。特闻。元洪。东。
2、（7月1日）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清帝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特此奉闻，藉免误会。元洪。东。
3、南京冯副总统，南宁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并转省议会暨各镇守使、各师旅长，热河、察哈尔、绥远都统，龙华卢护军使，上海萨总长、程总司令并转各舰队长，孙中山先生、伍秩庸先生、章太炎先生、唐少川先生、岑云阶先生，天津徐菊人、段芝泉先生、熊秉三、梁任公、汤济武先生，广州李协和先生，叙府罗前督军，岳州吴总司令均鉴：国家不幸，患难相寻。前因宪法争持，致启兵端。安徽督军张勋，愿任调停之责，由国务院总理李经羲主张招致入京，共商国是。甫至天津，首请解散国会，在京各员屡次声称，为保全国家统一起见，委曲相从，刻正组织内阁，期速完成，以图补救。不料昨晚十二点钟，突接报告，张勋主张复辟，先将电报局派兵占领。今晨梁鼎芬等入府，面称先朝旧物，应即归还等语。当经痛加斥责，逐出府外。风闻彼等已发通电数道，何人名义，内容如何，概不得知。元洪负国民付托之重，本拟一俟内阁成立，秩序稍复，即行辞职，以谢国民。今既枝节横生，张勋胆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坏群力建造之邦基，及世界各国公认之国体，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时局至此，诸公夙怀爱国，远过元洪。伫望迅即出师，共图讨贼，以期复我共和，而救危亡。无任迫切，临电涕泣，不知所云。如有电复，即希由路透公司转交为盼。黎元洪。东。印。
4、（7月3日）南京冯副总统、各省督军、省长、南宁陆巡阅使、琼州龙督办、各都统、各护军使、各镇守使、各报馆鉴：东日两电、冬日一电计达。此次政变猝生，致摇国体。元洪负疚民国，哀痛何穷。已于本月冬日，特任段芝泉总理国事，并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职权，在副总统未经正式代理以前，一切机宜统由段总理便宜处理。所有印信、文件业经送津，请段总理暂行摄护，并设法转送副座，呈请接受。再，顷者公府卫队猝被裁撤，催交三海，元洪亦即移居医院。此后一切救国大计，务请商承冯副总统、段总理合力进行。临电翘企，不尽区区。元洪。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499-503]
期间，就在北京发生这些戏剧性事件的同时，发生在各省的耸人听闻的事情亦复不少。天津那一伙人很快就认识到：国家存亡，危在旦夕；他们非常迅速地采取了果断行动。这表明：尽管存在种种争论，但对于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有点头脑的人来说，共和主义已经深入人心；至少，设想一个统一的中国是可能的。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学者梁启超，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就是言简意赅地概述每一件事情的重要性，然后把它们传播到各省。梁启超的通电以“昊天不吊，国生妖孽”开头，结尾掷地有声：“启超前此曲突徙薪之论，是以供若曹含沙喋血之资，亦既痛愤积中，誓将缄结终古。今睹濒覆之巢，复吐在喉之鲠，知我罪我，固所不辞。”
如今，军人与文人们联合了起来。段祺瑞将军立即挑起了放在他肩上的重担，来到天津城外严阵以待的兵营，担任了集结于此的军队的总司令，同时发布了下面这篇宣言：
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民国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长保名义上之尊荣，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历考有史以来二十余姓帝王之结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张勋等以个人权利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韪，以倡此逆谋，思欲效法莽、卓，挟幼主以制天下，竟捏黎元洪奏称改建共和，诸多弊害，恳复御大统，以拯生灵等语，擅发伪谕。横逆至此，中外震骇。若曰为国家耶，安有君主专制之政，而尚能生存于今之世者？其必酿成四海鼎沸，盖可断言。而各友邦之承认民国，于兹五年，今覆雨翻云，我国人虽不惜以国为戏，在友邦则岂能与吾同戏者。内部纷争之结局，势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国运真从兹斩矣。若曰为清室耶，清帝冲龄高拱，绝无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为大戒，今兹之举，出于迫胁，天下共闻，历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优待终古，既为旷古所无，岂可更置诸严墙，使其为再度之倾覆以至于尽？祺瑞罢斥以来，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惟念辛亥缔造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情义所在，守死不渝。诸公皆国之干城，各膺重寄，际兹奇变，义愤当同。为国家计，自必矢有死无贰之诚；为清室计，当久明爱人以德之义。复望戮力同心，戢兹大难，祺瑞虽衰，亦当执鞭以从其后也。敢布腹心，伏维鉴察。
随着这篇宣言的发表，一场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开始了。7月5日，据报告，至关重要的京津铁路，在离北京40英里的廊坊中断了，庚子那年，西摩尔将军的远征联军差一点就被围剿在那里。张勋打算拿出像他的政变一样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作最后一搏，他将自己的辫子军大规模地调到了北京城外，再充以大量的满洲兵，使得这支军队更加强大。他宣称，要与段祺瑞的讨逆军一决雌雄、死而后已，事后证明这话和他其余的话一样，也不过是说说而已。第一次交锋发生在7月5日傍晚，这一仗，对我们的辨帅而言是致命的。整个北洋陆军，除了留在北京的满洲军，都迅速集中到了两条通向北京的主要铁路的沿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策略上，辫子军都望尘莫及，短暂的抵抗之后，辫子军望风而逃。张勋本人则很快醒悟到，古老的帝制，在北方与在南方一样，也早已是明日黄花。他显然被这一发现给惊呆了。政变还不到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准备举手投降了（假如能全他的小命和名声的话）。到了7月9日，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共和军包围了北京，张勋辞去了所有职务，除了辫子军的总司令。满清宗社党已经起草好了一篇新的退位诏书，只因慑于紫禁城周围的辫子军，才不敢发布。
以外国使馆作中间人，一场老一套的讨价还价搭台开唱了。谁也不希望看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摆开战场，那样，不仅无辜百姓要惨遭涂炭，而且洋人也会跟着受池鱼之殃。在对紫禁城的一次小规模炮击中，人们已经领教了新奇的事物，炸弹在满清皇室的心里所引起的恐慌，让他们不仅做好了举手投降的准备，甚至打算逃之夭夭。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并非君主政体的命运（这已经是个死老虎），而只是将要发生在张勋脑袋上的事情——这是个问题让张勋痛苦不堪。共和军已经为这颗脑袋悬赏1万块现大洋，而那些煽风点火的家伙则鼓吹：必须拿获此人，无论是死是活，都要在枭首国门，以清算他的背信弃义。围绕这一问题，一场诡秘的战斗打响了，但直到7月11日傍晚，也没有弄来一颗人头，当所有迫使张勋无条件投降的努力全都宣告失败的时候，讨逆军宣布，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对张勋的部队发动全面进攻。
7月12日的拂晓时分，一声炮响宣告了进攻的开始。大批共和军小分队从各个不同的城门进入北京城，猛烈的交火声在老百姓当中引起了恐怖。张勋的主力部队，驻扎在被大墙围起来的天坛内，那里很快就被包围了。对他们而言，虽然在那里撑上几天是完全可能的，但刚刚交火几个小时，一场谈判就开始了，他们平静地举手投降。在紫禁城（张勋就住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的辫帅，尽管此前曾咄咄逼人地宣称要决一死战，但事到临头却溜之乎也，逃到使馆区去寻求庇护。他的人马则坚持到了下午两点，当抵抗全线崩溃的时候，战斗也就结束了。双方的伤亡人数都微不足道，就这样，11天的闹剧之后，前清皇室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糟了。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中国的主要难题，这就是联合政府的建立，以及内部混战的停止——这个问题因张勋的逃走而稍稍变得简单了一些，但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最终必将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这正是笔者的信念之所在，这种信念是建立在认识全部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但要达成这个目标，未来省际间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因为中国太大了，要想不经历大量的磨难困苦，就能找到共同的立场，殊非易事。黎元洪总统已经宣布，无论如何他也不打算再度出山了，冯国璋副总统成了合法的继任者，他平静地走马上任。辫帅张勋的流产政变，已经将华北的空气净化到了这样的程度：满清皇室已经被搬出了北京城，皇室津贴也大为缩水，而且，像康有为这样彻头彻尾的帝制主义者，也已经被剥夺了公民权，这彻底摧毁了他们所剩无几的民意支持。最后，1917年8月14日，中国终于对德奥两国宣战，并制定了与这一外交政策相一致的行动策略。
当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依然处于国内动乱的剧痛当中，国库里一贫如洗。面对史无前例的国际局势，袁世凯虽然已经为确保收复胶州湾而开始与德国进行谈判，但1914年8月15日日本对德国的最后通牒，却使得他那些试探性的建议瞬间化为泡影。的确，当德日战争超出了以巡洋舰为后盾租借中国领土的问题之外时，袁世凯对形势的急剧发展没有丝毫的准备；尽管他也曾考虑了在攻打德国要塞的时候派遣中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可行性，但这个计划从就就没有考虑成熟，而他后来那些异想天开的创新之举（特别是在山东开辟所谓的“交战区”），没有任何国际价值，除了日本，也不会吸引任何人的关注。
然而，中国人不会一直昧于大势。随着青岛的陷落，以及后来与日本关系的复杂化（这使得局势更加波谲云诡），某些思路也在不知不觉地发展。中国的权势阶层应该很希望，德国能够通过某些手段重建它在欧洲的声威，并因此有条件去惩罚日本——这个20年来除了不幸之外没有带给他们任何东西的国家。这样的愿望，多半只是自然的流露，而战争初期所谓对德国的同情，也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过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德国在中国的庞大的宣传机器，再加上在俄国及其他地方所赢得的胜利，给中国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倒未必是因为他们被一个推崇军国主义的强国所表演的高超技艺所吸引，而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或迟或早，这一军事表演的结果，不仅会使日本对中国的控制有所松懈，而且会迫使列强重写他们战前的对华政策，并放弃他们把中国置于财政监督之下的种种努力。因此，由于命运之神的嘲弄，在1914-1916这三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在东亚却站到了压迫者的一边——这样一个教训，我们或许非常希望它不会逃过各国外交部的法眼。我们也一定不要忘了，现代化的中国军队，也像日本军队一样，主要接受的是德式训练，装备的是德式武器，对日耳曼精神有一种自然的偏好。既然这样一支军队在中华民国的政治事务中扮演着一个强有力的角色，那么民意的向背，也就取决于军队通过它所信任的喉舌所宣扬的那些东西。
尽管如此，对于这样一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在一场烧遍世界的大火中，当到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抢救的时候，要想让他永久保持纹丝不动，实非人力所可为也。慢慢地，必须有所作为的观念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普遍，确切地说，技术上的中立状态，除了有可能把他们带到地狱的大门口之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早在1915年11月，袁世凯及其直接追随者们实际上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利益，应该来自与《伦敦协定》各签署国结成正式的战争伙伴关系。几次从中国发货的重要军火运输，有力推动了这一思潮。一次在北京进行的、半遮半掩的讨价还价，引发了不小的激动，然而，事情仅仅停留在很普通的条款上，北京政府所提出的重大条款颇具特色，就是要求给中国一笔200万英镑的直接贷款，而中国，则以技术上的交战状态作为回报。然而，当这个建议被提交给东京的时候，日本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其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得到外国人对袁世凯作为候选皇帝的间接承认。因为这个原因，日本人给整个计划兜头浇了一瓢冷水。这样一个方案，除了让袁世凯龙袍加身之外，对日本的大陆野心也将是一个严重打击，要让日本人赞同，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一策略注定要泡汤。
1916年夏天，袁世凯的去世，使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强势阶层再一次开始行动，他们要踩碎德国偶像，要让少数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国家命运的人认识到，他们真正的利益，只能在协约国一方。他们开始出口中国的人力，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战争支援，他们很想把整个事情置于更坚实的基础之上。然而，他们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并不大，因为，复兴的德国一直努力用他们铺天盖地的宣传淹没这个国家。借助那些在英国和中国印行的作战地图，同时也借助巨细无遗的每日电讯，反复向中国人灌输每一种能够说明“德国不可战胜”的例证。在罗马尼亚被占领的那段时期，德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增强。命运之神真是古怪的很，任何一个鼓吹与协约国结成同盟的人，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不但德国人攻击他们，日本人也跟着起哄。
直到1916年12月19日，威尔逊总统送来了他的“和平建议”，局面才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份正式送交中国政府的文件，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兴趣，过去的希望被重新点燃，中国将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获得最终“和平会议”的入场券，会议将解决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利益的处置问题——中国人对这个议题之所以有强烈的兴趣，不仅仅因为曾经在日本人手里经历了粗暴的对待，而且还因为，如果中国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要求国际社会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来尊重），人们就会认识到，1905年《朴次茅斯协议》所确立的先例必须打破。那一次，日本只是与俄国就涉及满洲里的所有问题展开谈判，“和约”签订以后，才派特使到北京，以获得中国对全部条款的承认，丝毫没有讨论的余地。通过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半年），通过在最后通牒的威胁之下迫使中国承认所有山东问题，日本把《朴次茅斯协议》的程序颠倒了过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当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中国人满心希望，这一外交怪胎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山东问题真的能够重打锣鼓另开张。
在德国人的“无限制潜艇战”使得决定性的一着成为必要之前，中国已经开始表明自己的态度：在一场间接危及自身利益的世界冲突中，她不能继续被动了。美国也放下了身段，就和平的可能性直接与中国进行沟通，这一行动发出了一个直接的暗示：美国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她已决定尽可能地帮助中国。这与美国一贯的对华政策完全一致，这一政策虽然太过空想主义，因而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战舰和刺刀的支持太少了），但对弱小者毕竟是一种呵护。戏台已经搭好，就等着1917年2月9日那份不同寻常的文件出现，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本月4日，就德国针对中立国船只的所谓“无限制潜艇战”的威胁，美国正式知会中国，并邀请中国在与德国断交的事情上与美国联合行动。这期间，中国也收到了驻柏林公使的电报，转来了德国政府的照会，告知中国政府，在规定海域航行的所有商船都将面临危险。中国政府对这两份电报的最初反应，明显是目瞪口呆，在北京，人们听见了各式各样的观点。有史以来，中国政府还是头一遭应邀参与这样的行动，这意味着一种明确无疑、没有退路的外交政策拉开了大幕。4天的激烈讨论，制造了极大的不安。不过到了2月8日，黎元洪总统已经打定主意，最后的难题，仅仅是“转变”军方的观念，让他们认识到：到最后，必须采取这一将使他们与德国永远一刀两断的决定性步骤。于是，才华横溢的大学者梁启超被紧急召到了北京，众所周知，他对此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短短几个小时的讨论，就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2月9日，德国公使被请到了中国外务部，当面向他宣读了下面这篇照会，随后又电告了柏林：
为照会事。接准驻德公使电，转贵国政府本年二月二日照会，知贵国新定之封锁计划，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查贵国前此所行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新计划，危及我人民生命财产必更剧烈。且此项计划，违背现行之国际公法，而妨害中立国与中立国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正当商务。若隐忍任其施行，不啻使无理之主张，列入国际公法。因此，本国政府特向贵国政府对于二月一月颁行之计划严重抗议。切盼贵国尊崇中立国权利，且重视两国友谊，勿将此项计划置诸实行，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本国甚为惋惜，迫于必不得已，势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至本国宗旨，专在注重世界和平，并尊崇神圣之国际公法，则无用赘述也。须至照会者。
与此同时，向美国驻北京公使递交了下面这篇答复，因此明确地将事情敲定了：
为照会事。接准本年二月四日，贵公使来照，知贵国政府对二月一日德国政府颁行之潜艇作战计划，对于德国决定相当之办法，本国政府亦如贵国大总统，不愿深信德国果行其计划。因此项计划，置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于危险地位，且妨害中立国与中立国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正当商务，若施行无阻，势将列入国际公法。今本国政府，赞成贵公使来文所陈之宗旨，故与贵国政府毅然附合，取一致行动，向德国政府对于封锁计划严重抗议。本国政府并拟将来为必要之随谊进行，以达维护公法之目的。特此照复，须至照会者。
当这些事实真相变得众所周知的时候，一场大骚乱也就显然不可避免。军方的反对并非无足轻重（任何违背消极中立的政策，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至于当局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来消除这种反对，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在这里多费口舌，我们只要陈述这样一个事实也就足够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已经达成的这个决议，都可以说是年轻知识分子的力量对保守官僚阶级的一次胜利，官僚阶级“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老传统，以及没有骨气的外交政策，到目前为止，已经让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种明确坚定而又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终于开始付诸实践了。通过迅速的反应，再加上美国执意邀请中国与自己联合行动，坚决反对德国的海盗行径——“无限制潜艇战”，中国毋庸置疑地为自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这个消息，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唤起了显而易见的热情，并使得人们确信：中华民国终于开始支持某些重大而真实事情。1917年2月9日之前，中国所做的事情，并没有真正维护自己的中立，因为在1914年，她非但没能保护好自己的领土，反而让它成了公共的战场，她只是在忙于保护并维持她惯有的无能。有时候，下面的说法应该是准确的（只有少数西方人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欧洲大家族中不同的成员确实很难分出彼此，在中国，很少有人分得清楚俄罗斯人和德国人，英格兰人和奥地利人，法国人和希腊人，虽然一个世纪的贸易交往确实教会了许多人：与哪一方交往有利，与哪一方交往倒霉。比如，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英国代表着海上帝国，海洋是全世界的通途，英国人的船（无论是商船还是军舰）数量最为庞大，在别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大。但是，英国与日本的联盟，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人先前对英国的信任，再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尽管被海洋所孤立和封闭，却依然因为它非凡的战争机器而维护着自己的完整，这使得无所作为似乎才是上策。可是，虽然中国人对目前这场冲突的事实真相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他们无疑也认识到了，当一个能够让他们踏进国际友谊圈子的直接机会出现的时候，不再继续置身于这个圈子之外，是绝对必要的。
正是这些事情的意外暗示，如今使得公众的头脑渐渐明亮起来，并慢慢唤起了人们的热情。自从与列强建立条约关系以来，中国外交行动的笤帚，不再仅仅是用来打扫自家门前的积雪了，它第一次扫过了北京的城墙，把国际政治包括进了其范围之内。儒家的国家观念，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创造，一种由于纠结于过去、无关乎未来因而充分自足的事物，至今依然是至高无上的。所谓的外交事务，只不过是在沿海港口或亚洲高原与那些竞争对手极不情愿的接触所带来的结果。看到中国人已经准备以西方的方式，严格而忠诚地担负起国家主权所赋予他们的职责和义务，真是一个美好的大发现。有些人猜测，在这件事情上，利益诱惑应该扮演了一个有力的角色，换句话说，在中国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应该是她认识到了：如果声明废除与德国签订的条约，那么就可以立即暂停德国的庚子赔款，那样一来，每个月就差不多有200万“鹰洋”，源源不断地流入已经空空如也的国库。在一个因为现金而被狼狈不堪地逼入困境的国家，不管听上去如何不可信，在说服北京政府的过程中，金钱因素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深远、潜在而决定性的影响，只不过就是“利己”——所有政治理由中最微妙、也最难定义的。正如英国的宣战，是因为比利时的入侵，使得所有对德国的政策立场暧昧的国家到了不得不做出决定的时候；也正如美国的断交，是因为关于海战的承诺一再被撕毁，使得她必须采取行动；中国这样做，乃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时机，通过表示自己决心支持其独立最终赖以依存的全面国际制裁，从而宣告自己的独立自主。归根到底，2月9日中国对德国政府的照会，直接而明确地回答了大战爆发以来所有阴险d的图谋：国际社会就一直企图将中国排斥在欧洲公法的运作之外。掌握中国命运的领导者们，从他们决定说话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为交战状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对交战的态度，他们又不能不忧心如焚，因为他们的国际地位许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不稳定，稍有闪失，就会头破血流。
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些吧。从一开始，中国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打算与友好列强合作，采取最终将改善其国际地位的战争手段，但同时，她并没有准备将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的主动权拱手交给外国人。例如，那种认为其资源动员只能交给特别指定的外国人处理才能更有效率的观点，就一直遭到中国人的排斥，因为他们从过去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虽然日本在此次大战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而且也确实把自己归类为“半交战国”，但东京政府却出于自私的目的，毫不犹豫地利用中国所出现的任何机会。而且，日本一直坚持认为，因为她就在现场，所以她最有能力确保中国合作的效率，藉此努力收紧对中国的控制。对于任何一个在场的观察者而言，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自从“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直到现在，许多日本人都相信，他们已经差不多完全控制了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一切争端的最高调停人，也是整个东方世界的仲裁者。在中国照会发表的几天之前，日本的报纸上就冒冒失失地发表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暴露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参与协约国的真实想法。例如下面所引的这篇（它显然有官方的授意），事后读起来颇为奇怪：
北京电，英法两国已经开始侧面诱使中国加入反德联盟。尚未获知中国政府的意图。但如果条件有利，并因此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获得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同意。如果各协约国能给中国一个可靠的保证，恐怕中国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政策，至今未能获知。不过，看来日本政府并不反对落实巴黎经济会议的决议，只要它们所涉及的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因为日本希望，德国在东方的经济财政方面的影响将被彻底清除。但如果欧洲各协约国试图诱使中国加入他们的行列，日本可能会提出反对，理由是：这将会在中国制造更大的动乱，并导致东方和平的整体失衡。
现在，笔者丝毫也不怀疑，对日本的企图和目标，这一解释是非常正确的；同时可以相信，后来，当日本外相与各协约国公使会晤之后，东京方面对中国加入协约国的鼓励，也只不过是被形势所迫而做出的一种新的政策定位而已。一直以来，日本的确希望德国在远东的影响被彻底清除——如果能够由日本自己取而代之的话；但是，如果她不能绝对而完全地取代德国的位置，她将更愿意这种影响继续保留，因为它具有抗衡欧美列强影响的性质。正如日置益先生在1915年1月18日拜访已故的袁大总统时所说，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对日本人民而言，是持续愤怒的一个源泉，对远东的永久互谅而言，是一块最大的绊脚石。
因此，如果说一个有着4亿人口的国家强烈关心自己的独立自主是一件合理合法的事情的话，那么，中国人对来自东京的任何建议都深表怀疑，也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了。许多事件已经充分证明，德国被赶出山东之后，其1898年在中国强行获取的利益，并没有归还给中国，结果只不过是日本取而代之，继承了这些利益，并从此将她在1914年最初向世界所做的承诺（将德国人从中国拿走的还给中国）丢到了九霄云外。在此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不仅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强迫中国移交德国在山东的1200万英镑，而且，现任驻华公使林权助男爵近日宣称，日本将向中国要求在青岛得到一大片殖民地或租界，从而使得所谓的归还租借地的声明（这是日本信誓旦旦地保证过的）完全成了空中楼阁。之所以采用“殖民地”的说法，乃是因为，旅顺口12年的经历表明，领土的“租借”，加之军事驻防和行政管理，实在是花费昂贵而又陈旧过时的东西，而且，借助大批的殖民地进行渗透，要比切下几片领土冠以“租界”的命名（这是分裂图谋的一种大喊大叫的广告），也更容易一些，在殖民地中，岗亭和警察构成重要的因素。
至此，虽然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正在领着我们远离我们所讨论的特定话题，但事情并非真的如此。日本行动的威胁，就像地平线上阴沉沉的雷雨云，已经明显使中国的合作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即便是诸如对德宣战这样简单的事情，也是如此。有谣言说，中国可能会向美索不达米亚派遣一支远征军。仅仅就是这样的谣言，便足以让日本人派出大量密探从四面八方进入北京，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中国人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的话，也应该仅限于向俄罗斯派兵，否则他们就会“丢掉”那里——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乃是因为那正是日本人自己当年打算做的事情，那是在1915年，盟国要求派兵欧洲的建议被他们拒绝时候。同样不该忽略的事实是，在其他国家也像在中国一样，外交事务，为国内局势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因此，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军方虽然最初不赞成任何行动，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强硬的外交政策将极大地提高他们的声望，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影响1918年重要的国会选举，这届国会将代行“国民大会”选举下届总统。因此，2月份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互相竞争的各政党，都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这样的事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为争夺席位而调兵遣将。副总统冯国璋将军，亲自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为的就是参加这场精心设计的比赛，如今许多人参加这场比赛，不过是为了从中能够捞到某些好处。
到了3月4日，比赛开始进入高潮。在一次讨论与德国断交所应遵循的程序的内阁会议上，黎元洪总统与内阁总理段祺瑞将军终于公开决裂。虽然差不多过去了整整1个月，柏林方面依然没有任何答复。提出的行动计划林林总总，但没有一项能正式决定下来。日本人竭力从东京对中国施加影响，以尽快达成明确的安排，再这样的压力之下，普遍的忧虑正在增长。对于几封打算发给日本政府的电报中所提到的问题，黎元洪总统持坚决抵制的态度（此前他对其中的内容一无所知），结果，深感不快的段祺瑞总理突然离开了会议室，很快就递交了辞呈，离开了北京——这一行动策略，其实就是威胁要激发国家的危机。
幸运的是，中国有一个黎元洪总统这样冷静沉着、不带偏见的政治家。面对执政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确保这样的原则：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必须得到国会的同意。一项政策，没有经过公开辩论就付诸实施，没有比这更冒险的事情了。他固执地坚持这一观点。经过几次协商，段祺瑞总理在劝导下回京复职，并达成谅解：在最终获得普遍认可之前，将不采取任何行动。
3月10日，问题被提交国会表决。众议院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政府的这项政策以330篇赞成87票反对获得通过。第二天，参议院以158票赞成3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也通过了这一决议。说来也巧（如果不是人为预谋的话，那实在是太巧了），人们盼望已久的德国的答复也在3月10日早晨送达了，德国人安插在议员中的密探将这份文件的副本广为散发，为的是作最后的努力，影响他们的表决。德国答复的原件如下：
本月十日晚七点钟，本大臣奉本国政府命令，转达中华民国政府者如左：反对德国新近所宣布封锁计划，中华民国政府抗议中，用恫吓之言，本帝国政府诧异。查他国等仅抗议，惟与德国交谊亲密之中国，系各国中独一加上恫吓者。中国在封锁海内无航业，而不受累，故此项恫吓更属奇异。中华民国政府提及现在战法，曾损害中国人民生命。查中华民国政府，向未对本帝国政府声明一个此等事实或声诉也。据本帝国政府所自得报告，如有中国人民损害者，系在战线掘壕或为他项军事之用者。伊等用此行为，如同与战者连带，与战者之危险，本帝国政府屡次抗议，将中国人运去作战事上用，即于战时德国曾予与中国有良好交谊之凭据，因此交谊，德国允愿将恫吓之言视为未到。故此，本帝国政府，据理可望中华民国改府修正此问题之意旨。德国之敌人，先宣布封锁战策，且悍然不顾而实行之，德国碍难取消其封锁战略，但仍愿依照中华民国政府特愿，而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俾尽力顾及中国航业利益。德国向中国用此通融态度，实因确知倘至与德国绝交，中国不但失一真实良友，且中国冒不堪设想之，等因奉此。本大臣除将本帝国政府答复照会贵总长外，并声明，如中华民国政府允愿，则本大臣有权议商保护中国航业利益。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有了国会的认可，北京政府除了采取至关重要的步骤——断交——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某些材料还要最后敲定，但这些事情很快就处理好了。没有做进一步的磋商，3月14日中午，德国公使收到了中国外交部送来的护照和下面这封密封急件。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记录一下，在2月9日中国发出照会到3月10日德国作出答复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法国邮轮阿多士号在地中海被鱼雷击沉，船上有500名前往法国的中国劳工，全都葬身鱼腹。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划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伤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锁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巳，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沿途保护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直到11天之后（3月25日），德国公使及其随从人员才一肚子不情愿地离开了北京，经美国打道回府。其间，中国政府尚未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因为尚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不仅要与协约国之间作一些安排，还需根据美国的行动对中国的政策进行调整。一个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每天都在争论应该遵循的程序，由于各省对下一步行动所持的观点针锋相对，因而耽搁了很长时间。
3、4两个月全都耗在这场人人参加却又徒劳无功的讨论上。考虑到各省的反对，段祺瑞总理如今便把各省军政首脑召集到北京开会，让他们为自己的政策背书。不过，这一行动虽然就军头们所关心的范围而言可谓大获全胜（他们投票一致同意参战），然而却让国会惊慌失措，他们认识到，这一程序暗含着一种新的企图，要破坏国会的权力，依法外手段控制国家。此外，《京报》也发表文章，揭露日本人在幕后的小动作，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心，有人可能怀着通过秘密外交以获得某些私人性质的担保的目的而大搞阴谋诡计。除了参与各协约国在北京的半官方谈判之外，日本同时还展开了另一场谈判，主要是通过寺内正毅首相从东京特别派来的一位名叫西原龟三的秘密代理人进行的，这一行动，导致了关于中国未来债务的耸人听闻的谣言迅速流传。
当段祺瑞总理3月10日就立即与德国断交的必要性向国会发表陈述的时候，他暗示，中国已经得到了协约国的明确保证：庚子赔款延期1年，立即提高关税率，修改《辛丑条约》中关于中国军队在天津附近存在的问题。这几点的突然宣布，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围绕庚款延期的时间长度，以及关税增加的实际金额，似乎出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混乱，这主要是由于密探太多的缘故，再加上如今观点的交流几乎完全是口头的、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分析一场与北京特殊的外交气氛密切相关的争论，将会令人不胜其烦。不过，这一事件生动说明了，在中国，那怕是作出一个简单的决定，也会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京报》每天都用大幅版面强调：如果军方一意孤行的话，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将再一次面临威胁。如果说正式对德宣战的问题如今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那也丝毫不用奇怪。
5月1日，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考验和磨难，在段祺瑞总理的强力推动下，内阁一致作出决定：对德宣战势在必行。5月7日，在与黎元洪总统达成一致之后，国会收到了下面这份咨文——这是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之间沟通的常用方法：
大总统为咨行事。吾国与德绝交以来，德国政府仍侵犯中立权利，损害吾民生命财产，破坏公法，违背人道。本大总统为促进和平，维持公法，保护吾国人民生命财产起见，认为与德政府有宣战之必要。兹依据《约法》第三十五条，咨请同意，并据《约法》第二十一条，要求秘密会议。此咨众议院。
5月8日，在听取了段祺瑞总理亲自所做的陈述之后，众议院秘密会议将“参战案”提交众议院委员会审查，以便为作出决定赢得时间。同一天，参议院也就同一问题开会。参议院群情激昂、讨论热烈，这倒并不是因为对讨论的问题有什么真正的争执，而是因为大部分参议员对国内的后果深感担忧。
5月10日，国会召开秘密会议，很明显，一场危机已经初露端倪。数千名乌合之众将进入国会的通道围得水泄不通，众议院的议员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走过这段路，许多议员不是被人饱以老拳，就是被人推来搡去。这群乌合之众，明显是由一个众议院拒绝参与的秘密组织所控制的。紧急通知被送到了警备司令部，要求增派武装人员前往保护，议员们同时还要求段祺瑞总理到场。大批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但在阻止暴民进入议会、烧毁议会大厦、杀害国会议员（他们曾发出过这样的威胁）的同时，警察们却没有（也许是不愿）驱散人群，人们后来得知，有半个营的步兵，身着便衣，在他们长官的指挥下，构成了这群示威者的骨干力量。
直到天快黑的时候，这些混乱场面持续了6、7个小时之后，段祺瑞总理终于姗姗而来。直到人们谣传有一个日本记者被杀的时候，警察们才得到命令：向人群发动冲击，用武力强行驱散他们。这事很快就办妥了，因为，除了那些穿便衣的士兵之外，这群乌合之众基本上都属于最低层的阶级，只不过是被人花钱买来狂呼乱叫的，根本就没有真刀真枪打一架的兴趣。饥肠辘辘地关了一天的禁闭之后，快到午夜时分，议员们才得以四散离去，各自回家，早就没有力气争论什么“参战案”。结果是，我们的段总理发现：他的全体阁僚，除教育总长外，全都辞职不干了。内阁总长们不愿意和一个用武力胁迫国会的政府同流合污。
然而，段祺瑞总理依然决意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没过几天，第二篇咨文被送到国会，咨文要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立即将“参战案”提交讨论。这期间，北京的一份主要报纸发表了更详细的资料，揭露日本暗地里的活动，这极大地激怒了公众，并使得自由主义分子的立场比以前更加坚定了。报道称，寺内正毅伯爵正在重演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五号，日本人这一次的提议，采用的是20条密约的形式，其中主要条款是：给中国一笔2000万日元的借款以在日本人指导下改造3座主要兵工厂，第二笔8000万日元的借款将用于使中国军队日本化。作为这篇报道的结果，《京报》的一位编辑被抓了起来，投入了监狱。而国会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在第二天（5月19日）通过了一项决议：除非改组内阁（这意味着段祺瑞的辞职），否则就拒绝考虑以任何形式对德宣战。反动分子的最后一搏，就是让在北京聚会的各省督军向总统递交了一份要求解散国会的请愿书，以这种花招诱使总统屈服。当这一建议遭到总统的断然拒绝，而督军们扬言要武力干涉的时候，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时期随之而来。
然而，国会依然无动于衷，该干什么干什么。虽然“永久宪法”草案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但如今又提议做重要增订，赠订条款的设计，为的是扩大国会的控制权，针对未来的独断专行提供每一种可能的防范。按照新的规定，一次对内阁的不信任投票以简单多数通过之后，总统就必须要么解散内阁，要么解散众议院（不过众议院的解散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人们公认，这一规定对清除袁世凯统治的最后残余是必要的。此外，另一项新的条款规定，总统有权以总统令的形式立即解除总理的职位，而无需其他内阁部长的副署，保守派们眼见得这一规定让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一时间阵脚大乱。
到了5月21日，硕果仅存的教育总长也辞职不干了，总理完全成了光杆司令。5月23日，在国民的普遍支持下，黎元洪总统解除了段祺瑞总理的职务，指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伍廷芳代行总理职务，同时，将首都地区置于4位值得信赖的将军的控制之下，他们被授予警备司令的权力，保护首都的安全。督军们则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几小时之前，全体仓惶逃出了北京城，宣布与徐州那位令人生畏的张勋将军结成联盟，这对共和国的安全构成不小的威胁。然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煽动骚乱，但各省对他们的反应都很冷淡。不过，这对他们后来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影响。在这场戏剧性的事变中，那位前总理竟然人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不见了，这使得人们纷纷谣传，他身边那些腐败奸党将要被逮捕，但总统很快就公开否认了有任何这样的打算——如今看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不得不在此沮丧地告诉大家，北京的几乎所有协约国使馆，都与这帮人关系密切（只有态度一贯正确的美国除外），法国公使甚至走得更远，他对督军们热诚相待，并公开宣称：据本国媒体报道，国会根本就无足轻重，对中国而言，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迅速宣战。在中国与列强之间有希望建立恰当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北京的外交做一些公众调查，这一点似乎无可争辩。
5月底之前，军阀们孤注一掷，玩起了他们的老把戏：竭力煽动各省“宣布独立”，虽然这个国家的民众明显反对他们。这场运动也得力于某些成功的策略，因为南方各省的军人对他们的领导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他们突然提出了进军北京的强烈要求。铁路上的所有车辆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大量征用，最南端的几个省份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他们还威胁：只要他们一完成动员就立即向北方军队发动全面的进攻，这一切，使得混乱的局面益发不可收拾。
6月到来了，局面比过去几年里的形势更加凶险。揭竿而起的将军们派出了他们的特使，与形形色色的失意政客和心怀不满的将领们一起，齐聚天津（这里离北京只有80英里），公开组建了一个军事总部，他们宣称，到时将把这个机构转变为临时政府，以寻求列强的承认。军队也在调动和集结，以对付北京；解散国会的要求被重新提起；同时，首都的报纸也突然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文章。眼见得形势急转直下，黎元洪总统在别人（虽然是何人尚不得而知）的引诱下，发布命令，召张勋将军进京担当调停人，这又是一个致命的举措。6月7日，张勋领着大队人马抵达天津，并在那里停了下来，很快就制服了颠覆势力，然后，立即向北京发出了最后通牒，重弹解散国会的老调调。
这期间，6月5日，被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惊慌失措的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下面这篇照会，希望以此稳定局势：
美政府闻中国内讧，极为忧虑，笃望即复归于和好，政治统一。中国对德开战，抑或仍守与德绝交之现状，乃次要之事件。在中国最为必要者，乃维持继续其政治之实体，沿已得进步之途径，进求国家之发展。美国所以关心于中国政体及行政人物者，仅以中美友谊之关系，美国不得不助中国。但美国尤深切关心者，在中国之维持中央统一与单独负责之政府。是以美国今表示其极诚恳之希望，愿中国为自己利益及世界利益计，立息党争，并愿所有党派与一切人民，共谋统一致府之再建，共保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所应有之地位。但若内讧不息，而欲占其所应得之地位，则必不可能也。[《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然而，局势的发展是如此迅速而影响深远，以至于这一表态显得毫无分量。副总统冯国璋将军也不愿（或者不能）有所作为，他已经从南京递交了辞呈，并声称，在这场特殊斗争中，他将保持长江下游重要地区的所谓“中立”。他的行动，看上去似乎很奇怪，但却代表了郁结在每个人心头的深重忧虑。
在6月9日星期六之前，总统的态度似乎一直很强硬。这一天，他亲自会见了外国媒体的记者，并向他们保证，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威胁，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可能试图采取“解散国会”这样的违宪之举。之所以说违宪，乃是因为《临时约法》（在国会正式通过永久宪法之前它依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只是规定了国会是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而创立的，但没有给予总统在它为期3年的“生存”期内解散它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从1913年11月4日国会解散至1916年8月1日重开国会，这3年时间，被视为一个纯粹的空白期，因此，如果法律得到恰当解释的话，在1918年之前，除了国会自己，这个国家谁也没有权力中断它的开会。但是考虑到危险的形势，国会已经表示愿意主动做下面这些事：1、重新审议宪法草案的某些规定，以确保两周之内全部文件在两院通过；2、修改“选举法”，以赢得更多保守分子的支持；3、做完这些事情，立即进入第二次休会期（1916-1917），经过短暂休息之后再第三次开会（1917-1918），并在3个月之内闭会，允许在1918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举行新的选举——新一届国会将在1918年4月召开，并把自己变成“国民大会”，选举出任期5年的新总统（1918-1923）。
6月10日星期日，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给了所有这些合理计划当头一棒，消息称，总统断然指出，要想挽救中华民国，要想防止北京的浩劫，要想阻止一场公开用武力恢复宣统皇位的图谋，解散国会是惟一的办法。他已经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单等到总理伍廷芳副署就立即生效，根据《临时约法》第45条，这样的副署是强制性的。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必将贻害于将来。假如5月23日前后能够采取果断的措施，将几个不听话的督军强行扣押在北京，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中国将免去多少国内、国际的羞辱。6年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的确在这个民族的心里培育出了一种渴望，他们渴望立宪政体，也培育出了一种憎恨，他们憎恨军阀专制。但这种渴望和憎恨需要坚强的领导阶层。没有这样的领导阶层，它就不能水到渠成，也必定只能在对残忍报复的持续恐惧中偷偷摸摸地生根发芽。一个大好时机出现了，又失去了。
黎元洪总统曾经与笔者交换过他的个人看法，他说，在签署解散国会命令的时候，自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虽然南方军和海军宣称要保护国会到最后，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大批军队沿进京的铁路成梯队排列，每天都在威胁要采取行动。不管1917年6月发生了什么，未来几年的事情必定会最终证明，枪杆子不可能再统治中国了，哪怕是名义上。
而此时，经验丰富的伍廷芳博士却宣称，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迫使他签署一份得不到法律支持的命令，他也的确坚决抵制了所有的诱惑。虽然他的辞职遭到了拒绝，但他的态度却非常坚决，显然，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权宜之计。6月13日下半夜，这个权宜之计才算有了着落：通过一次快速的重新洗牌，好好先生江朝宗将军被指定代替伍廷芳，及时副署了这份至关重要的命令，凌晨4点，命令很快被印刷发行、张贴公布。有人曾告诉笔者，此时，张勋4个营的辫子军已经在天坛安营扎寨好几天了，命令如果不这样发布，我们的辫帅就会放任他们在北京城里自由行动。命令原文如下：
上年六月，本大总统申令，以宪法之成，专待国会。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等因。是本届国会之召集，专以制宪为要义。前据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称：日前宪法会议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考之各国制宪成例，不应由国会议定，故我国欲得良妥宪法，非从根本改正，实无以善其后。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惟有仰恳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等语。近日全国军、政、商、学各界，函电络绎，情词亦复相同。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期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之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此令。
随着这份文件的发表，一场大的骚动和民众的极大不安接踵而至。国会议员们此前有一小部分人已经离开北京，这下子全部都撤出了首都，去了南方。
这些喜剧性事件的展开，是日本方面最大的秘密行动的信号，如今，到处都能看到这些日本人在摩拳擦掌、额首相庆。正在中国各地做考察旅行的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将军，在一个最佳的时刻到达了北京，如今正忙于通过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日本官员扯动每一根绳线，试图以这种方式让这次可耻阴谋的领袖们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日本的新闻媒体，则抓住6月5日的美国照会作为借口，连日来喋喋不休地抨击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以及无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据这帮时事评论员声称，未经先行与日本商议，列强中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远东采取任何行动，提出任何建议。对于这样自以为是的傲慢，一旦战局的发展尘埃落定，必定会遭到严厉的责难。不过，忙得不亦乐乎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军官和新闻记者，中国政府的那帮所谓的日本顾问，也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帮着添乱。宪法专家有贺长雄博士，当黎元洪总统在最后的时刻召他来征询建议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与莫理循博士顶撞了起来。莫理循博士，以一个英国人对司法和宪政的热爱，坚持认为，总统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也要遵守法律。有贺博士则错误地声称，发布这样的命令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从而蓄意地为分裂势力帮了大忙。对于一个曾经建议袁世凯称帝的人来说（他清楚地知道这绝不会成功，而且从日本的观点看整个计划的确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这或许是他惟一期待的事情。
各省对6月13日解散国会之举的反应，如今成了每个人都热切期待的事情。西南各省，以及他们在广州的军事总部，开始公开一致地采取对抗行动，不过他们并非要反对总统的权威，而是要消灭那些篡夺权力的将领，以及躲在他们身后的大奸巨滑。至今恪守“中立”的长江流域各省，以及他们在南京的总部，也开始秘密地与南方的共和主义者们交换看法。聚集在天津的那帮军人和“政客”，则被这些新的情况搞糊涂了，只好继续按兵不动。
毋庸置疑，正是那位半文盲将军张勋，策划了这场疯狂的政变。7月1日凌晨，张勋利用北京城的混乱，带着他的人马进入了紫禁城，经过与前清皇室的预先安排，7月1日凌晨4点钟的时候，1912年2月丢掉宝座的儿皇帝宣统，在一小撮满清贵族（都是一些擅长阿谀奉承的马屁精）的面前，重新登上了皇位。北京城一觉醒来，发现到处都有巡逻的辫子军，并将信将疑地听说：老规矩又回来了。警察们根据命令迅速造访了所有商店和民居，命令每一家都要挂上龙旗。这天下午，发表了下面这篇满纸荒唐的复位诏书，文中所云黎元洪总统的奏折，则全然是赤裸裸的伪造，除了张勋，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列名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相信，满清的宗社党也是被强迫的。这一疯狂行动，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恐怖，因为这很有可能使北京变成一座满洲人的城市。
复位诏书
朕不幸，以冲龄继承大业，茕茕在疚，未堪多难。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亿兆生灵之命，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弭乱，民得安居。乃国体自改革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劫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至十余万万，而有加无已。海内嚣然，哀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苦吾民。此诚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灵恻痛而难安者。而朕深居宫禁，日夜祷天，彷徨欲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以国体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禨等为国势阽危，人心涣散，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人。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灵各等语。览奏情词恳切，实深痛惧。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轻任于冲人微渺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谰言，遂置生亿兆灵于不顾。权衡轻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而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上下以至诚相感，不徒恃法守为维系之资；政令以惩毖为心，不得以国本为尝试之具。况当此万象虚耗，元气垂竭，存亡绝续之交，朕临深履薄，固不敢有乐为君，稍自纵逸。尔大小臣工，尤当精白乃心，涤除旧染，息息以民瘼为念。为民生留一分元气，即为国家留一息命脉，庶几危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兴复初政亟应兴革诸大端，条举如下：
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
二、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
三、凛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四、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俗易婚等事，并着所司条议具奏。
五、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定条约，及已付债款各合同，一律继续有效。
六、民国所行印花税一事，应即废止，以舒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减。
七、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
八、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
九、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
凡此九条，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实鉴临之。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内阁议政大臣张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617-618]
敕封黎元洪为一等公上谕
本日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吁恳复御大统一折。据称该员因兵变被胁，盗窃大位，谬领国事，无济时艰。并历陈改建共和诸多弊害，奏恳复御大统，以拯生灵，自请待罪有司等语。览奏情词悱恻，出于至诚。从乱既非本怀，归政尤明大义，际此国事危岌，大局飘摇，竟能作吾民亲上之先，定中国救亡之策，厥功甚伟，深孚朕心。黎元洪著赐封为一等公，以彰殊典，尚其钦承朕命，永荷天庥。钦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623]
特设内阁议政大臣上谕
兴复伊始，特设内阁议政大臣，以资赞襄而专责成，并设阁丞二员。其余京外缺，均暂照宣统初年官职办理。起现任大小文武官员，均著照常供职。钦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628]
对这一野蛮行动的普遍麻木，再加上辫子军对所有邮局和电报局的军事占领，使得人们在最初的48小时里对此竟毫无反应。7月2日，几篇诏书依然继续着它们企图激活帝制僵尸的努力，被弄得稀里糊涂的老百姓则依然高挂他们的龙旗。然而，到了3日早晨，一个消息不胫而走，说的是已经事实上被囚于总统府的黎元洪，在两位侍从武官的陪伴下，乘汽车逃跑了。在试图让使馆区法国医院收留未果之后，随即转到了日本使馆，那里为他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住处。3日傍晚，日本使馆（用法语）发表了下面这份官方公报，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黎大总统带侍卫武官陆军中将唐仲寅、秘书刘钟秀及从者一名，于七月二日午后九时半，不预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馆域内之使馆武随员斋藤少将官舍，恳其保护身命。日公使馆认为系不得已之事情，并为顾及国际道义，决定作相当之保护，即以使馆域内之营房，暂充黎大总统居所。黎大总统在日使馆时，日本公使馆绝对不允其作政治的活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624-625]
随着这一耸人听闻的新情况的出现，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黎元洪总统向天津发出了一系列电令，并通过这一行动使得帝制主义者的努力付之东流。通过巧妙的安排，段祺瑞将军被任命为总理，同时，副总统冯国璋被请求代行总统职务，这些安排是如此妥善，以至于张勋很快就被自己编制的罗网给罩住了。
以下就是4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原文：
1、（7月1日）本日张巡阅使率兵入城，实行复辟。断绝交通，派梁鼎芬等来府游说。元洪严词拒绝，誓不承认，副总统等拥护共和，当必有善后之策。特闻。元洪。东。
2、（7月1日）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清帝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特此奉闻，藉免误会。元洪。东。
3、南京冯副总统，南宁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并转省议会暨各镇守使、各师旅长，热河、察哈尔、绥远都统，龙华卢护军使，上海萨总长、程总司令并转各舰队长，孙中山先生、伍秩庸先生、章太炎先生、唐少川先生、岑云阶先生，天津徐菊人、段芝泉先生、熊秉三、梁任公、汤济武先生，广州李协和先生，叙府罗前督军，岳州吴总司令均鉴：国家不幸，患难相寻。前因宪法争持，致启兵端。安徽督军张勋，愿任调停之责，由国务院总理李经羲主张招致入京，共商国是。甫至天津，首请解散国会，在京各员屡次声称，为保全国家统一起见，委曲相从，刻正组织内阁，期速完成，以图补救。不料昨晚十二点钟，突接报告，张勋主张复辟，先将电报局派兵占领。今晨梁鼎芬等入府，面称先朝旧物，应即归还等语。当经痛加斥责，逐出府外。风闻彼等已发通电数道，何人名义，内容如何，概不得知。元洪负国民付托之重，本拟一俟内阁成立，秩序稍复，即行辞职，以谢国民。今既枝节横生，张勋胆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坏群力建造之邦基，及世界各国公认之国体，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时局至此，诸公夙怀爱国，远过元洪。伫望迅即出师，共图讨贼，以期复我共和，而救危亡。无任迫切，临电涕泣，不知所云。如有电复，即希由路透公司转交为盼。黎元洪。东。印。
4、（7月3日）南京冯副总统、各省督军、省长、南宁陆巡阅使、琼州龙督办、各都统、各护军使、各镇守使、各报馆鉴：东日两电、冬日一电计达。此次政变猝生，致摇国体。元洪负疚民国，哀痛何穷。已于本月冬日，特任段芝泉总理国事，并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职权，在副总统未经正式代理以前，一切机宜统由段总理便宜处理。所有印信、文件业经送津，请段总理暂行摄护，并设法转送副座，呈请接受。再，顷者公府卫队猝被裁撤，催交三海，元洪亦即移居医院。此后一切救国大计，务请商承冯副总统、段总理合力进行。临电翘企，不尽区区。元洪。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499-503]
期间，就在北京发生这些戏剧性事件的同时，发生在各省的耸人听闻的事情亦复不少。天津那一伙人很快就认识到：国家存亡，危在旦夕；他们非常迅速地采取了果断行动。这表明：尽管存在种种争论，但对于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有点头脑的人来说，共和主义已经深入人心；至少，设想一个统一的中国是可能的。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学者梁启超，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就是言简意赅地概述每一件事情的重要性，然后把它们传播到各省。梁启超的通电以“昊天不吊，国生妖孽”开头，结尾掷地有声：“启超前此曲突徙薪之论，是以供若曹含沙喋血之资，亦既痛愤积中，誓将缄结终古。今睹濒覆之巢，复吐在喉之鲠，知我罪我，固所不辞。”
如今，军人与文人们联合了起来。段祺瑞将军立即挑起了放在他肩上的重担，来到天津城外严阵以待的兵营，担任了集结于此的军队的总司令，同时发布了下面这篇宣言：
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民国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长保名义上之尊荣，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历考有史以来二十余姓帝王之结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张勋等以个人权利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韪，以倡此逆谋，思欲效法莽、卓，挟幼主以制天下，竟捏黎元洪奏称改建共和，诸多弊害，恳复御大统，以拯生灵等语，擅发伪谕。横逆至此，中外震骇。若曰为国家耶，安有君主专制之政，而尚能生存于今之世者？其必酿成四海鼎沸，盖可断言。而各友邦之承认民国，于兹五年，今覆雨翻云，我国人虽不惜以国为戏，在友邦则岂能与吾同戏者。内部纷争之结局，势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国运真从兹斩矣。若曰为清室耶，清帝冲龄高拱，绝无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为大戒，今兹之举，出于迫胁，天下共闻，历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优待终古，既为旷古所无，岂可更置诸严墙，使其为再度之倾覆以至于尽？祺瑞罢斥以来，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惟念辛亥缔造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情义所在，守死不渝。诸公皆国之干城，各膺重寄，际兹奇变，义愤当同。为国家计，自必矢有死无贰之诚；为清室计，当久明爱人以德之义。复望戮力同心，戢兹大难，祺瑞虽衰，亦当执鞭以从其后也。敢布腹心，伏维鉴察。
随着这篇宣言的发表，一场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开始了。7月5日，据报告，至关重要的京津铁路，在离北京40英里的廊坊中断了，庚子那年，西摩尔将军的远征联军差一点就被围剿在那里。张勋打算拿出像他的政变一样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作最后一搏，他将自己的辫子军大规模地调到了北京城外，再充以大量的满洲兵，使得这支军队更加强大。他宣称，要与段祺瑞的讨逆军一决雌雄、死而后已，事后证明这话和他其余的话一样，也不过是说说而已。第一次交锋发生在7月5日傍晚，这一仗，对我们的辨帅而言是致命的。整个北洋陆军，除了留在北京的满洲军，都迅速集中到了两条通向北京的主要铁路的沿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策略上，辫子军都望尘莫及，短暂的抵抗之后，辫子军望风而逃。张勋本人则很快醒悟到，古老的帝制，在北方与在南方一样，也早已是明日黄花。他显然被这一发现给惊呆了。政变还不到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准备举手投降了（假如能全他的小命和名声的话）。到了7月9日，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共和军包围了北京，张勋辞去了所有职务，除了辫子军的总司令。满清宗社党已经起草好了一篇新的退位诏书，只因慑于紫禁城周围的辫子军，才不敢发布。
以外国使馆作中间人，一场老一套的讨价还价搭台开唱了。谁也不希望看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摆开战场，那样，不仅无辜百姓要惨遭涂炭，而且洋人也会跟着受池鱼之殃。在对紫禁城的一次小规模炮击中，人们已经领教了新奇的事物，炸弹在满清皇室的心里所引起的恐慌，让他们不仅做好了举手投降的准备，甚至打算逃之夭夭。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并非君主政体的命运（这已经是个死老虎），而只是将要发生在张勋脑袋上的事情——这是个问题让张勋痛苦不堪。共和军已经为这颗脑袋悬赏1万块现大洋，而那些煽风点火的家伙则鼓吹：必须拿获此人，无论是死是活，都要在枭首国门，以清算他的背信弃义。围绕这一问题，一场诡秘的战斗打响了，但直到7月11日傍晚，也没有弄来一颗人头，当所有迫使张勋无条件投降的努力全都宣告失败的时候，讨逆军宣布，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对张勋的部队发动全面进攻。
7月12日的拂晓时分，一声炮响宣告了进攻的开始。大批共和军小分队从各个不同的城门进入北京城，猛烈的交火声在老百姓当中引起了恐怖。张勋的主力部队，驻扎在被大墙围起来的天坛内，那里很快就被包围了。对他们而言，虽然在那里撑上几天是完全可能的，但刚刚交火几个小时，一场谈判就开始了，他们平静地举手投降。在紫禁城（张勋就住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的辫帅，尽管此前曾咄咄逼人地宣称要决一死战，但事到临头却溜之乎也，逃到使馆区去寻求庇护。他的人马则坚持到了下午两点，当抵抗全线崩溃的时候，战斗也就结束了。双方的伤亡人数都微不足道，就这样，11天的闹剧之后，前清皇室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糟了。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中国的主要难题，这就是联合政府的建立，以及内部混战的停止——这个问题因张勋的逃走而稍稍变得简单了一些，但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最终必将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这正是笔者的信念之所在，这种信念是建立在认识全部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但要达成这个目标，未来省际间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因为中国太大了，要想不经历大量的磨难困苦，就能找到共同的立场，殊非易事。黎元洪总统已经宣布，无论如何他也不打算再度出山了，冯国璋副总统成了合法的继任者，他平静地走马上任。辫帅张勋的流产政变，已经将华北的空气净化到了这样的程度：满清皇室已经被搬出了北京城，皇室津贴也大为缩水，而且，像康有为这样彻头彻尾的帝制主义者，也已经被剥夺了公民权，这彻底摧毁了他们所剩无几的民意支持。最后，1917年8月14日，中国终于对德奥两国宣战，并制定了与这一外交政策相一致的行动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