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新政权
袁世凯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处事老练的段祺瑞将军便以国务卿的身份，拜访了副总统黎元洪（几年之前也是他奉命去武汉把黎元洪“请”到北京的），迎请他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当天下午1点钟，匆忙聚集在外交部的各国公使就得到报告：黎元洪将军已经正式履行职务，首都的和平与安全将会有充分的保障，不必担忧有任何动荡发生。毫无疑问，一旦老百姓认识到了这幕大戏高潮部分的悲剧性，肯定会有各式各样的谣言广为传播，到时，宪兵和警察部队（总共约1万8千人）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
尽管有这些担保，但人们还是深感不安。外国使馆的人，虽然身在此山中，但对中国的事情却一知半解，他们不会相信，在经过4年的激烈冲突之后，国内和平能够在一夜之间突然实现。在当时人们所作出的许多悲观预言当中，一个最为普遍的预言，出自某些外国全权大使之口，他们认为，日本人将会在3个月之内全面占领这个国家——阻挠他们前进的有效障碍已经被搬走了。在中国，职业外交官们所犯的错误，就像在巴尔干半岛一样司空见惯，因为要想不犯错，就必须日复一日、不带偏见地研究所有这些构成现代民族主义的复杂现象，而他们，既缺乏这样的愿望，也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其行为几乎完全听从个人偏好所指引，这种个人偏好又因为对惯有先例的回忆而不断得以增强，因此，在每一份外交档案中都塞满了堆积如山的错误，这也就无足为怪了。外交官们最后的一招棋，就是任何带有激进主义意味的事情都不干，一切顺其自然，这是他们与尘俗世界妥协的惯用伎俩。他们天生就是蒙昧主义的爱好者，是进步的隐秘之敌。所有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源于对渴望变革的普遍愿望，外交官们对此不抱任何信任，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整个外交使团都倾向于那些真正令人憎恶的东西——密约。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对强人政治的彻底垮台深感失望，通过怀疑未来以寻求安慰，也就只不过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袁世凯的传奇故事，以及欧洲和日本外交官在这个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所有选择政治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人来说，都将是一个警告。因为，这个故事中，展示了所有权谋理论更邪恶特征的完整大纲。
黎元洪总统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恢复人们的信心，并向世界宣告：旷日持久的革命就要结束了。所有在京的将军们被召集到了黎元洪的面前，他诚挚而坦率地告诉他们：国家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请求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以永久保障外国列强不干涉民国的事务。他立刻得到了热烈的支持。一次军事性质的群众集会，得到了全体现役军人的响应，他们愿意为维护首都的和平与秩序而担负起责任。袁世凯统治时期所开创的可怕乱局因此不再可能出现。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开始按部就班，一如平常。
然而，疯狂的帝制冒险所留下的财政破坏，依然骇人听闻。北京城里，不仅没有钱，而且几乎没有食物，因为自从国家暂停供应硬通货之后，农民拒绝接受人们用纸币购买他们的农产品，首都的食物来源也就切断了。这样一来，政府就不得不以象征性的价格大量出售国家的粮食储备（那是为军队和讨伐南方军而储备的）。许多天来，出现了人们熟悉的一幕，那些穿蓝色制服的警察，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队，耐心地等待领取他们在战时所约定的微薄薪水。
期间，虽然军队对新政权保持着忠诚，但那些拥护帝制的政客却并非如此。眼见得自己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不遗余力地挑拨离间，试图阻止各省再次与北京统一。如今，无数的阴谋诡计每个小时都在策划，以保证国家的控制权不会按照法律许可的方式行使，倘若连篇累牍地描述这些密谋，恐怕会令读者感到厌倦乏味。这帮以梁士诒为首的帝制主义者们，发现要想消除人们对他们的普遍憎恶几无可能，于是便改变策略，竭尽全力试图让政府颁布一纸特赦令。但不管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黎元洪总统依然不为所动，拒绝考虑宽恕他们。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他的意图是，在颁布这样的赦令之前，要允许国民畅所欲言。不过为了显示自己并非前任总统所采用的那些恐怖手段的积极提倡者，他颁布了一道命令，及时废除了臭名昭著的执法处，这个机构，袁世凯曾把它变成了一架司法谋杀的发动机，1911-1916年间，在它阴森黑暗的管辖范围之内，数以千计不幸的人，实际上未经审判就被消灭了。
这期间，全国各地的形势只是缓慢地得到改善。北洋各系决心要阻止政治权力完全落入南方激进分子之手，于是便强烈反对《临时约法》的重新生效，公开指责重开1913年的旧国会，这个国会的老班底已经聚集到了上海，正准备北上进京。有必要给北洋军头们一点颜色瞧瞧。已经在靠近上海水域集结的中国海军采取了行动，海军司令向北京方面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只要段祺瑞所控制的政府拒绝顺从民意恢复《临时约法》并重开国会，海军将拒绝认可中央政府的权威。只要南方联盟的手里握有舰队（至今没有被正式遣散），北京就没有能力完全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北京方面为了避免这一合理而正当的解决方法而耍尽花招之后，最后不得不同意，让事情回到1913年11月4日国会解散之前的状态——北京政府以联合内阁的方式重组，内阁成员有南北双方提名，段祺瑞继续担任内阁总理。
6月28日，长长的送葬队列行进在从总统府到火车站的路上，那位大独裁者的遗体将被运往河南他最后的安息之地。队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辆豪华马车，这驾马车，他本打算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乘它登上皇位，如今却陪伴他走向坟墓。人群心态各异，队伍不事铺张，仪式是按照民国的规矩设计的，这比许多其它观点更清楚地证明：中国已经多少变得有些现代化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如今是最年轻的共和国，正在羞怯地学习青春期的成长课程。
袁世凯刚刚入土为安，总统府便颁布了一道命令，立即逮捕所有的帝制阴谋首犯。但这帮混蛋早就逃之夭夭，已经找到了安全的藏身之地，而且据了解，只要他们继续留在治外管辖权的土地上，就奈何他们不得，甚至也无法查抄他们的私人财产（这当然是他们在前政府的治下所积攒起来的）。那个充满背信弃义、两面三刀、胆怯报复的日子，的确正在成为过去，新政权体面正派，讲究“费厄泼赖”。新总统的任务并不简单，在所有环境中，如果他都能够遵循安全稳妥的中间道路行事，既避免专制主义死灰复燃，也不把传统一笔勾销，那是他训练有素的明证。
黎元洪总统1864年出生于长江中游最重要的省份之一湖北，如今52岁，正当盛年。不过，虽然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戎马倥偬，早已习惯了军旅氛围，但他的政策却从不带有军阀作风。他的父亲曾经在南方任指挥官多年，从参将开始干起，这给了他接受完全现代化训练的优势。20岁那年，他进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6年之后从那里毕业，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入海军服役，成为一名管轮（轮机长）。甲午战后，应张之洞总督之邀，加入了他在南京的参谋部，负责监督这座古都的现代化炮台的修建，这些炮台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张之洞转调武昌时，黎元洪也跟随鞍前马后，在一位德国教官的协助下，积极参与湖北新军的训练。1897年，他前往日本，研读教育、军事和行政，短期逗留之后回到中国。1897年，他再次以军官的身份前往东京，加入皇家卫队。翌年秋天回到武昌，被任命为骑兵管带。1902年再一次受到邀请，去日本参加一场盛大的军事演习，这些旅行，使他对日本人的工作方式有了很好的认识，加上英国的方法（这在水师学堂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他也有一定的了解。1903年，他被提升为协统，随后被正式任命为湖北常备军第二镇统制官。他在自己的实授职位之外，还经常担任了五花八门的兼职，涉及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各种工作，他因此也彻底掌握了省级政府的管理工作。在1906年湖南省彰德那次著名的军事演习中，他担任第8协的协统，据说，正是在这次演习中，他萌生了利用军队作为主要手段发动一场广泛的反清起义的念头。
在1911年10月11日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当起义军的旗帜在武昌升起的时候，他被推举为军政府首脑（这多少有违他作为一个忠诚指挥官的本意），就这样成了中华民国实际上的首任领袖。短短的10天时间，他的领袖地位便得到了14个行省的支持，虽然由于装备和补给的不足而面临着严峻的困难，但他还是在武昌周围与北方军队展开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战斗，打了不少胜仗。当民国正式成立、清政权成为过去的时候，在那艰苦的几周里，正是他认真诚恳的工作，使得互相对峙的南北两军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正是他，首先提倡将民政和军政彻底分开，这两项行政权力，在民国早期完全掌握在各省军事首领的手中，他们无视中央政府的要求，大规模地招募新兵。虽然这项改革即使在今天也仅仅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人们没有理由怀疑，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就形成的“枪指挥政”的古老观念，必将一去不复返。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丝毫没有赢得黎元洪将军的同情，因为他反对内战，坚持认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为统一而努力工作，协商改革，远胜于醉心于徒劳无益的纷争。他面对险恶的前景，对帝制运动表示了不赞成，这一态度同样引人注目。高层显贵反复接近他，让他屈尊支持袁世凯称帝，但他坚决地予以拒绝，虽然有人公开表示严重担心：他将因此而遭到暗杀。等到袁世凯正式接受皇位之后，便封黎元洪为亲王，而他则坚决拒绝接受。当总统府给他送来亲王津贴的时候，他把钱退了回去，并声称：因为他没有接受这个头衔，所以这笔钱自然也就不是他的。每一次企图让他心回意转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他的坚韧和镇静，对于最终摧毁袁世凯的那股道德反抗力量，其贡献亦居功阙伟。
正是这个人，被要求出面主持新的政府以及眼下正在北京召集的国会，这或许的确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时来运转，天降大任于斯人。黎元洪将军也深知，这样一项已经付诸实施的冷酷而奇特的计划（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恢复帝制），要想彻底消除其影响，将要花去几年的时间，而且事实上，在国家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并表明它能够而且也应该是主人之前，还不得不容忍那些爪牙众多的军人政党——军队是革命之后幸存下来的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散。在这样的环境下，黎元洪的权威必然也就非常有限，与其积极有为，不如韬光养晦。他最大的希望，是成为一个合乎宪法的总统，但他很快认识到，必须达观地接受一个政权空白期，这期间，永久宪法将产生，而不同的政党将不得不普遍接受。多亏有了这样的抉择，袁世凯死后的这一年才基本上太平无事，除了那次引发宣战的危机——此事将另作详论。
这期间（1916年最后几个月），局势也并非平淡无奇。在革命中崛起了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前者网罗了所有的激进分子，后者则主要由旧式官僚阶级所组成，因此比较保守。导致袁世凯垮台的云南革命，由大学者梁启超所鼓动，也主要由他领导，而此人正是进步党的领袖。当时，人们对进步党寄予了重建民国的荣誉和信任，虽然在人数上他们不如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由于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而灰头土脸。然而，由于国民党主要是由一些更年轻、更现代的知识精英所组成，因而是一些更真诚的共和主义者，从其阶级立场上就对军阀的崛起形成了一个最大的阻碍，因此，虽然其活动必然被局限在议院之内，但它的道德影响力却非常巨大，并且一直代表平民反对军阀势力。在永久宪法产生之前，通过把所有赌注押在坚持《临时约法》上，国民党迅速确立了它的优势地位。因为，虽然人们一致公认，《临时约法》并没能带来一个代议制政府，但它至少确立了中国不能再用家族控制的方式进行统治的基本原则，这本身就标志着在所有先在观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在这样的环境下，黎元洪总统的政策，便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力图让人数众多、观点各异的人和谐相处，协力执行管理四万万同胞的实际工作。
他的工作成效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牵制，有人呼吁，为了抵消国会在北京的权力，军人应该尽快拿出新的办法来。我们已经谈到过通电在中国的破坏力——这倒确实是外国发明对本国生活影响的一个最意想不到的结果。借助这些电报战，使得各省首脑之间迅速交换观点成为可能。因此，1916年的秋天，为了震慑国会，为了军队能保持在幕后的控制力，在军方的鼓动之下，令人生畏的老将军张勋在徐州组织了一次完全非法的高级将领会议。在今天，我们或许不必多费口舌，只需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和平。不过多亏了黎元洪总统的温和劝告和非凡智慧，才没有发生公开的决裂。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尝试不会再重复了——至少不会以同样的方式。
必须解决的难题，是独特而罕见的。这样的难题，既不在于军阀政客的必然反动，也不在于统治阶级中的士大夫精英（他们对外国方式既没有超前的认识也不是十分习惯），在更大程度上，它与那个在辽阔农业地区历久犹存的更古老的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于那些无以数计的村寨小镇，它们星罗棋布地广泛分布于各省，直至中亚边境。对于一个掌握着权力天平并从事大量实际统治工作的社会阶层来说，要服从一个他们并不认可的公共机构的发号施令，无疑是困难的。不过有种种迹象表明：倘若一部永久宪法得以颁布，并取得各派的信任，那么，情况将会变得更好，从前的敌对状态也会逐渐消失。
正是为了这样一部宪法，国会自从1916年8月复会以来就一直在埋头工作，到眼下事实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参众两院每周三次坐到一起，讨论由特别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提交的《宪法草案》，进行详尽的审查和讨论。场面之热烈，自然标志着这一重要工作的进展，国会两大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一直争论不休。但这些争论以及最终形成决议，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也是重要的，因为他们都倾向于以一种具体而明确的形式表达中国人目前的心理状态及其广大的民意基础。例如，正是因为这些引人注目的争论和强烈的敌意，才使得最终形成了决议：不把儒教作为“国家宗教”。不过丝毫不用怀疑，在正式记录中，这场针对中国政治思想秘密堡垒的真正革命，使得一座精神的巴士底狱被彻底推倒了，为个人主义和个人责任的发展清理出了一块干净的场地，这在那些最伟大的中国圣贤所制定的繁文缛节之下是不可能的。
要界定中央政府与各行省之间的关系，甚至遇到了更加难以克服的困难。几个月以来，地方分权的鼓吹者和中央集权的提倡者，一直拒绝在所谓“行省制”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接下来，又为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文本到底是应该作为宪法的一章还是应该作为附件而打了一场死仗。最后达成一致：让它成为宪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一种巧妙的设计，它确保了人民主权不会在省议会中得到表达（各省议会曾经被袁世凯粗暴摧毁了，如今又重新建立了起来）。不用怀疑，在以后许多年里，这种制度安排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理论，而非实践。但是有种种迹象表明：在一个有限的历史时期内，议会政府在中国，将会比在某些欧洲国家更加成功；而中国人民将带着他们对公正程序和谨慎行动的热爱，选择公开的辩论作为最好的筛子，从秕糠中筛选谷粒，通过多数人的投票来决定每一项重大的事情。在1916-1917年间，国会正在成为一个“国家监督委员会”，这已经更加清楚地证明了重开国会是正当的。针对人们能想得出的每个问题提出质询的事情经常发生；猛烈的口头抨击对准了内阁部长们；内阁的责任感缓慢却坚定地建立起来了；由于畏惧国会的严厉批评，官员玩忽职守的现象正在逐渐减少（即使不是完全消除）。在笔者看来，要不了10年时间，国会将把这个国家凝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把内阁置于某种密切的日常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与英国的政治理论颇为类似，它必将在北京牢固地建立起来。这一奇迹在古老东方的出现，应该是有可能的，它有力地证明了：没有什么胜利是人类智能所不能实现的。
眼下在中国，也像在许多万里之外的国家一样，内阁的“无责任”是政府的大敌。换句话说，所谓“内阁制”，随着总统权力的削弱，往往使得内阁部长远离有效的日常管理。所有不该做的事情他们偏偏做了，那些因为玩忽职守而应该被立即赶出首都的人，却依然还在把持着内阁要职。但是，虽然中国人缓于行动，更喜欢把所有问题都拖延到大难临头的时候才解决，而我们却丝毫也不用怀疑，在饱受长期的欺骗之害以后，一个日益有效率的团队已经就位。此时此刻，不管从哪种观点看，我们都有理由为目前的形势而额首庆贺，深藏心底的每一个希望，未来都会平静地揭开。
对大多数而言，拜访一次新国会就是一次新发现：他们离开的时候，脑海里已经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甚至对参众两院的所在地，也会有特别的联想。它们藏在偏僻的西城区，仿佛它们产生的时候就明不正言不顺似的，缩在内城墙巨大的阴影下，这些环绕着北京城的巨大砖石堡垒，它那咄咄逼人的分量让人们寄予厚望，但很快就证明了：对那些铁了心要控制国家的闯入者来说，它是多么无用。在袁世凯的治下（在满洲人的治下也一样），参众两院是被当作政府的左膀右臂来使用的，某些从未得到允许的事情不断演变为固定的惯例。它们是铁路、电力、碎石马路以及所有现代化的玩意儿最初的亲戚，开始改变完全以农业为基础的古老文明，由于它们与真实的乡土中国的关系是如此疏远，以至于人们都认为，它们将一直置身于民族生活之外。
那就是傻瓜们相信的东西。然而在一份过去的“资政院”的程序规则中，笔者找到了这样一条写于1910年的注释：“这些争论在最初的会议期间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争论似乎清楚地表明：1913年的国会攫取中国的控制权，并废除皇上的权力。结果，革命——”虽然日期使人有些糊涂，但这个预言值得我们记录在案。
特警们的警觉注视，一直围绕着1916-1917年的国会，这些人的数量之庞大，也像这幢建筑的位置一样，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预期中的暴力并没有那么多，把这些监护人作为一种必需品安置在这里，为的是广而告之：过去所发生的那些违反宪法的暴力行为，未来如果再有的话，将严惩不贷。或许，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国会像北京的国会那样，受到那样大的蔑视。那些思想最开明的人，也满足于相信：中国的试验就是某些批评家所声称的那个样子，如果他们在众议院呆上一个下午，肯定会大吃一惊。中国人，习惯于在行业会所里开会、争论，虽然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它的反应迟缓和行动笨拙。当惯例变得更加稳固的时候，民族的共识就得以充分显露，并在当代史上烙下永久的标记。对此，根本用不着有任何怀疑。
在议会大厅的走廊里找个位子坐下来，自己亲眼瞧瞧吧。你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必定是：年轻人在哪里呢？那些假充立法者、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们（本国的报纸正是这样讥讽他们的）在哪里呢？议员中的大多数，远远谈不上年轻，都是一些三、四十岁甚至年届不惑的男人，看上去聪明睿智，却一脸倦容，早已失去了青春的朝气。你甚至到处都能见到一些白发苍苍的庄重老者，忍受着剧烈咳嗽的痛苦，他们本该呆在家里，安享晚年。虽然偶尔也能见到一两个西装革履的翩翩少年，带着他们从外国沾染来的、尚未来得及完全消除的浮华外表，但是总的印象，还是觉得有几分老气横秋，他们足够成熟，他们代表这个国家，当然也是这个国家眼下所能够拿得出手的人物。任何真正了解中国的人，没人会否认这一点。
按照欧洲国家的方式，议员席位的排列，主席台的建立，连同职员和记录员位置的安排，都给人以秩序井然的印象，稍稍带有一种朦胧的革命气息。或许正是因为中国人整齐的黑发和华丽的绸服，坐在朴实无华的背景前，才使人回想起法国大革命的生动画面。不知是由于何种天性使然，在这样的环境中，竟然偶尔也为了犯法者的鲜血而爆发戏剧性的情绪，仿佛我们不是生活在20世纪，在这个世纪，人们一致公认鲜血已经不再是令人满意的东西。每一扇门的门口，都站着武装警察，旁听者席位的前排也是如此，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有几分戏院的性质，并且有一种奇怪的刺激。中国的立法工作，已经创造出了其最早的传统：一直在谨慎的武装保护下进行，人们充分认识到，这是鉴于刚刚过去的种种教训。
这就是文人学士们的栖息之地，大多数议员的桌子上摆放着文件和笔记本。刺耳的电铃声刚一响起，人们排成连绵不断的长队，鱼贯而入，各就各位。因为有一次休会，议会大厅里只坐满了一半。几乎每个人都穿着中式服装，胸前佩戴着引人注目的议员徽章。有一种观点很快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对于国家而言，此事毕竟不是无关痛痒，相反，它属于活生生的现实，是一件至关重要且势在必行的事。它的无远弗届，它的大胆进取，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冲击着有想象力的头脑，因为聚集在这里的四、五百人，竟代表着组成这个国家的四、五亿人。你看到的仿佛是这个国家的剖面，一群粗重笨拙、行动迟缓的芸芸大众，对奇怪的下意识影响迅速做出反应——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又风平浪静，因为“理智”毕竟一直是人们永恒崇拜的女神，可望而不可及。在各自的行动中，全都学富五车，全都老谋深算。当议长大声要求议员们保持秩序、辩论开始的时候，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除了紧张激动的双手翻动文件，以及坐立不安的来来往往。每个人的双手（尤其是在他发言的时候），不像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紧握着，而是张开着，纤细的手指仿佛在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话，扭曲、旋转、含沙射影、冷嘲热讽，简直是一部妥协折衷的简短历史。由手的研究入手，来书写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每个人都上台发言，每个人都有太多的话要说。你方说罢，人们很快发现，另一个人的发言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北方人伶牙俐齿、字正腔圆，比南方佬更有优势，所有喜欢在公众场合表演的人都深知这一点。北京官话到底是官场“母语”，比起其他任何方言，都更不容易结结巴巴，也更加清晰准确，使得周围弥漫着某种无法拒绝的权威气氛。南方人嗓音的尖声高调，尽管争论的时候尖锐而迅速，但听上去却总像是越来越居于下风。这当中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那就是人们容易变得爱发牢骚，容易让辩论变得华而不实（因为发言过滥）。许多这些稀奇古怪的小事情，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并非没有影响。
随着争论的结束，投票就开始了。电铃声再一次响起，院警们用他们粗糙的大手将所有出口都关上了。职员们走到了过道里，他们看上去似乎无精打采、漠不关心，却非常迅速地清点了议员人数，以确保出席者超过法定人数。然后，议长要求大家投票。议员席里爆发出洪亮而僵硬的声音，只有两个字“同意”。接着，掌声雷动，法案几乎全票一致通过。然而，事情也并非总是如此。当到处都存在暴躁情绪的时候，议院将拒绝继续下面的议程，许多人同时站起来，在各自的桌子后面发言，彼此都试图说服对方。议长则有耐心地站在那里，跟程序问题较劲——常常败下阵来，因为习惯尚有待形成。必须遵守的法则，必定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建立。自从1916年8月以来，还是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进步，有些事情必须日复一日地学习。国会的职责，毕竟就是要展开争论，就是要充分表达国家政治信念的真实状态。国会，就是（或者说应该是）民族的缩影，国会决不会比民众更好，当然也不会更坏。以国民大会投票的形式所表达的多数原则，必须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而得到采用，中国也不例外——多数原则必须是决定性的。但在这里，新中国政治生活另外的复杂性，成了一个难题。责任内阁，则更没有以任何明确的方式与立法机关建立关联，而且还常常与总统办公室唱对台戏，这样一个内阁的存在，在国家的行政管理中不断制造日常的争斗（这种争斗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并已经导致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冲突。但依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议会政府正在取得稳步的进展，当永久宪法和地方政府体系都得到坚持的时候，局面将会为之一新。毫无疑问，要想确保彻底放弃所有的旧方法，就必须让年轻的一代进入政府。但是笔者也惊讶地注意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前清的总督们也开始赞成新秩序，乐意帮上一把。围绕部长职位的激烈竞争越来越明显，尽管必须经受国会的严酷考验并获得多数票通过，任命才会生效。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反常现象必须从北京消除。逊帝溥仪依然居住在紫禁城，围绕在身边的是一个微型小朝廷，这样的局面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因为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有利于帮助那些心怀鬼胎的党派秘密地散布谣言，说一场复辟即将发生，每个人都时不时地听到这样的谣言。是时候了，不仅要把前清皇室搬出首都，而且已经计划好了，要改变旗人家庭养老金的支付方式，他们依然在逐月领取津贴，就像在前清统治时期一样，这多亏了在1912年退位的时候签订的所谓《优待皇室条件》。等到这两个重要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中国的帝制将风流云散，迅速被人彻底遗忘。
尽管有这些担保，但人们还是深感不安。外国使馆的人，虽然身在此山中，但对中国的事情却一知半解，他们不会相信，在经过4年的激烈冲突之后，国内和平能够在一夜之间突然实现。在当时人们所作出的许多悲观预言当中，一个最为普遍的预言，出自某些外国全权大使之口，他们认为，日本人将会在3个月之内全面占领这个国家——阻挠他们前进的有效障碍已经被搬走了。在中国，职业外交官们所犯的错误，就像在巴尔干半岛一样司空见惯，因为要想不犯错，就必须日复一日、不带偏见地研究所有这些构成现代民族主义的复杂现象，而他们，既缺乏这样的愿望，也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其行为几乎完全听从个人偏好所指引，这种个人偏好又因为对惯有先例的回忆而不断得以增强，因此，在每一份外交档案中都塞满了堆积如山的错误，这也就无足为怪了。外交官们最后的一招棋，就是任何带有激进主义意味的事情都不干，一切顺其自然，这是他们与尘俗世界妥协的惯用伎俩。他们天生就是蒙昧主义的爱好者，是进步的隐秘之敌。所有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源于对渴望变革的普遍愿望，外交官们对此不抱任何信任，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整个外交使团都倾向于那些真正令人憎恶的东西——密约。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对强人政治的彻底垮台深感失望，通过怀疑未来以寻求安慰，也就只不过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袁世凯的传奇故事，以及欧洲和日本外交官在这个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所有选择政治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人来说，都将是一个警告。因为，这个故事中，展示了所有权谋理论更邪恶特征的完整大纲。
黎元洪总统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恢复人们的信心，并向世界宣告：旷日持久的革命就要结束了。所有在京的将军们被召集到了黎元洪的面前，他诚挚而坦率地告诉他们：国家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请求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以永久保障外国列强不干涉民国的事务。他立刻得到了热烈的支持。一次军事性质的群众集会，得到了全体现役军人的响应，他们愿意为维护首都的和平与秩序而担负起责任。袁世凯统治时期所开创的可怕乱局因此不再可能出现。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开始按部就班，一如平常。
然而，疯狂的帝制冒险所留下的财政破坏，依然骇人听闻。北京城里，不仅没有钱，而且几乎没有食物，因为自从国家暂停供应硬通货之后，农民拒绝接受人们用纸币购买他们的农产品，首都的食物来源也就切断了。这样一来，政府就不得不以象征性的价格大量出售国家的粮食储备（那是为军队和讨伐南方军而储备的）。许多天来，出现了人们熟悉的一幕，那些穿蓝色制服的警察，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队，耐心地等待领取他们在战时所约定的微薄薪水。
期间，虽然军队对新政权保持着忠诚，但那些拥护帝制的政客却并非如此。眼见得自己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不遗余力地挑拨离间，试图阻止各省再次与北京统一。如今，无数的阴谋诡计每个小时都在策划，以保证国家的控制权不会按照法律许可的方式行使，倘若连篇累牍地描述这些密谋，恐怕会令读者感到厌倦乏味。这帮以梁士诒为首的帝制主义者们，发现要想消除人们对他们的普遍憎恶几无可能，于是便改变策略，竭尽全力试图让政府颁布一纸特赦令。但不管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黎元洪总统依然不为所动，拒绝考虑宽恕他们。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他的意图是，在颁布这样的赦令之前，要允许国民畅所欲言。不过为了显示自己并非前任总统所采用的那些恐怖手段的积极提倡者，他颁布了一道命令，及时废除了臭名昭著的执法处，这个机构，袁世凯曾把它变成了一架司法谋杀的发动机，1911-1916年间，在它阴森黑暗的管辖范围之内，数以千计不幸的人，实际上未经审判就被消灭了。
这期间，全国各地的形势只是缓慢地得到改善。北洋各系决心要阻止政治权力完全落入南方激进分子之手，于是便强烈反对《临时约法》的重新生效，公开指责重开1913年的旧国会，这个国会的老班底已经聚集到了上海，正准备北上进京。有必要给北洋军头们一点颜色瞧瞧。已经在靠近上海水域集结的中国海军采取了行动，海军司令向北京方面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只要段祺瑞所控制的政府拒绝顺从民意恢复《临时约法》并重开国会，海军将拒绝认可中央政府的权威。只要南方联盟的手里握有舰队（至今没有被正式遣散），北京就没有能力完全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北京方面为了避免这一合理而正当的解决方法而耍尽花招之后，最后不得不同意，让事情回到1913年11月4日国会解散之前的状态——北京政府以联合内阁的方式重组，内阁成员有南北双方提名，段祺瑞继续担任内阁总理。
6月28日，长长的送葬队列行进在从总统府到火车站的路上，那位大独裁者的遗体将被运往河南他最后的安息之地。队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辆豪华马车，这驾马车，他本打算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乘它登上皇位，如今却陪伴他走向坟墓。人群心态各异，队伍不事铺张，仪式是按照民国的规矩设计的，这比许多其它观点更清楚地证明：中国已经多少变得有些现代化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如今是最年轻的共和国，正在羞怯地学习青春期的成长课程。
袁世凯刚刚入土为安，总统府便颁布了一道命令，立即逮捕所有的帝制阴谋首犯。但这帮混蛋早就逃之夭夭，已经找到了安全的藏身之地，而且据了解，只要他们继续留在治外管辖权的土地上，就奈何他们不得，甚至也无法查抄他们的私人财产（这当然是他们在前政府的治下所积攒起来的）。那个充满背信弃义、两面三刀、胆怯报复的日子，的确正在成为过去，新政权体面正派，讲究“费厄泼赖”。新总统的任务并不简单，在所有环境中，如果他都能够遵循安全稳妥的中间道路行事，既避免专制主义死灰复燃，也不把传统一笔勾销，那是他训练有素的明证。
黎元洪总统1864年出生于长江中游最重要的省份之一湖北，如今52岁，正当盛年。不过，虽然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戎马倥偬，早已习惯了军旅氛围，但他的政策却从不带有军阀作风。他的父亲曾经在南方任指挥官多年，从参将开始干起，这给了他接受完全现代化训练的优势。20岁那年，他进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6年之后从那里毕业，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入海军服役，成为一名管轮（轮机长）。甲午战后，应张之洞总督之邀，加入了他在南京的参谋部，负责监督这座古都的现代化炮台的修建，这些炮台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张之洞转调武昌时，黎元洪也跟随鞍前马后，在一位德国教官的协助下，积极参与湖北新军的训练。1897年，他前往日本，研读教育、军事和行政，短期逗留之后回到中国。1897年，他再次以军官的身份前往东京，加入皇家卫队。翌年秋天回到武昌，被任命为骑兵管带。1902年再一次受到邀请，去日本参加一场盛大的军事演习，这些旅行，使他对日本人的工作方式有了很好的认识，加上英国的方法（这在水师学堂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他也有一定的了解。1903年，他被提升为协统，随后被正式任命为湖北常备军第二镇统制官。他在自己的实授职位之外，还经常担任了五花八门的兼职，涉及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各种工作，他因此也彻底掌握了省级政府的管理工作。在1906年湖南省彰德那次著名的军事演习中，他担任第8协的协统，据说，正是在这次演习中，他萌生了利用军队作为主要手段发动一场广泛的反清起义的念头。
在1911年10月11日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当起义军的旗帜在武昌升起的时候，他被推举为军政府首脑（这多少有违他作为一个忠诚指挥官的本意），就这样成了中华民国实际上的首任领袖。短短的10天时间，他的领袖地位便得到了14个行省的支持，虽然由于装备和补给的不足而面临着严峻的困难，但他还是在武昌周围与北方军队展开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战斗，打了不少胜仗。当民国正式成立、清政权成为过去的时候，在那艰苦的几周里，正是他认真诚恳的工作，使得互相对峙的南北两军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正是他，首先提倡将民政和军政彻底分开，这两项行政权力，在民国早期完全掌握在各省军事首领的手中，他们无视中央政府的要求，大规模地招募新兵。虽然这项改革即使在今天也仅仅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人们没有理由怀疑，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就形成的“枪指挥政”的古老观念，必将一去不复返。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丝毫没有赢得黎元洪将军的同情，因为他反对内战，坚持认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为统一而努力工作，协商改革，远胜于醉心于徒劳无益的纷争。他面对险恶的前景，对帝制运动表示了不赞成，这一态度同样引人注目。高层显贵反复接近他，让他屈尊支持袁世凯称帝，但他坚决地予以拒绝，虽然有人公开表示严重担心：他将因此而遭到暗杀。等到袁世凯正式接受皇位之后，便封黎元洪为亲王，而他则坚决拒绝接受。当总统府给他送来亲王津贴的时候，他把钱退了回去，并声称：因为他没有接受这个头衔，所以这笔钱自然也就不是他的。每一次企图让他心回意转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他的坚韧和镇静，对于最终摧毁袁世凯的那股道德反抗力量，其贡献亦居功阙伟。
正是这个人，被要求出面主持新的政府以及眼下正在北京召集的国会，这或许的确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时来运转，天降大任于斯人。黎元洪将军也深知，这样一项已经付诸实施的冷酷而奇特的计划（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恢复帝制），要想彻底消除其影响，将要花去几年的时间，而且事实上，在国家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并表明它能够而且也应该是主人之前，还不得不容忍那些爪牙众多的军人政党——军队是革命之后幸存下来的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散。在这样的环境下，黎元洪的权威必然也就非常有限，与其积极有为，不如韬光养晦。他最大的希望，是成为一个合乎宪法的总统，但他很快认识到，必须达观地接受一个政权空白期，这期间，永久宪法将产生，而不同的政党将不得不普遍接受。多亏有了这样的抉择，袁世凯死后的这一年才基本上太平无事，除了那次引发宣战的危机——此事将另作详论。
这期间（1916年最后几个月），局势也并非平淡无奇。在革命中崛起了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前者网罗了所有的激进分子，后者则主要由旧式官僚阶级所组成，因此比较保守。导致袁世凯垮台的云南革命，由大学者梁启超所鼓动，也主要由他领导，而此人正是进步党的领袖。当时，人们对进步党寄予了重建民国的荣誉和信任，虽然在人数上他们不如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由于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而灰头土脸。然而，由于国民党主要是由一些更年轻、更现代的知识精英所组成，因而是一些更真诚的共和主义者，从其阶级立场上就对军阀的崛起形成了一个最大的阻碍，因此，虽然其活动必然被局限在议院之内，但它的道德影响力却非常巨大，并且一直代表平民反对军阀势力。在永久宪法产生之前，通过把所有赌注押在坚持《临时约法》上，国民党迅速确立了它的优势地位。因为，虽然人们一致公认，《临时约法》并没能带来一个代议制政府，但它至少确立了中国不能再用家族控制的方式进行统治的基本原则，这本身就标志着在所有先在观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在这样的环境下，黎元洪总统的政策，便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力图让人数众多、观点各异的人和谐相处，协力执行管理四万万同胞的实际工作。
他的工作成效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牵制，有人呼吁，为了抵消国会在北京的权力，军人应该尽快拿出新的办法来。我们已经谈到过通电在中国的破坏力——这倒确实是外国发明对本国生活影响的一个最意想不到的结果。借助这些电报战，使得各省首脑之间迅速交换观点成为可能。因此，1916年的秋天，为了震慑国会，为了军队能保持在幕后的控制力，在军方的鼓动之下，令人生畏的老将军张勋在徐州组织了一次完全非法的高级将领会议。在今天，我们或许不必多费口舌，只需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和平。不过多亏了黎元洪总统的温和劝告和非凡智慧，才没有发生公开的决裂。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尝试不会再重复了——至少不会以同样的方式。
必须解决的难题，是独特而罕见的。这样的难题，既不在于军阀政客的必然反动，也不在于统治阶级中的士大夫精英（他们对外国方式既没有超前的认识也不是十分习惯），在更大程度上，它与那个在辽阔农业地区历久犹存的更古老的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于那些无以数计的村寨小镇，它们星罗棋布地广泛分布于各省，直至中亚边境。对于一个掌握着权力天平并从事大量实际统治工作的社会阶层来说，要服从一个他们并不认可的公共机构的发号施令，无疑是困难的。不过有种种迹象表明：倘若一部永久宪法得以颁布，并取得各派的信任，那么，情况将会变得更好，从前的敌对状态也会逐渐消失。
正是为了这样一部宪法，国会自从1916年8月复会以来就一直在埋头工作，到眼下事实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参众两院每周三次坐到一起，讨论由特别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提交的《宪法草案》，进行详尽的审查和讨论。场面之热烈，自然标志着这一重要工作的进展，国会两大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一直争论不休。但这些争论以及最终形成决议，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也是重要的，因为他们都倾向于以一种具体而明确的形式表达中国人目前的心理状态及其广大的民意基础。例如，正是因为这些引人注目的争论和强烈的敌意，才使得最终形成了决议：不把儒教作为“国家宗教”。不过丝毫不用怀疑，在正式记录中，这场针对中国政治思想秘密堡垒的真正革命，使得一座精神的巴士底狱被彻底推倒了，为个人主义和个人责任的发展清理出了一块干净的场地，这在那些最伟大的中国圣贤所制定的繁文缛节之下是不可能的。
要界定中央政府与各行省之间的关系，甚至遇到了更加难以克服的困难。几个月以来，地方分权的鼓吹者和中央集权的提倡者，一直拒绝在所谓“行省制”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接下来，又为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文本到底是应该作为宪法的一章还是应该作为附件而打了一场死仗。最后达成一致：让它成为宪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一种巧妙的设计，它确保了人民主权不会在省议会中得到表达（各省议会曾经被袁世凯粗暴摧毁了，如今又重新建立了起来）。不用怀疑，在以后许多年里，这种制度安排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理论，而非实践。但是有种种迹象表明：在一个有限的历史时期内，议会政府在中国，将会比在某些欧洲国家更加成功；而中国人民将带着他们对公正程序和谨慎行动的热爱，选择公开的辩论作为最好的筛子，从秕糠中筛选谷粒，通过多数人的投票来决定每一项重大的事情。在1916-1917年间，国会正在成为一个“国家监督委员会”，这已经更加清楚地证明了重开国会是正当的。针对人们能想得出的每个问题提出质询的事情经常发生；猛烈的口头抨击对准了内阁部长们；内阁的责任感缓慢却坚定地建立起来了；由于畏惧国会的严厉批评，官员玩忽职守的现象正在逐渐减少（即使不是完全消除）。在笔者看来，要不了10年时间，国会将把这个国家凝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把内阁置于某种密切的日常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与英国的政治理论颇为类似，它必将在北京牢固地建立起来。这一奇迹在古老东方的出现，应该是有可能的，它有力地证明了：没有什么胜利是人类智能所不能实现的。
眼下在中国，也像在许多万里之外的国家一样，内阁的“无责任”是政府的大敌。换句话说，所谓“内阁制”，随着总统权力的削弱，往往使得内阁部长远离有效的日常管理。所有不该做的事情他们偏偏做了，那些因为玩忽职守而应该被立即赶出首都的人，却依然还在把持着内阁要职。但是，虽然中国人缓于行动，更喜欢把所有问题都拖延到大难临头的时候才解决，而我们却丝毫也不用怀疑，在饱受长期的欺骗之害以后，一个日益有效率的团队已经就位。此时此刻，不管从哪种观点看，我们都有理由为目前的形势而额首庆贺，深藏心底的每一个希望，未来都会平静地揭开。
对大多数而言，拜访一次新国会就是一次新发现：他们离开的时候，脑海里已经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甚至对参众两院的所在地，也会有特别的联想。它们藏在偏僻的西城区，仿佛它们产生的时候就明不正言不顺似的，缩在内城墙巨大的阴影下，这些环绕着北京城的巨大砖石堡垒，它那咄咄逼人的分量让人们寄予厚望，但很快就证明了：对那些铁了心要控制国家的闯入者来说，它是多么无用。在袁世凯的治下（在满洲人的治下也一样），参众两院是被当作政府的左膀右臂来使用的，某些从未得到允许的事情不断演变为固定的惯例。它们是铁路、电力、碎石马路以及所有现代化的玩意儿最初的亲戚，开始改变完全以农业为基础的古老文明，由于它们与真实的乡土中国的关系是如此疏远，以至于人们都认为，它们将一直置身于民族生活之外。
那就是傻瓜们相信的东西。然而在一份过去的“资政院”的程序规则中，笔者找到了这样一条写于1910年的注释：“这些争论在最初的会议期间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争论似乎清楚地表明：1913年的国会攫取中国的控制权，并废除皇上的权力。结果，革命——”虽然日期使人有些糊涂，但这个预言值得我们记录在案。
特警们的警觉注视，一直围绕着1916-1917年的国会，这些人的数量之庞大，也像这幢建筑的位置一样，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预期中的暴力并没有那么多，把这些监护人作为一种必需品安置在这里，为的是广而告之：过去所发生的那些违反宪法的暴力行为，未来如果再有的话，将严惩不贷。或许，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国会像北京的国会那样，受到那样大的蔑视。那些思想最开明的人，也满足于相信：中国的试验就是某些批评家所声称的那个样子，如果他们在众议院呆上一个下午，肯定会大吃一惊。中国人，习惯于在行业会所里开会、争论，虽然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它的反应迟缓和行动笨拙。当惯例变得更加稳固的时候，民族的共识就得以充分显露，并在当代史上烙下永久的标记。对此，根本用不着有任何怀疑。
在议会大厅的走廊里找个位子坐下来，自己亲眼瞧瞧吧。你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必定是：年轻人在哪里呢？那些假充立法者、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们（本国的报纸正是这样讥讽他们的）在哪里呢？议员中的大多数，远远谈不上年轻，都是一些三、四十岁甚至年届不惑的男人，看上去聪明睿智，却一脸倦容，早已失去了青春的朝气。你甚至到处都能见到一些白发苍苍的庄重老者，忍受着剧烈咳嗽的痛苦，他们本该呆在家里，安享晚年。虽然偶尔也能见到一两个西装革履的翩翩少年，带着他们从外国沾染来的、尚未来得及完全消除的浮华外表，但是总的印象，还是觉得有几分老气横秋，他们足够成熟，他们代表这个国家，当然也是这个国家眼下所能够拿得出手的人物。任何真正了解中国的人，没人会否认这一点。
按照欧洲国家的方式，议员席位的排列，主席台的建立，连同职员和记录员位置的安排，都给人以秩序井然的印象，稍稍带有一种朦胧的革命气息。或许正是因为中国人整齐的黑发和华丽的绸服，坐在朴实无华的背景前，才使人回想起法国大革命的生动画面。不知是由于何种天性使然，在这样的环境中，竟然偶尔也为了犯法者的鲜血而爆发戏剧性的情绪，仿佛我们不是生活在20世纪，在这个世纪，人们一致公认鲜血已经不再是令人满意的东西。每一扇门的门口，都站着武装警察，旁听者席位的前排也是如此，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有几分戏院的性质，并且有一种奇怪的刺激。中国的立法工作，已经创造出了其最早的传统：一直在谨慎的武装保护下进行，人们充分认识到，这是鉴于刚刚过去的种种教训。
这就是文人学士们的栖息之地，大多数议员的桌子上摆放着文件和笔记本。刺耳的电铃声刚一响起，人们排成连绵不断的长队，鱼贯而入，各就各位。因为有一次休会，议会大厅里只坐满了一半。几乎每个人都穿着中式服装，胸前佩戴着引人注目的议员徽章。有一种观点很快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对于国家而言，此事毕竟不是无关痛痒，相反，它属于活生生的现实，是一件至关重要且势在必行的事。它的无远弗届，它的大胆进取，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冲击着有想象力的头脑，因为聚集在这里的四、五百人，竟代表着组成这个国家的四、五亿人。你看到的仿佛是这个国家的剖面，一群粗重笨拙、行动迟缓的芸芸大众，对奇怪的下意识影响迅速做出反应——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又风平浪静，因为“理智”毕竟一直是人们永恒崇拜的女神，可望而不可及。在各自的行动中，全都学富五车，全都老谋深算。当议长大声要求议员们保持秩序、辩论开始的时候，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除了紧张激动的双手翻动文件，以及坐立不安的来来往往。每个人的双手（尤其是在他发言的时候），不像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紧握着，而是张开着，纤细的手指仿佛在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话，扭曲、旋转、含沙射影、冷嘲热讽，简直是一部妥协折衷的简短历史。由手的研究入手，来书写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每个人都上台发言，每个人都有太多的话要说。你方说罢，人们很快发现，另一个人的发言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北方人伶牙俐齿、字正腔圆，比南方佬更有优势，所有喜欢在公众场合表演的人都深知这一点。北京官话到底是官场“母语”，比起其他任何方言，都更不容易结结巴巴，也更加清晰准确，使得周围弥漫着某种无法拒绝的权威气氛。南方人嗓音的尖声高调，尽管争论的时候尖锐而迅速，但听上去却总像是越来越居于下风。这当中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那就是人们容易变得爱发牢骚，容易让辩论变得华而不实（因为发言过滥）。许多这些稀奇古怪的小事情，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并非没有影响。
随着争论的结束，投票就开始了。电铃声再一次响起，院警们用他们粗糙的大手将所有出口都关上了。职员们走到了过道里，他们看上去似乎无精打采、漠不关心，却非常迅速地清点了议员人数，以确保出席者超过法定人数。然后，议长要求大家投票。议员席里爆发出洪亮而僵硬的声音，只有两个字“同意”。接着，掌声雷动，法案几乎全票一致通过。然而，事情也并非总是如此。当到处都存在暴躁情绪的时候，议院将拒绝继续下面的议程，许多人同时站起来，在各自的桌子后面发言，彼此都试图说服对方。议长则有耐心地站在那里，跟程序问题较劲——常常败下阵来，因为习惯尚有待形成。必须遵守的法则，必定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建立。自从1916年8月以来，还是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进步，有些事情必须日复一日地学习。国会的职责，毕竟就是要展开争论，就是要充分表达国家政治信念的真实状态。国会，就是（或者说应该是）民族的缩影，国会决不会比民众更好，当然也不会更坏。以国民大会投票的形式所表达的多数原则，必须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而得到采用，中国也不例外——多数原则必须是决定性的。但在这里，新中国政治生活另外的复杂性，成了一个难题。责任内阁，则更没有以任何明确的方式与立法机关建立关联，而且还常常与总统办公室唱对台戏，这样一个内阁的存在，在国家的行政管理中不断制造日常的争斗（这种争斗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并已经导致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冲突。但依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议会政府正在取得稳步的进展，当永久宪法和地方政府体系都得到坚持的时候，局面将会为之一新。毫无疑问，要想确保彻底放弃所有的旧方法，就必须让年轻的一代进入政府。但是笔者也惊讶地注意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前清的总督们也开始赞成新秩序，乐意帮上一把。围绕部长职位的激烈竞争越来越明显，尽管必须经受国会的严酷考验并获得多数票通过，任命才会生效。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反常现象必须从北京消除。逊帝溥仪依然居住在紫禁城，围绕在身边的是一个微型小朝廷，这样的局面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因为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有利于帮助那些心怀鬼胎的党派秘密地散布谣言，说一场复辟即将发生，每个人都时不时地听到这样的谣言。是时候了，不仅要把前清皇室搬出首都，而且已经计划好了，要改变旗人家庭养老金的支付方式，他们依然在逐月领取津贴，就像在前清统治时期一样，这多亏了在1912年退位的时候签订的所谓《优待皇室条件》。等到这两个重要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中国的帝制将风流云散，迅速被人彻底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