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云南起义
无论客观形势怎样，前面所讲述的历史奇观，都会以一种与其开局并无不同的奇特方式，奔向它既定的结局，这只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罢了。袁世凯，这位尚未加冕的皇上，平静无事地享受他的空头衔实际上也不过只有两个星期。由他的接受皇位而引发的最初骚乱渐次平息之后，那种似梦似幻的古怪气氛，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了。虽然1915年在庆祝新政制的华灯异彩中悄然落幕，新的一年，也遵照古老的东方惯例而改号“洪宪”，但冠冕堂皇的喜气洋洋，就像已经被民众的怀疑所唤醒的睡眠一样虚假。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充满不祥预兆的谣言就在外交圈子里不胫而走，说的是南方形势有了戏剧性的发展，这不仅直接挑战了苦心经营数月之久的密谋，而且也使得天下大乱看来已经不可不免。几天之后，事情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中国最南端的省份——云南，已经通电中央政府。这是一份并没做太多掩饰的最后通牒：要么取消君主政体并将首要分子立即法办，要么各省将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步骤。下面抄录的电文，是北京《政府公报》某位吃了豹子胆的编辑在12月31日发表出来的，一时间震惊了北京城。尽管颇具戏剧性，但精明的读者不会不注意到，其中蕴含着多么丰富的讽刺意味。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惟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礼》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继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正是自尊心使得已经骑上老虎背的袁世凯没法全身而退。在他的指示下，参政院给云南发出了一连串措辞强硬的电报，试图劝阻共和领袖们不要造反。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粒骰子已经掷出去了，起义的大旗已经非常严肃地升起在云南首府的上空，民众也誓死血战。所有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此次起义，与1913年7月爆发的那次草草收场的“二次革命”，必将大为不同。所有行动都镇定从容、深思熟虑，其清晰可见的凶险结局，给一些近距离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此时的北京城，依然睡眼惺松、恍恍惚惚。在整个1月份，梦中帝国的辉煌幻影，已经融入了稀薄的空气中，充斥着各大报纸的版面。据报告，印在黄绫纸上的登基诏书，已经做好了广为散发的准备；12方新的玉玺或金玺已制作完毕；一把金椅子和一辆路易十五式的豪华马车也差不多准备就绪。全国各地的官员面对袁世凯像宣誓效忠的仪式，很快也安排妥当；擅长吹牛拍马的文人学士们，则正在不亦乐乎地准备一卷高文典册，题目果然文绉绉的，叫做《帝国金鉴》，书中，这位新君主的美德被高调颂扬。据说，为了给古老的典礼（这也是必须恢复的）披上深奥莫测的外衣，每位官员都必须手握笏版（一块象牙板），抱持胸前。只要提到这玩意儿，就足以让当地的象牙价格迅速飙升。
就连老袁家客厅的秘密，也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如今完全相信自己的伟大计划已经大功告成，于是穿上全套龙袍，在家里排练那套将要在他的宫廷里首先上演的典礼仪式，到那时，他将要给自己的众多妻妾封衔。端坐在龙椅之上的袁皇帝，正忙着指导这帮身着华丽装束的女人兴致勃勃地扮演她们的角色。正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位朝鲜夫人的缺席，据说，这位小妾是他在派驻汉城期间，与日本驻朝使节进行那场引发甲午战争的比赛时，所赢得的礼物。有人告诉他，朝鲜太太之所以拒绝参加排练，乃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封衔颇多不满。袁世凯态度坚决地让人去把她请来，吩咐她就位。但这位太太刚一到，就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当年你娶我时就曾对我说，不会有哪位妻妾的地位比我更高。如今我却只是个二等嫔妃。”说着说着就一头撞向那位占据了尊位的年纪最长的妻子，并狠狠地撕扯她。混乱之中，老袁从他的龙椅上慌里慌张地走了下来，试图制止她们，结果白费力气。两个女人打得难分难解，直到她们的衣袍被撕得粉碎。
瞧，当一场大灾难正在酝酿的时候，北京却在玩这种孩子气的把戏。
要想把云南所发生的事情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有必要追溯一下那位著名年轻将领蔡锷的故事，在新近爆发的这场起义中，此人是个灵魂人物。
辛亥革命中，各省都是根据这样一个假想来采取行动：它拥有与生俱来的自治权，并且据此认为，地方和国家一样，也可以迅速组建一个完整的临时政府。云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而且事实上让自己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因为保持着铁的纪律而广受关注。云南省拥有一个公正而高度组织化的军事体系，这主要应归功于与法属殖民地接壤，一任接一任总督前赴后继的努力，为的就是要提供一支足以担当大任的边防力量，它必须能够完全确保最近赢得的自治。当时指挥着一支劲旅的蔡锷将军，被推举为该省的总司令。走马上任刚刚几周的时间，蔡锷就把所有坚持帝制理想的官员赶跑了，并让所有地方组织自谋生路。据报道，即使是在1911年，这个年轻人就梦想着在南中国的崇山峻岭中建立起自己的王朝——这个野心也未必毫无实现的可能，因为他在东京的军官学校接受过一流的军事教育，并对现代政府理论有着全新而透彻的理解。
这些报道当时曾引起过袁世凯的极大关切，所有熟悉这位云南领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我行我素的天才，他们都曾向老袁嘀咕过这些话。依照袁世凯的政策，所有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人，都应该设法弄到北京来。于是，1914年初，袁世凯便以一个更高的地方职位为诱饵（因为在1913年的叛乱中，蔡锷并没有上贼船），诱使蔡锷撂下了云南督军的乌纱帽，北上进京。
然而，一旦人在北京，也就身不由己了。袁世凯只给了他一个负责地税改革的职位，名义上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帮外国批评家已经鼓吹了很长时间。但一方面因为那里无钱可用，另一方面老袁的算盘也清楚得很，不过是要把他留在自己眼皮底下而已，蔡锷因为这样的约束而窝了一肚子火，于是便开始秘密地与那帮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暗通款曲。当他很快成为一个公开的怀疑对象时，为了避免被逮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举动：在帝制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带头在驻京将军们呼吁建立帝制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这一举动保住了自己不会被立即收拾。但由于他和梁启超暗地里的勾勾搭搭（此时的梁启超，已辞去司法总长之职，挂冠而去，为了反对帝制运动而离开了北京），对他的监视也就越来越严密了——甚至有人暗示要他的颈上人头。
但蔡锷不愧是个机灵人，机灵到足以用一招出奇制胜的妙计，来应付眼下险恶的处境。有一天，蔡锷与妻子之间发生了一场精心安排的争吵，他一怒之下叫来了警察，让他们看看他这个家，他所有的财产都被他该死的老婆席卷一空，带到天津去了，原因不过是因为自己拒绝再和她共享同一块屋顶。如今，蔡锷将军在北京城孑然一身，表面上终日沉湎于寡廉鲜耻的放荡生活，寻欢作乐，夜夜笙歌，成了北京外城区一个声名狼藉的花花太岁，那种地方，充斥着奇闻轶事和形形色色的女冒险家，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浪漫之地。等到政府的猜忌完全麻痹的时候，他在一位歌女的安排之下，拂晓时分从她住处的后门悄悄溜了出去，一溜烟跑到了火车站，眨眼之间，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天津。
这个清晨，天亮得似乎特别早，这在那几个整夜监视他的密探们看来，不免十分可疑。紧接着他们发现，那位正在车厢里呼呼大睡的车夫，对主人的下落也一无所知。他们粗暴地闯进了他过夜的房间，没想到竟然发现，鸟已经飞了。匆忙之间，命令将他立即逮捕的电报被发往四面八方，尤其是天津——这个政治流亡者的大本营。但命运之神对他格外青睐。就在警察们开始搜捕他的一刻钟之前，蔡锷带着他的全家，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天津河口的日本轮船，向袁老四挥了挥手，说声拜拜。
刚一到达日本，蔡锷就马不停蹄地把他的革命同志召集了起来，全体登船，取道南中国海。为了尽快从香港赶到云南，他沿着法属东京铁路一路奔波。12月初的时候进入了云南境内。他发现，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虽然武器和军需还稍嫌匮乏，必须作进一步的筹划。
蔡锷的逃之夭夭，令袁世凯勃然大怒，他电告云南的密探：见则杀之。幸运的是，蔡锷已经得到了警告，重大活动概不露面。倘若能给他两个星期优雅从容的时间，他或许就能展开一场最漂亮的现代化战役，因为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人。他的计划是，凭借云南天险，下长江，经重庆，一举占领长江上游，直逼辽阔广袤的四川省。但对蔡锷和他的同志们来说，形势刻不容缓，必须尽快发出他们的最后通牒，不可能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这样一来，传达给中央政府的警告，只能让云南的攻势大打折扣。
迫使他们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的形势，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正如我们在前次起义的相关记录中所看到的那样，长江地区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里提供了进入中国的心脏地带并触及半数以上省份的方便通途，作为交通手段，它的价值的确无法估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袁世凯才在1913年评定叛乱之后，在沿江城镇塞满了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由那些他自认为不会被收买的将领们所指挥。他们中的首领，便是驻兵南京的冯国璋将军，他掌握着这条大江的力量平衡。在那场注定倒霉的帝制运动开始之前，冯国璋的政治立场，虽然不无可疑之处，却完全能够抵抗住南方革命党所开出的任何诱人的价码。但在运动期间，冯国璋将军对那位自封的皇上颇多微词，以至于暴露了自己，另一位高级将领（海军上将、淞沪镇守使郑汝成）得到了暗杀他的指令。然而这位郑将军非但没有奉命行事，反而向他的行刺对象通风报信，结果导致了这位不幸的将军在上海街头被人用来复枪残忍杀害，因为他出卖了主子的信任。出现这样的结局之后，冯国璋将军暗通革命党也就无足为怪了，革命党也得到了暗示，只要他们一进入长江流域，冯国璋立即就会率领他的全班人马，与革命党人并肩作战。对此，袁世凯已经通过他的情报系统也有所了解。依照他的惯用伎俩，袁世凯命令冯国璋进京担任参谋总长——这个任命将把冯国璋置于直接监视之下。冯国璋则左一个借口右一个借口，硬是赖在南京不挪窝，这样，既能够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而又不至遭到抗命不遵的严厉指控。但是到最后，形势逼人，老冯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好打电报给蔡锷，说：如果云南方面不加速行动的话，他就不得不离开南京了——把这样一个重要枢纽拱手交给袁老四的某位心腹党羽，这意味着整个长江流域共举义旗的希望将彻底泡汤。
接下来，为了保住冯国璋，年轻的爱国志士蔡锷不得不匆忙抛出他的最后通牒，因此，两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这之前，要让云南的军队穿越崇山峻岭进入邻省四川并占领重庆——这里作为长江的咽喉要道，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无疑将阻挡南方军前进的步伐。蔡锷后来的丧命，主要也是由于这次强行军的艰苦卓绝，他们跋涉崎岖不平的山路，那里悬崖峭壁，直插云霄。一路上的风餐露宿，弄垮了蔡锷的身体，肺结核最后要了他的命。但至少有一件事情，让他坚决果敢的行动变得更有把握。随着云南的公开起义，几个邻省也纷纷跟着出牌，这样一来，冯国章将军就有了借口，于是电告北京：对他来说，这时候离开南京的职位而想要确保不出乱子，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遮遮掩掩的恐吓，老袁当然心知肚明。他毫不客气地将了一军，使出了一招“必杀棋”。
自始至终，他都在以自己惯有的精神劲头采取行动。军队被大批大批地派往四川，他们乘坐强行征调来的舢板船，沿长江上游河道溯湍流而上。如今，为了争夺战略重镇重庆，那些来自云南的登山健将和来自北方的平原居民之间，展开了一场离奇的赛跑。几周过去，结果尚未见出分晓。因为，尽管四川省乃是由北方守军所控制，但他们的发言权相对较弱，而且被周围那些政治态度尚不明朗的四川军队团团围住。然而到最后，袁世凯的人马先行到达了终点，重庆保住了。艰苦而持续的山地战随之打响，战斗中，南方军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装备精良的山地炮兵很少，供应充足的补给也很少，南方军不得不主要依靠游击战。对于荒山野岭间的这场生死决战，相关的记录少之又少，不过我们知道，最初，云南的军队几乎全军覆灭，剩下的残兵败将，不是死于疾病，就是死于风霜雪雨的摧残。
然而，另外一些事件，却迅速变得不可收拾。贵州是几乎是立刻就效法云南的榜样。第三个加入这支队伍的省份，是在德高望重的老将陆荣廷领导之下的广西。正如1911年一样，有一点逐渐变得清楚了，那就是：在一场错综复杂、设计精巧的比赛中，军队，只不过是一粒棋子罢了。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充满不祥预兆的谣言就在外交圈子里不胫而走，说的是南方形势有了戏剧性的发展，这不仅直接挑战了苦心经营数月之久的密谋，而且也使得天下大乱看来已经不可不免。几天之后，事情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中国最南端的省份——云南，已经通电中央政府。这是一份并没做太多掩饰的最后通牒：要么取消君主政体并将首要分子立即法办，要么各省将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步骤。下面抄录的电文，是北京《政府公报》某位吃了豹子胆的编辑在12月31日发表出来的，一时间震惊了北京城。尽管颇具戏剧性，但精明的读者不会不注意到，其中蕴含着多么丰富的讽刺意味。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惟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礼》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继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正是自尊心使得已经骑上老虎背的袁世凯没法全身而退。在他的指示下，参政院给云南发出了一连串措辞强硬的电报，试图劝阻共和领袖们不要造反。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粒骰子已经掷出去了，起义的大旗已经非常严肃地升起在云南首府的上空，民众也誓死血战。所有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此次起义，与1913年7月爆发的那次草草收场的“二次革命”，必将大为不同。所有行动都镇定从容、深思熟虑，其清晰可见的凶险结局，给一些近距离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此时的北京城，依然睡眼惺松、恍恍惚惚。在整个1月份，梦中帝国的辉煌幻影，已经融入了稀薄的空气中，充斥着各大报纸的版面。据报告，印在黄绫纸上的登基诏书，已经做好了广为散发的准备；12方新的玉玺或金玺已制作完毕；一把金椅子和一辆路易十五式的豪华马车也差不多准备就绪。全国各地的官员面对袁世凯像宣誓效忠的仪式，很快也安排妥当；擅长吹牛拍马的文人学士们，则正在不亦乐乎地准备一卷高文典册，题目果然文绉绉的，叫做《帝国金鉴》，书中，这位新君主的美德被高调颂扬。据说，为了给古老的典礼（这也是必须恢复的）披上深奥莫测的外衣，每位官员都必须手握笏版（一块象牙板），抱持胸前。只要提到这玩意儿，就足以让当地的象牙价格迅速飙升。
就连老袁家客厅的秘密，也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如今完全相信自己的伟大计划已经大功告成，于是穿上全套龙袍，在家里排练那套将要在他的宫廷里首先上演的典礼仪式，到那时，他将要给自己的众多妻妾封衔。端坐在龙椅之上的袁皇帝，正忙着指导这帮身着华丽装束的女人兴致勃勃地扮演她们的角色。正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位朝鲜夫人的缺席，据说，这位小妾是他在派驻汉城期间，与日本驻朝使节进行那场引发甲午战争的比赛时，所赢得的礼物。有人告诉他，朝鲜太太之所以拒绝参加排练，乃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封衔颇多不满。袁世凯态度坚决地让人去把她请来，吩咐她就位。但这位太太刚一到，就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当年你娶我时就曾对我说，不会有哪位妻妾的地位比我更高。如今我却只是个二等嫔妃。”说着说着就一头撞向那位占据了尊位的年纪最长的妻子，并狠狠地撕扯她。混乱之中，老袁从他的龙椅上慌里慌张地走了下来，试图制止她们，结果白费力气。两个女人打得难分难解，直到她们的衣袍被撕得粉碎。
瞧，当一场大灾难正在酝酿的时候，北京却在玩这种孩子气的把戏。
要想把云南所发生的事情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有必要追溯一下那位著名年轻将领蔡锷的故事，在新近爆发的这场起义中，此人是个灵魂人物。
辛亥革命中，各省都是根据这样一个假想来采取行动：它拥有与生俱来的自治权，并且据此认为，地方和国家一样，也可以迅速组建一个完整的临时政府。云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而且事实上让自己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因为保持着铁的纪律而广受关注。云南省拥有一个公正而高度组织化的军事体系，这主要应归功于与法属殖民地接壤，一任接一任总督前赴后继的努力，为的就是要提供一支足以担当大任的边防力量，它必须能够完全确保最近赢得的自治。当时指挥着一支劲旅的蔡锷将军，被推举为该省的总司令。走马上任刚刚几周的时间，蔡锷就把所有坚持帝制理想的官员赶跑了，并让所有地方组织自谋生路。据报道，即使是在1911年，这个年轻人就梦想着在南中国的崇山峻岭中建立起自己的王朝——这个野心也未必毫无实现的可能，因为他在东京的军官学校接受过一流的军事教育，并对现代政府理论有着全新而透彻的理解。
这些报道当时曾引起过袁世凯的极大关切，所有熟悉这位云南领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我行我素的天才，他们都曾向老袁嘀咕过这些话。依照袁世凯的政策，所有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人，都应该设法弄到北京来。于是，1914年初，袁世凯便以一个更高的地方职位为诱饵（因为在1913年的叛乱中，蔡锷并没有上贼船），诱使蔡锷撂下了云南督军的乌纱帽，北上进京。
然而，一旦人在北京，也就身不由己了。袁世凯只给了他一个负责地税改革的职位，名义上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帮外国批评家已经鼓吹了很长时间。但一方面因为那里无钱可用，另一方面老袁的算盘也清楚得很，不过是要把他留在自己眼皮底下而已，蔡锷因为这样的约束而窝了一肚子火，于是便开始秘密地与那帮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暗通款曲。当他很快成为一个公开的怀疑对象时，为了避免被逮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举动：在帝制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带头在驻京将军们呼吁建立帝制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这一举动保住了自己不会被立即收拾。但由于他和梁启超暗地里的勾勾搭搭（此时的梁启超，已辞去司法总长之职，挂冠而去，为了反对帝制运动而离开了北京），对他的监视也就越来越严密了——甚至有人暗示要他的颈上人头。
但蔡锷不愧是个机灵人，机灵到足以用一招出奇制胜的妙计，来应付眼下险恶的处境。有一天，蔡锷与妻子之间发生了一场精心安排的争吵，他一怒之下叫来了警察，让他们看看他这个家，他所有的财产都被他该死的老婆席卷一空，带到天津去了，原因不过是因为自己拒绝再和她共享同一块屋顶。如今，蔡锷将军在北京城孑然一身，表面上终日沉湎于寡廉鲜耻的放荡生活，寻欢作乐，夜夜笙歌，成了北京外城区一个声名狼藉的花花太岁，那种地方，充斥着奇闻轶事和形形色色的女冒险家，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浪漫之地。等到政府的猜忌完全麻痹的时候，他在一位歌女的安排之下，拂晓时分从她住处的后门悄悄溜了出去，一溜烟跑到了火车站，眨眼之间，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天津。
这个清晨，天亮得似乎特别早，这在那几个整夜监视他的密探们看来，不免十分可疑。紧接着他们发现，那位正在车厢里呼呼大睡的车夫，对主人的下落也一无所知。他们粗暴地闯进了他过夜的房间，没想到竟然发现，鸟已经飞了。匆忙之间，命令将他立即逮捕的电报被发往四面八方，尤其是天津——这个政治流亡者的大本营。但命运之神对他格外青睐。就在警察们开始搜捕他的一刻钟之前，蔡锷带着他的全家，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天津河口的日本轮船，向袁老四挥了挥手，说声拜拜。
刚一到达日本，蔡锷就马不停蹄地把他的革命同志召集了起来，全体登船，取道南中国海。为了尽快从香港赶到云南，他沿着法属东京铁路一路奔波。12月初的时候进入了云南境内。他发现，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虽然武器和军需还稍嫌匮乏，必须作进一步的筹划。
蔡锷的逃之夭夭，令袁世凯勃然大怒，他电告云南的密探：见则杀之。幸运的是，蔡锷已经得到了警告，重大活动概不露面。倘若能给他两个星期优雅从容的时间，他或许就能展开一场最漂亮的现代化战役，因为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人。他的计划是，凭借云南天险，下长江，经重庆，一举占领长江上游，直逼辽阔广袤的四川省。但对蔡锷和他的同志们来说，形势刻不容缓，必须尽快发出他们的最后通牒，不可能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这样一来，传达给中央政府的警告，只能让云南的攻势大打折扣。
迫使他们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的形势，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正如我们在前次起义的相关记录中所看到的那样，长江地区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里提供了进入中国的心脏地带并触及半数以上省份的方便通途，作为交通手段，它的价值的确无法估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袁世凯才在1913年评定叛乱之后，在沿江城镇塞满了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由那些他自认为不会被收买的将领们所指挥。他们中的首领，便是驻兵南京的冯国璋将军，他掌握着这条大江的力量平衡。在那场注定倒霉的帝制运动开始之前，冯国璋的政治立场，虽然不无可疑之处，却完全能够抵抗住南方革命党所开出的任何诱人的价码。但在运动期间，冯国璋将军对那位自封的皇上颇多微词，以至于暴露了自己，另一位高级将领（海军上将、淞沪镇守使郑汝成）得到了暗杀他的指令。然而这位郑将军非但没有奉命行事，反而向他的行刺对象通风报信，结果导致了这位不幸的将军在上海街头被人用来复枪残忍杀害，因为他出卖了主子的信任。出现这样的结局之后，冯国璋将军暗通革命党也就无足为怪了，革命党也得到了暗示，只要他们一进入长江流域，冯国璋立即就会率领他的全班人马，与革命党人并肩作战。对此，袁世凯已经通过他的情报系统也有所了解。依照他的惯用伎俩，袁世凯命令冯国璋进京担任参谋总长——这个任命将把冯国璋置于直接监视之下。冯国璋则左一个借口右一个借口，硬是赖在南京不挪窝，这样，既能够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而又不至遭到抗命不遵的严厉指控。但是到最后，形势逼人，老冯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好打电报给蔡锷，说：如果云南方面不加速行动的话，他就不得不离开南京了——把这样一个重要枢纽拱手交给袁老四的某位心腹党羽，这意味着整个长江流域共举义旗的希望将彻底泡汤。
接下来，为了保住冯国璋，年轻的爱国志士蔡锷不得不匆忙抛出他的最后通牒，因此，两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这之前，要让云南的军队穿越崇山峻岭进入邻省四川并占领重庆——这里作为长江的咽喉要道，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无疑将阻挡南方军前进的步伐。蔡锷后来的丧命，主要也是由于这次强行军的艰苦卓绝，他们跋涉崎岖不平的山路，那里悬崖峭壁，直插云霄。一路上的风餐露宿，弄垮了蔡锷的身体，肺结核最后要了他的命。但至少有一件事情，让他坚决果敢的行动变得更有把握。随着云南的公开起义，几个邻省也纷纷跟着出牌，这样一来，冯国章将军就有了借口，于是电告北京：对他来说，这时候离开南京的职位而想要确保不出乱子，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遮遮掩掩的恐吓，老袁当然心知肚明。他毫不客气地将了一军，使出了一招“必杀棋”。
自始至终，他都在以自己惯有的精神劲头采取行动。军队被大批大批地派往四川，他们乘坐强行征调来的舢板船，沿长江上游河道溯湍流而上。如今，为了争夺战略重镇重庆，那些来自云南的登山健将和来自北方的平原居民之间，展开了一场离奇的赛跑。几周过去，结果尚未见出分晓。因为，尽管四川省乃是由北方守军所控制，但他们的发言权相对较弱，而且被周围那些政治态度尚不明朗的四川军队团团围住。然而到最后，袁世凯的人马先行到达了终点，重庆保住了。艰苦而持续的山地战随之打响，战斗中，南方军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装备精良的山地炮兵很少，供应充足的补给也很少，南方军不得不主要依靠游击战。对于荒山野岭间的这场生死决战，相关的记录少之又少，不过我们知道，最初，云南的军队几乎全军覆灭，剩下的残兵败将，不是死于疾病，就是死于风霜雪雨的摧残。
然而，另外一些事件，却迅速变得不可收拾。贵州是几乎是立刻就效法云南的榜样。第三个加入这支队伍的省份，是在德高望重的老将陆荣廷领导之下的广西。正如1911年一样，有一点逐渐变得清楚了，那就是：在一场错综复杂、设计精巧的比赛中，军队，只不过是一粒棋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