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呼吁书的效果,很快就显露了出来。充满不祥之兆的嘀嘀咕咕,在整个“智识阶级”中悄悄蔓延,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不过,人们尚没有采取公开的行动反对北京当局。中国的文人学士和自由主义者们,这下子彻底相信了,袁世凯计划实施的篡位之举,将是一种国耻,并会带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并发症。但是,这股力量太分散了,也太多地受制于军事力量,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立即采取任何积极的反对行动。袁世凯非常准确地估计到了这样的形势,他知道,如果老百姓都听信学者们的,那么自己将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决定,要把全部责任一股脑地推卸到参政院的头上,从而使自己脱身而出,远离是非。在1915年9月6日所发表的一篇文告中,袁世凯宣称:“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凭借这篇老生常谈的经文,袁世凯把自己作为阴谋发动者的那双脏手洗得干干净净。
如今,参政院干脆就全力以赴,大干快上,要把杨度所提出的方案付诸实施。这位鼓吹帝制的小册子作者,虽然依然摆出一副运动领袖的姿态,但事实上,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人的工具罢了,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士诒,这个辛亥革命所造就的最不择手段、最机敏老练的政客,天下闻名。此人和许多暗杀行动有重大牵连,也是袁世凯在1912年用来劝说满清皇室退位的工具,他利用交通银行总理的职务之便,上下其手,短短4年时间就积聚了巨额的财富,因为这家银行负责处置所有的铁路收益。即使在中央财政两手空空的时候,他的手头也总是阔绰得很。因为他是袁世凯在财政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于是也成了公认的幕后权力。虽说在外国人的鼓噪下,他已经被解除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他曾经利用这个职位到处卖官鬻爵),但他依然是总统府每日必到的常客,为他的傀儡扯动那些五花八门的绳线。
眼下,参政院所采用的策略,就是让各省用雪片似请愿书将北京城淹没,这些请愿书通过“筹安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发出,要求将共和政体改为人民惟一熟悉的那种政体,之所以选择“君主立宪”这个名头,只不过是要把它当作一块糊弄洋鬼子的政治遮羞布。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前,有一大堆组织筹划工作必须在幕后完成。但到了10月6日,计划的进展是如此神速,以至于为了响应各地的“请愿团”,参政院不得不“代行立法院”通过了所谓的“拥立帝制”法案,法案采用了一套精心设计的规则,将国体问题提交给各省进行公民投票。根据这份幼稚可笑的文件,各省将组织选举团,进行选举人投票,记录下结果之后,再寄到北京以备详细审查。遵照古德诺博士的建议,为确保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能躬逢盛会,也做了不少努力,因此规定:投票的人要包括“饱学之士”、商会和“海外华商”,他们的投票将由各自的特派代表直接记录。为了确保各地都能得出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选举被置于各省最高当局不受制约的绝对掌控之下,他们被恳请对此事投入最认真的关注。
为回应这一法案,袁世凯在一篇训令中只是将选举投票的控制权移交给了各省当局,而别的方面,不用怀疑,整个阴谋中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一场严重而危险的运动正在积极推行,直到此时,北京的外交使团才开始对这个事实有了很深印象,有人公开表明某种忧虑。人们知道,作为袁世凯的死对头,日本不可能永远保持沉默。果然,10月28日,日本联合英、俄两国,就这场运动的真实意图,向中国外务部提出了正式质询。不过,日本人又小心翼翼地声称,他们只是出于对普遍和平的关切才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日本人的警告,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们对此事的关注,这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忧虑,因为,上一年5月关于“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人们至今记忆犹新。11月初,中国外交总长针对这些质询做出了口头答复,声称,这场运动已经走得太远了,根本没办法停下来,并且强调,关于公共安全,外国列强不必感到担心。所有协约国(现在又有法国和意大利加入了进来)对这一答复都很不满意,于是重新提出了交涉,几天之后,他们收到了一篇正式照会,照会中给出了绝对保证:法律和秩序将得到小心的维护。碰了这样一个硬钉子,各协约国意识到,如果在这样的问题上进一步干涉,将会使自己陷入严重的困境。于是决定继续保持密切关注,此外不再采取公开的行动。就这样,事情的进展非常迅速,到了12月,一切都办妥了。各省的投票结果也统计出来了,他们一致推举袁世凯为中国皇帝。
关于这一离奇事件的解释,要等到数月之后云南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独立的时候,才能得以公开。在一本值得注意的、颇具讽刺意味地题为《民意征实录》的出版物中,南方革命党(此时,他们已经能够接触到各省所有的秘密档案)全文发表了来自北京的密令,正是这些密令,导演了这一幕精心策划的喜剧。虽然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剖析所有的档案,但其中重要的部分,都原原本本地引用在这里,以便将其主要演员的性格特点,以及这个为列强所支持的独裁政权,悉数展现在历史舞台的灯光之下。这些档案材料,主要是从北京发往各省的电报,比起一大堆论文来,它们更能说明中国政府的工作方式,因为它们把白天的日光拽进了最神秘的衙门里,清晰显示了它是怎样工作的。
这出大戏,是由奉天督军段芝贵等人于8月30日发出的一份电函拉开大幕的。段芝贵是袁世凯的心腹爱将之一。这份最初的电报是这样说的: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亲译。堂密。国体改用君主之议,各省己全体一致。现拟定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表示人民趋向君主之意,再由立法院议定进行之法。大致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稿底电闻。诸公同意即将尊名并贵省同意绅商列入,俟立法院开院时各省陆续呈递。总之改革国体问题,将来必用民意机关解决之,我等政界军界方面重要人,当静候时机成熟从之应接而已,一切办法俟后随时奉闻。段芝贵、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唐在礼、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公叩。世。印。
通电这种把戏,始自晚清末造,在后革命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如今又被极大限度地用来向各省传授这样的信条:共和政体注定要灭亡,眼下必须采取的及时步骤,就是要利用传统的法律机器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说整个计划纯粹是一场阴谋了。就这样,到了9月10日,作为上引电报的后续行动,一篇长达数千字电文以密码的形式,从北京发往各省的军政首脑,指示他们如何恰到好处地给无法无天的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电文在对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进行一番解释之后,接下来的这两段说明文字,无需我多费口舌,很清楚地表明了这帮反动分子所玩的投票把戏是多么幼稚可笑:
一、本法第一条所称国体请愿事件,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之等语。查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己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按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
二、本法第二条国民代表以记名单名投票法选举之,以得票比较多数者为当选等语。查此项代表虽由各选举人选出,而实则先由贵监督认定,本条取记名单名主义,既以防选举人之支吾,且以重选举人之责任,惟既取比较多数当选主义,则必须先事筹维。贵监督应于投票之先,将所有选举人就其所便分为若干部分,随将预拟之被选举人按各部分一一分配之,何部分选举何人,何人归何部分选举,均各于事前支配妥协,各专责成。更于投票时派员监视,更分别密列一单,密令照选,庶当选者不致出我范围。
此等妙法,是由北京正式规定的,各省军政首脑不难心领神会,要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并极力巴结那位即将成为皇上的大人物,就必须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最大的热心,千方百计确保不会出现难以应付的意外事件。如今,北京政府已经完全被阴谋家控制,他们认为眼下可取的做法是:就即将发生的事给民众一个直接暗示。于是,9月28日,参政院向各省军政首脑发出指示:民国国庆日(10月10日)不举行庆典。这份可疑的电告如此坦白直率,值得我们在这里抄录一下:
各省将军、护军使、巡按使、上海道尹钧鉴:华密。国庆乃共和之纪念,现既主张君宪,自不必踵事铺张,表面上但谓民力凋敝宜节浮糜,或谓讹言方兴宜防嚣动,故宁平淡而无绚烂,以期省财省事,靖安地方。大意如此,届期如何措注,并候卓裁。堂。有。印。
到了10月,北京方面在组织此次“政变”的一般性工作上,进展是如此神速,以至于参政院在10月6日就通过了所谓的“拥帝法案”。就在第二天,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北京向各省发出了下面这份电报: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文电计达。四号参政院开会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将第十二条加入“监督认为必要时,得委任县知事行之”二语,不日即通告各省,请照艳电所云预先筹备为要。兹由同人公拟投票后应办事件如下:
——、投票决定国体后,须用国民代表大会名义,报告票数于元首及参政院。
二、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须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
三、委任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大会名义。
此三项均当预拟电文,投票毕交各代表阅过签名即日电达。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舌愈多愈妙,投票后三日内必须电告中央。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祝书,亦请预拟备用。特先电闻,余再函达。启钤、自齐、士诒、忠枢、镇芳、在礼、乃宽、士钰、震春、炳湘叩。阳。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些足够明确的指示,已经给了各省当局掌控事态的许可。但实际上,由于谣言盛传,说是有危险的反对活动(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正在筹划当中,北京方面因此一直抱有深重的忧虑。所以,有必要以某种不留后患的方式,将事情铆得更紧一些。于是,在10月底(仅仅在日本及其盟友提出“忠告”的两天之前),下面这份补充指示被电告各省,按照这份指示的设计,到嘴的肥肉绝对没有任何滑落的可能。细心的读者不会不注意到,在这些非同寻常的电文中,所有伪装都已掀到了九霄云外,惟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及时选举并拥戴袁世凯为皇帝,它几乎是以一种厚颜无耻的坦率,坚决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以确保这个结果的实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敬电悉。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君宪国体既定,不可一日无君,诸位代表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办理一切事务,期必得请而后已。即将顶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事毕再将决定国体票数及推戴书原文并委托总代表情形分为三电:一面用国民代表名义正式电知代行立法院,一面由公等电达大总统,随后再将票纸及推戴书赍呈政府。至推戴书文内必须叙入字样,已将漾电奉达,此四十五字万勿更改,其余文字即由贵省自行起稿。
又,推戴书及委托总代表二件,系法律外之事,切勿电询事务局,以免难于答复。启钤、自齐、镇芳、士诒、忠枢、乃宽、士钰、震春、炳湘叩。宥。
此电发出两天之后,人们担心已久的事情发生了:日本方面采取了行动,形式为之一变。对于这栋如此小心翼翼地搭建起来的纸牌玩具房子来说,日本人10月28日的“忠告”,事实上就是一颗名副其实的炸弹。但这场密谋已经走得太远,拥立者所能赢得的奖赏也实在太大,以至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们悬崖勒马。此后一个多星期里,一场不顾一切的挣扎继续在总统府的幕后努力进行着。袁世凯是个老滑头,他不会不知道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当然也不会不知道,如果事情办砸了,自己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家庭的影响和那帮阴谋家们的声音实在太大了,到最后,他不得不同意跨出更远的一步。那帮君主主义者们,遵照“先下手为强”的原则,大胆行动,号召各省先行投票,并在所有政府公文和请愿书上将总统的名头替换成“皇帝”,以造成“既成事实”。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自译。堂密。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其实各国皆知中国不致有乱,然不得不勉强附和。在我国,内政若听人劝告,即行停缓,是认其干涉也。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第能信我改建帝制毫无变乱之可虑,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文武官吏为人民之表率,此时全国既决定推戴,官吏即可据而见诸实行,实行而毫无阻滞,则中外心理相信更坚矣。前电所陈速改尊称即系此意,想卓见必以为然而从速举办也。再,此事务希万分秘密无漏为要,并盼先复。启钤、自齐、士诒、镇芳、忠枢、在礼、乃宽、士钰、震春、炳湘叩。阳。
如今,压上所有赌注作最后一掷的那粒骰子,就是要让各省尽快通过投票。善于吹牛拍马的官员们,重新操练起了他们熟悉的官样文章,而袁世凯则俨然成了一长串中国君主的合法继承者,这个庞大的队伍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公元前2800年)。到了12月初,眼见得投票就要大功告成,结果也已陆续电告北京。12月11日,参政院匆忙召集会议,结果发现:“国民代表大会”全体一致推选袁世凯为皇帝。于是,他们以一份措辞谦卑的请愿书正式劝进。袁世凯谦虚地拒绝了,第二份请愿书很快又递交到了他的手里,这一次,他以下面这份著名的文告愉快地接受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以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自始至终都小心谨慎,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之所以用这样的辞令表示接受,乃是为了传达这样的观念:他是迫不得已才违背本愿接受这一行动方针的。对于登基大典如何实现,则未置一词。此事被小心翼翼地暂时搁置,只是吩咐政府部门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北京官场的态度,在一封3天之后发往各省的电报中得到了很好地说明,其中特别分析了日本与各协约国的关系。通篇阿谀奉承的腔调尤其惹人注目,也表明了如今的吹牛拍马之风是如何盛行。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十一日代行立法院以全国决定国体票数及全国推戴书奏请登极,皇上谦退未受,院再合词吁请,奉令饬各部院筹备再行登极等因,详见连日命令,兹不复述。我国民全体,以共和国家根本常摇,政策常变,不能长治久安,尤无图强之望。现在国体业经决定,帝位亦已有归,国本既固,富强有基。我等均为皇亡股肱心腹,谊同一体,自当努力同心,尽忠报国,此为开国最要之精神。至登极大典,系形式仪文,迟早无甚关系。皇上遇事谦谨,力求周密,我等亦宜善体此意。至外交方面亦须妥为接洽,以免承认迟延,交际为难。日本对我改行帝制,曾约其协商国劝告暂缓,而各国意见参差,无甚力量,其国元老派、军人派又均反对其政府劝告之举,惟东京报纸造谣恫吓,无奇不有,则皆浪人派之伎俩。我如自内延缓,是适受其干涉,国将不国;如立即宣布登极,是拒之太甚,亦虑其准堪,必将阻挠承认。现在我国国体己经决定,皇上已经承受推戴,事实上已无问题,各界均可安心办事。而举行大典本有交际仪节在其中,不妨从容筹行,庶对内对外两得其全。希密会此意,切勿宣播为要。处。愿。印。
这之后,就只剩最后一脚棋要走了——有必要将所有罪证付之一炬。12月21日,与这桩离奇事件有关的最后一份电函,从北京发出了,其中“公私函电容有误出于法律范围之外者”的说法,显得一派烂漫天真。所有这些不法行为,都应该被宽厚仁慈地擦得一干二净,方法倒也简单而绝妙,就是求助于灶下的炉火。以这种方式结束这场鬼戏,倒也十分般配。
各省将军、巡按使,福州、贵阳护军使,承德府、归化厅、张家口都统,打箭炉镇守使鉴:华密。国体改革今已幸告成功,固由人民心理之皆同,而诸公事前之提倡,与临事之维持,神明于法律事实之中,以求达救国之目的,其用心为尤苦,其擘画为尤劳。亦明知人民公意,群厌共和,然非有人引而伸之,扶而进之,则相顾莫敢先发,终不能期其表现。
溯自此项问题发生以来,其始由各地人民、各地长官之请愿,已足征众民意思之所归,而欲以众民之意思进而为机关之意思,于是有国民代表大会之设。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施行以来,在热心国是者,又欲求机关之意思,不背于众民之意思,各求于执行法律之中,更参之以事实之运用。故当事务进行之中,彼时公私函电容有误出于法律范围之外者,虽经权并用,系出于爱国之热诚,而事过境迁,则皆为无用之陈迹,且此项文电无论如何慎密,终涉迹象。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庶得以清积牍而免遗憾。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切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公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如有曾经行知各地方官吏者,亦查明件数,饬克期缴还,一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盖此次国体改革,为我国历史上莫大之光荣,不特征诛揖让,无此宏模,即揆之外国之名誉改革,应亦未遑多让,尽美尽善,不容有罅隙之留。诸公皆开国元勋,当必同此意志,万望赶速慎密办理。谨此奉达,并盼复音。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