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古德诺博士的备忘录
这份匠心独运的小册子，虽然很快就被中国人当作一份山雨欲来的半官方预告而接受了，但对于发动一场必须得到外国舆论善意认可的运动来说，仅有这个还不够。中国的小册子作者已经处理了此事的情感方面，现在必须做的是：以一篇东西方政治家都能理解的呼吁书，来增强其论点的力度。依然假装置身事外的袁世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一本质问题上。因为，正如我们已再三指出的那样，在他所有的计划中，他完全懂得外国支持的最高价值——由于对外国钞票的依赖，这样的支持，被公众赋予了过高的价值。因此，似乎更加令人难以置信，袁世凯如今竟十分天真地征求他的首席法律顾问古德诺博士的意见。古德诺是个美国人，在卡耐基协会理事会的撮合下，作为行政法学的最高权威而被委以重任。
即便在这件最严肃的事情上，也不乏喜剧的元素。在特别安排之下，古德诺博士在最佳的时刻回到了北京，在沉闷乏味中无所事事地空等了几个月之后，总算在1914年获准就任一所美国大学的校长，条件是他必须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暑假使得他有机会以顾问的身份重游从前消磨闲暇时光的故地，他慷慨大方的赞助人给他安排了一个假日任务，就是用尽可能少的篇幅论证一个命题：中国应该采用的是君主政体，而非共和政体。这个作文题目，每个中学生无疑都会洋洋洒洒地写上一篇。就这样，古德诺博士以数量有限的纸墨作武器，短短几天工夫就炮制出了下面这篇《备忘录》。像这样一份文档，要想心平气和地谈论它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它似乎是为了某人的方便而蓄意炮制的，而这个人，如今正公开地背叛整个国家在他身上所寄托的信任，准备涉过血河以满足自己愚蠢的野心。
在亚洲的历史上，还真的找不出与这份《古德诺备忘录》颇为类似的东西：它是中世纪头脑的产物，再打上了超现代化的烙印。紧接着杨度的小册子之后，出版这样一份颠覆性的文件，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恐怕都会导致暴动和骚乱。而在中国，这个和平之家，政治家和平民百姓都低头垂眉、静待时机。就连在华外国人圈子，也被这位逍遥派法学权威所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给弄得茫然不知所措。许多天以来，人们在谈到这份备忘录的时候，都认为是殊欠审慎的无益之举。古德诺博士一下子抓住了杨度也同样认为至关重要的环节（继承问题），在论证中，他的确也表现出了一种超然的态度，这种态度来自那些散发着旧世界气息的公认原则，这样的原则也使得他在中国新一代人的心目中永远受到谴责。下面的版本是从汉语文本翻译过来的，英文原稿要么是丢失了，要么是被销毁了。在我们补充注释之前，最好先认真领教一番这篇宏论。
古德诺博士的备忘录
一国必有其国体，其所以立此国体之故，类非出于其国民之有所选择也。虽其国民之最优秀者，亦无所容心焉。盖无论其为君主，或共和，往往非由于人力，其于本国之历史、习惯与夫经济之情状，必有其相宜者，而国体乃定。假其不宜，则虽定于一时，而不久必复以其他之相宜之国体代之，此必然之理也。
约而言之：——国所用之国体，往往由于事实上不得不然之故。其原因初非一端，而最为重要者则威力是矣。凡君主之国，如推究其所以然，大抵出于一人之奋往进行，其人必能握一国之实力；而他人出而与角者，其力常足以倾覆之。使其人善于治国，其子姓有不世出之才，而其国情复与君主相合，则其人往往能建一朝号，继继承承，常抚此国焉。
果能如是，则国家有一困难之问题，以共和解决之，固无宁以君主解决之也。盖君主崩殂之日，政权之所属，已无疑义，凡选举及其他手续，举无所用之。英人有恒言：吾王崩矣，吾王万岁；盖即斯义矣。虽然达此目的，必其继承之法业已明白规定，而公同承认者乃可。否则君主晏驾之日，觊觎大宝者，将不乏人，权力之竞争，无从审判。其势将不肇内乱不止也。
以历史证之：君主国家承继问题，能如永远满意之解决者，莫如欧洲各国。欧洲之制，君位之继承，属在长子，无子则以近支男丁之最亲最长者充之；惟继承之权利，许其让弃。故如有长子不愿嗣位者，即以次子承其乏。此继承法之大要也。
如不定继承之法，或以君位之所归，由君主于诸子及亲支中选举择之，而初无立长之规定，则祸乱之萌，将不可免。奸人之窃窥神器者，实繁有徒，必将于宫阃之间，施以密计。人立垂暮之年，徒足以增长其疾痛，而其结果所至，虽或幸免兵祸，亦必以大宝不定，致费周章，盖事之至危者也。
历史之诏我者如此。是故就政权移转问题观之，君主制所以较共和为胜者，必以继承法为最要之条件，即所谓以天演之最长者，为君主是已。近古以前，匪论其亚洲或在欧洲，大抵以君主制为国体，间亦有例外者，若温尼斯，若瑞士，皆用共和制，然其数较少，且皆小国为然。其在重要之国，则世界中，大抵皆采用君主制也。
近一百五十年，欧洲举动，忽为——变，大有舍君主而取共和之趋势。欧洲大国，第——次为共和制之尝试者，厥惟英国。十七世纪中，英国革命军起，英王查理第一经国会审判，定为叛逆之罪，处以死刑。其时乃建立共和制，号召民主政治，以克林威尔为监国，盖即大总统也。克林威尔统率革命军，战胜英王，故能独操政柄。然英国共和之制，仅行数年，终归失败。盖克林威尔故后，监国继承问题，极难决定。克林威尔颇思以其子力次尔自代，然卒以英国当日人民不适宜于共和，而力次尔又无行政首长之才，故英国之共和，忽然消灭。英人于是舍共和制，复用君主制，而查理第一之于查理第二，乃立为君，益不独为军队所拥戴，而当时舆论亦皆赞成云。
欧洲民族为第二次共和之尝试者，实为美国。十八世纪时，美洲革命既成，而合众国之共和制立焉。夫美国之革命，初非欲推翻君主也，其目的但欲脱英国而独立耳。乃革命成功而后，其势有不能不用共和制者，盖其地本无天家皇族足以肩政务之重。且前世纪在英国赞助共和之人，多移居美洲，常以共和学说灌输，渐渍入于人心，虽其人已往，而影响甚远，故共和国体，实为当时共同之心理。然当日统率革命军为华盛顿，使其人有帝制自为之心，也未始不可自立为君。乃华盛顿之宗旨，尊共和而不喜君主，而又无子足以继其后，故当合众因独立告成之日，即毅然采用共和制，百余年以来，未之或替焉。夫美国之共和，自成立以至今日，共结果之良好，不问可知。共和制所有之声誉，实美国有以致之。然美国未成共和以前，久承英国之良法美意，而英田之宪法及其议院制行于美国，已逾百年、故——干七百八十九年，美国之由藩属政府变为共和者，非由专制而跃为民政也，政体未易以前，其备之已豫，而自治之精神，亦已训练有素也。不特此也，当日美国之民智，已臻高度，盖自美洲历史开始以来，注意于普通学校，五尺之童，无有不知书识字者，其教育之普及，盖可想见矣。
美国共和之制成立未久，闻风而起者，又有法国之共和焉。顾法国未宣告共和以前，本为专制之政体，——切政务操于君主，百姓未能与闻，其人民于自治政制，绝少经验。故虽索行共和之制，而不能有良好之结果，搔扰频年，末由底定，而军政府之专横，相继代兴。拿破仑失败后，重以外人之干涉，帝制复活。一千八百三十年，经二次革命，虽仍帝制，而权稍张。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帝制再被推翻，复行共和制，以拿破仑之侄为大总统；不意彼乃推翻共和，复称帝号。直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战后，拿破仑第三被废，最后之共和制，乃复发生。今此制之立，近半百年，以势度之，大抵可望行之久远也。
虽然，法国今日之共和制，固可望永久，而其所以致此之故，实由于百年之政治改革而来。此百年中既厉行教育，增进国民政治之知识，以立其基础，后使国民与闻政事，有自治政治之练习，故共和制可得而行也。且法、美两目国，于国家困难问题，颇有解决之法，盖即所谓政权继承问题是也。法国之大总统，由议院选举；美国之大总统，则由人民选举。此二国者，其国民皆因与闻政事，有自治政制之经验。而近今五十年间。两国皆注意普通教育。广立学校，由政府补助之，故两国之民智，皆颇高尚也。
十八世纪之末，美、法两国，既立共和制之模范，于是南美、中美各国，旧为西班牙属地者，皆宣告独立，相率效之。以诸国当日之情形而言，亦略与美国相类；盖当独立告成之时，共和制似最合了事实，其地既无皇族足以指挥人民，而北美之共和，又适足为之先例。舆论一致，群以共和为政治之极轨，无论何种国家，何等人民，均可适用此制，故一时翕然从风，几无国不行共和制焉。
然各国之独立，系由竭力争竞而来，乱机既萌，未能递定，而教育未遍，民智卑下，其所素习者，专制之政体而已。其民智卑下之国，最难于建立共和，故各国勉强奉行，终无善果。虽独立久庆成功，而南美、中美请邦，竞长演混乱不宁之活剧，军界巨子，相率而夺取政权。即有时幸值太平，亦只因一二伟人手握大权者，出其力以镇压之，故可收一时之效。然被手握大权之人，绝不注意教育，学校之设立，阒然无闻，人民亦无参知政事之机，以养成其政事之经验。其卒也，此伟人老病殂谢之时，压制之力弛，攮夺大柄之徒，乃纷纷并起。诚以政权继承问题，无美满之解决也。于是前此太平时间所有进行之事业，至是乃扫荡而无余。甚且祸乱频仍，竟陷于无政府之地位，而全国社会经济情形，无不尽受其蹂躏矣。
墨西哥近年之事，在南美、中美各国，业已数见不鲜，盖共和制不合于其国经济政治之状况者，必有如是之结果也。爹亚氏为军界之领袖，独握政权，当其为大总统时，政治问题似已解决；然爹亚氏既未厉行教育，且禁压人民，不使参预政事，及年将衰迈，权力渐杀，革命之旗帜既张，爹亚氏遂直失其政柄。自爹亚氏失败后，军队首长，纷纷构兵，国内骚然，至今未艾。以今日墨西哥情势观之，除外人干涉外，盖别无他术足以为政治问题之解决矣。
南美各国中，亦有数国用共和制，而颇有进步者。其尤著者，则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国是巳。阿根廷及智利两国初建共和时，骚扰纷坛，久未平定，然其后乃渐见安宁，颇享太平岁月之福。至巴西则自二十五年前建立共和制以来，虽略有骚动，而共和之命运，实属安平。然此三国于立宪政体，皆能极力进行。十九世纪之初，阿根廷及智利两国，久已力争进步。而巴西则未立共和之前，在帝国时代，业能鼓励人民，使之与闻国政。故三国之得此结果者，非偶然也。
就南美、中美各国之已事，并合法国及合众国之历史观之，其足供吾人研究之点如左：
第一、行共和制者，求其能于政权继承之间题有解决之善法，必其国广设学校，其人民沐浴于普通教育，有以养成其高尚之智识。而又使之与闻国政，有政治之练习，而后乃可行之而无弊。
第二、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盖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必流于军政府之专横。用此制者，虽或有平静之一时，然太平之日月，实与纷乱之时期，相为终始。妄冀非分之徒，互相抵抗，以竞夺政柄，而祸乱将不可收拾矣。不宁惟是，以今日现状而言，欧西列强将不容世界各国中有军政府之发生。盖征诸已事，军政府之结果，必召大乱，此诚与欧西各强国利害相关。盖其经济势力，久已膨胀，欧人之资本及其商务实业之别派分枝者，所在皆是，故虽其与国政府所采用之制度，本无干涉之必要，然其权力所及，必将有所主张，俾其所用之制度，不至扰乱治安，必如是而后彼辈所投之资本，乃可得相当之利益也。极其主张之所至，势将破坏他国政治之独立，或且取其国之政府而代之。盖苟必加是而后可达其日的，则列强亦将毅然为之，而有所不恤也。故自今以往。一国之制度，将不容其妄自建设，致召革命之纷乱，再蹈南美洲前世纪之覆辙。今后之国家，当详慎定制，维持治安。否则外人之监督，恐将不免也。
以上之研究，于今日中国政治之情形，有何种关系？此盖应有之问题矣！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财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放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向使满清非异族之君主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则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前渐行之于立宪政治，凡其时考察宪政大臣之所计画者，皆可次第举行，冀臻上理。不幸异族政制，百姓痛心，于是君位之保存，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君主推翻而后，舍共和制遂别无他法矣。由是言之，中国数年以来，因已渐进于立宪政制，惟开始之基，未尽完善。使当日有天潢贵族，为人民所敬礼，而愿效忠荩者，其效当不止此也。就现制而论，总统继承问题，尚未解决，目前之规定，原非美满。一旦总统解除职务，则各国所历困难之情形，将再见于中国。盖各国状况，本与中国相似，故其险象亦同。但他日或因此种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亦意中事也。
然则以中国之福利为心者，处此情势，将持何种之态度乎？将主张继续共和制欤？抑将提议改建君主制欤？此种疑问，颇难答复。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虽然，由共和改为君主，而欲得良好之结果者，则下列之要件，阙一不可：
一、此种改革，不可引起国民及列强之反对，以致近日共和政府所极力扑灭之祸乱，再见于国中；盖目前太平之景象，宜竭力维持，不可使生危险也。
二、君主继承之法律，如不明白确定，使嗣位之问题，绝无疑义，则由共和而改为君主，实无利益之可言，至君位之继承，不可听君主之自择，吾己详言之。虽君主之威权较尊于大总统，中国百姓习于君主，鲜有知大总统者，故君主恒为人所淳敬；然仅以增加元首之威权，为此改革，而于继承之问题，未能确无疑问，则此等改革，似无充分之理由。盖继承确定一节，实为君主制较之共和制最大优胜之点也。
三、如政府不预为计画，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则虽由共和变为君主，亦未能有永久之利益。盖中国如欲于列强之间，处其相当之地位，必其人民爱国之心，日渐发达，而后政府日渐强固，有以抗外侮而有余。然苟非中国人民得与闻政事，则爱国心必无从发达；政府无人民热诚之赞助，亦必无强固之力量。而人民所以能赞助政府者，必先自觉于政治中占——部分，而后乃能尽其能力。故为政府者，必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而后能大有为也。
以上所述三种条件，皆为改用君主制所必个可少。至此种条件，今日中国是否完备，则在乎周知中国情形，并以中国之进步为己任者之自决耳。如此数条件者，均皆完备，则国体改革之有利于中国，殆无可疑也。
在这份备忘录中，其开宗明义的首要观点，最早跳入我们的眼帘，并锁住了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困惑古德诺博士的首要难题，并不是新政府的整合（这个新政府刚刚在两年前得到了所有协约国的承认），而是国家最高职位的继承问题，而这一点，在“11.4政变”发生之前就已合法通过的“永久宪法”中的一个章节里，就已经作了充分的规定。不过，在政变之后，袁世凯首先关心的，就是要在古德诺博士和其他人的帮助下颁布一部“伪法”，这部法律所依据的，只能是他个人的意志。因此，既然这种戏法的临时性一直都清清楚楚，那么，我们学识渊博的博士所拿出的惟一解决方案，就是建议将现行政府推倒重来，打着君主立宪的幌子恢复帝制。并且，通过一场新的密谋，在中国干一桩早已被欧洲所唾弃的勾当，也就是：以家族统治取代国家统治。
古德诺博士的方法再简单不过了。为了证明君主制要优于共和制，他在尘封了数百年的角落里翻箱倒柜。早在300年前就已经不复存在的英联邦，也被他拿来充作例证，以说明共和政体充满危险，虽然很难看出人们在那个不知代议制政府为何物的年代所做的一次试验，与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关系。不过还有更糟糕的。英联邦消亡的原因，被蓄意说成是“克林威尔故后，监国继承问题，极难决定。”对于这一令人目瞪口呆的弥天大谎，英国历史学家无疑会有许许多多的批评可以提出，它以一种最能让人迷惑的方式，消解了一段妙趣横生的历史篇章。甚至在处理自己国家历史的时候，古德诺博士似乎也乐于荒诞不经。他说：“常以共和学说灌输，渐渍入于人心，虽其人已往，而影响甚远，故共和国体，实为当时共同之心理。”接下来，仿佛是为了驳斥自己的观点，他补充道：“当日统率革命军为华盛顿，使其人有帝制自为之心，也未始不可自立为君。”我不知道美国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喜欢这种解释，但至少，他们不会不注意到，这将在中国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论及18世纪法国的共和试验，论及西班牙在中、南美的殖民地（尤其是墨西哥），古德诺博士也是一脉相承。波澜壮阔的运动，即使是详尽透彻的专题论文，处理起来也只能浅尝辄止，而古德诺博士却以误导性的寥寥数语，便草草打发，目的无非是为了引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高潮——以袁世凯为皇帝的中国君主立宪整体。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仿佛是被自己蓄意得出的最终结论弄得有些惊慌失措，在这篇备忘录的结尾部分，古德诺博士又提出了在中国恢复帝制所必需的三个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从而使他的结论成为一纸空言：1、不会引起反对；2、继承法必须严格确定；3、必须为立宪政府的发展作好全面的准备。谁都知道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具备的，在远东，每个人都早就承认了这一点。倘若古德诺博士稍稍关注一下中国的历史进程，就会认识到：1、任何篡夺帝位的行为都必然会导致国内的叛乱和日本的干涉；2、袁世凯的权力，纯粹是他个人的，因此也就不可能以人们能够想得出任何方式传承给他的任何一个儿子；3、袁世凯的所有儿子都庸碌无能，他的大公子则是一个半残废；4、立宪政府和东方人的皇权观念（其实纯粹就是神权观念）水火不容，不可能共存，任何皇权的重建，事实上就是神权的重建；5、虽然他不断谈到人民的政治觉悟很低，但从很早的时期起，中国人就有了体制完备的地方自治，今日的政治问题，只不过是这些地方体制在中央集权制度中的集中表达而已；6、所谓中国人“无爱国心”，纯属子虚乌有，这一观念的广为传布，要归咎于外国人对某些基本事实的误解。比如说，帝制之下的外交事务，只有皇帝们才关心，1911年之前的行省制中国，是一个类似于汉萨同盟那样的社会经济联盟——是一个除了本省的日常经济生活之外万事概不关心的省际联盟，比如像领土主权、边境问题以及海港交通规则等等，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有等到中日战争之后（也就是1895年之后），外强的进犯才把问题从帝国的边缘带入了平民百姓的经济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的自尊心被触动了，尽管他们“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但是全都突然表现出了非凡的“爱国心”。只有当这一首要论点（即：中国人具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被置于中心位置时，才能理解过去20年间的中国历史。
然而，纠缠于这个话题毫无价值。我们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多到足以揭示出这样的观点：有些人，应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对人民而言新中国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而外国人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维护人们对新中国的信心，然而，他们却十足的草率。古德纳博士的备忘录很快就发表了，任何对中国略有所知的人，正好可以用它做垫脚石，登高一望，就能预见到：它只不过是被人以一种寡廉鲜耻的方式给利用了，它所提出的建议，正被人以某种方式付诸实践，这种方式，只能使你更加蔑视视那些不择手段推动帝制阴谋的人，更加蔑视那些乐于把外国人当作工具加以利用的人。
即便在这件最严肃的事情上，也不乏喜剧的元素。在特别安排之下，古德诺博士在最佳的时刻回到了北京，在沉闷乏味中无所事事地空等了几个月之后，总算在1914年获准就任一所美国大学的校长，条件是他必须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暑假使得他有机会以顾问的身份重游从前消磨闲暇时光的故地，他慷慨大方的赞助人给他安排了一个假日任务，就是用尽可能少的篇幅论证一个命题：中国应该采用的是君主政体，而非共和政体。这个作文题目，每个中学生无疑都会洋洋洒洒地写上一篇。就这样，古德诺博士以数量有限的纸墨作武器，短短几天工夫就炮制出了下面这篇《备忘录》。像这样一份文档，要想心平气和地谈论它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它似乎是为了某人的方便而蓄意炮制的，而这个人，如今正公开地背叛整个国家在他身上所寄托的信任，准备涉过血河以满足自己愚蠢的野心。
在亚洲的历史上，还真的找不出与这份《古德诺备忘录》颇为类似的东西：它是中世纪头脑的产物，再打上了超现代化的烙印。紧接着杨度的小册子之后，出版这样一份颠覆性的文件，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恐怕都会导致暴动和骚乱。而在中国，这个和平之家，政治家和平民百姓都低头垂眉、静待时机。就连在华外国人圈子，也被这位逍遥派法学权威所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给弄得茫然不知所措。许多天以来，人们在谈到这份备忘录的时候，都认为是殊欠审慎的无益之举。古德诺博士一下子抓住了杨度也同样认为至关重要的环节（继承问题），在论证中，他的确也表现出了一种超然的态度，这种态度来自那些散发着旧世界气息的公认原则，这样的原则也使得他在中国新一代人的心目中永远受到谴责。下面的版本是从汉语文本翻译过来的，英文原稿要么是丢失了，要么是被销毁了。在我们补充注释之前，最好先认真领教一番这篇宏论。
古德诺博士的备忘录
一国必有其国体，其所以立此国体之故，类非出于其国民之有所选择也。虽其国民之最优秀者，亦无所容心焉。盖无论其为君主，或共和，往往非由于人力，其于本国之历史、习惯与夫经济之情状，必有其相宜者，而国体乃定。假其不宜，则虽定于一时，而不久必复以其他之相宜之国体代之，此必然之理也。
约而言之：——国所用之国体，往往由于事实上不得不然之故。其原因初非一端，而最为重要者则威力是矣。凡君主之国，如推究其所以然，大抵出于一人之奋往进行，其人必能握一国之实力；而他人出而与角者，其力常足以倾覆之。使其人善于治国，其子姓有不世出之才，而其国情复与君主相合，则其人往往能建一朝号，继继承承，常抚此国焉。
果能如是，则国家有一困难之问题，以共和解决之，固无宁以君主解决之也。盖君主崩殂之日，政权之所属，已无疑义，凡选举及其他手续，举无所用之。英人有恒言：吾王崩矣，吾王万岁；盖即斯义矣。虽然达此目的，必其继承之法业已明白规定，而公同承认者乃可。否则君主晏驾之日，觊觎大宝者，将不乏人，权力之竞争，无从审判。其势将不肇内乱不止也。
以历史证之：君主国家承继问题，能如永远满意之解决者，莫如欧洲各国。欧洲之制，君位之继承，属在长子，无子则以近支男丁之最亲最长者充之；惟继承之权利，许其让弃。故如有长子不愿嗣位者，即以次子承其乏。此继承法之大要也。
如不定继承之法，或以君位之所归，由君主于诸子及亲支中选举择之，而初无立长之规定，则祸乱之萌，将不可免。奸人之窃窥神器者，实繁有徒，必将于宫阃之间，施以密计。人立垂暮之年，徒足以增长其疾痛，而其结果所至，虽或幸免兵祸，亦必以大宝不定，致费周章，盖事之至危者也。
历史之诏我者如此。是故就政权移转问题观之，君主制所以较共和为胜者，必以继承法为最要之条件，即所谓以天演之最长者，为君主是已。近古以前，匪论其亚洲或在欧洲，大抵以君主制为国体，间亦有例外者，若温尼斯，若瑞士，皆用共和制，然其数较少，且皆小国为然。其在重要之国，则世界中，大抵皆采用君主制也。
近一百五十年，欧洲举动，忽为——变，大有舍君主而取共和之趋势。欧洲大国，第——次为共和制之尝试者，厥惟英国。十七世纪中，英国革命军起，英王查理第一经国会审判，定为叛逆之罪，处以死刑。其时乃建立共和制，号召民主政治，以克林威尔为监国，盖即大总统也。克林威尔统率革命军，战胜英王，故能独操政柄。然英国共和之制，仅行数年，终归失败。盖克林威尔故后，监国继承问题，极难决定。克林威尔颇思以其子力次尔自代，然卒以英国当日人民不适宜于共和，而力次尔又无行政首长之才，故英国之共和，忽然消灭。英人于是舍共和制，复用君主制，而查理第一之于查理第二，乃立为君，益不独为军队所拥戴，而当时舆论亦皆赞成云。
欧洲民族为第二次共和之尝试者，实为美国。十八世纪时，美洲革命既成，而合众国之共和制立焉。夫美国之革命，初非欲推翻君主也，其目的但欲脱英国而独立耳。乃革命成功而后，其势有不能不用共和制者，盖其地本无天家皇族足以肩政务之重。且前世纪在英国赞助共和之人，多移居美洲，常以共和学说灌输，渐渍入于人心，虽其人已往，而影响甚远，故共和国体，实为当时共同之心理。然当日统率革命军为华盛顿，使其人有帝制自为之心，也未始不可自立为君。乃华盛顿之宗旨，尊共和而不喜君主，而又无子足以继其后，故当合众因独立告成之日，即毅然采用共和制，百余年以来，未之或替焉。夫美国之共和，自成立以至今日，共结果之良好，不问可知。共和制所有之声誉，实美国有以致之。然美国未成共和以前，久承英国之良法美意，而英田之宪法及其议院制行于美国，已逾百年、故——干七百八十九年，美国之由藩属政府变为共和者，非由专制而跃为民政也，政体未易以前，其备之已豫，而自治之精神，亦已训练有素也。不特此也，当日美国之民智，已臻高度，盖自美洲历史开始以来，注意于普通学校，五尺之童，无有不知书识字者，其教育之普及，盖可想见矣。
美国共和之制成立未久，闻风而起者，又有法国之共和焉。顾法国未宣告共和以前，本为专制之政体，——切政务操于君主，百姓未能与闻，其人民于自治政制，绝少经验。故虽索行共和之制，而不能有良好之结果，搔扰频年，末由底定，而军政府之专横，相继代兴。拿破仑失败后，重以外人之干涉，帝制复活。一千八百三十年，经二次革命，虽仍帝制，而权稍张。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帝制再被推翻，复行共和制，以拿破仑之侄为大总统；不意彼乃推翻共和，复称帝号。直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战后，拿破仑第三被废，最后之共和制，乃复发生。今此制之立，近半百年，以势度之，大抵可望行之久远也。
虽然，法国今日之共和制，固可望永久，而其所以致此之故，实由于百年之政治改革而来。此百年中既厉行教育，增进国民政治之知识，以立其基础，后使国民与闻政事，有自治政治之练习，故共和制可得而行也。且法、美两目国，于国家困难问题，颇有解决之法，盖即所谓政权继承问题是也。法国之大总统，由议院选举；美国之大总统，则由人民选举。此二国者，其国民皆因与闻政事，有自治政制之经验。而近今五十年间。两国皆注意普通教育。广立学校，由政府补助之，故两国之民智，皆颇高尚也。
十八世纪之末，美、法两国，既立共和制之模范，于是南美、中美各国，旧为西班牙属地者，皆宣告独立，相率效之。以诸国当日之情形而言，亦略与美国相类；盖当独立告成之时，共和制似最合了事实，其地既无皇族足以指挥人民，而北美之共和，又适足为之先例。舆论一致，群以共和为政治之极轨，无论何种国家，何等人民，均可适用此制，故一时翕然从风，几无国不行共和制焉。
然各国之独立，系由竭力争竞而来，乱机既萌，未能递定，而教育未遍，民智卑下，其所素习者，专制之政体而已。其民智卑下之国，最难于建立共和，故各国勉强奉行，终无善果。虽独立久庆成功，而南美、中美请邦，竞长演混乱不宁之活剧，军界巨子，相率而夺取政权。即有时幸值太平，亦只因一二伟人手握大权者，出其力以镇压之，故可收一时之效。然被手握大权之人，绝不注意教育，学校之设立，阒然无闻，人民亦无参知政事之机，以养成其政事之经验。其卒也，此伟人老病殂谢之时，压制之力弛，攮夺大柄之徒，乃纷纷并起。诚以政权继承问题，无美满之解决也。于是前此太平时间所有进行之事业，至是乃扫荡而无余。甚且祸乱频仍，竟陷于无政府之地位，而全国社会经济情形，无不尽受其蹂躏矣。
墨西哥近年之事，在南美、中美各国，业已数见不鲜，盖共和制不合于其国经济政治之状况者，必有如是之结果也。爹亚氏为军界之领袖，独握政权，当其为大总统时，政治问题似已解决；然爹亚氏既未厉行教育，且禁压人民，不使参预政事，及年将衰迈，权力渐杀，革命之旗帜既张，爹亚氏遂直失其政柄。自爹亚氏失败后，军队首长，纷纷构兵，国内骚然，至今未艾。以今日墨西哥情势观之，除外人干涉外，盖别无他术足以为政治问题之解决矣。
南美各国中，亦有数国用共和制，而颇有进步者。其尤著者，则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国是巳。阿根廷及智利两国初建共和时，骚扰纷坛，久未平定，然其后乃渐见安宁，颇享太平岁月之福。至巴西则自二十五年前建立共和制以来，虽略有骚动，而共和之命运，实属安平。然此三国于立宪政体，皆能极力进行。十九世纪之初，阿根廷及智利两国，久已力争进步。而巴西则未立共和之前，在帝国时代，业能鼓励人民，使之与闻国政。故三国之得此结果者，非偶然也。
就南美、中美各国之已事，并合法国及合众国之历史观之，其足供吾人研究之点如左：
第一、行共和制者，求其能于政权继承之间题有解决之善法，必其国广设学校，其人民沐浴于普通教育，有以养成其高尚之智识。而又使之与闻国政，有政治之练习，而后乃可行之而无弊。
第二、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盖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必流于军政府之专横。用此制者，虽或有平静之一时，然太平之日月，实与纷乱之时期，相为终始。妄冀非分之徒，互相抵抗，以竞夺政柄，而祸乱将不可收拾矣。不宁惟是，以今日现状而言，欧西列强将不容世界各国中有军政府之发生。盖征诸已事，军政府之结果，必召大乱，此诚与欧西各强国利害相关。盖其经济势力，久已膨胀，欧人之资本及其商务实业之别派分枝者，所在皆是，故虽其与国政府所采用之制度，本无干涉之必要，然其权力所及，必将有所主张，俾其所用之制度，不至扰乱治安，必如是而后彼辈所投之资本，乃可得相当之利益也。极其主张之所至，势将破坏他国政治之独立，或且取其国之政府而代之。盖苟必加是而后可达其日的，则列强亦将毅然为之，而有所不恤也。故自今以往。一国之制度，将不容其妄自建设，致召革命之纷乱，再蹈南美洲前世纪之覆辙。今后之国家，当详慎定制，维持治安。否则外人之监督，恐将不免也。
以上之研究，于今日中国政治之情形，有何种关系？此盖应有之问题矣！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财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放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向使满清非异族之君主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则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前渐行之于立宪政治，凡其时考察宪政大臣之所计画者，皆可次第举行，冀臻上理。不幸异族政制，百姓痛心，于是君位之保存，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君主推翻而后，舍共和制遂别无他法矣。由是言之，中国数年以来，因已渐进于立宪政制，惟开始之基，未尽完善。使当日有天潢贵族，为人民所敬礼，而愿效忠荩者，其效当不止此也。就现制而论，总统继承问题，尚未解决，目前之规定，原非美满。一旦总统解除职务，则各国所历困难之情形，将再见于中国。盖各国状况，本与中国相似，故其险象亦同。但他日或因此种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亦意中事也。
然则以中国之福利为心者，处此情势，将持何种之态度乎？将主张继续共和制欤？抑将提议改建君主制欤？此种疑问，颇难答复。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虽然，由共和改为君主，而欲得良好之结果者，则下列之要件，阙一不可：
一、此种改革，不可引起国民及列强之反对，以致近日共和政府所极力扑灭之祸乱，再见于国中；盖目前太平之景象，宜竭力维持，不可使生危险也。
二、君主继承之法律，如不明白确定，使嗣位之问题，绝无疑义，则由共和而改为君主，实无利益之可言，至君位之继承，不可听君主之自择，吾己详言之。虽君主之威权较尊于大总统，中国百姓习于君主，鲜有知大总统者，故君主恒为人所淳敬；然仅以增加元首之威权，为此改革，而于继承之问题，未能确无疑问，则此等改革，似无充分之理由。盖继承确定一节，实为君主制较之共和制最大优胜之点也。
三、如政府不预为计画，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则虽由共和变为君主，亦未能有永久之利益。盖中国如欲于列强之间，处其相当之地位，必其人民爱国之心，日渐发达，而后政府日渐强固，有以抗外侮而有余。然苟非中国人民得与闻政事，则爱国心必无从发达；政府无人民热诚之赞助，亦必无强固之力量。而人民所以能赞助政府者，必先自觉于政治中占——部分，而后乃能尽其能力。故为政府者，必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而后能大有为也。
以上所述三种条件，皆为改用君主制所必个可少。至此种条件，今日中国是否完备，则在乎周知中国情形，并以中国之进步为己任者之自决耳。如此数条件者，均皆完备，则国体改革之有利于中国，殆无可疑也。
在这份备忘录中，其开宗明义的首要观点，最早跳入我们的眼帘，并锁住了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困惑古德诺博士的首要难题，并不是新政府的整合（这个新政府刚刚在两年前得到了所有协约国的承认），而是国家最高职位的继承问题，而这一点，在“11.4政变”发生之前就已合法通过的“永久宪法”中的一个章节里，就已经作了充分的规定。不过，在政变之后，袁世凯首先关心的，就是要在古德诺博士和其他人的帮助下颁布一部“伪法”，这部法律所依据的，只能是他个人的意志。因此，既然这种戏法的临时性一直都清清楚楚，那么，我们学识渊博的博士所拿出的惟一解决方案，就是建议将现行政府推倒重来，打着君主立宪的幌子恢复帝制。并且，通过一场新的密谋，在中国干一桩早已被欧洲所唾弃的勾当，也就是：以家族统治取代国家统治。
古德诺博士的方法再简单不过了。为了证明君主制要优于共和制，他在尘封了数百年的角落里翻箱倒柜。早在300年前就已经不复存在的英联邦，也被他拿来充作例证，以说明共和政体充满危险，虽然很难看出人们在那个不知代议制政府为何物的年代所做的一次试验，与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关系。不过还有更糟糕的。英联邦消亡的原因，被蓄意说成是“克林威尔故后，监国继承问题，极难决定。”对于这一令人目瞪口呆的弥天大谎，英国历史学家无疑会有许许多多的批评可以提出，它以一种最能让人迷惑的方式，消解了一段妙趣横生的历史篇章。甚至在处理自己国家历史的时候，古德诺博士似乎也乐于荒诞不经。他说：“常以共和学说灌输，渐渍入于人心，虽其人已往，而影响甚远，故共和国体，实为当时共同之心理。”接下来，仿佛是为了驳斥自己的观点，他补充道：“当日统率革命军为华盛顿，使其人有帝制自为之心，也未始不可自立为君。”我不知道美国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喜欢这种解释，但至少，他们不会不注意到，这将在中国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论及18世纪法国的共和试验，论及西班牙在中、南美的殖民地（尤其是墨西哥），古德诺博士也是一脉相承。波澜壮阔的运动，即使是详尽透彻的专题论文，处理起来也只能浅尝辄止，而古德诺博士却以误导性的寥寥数语，便草草打发，目的无非是为了引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高潮——以袁世凯为皇帝的中国君主立宪整体。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仿佛是被自己蓄意得出的最终结论弄得有些惊慌失措，在这篇备忘录的结尾部分，古德诺博士又提出了在中国恢复帝制所必需的三个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从而使他的结论成为一纸空言：1、不会引起反对；2、继承法必须严格确定；3、必须为立宪政府的发展作好全面的准备。谁都知道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具备的，在远东，每个人都早就承认了这一点。倘若古德诺博士稍稍关注一下中国的历史进程，就会认识到：1、任何篡夺帝位的行为都必然会导致国内的叛乱和日本的干涉；2、袁世凯的权力，纯粹是他个人的，因此也就不可能以人们能够想得出任何方式传承给他的任何一个儿子；3、袁世凯的所有儿子都庸碌无能，他的大公子则是一个半残废；4、立宪政府和东方人的皇权观念（其实纯粹就是神权观念）水火不容，不可能共存，任何皇权的重建，事实上就是神权的重建；5、虽然他不断谈到人民的政治觉悟很低，但从很早的时期起，中国人就有了体制完备的地方自治，今日的政治问题，只不过是这些地方体制在中央集权制度中的集中表达而已；6、所谓中国人“无爱国心”，纯属子虚乌有，这一观念的广为传布，要归咎于外国人对某些基本事实的误解。比如说，帝制之下的外交事务，只有皇帝们才关心，1911年之前的行省制中国，是一个类似于汉萨同盟那样的社会经济联盟——是一个除了本省的日常经济生活之外万事概不关心的省际联盟，比如像领土主权、边境问题以及海港交通规则等等，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有等到中日战争之后（也就是1895年之后），外强的进犯才把问题从帝国的边缘带入了平民百姓的经济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的自尊心被触动了，尽管他们“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但是全都突然表现出了非凡的“爱国心”。只有当这一首要论点（即：中国人具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被置于中心位置时，才能理解过去20年间的中国历史。
然而，纠缠于这个话题毫无价值。我们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多到足以揭示出这样的观点：有些人，应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对人民而言新中国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而外国人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维护人们对新中国的信心，然而，他们却十足的草率。古德纳博士的备忘录很快就发表了，任何对中国略有所知的人，正好可以用它做垫脚石，登高一望，就能预见到：它只不过是被人以一种寡廉鲜耻的方式给利用了，它所提出的建议，正被人以某种方式付诸实践，这种方式，只能使你更加蔑视视那些不择手段推动帝制阴谋的人，更加蔑视那些乐于把外国人当作工具加以利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