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日本的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晴天霹雳，震碎了中国并不稳定的平静。这倒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知道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会打出怎样重大的结果，而是因为：德国的胶州湾殖民地在中国领土上的存在，以及德国巡洋舰在黄海海域的活跃，已经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袁世凯也隐约意识到了：这场战争可能会给他野心勃勃的计划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日本在与英国盟友迅速协商之后，已经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不容分说地要求德国移交其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这都是德国在大开租界的1898年强行获得的）。当这个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袁世凯正在和德国使馆协商归还胶州湾领土的事情。
袁世凯立刻认识到：那个终其一生都如影随形的复仇女神，又一次逼近了自己的身后。在日本人进攻胶州湾的时候，他就预见到了那张就连他无与伦比的外交手段也无法解开的复杂大网。因为，他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日本人踏足何处，他都会赖在那里不走。因此，围绕日本的因素，接下来两年的历史，将周期性地重演。在中国人的画布上，袁世凯一直是个无可争议的中心人物，这一回却突然沦为在日本干涉的恐怖之下提心吊胆的次要角色，这种干涉，就像一块乌云一样，始终悬浮在他的头顶之上，支配着他的一举一动，从1914年8月15日开始，直到1916年6月6日他戏剧性地命归黄泉为止。事情何以会这样呢？我们将努力记录下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
要想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为一位傲慢的西方听众的利益来讨论日本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日本人的政策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看上去立南辕北辙。不过，如果把外交上的目标暂时搁置一旁，其中的奥妙大部分还是可以理解的。东京的政治家们，有一种非凡才能：他们可以同时抱持两种对立观点。他们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有必要采取两种互不相干的政策：东方政策应对东亚，西方政策应对西方国家。因为，东方和西方本质上完全相反，不能（至少到目前为止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西方的政策是坦率而果断的，而且专门由那些有才华、有魅力的人所掌控，这些人大多在欧美的学校接受教育，完全有能力按照外交惯例处理所有事情；东方政策则是那帮蒙昧主义者的工作，他们的想象力被那些大而无当的计划所占据，那帮军国主义者相信，这些计划能够在中国实现。因此，日本人的态度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不变的矛盾，任何让这种矛盾协调一致的努力都是徒然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外部世界对日本的看法，分为两种思想流派，一派盲目地相信日本是诚实的，另一派则普遍把日本骂得狗血淋头，他们断言：日本人在游戏公平、手段正当方面的观念，是所有民族当中最糟糕的。这两种观点都很牵强。有一点，在日本，与在世界上其他各国政府中都一样真实，那就是：支配其行动的，既非利他主义，亦非背信弃义，而只不过是许多容易犯错的智囊人物的过失所带来的结果。就日本的政府运作而言，其自身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在这个世界的尽头，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相反，其君权神授的原则，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不倒，依然以它全部的质朴荣耀展示自己。这一原则在欧洲遭到了抨击和肢解，他们认为，这几乎就是来自洪荒时代的蛮风遗存。一个高度贵族化的朝廷，拥有世界上最错综复杂、最猜忌防范的等级制度，一位君主统辖着这个朝廷，他声称是2500年前神武天皇的直系后裔，完全和从前一样受命于天。精心设计的仪式，控制着每一次行动、每一个决定和每一款协议。考虑到在这一珍奇的政治古董中，有些东西如此引人入胜，有些东西如此远离眼下正隆隆滚向其结局的世界大势，那么，读者或许会原谅我在这里暂时离题，谈谈某些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因此也就不能不引起公众的关注。
日本人，将他们的全部神权观念归功于中国人，就像他们把自己的文字和学术也归功于中国人一样，他们依然在名义上将他们的统治者视为天国和尘世之间的联结纽带，这一重要事实，支配着他们关于宇宙起源的观念。虽然如今的日本城市里，有为数甚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充斥其中，他们也充分认识到：这种信仰，在如今这个将其视为迷信的时代，有多么古怪；但他们依然没有做任何努力来试图改变它。因为（这一点很重要），日本人的社会结构是这样一种形态：它没有经历过那种足以把其军阀体制推倒在地的剧烈动乱，要彻底摧毁人神理论、提倡人类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这两个特征依然存在，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特权军人阶级支持并努力创造全能的人神理论，日本就是一个国际火药桶，因为那里缺乏一种民主政体的约束机制。此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这种约束机制，对于在各民族间取得一种和平谅解，是绝对必需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不进行一场极端激进的宪政改革，日本将不可能获得与其人民的艺术天赋和勤奋刻苦相称的国际地位，而且，她将一直落在世界前进步伐的后面，蹒跚而行。这种由远古遗风所带来的无能，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对中国的影响与对日本的影响一样有害，对此，我们应当有普遍的认识。
如果我们将其表面假象剥除的话，日本的历史有一种确实不同寻常的品质，它似乎一直浸泡在英雄的血里。尚武主义（这在欧洲表现在其粗野的形态中），在日本一直是一套英雄行为的理论体系，对于普遍人性来说，它是如此迷人，以至于直到近代，其世界意义依然没有被充分认识。作为1500年前日本诸岛武力征服的产物而形成的日本社会的封建组织，阻止了集权措施的执行，因为君主除了某些准祭司特性之外，完全是软弱无力的，他所依赖的，是神圣祖先的美德，而不是任何表述清晰的政治理论。“征夷大将军”这个军事头衔，最早在800年前授予给一个大氏族的首领，这是自然的、充分发展的结果。要是我们没有忘记的话，当时，土著种族尚未被撵出日本本岛，他们依然在与日本文化的进步潮流作斗争，这种文化，其本身由几种互相竞争的源流所组成，它们来自亚洲大陆和马来群岛。这样的武力殖民活动，充斥着日本的历史，也是无休止的地方战争和对武士精神的崇尚所赖以形成的主要原因。这种崇拜得胜将军的观念（丰臣秀吉在16世纪试图把这种观念带到朝鲜，但没有成功），直接导致了幕府统治在17世纪初叶的正式确立，那种军事独裁，是朝鲜冒险逆流的后果，也是给日本社会带来动荡不宁的最有力的证据。这一世袭的军事独裁体制，持续了250年以上，它生动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和在日本一样，除了远古时期以外，神权政治的观念是行不通的——文明，需要的是组织，而不是训诫，它拒绝向不能说话的国王俯首称臣。
虽然1868的“王政复古”，名义上把所有在1603年被迫拱手交给别人的东西都归还给了天皇，但权力的转移，是想像中的，而非真实的。继承将军政府的新军事组织，是“王政复古”中生死攸关的部分。换句话说，是日本新军的领袖，继承了实际的权力。这一事实，通过新军粉碎“萨摩叛乱”的事件而变得更加清楚，新军凭借着他们的组织化，把骄傲而勇敢的武士们打得落花流水，顺便也宣告了现代火器的胜利。
还是回到眼下吧，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早在1874年（明治天皇“复古”6年之后），这些事实就在日本社会中引起过广泛的关注，人们为宪法而兴奋不已，平民议会也得以如火如荼的推行。在著名的贵族政治家板垣退助的领导下，日本自由党早在25年前就加入了同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虽然那个时期，恢复关税、司法自治以及修订外交条约的问题更为迫切，但在宪政改革的强烈兴奋中，外交问题常常被推到一旁。
然而，直到1889年，宪法才获得批准，这是来自天皇的恩赐，而且也只不过是有条件地授权给少数人，使他们成了政府运作的目击者，而决不是它的操控者。1890年召开的首届议会，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一次冲突立即引发了财政问题，结果导致了内阁的辞职。从那段时期起直到现在，也就是说27年以来，日本的连续几届国会都一直在绝望地为权力而战，除非是通过革命，这样的权力是绝不会落入他们之手的。很自然，社会主义已经被统治阶级视为无政府主义，同时，自1905年的东京和平骚乱以来，暴民，也一直是个严重的威胁。
这一长期争论，一直被日本的主流媒体故意掩盖，这也正是所有日本人的典型特征：对天皇抱有一种仪式上的尊敬。一个忠诚而顺从的民族，对一大堆的君主都抱有这样的尊敬，这些君主的出身已经迷失在远古的薄雾里，但这种传统感情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他们把一场实际上的反对君权神授原则的斗争，演变成了一场党派领袖之争，每当他们打算维护无可争辩的宪法原则的时候，就会指责对方“违反宪法”。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荒谬情形：虽然从本质上讲，日本自由党必定是革命的，亦即“先破后立”，但它却假装胡涂，满心希望通过说服而非武力，议会政治的原则能够莫明其妙地嫁接到被排斥于争论之外的国民和皇帝们的身上，使他们变得乐于接受一种大相径庭的法律规章。
这一希望，从历史的观点看，似乎是枉费心机。在日本，军国主义和宗族制度决不是最后一道沟坎，他们不会比俄国的官僚们更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在这种情形下，惟一有说服力的论据，乃是曾经使用过的最后一个论据。在日本，哪怕只是提及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就足以导致当场逮捕。躲在皇座背后寻求庇护的军事首领们，他们近代的独裁权力，名义上来自天皇的诏令，时至今日，还没有什么事情导致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通过一个与当代情势相适应的过程，如今又发现了一套规则，希望这个能管用好些年。在法外手段的保护下，众议院以“多数票”所作出的回答，使得“国民支持独裁政权”的鬼话重新活跃起来，这就等于说：对所有进步民族都有益的东西，对日本人是有害的，他们必定对恩赐给他们的东西心满意足，从不怀疑特权阶层的高级智慧。
在笔者看来，倘若日本人能够支配自己，与德国人也能这样做，对世界和平而言，从各方面来讲都同样重要。我们今天在日本所看到的军人政府的持续存在，对所有类似国家都是有害的，因为它像沙皇制一样腐朽不堪，而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已经解除武装的国家来说，则更是一个长期的威胁。只要那样的政府一息尚存，日本就始终是个国际嫌疑犯，在西方列强的“聚义厅”里，将拒绝给她同等的权利。
要想彻底搞懂肇始于1914年8月15日的形势，就必须理清许多年前中日关系的某些线索。这幅图画，要想让它画面完整、色彩鲜明，并具有所有真正艺术作品都不可或缺的暗示，就必须熟悉至少近30年间的场景和演员。因为中日问题，首先是一件艺术品，而不仅仅是一只枯瘦的外交之手，越过多年的时光伸向我们。命运的梭子飞快地来回投掷，将这些紧密缠绕的线索编织成了整个远东的图案，直到今天。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幅完整的织锦壁挂，华美艳丽，意味深长，丰富饱满，形态毕现，而且，充满学究式的趣味。
让我们顺藤摸瓜吧。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断言：中日之间的冲突肇始于朝鲜（当时，朝鲜是一个认北京为宗主的附庸国），而且，既然两位主角为之争斗不休的宗主权已经牢牢掌控在日本的手里，这场冲突也就应该在那里终结。然而，这一漏洞百出的陈述，是危险而错误的。
追溯至30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时期，当时，袁世凯首次以军事武官的身份随中国驻外公使一起前往汉城（由于1882年的《朝美修好条约》使得朝鲜开始“对外开放”，中国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被迫采取行动）。三个对东亚领土权的天平都同样抱有兴趣的竞争者——俄罗斯、中国和日本，持续不懈地把朝鲜当作他们争雄逐鹿的战场。这场竞争，虽然以中俄两国的衰落而黯然收场，但也只不过是把比赛地点从朝鲜的地盘上挪到了满洲。从这时起，战场逐步扩大，到最后，不仅把内蒙古和长城外辽阔的乡村地带纳入了比赛场地的范围之内，而且，中国本身的整体面貌，也因此变得面目全非。这些重大事实，想必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直到1904-05年间的日俄战争才证实了：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军事要素，沙俄帝国完全无足轻重。曾几何时，日本几乎是心甘情愿地在远东事务中扮演配角。1895年，朝鲜战争之后，日本进行了一次并不成熟的努力，希望一举成为大陆强国，其结果是被迫从辽东半岛撤军。在吞下这枚苦果之后，日本似乎变得规矩多了，这种姿态在1900年赢得了极好的反响，当时，她的北京远征军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那么循规蹈矩、那么英勇豪侠，让全世界都赞叹不已。然而，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加上沙皇的满洲冒险计划的彻底垮台，不但把她拽回了那块她压根就不希望再看到的领土，而且还把一套现成的铁路系统交到了她的手里（由此她几乎可以直达松花江），并把一直延伸到大兴安岭的辽阔草原置于她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次西进极大地拓展了日本人的政治视野，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观点，以至于东京那帮兴奋不已的政治家们纷纷扔掉他们老花眼镜，惊讶地发现：他们自己的眼睛完全和欧洲人的眼睛一样好。如今，他们也像别人那样看待这个世界了，他们总算认识到：生存竞争（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民族之间）最轻松简便的方法，就是采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法则——永不停息地进攻，而不是通过撰写毫无价值的电稿。日俄战争之前，他们曾经写过一大堆的公文给俄罗斯，诚恳地为公平和解辩护，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他们被迫兵戎相见，结果，他们在战斗中得到的不仅仅是胜利，而且还有全新的法则。
这一发现使得新的政策成为必要。在19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小部分时间里，日本还只满足于以一种温和谦让的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她希望，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自己尚不成熟的力量经受太严厉的考验。但由于竞争对手的相继崩溃，日本如今发现，自己不仅能依照最安全的行动策略发起进攻，而且还得出了这样的观点：那持续不懈地对他国施加高压的军事强国，必然是最成功的。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正如英国在亚洲的首要信条（没有哪个强国允许别人占据威胁其海上交通的战略港口）一样，如今日本当局的政策并没有像那帮浅薄之徒所料想的那样，成为东方的门罗主义，而是完全成了“高压主义”。打这之后，每个日本人都认为，竭尽全力向中国施压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自1905年生米煮成熟饭以后，每种外交花样都被编进了这幅织锦当中。在这一显著事实被人们所领悟之前，不可能根据新近局势的发展做出什么有用的分析。为这一政策作后盾、并不断增强它的，是阵容强大的新兴民主政治精英，他们是在良好的教育和物质繁荣的巨大增长之下脱颖而出的。这样的雄心壮志（它来自海洋所赐予的攻击性），被这样一个有着海盗行为外表的民族所发展，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已。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中国人来说，日本将不仅仅有着海怪一样的外表，而且，中国看来将要成为那位被绑在岩石上的不幸的安德洛墨达，一直等待一位从未出现过的珀修斯。
1911年的革命，一方面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另一方面又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因为许多年来，中国的革命党一直在利用日本作为一个庇护所和行动基地。但他们绝对没有预料到，一个古老王朝的垮台，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因此，满清王朝的退位，虽然是阴谋而非战争的结果，但在人们看来，完全不亚于一场灾难，因为这场革命使得前景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这么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编织的图案，也将因此毁于一旦。不但一套脉络清晰的制度体系被付之一炬，而且毁灭的威胁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整个远东的权力平衡将会被扭曲得不成样子。日本的政治家希望看到一个软弱的中国，一个最终会因为种族相同而向自己求助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向法国大革命看齐的中国。对于像日本这样一个对突如其来的惊愕适应很慢的民族来说，整个事情让他们惊慌失措，到处弥漫着绝望的气氛，并使得他们在最初的那一刻就下定决心，让事情回到它们最初的起点，以甩掉自己身上的每一盎司重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11年，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准备给满清朝廷以武装支援，而且，当他们私下试探英国的态度的时候，并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于是，他们很快就这样做了。即使在今天，当日本政策的一次临时性调整顺利完成的时候，对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在东京，王朝的影响力从未悖离过这样的观点：合法的统治权依然属于满清朝廷，而且，自1911年以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合规矩的，都是违宪的。
然而，眼下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势需要小心对待。首先，在日本，被高度兴奋的媒体助长起来的民主政治狂热，已经展示给了年轻的共和中国，他们曾经有那么多人是在东京的学校里打下的底子，而且已经实现了革命。其次（这一点更为重要），所有阶层的日本人都感受到了，那个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家伙——袁世凯，对他们所怀有的深刻、持久而且根深蒂固的仇恨，要超过所有其他人。
让我们再追溯到朝鲜吧，当时，袁世凯非凡的外交才能总是让他能够击败日本的竞争对手，并使得中国的建议在朝鲜的宫廷里至高无上，直至甲午战争的第一枪打响，这种由来已久的憎恶（其实就是一种仇恨），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由于一次大战爆发前夕世界舆论的抑制，再加上要采取行动就必须在财政上与其他列强合作，因此，直到1914年8月，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日本已做好了准备，要以最不寻常的方式采取行动。
在日本公众当中，攻打胶州湾的战斗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因为人们觉得，对于像“欧洲国家的力量平衡”这样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实在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能够调动起自己的兴趣，在他们看来，那似乎应该是英、德两国一决雌雄的问题。虽然由于德国在1895年的干涉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对这个国家深感憎恶，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正如日本海军是英国海军的儿子一样，日本陆军也是德国陆军的儿子，而且，控制日本的，主要是其陆军首领。这帮家伙压根就不愿意在一场他们毫无兴趣的冲突中“糟蹋他们的陆军”。人们还普遍怀有这样的感觉：英国总是让她的盟友去执行联盟的基本条款，这表明她有更好的买卖，而且，她一直在以某种方式利用过去的优势为自己捞好处，而这种方式，对日本未来的世界关系并非没有反作用。除此之外，有必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事不关己的英国外交部，却自始至终都在给予袁世凯的政府以心照不宣的支持，这使得日本官方颇感不快。看待中国的试验，英国人更多是带着娱乐消遣的心态，而日本人则是带着利害攸关的兴奋。当英国外交部以“白皮书”的形式煞有介事地发表袁世凯那些公开宣言（就好像这些玩意儿是当代史的重要文献似的）的时候，这一情形就更加显著了。就在头一年（1913），关于中国总统想当皇帝的“正式否认”在《中国事务》的名目下发表了，日本人将这份文献归类为一次蓄意撒谎，一次傲慢之举，因为它的工作方式表明它的作者想要隐瞒自己对日本的敌意，这位独裁者宣称：
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自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会，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拄，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而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怍，亦复遑恤其他。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苟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能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藉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被沥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
此外，袁世凯在对外国顾问的选择和使用上，也显示了他决意要以通告这样的方式继续表明他对日本的猜疑和敌意。在1913年11月4日发动政变、解散国会之后，正是一位美国顾问着手为他炮制新的“宪法”。虽然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也接受高薪聘请，协助这项工作，但他对独裁统治的认可，却被他的大多数同胞视为叛国行为。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袁世凯还花了大笔的钞票收买日本的报刊媒体，努力在日本国会议员中赢得支持者。有一些非同寻常的故事流传甚广，这些故事将危及日本高层人士的名誉，但笔者拿一时不定主意，把这些当作文献证据而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是否有益。无论如何，东京方面觉得，到了该对两国关系给出一个恰当定义的时候了。袁世凯则更是如此，他公然宣告，在胶州湾划出一小块战争地带，只允许日本人在此范围内对德国开战，以此表明，他本人对日本的最高权威毫无兴趣。早在1914年底日本人决定承认事实上的独裁在中国的存在之前，他们就袭取了胶州湾。因此，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亲自向袁世凯递交了那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一纸要价清单，为的是满足日本政策现在和将来的所有需要，并让中国沦为一个附庸国。
袁世凯也隐约意识到了：这场战争可能会给他野心勃勃的计划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日本在与英国盟友迅速协商之后，已经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不容分说地要求德国移交其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这都是德国在大开租界的1898年强行获得的）。当这个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袁世凯正在和德国使馆协商归还胶州湾领土的事情。
袁世凯立刻认识到：那个终其一生都如影随形的复仇女神，又一次逼近了自己的身后。在日本人进攻胶州湾的时候，他就预见到了那张就连他无与伦比的外交手段也无法解开的复杂大网。因为，他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日本人踏足何处，他都会赖在那里不走。因此，围绕日本的因素，接下来两年的历史，将周期性地重演。在中国人的画布上，袁世凯一直是个无可争议的中心人物，这一回却突然沦为在日本干涉的恐怖之下提心吊胆的次要角色，这种干涉，就像一块乌云一样，始终悬浮在他的头顶之上，支配着他的一举一动，从1914年8月15日开始，直到1916年6月6日他戏剧性地命归黄泉为止。事情何以会这样呢？我们将努力记录下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
要想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为一位傲慢的西方听众的利益来讨论日本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日本人的政策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看上去立南辕北辙。不过，如果把外交上的目标暂时搁置一旁，其中的奥妙大部分还是可以理解的。东京的政治家们，有一种非凡才能：他们可以同时抱持两种对立观点。他们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有必要采取两种互不相干的政策：东方政策应对东亚，西方政策应对西方国家。因为，东方和西方本质上完全相反，不能（至少到目前为止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西方的政策是坦率而果断的，而且专门由那些有才华、有魅力的人所掌控，这些人大多在欧美的学校接受教育，完全有能力按照外交惯例处理所有事情；东方政策则是那帮蒙昧主义者的工作，他们的想象力被那些大而无当的计划所占据，那帮军国主义者相信，这些计划能够在中国实现。因此，日本人的态度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不变的矛盾，任何让这种矛盾协调一致的努力都是徒然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外部世界对日本的看法，分为两种思想流派，一派盲目地相信日本是诚实的，另一派则普遍把日本骂得狗血淋头，他们断言：日本人在游戏公平、手段正当方面的观念，是所有民族当中最糟糕的。这两种观点都很牵强。有一点，在日本，与在世界上其他各国政府中都一样真实，那就是：支配其行动的，既非利他主义，亦非背信弃义，而只不过是许多容易犯错的智囊人物的过失所带来的结果。就日本的政府运作而言，其自身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在这个世界的尽头，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相反，其君权神授的原则，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不倒，依然以它全部的质朴荣耀展示自己。这一原则在欧洲遭到了抨击和肢解，他们认为，这几乎就是来自洪荒时代的蛮风遗存。一个高度贵族化的朝廷，拥有世界上最错综复杂、最猜忌防范的等级制度，一位君主统辖着这个朝廷，他声称是2500年前神武天皇的直系后裔，完全和从前一样受命于天。精心设计的仪式，控制着每一次行动、每一个决定和每一款协议。考虑到在这一珍奇的政治古董中，有些东西如此引人入胜，有些东西如此远离眼下正隆隆滚向其结局的世界大势，那么，读者或许会原谅我在这里暂时离题，谈谈某些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因此也就不能不引起公众的关注。
日本人，将他们的全部神权观念归功于中国人，就像他们把自己的文字和学术也归功于中国人一样，他们依然在名义上将他们的统治者视为天国和尘世之间的联结纽带，这一重要事实，支配着他们关于宇宙起源的观念。虽然如今的日本城市里，有为数甚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充斥其中，他们也充分认识到：这种信仰，在如今这个将其视为迷信的时代，有多么古怪；但他们依然没有做任何努力来试图改变它。因为（这一点很重要），日本人的社会结构是这样一种形态：它没有经历过那种足以把其军阀体制推倒在地的剧烈动乱，要彻底摧毁人神理论、提倡人类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这两个特征依然存在，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特权军人阶级支持并努力创造全能的人神理论，日本就是一个国际火药桶，因为那里缺乏一种民主政体的约束机制。此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这种约束机制，对于在各民族间取得一种和平谅解，是绝对必需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不进行一场极端激进的宪政改革，日本将不可能获得与其人民的艺术天赋和勤奋刻苦相称的国际地位，而且，她将一直落在世界前进步伐的后面，蹒跚而行。这种由远古遗风所带来的无能，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对中国的影响与对日本的影响一样有害，对此，我们应当有普遍的认识。
如果我们将其表面假象剥除的话，日本的历史有一种确实不同寻常的品质，它似乎一直浸泡在英雄的血里。尚武主义（这在欧洲表现在其粗野的形态中），在日本一直是一套英雄行为的理论体系，对于普遍人性来说，它是如此迷人，以至于直到近代，其世界意义依然没有被充分认识。作为1500年前日本诸岛武力征服的产物而形成的日本社会的封建组织，阻止了集权措施的执行，因为君主除了某些准祭司特性之外，完全是软弱无力的，他所依赖的，是神圣祖先的美德，而不是任何表述清晰的政治理论。“征夷大将军”这个军事头衔，最早在800年前授予给一个大氏族的首领，这是自然的、充分发展的结果。要是我们没有忘记的话，当时，土著种族尚未被撵出日本本岛，他们依然在与日本文化的进步潮流作斗争，这种文化，其本身由几种互相竞争的源流所组成，它们来自亚洲大陆和马来群岛。这样的武力殖民活动，充斥着日本的历史，也是无休止的地方战争和对武士精神的崇尚所赖以形成的主要原因。这种崇拜得胜将军的观念（丰臣秀吉在16世纪试图把这种观念带到朝鲜，但没有成功），直接导致了幕府统治在17世纪初叶的正式确立，那种军事独裁，是朝鲜冒险逆流的后果，也是给日本社会带来动荡不宁的最有力的证据。这一世袭的军事独裁体制，持续了250年以上，它生动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和在日本一样，除了远古时期以外，神权政治的观念是行不通的——文明，需要的是组织，而不是训诫，它拒绝向不能说话的国王俯首称臣。
虽然1868的“王政复古”，名义上把所有在1603年被迫拱手交给别人的东西都归还给了天皇，但权力的转移，是想像中的，而非真实的。继承将军政府的新军事组织，是“王政复古”中生死攸关的部分。换句话说，是日本新军的领袖，继承了实际的权力。这一事实，通过新军粉碎“萨摩叛乱”的事件而变得更加清楚，新军凭借着他们的组织化，把骄傲而勇敢的武士们打得落花流水，顺便也宣告了现代火器的胜利。
还是回到眼下吧，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早在1874年（明治天皇“复古”6年之后），这些事实就在日本社会中引起过广泛的关注，人们为宪法而兴奋不已，平民议会也得以如火如荼的推行。在著名的贵族政治家板垣退助的领导下，日本自由党早在25年前就加入了同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虽然那个时期，恢复关税、司法自治以及修订外交条约的问题更为迫切，但在宪政改革的强烈兴奋中，外交问题常常被推到一旁。
然而，直到1889年，宪法才获得批准，这是来自天皇的恩赐，而且也只不过是有条件地授权给少数人，使他们成了政府运作的目击者，而决不是它的操控者。1890年召开的首届议会，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一次冲突立即引发了财政问题，结果导致了内阁的辞职。从那段时期起直到现在，也就是说27年以来，日本的连续几届国会都一直在绝望地为权力而战，除非是通过革命，这样的权力是绝不会落入他们之手的。很自然，社会主义已经被统治阶级视为无政府主义，同时，自1905年的东京和平骚乱以来，暴民，也一直是个严重的威胁。
这一长期争论，一直被日本的主流媒体故意掩盖，这也正是所有日本人的典型特征：对天皇抱有一种仪式上的尊敬。一个忠诚而顺从的民族，对一大堆的君主都抱有这样的尊敬，这些君主的出身已经迷失在远古的薄雾里，但这种传统感情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他们把一场实际上的反对君权神授原则的斗争，演变成了一场党派领袖之争，每当他们打算维护无可争辩的宪法原则的时候，就会指责对方“违反宪法”。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荒谬情形：虽然从本质上讲，日本自由党必定是革命的，亦即“先破后立”，但它却假装胡涂，满心希望通过说服而非武力，议会政治的原则能够莫明其妙地嫁接到被排斥于争论之外的国民和皇帝们的身上，使他们变得乐于接受一种大相径庭的法律规章。
这一希望，从历史的观点看，似乎是枉费心机。在日本，军国主义和宗族制度决不是最后一道沟坎，他们不会比俄国的官僚们更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在这种情形下，惟一有说服力的论据，乃是曾经使用过的最后一个论据。在日本，哪怕只是提及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就足以导致当场逮捕。躲在皇座背后寻求庇护的军事首领们，他们近代的独裁权力，名义上来自天皇的诏令，时至今日，还没有什么事情导致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通过一个与当代情势相适应的过程，如今又发现了一套规则，希望这个能管用好些年。在法外手段的保护下，众议院以“多数票”所作出的回答，使得“国民支持独裁政权”的鬼话重新活跃起来，这就等于说：对所有进步民族都有益的东西，对日本人是有害的，他们必定对恩赐给他们的东西心满意足，从不怀疑特权阶层的高级智慧。
在笔者看来，倘若日本人能够支配自己，与德国人也能这样做，对世界和平而言，从各方面来讲都同样重要。我们今天在日本所看到的军人政府的持续存在，对所有类似国家都是有害的，因为它像沙皇制一样腐朽不堪，而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已经解除武装的国家来说，则更是一个长期的威胁。只要那样的政府一息尚存，日本就始终是个国际嫌疑犯，在西方列强的“聚义厅”里，将拒绝给她同等的权利。
要想彻底搞懂肇始于1914年8月15日的形势，就必须理清许多年前中日关系的某些线索。这幅图画，要想让它画面完整、色彩鲜明，并具有所有真正艺术作品都不可或缺的暗示，就必须熟悉至少近30年间的场景和演员。因为中日问题，首先是一件艺术品，而不仅仅是一只枯瘦的外交之手，越过多年的时光伸向我们。命运的梭子飞快地来回投掷，将这些紧密缠绕的线索编织成了整个远东的图案，直到今天。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幅完整的织锦壁挂，华美艳丽，意味深长，丰富饱满，形态毕现，而且，充满学究式的趣味。
让我们顺藤摸瓜吧。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断言：中日之间的冲突肇始于朝鲜（当时，朝鲜是一个认北京为宗主的附庸国），而且，既然两位主角为之争斗不休的宗主权已经牢牢掌控在日本的手里，这场冲突也就应该在那里终结。然而，这一漏洞百出的陈述，是危险而错误的。
追溯至30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时期，当时，袁世凯首次以军事武官的身份随中国驻外公使一起前往汉城（由于1882年的《朝美修好条约》使得朝鲜开始“对外开放”，中国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被迫采取行动）。三个对东亚领土权的天平都同样抱有兴趣的竞争者——俄罗斯、中国和日本，持续不懈地把朝鲜当作他们争雄逐鹿的战场。这场竞争，虽然以中俄两国的衰落而黯然收场，但也只不过是把比赛地点从朝鲜的地盘上挪到了满洲。从这时起，战场逐步扩大，到最后，不仅把内蒙古和长城外辽阔的乡村地带纳入了比赛场地的范围之内，而且，中国本身的整体面貌，也因此变得面目全非。这些重大事实，想必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直到1904-05年间的日俄战争才证实了：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军事要素，沙俄帝国完全无足轻重。曾几何时，日本几乎是心甘情愿地在远东事务中扮演配角。1895年，朝鲜战争之后，日本进行了一次并不成熟的努力，希望一举成为大陆强国，其结果是被迫从辽东半岛撤军。在吞下这枚苦果之后，日本似乎变得规矩多了，这种姿态在1900年赢得了极好的反响，当时，她的北京远征军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那么循规蹈矩、那么英勇豪侠，让全世界都赞叹不已。然而，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加上沙皇的满洲冒险计划的彻底垮台，不但把她拽回了那块她压根就不希望再看到的领土，而且还把一套现成的铁路系统交到了她的手里（由此她几乎可以直达松花江），并把一直延伸到大兴安岭的辽阔草原置于她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次西进极大地拓展了日本人的政治视野，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观点，以至于东京那帮兴奋不已的政治家们纷纷扔掉他们老花眼镜，惊讶地发现：他们自己的眼睛完全和欧洲人的眼睛一样好。如今，他们也像别人那样看待这个世界了，他们总算认识到：生存竞争（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民族之间）最轻松简便的方法，就是采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法则——永不停息地进攻，而不是通过撰写毫无价值的电稿。日俄战争之前，他们曾经写过一大堆的公文给俄罗斯，诚恳地为公平和解辩护，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他们被迫兵戎相见，结果，他们在战斗中得到的不仅仅是胜利，而且还有全新的法则。
这一发现使得新的政策成为必要。在19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小部分时间里，日本还只满足于以一种温和谦让的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她希望，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自己尚不成熟的力量经受太严厉的考验。但由于竞争对手的相继崩溃，日本如今发现，自己不仅能依照最安全的行动策略发起进攻，而且还得出了这样的观点：那持续不懈地对他国施加高压的军事强国，必然是最成功的。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正如英国在亚洲的首要信条（没有哪个强国允许别人占据威胁其海上交通的战略港口）一样，如今日本当局的政策并没有像那帮浅薄之徒所料想的那样，成为东方的门罗主义，而是完全成了“高压主义”。打这之后，每个日本人都认为，竭尽全力向中国施压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自1905年生米煮成熟饭以后，每种外交花样都被编进了这幅织锦当中。在这一显著事实被人们所领悟之前，不可能根据新近局势的发展做出什么有用的分析。为这一政策作后盾、并不断增强它的，是阵容强大的新兴民主政治精英，他们是在良好的教育和物质繁荣的巨大增长之下脱颖而出的。这样的雄心壮志（它来自海洋所赐予的攻击性），被这样一个有着海盗行为外表的民族所发展，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已。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中国人来说，日本将不仅仅有着海怪一样的外表，而且，中国看来将要成为那位被绑在岩石上的不幸的安德洛墨达，一直等待一位从未出现过的珀修斯。
1911年的革命，一方面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另一方面又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因为许多年来，中国的革命党一直在利用日本作为一个庇护所和行动基地。但他们绝对没有预料到，一个古老王朝的垮台，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因此，满清王朝的退位，虽然是阴谋而非战争的结果，但在人们看来，完全不亚于一场灾难，因为这场革命使得前景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这么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编织的图案，也将因此毁于一旦。不但一套脉络清晰的制度体系被付之一炬，而且毁灭的威胁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整个远东的权力平衡将会被扭曲得不成样子。日本的政治家希望看到一个软弱的中国，一个最终会因为种族相同而向自己求助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向法国大革命看齐的中国。对于像日本这样一个对突如其来的惊愕适应很慢的民族来说，整个事情让他们惊慌失措，到处弥漫着绝望的气氛，并使得他们在最初的那一刻就下定决心，让事情回到它们最初的起点，以甩掉自己身上的每一盎司重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11年，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准备给满清朝廷以武装支援，而且，当他们私下试探英国的态度的时候，并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于是，他们很快就这样做了。即使在今天，当日本政策的一次临时性调整顺利完成的时候，对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在东京，王朝的影响力从未悖离过这样的观点：合法的统治权依然属于满清朝廷，而且，自1911年以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合规矩的，都是违宪的。
然而，眼下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势需要小心对待。首先，在日本，被高度兴奋的媒体助长起来的民主政治狂热，已经展示给了年轻的共和中国，他们曾经有那么多人是在东京的学校里打下的底子，而且已经实现了革命。其次（这一点更为重要），所有阶层的日本人都感受到了，那个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家伙——袁世凯，对他们所怀有的深刻、持久而且根深蒂固的仇恨，要超过所有其他人。
让我们再追溯到朝鲜吧，当时，袁世凯非凡的外交才能总是让他能够击败日本的竞争对手，并使得中国的建议在朝鲜的宫廷里至高无上，直至甲午战争的第一枪打响，这种由来已久的憎恶（其实就是一种仇恨），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由于一次大战爆发前夕世界舆论的抑制，再加上要采取行动就必须在财政上与其他列强合作，因此，直到1914年8月，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日本已做好了准备，要以最不寻常的方式采取行动。
在日本公众当中，攻打胶州湾的战斗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因为人们觉得，对于像“欧洲国家的力量平衡”这样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实在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能够调动起自己的兴趣，在他们看来，那似乎应该是英、德两国一决雌雄的问题。虽然由于德国在1895年的干涉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对这个国家深感憎恶，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正如日本海军是英国海军的儿子一样，日本陆军也是德国陆军的儿子，而且，控制日本的，主要是其陆军首领。这帮家伙压根就不愿意在一场他们毫无兴趣的冲突中“糟蹋他们的陆军”。人们还普遍怀有这样的感觉：英国总是让她的盟友去执行联盟的基本条款，这表明她有更好的买卖，而且，她一直在以某种方式利用过去的优势为自己捞好处，而这种方式，对日本未来的世界关系并非没有反作用。除此之外，有必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事不关己的英国外交部，却自始至终都在给予袁世凯的政府以心照不宣的支持，这使得日本官方颇感不快。看待中国的试验，英国人更多是带着娱乐消遣的心态，而日本人则是带着利害攸关的兴奋。当英国外交部以“白皮书”的形式煞有介事地发表袁世凯那些公开宣言（就好像这些玩意儿是当代史的重要文献似的）的时候，这一情形就更加显著了。就在头一年（1913），关于中国总统想当皇帝的“正式否认”在《中国事务》的名目下发表了，日本人将这份文献归类为一次蓄意撒谎，一次傲慢之举，因为它的工作方式表明它的作者想要隐瞒自己对日本的敌意，这位独裁者宣称：
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自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会，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拄，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而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怍，亦复遑恤其他。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苟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能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藉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被沥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
此外，袁世凯在对外国顾问的选择和使用上，也显示了他决意要以通告这样的方式继续表明他对日本的猜疑和敌意。在1913年11月4日发动政变、解散国会之后，正是一位美国顾问着手为他炮制新的“宪法”。虽然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也接受高薪聘请，协助这项工作，但他对独裁统治的认可，却被他的大多数同胞视为叛国行为。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袁世凯还花了大笔的钞票收买日本的报刊媒体，努力在日本国会议员中赢得支持者。有一些非同寻常的故事流传甚广，这些故事将危及日本高层人士的名誉，但笔者拿一时不定主意，把这些当作文献证据而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是否有益。无论如何，东京方面觉得，到了该对两国关系给出一个恰当定义的时候了。袁世凯则更是如此，他公然宣告，在胶州湾划出一小块战争地带，只允许日本人在此范围内对德国开战，以此表明，他本人对日本的最高权威毫无兴趣。早在1914年底日本人决定承认事实上的独裁在中国的存在之前，他们就袭取了胶州湾。因此，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亲自向袁世凯递交了那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一纸要价清单，为的是满足日本政策现在和将来的所有需要，并让中国沦为一个附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