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袁世凯之谜
袁世凯的事业生涯，可以清楚地分为两个部分，几乎就像是为传记作者刻意安排的一样。前一部分是在朝鲜的见习时期，后一部分则是在华北的实践阶段。第一阶段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对此人性格的成型施加了早期的影响。不过，这一阶段倒是从另外的角度引起了我们饶有兴味的关注，因为，它让我们得以瞥见影响这位领袖人物想象力的某些东西，而这种想象力，贯穿着他的一生，并最终把他带向了无可挽回的覆灭。第二阶段则充满了行动，每一个章节里，你都能看到那些使人疑窦丛生的不祥之兆，这种疑问，最终在他悲剧性的、政治和身体的双重崩溃中得到了解答。
袁世凯的家庭出身，倒是没什么含糊不清的地方，不过显然并不怎样显赫。他出生在一个河南人的家庭，在他们那个地方，没有比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产更光耀门庭的事情了，当然，要是拥有天下的话，想必也不会嫌多。这孩子，在他那个年龄，当那些高官或儒士的孩子早已因苦读而变得苍白萎靡的时候，他没准正在田间地头撒野呢。他强健的体格，他非凡的食欲，他惯常的粗鲁，无疑也要归功于这样的原因。据中国的传记作者说，年轻时的袁世凯因为在骑马练拳、舞刀弄剑上耗费的时间实在太多，所以在考“秀才”（文官最低学位）的时候名落孙山。一位当官的叔父早年一直照拂他，叔父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颇尽孝道，他在祖坟地里一直陪侍着叔父的遗体，以另类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悲痛。几个当官的亲戚为他在满洲人治下的公共部门谋得了一个职位（或许可以称为“军事监查员”），他也正是通过这个文职部门开始飞黄腾达。确切地说，袁世凯从来就不是一个武将，他只是文职部门的军事官员——他后来在这个部门的最高官衔是军事法官，或者更准确地说，叫“提刑”。
1882年，袁世凯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当时，作为朝鲜开放的后续行动（这种开放是通过外国列强迫使这个当时的“隐士王国”签订通商条约而实现的），中国正着手向汉城派兵。袁世凯和另外两名官员一起，率领总共约3000人的兵力，自山东抵达朝鲜。在山东的时候，他曾追随吴长庆将军的鞍前马后，如今来到朝鲜的首都安营扎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维护秩序，而实际上，是强行要求得到宗主国的权利。16世纪，大明王朝保护了朝鲜，使她避免了落入丰臣秀吉及其日本侵略军的魔掌，打从那年头起，北京政府就一直将朝鲜视为附庸国，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宗主国的地位。吴长庆亲自把袁世凯推荐给大名鼎鼎的李鸿章，认为他是一个富有才干、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在朝鲜的行动。而袁世凯，这个未来中国的独裁者，当时还只有24岁。
正是这次与实际政治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给了他观察政治问题的独特方式。中国军队在汉城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和日本之间剧烈对抗的开始，这一对抗，最终以1874-75年间那场虽然短暂却损失惨重的战争而告终。中国，为了对抗日本在朝鲜日渐增长的势力，同时保住自己的影响力，日日夜夜躲在汉城的皇宫里密谋策划，与那位声名狼藉、后来被杀的朝鲜皇后所领导的保皇党结成同盟。中国的密探们，则帮助并怂恿朝鲜的保守团体，不断煽动他们去攻击日本人，把他们赶出朝鲜。
接连不断的暴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10年间（这是亚洲历史上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篇章），日本大使馆不止一次遭到朝鲜暴民的攻击、摧毁。袁世凯，此时还只是中国驻外机构的一名下级将官，人微言轻，无足轻重。但此人的不简单之处就在于，一旦机会出现，他就会迅速走入聚光灯下，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1884年12月6日，袁世凯率领2000名中国士兵，加上3000名朝鲜兵的呼应配合，攻打昌德宫。当时，由于汉城情势危急，日本公使和他的全班人马都在此寻求庇护，两队日本步兵负责保护他们。很显然，这次行动并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只不过是一帮军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仓促草率地卷入了一场政治争吵，再加上他们的指挥官出于某些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理由而给予了支持。然而，其结局却非比寻常。日本人竭尽全力把守着皇宫的大门，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地引爆了炸药，朝鲜和中国的士兵死伤不少，双方陷入混战。最后，日本人夺路而逃，出了城，来到最近的港口——仁川。
接下来9年的历史中，大事没有，小事不断，不过都没什么历史价值。作为李鸿章的忠实喽罗，袁世凯的特别任务就是遏制日本人的势力，阻止可能来临的威胁。当然，他没能完成这个任务，盖因他所参与的，乃是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比赛。不过，在某些他确实希望获得成功的方面，他还是成功了。通过自己的效忠敬业，他建立了他所希望赢得的名声。尽管并没有做成什么大事，但他还是一直留在这个职位上，直到那次导致甲午战争的行动的发生。他是否在实际上促成了那场战争，至今仍是个莫衷一是的问题。当时，运载着中国援军从大沽锚地出发，前往牙山湾增援的英国蒸汽船“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这一事件意味着：比赛结束了。袁世凯灰头土脸、默不作声地离开了朝鲜的首都，沿陆路取道华北。这趟迅速而悄无声息的回家之旅，结束了他的见习期。
在接下来的那段时期，他经历了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国因为与日本兵戎相见而导致彻底崩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擅自撤离汉城，却并没有受到惩处。技术上，他所犯下的罪错应该被处死——古老的中国法典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上一直是最严厉的。而到了1896年，他重又受到了宠信，赖恩公李鸿章之力，他被任命为天津附近的小站兵营的指挥官。在那里，他被委以重任，负责重整一支老式步兵队伍，目的是要让他们像日本军人一样富有效率。他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名声，因为他严厉，因为他勇于承担责任，因为他任人唯亲，也因为他将灾难转化为优势的罕见才能——所有这些品质，直到最后一刻，都一直使他立于不败之地。
在小站兵营，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翻开了，之所以说最重要，乃是因为它和今日的政治格局也有着莫大的关联。这支军队的主体部分，就是所谓的“淮军”，士兵们名义上都来自安徽，那正是李鸿章的南方老家。这帮安徽佬（加上一些山东新兵），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所扮演的角色，而深得满洲人的青睐，也在历史上为自己挣得了一席之地。他们与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都是所谓的“忠勇之师”，类似于印度兵变期间的“锡克兵”。人们期望他们真的能够血战到最后一人，他们也的确证明了自己非同寻常的忠诚。
然而，20年戎马倥偬，袁世凯和他的忠实喽罗们一直也没有应付过什么大的麻烦。除了训练还是训练。在天津附近的兵营里，这位未来的中华民国总统，成功地改造了他的军队，而且干得那么漂亮，以至于在极短的时间内，小站军就成了众所周知的“精锐之师”。纪律是如此严厉，以至于据说在他那里，摆在下级军官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提拔，要么砍头。袁世凯专心致志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信誓旦旦地担保，他们可以应付更大的麻烦。
他的热情很快引起了满清朝廷的关注。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颇不寻常。中日战争之后，慈禧老太后已经完全放松了对光绪皇帝的控制，年轻的皇上虽说依然对老太后俯首帖耳，但名义上却在管理着大清帝国。他是一个好心却软弱的人，身边围绕着一帮文人学士，领头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这些人每天陪着他用功学习，向他灌输新的学说，让他相信：只要他尽力发挥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挽救国家，一洗前耻，从而青史留名，千古不朽。
结局是必然的。1898年，整个东方世界都被那篇所谓的“维新诏书”给惊得目瞪口呆。军队开始调动，人员开始频繁更换，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更大的动作。这下子，皇帝惊慌失措起来，在追随者们的恳求之下，他派出了两名维新党人，携带了所谓的亲笔密诏去找袁世凯，命令他火速带兵进京，包围皇宫，保护皇上的人身安全，然后，再永远罢黜太后的权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袁世凯在严加盘查、仔细核实之后，便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了直隶总督荣禄。荣禄与太后之间的亲密关系，打从她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一点早已载入史册。荣禄一刻也没耽搁，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他处斩了两位报信者，亲自将整个密谋向早已得到警告的慈禧太后做了报告。其结果就是1898年9月的所谓“政变”，当时，所有没来得及逃走的维新党人都被立即处死，而光绪皇帝本人，则被囚禁于紫禁城内的瀛台，那里是著名的“西苑三海”的一部分，陪伴他的只有两位他所宠幸的妃子：珍妃和瑾妃。直到1900年拳乱爆发，他才得以离开那里，被带到了西安府。
袁世凯在1898年的所作所为，其颇可商榷之处被各派人士热火朝天地争论了许多年，对此我们无从置喙。在旁观者看来，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诚然，这个问题，除了中国法庭所出示的全部证据之外，不可能凭任何其他东西做出判断。那些见证了光绪被囚的日子，颇为重要，因为它们打开了“历史传奇”的宽阔入口。所有当时身在北京的人决不会忘记那场反击，不会忘记董福祥那支游牧部落所组成的穆斯林骑兵的到来，他们奉太后之命，不辞劳苦地骑马穿越亚洲内陆那片令人生畏的不毛之地，扬起漫天尘土进入首都。正是在1898年，“使馆卫队”重现北京（像1860年一样每个使馆都有几队士兵），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些明察秋毫的先知先觉者已经看到了清王朝末日的开始。
袁世凯在这场反扑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得到的奖赏就是山东巡抚的顶戴花翎。1899年12月，他领着自己的全部人马去山东赴任。全副武装的他，已经为下一场战斗做好了准备：1900年夏天，中国冷不丁地冒出了一伙“拳民”。这些人其实早已在山东的乡村地带活动，带着他们的咒语，还有所谓的魔法。有证据表明，他们的传道活动，在人们尚未耳闻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了（即使不是好几年的话）。袁世凯拥有近距离研究他们的天赐良机，他很快就打定主意要干点什么。当动乱突然爆发的时候，他假装只看见了狂热的迷信者，其实这些人日渐认识到了国家的困境，早已经采纳了“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袁世凯狠狠地打压他们，驱使这帮粗蛮的散兵游勇奋不顾身地涌向首善之区——直隶。在那里，由于满洲人的引诱，他们突然改变了旗子上标语，惟一的敌人变成了洋人和洋货。他们很快就受到了官方的保护。他们到处寻找白色面孔的人，杀死他们。他们拆毁铁路，焚烧教堂，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带来一个结果——欧洲的干涉。
此时的袁世凯，正端坐在中国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但他并不打算投身眼前的滚滚洪流，因为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确保自己不会再一次判断失误。在朝鲜的那番经历帮了他，他准确地领会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必然会是什么。使馆的围攻被一支国际联军解除的时候，随着北京的轰然瓦解，人们发现：袁老四早就有所警惕和预感——他准备好了建议，准备担当新的职责，准备把所有事情都搪塞过去。1901年，和平协议签署，他因为获得了直隶总督的职位而显得特别惹眼。此前，李鸿章已经恢复了他过去的职位，但他发现繁杂的职责实在太累人了，于是袁世凯顺利地接了他的班。对于一个40刚出头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1902年，当逃亡朝廷终于从西安起跸回銮的时候，荣誉纷至沓来，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为失魂落魄的朝廷保全了面子，维护了权威。仿佛是为了回应这些荣誉，他以一连串的奏折把朝廷给淹没了。这些奏折请求：为了恢复大清王朝的力量，必须建立一支完整的现代化军队，数量尽可能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效率。
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从1902年到1907年，作为练兵处会办大臣（这是他在担任直隶总督的同时所把持的一个特殊职位），袁世凯竭尽全力，要建立一支富有效率的战斗队伍。这5年里，尽管有种种财政上的困难，北洋军还是建立了6支装备精良的野战部队（共75000人），他们全都惟袁老四的马首是瞻。在各省推行的军事重组中，袁世凯所表现出来的能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朝廷在那帮嫉妒他权力增长的对头们的警告下，突然把他提拔到了一个无权无势的职位上。他被调到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命令他将所有的军务移交给他有名的死对头、满洲人铁良。该是给他套上笼口的时候了。作为一个马前卒，袁世凯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
几位外国使节拜访了外务部，想要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拖了差不多一年了。这一回，他们指望这个看上去仪表堂堂、坚定果敢的男人，作为外务部的新任尚书，能拿出和先前一样的活力，关注一下国防军改组所带来的领事争端。而他，为了保住这个即便不怎么样的位置，每天也要忙于激烈的暗中较量。嫉妒，在北京城就像“见血封喉树”一样茂盛，总是打乱他的图谋，阻碍他的计划。他人在北京，身不由己，而且还经常遭到公开的指责。即便是他那位全权在握的保护人慈禧太后（她欠老袁的情着实不少），也一直承受着那种可怕的预感：大限正在迅速逼近，王朝即将随她而亡。
1908年的秋天，太后病倒了。最阴暗的恐惧迅速蔓延。很快就有报告传来：光绪皇帝也一病不起，这真是一个不祥的巧合。一切都太突然了，两位显赫的角色几乎同时病倒，继而一命呜呼（太后比皇帝要稍后一点）。毫无疑问，皇上是被毒死的。民间谣传，他在断气的时候，不但给了皇后一道密诏，要她处死袁世凯，而且还用他颤抖的手，在空中一个接一个画圆圈，直到身边的亲信明白了他的意思。在中文里，圆和袁同音。这个手势表明：弥留之际的皇上，最后的遗愿就是要报复那个10年前坏了他大事的家伙。
在这场与过去之间的大断裂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种不祥的宁静。人们都听说了，就太后已经亲自作出决定的继承问题，朝廷分裂成两个激烈对立的派系。由于儿皇帝宣统的继位，又一次长时间的摄政期变得不可避免，这一事实，引起了外国观察者的深切忧虑，同时，人们大胆预言：袁世凯的末日到了。
这一打击在1909年1月2日突然降临。在老太后去世与袁世凯失宠之间的这段时期，他居然蒙皇上圣恩，晋升到了最高品衔，即“太子太保”，并负责操持皇帝大丧（这是一份很有油水的差事）。这期间，据说新的摄政王、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曾与最信任的诸王大臣商议，如何处理光绪皇帝那篇要求杀掉袁世凯的密诏。所有人都警告他要小心从事，不可冒险采取可能会招致国人与列强责难的行动。因此，在随后的一篇上谕里，仅仅只是将袁世凯解职，打发他回老家了事。
每一个当时身在北京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日子，其时谣言四起，都说袁老四死到临头了。来自各方面的警告都提醒他要小心提防。袁世凯刚一听完免职诏书，就匆匆出了皇宫，直接驱车去了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衣着打扮完全是平民百姓的样子。已经有人在一家欧洲人开的旅馆里为他订好了房间，英国公使馆开始考虑为他提供庇护。正在此时，他的大公子乘另一列火车赶到了，同时带来了直接来自军机处的信息：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就这样，他如期返回了安徽老家。在革命爆发之前的这两年时间里，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扩张他的巨额私人财产，那是他混迹官场多年所收获的丰硕成果。生活得就像一个古老家族的族长，妻儿绕膝，其乐融融。他常常对外宣称，自己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只希望安度余生。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心腹党羽不断向他报告真实的局势，嘱咐他等待时机。可以肯定的是，长江边上的第一声枪响，使他顿时警觉了起来，并向自己的喽罗们发出了手谕。东山再起的时机，已经水到渠成。事实上，在起义爆发的消息最早传到北京的时候，短短的100个小时之内，朝廷就顾不得什么体统，急急忙忙地派人请他出山。
从1911年10月14日开始（此时他已经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奉旨立即着手镇压这场起义），到11月1日为止（此时他事实上已经取代庆亲王成为军机处的首领，从而被授予了最高权力），要充分讨论这期间的曲折迷离、波谲云诡，恐怕需要整卷的篇幅。不过，就本书的目的而言，这样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一旁。总之，袁世凯满心欢喜地迎接了这一终于到来的天赐良机，并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果断解决掉那些与自己利害攸关的问题。于是，袁世凯故意采取退缩不前的策略，尽可能地拖延每件事情，直到革命党和满洲人都束手无策，徒唤奈何。到那时，作为一个行动天才和外交高手，人们必将把他视为惟一的调停人和国家的救星，而对他欢呼喝彩。
此次革命的详细经过，以及袁世凯的奇怪方式（默许事态的发展，而不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力挽狂澜），常常被人们讨论，在此我们无需多费口舌。人们通常承认，尽管那些毛手毛脚的革命小将们勇气可嘉，但他们的能力，与袁世凯一直牢牢抓在手里的王牌（6支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11年，正是这支野战军的一部，在武汉三镇占领并摧毁了革命的主要根据地，而正当他们打算横渡长江，扫平革命军残余势力，给革命党致命一击的时候，却突然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言：假如袁世凯真的希望扑灭这场大火，他完全有能力在1911年底之前把这场革命碾得粉碎。但他实在太狡猾了，完全看得出来，他所要解答的难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同时也是道德上的。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外国人的侵略如入无人之境，本国政府却又无力应付积重难返的成堆错误（那是油尽灯枯的封建制度所带来的），他们的文明几乎就要彻底破产。袁世凯当然也知道，义和团最初印在旗子上的“扫清灭洋”的口号，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无论是“清”还是“洋”，二者都侵蚀了古老文明的根基。但他们所提出的计划却是空想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二者之中，有一种因素或许可以清除，而另一种，却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忍受。如果义和团明智的话，他们就应该改变计划，给外国人更多保护，同时去攻击那个压迫他们的大清王朝。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满清朝廷却诱使他们按照完全相反的判断来采取行动。
袁世凯既不是义和团拳民，也不是空想主义的愚蠢信徒。他知道得很清楚，在20世纪的中国，成功统治的精髓就是要附和洋人的观点（至少是在表面上），因为这些洋鬼子的手里，有取之不尽的钞票，而且所谓的“科学”，据说也站在他们那一边。他知道，只要不以毫不留情的中伤去公开侮弄外国的舆论，他就会由于1900年所赢得的国际声望而获得支持。由上述前提可知（他的本能也告诉他）：必须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持一个合法的外表，在名义上满足国家民族的热望。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袁世凯处理事情的方式看上去总像是“命运的工具”。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虽然他在长江中游把革命党打得落花流水，而为了扯平，却又在长江下游利用帝国主义的势力秘密地安排了南京政府的撤退，因此他就可以有一个切实可见的论据来说服满清朝廷：标本兼治的改革是必要的。这样的改革，原则上被最高当局所接受，他们同意了那份所谓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这份文献得到了全体北洋将领的认可，他们坚持要求：在他们开拔南方平定叛乱之前，这份文献应该成为政府的基础。有理由相信，倘若袁世凯被推到实际摄政的位置上，他将会支持终结满清的君主政体。但是，革命党人的手脚之麻利，着实令人惊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便在南京宣告成立，而外国舆论对这种冒险行动也给予了支持。这一切，把袁世凯给弄糊涂了。
1911年11月中旬，他已经同意与南方革命党举行和谈，而一旦被拖入这些他并未打定主意的谈判当中，战场上的停火范围也就将不断扩大，因为他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并不喜欢进一步的内战。在将唐绍仪派往上海充当自己的全权代表之后，他立刻发现，自己所遵循的行动路线与他最初所预期的，大相径庭。中南各省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永久而彻底地取消满洲人的王朝。他自己则摇摆不定，最后的争论，必然落到这样一个秘密许诺上：他将成为统一后的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在这样的形势下（假如他真的忠心耿耿的话），他的职责就只能是：要么继续战斗，要么辞去总理大臣之职，挂冠而去。
但他并没有这么干。在含含糊糊地提议召开一次国民大会以解决争端之后，他以一种十分典型的方式，试图找到中间道路。通过似是而非的误传诈说，袁世凯诱使光绪皇帝的遗孀龙裕皇太后（她继醇亲王之后成为新的摄政，一心辅佐儿皇帝宣统）相信：如果要避免国家分裂，摆在满清王朝面前的惟一一条道路，就是正式退位。有理由相信：1912年1月28日，全体北洋将领通电北京、建议退位，便是出自袁世凯的授意。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袁世凯草拟了那份所谓的《优待皇室条件》，并把它们电告南方，然后作为革命党人准备接受的最大让步，再回电给他。
说来也巧，就在他把这些条款跪呈皇太后并确保太后有条件地接受这些条款的同一天，宫阙门外竟然发生了一次针对他的行刺。迟至1月25日，满清朝廷才可怜兮兮地试图册封袁世凯为侯爵（这是授予汉人的最高头衔），经过4次努力，袁世凯都没有领情，这是一个垂死王朝最后的绝望姿态。正是在这几天之内，满清朝廷就以三篇非常奇特的诏书宣布退位。这几篇诏书，确凿无疑地表明，满清皇室确实相信：他们放弃的，仅仅是政治权力，同时却保留了所有古老的仪式权利和头衔。很显然，“共和国”或者“民国”这样的概念，对满清朝廷来说，完全是对牛弹琴。
如今，袁世凯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利用“皇帝授权”的保护，组建起了民国，并使得冲突各方重新联合起来，置于他一手掌控之下。他准备将某种自己一无所知的政府形态投入试验。我们饶有兴味地注意到：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那几篇最后的诏书，而决不是来自他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协定，正是后者制定了所谓的《临时约法》。不过，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明目张胆地放弃《约法》，直到几个月之后，他的独裁统治似乎无法撼动的时候。然而几乎是从满清退位的那天起，他就一直盘算着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胆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登上皇帝宝座。正是这一点，给后来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赋予了戏剧性的趣味。
袁世凯的家庭出身，倒是没什么含糊不清的地方，不过显然并不怎样显赫。他出生在一个河南人的家庭，在他们那个地方，没有比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产更光耀门庭的事情了，当然，要是拥有天下的话，想必也不会嫌多。这孩子，在他那个年龄，当那些高官或儒士的孩子早已因苦读而变得苍白萎靡的时候，他没准正在田间地头撒野呢。他强健的体格，他非凡的食欲，他惯常的粗鲁，无疑也要归功于这样的原因。据中国的传记作者说，年轻时的袁世凯因为在骑马练拳、舞刀弄剑上耗费的时间实在太多，所以在考“秀才”（文官最低学位）的时候名落孙山。一位当官的叔父早年一直照拂他，叔父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颇尽孝道，他在祖坟地里一直陪侍着叔父的遗体，以另类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悲痛。几个当官的亲戚为他在满洲人治下的公共部门谋得了一个职位（或许可以称为“军事监查员”），他也正是通过这个文职部门开始飞黄腾达。确切地说，袁世凯从来就不是一个武将，他只是文职部门的军事官员——他后来在这个部门的最高官衔是军事法官，或者更准确地说，叫“提刑”。
1882年，袁世凯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当时，作为朝鲜开放的后续行动（这种开放是通过外国列强迫使这个当时的“隐士王国”签订通商条约而实现的），中国正着手向汉城派兵。袁世凯和另外两名官员一起，率领总共约3000人的兵力，自山东抵达朝鲜。在山东的时候，他曾追随吴长庆将军的鞍前马后，如今来到朝鲜的首都安营扎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维护秩序，而实际上，是强行要求得到宗主国的权利。16世纪，大明王朝保护了朝鲜，使她避免了落入丰臣秀吉及其日本侵略军的魔掌，打从那年头起，北京政府就一直将朝鲜视为附庸国，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宗主国的地位。吴长庆亲自把袁世凯推荐给大名鼎鼎的李鸿章，认为他是一个富有才干、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在朝鲜的行动。而袁世凯，这个未来中国的独裁者，当时还只有24岁。
正是这次与实际政治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给了他观察政治问题的独特方式。中国军队在汉城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和日本之间剧烈对抗的开始，这一对抗，最终以1874-75年间那场虽然短暂却损失惨重的战争而告终。中国，为了对抗日本在朝鲜日渐增长的势力，同时保住自己的影响力，日日夜夜躲在汉城的皇宫里密谋策划，与那位声名狼藉、后来被杀的朝鲜皇后所领导的保皇党结成同盟。中国的密探们，则帮助并怂恿朝鲜的保守团体，不断煽动他们去攻击日本人，把他们赶出朝鲜。
接连不断的暴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10年间（这是亚洲历史上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篇章），日本大使馆不止一次遭到朝鲜暴民的攻击、摧毁。袁世凯，此时还只是中国驻外机构的一名下级将官，人微言轻，无足轻重。但此人的不简单之处就在于，一旦机会出现，他就会迅速走入聚光灯下，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1884年12月6日，袁世凯率领2000名中国士兵，加上3000名朝鲜兵的呼应配合，攻打昌德宫。当时，由于汉城情势危急，日本公使和他的全班人马都在此寻求庇护，两队日本步兵负责保护他们。很显然，这次行动并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只不过是一帮军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仓促草率地卷入了一场政治争吵，再加上他们的指挥官出于某些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理由而给予了支持。然而，其结局却非比寻常。日本人竭尽全力把守着皇宫的大门，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地引爆了炸药，朝鲜和中国的士兵死伤不少，双方陷入混战。最后，日本人夺路而逃，出了城，来到最近的港口——仁川。
接下来9年的历史中，大事没有，小事不断，不过都没什么历史价值。作为李鸿章的忠实喽罗，袁世凯的特别任务就是遏制日本人的势力，阻止可能来临的威胁。当然，他没能完成这个任务，盖因他所参与的，乃是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比赛。不过，在某些他确实希望获得成功的方面，他还是成功了。通过自己的效忠敬业，他建立了他所希望赢得的名声。尽管并没有做成什么大事，但他还是一直留在这个职位上，直到那次导致甲午战争的行动的发生。他是否在实际上促成了那场战争，至今仍是个莫衷一是的问题。当时，运载着中国援军从大沽锚地出发，前往牙山湾增援的英国蒸汽船“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这一事件意味着：比赛结束了。袁世凯灰头土脸、默不作声地离开了朝鲜的首都，沿陆路取道华北。这趟迅速而悄无声息的回家之旅，结束了他的见习期。
在接下来的那段时期，他经历了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国因为与日本兵戎相见而导致彻底崩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擅自撤离汉城，却并没有受到惩处。技术上，他所犯下的罪错应该被处死——古老的中国法典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上一直是最严厉的。而到了1896年，他重又受到了宠信，赖恩公李鸿章之力，他被任命为天津附近的小站兵营的指挥官。在那里，他被委以重任，负责重整一支老式步兵队伍，目的是要让他们像日本军人一样富有效率。他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名声，因为他严厉，因为他勇于承担责任，因为他任人唯亲，也因为他将灾难转化为优势的罕见才能——所有这些品质，直到最后一刻，都一直使他立于不败之地。
在小站兵营，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翻开了，之所以说最重要，乃是因为它和今日的政治格局也有着莫大的关联。这支军队的主体部分，就是所谓的“淮军”，士兵们名义上都来自安徽，那正是李鸿章的南方老家。这帮安徽佬（加上一些山东新兵），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所扮演的角色，而深得满洲人的青睐，也在历史上为自己挣得了一席之地。他们与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都是所谓的“忠勇之师”，类似于印度兵变期间的“锡克兵”。人们期望他们真的能够血战到最后一人，他们也的确证明了自己非同寻常的忠诚。
然而，20年戎马倥偬，袁世凯和他的忠实喽罗们一直也没有应付过什么大的麻烦。除了训练还是训练。在天津附近的兵营里，这位未来的中华民国总统，成功地改造了他的军队，而且干得那么漂亮，以至于在极短的时间内，小站军就成了众所周知的“精锐之师”。纪律是如此严厉，以至于据说在他那里，摆在下级军官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提拔，要么砍头。袁世凯专心致志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信誓旦旦地担保，他们可以应付更大的麻烦。
他的热情很快引起了满清朝廷的关注。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颇不寻常。中日战争之后，慈禧老太后已经完全放松了对光绪皇帝的控制，年轻的皇上虽说依然对老太后俯首帖耳，但名义上却在管理着大清帝国。他是一个好心却软弱的人，身边围绕着一帮文人学士，领头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这些人每天陪着他用功学习，向他灌输新的学说，让他相信：只要他尽力发挥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挽救国家，一洗前耻，从而青史留名，千古不朽。
结局是必然的。1898年，整个东方世界都被那篇所谓的“维新诏书”给惊得目瞪口呆。军队开始调动，人员开始频繁更换，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更大的动作。这下子，皇帝惊慌失措起来，在追随者们的恳求之下，他派出了两名维新党人，携带了所谓的亲笔密诏去找袁世凯，命令他火速带兵进京，包围皇宫，保护皇上的人身安全，然后，再永远罢黜太后的权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袁世凯在严加盘查、仔细核实之后，便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了直隶总督荣禄。荣禄与太后之间的亲密关系，打从她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一点早已载入史册。荣禄一刻也没耽搁，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他处斩了两位报信者，亲自将整个密谋向早已得到警告的慈禧太后做了报告。其结果就是1898年9月的所谓“政变”，当时，所有没来得及逃走的维新党人都被立即处死，而光绪皇帝本人，则被囚禁于紫禁城内的瀛台，那里是著名的“西苑三海”的一部分，陪伴他的只有两位他所宠幸的妃子：珍妃和瑾妃。直到1900年拳乱爆发，他才得以离开那里，被带到了西安府。
袁世凯在1898年的所作所为，其颇可商榷之处被各派人士热火朝天地争论了许多年，对此我们无从置喙。在旁观者看来，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诚然，这个问题，除了中国法庭所出示的全部证据之外，不可能凭任何其他东西做出判断。那些见证了光绪被囚的日子，颇为重要，因为它们打开了“历史传奇”的宽阔入口。所有当时身在北京的人决不会忘记那场反击，不会忘记董福祥那支游牧部落所组成的穆斯林骑兵的到来，他们奉太后之命，不辞劳苦地骑马穿越亚洲内陆那片令人生畏的不毛之地，扬起漫天尘土进入首都。正是在1898年，“使馆卫队”重现北京（像1860年一样每个使馆都有几队士兵），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些明察秋毫的先知先觉者已经看到了清王朝末日的开始。
袁世凯在这场反扑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得到的奖赏就是山东巡抚的顶戴花翎。1899年12月，他领着自己的全部人马去山东赴任。全副武装的他，已经为下一场战斗做好了准备：1900年夏天，中国冷不丁地冒出了一伙“拳民”。这些人其实早已在山东的乡村地带活动，带着他们的咒语，还有所谓的魔法。有证据表明，他们的传道活动，在人们尚未耳闻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了（即使不是好几年的话）。袁世凯拥有近距离研究他们的天赐良机，他很快就打定主意要干点什么。当动乱突然爆发的时候，他假装只看见了狂热的迷信者，其实这些人日渐认识到了国家的困境，早已经采纳了“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袁世凯狠狠地打压他们，驱使这帮粗蛮的散兵游勇奋不顾身地涌向首善之区——直隶。在那里，由于满洲人的引诱，他们突然改变了旗子上标语，惟一的敌人变成了洋人和洋货。他们很快就受到了官方的保护。他们到处寻找白色面孔的人，杀死他们。他们拆毁铁路，焚烧教堂，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带来一个结果——欧洲的干涉。
此时的袁世凯，正端坐在中国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但他并不打算投身眼前的滚滚洪流，因为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确保自己不会再一次判断失误。在朝鲜的那番经历帮了他，他准确地领会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必然会是什么。使馆的围攻被一支国际联军解除的时候，随着北京的轰然瓦解，人们发现：袁老四早就有所警惕和预感——他准备好了建议，准备担当新的职责，准备把所有事情都搪塞过去。1901年，和平协议签署，他因为获得了直隶总督的职位而显得特别惹眼。此前，李鸿章已经恢复了他过去的职位，但他发现繁杂的职责实在太累人了，于是袁世凯顺利地接了他的班。对于一个40刚出头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1902年，当逃亡朝廷终于从西安起跸回銮的时候，荣誉纷至沓来，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为失魂落魄的朝廷保全了面子，维护了权威。仿佛是为了回应这些荣誉，他以一连串的奏折把朝廷给淹没了。这些奏折请求：为了恢复大清王朝的力量，必须建立一支完整的现代化军队，数量尽可能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效率。
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从1902年到1907年，作为练兵处会办大臣（这是他在担任直隶总督的同时所把持的一个特殊职位），袁世凯竭尽全力，要建立一支富有效率的战斗队伍。这5年里，尽管有种种财政上的困难，北洋军还是建立了6支装备精良的野战部队（共75000人），他们全都惟袁老四的马首是瞻。在各省推行的军事重组中，袁世凯所表现出来的能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朝廷在那帮嫉妒他权力增长的对头们的警告下，突然把他提拔到了一个无权无势的职位上。他被调到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命令他将所有的军务移交给他有名的死对头、满洲人铁良。该是给他套上笼口的时候了。作为一个马前卒，袁世凯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
几位外国使节拜访了外务部，想要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拖了差不多一年了。这一回，他们指望这个看上去仪表堂堂、坚定果敢的男人，作为外务部的新任尚书，能拿出和先前一样的活力，关注一下国防军改组所带来的领事争端。而他，为了保住这个即便不怎么样的位置，每天也要忙于激烈的暗中较量。嫉妒，在北京城就像“见血封喉树”一样茂盛，总是打乱他的图谋，阻碍他的计划。他人在北京，身不由己，而且还经常遭到公开的指责。即便是他那位全权在握的保护人慈禧太后（她欠老袁的情着实不少），也一直承受着那种可怕的预感：大限正在迅速逼近，王朝即将随她而亡。
1908年的秋天，太后病倒了。最阴暗的恐惧迅速蔓延。很快就有报告传来：光绪皇帝也一病不起，这真是一个不祥的巧合。一切都太突然了，两位显赫的角色几乎同时病倒，继而一命呜呼（太后比皇帝要稍后一点）。毫无疑问，皇上是被毒死的。民间谣传，他在断气的时候，不但给了皇后一道密诏，要她处死袁世凯，而且还用他颤抖的手，在空中一个接一个画圆圈，直到身边的亲信明白了他的意思。在中文里，圆和袁同音。这个手势表明：弥留之际的皇上，最后的遗愿就是要报复那个10年前坏了他大事的家伙。
在这场与过去之间的大断裂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种不祥的宁静。人们都听说了，就太后已经亲自作出决定的继承问题，朝廷分裂成两个激烈对立的派系。由于儿皇帝宣统的继位，又一次长时间的摄政期变得不可避免，这一事实，引起了外国观察者的深切忧虑，同时，人们大胆预言：袁世凯的末日到了。
这一打击在1909年1月2日突然降临。在老太后去世与袁世凯失宠之间的这段时期，他居然蒙皇上圣恩，晋升到了最高品衔，即“太子太保”，并负责操持皇帝大丧（这是一份很有油水的差事）。这期间，据说新的摄政王、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曾与最信任的诸王大臣商议，如何处理光绪皇帝那篇要求杀掉袁世凯的密诏。所有人都警告他要小心从事，不可冒险采取可能会招致国人与列强责难的行动。因此，在随后的一篇上谕里，仅仅只是将袁世凯解职，打发他回老家了事。
每一个当时身在北京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日子，其时谣言四起，都说袁老四死到临头了。来自各方面的警告都提醒他要小心提防。袁世凯刚一听完免职诏书，就匆匆出了皇宫，直接驱车去了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衣着打扮完全是平民百姓的样子。已经有人在一家欧洲人开的旅馆里为他订好了房间，英国公使馆开始考虑为他提供庇护。正在此时，他的大公子乘另一列火车赶到了，同时带来了直接来自军机处的信息：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就这样，他如期返回了安徽老家。在革命爆发之前的这两年时间里，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扩张他的巨额私人财产，那是他混迹官场多年所收获的丰硕成果。生活得就像一个古老家族的族长，妻儿绕膝，其乐融融。他常常对外宣称，自己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只希望安度余生。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心腹党羽不断向他报告真实的局势，嘱咐他等待时机。可以肯定的是，长江边上的第一声枪响，使他顿时警觉了起来，并向自己的喽罗们发出了手谕。东山再起的时机，已经水到渠成。事实上，在起义爆发的消息最早传到北京的时候，短短的100个小时之内，朝廷就顾不得什么体统，急急忙忙地派人请他出山。
从1911年10月14日开始（此时他已经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奉旨立即着手镇压这场起义），到11月1日为止（此时他事实上已经取代庆亲王成为军机处的首领，从而被授予了最高权力），要充分讨论这期间的曲折迷离、波谲云诡，恐怕需要整卷的篇幅。不过，就本书的目的而言，这样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一旁。总之，袁世凯满心欢喜地迎接了这一终于到来的天赐良机，并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果断解决掉那些与自己利害攸关的问题。于是，袁世凯故意采取退缩不前的策略，尽可能地拖延每件事情，直到革命党和满洲人都束手无策，徒唤奈何。到那时，作为一个行动天才和外交高手，人们必将把他视为惟一的调停人和国家的救星，而对他欢呼喝彩。
此次革命的详细经过，以及袁世凯的奇怪方式（默许事态的发展，而不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力挽狂澜），常常被人们讨论，在此我们无需多费口舌。人们通常承认，尽管那些毛手毛脚的革命小将们勇气可嘉，但他们的能力，与袁世凯一直牢牢抓在手里的王牌（6支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11年，正是这支野战军的一部，在武汉三镇占领并摧毁了革命的主要根据地，而正当他们打算横渡长江，扫平革命军残余势力，给革命党致命一击的时候，却突然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言：假如袁世凯真的希望扑灭这场大火，他完全有能力在1911年底之前把这场革命碾得粉碎。但他实在太狡猾了，完全看得出来，他所要解答的难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同时也是道德上的。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外国人的侵略如入无人之境，本国政府却又无力应付积重难返的成堆错误（那是油尽灯枯的封建制度所带来的），他们的文明几乎就要彻底破产。袁世凯当然也知道，义和团最初印在旗子上的“扫清灭洋”的口号，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无论是“清”还是“洋”，二者都侵蚀了古老文明的根基。但他们所提出的计划却是空想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二者之中，有一种因素或许可以清除，而另一种，却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忍受。如果义和团明智的话，他们就应该改变计划，给外国人更多保护，同时去攻击那个压迫他们的大清王朝。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满清朝廷却诱使他们按照完全相反的判断来采取行动。
袁世凯既不是义和团拳民，也不是空想主义的愚蠢信徒。他知道得很清楚，在20世纪的中国，成功统治的精髓就是要附和洋人的观点（至少是在表面上），因为这些洋鬼子的手里，有取之不尽的钞票，而且所谓的“科学”，据说也站在他们那一边。他知道，只要不以毫不留情的中伤去公开侮弄外国的舆论，他就会由于1900年所赢得的国际声望而获得支持。由上述前提可知（他的本能也告诉他）：必须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持一个合法的外表，在名义上满足国家民族的热望。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袁世凯处理事情的方式看上去总像是“命运的工具”。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虽然他在长江中游把革命党打得落花流水，而为了扯平，却又在长江下游利用帝国主义的势力秘密地安排了南京政府的撤退，因此他就可以有一个切实可见的论据来说服满清朝廷：标本兼治的改革是必要的。这样的改革，原则上被最高当局所接受，他们同意了那份所谓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这份文献得到了全体北洋将领的认可，他们坚持要求：在他们开拔南方平定叛乱之前，这份文献应该成为政府的基础。有理由相信，倘若袁世凯被推到实际摄政的位置上，他将会支持终结满清的君主政体。但是，革命党人的手脚之麻利，着实令人惊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便在南京宣告成立，而外国舆论对这种冒险行动也给予了支持。这一切，把袁世凯给弄糊涂了。
1911年11月中旬，他已经同意与南方革命党举行和谈，而一旦被拖入这些他并未打定主意的谈判当中，战场上的停火范围也就将不断扩大，因为他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并不喜欢进一步的内战。在将唐绍仪派往上海充当自己的全权代表之后，他立刻发现，自己所遵循的行动路线与他最初所预期的，大相径庭。中南各省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永久而彻底地取消满洲人的王朝。他自己则摇摆不定，最后的争论，必然落到这样一个秘密许诺上：他将成为统一后的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在这样的形势下（假如他真的忠心耿耿的话），他的职责就只能是：要么继续战斗，要么辞去总理大臣之职，挂冠而去。
但他并没有这么干。在含含糊糊地提议召开一次国民大会以解决争端之后，他以一种十分典型的方式，试图找到中间道路。通过似是而非的误传诈说，袁世凯诱使光绪皇帝的遗孀龙裕皇太后（她继醇亲王之后成为新的摄政，一心辅佐儿皇帝宣统）相信：如果要避免国家分裂，摆在满清王朝面前的惟一一条道路，就是正式退位。有理由相信：1912年1月28日，全体北洋将领通电北京、建议退位，便是出自袁世凯的授意。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袁世凯草拟了那份所谓的《优待皇室条件》，并把它们电告南方，然后作为革命党人准备接受的最大让步，再回电给他。
说来也巧，就在他把这些条款跪呈皇太后并确保太后有条件地接受这些条款的同一天，宫阙门外竟然发生了一次针对他的行刺。迟至1月25日，满清朝廷才可怜兮兮地试图册封袁世凯为侯爵（这是授予汉人的最高头衔），经过4次努力，袁世凯都没有领情，这是一个垂死王朝最后的绝望姿态。正是在这几天之内，满清朝廷就以三篇非常奇特的诏书宣布退位。这几篇诏书，确凿无疑地表明，满清皇室确实相信：他们放弃的，仅仅是政治权力，同时却保留了所有古老的仪式权利和头衔。很显然，“共和国”或者“民国”这样的概念，对满清朝廷来说，完全是对牛弹琴。
如今，袁世凯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利用“皇帝授权”的保护，组建起了民国，并使得冲突各方重新联合起来，置于他一手掌控之下。他准备将某种自己一无所知的政府形态投入试验。我们饶有兴味地注意到：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那几篇最后的诏书，而决不是来自他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协定，正是后者制定了所谓的《临时约法》。不过，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明目张胆地放弃《约法》，直到几个月之后，他的独裁统治似乎无法撼动的时候。然而几乎是从满清退位的那天起，他就一直盘算着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胆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登上皇帝宝座。正是这一点，给后来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赋予了戏剧性的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