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个国家，必定有其确定的国体，而国体的形成，通常并不是其国民选择的结果。即使是国民中最优秀的知识阶级，对此也不可能发挥任何思想上的影响。其国体究竟是选择君主，还是选择共和，也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决定，而只能与本国的历史、习惯及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如果国体不能与国情适应，则虽能定于一时，但最终将被更适合的国体所取代。
简言之：一个国家的国体，通常是其具体环境的必然结果。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实力。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君主政体国家，就会发现：一个朝代通常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所创立，这个人能够掌握全国的实力，并能镇服所有反对他的人。如果此人善于治国，其子孙也有不世之才，而本国的国情又适合于君主政体，则其人往往能创立一个新的朝代，子承孙继，代代相传。
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则国家困境的解决，君主政体要优于共和政体。因为君主崩殂之日，并不存在谁应该继承大位的问题，也不必采用选举之类的程序。英国人常说：国王虽死，国王长存。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其继承法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并得到公开的承认。否则君主晏驾之日，觊觎君位者，将不乏其人，权力之争，也无从定夺，其结果必定是内乱不止。
历史告诉我们：君主国家的继承之法，其完善者，莫如欧洲各国。根据欧洲的继承制度，君位的继承权属于长子，如果没有儿子，则以近支旁系中血缘最亲、年纪最长的男性后裔代替。同时，法定继承人也可以自动放弃继承权。因此，如果长子不愿继承王位，则次子将取而代之。这就是欧洲的继承规则。
如果不采用这样的继承之法，而由君主在诸皇子及近支旁系中选择继承人，并无长子继立的规定，则祸乱之萌，将不可避免。那些妄想窃权篡位，因而在宫闱之间大搞阴谋诡计者，亦将不乏其人。暮年君主，疾痛益增，所带来的结果，即便幸免于内战之祸，但继承之人未定，皇位之争纷起，这的确是一个危险的局面。
这就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所以，就政权移转的问题而言，君主政体之所以优于共和政体，就在于继承之法，也就是以君主的长子继承皇位。古代各国，无论亚洲或欧洲，大多采用君主政体，虽然也有例外，如威尼斯、瑞士等国都是采用共和制，但为数并不很多，而且都是小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中，大多数都是采用君主政体。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欧洲的态度忽然一变，大有舍君主而取共和的趋势。欧洲大国中，首次尝试共和制的国家是英国。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爆发，查理一世经国会审判，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至此，乃开始建立共和制，号召民主政治，以克伦威尔为摄政，也就是大总统。克伦威尔统率革命军，打败了国王，因此控制了国家权力。然而英国的共和政体，也仅仅施行了数年，最终也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克伦威尔去世之后，摄政的继承问题难以定夺。克伦威尔很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但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人民并不适宜于共和，而克伦威尔的儿子又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因此英国的共和制很快就寿终正寝。英国人于是抛弃了共和制，重新采用君主制，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被拥立为国王，不但军队拥戴，全国人民也都赞成。
欧洲民族第二次尝试共和制的是美国。18世纪，美洲革命成功，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但美国的革命，起初并非要推翻君主，其目的也不过是想脱离英国而独立。等到革命成功之后，形势所迫，而不能不采用共和政体，因为美国本来就没有皇胄帝胤足以肩负国家之重。而且上一世纪在英国提倡共和制的那些人，大多移居了美洲，常常鼓吹共和主义，逐渐也就深入人心，虽然其人已杳然无存，然而影响却既深且远。因此，实现共和，实为当时美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假使当时的革命军领袖华盛顿想要称王称帝，多半也是可以做到的。但华盛顿的目标，是缔造共和，而并不愿意成为国王，再加上他又无子嗣继承王位，因此当美国独立告成之日，便毅然采用共和制，一百余年以来，没有出现过反复。美国共和制度的建立，其结果是好是坏，有目共睹，不问可知。共和政体的所有声誉，实在都是美国带来的。但是，美国在尚未建立共和之前，美国人就久习英国的法律制度，而美国实行英国的宪法及议院制，也在百年以上。因此，1789年美国从殖民地一变为共和国，并不是从君主制而骤然转变为共和制。其共和政体建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国民的自治精神，也训练有素。不仅如此，而且当时美国的民智，开化程度甚高，因为美国有史以来就关注普通教育，每一个孩子都能读书识字，由此，也可见其教育普及的程度。
美国共和制创立不久，紧接着又有法兰西共和国。但法国在尚未宣告共和以前，一直都是君主政体，国王掌握着极大的行政权力，国民从未能参与国家管理，因而也缺乏自治的经验。所以，法国虽然改行共和政制，但结果却不如人意，骚扰频年，无由平定，而军政府的暴政，更是相继而起。拿破仑折戟沉沙之后，在外国列强的干涉之下，法国复辟了帝制。1830年的二次革命，虽然仍旧采用帝制，但平民的权力稍有扩张。而到了1848年，帝制再次被推翻，共和得以再造，拿破仑的侄子被推举为大总统。不料这位总统再次推翻共和，复辟称帝。直至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拿破仑三世被废黜，最后的共和制得以重建，迄至于今，已近半个世纪，按照目前的形势测度，大概可望维持久远。
法国今天的共和制，固然有希望永久持续下去，但其所以能够持之久远的理由，实在是由于百年政治改革的结果。在这一百年里，法国极力发展教育，增进国民的政治知识，以此建立其基础，而后使国民参与国家管理，以此加强其自治政治的训练，故共和制能行之久远。而且法、美两国，对于国家难题（即所谓政权继承问题），也颇有一套解决的方法。法国总统由议院选举；美国总统则由人民选举。这两个国家，其国民因为都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所以都有自治政制的经验。而近50年来，两国又都注重普通教育，广泛设立学校，政府大力帮助，所以两国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程度都很高。
18世纪末叶，既有美、法两国所树立的共和典范，于是，旧属西班牙殖民地的中、南美各国，也纷纷宣告独立，相率仿效。就这些国家当时的情形而言，大致与美国类似；当独立告成之时，共和政体似乎最符合国情，这些地方既无皇胄帝胤足以负民望，而北美共和制度的成功，又恰好可以引为先例。于是乎，舆论一致认为：共和制为政治制度的最高形态，无论何种国家，何等人民，都可以适用这种体制。因此，一时间风起云涌，争相仿效，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实行共和制的。
然而，各国的独立，都是由于努力斗争所争取来的，动乱既已萌发，不能迅速平息，而教育又没有普及，民智依然未曾开化，其一直以来所习惯的，也还是专制政体而已。而民智未开的国家，最难建立共和政体，所以，各国虽然勉强施行，最终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中、南美各国，虽然独立早就取得了成功，却长期上演动乱不宁的悲剧，军界巨子，争相抢政夺权。即使有时候有幸能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也不过是因为一两个手握大权的伟人，竭尽全力进行镇压，因此可以暂收一时之效。然而这些大权在握的伟人，又根本不注重教育，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设立过什么学校。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人民也没有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机会，以培养他们的政治经验。到最后，等这位伟人老病谢世的时候，压制的力量稍有松懈，争权夺利之徒便纷纷而起。因为政权继承问题，并没有圆满的解决方法。于是以前太平时期开始施行的所有事业，到此时也就扫荡无余。甚至祸乱频仍，竟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全国社会经济的诸多要素，无不尽遭其践踏蹂躏。
墨西哥近年来的事情，在中、南美各国，可谓屡见不鲜。因为共和制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不相适应，必然就会有这样的结果。迪亚兹为军界领袖，独握政权，在他担任大总统期间，政治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然而，由于迪亚兹既没有发展教育，而且又压制人民，不让他们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等到他年事渐高，威权渐弱，革命者再举义旗，迪亚兹便失去了政权。自从迪亚兹失败之后，军队首领纷纷拥兵自重，互相争斗，国内动乱此起彼伏，至今余波未平。按照目前墨西哥的形势来判断，除了外国列强的干涉之外，恐怕也别无他法足以解决其国内的政治问题。
南美各国中，也有采用共和制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国家，其中尤以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国最为显著。阿根廷及智利两国最初建立共和的时候，也是骚扰纷纭，久难平定，其后才渐见安宁，很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太平岁月。至于巴西，自25年前建立共和制以来，虽然也略有骚动，但共和制度的命运，实在还算平稳。然而这三个国家对于立宪政体，都能够竭力施行。19世纪初叶，阿根廷及智利两国，早就开始努力争取进步。而巴西则早在未建立共和之前的帝制时代，就能够鼓励人民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所以，这三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也决非偶然。
研究中、南美各国的现状和法、美两国的历史经验，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要想在政权继承问题上有妥善的解决办法，就必须广泛建立学校，使得人民能够接受普通教育，以提高其知识文化水平。同时还要让人民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从而获得政治实践的训练，然后才可以实行共和制而不致产生弊端。
第二、人民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其人民平日又没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因此也毫无政治智慧，如果仓促实行共和政制，则决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因为元首既非世袭，总统继承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其结果必然沦为军政府专制。这些采用共和制的国家，虽然也可能会有一时的平静，但和平时期与纷乱时期，实在是自始至终相伴相生。野心勃勃之徒，操戈相向，争权夺利，祸乱也就不可收拾了。
不但如此，就今日的世界趋势而言，西方列强也不会容忍世界各国有军政府存在。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政府的结果，必然会使社会陷入混乱，这与西方列强皆利害攸关。因为西方的经济势力，很久以来就不断扩张，欧洲各国的资本及其商务实业的分支机构，已经遍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虽然对各国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们本无权干涉，但是利益攸关，他们必定会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使得其采用的政治制度不至于扰乱治安，这样才能使各国所投入的资本，可望得到相应的回报。这种极力主张的结果，势必会破坏相关国家的政治独立，甚至取该国的政府而代之。如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则列强肯定会悍然采取行动，而不会缩手缩脚。因此，从今往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将不可能自行其是地任意建设，致召革命祸乱，重蹈南美洲上个世纪的覆辙。今后的国家，也应当审慎选择其所采用的政治制度，以便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否则列强的干涉，恐怕就不可避免了。
以上研究，与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数千年以来，习惯于君主独裁，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校，大多数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尚低，而政治经济的实际运作，人民又绝不能参与其中，因此也就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4年以前，由专制骤然改变为共和，这一举措太过仓促，因此难望有良好的结果。倘若清朝的皇帝并非异族君主（正是因为这一点，人民才一直想推翻他），那么，如今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保存君位，逐渐施行立宪政治，凡是当年考察宪政大臣所筹划的政策措施，都可以逐步推行，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然而不幸的是，异族政权，百姓视之如仇寇，必欲推倒而后快，于是保存君位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事了。而君主被推翻之后，除了采用共和制，也实在别无良策。
由此观之，中国近几年来，因此也就逐渐推行立宪政制，只不过新制草创，未尽完善。假如当日有皇族帝胤，为人民所拥戴，百姓愿竭诚效忠，其效果应该不止如此。就现在的政制而论，总统继承问题尚未解决，目前的相关规定，原本就不很圆满。一旦总统解除职务，则各国所经历的种种困境，必将再现于中国。因为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本来就与中国差不多，因此所遇到的危险也就并无不同。日后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而酿成祸乱，一时不能扑灭，甚至于威胁到中国的独立，也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而，凡是关心中国福祉的人，处在这种形势下，又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是主张继续推行共和制呢？还是提议改建君主制呢？这个问题颇不容易回答。但毋庸置疑，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起采用共和制来，应该更为适宜。因为，中国如果想维护其国家独立，则不得不采用立宪政治，然而从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与列强的关系来看，则中国的立宪，以君主立宪较易，而共和立宪较难。尽管如此，由共和而改为君主，要想得到良好的结果，则下列必要条件，阙一不可：
一、这样的改革，不可招致中国人民及外国列强的反对，致使近日共和政府所极力扑灭的祸乱再现于中国。因为目前的和平环境来之不易，应当竭力维持，不可滋生祸根。
二、君主继承的法律，如果不予以明确规定，以使嗣位问题绝无疑义，则由共和而改为君主，实在没什么益处可言。至于君位的继承不可听任君主自己选择，前面言之甚详，此处不再赘述。虽然君主的权威比大总统更加尊贵，中国的百姓，也早已习惯于君主，而很少有人知道大总统为何物，所以君主一直受到人民的尊重敬畏；但此番改革，如果只是用来增加元首的权威，而对于继承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则这样的改革，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因为君位继承的确定不移，实在是君主制最优于共和制的地方。
三、如果政府不能预先筹划，以求立宪政治的发展，那么，即使由共和变为君主，也将不可能有长治久安。因为中国如果想在世界强国中取得其相应的地位，则必须使其人民的爱国之心日渐增长，这样政府才能够日渐强大，足以抵抗外侮。然而，中国人民如果不能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则其爱国心自然也就无从增长；政府如果没有人民的热诚赞助，则必定没有强大的力量。而人民之所以能够赞助政府，必先自觉参与政治，而后才能尽其能力。因此，执政者必须使人民了解到政府是造福人民的机关，使人民知道自己有权监督政府的运作，而后方能大有作为。
以上所述三种条件，都是改共和制为君主制所必不可少的。至于目前的中国是否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个问题，应该留给那些熟知中国国情、并以中国进步为己任的人做出判断。如果这几项条件都完全具备，则国体改革之有利于中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简言之：一个国家的国体，通常是其具体环境的必然结果。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实力。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君主政体国家，就会发现：一个朝代通常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所创立，这个人能够掌握全国的实力，并能镇服所有反对他的人。如果此人善于治国，其子孙也有不世之才，而本国的国情又适合于君主政体，则其人往往能创立一个新的朝代，子承孙继，代代相传。
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则国家困境的解决，君主政体要优于共和政体。因为君主崩殂之日，并不存在谁应该继承大位的问题，也不必采用选举之类的程序。英国人常说：国王虽死，国王长存。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其继承法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并得到公开的承认。否则君主晏驾之日，觊觎君位者，将不乏其人，权力之争，也无从定夺，其结果必定是内乱不止。
历史告诉我们：君主国家的继承之法，其完善者，莫如欧洲各国。根据欧洲的继承制度，君位的继承权属于长子，如果没有儿子，则以近支旁系中血缘最亲、年纪最长的男性后裔代替。同时，法定继承人也可以自动放弃继承权。因此，如果长子不愿继承王位，则次子将取而代之。这就是欧洲的继承规则。
如果不采用这样的继承之法，而由君主在诸皇子及近支旁系中选择继承人，并无长子继立的规定，则祸乱之萌，将不可避免。那些妄想窃权篡位，因而在宫闱之间大搞阴谋诡计者，亦将不乏其人。暮年君主，疾痛益增，所带来的结果，即便幸免于内战之祸，但继承之人未定，皇位之争纷起，这的确是一个危险的局面。
这就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所以，就政权移转的问题而言，君主政体之所以优于共和政体，就在于继承之法，也就是以君主的长子继承皇位。古代各国，无论亚洲或欧洲，大多采用君主政体，虽然也有例外，如威尼斯、瑞士等国都是采用共和制，但为数并不很多，而且都是小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中，大多数都是采用君主政体。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欧洲的态度忽然一变，大有舍君主而取共和的趋势。欧洲大国中，首次尝试共和制的国家是英国。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爆发，查理一世经国会审判，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至此，乃开始建立共和制，号召民主政治，以克伦威尔为摄政，也就是大总统。克伦威尔统率革命军，打败了国王，因此控制了国家权力。然而英国的共和政体，也仅仅施行了数年，最终也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克伦威尔去世之后，摄政的继承问题难以定夺。克伦威尔很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但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人民并不适宜于共和，而克伦威尔的儿子又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因此英国的共和制很快就寿终正寝。英国人于是抛弃了共和制，重新采用君主制，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被拥立为国王，不但军队拥戴，全国人民也都赞成。
欧洲民族第二次尝试共和制的是美国。18世纪，美洲革命成功，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但美国的革命，起初并非要推翻君主，其目的也不过是想脱离英国而独立。等到革命成功之后，形势所迫，而不能不采用共和政体，因为美国本来就没有皇胄帝胤足以肩负国家之重。而且上一世纪在英国提倡共和制的那些人，大多移居了美洲，常常鼓吹共和主义，逐渐也就深入人心，虽然其人已杳然无存，然而影响却既深且远。因此，实现共和，实为当时美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假使当时的革命军领袖华盛顿想要称王称帝，多半也是可以做到的。但华盛顿的目标，是缔造共和，而并不愿意成为国王，再加上他又无子嗣继承王位，因此当美国独立告成之日，便毅然采用共和制，一百余年以来，没有出现过反复。美国共和制度的建立，其结果是好是坏，有目共睹，不问可知。共和政体的所有声誉，实在都是美国带来的。但是，美国在尚未建立共和之前，美国人就久习英国的法律制度，而美国实行英国的宪法及议院制，也在百年以上。因此，1789年美国从殖民地一变为共和国，并不是从君主制而骤然转变为共和制。其共和政体建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国民的自治精神，也训练有素。不仅如此，而且当时美国的民智，开化程度甚高，因为美国有史以来就关注普通教育，每一个孩子都能读书识字，由此，也可见其教育普及的程度。
美国共和制创立不久，紧接着又有法兰西共和国。但法国在尚未宣告共和以前，一直都是君主政体，国王掌握着极大的行政权力，国民从未能参与国家管理，因而也缺乏自治的经验。所以，法国虽然改行共和政制，但结果却不如人意，骚扰频年，无由平定，而军政府的暴政，更是相继而起。拿破仑折戟沉沙之后，在外国列强的干涉之下，法国复辟了帝制。1830年的二次革命，虽然仍旧采用帝制，但平民的权力稍有扩张。而到了1848年，帝制再次被推翻，共和得以再造，拿破仑的侄子被推举为大总统。不料这位总统再次推翻共和，复辟称帝。直至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拿破仑三世被废黜，最后的共和制得以重建，迄至于今，已近半个世纪，按照目前的形势测度，大概可望维持久远。
法国今天的共和制，固然有希望永久持续下去，但其所以能够持之久远的理由，实在是由于百年政治改革的结果。在这一百年里，法国极力发展教育，增进国民的政治知识，以此建立其基础，而后使国民参与国家管理，以此加强其自治政治的训练，故共和制能行之久远。而且法、美两国，对于国家难题（即所谓政权继承问题），也颇有一套解决的方法。法国总统由议院选举；美国总统则由人民选举。这两个国家，其国民因为都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所以都有自治政制的经验。而近50年来，两国又都注重普通教育，广泛设立学校，政府大力帮助，所以两国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程度都很高。
18世纪末叶，既有美、法两国所树立的共和典范，于是，旧属西班牙殖民地的中、南美各国，也纷纷宣告独立，相率仿效。就这些国家当时的情形而言，大致与美国类似；当独立告成之时，共和政体似乎最符合国情，这些地方既无皇胄帝胤足以负民望，而北美共和制度的成功，又恰好可以引为先例。于是乎，舆论一致认为：共和制为政治制度的最高形态，无论何种国家，何等人民，都可以适用这种体制。因此，一时间风起云涌，争相仿效，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实行共和制的。
然而，各国的独立，都是由于努力斗争所争取来的，动乱既已萌发，不能迅速平息，而教育又没有普及，民智依然未曾开化，其一直以来所习惯的，也还是专制政体而已。而民智未开的国家，最难建立共和政体，所以，各国虽然勉强施行，最终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中、南美各国，虽然独立早就取得了成功，却长期上演动乱不宁的悲剧，军界巨子，争相抢政夺权。即使有时候有幸能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也不过是因为一两个手握大权的伟人，竭尽全力进行镇压，因此可以暂收一时之效。然而这些大权在握的伟人，又根本不注重教育，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设立过什么学校。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人民也没有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机会，以培养他们的政治经验。到最后，等这位伟人老病谢世的时候，压制的力量稍有松懈，争权夺利之徒便纷纷而起。因为政权继承问题，并没有圆满的解决方法。于是以前太平时期开始施行的所有事业，到此时也就扫荡无余。甚至祸乱频仍，竟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全国社会经济的诸多要素，无不尽遭其践踏蹂躏。
墨西哥近年来的事情，在中、南美各国，可谓屡见不鲜。因为共和制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不相适应，必然就会有这样的结果。迪亚兹为军界领袖，独握政权，在他担任大总统期间，政治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然而，由于迪亚兹既没有发展教育，而且又压制人民，不让他们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等到他年事渐高，威权渐弱，革命者再举义旗，迪亚兹便失去了政权。自从迪亚兹失败之后，军队首领纷纷拥兵自重，互相争斗，国内动乱此起彼伏，至今余波未平。按照目前墨西哥的形势来判断，除了外国列强的干涉之外，恐怕也别无他法足以解决其国内的政治问题。
南美各国中，也有采用共和制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国家，其中尤以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国最为显著。阿根廷及智利两国最初建立共和的时候，也是骚扰纷纭，久难平定，其后才渐见安宁，很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太平岁月。至于巴西，自25年前建立共和制以来，虽然也略有骚动，但共和制度的命运，实在还算平稳。然而这三个国家对于立宪政体，都能够竭力施行。19世纪初叶，阿根廷及智利两国，早就开始努力争取进步。而巴西则早在未建立共和之前的帝制时代，就能够鼓励人民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所以，这三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也决非偶然。
研究中、南美各国的现状和法、美两国的历史经验，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要想在政权继承问题上有妥善的解决办法，就必须广泛建立学校，使得人民能够接受普通教育，以提高其知识文化水平。同时还要让人民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从而获得政治实践的训练，然后才可以实行共和制而不致产生弊端。
第二、人民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其人民平日又没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因此也毫无政治智慧，如果仓促实行共和政制，则决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因为元首既非世袭，总统继承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其结果必然沦为军政府专制。这些采用共和制的国家，虽然也可能会有一时的平静，但和平时期与纷乱时期，实在是自始至终相伴相生。野心勃勃之徒，操戈相向，争权夺利，祸乱也就不可收拾了。
不但如此，就今日的世界趋势而言，西方列强也不会容忍世界各国有军政府存在。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政府的结果，必然会使社会陷入混乱，这与西方列强皆利害攸关。因为西方的经济势力，很久以来就不断扩张，欧洲各国的资本及其商务实业的分支机构，已经遍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虽然对各国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们本无权干涉，但是利益攸关，他们必定会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使得其采用的政治制度不至于扰乱治安，这样才能使各国所投入的资本，可望得到相应的回报。这种极力主张的结果，势必会破坏相关国家的政治独立，甚至取该国的政府而代之。如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则列强肯定会悍然采取行动，而不会缩手缩脚。因此，从今往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将不可能自行其是地任意建设，致召革命祸乱，重蹈南美洲上个世纪的覆辙。今后的国家，也应当审慎选择其所采用的政治制度，以便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否则列强的干涉，恐怕就不可避免了。
以上研究，与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数千年以来，习惯于君主独裁，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校，大多数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尚低，而政治经济的实际运作，人民又绝不能参与其中，因此也就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4年以前，由专制骤然改变为共和，这一举措太过仓促，因此难望有良好的结果。倘若清朝的皇帝并非异族君主（正是因为这一点，人民才一直想推翻他），那么，如今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保存君位，逐渐施行立宪政治，凡是当年考察宪政大臣所筹划的政策措施，都可以逐步推行，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然而不幸的是，异族政权，百姓视之如仇寇，必欲推倒而后快，于是保存君位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事了。而君主被推翻之后，除了采用共和制，也实在别无良策。
由此观之，中国近几年来，因此也就逐渐推行立宪政制，只不过新制草创，未尽完善。假如当日有皇族帝胤，为人民所拥戴，百姓愿竭诚效忠，其效果应该不止如此。就现在的政制而论，总统继承问题尚未解决，目前的相关规定，原本就不很圆满。一旦总统解除职务，则各国所经历的种种困境，必将再现于中国。因为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本来就与中国差不多，因此所遇到的危险也就并无不同。日后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而酿成祸乱，一时不能扑灭，甚至于威胁到中国的独立，也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而，凡是关心中国福祉的人，处在这种形势下，又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是主张继续推行共和制呢？还是提议改建君主制呢？这个问题颇不容易回答。但毋庸置疑，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起采用共和制来，应该更为适宜。因为，中国如果想维护其国家独立，则不得不采用立宪政治，然而从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与列强的关系来看，则中国的立宪，以君主立宪较易，而共和立宪较难。尽管如此，由共和而改为君主，要想得到良好的结果，则下列必要条件，阙一不可：
一、这样的改革，不可招致中国人民及外国列强的反对，致使近日共和政府所极力扑灭的祸乱再现于中国。因为目前的和平环境来之不易，应当竭力维持，不可滋生祸根。
二、君主继承的法律，如果不予以明确规定，以使嗣位问题绝无疑义，则由共和而改为君主，实在没什么益处可言。至于君位的继承不可听任君主自己选择，前面言之甚详，此处不再赘述。虽然君主的权威比大总统更加尊贵，中国的百姓，也早已习惯于君主，而很少有人知道大总统为何物，所以君主一直受到人民的尊重敬畏；但此番改革，如果只是用来增加元首的权威，而对于继承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则这样的改革，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因为君位继承的确定不移，实在是君主制最优于共和制的地方。
三、如果政府不能预先筹划，以求立宪政治的发展，那么，即使由共和变为君主，也将不可能有长治久安。因为中国如果想在世界强国中取得其相应的地位，则必须使其人民的爱国之心日渐增长，这样政府才能够日渐强大，足以抵抗外侮。然而，中国人民如果不能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则其爱国心自然也就无从增长；政府如果没有人民的热诚赞助，则必定没有强大的力量。而人民之所以能够赞助政府，必先自觉参与政治，而后才能尽其能力。因此，执政者必须使人民了解到政府是造福人民的机关，使人民知道自己有权监督政府的运作，而后方能大有作为。
以上所述三种条件，都是改共和制为君主制所必不可少的。至于目前的中国是否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个问题，应该留给那些熟知中国国情、并以中国进步为己任的人做出判断。如果这几项条件都完全具备，则国体改革之有利于中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